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人民日报社被“夺权”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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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被“夺权”的前夜 时间：2010/09/21 出处：党史博览 作者：钱江
1966年5月18日凌晨，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邓拓拼将一死，与已经来临的“文革”抗争。这个消息在人民日报社悄悄传开后，人们都极为震惊。但是，邓拓之死没有使“文革”恶浪有丝毫收敛，这个“潘多拉盒子”已经被打开了。
◇ 陈伯达煽动要“揭竿而起”
就在邓拓愤然辞世的同一天（5月18日）下午，陈伯达找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王揖谈话。陈首先向王揖询问：外界已经对人民日报社有许多批评了，报社内部的反响如何？陈伯达强调，外边对你们人民日报社已经有了一点压力了，但你们内部没有动，还是一潭死水。
王揖说：编辑部同志感到很沉重。
陈伯达说：有什么沉重呢？沉重，又不动？你们要内外夹攻，要学陈胜、吴广。陈伯达在短短的谈话中，至少两次谈到，要“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揭竿而起”就是“造反”，造谁的反呢？王揖理解，这是指要造总编辑吴冷西的“反”。
陈伯达追问王揖：你们副总编辑中有没有不同意见？你批评过吴冷西没有？陈伯达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国际反修斗争，容易接受。国内、党内的反修，反到自己身边来了，往往下不得手。”
陈伯达的谈话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征兆。从性格特点上看，陈伯达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如果不是摸清了领袖的底牌或是得到授意，他绝对不敢发出这样的信号。
王揖和陈伯达早年在延安相识，听了陈伯达的话大吃一惊。5月19日上午，他找到副总编辑胡绩伟，激动地说：我参加革命二十几年来没有当过叛徒，对党忠诚，现在也是一点私心杂念也没有，如果有一点就是背叛。
胡绩伟一听非常诧异，问：你怎么说这些话？
王揖告诉胡绩伟，陈伯达找他去谈过话了，但是他不能说谈话的具体内容。从自己的感觉来说，现在他认为报社应该革命，要“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胡绩伟大惊，问道：起来革谁的命？
王揖回答：这个不能说，你要仔细体会。
胡绩伟追问陈伯达究竟说了些什么，而且不愿意相信王揖说的是真的。他认为，吴冷西一倒，人民日报社的副总编辑们肯定在劫难逃。
王揖坚持不肯说，两人不欢而散。
◇ 围绕吴冷西展开的话题
胡绩伟是1965年春天去北京郊区房山县五侯公社搞“四清”运动的，已经搞了差不多一年。1966年5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社论出了大事，吴冷西吩咐秘书室打电话要胡绩伟立即回报社，并且派车把他接了回来。胡绩伟以比较“局外人”的身份，开始处理乱成一团的社务。
王揖找胡绩伟谈话的当天（5月19日）下午，人民日报社召开编委扩大会议，总编辑吴冷西传达了《五一六通知》的产生和修改过程。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当前的中心，要集中力量进行宣传。吴冷西告诉大家，要再开一次编委扩大会议，自己作检查。
作为老资格的干部，王揖看出形势相当险恶：吴冷西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弄不好，人民日报社的副总编辑们也会被牵连进去，而现在大部分编委成员还都支持着吴冷西，就使形势更加险峻。
当天晚上，思前想后，王揖怎么也睡不着。20日凌晨2时许，他给胡绩伟打电话，表示经过深思，要向他转告陈伯达谈话的全部内容。
20日上午11时，王揖找到胡绩伟，说：陈伯达认为现在的人民日报社一潭死水，按兵不动，应该“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起来革命。
王揖告诉胡绩伟，谈话的时候王力也在。王力说，不仅要清算邓拓在人民日报社的“阴魂”，更要清算吴冷西的“阳魂”。
下午，胡绩伟召集编委成员陈浚、安岗、潘非、肖航、王泽民开会，通报了上午王揖说的情况。听者非常紧张，纷纷议论说吴冷西可能已经犯下严重错误，他的错误就是报社的错误。
◇ 陈伯达点名批评吴冷西
5月21日，人民日报社举行编委扩大会议，吴冷西作了检讨。他在一开始就对与会者说：“在这次批评吴晗的斗争中，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首先，在《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后，我并没有把它看做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的开始，甚至认为这是一般的学术讨论。”
吴冷西说，他在两个问题上存在思想抵触。一是认为姚文联系“单干风”、“翻案风”等来批判，说服力不够。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连同《海瑞骂皇帝》等戏一起批判的话，会牵连到《人民日报》和胡乔木。
吴冷西在检讨中违心地批判了彭真，说自己“特别感到沉重的是，对彭这样的阴谋家，一直未识破。对他拉拢我警惕性很差，存在着成为彭的反党工具的危险”。
然而，吴冷西此时的检查已经挽救不了自己在“文革”风暴中的政治命运了。
5月23日，陈伯达召集首都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再次严厉批评吴冷西。一开始，陈伯达的语气还缓和，他对吴冷西说：“你啊，千虑一失，但是往往失的这一点很重要。千虑一失，就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陈伯达说：“《人民日报》对《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不服气是不好的，是政治问题。你不挂帅，别人挂帅，应该表示欢迎。”
陈伯达冲着吴冷西说：“看来你的思想堡垒不易攻破，总有个鬼在脑子里没有挖出来，有个根子没有挖出来。要发动群众才能解决问题，不能把问题包起来。要割脑袋，也就是换灵魂，把旧灵魂挖出来，换上新灵魂，不换脑袋，就连人也要换掉。”接着，陈伯达宣布，从现在起，解除吴冷西对首都各报的领导权。
吴冷西沉默了，知道再说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
倒是胡绩伟还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在随后主持召开的《人民日报》编委会议上讲了一段话，为吴冷西打气：“当我们这只船在大风大浪中，我们千万要沉着，不然会翻船。特别希望我们的掌舵人冷西同志要沉着。既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又要沉着。工作千万不能急，但是千万不能拖。工作还要适当安排。”
1966年5月24日下午，人民日报社召开全体党员干部大会，吴冷西作了长篇检查，检讨自己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起，“一直到现在，《人民日报》这里面所犯的错误……主要是我的错误”。吴冷西在这个检查中主要是想摆脱和彭真的关系，结果越说越说不明白。
吴冷西检查之后，常务副总编辑胡绩伟走到前台讲话，心情十分沉重。他说：
现在，编辑部处于比较乱的情况下，由于编委会吴冷西同志说的，在这个时候他自己章法乱了，在这场斗争中犯了错误以后，并没有很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勇敢地起来改正自己的错误，戴罪立功，把工作做好，反而在严重斗争面前自己失掉了章法，使得编委会在相当程度上失去领导力量，因此编辑部同志们很焦急，有力气无处使，结果越焦急越乱，越犯错误……
《人民日报》的错误，我们大家都有份，但最主要是冷西同志，因为中央委托他来领导人民日报社。现在，中央还没撤他的职，中央、伯达同志还这样鼓励他，勉励他，关键在他能够深刻认识错误，勇敢地改正错误，戴罪立功。
胡绩伟仍然对吴冷西寄予希望，要求全体人员支持吴冷西。他说：“中央同志、钓鱼台同志一直感到冷西检讨不深刻。认识错误一不深刻，改正错误勇气就不足，今天听他的检讨也有这个感觉。这就要大家帮助冷西同志革命，真正革掉资产阶级思想。现在《人民日报》一切问题的关键就是大家起来革命，来帮助冷西同志革命，这是最主要的关键。要动员报社全体同志都来帮助冷西同志革命。”
说到这里，胡绩伟说了一句在当时很有名、随后大有争议也叫自己吃了苦头的话。他说，吴冷西在人民日报社仍然具有核心地位，“只要他这一杆旗帜站起来，编委会和编辑部其他问题就好办”。此话一出，给大家的印象非常深刻。后来批判胡绩伟的时候，这句话就成了他“保旗派”的铁证，批了个没完没了。
◇ 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人民日报社派出工作组
1966年5月29日，鉴于北京大学已经出现了聂元梓等7人署名的大字报和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严重不满，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开碰头会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接管那里的领导。商定后，周恩来当场拿起电话请示在杭州的毛泽东，马上获得同意。实际上，刘、周、邓事先已经看出这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打这个电话主要起“确认”的作用。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希望将“确认”一事留在历史的档案里。第二天，刘少奇起草了向毛泽东的请示信，并和周恩来、邓小平联署。信中说：“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由于报社编委会不能改变现在的局面，许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去。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的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5月31日即进报社工作。吴冷西和其他副总编辑的职务暂时不动。报社内部进行整风，学习文件，也可以继续写大字报，一部分态度较好、愿意积极工作的编辑人员，要集中力量维持每日版面。在报纸版面改观后，再进一步解决内部问题。”
信末附有临时工作组在京人员名单，除陈伯达率队外，这些成员是：穆欣（光明日报社总编辑）、钱抵千（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朱悦鹏（解放军报社党委委员、记者处处长）、尚力科（解放军报社党委委员、军事工作宣传处副处长）、杨丁（红旗杂志社）。另从上海抽调2人，名单尚未确定。
毛泽东于当天深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同意这样做。”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以中共中央名义派出的唯一一个工作组。
◇ 中央工作组的集结和出发
1966年5月31日，对人民日报社来说是个灾难性的日子。早晨，陈伯达在钓鱼台8号楼召集准备进驻人民日报社的工作组成员开会，滔滔不绝地大讲“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陈伯达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要夺权，“就要打倒阻挡夺权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陈伯达在讲话中鼓吹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把所谓“专家”、“学者”、“权威”和“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威信扫地”。
陈伯达还宣布，下午将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宣布中央工作组进驻的决定。陈伯达说：“办报要抓旗帜，这旗帜就是社论。”他宣布，第二天（即6月1日）要发表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陈伯达决定即由钱抵千负责起草初稿，社论的宗旨和基调就是刚才他讲话的精神。陈伯达要求先整理出自己刚才的讲话作为社论内容，当晚改定，第二天见报。
当天下午，由邓小平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北京各大报刊、新华社和广播电台负责人会议。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到会。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胡绩伟也参加了。
邓小平宣布，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决定，派陈伯达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他当场宣布了工作组人员名单，并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人民日报》由工作组领导。
邓小平解释了向人民日报社派驻工作组的原因。他说，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民日报》的宣传跟不上中央的步调，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先由《解放军报》报道的。外电说，现在军队的报纸领导中央的报纸，这是极不正常的情况。
邓小平在会议上说，《人民日报》的错误不同于《北京日报》，吴冷西的问题不同于姚溱、许立群。《人民日报》不要把自己置于《北京日报》的位置。他还说：“《人民日报》是有成绩的，当然这主要是中央的领导，但你们也是有份的。”
邓小平要吴冷西振作起来，好好抓工作。
最后，邓小平要求首都各报都要支持工作组把《人民日报》办好，有好的稿件，要无条件地支援《人民日报》。他说，中央工作组的任务是领导《人民日报》的宣传工作，工作组要把报纸工作做好。“对《人民日报》要内攻外帮。《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都应该帮助《人民日报》。”
接下来，康生作了将近一小时的长篇讲话。他说，《人民日报》是中央党报，是代表党、代表中央的。去年11月以来，《人民日报》的威信日益下降，编辑部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因此，要派工作组进去。
康生批评了吴冷西，说他歪曲转达“最高指示”，美化自己。
康生除了强调宣传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外，又一次严厉批评《人民日报》删节了《解放军报》的社论。他说，要追问这是何种居心。
康生讲话时，全场鸦雀无声。
工作组组长陈伯达讲话说，工作组要帮助把《人民日报》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报纸。办好报纸的办法有三条：一靠中央的领导，二靠报社全体人员的工作，三靠其他各报的帮助。
陈伯达针对邓小平的话说，吴冷西不仅要换脑袋，人也要换掉。
会议结束时已是下午5点多了，陈伯达来不及在会议上再多说什么，即率领工作组登车前往王府井的人民日报社。
1966年5月18日凌晨，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邓拓拼将一死，与已经来临的“文革”抗争。这个消息在人民日报社悄悄传开后，人们都极为震惊。但是，邓拓之死没有使“文革”恶浪有丝毫收敛，这个“潘多拉盒子”已经被打开了。
◇ 陈伯达煽动要“揭竿而起”
就在邓拓愤然辞世的同一天（5月18日）下午，陈伯达找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王揖谈话。陈首先向王揖询问：外界已经对人民日报社有许多批评了，报社内部的反响如何？陈伯达强调，外边对你们人民日报社已经有了一点压力了，但你们内部没有动，还是一潭死水。
王揖说：编辑部同志感到很沉重。
陈伯达说：有什么沉重呢？沉重，又不动？你们要内外夹攻，要学陈胜、吴广。陈伯达在短短的谈话中，至少两次谈到，要“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揭竿而起”就是“造反”，造谁的反呢？王揖理解，这是指要造总编辑吴冷西的“反”。
陈伯达追问王揖：你们副总编辑中有没有不同意见？你批评过吴冷西没有？陈伯达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国际反修斗争，容易接受。国内、党内的反修，反到自己身边来了，往往下不得手。”
陈伯达的谈话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征兆。从性格特点上看，陈伯达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如果不是摸清了领袖的底牌或是得到授意，他绝对不敢发出这样的信号。
王揖和陈伯达早年在延安相识，听了陈伯达的话大吃一惊。5月19日上午，他找到副总编辑胡绩伟，激动地说：我参加革命二十几年来没有当过叛徒，对党忠诚，现在也是一点私心杂念也没有，如果有一点就是背叛。
胡绩伟一听非常诧异，问：你怎么说这些话？
王揖告诉胡绩伟，陈伯达找他去谈过话了，但是他不能说谈话的具体内容。从自己的感觉来说，现在他认为报社应该革命，要“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胡绩伟大惊，问道：起来革谁的命？
王揖回答：这个不能说，你要仔细体会。
胡绩伟追问陈伯达究竟说了些什么，而且不愿意相信王揖说的是真的。他认为，吴冷西一倒，人民日报社的副总编辑们肯定在劫难逃。
王揖坚持不肯说，两人不欢而散。
◇ 围绕吴冷西展开的话题
胡绩伟是1965年春天去北京郊区房山县五侯公社搞“四清”运动的，已经搞了差不多一年。1966年5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社论出了大事，吴冷西吩咐秘书室打电话要胡绩伟立即回报社，并且派车把他接了回来。胡绩伟以比较“局外人”的身份，开始处理乱成一团的社务。
王揖找胡绩伟谈话的当天（5月19日）下午，人民日报社召开编委扩大会议，总编辑吴冷西传达了《五一六通知》的产生和修改过程。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当前的中心，要集中力量进行宣传。吴冷西告诉大家，要再开一次编委扩大会议，自己作检查。
作为老资格的干部，王揖看出形势相当险恶：吴冷西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弄不好，人民日报社的副总编辑们也会被牵连进去，而现在大部分编委成员还都支持着吴冷西，就使形势更加险峻。
当天晚上，思前想后，王揖怎么也睡不着。20日凌晨2时许，他给胡绩伟打电话，表示经过深思，要向他转告陈伯达谈话的全部内容。
20日上午11时，王揖找到胡绩伟，说：陈伯达认为现在的人民日报社一潭死水，按兵不动，应该“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起来革命。
王揖告诉胡绩伟，谈话的时候王力也在。王力说，不仅要清算邓拓在人民日报社的“阴魂”，更要清算吴冷西的“阳魂”。
下午，胡绩伟召集编委成员陈浚、安岗、潘非、肖航、王泽民开会，通报了上午王揖说的情况。听者非常紧张，纷纷议论说吴冷西可能已经犯下严重错误，他的错误就是报社的错误。
◇ 陈伯达点名批评吴冷西
5月21日，人民日报社举行编委扩大会议，吴冷西作了检讨。他在一开始就对与会者说：“在这次批评吴晗的斗争中，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首先，在《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后，我并没有把它看做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的开始，甚至认为这是一般的学术讨论。”
吴冷西说，他在两个问题上存在思想抵触。一是认为姚文联系“单干风”、“翻案风”等来批判，说服力不够。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连同《海瑞骂皇帝》等戏一起批判的话，会牵连到《人民日报》和胡乔木。
吴冷西在检讨中违心地批判了彭真，说自己“特别感到沉重的是，对彭这样的阴谋家，一直未识破。对他拉拢我警惕性很差，存在着成为彭的反党工具的危险”。
然而，吴冷西此时的检查已经挽救不了自己在“文革”风暴中的政治命运了。
5月23日，陈伯达召集首都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再次严厉批评吴冷西。一开始，陈伯达的语气还缓和，他对吴冷西说：“你啊，千虑一失，但是往往失的这一点很重要。千虑一失，就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陈伯达说：“《人民日报》对《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不服气是不好的，是政治问题。你不挂帅，别人挂帅，应该表示欢迎。”
陈伯达冲着吴冷西说：“看来你的思想堡垒不易攻破，总有个鬼在脑子里没有挖出来，有个根子没有挖出来。要发动群众才能解决问题，不能把问题包起来。要割脑袋，也就是换灵魂，把旧灵魂挖出来，换上新灵魂，不换脑袋，就连人也要换掉。”接着，陈伯达宣布，从现在起，解除吴冷西对首都各报的领导权。
吴冷西沉默了，知道再说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
倒是胡绩伟还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在随后主持召开的《人民日报》编委会议上讲了一段话，为吴冷西打气：“当我们这只船在大风大浪中，我们千万要沉着，不然会翻船。特别希望我们的掌舵人冷西同志要沉着。既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又要沉着。工作千万不能急，但是千万不能拖。工作还要适当安排。”
1966年5月24日下午，人民日报社召开全体党员干部大会，吴冷西作了长篇检查，检讨自己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起，“一直到现在，《人民日报》这里面所犯的错误……主要是我的错误”。吴冷西在这个检查中主要是想摆脱和彭真的关系，结果越说越说不明白。
吴冷西检查之后，常务副总编辑胡绩伟走到前台讲话，心情十分沉重。他说：
现在，编辑部处于比较乱的情况下，由于编委会吴冷西同志说的，在这个时候他自己章法乱了，在这场斗争中犯了错误以后，并没有很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勇敢地起来改正自己的错误，戴罪立功，把工作做好，反而在严重斗争面前自己失掉了章法，使得编委会在相当程度上失去领导力量，因此编辑部同志们很焦急，有力气无处使，结果越焦急越乱，越犯错误……
《人民日报》的错误，我们大家都有份，但最主要是冷西同志，因为中央委托他来领导人民日报社。现在，中央还没撤他的职，中央、伯达同志还这样鼓励他，勉励他，关键在他能够深刻认识错误，勇敢地改正错误，戴罪立功。
胡绩伟仍然对吴冷西寄予希望，要求全体人员支持吴冷西。他说：“中央同志、钓鱼台同志一直感到冷西检讨不深刻。认识错误一不深刻，改正错误勇气就不足，今天听他的检讨也有这个感觉。这就要大家帮助冷西同志革命，真正革掉资产阶级思想。现在《人民日报》一切问题的关键就是大家起来革命，来帮助冷西同志革命，这是最主要的关键。要动员报社全体同志都来帮助冷西同志革命。”
说到这里，胡绩伟说了一句在当时很有名、随后大有争议也叫自己吃了苦头的话。他说，吴冷西在人民日报社仍然具有核心地位，“只要他这一杆旗帜站起来，编委会和编辑部其他问题就好办”。此话一出，给大家的印象非常深刻。后来批判胡绩伟的时候，这句话就成了他“保旗派”的铁证，批了个没完没了。
◇ 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人民日报社派出工作组
1966年5月29日，鉴于北京大学已经出现了聂元梓等7人署名的大字报和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严重不满，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开碰头会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接管那里的领导。商定后，周恩来当场拿起电话请示在杭州的毛泽东，马上获得同意。实际上，刘、周、邓事先已经看出这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打这个电话主要起“确认”的作用。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希望将“确认”一事留在历史的档案里。第二天，刘少奇起草了向毛泽东的请示信，并和周恩来、邓小平联署。信中说：“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由于报社编委会不能改变现在的局面，许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去。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的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5月31日即进报社工作。吴冷西和其他副总编辑的职务暂时不动。报社内部进行整风，学习文件，也可以继续写大字报，一部分态度较好、愿意积极工作的编辑人员，要集中力量维持每日版面。在报纸版面改观后，再进一步解决内部问题。”
信末附有临时工作组在京人员名单，除陈伯达率队外，这些成员是：穆欣（光明日报社总编辑）、钱抵千（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朱悦鹏（解放军报社党委委员、记者处处长）、尚力科（解放军报社党委委员、军事工作宣传处副处长）、杨丁（红旗杂志社）。另从上海抽调2人，名单尚未确定。
毛泽东于当天深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同意这样做。”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以中共中央名义派出的唯一一个工作组。
◇ 中央工作组的集结和出发
1966年5月31日，对人民日报社来说是个灾难性的日子。早晨，陈伯达在钓鱼台8号楼召集准备进驻人民日报社的工作组成员开会，滔滔不绝地大讲“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陈伯达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要夺权，“就要打倒阻挡夺权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陈伯达在讲话中鼓吹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把所谓“专家”、“学者”、“权威”和“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威信扫地”。
陈伯达还宣布，下午将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宣布中央工作组进驻的决定。陈伯达说：“办报要抓旗帜，这旗帜就是社论。”他宣布，第二天（即6月1日）要发表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陈伯达决定即由钱抵千负责起草初稿，社论的宗旨和基调就是刚才他讲话的精神。陈伯达要求先整理出自己刚才的讲话作为社论内容，当晚改定，第二天见报。
当天下午，由邓小平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北京各大报刊、新华社和广播电台负责人会议。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到会。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胡绩伟也参加了。
邓小平宣布，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决定，派陈伯达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他当场宣布了工作组人员名单，并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人民日报》由工作组领导。
邓小平解释了向人民日报社派驻工作组的原因。他说，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民日报》的宣传跟不上中央的步调，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先由《解放军报》报道的。外电说，现在军队的报纸领导中央的报纸，这是极不正常的情况。
邓小平在会议上说，《人民日报》的错误不同于《北京日报》，吴冷西的问题不同于姚溱、许立群。《人民日报》不要把自己置于《北京日报》的位置。他还说：“《人民日报》是有成绩的，当然这主要是中央的领导，但你们也是有份的。”
邓小平要吴冷西振作起来，好好抓工作。
最后，邓小平要求首都各报都要支持工作组把《人民日报》办好，有好的稿件，要无条件地支援《人民日报》。他说，中央工作组的任务是领导《人民日报》的宣传工作，工作组要把报纸工作做好。“对《人民日报》要内攻外帮。《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都应该帮助《人民日报》。”
接下来，康生作了将近一小时的长篇讲话。他说，《人民日报》是中央党报，是代表党、代表中央的。去年11月以来，《人民日报》的威信日益下降，编辑部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因此，要派工作组进去。
康生批评了吴冷西，说他歪曲转达“最高指示”，美化自己。
康生除了强调宣传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外，又一次严厉批评《人民日报》删节了《解放军报》的社论。他说，要追问这是何种居心。
康生讲话时，全场鸦雀无声。
工作组组长陈伯达讲话说，工作组要帮助把《人民日报》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报纸。办好报纸的办法有三条：一靠中央的领导，二靠报社全体人员的工作，三靠其他各报的帮助。
陈伯达针对邓小平的话说，吴冷西不仅要换脑袋，人也要换掉。
会议结束时已是下午5点多了，陈伯达来不及在会议上再多说什么，即率领工作组登车前往王府井的人民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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