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视察贯彻《双十条》毛泽东又离北京  1964年3月28日凌晨1时40分，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了邯郸。

　　大地春早。白天，田野上一片春的气息；越冬的麦苗开始返青，田埂上的小草开始吐绿，有的小花已经在春的召唤下竞相开放了……

　　中午时分，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了河北省委关于“四清”工作的汇报。听完汇报后，毛泽东对河北省委和邯郸地委的同志们说：“这一次要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至少用三四年时间。我说至少三四年，不然五六年。有些地方打算今年完成60%，不要急，欲速则不达。”并说，“一年之计在于春——现在已经是春天了，你们要把农村中的社教工作做好，开个好头。”

　　在谈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时，毛泽东讲了在城镇中已经开展起来的“五反”运动。他说：“凡是有‘五风’的地方都要反，包括工矿企业。”并说，“大庆难道就不搞反贪污、反浪费？就不反盗窃？”

　　3月29日，毛泽东听取了林铁、刘子厚和陶鲁茄等人的工作汇报，并作了重要讲话。

　　随后，毛泽东带领着他的随行人员去视察了邯郸农村的人民公社……

　　夜间9时30分，毛泽东乘专列离开邯郸继续南下。

　　3月30日，毛泽东在郑州，听取了河南省委和郑州市委、新乡以及驻马店和信阳地区领导同志关于农村“四清”工作的情况汇报。

　　随后，毛泽东又召集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负责人李启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等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汇报。

　　在听取汇报时，毛泽东说：“现在各地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的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

　　毛泽东同时告诫大家：“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要滑过去。两年不行搞3年，3年不行搞4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

　　3月31日，苏联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前往布达佩斯开始访问匈牙利。

　　恰在这一天，中国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这篇文章是中共中央所发表的八篇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篇幅最长的一篇。文章坚持认为：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无产阶级必须进行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通篇文章，对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所奉行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强有力的抨击和驳斥。文章把赫鲁晓夫描述为“继承托洛茨基——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的衣钵”，使苏联倒退到了资本主义；文章奉劝苏联共产党中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们，把赫鲁晓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4月1日，毛泽东离开了郑州。

　　次日，毛泽东到达武汉。

　　这时武汉的天气显然比北京暖和些。虽然还没有进入夏季，但晚春的长江两岸早已是油菜花泛黄，一片葱茏。

　　这次毛泽东来武汉没有去东湖，而是住进了武昌区大东门外的洪山宾馆。

　　洪山坐落在武昌市区，山虽不高，但苍松翠柏遮掩了整个山麓，一派郁郁葱葱。从前山麓、山腰、直至山巅，寺观亭阁不少，崖洞泉井众多；名胜古迹中有宝通寺、法界宫、灵济塔、兴福寺塔、华严洞和一些摩崖石刻，除此之外还有庚子革命烈士墓、施洋烈士墓和北伐军官兵公墓等一些值得纪念和令人驻足瞻仰的革命遗迹。

　　在洪山宾馆，毛泽东首先听取了湖北省委的同志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汇报，然后让王任重指定梅白同志写一份关于湖北农村“四清”和贫下中农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忆苦思甜的详细报告，并让王任重亲自下到农村去宣讲《双十条》。

　　王任重答应说：“我去，一定去！”

　　接下来，毛泽东去看了一场汉剧演出，还看了武汉杂技团演员夏菊花的一场顶碗表演……

　　4月4日下午，毛泽东带了张耀祠、张景芳等人走出宾馆去登洪山。登山路上，毛泽东解开了中山装上衣的所有衣扣，敞露了毛衣，大踏步地登上了洪山南麓宝通寺后面的山顶。这里，高高的灵济塔威武挺拔，势欲遏云。这是一座七层八面的内石外砖、仿木结构的元代建筑，后经清同治年间重修，虽经多年的战火纷乱，但整个塔身依然保存完好，故又有“洪山宝塔”之美誉。

　　毛泽东伫立山巅，背向宝塔，向西览视不远处的长江大桥，对跟在他身边的几个人说：“大革命时期，北伐军打到了武汉，可恨被蒋介石中途断送了！”

　　张耀祠说：“我们党后来总算吸取了教训……”

　　毛泽东感叹道：“那时候，大革命失败了，当时我和我的两个弟弟都在武汉，许多人对革命前途感到悲观、感到渺茫，我对我的两个弟弟讲，‘大鹏鸟也有折翅的时候，只要它养好了伤，会飞得更高、更远’！”

　　张耀祠低语道：“革命总算成功了，我们共产党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毛泽东说：“所以说，我们这一代人要好好地教育下一代，不要将老子打下来的江山给断送了……”并说，“一代、两代，到第三代、第四代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现在还很难讲。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我很担心……” 张耀祠说：“主席，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强大，子孙后代不会忘本。”

　　毛泽东开始在山间散步，同时说：“我是曾经讲过的，‘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这是王安石的诗，古时候的人是很注重后继有人无人的问题的。我们共产党人为人民打天下，也要考虑江山将来变不变色的问题，现在苏联已经改变颜色了，我们党内也有修正主义……”

　　张耀祠跟在毛泽东的身后说：“中国的老百姓在旧社会受苦受难深重，就是有人想叫他们走回头路，恐怕也难……”

　　“问题不是这样看。”毛泽东对跟在他身边的人们说，“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深重，一旦过上好日子，也会忘乎所以。我们搞社会主义，搞经济建设，没有多少经验，很容易走弯路。从现在起，对于反修防修，防止倒退，就要提高警惕。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临下山时，毛泽东又说：“我已经是71岁的老人了，你们还都年轻，要教育子孙后代永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4月6日，毛泽东在武昌洪山宾馆审阅了外交部党委报送的关于部机关干部理论学习情况的报告。

　　同一天，正在匈牙利访问的赫鲁晓夫，在布达佩斯又一次发表了攻击中国的讲话。他说：

　　“一些人批评我们说：‘你们一直想要一个较好的生活，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口号。’我们国家的劳动人民回答这些批评时说，‘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呢？我们进行战斗不是为了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生活得更糟。’有人说，‘世界革命怎么样呢？你们准备牺牲世界革命的利益吗？’我们坚决拒绝这种训令。我们赞同和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兄弟和为解放而进行斗争的各族人民，但是我们拒绝那种所谓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从而应当发动一场战争来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我们反对输出革命和输出反革命……

　　“有人批评我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这些人说：‘你们害怕战争。’我曾不止一次地回答这些勇敢的人们说：‘只有小孩和白痴才不害怕战争。’中国领导人说：‘如果发生了世界战争，那么怎么办呢？假如有一半人类被毁灭，但另一半还会生存。’对这种观点人们会说些什么呢？让人民自己来判断吧……

　　“一些人胡说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是从帝国主义那里乞讨和平。当然，这是造谣中伤。我们不依赖恳求，而是依赖我们自己的力量。甚至连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领导人也不得不认真地考虑世界上新的力量的对比……

　　“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我们一向遵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这是一个好的基础，而且我们希望看到普遍地用战争以外的其他方法来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给人们以更大自由，给人民以更多的物质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制度将在最后的争论中取得胜利……” 4月7日，赫鲁晓夫在布达佩斯攻击中国的讲话，由中国外交部用电传发送到了在武汉的毛泽东的手中。

　　4月9日，赫鲁晓夫在布达佩斯再次对中国的领导人进行了最为猛烈的攻击。他在又一次讲话中把中国领导人说成是“一边是用左派的、超革命的词句作为掩盖的人，一边又宣布他们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忠诚的人，实际上这些人在一系列问题上却滑进了托洛茨基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泥潭中”；他还谴责中国领导人“不负责任地拿千百万人的生命来进行赌博”，“企图把他们的冒险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兄弟党”以及“企图把他们的新霸权建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上”。

　　赫鲁晓夫的这一讲话内容，自然也很快地传递到了毛泽东的手中。

　　4月10日，毛泽东在洪山宾馆再一次接见了正在武汉访问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田里见一行，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地谈话。

　　在谈话中，毛泽东显得心事重重，他再一次讲了中国党内的许多事和有关反修防修的问题：

　　“就在那年那年，指1962年。8月，我们讨论了整个路线，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开了一次十中全会，发表了十中全会公报。当时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同赫鲁晓夫的调子一样，即强调‘三和一少’。在国内问题上提出‘三自一包’。即强调自由市场、自留地，把集体经济、社会主义市场放在第二位，把私有经济放在第一位，农民的自留地放在第一位。第三就是自负盈亏，小商人做生意要自负盈亏，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三自’。还有‘一包’是主张把土地包到各家去种，不搞集体。当时是一股风，1962年很猖狂。

　　“中央联络部部长就主张‘三和一少’。他本来害病，那年春季，他突然积极起来了。此外还有统战部，一部分人主张把几个资产阶级政党在几年内改变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只是两个例子，其他还不止。中央各部，每个部都不是太平的。每个部都可以一分为二。地方上也不是太平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十几个人是修正主义者。

　　“中国如果搞修正主义，你们就不好混。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你们要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把中国的问题估计得更为严重了。

　　1964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了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以后，即刻乘专列离开了武汉前往长沙。

　　这时湖南大地的春意正浓。空中有燕雀飞翔，水上有渔船撒网，大田里有社员们在忙碌着插秧；湘江岸边，万绿峥嵘，橘子洲头，鸟语花香。

　　毛泽东一到长沙，首先召集湖南省委的一班人见面，详细询问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进展情况，主要是《双十条》下达后，落实到农村“四清”工作中的实际效果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具体反应…… 4月中上旬，在周恩来给毛泽东打来电话请示、汇报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在电话上对周恩来讲：“赫鲁晓夫又在那里叫喊呢，我们要造成一种声势，全力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反美正义斗争，这对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是一种有力地声援，也是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愤怒声讨，同时是对修正主义者的有力回击！”同时又说，“赫鲁晓夫叫喊归叫喊，我们同苏联人民的友谊是长存的，快到他的70岁生日了，还是发一个电报吧，祝贺他的70岁生日！”

　　4月16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电贺赫鲁晓夫70寿辰，表示尽管存在着原则分歧，但一旦世界上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就会共同对敌。

　　4月17日，北京举行万人大会并发出通电，支持古巴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反美正义斗争。

　　18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同张平化、李瑞山、王延青等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4月19日，毛泽东离开长沙前往南昌。

　　在南昌，毛泽东听取了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等人关于农村深入开展“四清”工作的情况汇报……

　　这时，全国文联、作家协会等10个单位的全体干部开展起了整风学习；在这次整风学习中，中宣部文艺局起草了《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

　　4月22日，毛泽东离开南昌前往杭州。

　　列车在行进中。

　　在专列上，毛泽东再次听了播音喇叭里播放的现代评剧《夺印》中《劝广清》的一段唱：

　　我良言苦口将你劝，

　　你是水火不进不愿听；

　　你不撞南墙不回头，

　　你不遭蛇咬不动心！

　　……

　　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自言自语地哼唱了两句，张玉凤在一旁悄悄地笑着，对毛泽东说：“主席，你唱的不像是评剧，倒像是湖南花鼓戏呢！”

　　毛泽东说：“我是唱过花鼓戏的……”

　　见毛泽东高兴，张玉凤也不由自主地低声哼唱起了该剧中年轻女会计的一段唱……

　　《夺印》这出戏，是集中反映农村中的所谓阶级斗争的戏，戏中的好几段唱腔，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再播出，已经传响在中国的大江南北…… 4月23日，毛泽东到达杭州，再次住进了西湖侧畔的刘庄招待所，这时，江青和她的随行人员已经等候在杭州了。

　　4月26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为播发苏共中央2月全会反华文件写的编者按作出批示。

　　次日，《人民日报》以6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反华报告和文件，并为此加了编者按。

　　当日晚，毛泽东在江青和浙江省委一些同志的陪同下，去看了京剧《芦荡火种》，观看中，毛泽东给予了该剧很高的评价。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幽默地对围拢在他身边的人们说：“芦荡里边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的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

　　江青乘机提议：“那就请主席给改一个名字吧！”

　　毛泽东思考了一下说：“这个故事发生在沙家浜，我看戏名就叫《沙家浜》吧！”

　　江青带头鼓了掌说：“这个名字起得好，就叫《沙家浜》！”

　　4月28日，毛泽东在听取林乎加、霍士廉、江华等人汇报工作时，就队办企业、核算单位、粮食政策等问题发表了他自己的意见……

　　4月30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作了修改。

　　这段时间，毛泽东在杭州过了“五一”节，并接见了一个来华访问的外国代表团，在谈话中，毛泽东又讲起了中国共产党内的事。他说：“在党的领导机构上层，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

　　5月2日，毛泽东离开杭州乘专列前往上海。

　　在上海，毛泽东听取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等人的工作汇报……

　　5月9日，毛泽东接到北京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是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等人要来汇报，毛泽东说：“不要来上海了，我这就回去，在路上谈吧！”

　　随即，毛泽东离开上海，乘专列径直回京。沿途路过南京、蚌埠、济南、天津等地，李富春和李先念等人的汇报也就先后在这几个地方进行……   青年教育是大事 中共中央发《九评》 1964年7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康生、周扬、吴冷西。

　　7月4日，毛泽东向新闻界发出指示，要求注意报道提拔新生力量。

　　这时候，在哈尔滨军事工程技术学院学习的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来到了北京。

　　毛远新生于1941年2月，比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仅小6个月，是毛泽民和朱旦华在新疆迪化迪化，1954年2月改名为乌鲁木齐。结婚后生的小儿子。他苦难的童年是在新疆监狱里度过的。毛泽民1943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后，直到1945年初，在周恩来的多方营救下，张治中释放了关押在新疆的共产党人，毛远新才同母亲回到了延安。后来，朱旦华改嫁了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方志纯，毛远新一直生活在他们的身边。1951年，朱旦华带着毛远新到北京来开会，会后把毛远新留在了毛泽东的身边。从此，毛远新就一直跟随伯父毛泽东生活在北京中南海。毛泽东在各方面都很关心他的这个侄儿，犹如父子一般，可以无话不谈。毛远新中学毕业后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技术学院，学习很认真，就是不大关心政治，这一点，经常得到毛泽东的训诫和教诲。

　　7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游泳池家中很高兴地同毛远新谈话。他问他的这个侄儿：“你看过《九评》没有？”

　　毛远新回答说：“只看过《八评》，第九评还没有看到。”

　　“哦，第九评也已经写出来了。”毛泽东说，“在我的办公桌上，过一会儿你可以拿去看。”

　　“我一定认真看。”毛远新说。

　　“接班人的五条看了没有？”毛泽东又问，“懂不懂？”

　　“基本都懂。”毛远新点了点头。

　　“这五条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毛泽东强调说，“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是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

　　“这些我都懂。”

　　“懂就好。”

　　“伯父……”毛远新再问，“到底什么是‘四个第一’？‘四个第一’说是林彪提出来的，还说什么‘人的思想工作第一’和‘活的思想工作第一’，那么什么样的思想才叫‘活思想’？为什么在具体工作中总是抓不住？”

　　“什么是‘四个第一’？”毛泽东说，“知道了为什么还不抓活思想？听说你们学校政治干部很多，就是不抓基层，当然思想就抓不住。”

 “那么怎样理解阶级斗争呢？”毛远新又问。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毛泽东说，“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从干部到学员全都去，一个不留。今年冬天或明年春天就去，早去比晚去好，一定要去。对于你不仅要去参加5个月的‘四清’，而且要去工厂搞上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么！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毕业，不然军工学院让你毕业，我是不承认你毕业的。”

　　毛远新笑着说：“反正到时候有哈军工的毕业证书就行了！”

　　毛泽东也微微一笑：“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你毕业了，我还要给你安排这一课。”又说，“你们学院就是思想工作没落实。”

　　说到这里，毛远新乖巧地去给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毛泽东吸着烟，继续说：“你要学习马列主义，还是要学习修正主义？”

　　毛远新立刻说：“当然是学习马列主义了！”

　　“谁知道你学什么。”毛泽东却说，“什么是马列主义，你知道吗？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合政权并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

　　毛远新反问：“我们不是早把阶级敌人打倒了吗？”

　　毛泽东说：“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权？资产阶级当权？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

　　毛远新说：“那让组织上把他们的权夺了不就完了！”

　　毛泽东说：“问题不是那样简单呢！阶级敌人到处都有，有的就睡在你的身边你都不晓得。”又说，“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你们学院出了一个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写了19本反动日记，天天在骂我们，这还不是反革命分子！你们不是感觉不到阶级斗争吗？你们旁边不是就有吗？没有反革命，哪还有什么革命。哪里都有反革命，工厂里怎么没有？国民党的中将、少将、县党部书记长，都混进来了，不管他们改变成什么面貌，现在就是要把他们清查出来。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你们学院揭发的几个材料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

　　毛远新“嘿嘿”一笑：“他们的脑门上又没有写着‘反革命’3个字，我怎么会知道……”

　　“要警惕呢！”毛泽东继续说，“你们的政治课主要是讲课，光讲课能学习到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要到实际中去学习。你们为什么光对专业感兴趣？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

　　“谁说的？”毛远新说，“我就对马列主义感兴趣！”

　　“那是你现在对我说……”毛泽东又说，“你们学院最根本的是四个第一不落实，你不是说要学习马列主义吗？你们是什么个学法？只听讲课能学到多少东西？最重要的是要到实际中去学。” 这时候，毛远新从他坐的沙发上站起身来，想再一次去给毛泽东点烟，被毛泽东摆手势制止了：“你老实坐下来听我讲么！”

　　毛远新只得又重新坐下去听他伯父讲：“全国都大学解放军，你们就是解放军，为什么不学？学院有政治部吗？那是干什么的？有政治教育没有？”

　　毛远新肯定地说：“这些都有……”

　　“你就是喜欢舒服，怕艰苦。”毛泽东责怪说，“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

　　毛远新争辩道：“我也考虑党和国家的事……”

　　毛泽东不容争辩地说：“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大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了！”

　　毛远新再次争辩道：“我才不会呢！”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和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吃过苦，怎么能当上左派呢？”

　　毛远新保证说：“我下农村、进工厂，摸爬滚打，争取当左派……”

　　毛泽东点一点头说：“有希望，超出我的标准就更好。”

　　接下来，毛泽东又对毛远新讲起了在校学习的事：“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5分。你不要去争那个全优，那样会把你限制死了的，你姐姐你姐姐，指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也吃了这个亏。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3分半到4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人家就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你们的教学就是会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

　　“不去上课还行？”毛远新说，“我们学院就是部队，是有纪律的。”

　　“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

　　毛远新说：“学院才不会把讲稿发给我们呢！”

　　“讲稿还对学生保密？”毛泽东有些生气地说，“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员束缚死了。”又说，“我过去在抗大讲课时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了30分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 毛远新喃喃地说：“要是你当我们的院长就好了……”

　　毛泽东说：“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去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过去公开号召大家争全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唐朝最大的两个诗人连举人也未考取。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毛远新说：“那我要是总不听老师的，还不是总要挨批评……”

　　“所以教育要改革么……”毛泽东继续讲道，“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出50%，其他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教改的关键就是教员。”

　　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这一长时间的谈话内容，都被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在一旁认真地记录下来……

　　1964年7月7日，解放军空军某部在华东地区上空再次击落美制蒋军Ｕ-2型高空侦察机一架。

　　消息报到中南海，毛泽东高兴地对即将出访缅甸的周恩来说：“我们的部队打出经验来了……”

　　7月10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两种版本开始出版发行。

　　7月1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这篇文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理论，着重讲述了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反修防修”的问题。文章包括了中苏两党展开论战以来的对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最猛烈的抨击。

　　文章认为，赫鲁晓夫在苏联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文章还指出：“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扶植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子，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文章断定，“赫鲁晓夫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广大的苏联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于特权阶层的压迫和剥削是十分不满的……”

　　在文章中，针对赫鲁晓夫在苏联推行的“和平演变”政策，关于中国如何吸取教训、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15个方面进行了详尽、严肃地论述：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第五，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

　　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

　　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

　　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

　　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

　　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

　　第十五，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

　　在文章中，还特别强调指出：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还认真谈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所必须具备的5个条件；在每一个条件中，都把苏联的赫鲁晓夫当成反面教员来加以论述：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最后，文章指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至此，中共中央已经发表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的理论性文章。经过这场斗争，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相互关系上，逐渐地开拓了以独立自主、平等协商的原则处理各种问题的局面，摆脱别国党的控制和指挥逐渐成为了历史潮流。由于中苏两党的这场大论战，也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提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结合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领导本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反对一个中心、一种模式、一条道路，这种局面的开始出现不能不说是这场论战的一个最显著的收获。

　　这场论战从表面看来像是发生在中苏两党之间，但它直接影响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同时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必须根据各自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具体条件来进行，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认真走自己的道路，绝不能够按照哪一种“既定模式”来进行；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上，必须是独立自主、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共同协商，绝不能采取像赫鲁晓夫所采取的大国沙文主义那样，以强欺弱、以势压人、占据别国领土、损害别国利益。正是由于这场论战，才使得社会主义各国开始走上了根据本国情况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并且开始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和具体问题，这也不能不说是这场论战的又一积极的成果。

　　在这场长达数年的论战中，也充分暴露了苏共中央在赫鲁晓夫一伙人的控制下对外政策上的大国沙文主义。他们想用“指挥棒”干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然而，这样的历史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7月17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全体演出观摩人员。当毛泽东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时，整个大会堂里立刻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按捺不住激动不已的心情，脸上淌着幸福的热泪，一遍又一遍地高呼着：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观看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7月中旬末，越南驻中国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美国在越南加紧侵略的紧急通报……

　　7月19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

　　第二天，北京各界1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纪念日内瓦协议签订10周年，支援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

　　7月2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击落美制蒋机Ｕ-2型飞机的空军指战员，并再次观看了现代京剧《沙家浜》（即《芦荡火种》）。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走上舞台亲切地接见了参加演出的全体人员，并同大家合影留念。当人们满怀着幸福、激动的心情再一次紧紧地围拢了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向大家提出了他对《沙家浜》这出戏的意见：

　　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临近7月下旬末，毛泽东前往北戴河。

　　一天，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刚刚在海滨浴场游泳归来，带着一身的水珠，不管不顾地一头扎进了她爸爸的怀中，故意撒着娇说：“我想你也去游泳呢！”

　　毛泽东疼爱地用手轻抚着女儿湿漉漉的脸蛋说：“我也想去啊！看你这一身水，快去洗一洗么……”

　　李讷这才站直了身子说：“我去洗了脸，回来听你给我讲《九评》！”

　　江青走进来见到他们父女俩这副亲热的样子，嗔怪女儿说：“你也不小了，都二十好几了，还这样没规矩……”

　　李讷面向毛泽东“求援”：“爸，你看我妈说的……”

　　毛泽东立刻表态说：“女儿再大了也是女儿么，我喜欢她这样。”

　　见毛泽东这样说，江青只得闭了口……

　　7月28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断然拒绝了苏共中央6月15日复信中要求尽早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的建议，指出：

　　中国共产党坚持主张召开经过充分准备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坚决反对你们开分裂会议。中共中央庄严地声明：我们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 信中还颇具辛辣地指出：

　　你们既然已经下定了决心，大概就得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回旋的余地。……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愿意再一次诚恳地劝告你们，还是悬崖勒马的好，不要爱惜那种虚伪的无用的所谓“面子”。如果你们不听，一定要走绝路，那就请便吧！

　　7月30日，苏共中央不顾中共中央的劝告，决定采取断然措施，邀请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组织筹备会议的其他25个党，于1964年12月15日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开始为1965年的国际会议作准备。同时，苏共中央把他们的这一决定写信通知了中共中央……

　　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7月28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和苏共中央6月15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

　　这一天，1964年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落下帷幕。   毛泽东相信群众《二十三条》亲手定 1965年1月1日，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了一颗彗星。

　　消息报到北京中南海，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举办的元旦迎新春联欢晚会上，一边跳舞一边对前来报告消息的汪东兴说：“这是个好兆头，‘开门见彗’，大吉大利！”

　　陪着毛泽东跳舞的是空政文工团的一位从事舞蹈的年轻女兵，这时她听了毛泽东的话，扬脸笑道：“毛主席还迷信？”

　　毛泽东随即也笑了：“这不是迷信，只是取一个吉祥之意罢了……”

　　刘少奇和王光美也出席了晚会，只是两个人这次没有像往常一样结伴下场跳舞。毛泽东注意到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这一“变化”，一边跳舞一边有意识地对他的舞伴说：“跳舞是一项很好的活动，既可以活动身体，放松情绪，又可以接近群众，了解到下边的一些情况，要比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强得多呢！”

　　文工团的女兵不明白毛泽东话中的含义，只是既高兴又深感幸福地尽心陪着毛泽东迈着不合节奏的舞步……

　　新年的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在我国东南地区上空，再次击落入侵的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一架。

　　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打电话汇报这一捷报时，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昨天说‘开门见彗’，今天就应验了，也真是大吉大利呢！”

　　当日，毛泽东重新审阅了自己的一篇旧作《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并写了批语。

　　次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并重新改写《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会议进程中，毛泽东再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做法。他极不满意地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15000人，搞一个小县，28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一个小县”，是指王光美最近带领中央“四清”工作队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新城县。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这个县，所有在座的同志心里都清楚，这是对刘少奇的不点名批评……

　　他还说：“我跟前的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40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懂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并进一步说，“你一个新城县，28万人口，下去15000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里的二十几万人？比如28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15000人扎根串联，什么扎根串联！冷冷清清！”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扎根串联”，也是王光美带领“四清”工作队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取得的一条“经验”——即工作队下到农村以后，首先访贫问苦，挑选一户在旧社会里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人家先行住下来，同这家人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逐步建立感情，取得信任，以便深入了解该村、该地的实际情况和掌握情况，为接下来开展的“四清”工作打下基础。 毛泽东继续说：“扎根串联，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

　　怎么改呢？毛泽东说：“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毛泽东讲话后，会议开始议论。毛泽东又陆陆续续地讲了一些话，主要内容包括：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实践中才能看出来，不是“访、问”出来的。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要开大会搞斗争。地、县、社三级开大会搞斗争，而不是读文件。总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让群众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锻炼自己，他们会选出自己的领袖来。要充分相信群众。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联；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太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自己去搞，放手发动群众。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即使是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表示同意毛泽东的这些意见……

　　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胜利闭幕。

　　会议期间，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国家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还根据刘少奇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1月5日，四届政协一次会议在北京闭幕。毛泽东被推举为名誉主席。

　　当日，毛泽东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毛泽东说：“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与会人员都在聚精会神地听毛泽东讲话，刘少奇低着头，默默地作着笔录。他知道毛泽东是在批评自己，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冷静下来耐心地听毛泽东继续讲：“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4个人，没有第5个人嘛！”

　　毛泽东公开点了王光美的名字，是表明了他对王光美下乡“蹲点”所采取的方法的一种否定，也是最直接的公开批评。在继续讨论改写《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文稿的进程中，有人提出运动的时间是否能够缩短一些？毛泽东说：“时间问题，全国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你还是教育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28万人，总要依靠二十几万人才能搞起来。” 议进程中，宋任穷讲现在的形势是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摆一摆手说：“在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

　　在陶铸的发言中，讲到了当前形势的新特点。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样一来，所有与会者都一致认识到，毛泽东从根本上否定了刘少奇所提出的“四清”运动的性质……

　　次日，中国—印度尼西亚直达民用航空线开航。在中南海紫光阁的小会议室里，周恩来向毛泽东谈起了中国和印尼已经开航的事。毛泽东表示说：“苏加诺几次来北京，都向我们表示了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的坚强决心，我们应该尽力帮助印尼人民。”

　　这时候，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仍在进行中。由于毛泽东否定了刘少奇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存在的“四清”与“四不清”矛盾的看法，同时也就基本否定了会议制定的《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17条；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和会议中提出的各种问题，重新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23条，即后来形成的进行“四清”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二十三条》。

　　1月9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亲切地接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并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地谈话。

　　谈话中，毛泽东问他：“这次你到中国来了3个多月了，到了不少地方，都有些什么看法、想法呀？”

　　斯诺说：“中国的发展变化很快、很大，你们是我在世界各国看到的发展变化最快、最大的一个国家了。”

　　“是么？”毛泽东笑着问，“还有哪个国家的发展变化比较大啊？”

　　斯诺说：“从历史上看，一个中国，一个日本，是全世界发展变化最快、最大的两个国家。”

　　毛泽东再问：“为什么这样讲啊？”

　　斯诺回答：“日本的‘明治维新’，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彻底改变这两个国家经济状况和社会面貌的最伟大的创举，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同你们两个国家的这两个大的举措相提并论……”

　　毛泽东说：“中华民族和日本民族，都是世界上十分伟大的民族，我们同日本从唐朝开始就有交往了，只是近年来发生了很不愉快的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奉行侵略政策，杀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我们并没有到日本去，是日本的军队到中国来杀人的么！这样的历史教训对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对整个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是很深刻的……”

　　斯诺说：“现在好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完全获得了自由，每一个普通劳动者都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这在别的国家是很难做到的。”

　　“我们也有困难啊……”毛泽东说，“现在有人不希望我们好起来，想卡我们，我们就是要争这一口气呢！”

　　斯诺十分坦诚地说：“共产党的领导很成功。”

　　“这在中国是必然的。”毛泽东说，“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环境，变化越来越快了。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 斯诺说：“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的事情。早在1956年，我从许多国家的报纸上都看到了有关中国的报道，那时候的中国人民就已经很崇拜您了……”

　　1月11日，巧得很，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再次发现了一颗新彗星。

　　次日，毛泽东看了乒乓球运动员徐寅生对国家女子乒乓球队运动员的一篇讲话稿《关于如何打乒乓球》，认为很应该支持年轻人的这一敢想敢干、打破常规的讲话内容，便亲笔写下了一段按语：

　　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同志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

　　毛泽东写的这段按语和徐寅生的这篇讲话稿，很快被送去了人民日报社。

　　1月13日下午3时30分，刘少奇召集在京的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来京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开了一个党内民主生活会。参加此次生活会的人员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包括刘少奇在内共17人。

　　在这次民主生活会上，刘少奇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大家也都相互开展了诚恳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一次真正的党内民主生活会。

　　在继续进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分别找了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而对于刘少奇来说，有些问题依然想不通……

　　同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指使朴正熙集团，派遣韩国伪军参与美国在南越的侵略战争。

　　第二天，在中央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了刘少奇所一再坚持的关于“四清”、“四不清”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的意见是根本错误的，而只有承认和坚持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的认识，才是惟一正确的认识，也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论断的；忘记十几年来这一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邪路上去。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精神，被写进了修改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几种提法：

　　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

　　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什么是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有；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在文件中虽然没有点名批判刘少奇，但实际上已经把刘少奇推了出来，也就是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公开了，这是参加会议的人们都十分明了的。

　　中央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根据会议所反映的问题和毛泽东的讲话总结整理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对1964年下半年“四清”运动中出现的“左”的偏差进行了适当纠正，要求正确地对待基层干部，把基层干部分为“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四种，而“好的”和“比较好的”占多数，要求尽快解放干部，对干部一定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去对待；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对犯错误的干部，也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从而实现群众、干部、工作队的“三结合”。

　　同时，《二十三条》中还提出了搞好“四清”运动的六条标准，把增产还是减产作为标准之一，是完全正确的和十分必要的。但是，《二十三条》也存在着在处理问题方法上的严重的不足和“左”的倾向，对城乡中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并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论断，强调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

　　《二十三条》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讲话的内容列的条文，有的地方做了文字加工，有许多地方根本就是毛泽东的原话。从整体上看，这个文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

　　在讨论中，彭真插话说：“农村‘四清’，中央搞了一个《前十条》，又搞了一个《后十条》，应该说是……”

　　“不要讲那个《后十条》！”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彭真的插话，“1963年5月，杭州会议写出第一个10条；为什么刚刚过了3个月，9月北京又搞出一个10条？只有3个月，有那么多经验？我看北京就是有两个独立王国在那里明显地存在着！”

　　毛泽东还说：“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确认自己的见解和判断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他已经不能容忍别人再反驳他的正确意见了。从根本上说，毛泽东已经完全否定了与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有直接关系的“后十条”；他已经把刘少奇作为了中国最大的走资派，是睡在他身旁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下决心要打倒刘少奇。在《二十三条》中，虽然没有点名批评刘少奇，但毛泽东的真正用意已经明明白白地写在上面了。而且，只要人们仔细阅读《二十三条》，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在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斗争；毛泽东已经认定刘少奇坚持的是一条资产阶级路线，甚至认定中国从上到下出现了修正主义。毛泽东的这一判断，导致他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导致了党内“左”倾思想的膨胀和发展。

　　那么，什么是党内的走资派呢？毛泽东没有明确说明。但人们理解，所谓走资派，主要是指那些热衷于搞修正主义、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而又在党内掌握着一定权力、担任着一定职务的人。这样一来，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人们自然就把那些党内一些犯有这样那样错误、或者根本就没有犯错误而担任着领导职务的同志统统划成了所谓的“走资派”。“走资派”的提出，使一些人想：如果不是苏联出了一个赫鲁晓夫，如果美国没有封锁中国，如果蒋介石不是趁火打劫地叫嚷着要“反攻大陆”，如果印度也没有派兵入侵中国的边境地区，如果刘少奇从一开始就完全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看问题，那么情形又会是怎样的呢？但是，一切客观事物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苏联就是出了一个赫鲁晓夫，而且又出了一个勃列日涅夫，可能还会出什么别的比赫鲁晓夫还赫鲁晓夫的人；美国封锁、敌视中国大陆由来已久，这是他们国家的既定政策；蒋介石与共产党为敌，这辈子注定是难以改变的了；印度入侵中国边境，是他们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狂妄的扩张主义所决定了的；只是，刘少奇同毛泽东共事几十年，从领导安源煤矿罢工到坚持武装夺取政权，从遵义会议到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从延安坚持抗日持久战到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从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到建国后的抗美援朝，从施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他都是和毛泽东站在一起的，怎么现在两个人的观点、意见、对一些问题的根本看法都不一致了呢？刘少奇之所以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是因为他在广大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自认为掌握了第一手真实的材料，认为要想使中国的广大农民真正富裕起来，必须解放生产力，必须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要做到这一点，吃大锅饭是绝对不行的，解放后农民刚刚分得了土地，刚刚调动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广大农民潜在的巨大能量还没有真正释放，即被“人民公社”的“共产风”刮得晕头转向，农民爱惜自己土地的热情遭到打击，再加上“一平二调”和发生在许多农村干部身上的“瞎指挥风”，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样严重的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是由于发生在党内的“左”倾思潮起着主导作用，他要尽全力扭转这种局面，但却力不从心。而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就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于走集体化道路，任何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只有走集体化道路才有可能实现中国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国际上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外界压力以及国内三年自然灾害的教训更加证明了只有万众一心，才能战胜世界上的任何艰难险阻。同时，毛泽东还认为刘少奇长期以来不抓阶级斗争，是与自己对立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他不能容忍党内意见的不统一，尤其是党内主要领导人意见的不统一。 《二十三条》就这样制定出来了，中共中央还为此专门写了一个通知：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就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孰是孰非，参加中央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的人们无法明确地判断，只能是留待历史给予客观的证明。但在这次会议上，人们都举了手，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这就是说，《二十三条》是“绝对正确”的。

　　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做了自我批评。

　　1965年1月15日，全国青联第四届二次会议和全国学联第十八届代表会议同时在北京举行。为此，毛泽东打电话给胡耀邦，要他在出席会议时向青年同志们好好地讲一讲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他们参加三大革命实践的深远意义……

　　同一天，毛泽东批阅了河北省保定地委“四清”工作团关于新城县贫下中农代表会的报告，并且批阅了中央军委贯彻执行林彪关于当前部队工作指示的通知。

　　晚上，毛泽东阅读了薄一波转交给他的一封信。信是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写给薄一波的，陈正人带领“四清”工作队下到河南省洛阳拖拉机厂蹲点，发现问题后给薄一波写信说：

　　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

　　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

　　薄一波在陈正人的信件上写下批语：

　　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

　　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如何打乒乓球——徐寅生同志对中国女子乒乓球运动员的讲话》一文，并在文章前以毛泽东的批示为内容加写了按语。

　　1月19日，第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军士和士兵的现役期限的决定。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同日发布命令，公布了这项决定。

　　当天晚上，周恩来、陈毅向毛泽东汇报了老挝的最近局势……

　　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对老挝解放区狂轰滥炸的侵略行为。

　　这时候，文化部召开了印制《毛泽东著作选读》的工作会议，布置大量印制选读本。 同一时间内，美国政府向苏联表示，希望通过苏联的影响去说服越南胡志明停止对越南南方共产党的军事支援，并停止对越南南方城市的袭击；这些要求由苏联政府转达给了胡志明，胡志明又将这一切通过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转达给了北京。毛泽东得到消息说：“这就是苏联新一代修正主义者的最生动表现！”

　　随后，中共中央致信苏共中央，把美国的这一要求和苏联政府为美国政府向越南政府传递消息斥之为是“十分荒谬的”。

　　刚刚进入1月下旬，天下雪了。飘飘洒洒的飞雪很快迷漫了北京市区的每一个角落。白了房屋，白了街道，白了紫禁城，也白了中南海。毛泽东平生爱雪，对雪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可以说爱雪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爱雪的洁白，爱雪的晶莹，爱雪的纯净，更爱雪在寒冷的气候中、在严酷的条件下能够结出精巧的雪花来……

　　雪后的中南海披上了一层银装。起床后的毛泽东披了一件大衣漫步在雪中，踏着脚下两三寸厚的积雪一步一步地向前行进；在他身边工作久了的几名卫士都知道他的这种习惯和爱好，不便上前、也不敢上前去阻拦他，只是跟在他的身后亦步亦趋地慢慢走着。时间长了，几个人见毛泽东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只得硬着头皮近前去提醒说：“主席，时间不短了，该回去了！”

　　“哦……”毛泽东答应一声，抬了手腕看看表，接着再深深地呼吸几口凉凉的空气，这才折转了身躯往回走，一边走还一边说，“是该回去了……”

　　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看着毛泽东往回走的背影，跟在他身后的几名卫士互相看看，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欣慰的笑容；如果时间长了，万一毛泽东着了凉，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大的不说，只小的方面，单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知道了就轻饶不了他们，更不用说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了……

　　一连几天，毛泽东的心情看上去一直很好。

　　1月27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亲切地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谈话中，当谈到中国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时，毛泽东很自豪地说：“过去没有军事院校可好了，打了几十年仗，就是没有军事院校。我们的军队90%以上是不识字和小学程度的。国民党尽办军事院校，什么陆军大学毕业，就是我们这些不识字的兵打倒了它。我们各军区的司令员过去都是大老粗嘛！”

　　听翻译讲了毛泽东的话，苏班德里约表示理解，同时也表示钦佩。毛泽东又说：“解放后我们也办了几所军事学院。进军事院校的时间太长了，严重脱离实际，不好呢！书可以读一点，但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是革命斗争培养干部。好的拿来，坏的丢掉。无论是本国的或外国的都一样，只能批判地接受，不能教条主义地照搬。”

　　1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批阅了赵朴初针对被苏共中央罢黜了一切职务的赫鲁晓夫而写的散曲《某公三哭》，并称赞说：“元代的散曲，朴初先生可以说是既得要领、又得血肉，可以同关汉卿关汉卿，我国元代伟大的剧作家、词曲家，其代表作包括戏曲《窦娥冤》、《望江亭》、《单刀会》等，散曲有《〈双调·沉醉东风〉别情》、《〈南吕·四块玉〉别情》等。、马致远马致远，号东篱，我国元代著名的戏曲家、杂剧散曲兼长，与关汉卿、白朴、郑光祖被称为“元曲四大家”，其代表作包括戏曲《汉宫秋》，散曲有《〈越调·天净沙〉秋思》、《〈双调·夜行船〉秋思》等。一比高下了！”   毛泽东返井冈山 英雄跨出友谊关 1965年5月21日，正当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的勤政殿里主持召开援越会议时，毛泽东已经在江西省委、湖南省委和井冈山市委、永新以及莲花、遂川和宁冈、吉安、酃县县委诸同志的陪同和迎候下，来到了他阔别已经达36年之久的革命圣地井冈山。

　　一听说毛主席回来了，井冈山的人民群众沸腾了；尤其是茅坪、茨坪、大龙寨和黄洋界的人们更是欢喜、高兴得不得了，大家纷纷奔走相告：“毛主席回来了！毛主席又回到咱们井冈山来了！”

　　一踏上井冈山的红土地，望着依然是满山遍野盛开着的杜鹃花，毛泽东的眼睛不由得湿润了……

　　汪东兴和吴连登等人紧紧跟随着毛泽东，陪伴他走过每一处山间故地，而每一处故地都能引起毛泽东许多回忆、每一处都是他深深追思的地方；当地的老百姓们纷纷前呼后拥地簇拥着他，众多的男女老少高兴地喊着、笑着、欢呼着，像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盛情地迎接着毛泽东。无数的小孩子根本就没有见过毛泽东，就连三四十岁的人们也很少有人真正见到过毛泽东；但他们还是从心底里感到毛泽东就是他们这里的人，毛泽东和他们心连着心……

　　巍巍井冈，山高林密，竹繁花盛，树茂草深；一处处涧水像往常一样在万绿丛中潺潺地流淌着，更有莺歌燕舞，令重返井冈山的毛泽东思绪万千、感慨万千。当天，毛泽东住在了他当年曾经多次到过的茶陵。

　　这时候，安装在茶陵县委办公楼顶上的高音喇叭里，正播放着激动人心的歌曲：

　　雄伟的井冈山，

　　八一军旗红；

　　开天辟地第一回，

　　人民有了子弟兵。

　　从无到有靠谁人？

　　伟大的共产党，

　　伟大的毛泽东！

　　伟大的毛泽东！

　　……

　　第二天，毛泽东乘坐着由赵毅雍驾驶的吉姆牌轿车，从茶陵出发，绕道江西永新至宁冈。毛泽东从车内向外望去，但见群峰叠翠，满目葱郁；毛泽东深知，这里就是他领导开辟的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根据地啊！

　　银灰色的苏制吉姆牌汽车和司机赵毅雍都是由湖南省委派出的。吉姆车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亲切会见老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和干部

　　驶进了茅坪的八角楼大院。汪东兴等警卫人员都提前下了车，当赵毅雍也想停车时，却被毛泽东制止了；赵毅雍见机行事，驾车在场坪上围着八角楼绕了一个大圈。毛泽东隔着车窗玻璃深情地向外张望着，随后指示赵毅雍驾车离开……

　　毛主席这是要到哪儿去呀？汪东兴等人立刻奔上了各自的汽车，紧随而去。在汪东兴和其他警卫人员的侍卫下，毛泽东乘坐着吉姆车驶上了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的黄洋界；这里，是他曾经亲自指挥过激烈战斗的地方。遥想当年：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在黄洋界口，毛泽东下车休息，并与随行人员合影留念…… 临近中午，毛泽东住进了茨坪宾馆一楼的115号房间；在房间内，宾馆的工作人员请毛泽东在一张宽大的沙发上坐下来，稍事休息。毛泽东环视四周，脸上流露着喜悦的神色，连连夸赞说：“这可和当年大不一样了！那时敌人前堵后追，我们靠两条腿拼命走，上山一千多里路走了半个月，这次坐汽车两天就到，还是机械化好……”

　　就在毛泽东休息时，汪东兴去查看宾馆为毛泽东准备的饭菜；这一看不要紧，汪东兴大为摇头。原来，宾馆人员觉得毛泽东一路来到井冈山太辛苦、太劳累了，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及茅台酒、香烟、苹果；汪东兴深知毛泽东的生活习惯和生活作风，更知道毛泽东的脾气，立刻吩咐工作人员将烟、酒、苹果和鸡、鸭、鱼、肉等菜肴统统撤下去：“你们赶快将烟、酒、水果都收进去吧！”并告诉说，“首长每餐四菜一汤，每天两元五角的伙食标准……”

　　吃午饭时，餐桌上为毛泽东准备了4个小碟的菜、一瓷碗汤。饭后，汪东兴走进115号房间，询问毛泽东休息得如何、吃得怎么样？毛泽东说：“可以，休息也好。现在这里的气候适宜，不冷不热。”并问，“大家休息得怎么样啊？”

　　汪东兴回答：“都好，吃得好，住得也好……”

　　晚上，毛泽东向茨坪人民公社的社员们了解了井冈山地区的水利、公路建设和大家的生活情况，还亲切地会见了当年的老红军、烈士家属、机关干部和众多的群众；座谈中，大家都说非常想念毛泽东，并说如今的生活比过去强得多了，只是农村中缺医少药，人们一旦生了病得不到及时、很好的治疗，大城市里的医院老百姓们根本去不起……

　　毛泽东听了这些，深感愧疚地对大家说：“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呢，主要是我，对不起乡亲们；以后，相信我们的党会认真做好农村的医疗保健工作……”

　　大家纷纷表示说：“我们相信，我们相信！”

　　几天中，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和随行的汪东兴等人一直陪伴着毛泽东；每到一地，几个人发现毛泽东手上总是拿着他那根一直舍不得丢掉的竹拐棍，几乎走遍了早年他曾经在这里战斗过的每一个地方；每到一处，又无一不引起他对过去战争岁月的无限追思。他的思绪、他的感情，一直不能自已……

　　一次，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对张平化、刘俊秀和汪东兴等人说：“我离开这里已经38年了，这次旧地重游，回忆起38年前的这段历史，心情总是很激动的。为了创建这块革命的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我早想回井冈山来看看，一别就是38年啊！”

　　又一次，毛泽东在山间散步，望着叠翠的青山再一次讲了起来：“井冈山是座好山哩！地形条件好，群众基础好。当年我们在井冈山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住的是破草房，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讲到这里，毛泽东突然转了脸问陪同人员，“井冈山现在还产红米么？”

　　在场的汪东兴清楚，毛泽东在中南海一直吃红米饭，吃红薯、芋头、玉米、马齿菜等等，可来井冈山好几天了，还没见到他吃红米饭呢！便赶紧回答说：“有，有！”并补充说，“主席，去年你吃的红米，就是从江西买回去的。”

　　“哦……”毛泽东不再讲话，继续散步……

　　第二天，毛泽东的餐桌上增添了一碗红米饭。

　　在井冈山期间，毛泽东的日常工作依然很忙。他叫汪东兴随时与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保持联系，并让汪东兴转告中央和周恩来，他在井冈山的一切情况都很好，中央如有重要文件，可派飞机送南昌后转送井冈山…… 5月25日，毛泽东写词一首：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全词上半阕既表现了毛泽东对井冈山的深切怀念，又赞美了井冈山的崭新面貌和饱经风雨而决不为任何艰难险阻所吓倒的革命精神；下半阙更是表现了毛泽东永不衰竭的革命斗志和宽广博大的胸怀，并明确指出了在革命的实际斗争中要敢于藐视各种困难、树立必胜信心，坚定不移，脚踏实地地向前迈进……

　　当天晚上，毛泽东对报送来的中央常委接见军委工作会议全体同志时的指示纪要写了批语。

　　在茨坪的日子里，毛泽东改变了他夜间工作、上午休息的习惯，而是每天早上吃完早饭就去散步；在满目青翠的山林中，他大步流星地走着，常常把跟随他的卫士和护士长吴旭君等人落下很远，大家都赞叹毛泽东的身体真是棒极了。有时，他会用他手上拿着的那根竹拐棍当成“开路棍”，比比划划地在前趟路，就好像是回到了38年前似的，那样生动活泼、那样豪情满怀……

　　一天吃午饭时，吴连登从菜中吃出了一只小虫子；为这事，饭后吴连登去找了宾馆的炊事员。炊事员是位老同志了，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毛主席，难过得直掉眼泪……

　　事后，吴连登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责怪说：“吃了虫子算什么？不要去找，一找人家就得挨批评；另外，你是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千万不可以盛气凌人……”

　　离开毛泽东后，吴连登再去找了炊事员，向炊事员讲了毛泽东说的话，竟令炊事员的眼泪滚淌得更多了；这位炊事员一边掉着眼泪，一边激动地说：“毛主席啊，您真是我们的好领袖、好当家人啊！”

　　在茨坪，毛泽东赶上了几场大雨。有一次大雨过后，毛泽东在汪东兴、张耀祠和几名卫士的跟随下又去竹林中散步；面对万竿蓬蓬勃勃的雨后翠竹，毛泽东像是有些陶醉了。忽然，他问卫士和跟在他身边的胡殷红：“你们哪个晓得，为什么不能在下过雨的竹林里屙屎？”

　　没等有人回答，他便自我哈哈笑着说：“雨后春笋节节高，形容竹子长得很快；要是在下过雨的竹林里屙屎，竹子会把你串起来呢！”

　　大家一听都笑了，而毛泽东的笑声最响亮、笑得也最开心……

　　几天下来，毛泽东深深感叹着新旧社会的巨大变化，他缅怀当年在这里的诸多往事，更深邃地思考着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为此，他在临离开井冈山之际，又写了一首感情丰富、气势宏伟的长词：

　　念奴娇·井冈山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5月29日，毛泽东惜别了井冈山。临行前，吴连登去到宾馆的会计室，找会计雷良钊结算毛泽东的伙食费。可雷良钊说什么也不收：“38年前，毛主席在我们这里吃红米饭、南瓜汤，为穷人打天下；如今他老人家故地重游，是对我们井冈山人民的最大关怀。我们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他老人家，仅仅严格按照你们的规定为他做点普通饭菜，也就十几块钱，叫我们怎么忍心收下？”

　　吴连登觉得雷良钊说得在理，但他不敢违背毛泽东的“规定”，只得再三解释：“首长和我们工作人员外出有严格的约法和开支规定，这是纪律，我必须遵守……”说着，他拿出一个小本子，给雷良钊读起了上面写的内容：

　　凡首长需要的一切东西，托当地代办的，必须货款两清，对方不要钱，我们就不收东西。

　　严格认真地执行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中五条指示，不得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公私不分、铺张浪费，不得用任何名义向地方要东西不付钱。

　　吴连登耐心对雷良钊说：“托你们为首长做饭菜，钱和粮票必须付清，请你收下吧！”

　　雷良钊还是不收。吴连登只得再说：“毛主席最反对搞特殊化。前几年，他身边的个别工作人员随他外出巡视时，曾向一些地方索取过东西，后来我们在中南海院内整风时对这位同志进行了批评和帮助。毛主席知道被揭露的事实后，非常气愤，不顾这个人在他身边工作多年，仍然果断决定将其调离了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接下来又说，“随后，毛主席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近两万元钱，派人到各地一一退赔并道歉，以挽回造成的不良影响。你说，我能不交清钱和粮票离开井冈山吗？”

　　听了这些，雷良钊还能说什么呢？他只得两眼饱含着热泪，开出了两张发票：

　　井冈山管理局交际处1965年5月29日00006482号

　　伙食费/7天——每天25元——合计1750元/收款人雷良钊

　　井冈山管理局交际处1965年5月29日00006484号

　　首长交粮票23斤/收款人雷良钊

　　就要离开井冈山了。毛泽东穿着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满面红光，健步走到茨坪宾馆的餐厅大门前；这时候，等候在场坪上的人们立刻激动地欢呼起来：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

　　毛泽东首先接见了站在人群队伍前排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茨坪宾馆管理局的党政军干部及宁冈县委成员；接下来，他挥动着手臂、微笑着走向欢呼的群众。在人民群众中，毛泽东向大家鼓掌，红润的脸上始终挂满了微笑……

　　次日凌晨，毛泽东的专列到达了江西省的樟树市。

　　在樟树市，毛泽东再次听到了人民群众反映农村缺医少药和看病难的诸多实际情况……

　　下午，毛泽东命令停车南昌。

　　在南昌，面对着滚滚北去的赣江水和葱郁、苍茫的大地，毛泽东感慨有加，随题诗一首： 七律·洪都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

　　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

　　6月1日，毛泽东的专列驶往杭州。

　　在专列上，吴旭君为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准备好了醒来后要用的洗漱用具；临近中午，只休息了两三个小时的毛泽东醒来后，见到了吴旭君为他准备好了的洗漱用具，问：“小吴啊，为什么给我用‘中华’牙膏呀？”

　　吴旭君近前回答说：“主席，你也该用一用好一点的牙膏了，你看你的牙齿都被烟熏黄了……”

　　“哦……”一向节俭的毛泽东将牙膏挤一点在牙刷上，放在鼻子下嗅一嗅，说：“这味道比盐末好闻些……”随后又说，“就要支援越南了，我们自己能省一点就尽量省一点吧！”又说，“农村的许多事情还很不尽如人意，老百姓们看病难啊……”

　　毛泽东说完这些话以后，才开始慢慢地刷牙；吴旭君在旁边听了、看了，不知为什么，直感到鼻子一阵阵发酸……

　　当天，毛泽东到达杭州；还没有走下专列，就接了周恩来打来的一个电话。周恩来先是向毛泽东汇报了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议长阿鲁季·卡塔威纳塔和夫人已经抵达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情况，然后又向毛泽东报告说他明天将要按计划率团出访亚洲的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非洲的坦桑尼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

　　6月7日，毛泽东批示江青，请她看《山西省农民讲习所办得很好》等4份材料。

　　这时身在黄山的胡志明由于不惯于清静，早已经移出了环境清幽的观瀑楼，而住进了便于接触人民群众的温泉宾馆。在这里，他由于思念着祖国的一切而不甘于寂寞，便经常打一打太极拳，还不时走出去同当地的茶农们谈家常，同黄山小学的学生们一起照相留念……

　　这天，他散步到温泉的小卖部去，可巧在门口遇上了安徽省黄梅剧团的著名演员严凤英和她们在一起的几个人。胡志明请严凤英等人一起去到绿阴茶庄，大家在一起品茶聊天，相互间问长问短；胡志明想听一听严凤英唱的《天仙配》选段。盛情难却，严凤英和她同来的团员即席为胡志明唱了起来：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绿水青山带笑颜；

　　从此再不受那奴役苦，

　　夫妻双双把家还；

　　你耕田来我织布，

　　你挑水来我浇园；

　　茅屋虽破能避风雨，

　　夫妻恩爱苦也甜；

　　你我好比鸳鸯鸟，

　　比翼双飞在人间。

　　……

　　听着严凤英那充满了感情的甜润唱腔，胡志明竟动容地淌下了热泪；原因是，他早年曾经有过一位感情深厚的革命女友，不幸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从此终身未娶……

　　就在胡志明在黄山听严凤英唱《天仙配》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的工程兵部队奉命组成的援越一、二、三支队和两个高炮师、一个高炮加强团，已经向中越边界集结；随后，中央军委又作出决定，组建了下属四、五、六支队的援越抗美修筑公路指挥部。 6月9日，在黄山住了18天的胡志明就要离开了；一直陪同他的董必武特意作《别黄山四绝》诗以赠。其中的两首是这样写的：

　　美帝横行侵越南，三军十万逼凶顽。

　　披发缨冠将往助，哪能闲逸看青山。

　　胡公更是当事人，好整以暇斗强横。

　　既荷子肩不愿卸，定将纸虎付牺牲。

　　胡志明也将他写的《游黄山日记诗》回赠董必武。其中有这样一首：

　　董公赠我以长诗，我欲作诗奉和之。

　　可是抗美救国事，完全占领我心思。

　　看了胡志明的诗，董必武告诉他说：“告诉胡主席一个好消息，中国的援越部队奉命今天出关！”

　　“这就太好了！”胡志明立刻高兴起来，马上紧握了董必武的手，激动地说，“真要感谢你们！感谢毛主席，感谢中国人民……”

　　风萧萧，一路征尘；

　　车隆隆，万众一心。

　　中国广西边陲重镇凭祥，是一处青山环抱、绿水围绕的秀丽之地；仅有的一条半街头绿树成荫，流经镇上的一条小河水清见底，岸边芭蕉树成林、翠竹片片。

　　往日，这里不太宽的街道上没有多少行人，有的只是当地身穿黑衣服出来劳作的壮族妇女，还有一些从越南过边界来购物的边民，再有就是不多见的偶尔来这里的内地人了；如今，街上行人多得不得了，且大都是外地人，更多的则是身着戎装的一群群的解放军战士们。他们是来这里集结，准备出友谊关到越南去同兄弟的越南人民一起，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

　　由凭祥再向西南方向18公里，在大青山和金鸡山的山口，就是巍峨耸立的友谊关了。友谊关又名鸡陵关、界首关、大南关、镇夷关，明朝初年置镇南关，1953年改为睦南关，1965年才改为现在的名称友谊关。这里，高大的拱式城门上叠耸着雄伟的三层关楼，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最高一层的城楼上迎风招展；郁郁葱葱的左岭山和金鸡山横亘在友谊关的东西两侧，树茂草盛的大青山由这里向北护卫着广西大地的锦绣山川。

　　此时此刻，从凭祥到友谊关的一条红色的沙石公路上，来来往往地行驶着众多的北京吉普和解放牌军用汽车；车过处，带起的风尘摇晃着路边密密丛丛的芭蕉树，同时晃动了紧靠路边的一簇簇葱葱的荔枝树和一片片郁郁的甘蔗林。随风送入人们耳中的，是几处高音喇叭里接连播放的激动人心的革命歌曲；还有一首被译成中文的越南歌曲，也时时地进行播放：

　　越南——中华，

　　山连山，江连江，

　　共临东海

　　我们的友谊像朝阳；

　　共饮一江水，

　　早相见，晚相望，

　　清晨共听雄鸡高唱。

　　啊——啊——

　　共理想，心相连，

　　胜利的路上红旗扬。

　　啊——啊——

　　我们欢呼万岁

　　胡志明——毛泽东！

　　…… 这首歌，体现着中越两国之间山水相依、互为唇齿的紧密关系，表达了中越两国人民之间亲如一家的兄弟情谊和永远友好的共同向往。

　　歌声传友谊，健儿待出征。

　　几天来，准备出关支援越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广大指战员们，都一律换好了颜色介于灰绿之间的越南军服，头上戴了盔型帽；他们将自己脱下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服整齐地包裹起来统一存放，一个个都写好了各自部队的番号和本人籍贯的详细地址和姓名。他们是要去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浴血奋战的，谁也没有准备活着回来！

　　向南，是英勇战斗的越南；向北，是自己伟大的祖国！为了支援越南，战士们宁愿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

　　就在胡志明在中国的黄山给董必武写诗的时候，第一批入越的中国部队已经做好了一切行动准备：

　　军车烈烈，火炮凛凛；

　　军威浩荡，气壮山河！

　　1965年6月9日晚8时30分，整装待发的援越部队车行友谊关；临出关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和军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代表中央军委和三总部，来为援越二支队第一梯队的全体将士们送行。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某基地副司令员兼工程建筑第53师师长王辉时年41岁，这次被任命为援越二支队指挥部的副主任兼参谋长；马上就要率队出关了，这时他直感到胸中的热血在冲涌，在向刘志坚和陈士榘敬礼“报告”时，竟激动得眼里含满了泪花：“报告，二支队第一梯队准备完毕，请指示！”

　　刘志坚紧握着王辉的手，对这位精神抖擞的战将说：“我代表中央军委和三总部，前来欢送你们，为你们壮行！你们去执行光荣的国际主义任务，援越抗美，希望你们为国争光！并预祝你们凯旋归来！”

　　刘志坚的话，句句落地有声。陈士榘也近前握了王辉的手：“我老了，不能随你们一道分享这个光荣；但我向你们保证，当好你们的后勤部长。只要你们为祖国争光，所需要的物资，我们一定送到。祝你们光荣而去，胜利而归！”

　　“保证完成任务，为祖国人民争光！”

　　出发了。军车隆隆，整齐的摩托化部队在晚霞中陆续驶出了友谊关；这一去，就同入侵越南的美帝国主义打了个天翻地覆……

　　消息很快报到了中央军委，罗瑞卿又分别向周恩来和毛泽东作了电话汇报。毛泽东放下电话以后，只说了句：“风萧萧兮易水寒……”

　　6月14日，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并修改过的一篇猛烈抨击苏联新领导人的文章《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为纪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两周年而发表编辑部社论的形式发表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赫鲁晓夫被撤职以来的苏联新领导人进行的第一次直接抨击。社论指出：苏联新领导人“的本质还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还是分裂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还是苏美合作主宰世界”……

　　6月16日，已经在杭州住了半个月的毛泽东在听取余秋里、谷牧关于编制“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问题的汇报时，对他们说： 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

　　当天下午，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杭州前往上海。

　　在专列的行驶途中，毛泽东向北京打去了一个专线电话：“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苏联都是一个传统的欧洲国家；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是在欧洲么！”

　　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观察家文章：《苏联没有资格参加亚非会议》。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约翰逊政府下令美国侵略军在南越直接参战；坚决响应并且完全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关于“在必要时，呼吁北方和友好国家的军队志愿进入南方以抗击美国侵略”的严正立场。同时表示：

　　我们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将在得到越南人民呼吁的时候，立刻派出志愿人员到越南去，同越南军民并肩战斗，直到把美国侵略者赶出越南。

　　6月19日，苏联《真理报》在它发表的一篇社论中表示，对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的抨击“感到痛惜”，并呼吁国际共产主义政党“团结起来”，反对中国所说的“美国在越南的侵略”。

　　苏联《真理报》这样一篇社论的发表，立刻引起了世界各国共产党舆论的大哗。毛泽东在上海说：“看么，这就充分暴露了苏联新修正主义者所奉行的还是旧的修正主义路线：对内镇压，对外投降……”

　　6月20日以后，毛泽东乘专列离开了上海。

　　这时祖国的江南大地一派葱茏、一派绿色。毛泽东的专列行驶在这山水互绕、绿色遮目的葱郁之中，犹如一条戏水的长龙在绿色的海洋中游泳；时而穿过翠峰叠起的绿涛，时而潜入一孔孔隧洞，在荡满了稻田和绿树的波涛中奋力前行……

　　车过南京，毛泽东命令临时停车；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很快上专列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在同许世友的谈话中，要他“一定要做好打仗的准备”。

　　毛泽东在南京只逗留了两天，然后便命令专列径直北上了……

　　6月26日，毛泽东让张玉凤打电话叫来了汪东兴，同汪东兴谈了经济建设中的几个问题。毛泽东说：

　　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建设不起来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又不打，要有两手准备。

　　汪东兴离开后，毛泽东让人准备了一些鲜桃鲜杏，说是有用；然后，他提笔给章士钊写了一信：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极其严厉地批评了卫生部，并对全国的卫生工作发出了重要指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服务，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 现在医院那套检查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难深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防治，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干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间的隔阂。

　　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六八年就扫尾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并没有结束啊！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