汉字理论革命的前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2:29:26

    自《说文解字》问世以来,许慎所确立的“六书”条例,从当时的东汉,至今已近两千年了。尽管它仍勉强地占据着汉字理论权威的独尊的统治地位,但却早已像是一支经年风风雨雨中之残烛,飘飘然、而摇曳不定了……

    无论是什么领域的革命,在它大爆发之前,必有一个漫长的酝酿的前夜。因为,任何一场较大规模的革命,都不可能是让人们可以轻描淡写地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孕育革命的种子,培育革命的萌芽,积蓄革命的力量,等待革命的时机。我们的汉字理论革命当然也不会例外了。在这场汉字大革命之前的漫漫长夜里,最让人值得回忆、值得纪念的,莫过于发轫于宋代的“右文说”运动了——

    宋人颇好古文奇字,偏重金石之学,在“六书”领域多有研究。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宋代学者在字际关系方面,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那就是同声符的形声字,其字义往往相近或相通。由于形声字的声符多在右边,人们便把这个发现叫作“右文说”了。较早涉足“右文说”的有以下几家:

    一、杨泉《物理论》:“在金曰坚,在草曰紧,在人曰贤。”

    二、王观国《学林》:“‘卢’者,字母也。加金则为+(炉的异体字,为金字旁,电脑打不出来,请谅解),加瓦则为+(左卢右瓦),加目则为+(左目右卢),加黑则为+(左黑右卢)。凡省文者,省文所加之偏旁,仅用字母,则众义该矣。如‘田’字,字母也。或为畋猎之畋,或为佃田之佃。若用省文,唯以‘田’该之。”

    三、沈括《梦溪笔谈》:“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亦在左。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之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皆以戋字为义。”

    四、张世南《游宦纪闻》:“自《说文》以字画为类,而《玉篇》从之,不知其右旁亦以类相从。如‘戋’为浅小之义,故水之可涉者为浅,疾而有所不足为残,货而不足贵者为贱,木而轻者为栈。‘青’为精明之义,故日之无障蔽者为晴,水之无溷浊者为清,目之能见明者为睛,米之去粗皮者为精。”

    特别是王安石的《字说》一书,全书二十卷,几乎都是用“右文”说字(偶尔也有声训或形训的情况)。《字说》在当时曾经兴盛过一时的,但后来被世人所冷落,今已散佚不传了。

    据《宋史·王安石传》载:“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附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而不用。”

    王安石的《字说》问世后,唐耜随后作《字说解》一百二十卷,韩兼亦作《字说解》数十卷,刘全美作《字说偏旁音释》及《字说备检》各一卷,并作《字会》二十卷,太学学士作《字说音韵》十卷。一时间,《字说》一书的传授、学习,迅速铺展开来,蔚然成风。哲宗元佑中,废弃新政,此书也因此遭到世人非议并被朝廷禁用。绍圣间虽又被用以程试诸生,但没过多久,《字说》再次被废弃不用。渐渐地,它从人们的记忆里默默地消失了。

    世人对它,更多的是责备或嘲笑!如沈宗元《东坡逸事》载: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鸠字从九从鸟,亦有证据。《诗》曰:‘鸶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个。”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载:王荆公晚年喜说字。客曰:“霸字何以从西?”荆公以西在方域主杀伐,累言数百不休。或曰:“霸从雨,不从西也。”荆公随辄曰:“如时雨化之耳。”其学务凿,无定论类此。

    清谢启昆《小学考》卷十八载杨慎言:王荆公好解字说而不本《说文》,妄自杜撰。刘贡父曰:“《易》之观卦,即是老鹳;《诗》之小雅,即是老鸦。”荆公不觉欣然,久乃悟其戏。又问东坡:“鸠字何以从九?”东坡曰:“鸶鸠在桑,其子七兮。连娘带爷,恰是九个。”又自言:“波者水之皮!”坡公笑曰:“然则滑是水之骨也!”案杨慎所言,并非杨氏自云,当本自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及曾造的《高斋漫录》。

    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汉语训诂学史》则评价说:《字说》一书,出入百家,杂糅佛老,舍实证,尚独断,蹈空凭臆,穿凿附会。……

    然而,人们不免疑窦丛生:作为博学多才的一代名师的王安石,他的《字说》真的竟如此草率、如此浅陋吗?荆公《字说》成,以为可亚六经!(见罗大经《鹤林玉露》)何以使王安石自负若此?莫非只是他自吹自擂?其实,这是由于人们的狭隘和偏见造成的。即使是在当时的宋代,也仍有学者不抱成见,并且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字说》一书的。叶大庆《考古质疑》评论说:近世王文公,其说经亦多解字,如曰“人为之谓伪”,曰“位者人之所立”,曰“讼者言之于公”,与夫“五人为伍”、“十人为什”、“歃血自明为盟”、“两户相合而为斗”,……无所穿凿,至理自明,亦何议哉!有如“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朱晦庵亦或取之。惟是不可解者,亦必从而为之说,遂有勉强之患,所以不免诸人之讥也。叶梦得也说:对于《字说》“然谓之皆无足取,则过也。”(见《石林燕语》)

    我的看法是:王安石等人的“右文”说,在大的思想方面是非常大胆、非常激进、非常正确的!他们的矛头直指汉字陈旧理论的要害所在——“形声字”!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们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由于历史的原因,用来研究汉字理论的材料还不齐全,关键的东西还差很多,所以说,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一百多年前殷墟“甲骨文”的惊艳问世,才是真正可能揭开汉字神秘面纱的天赐良机!我隐约地感觉到:汉字理论大革命,就象那暴风骤雨,即将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