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诗意与探询理性——谈《万寿寺》的“虚”与“实”(摘自：路过花开)

    米兰·昆德拉曾将小说家分为三种，即讲述、描写或思考一个故事。王小波在《青铜时代》中将描写和思考发展壮大起来，他构筑了一个庞大复杂的虚构世界。将唐人传奇“甚或不是一个被述事件的支点，而只是进入中古时代的借口。”所以有人这么说：“在《青铜时代》里，他的对话体叙事，形成了一种新寓言体小说，缔造出一种‘历史的狂欢主义’，使小说成为一种思想方式，从经典作家笔下的那种沉重的文体明化为一只翩翩的蝴蝶。”这和王小波的文学接受和文学理念是一致的。

    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中明确提到查良铮和王道乾的翻译，承认这些“诗人们的译笔”给了他极大的影响。他还说：“正如法国新小说家的前驱们指出的那样，小说正向诗的方向改变着自己。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应该像音乐。”并且他还说：“文字是用来读，用来听，不是用来看的——要看不如看小人书。”所以他小说的语言清丽、透彻，处处给人舒缓纡徐之感。他追求语言的韵律，是在前面他所说的“诗人的译笔”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他说：“诗不光押韵，还有韵律；散文也有节奏的快慢，或低沉压抑，沉痛无比，或如黄钟大吕，回肠荡气：这才是文字的筋骨所在。”（《我的师承》）在小说中，王小波呈现给读者场景不是中国传统文学中的风花雪月和多愁善感的“吟咏性情”。同样是写湘西，沈从文笔下的最宜于人类“诗意的栖居”的“凤凰”在王小波的笔下顿失“诗意”：失去了晶莹饱满、温润明亮，充斥其间的是愚昧、野蛮、原始、粗旷，犹如中国山水写意画顷刻间变成了色彩斑斓的西洋油画。

    “盛夏时节，在湘西的红土丘陵上，是一片肃杀景象；草木凋零，不是因为秋风的摧残，却是因为酷暑。此时山坡上的野草一片黄色，就连水边的野芋头的三片叶子，都分向三个方向倒下来；空气好像热水迎面浇来。”“远远看去，被烤热的空气在翻腾，好像一锅透明的粥，这片山坡就在粥里煮着”文字参差不齐，画面性强，色彩对比度大，富有韵律。薛嵩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滑稽露面——“除了蜣螂，还有薛嵩，他手持铁枪，出来挑柴禾。”类似的例子很多：

    “我清楚地记得那片亚热带的红土坡，盛夏时节，土里的砂砾闪着白光——其中有像粗盐一样的石英颗粒，也有像蝉翼碎片般的云母。……在烈日下挥锄时，汗水腌着脖子，脖子像火鸡一样变得通红。这是否说明我就是薛嵩？”

  “有一段时间，薛嵩的屁股极为白皙，那些黑字嵌在肉里，好像是黑芝麻摆成的。现在薛嵩虽然已经晒黑，但那些字还是很清楚。他只好拿墨把屁股上的字涂掉。在那个赤裸裸的红土山坡上，一切都一览无遗，长着一个黑屁股看上去的确可笑；但总比当个屁股上有字的节度使要好些。”

   “首先，他戴着一顶钢盔，这东西大体和消防队员戴的头盔差不多，只是更腐、更亮，盔顶有鱼鳍一样的冠子，用皮带扣在颏下；这样，他一下子高了一尺多。然后他又穿上护胸甲，这东西表层是一层发乌的青铜，镌着大海和海上的星辰。在青铜后面是亮闪闪的黄铜，黄铜背后是厚厚的水牛皮。最里面的一层是柔软的黄牛皮……薛嵩威风凛凛，有如一位金甲天神。”

   “但是，所有的甲胄都只有前面，没有后面；后面用几根皮带系住。所以，薛嵩也只是从前面看时像位金甲天神。从后面一看，裸露着脊梁，光着屁股，甚是不雅观。”

   “风把地下半腐烂的叶子刮了起来，像膏药一样到处乱帖，就如现在北京刮风时满街乱飞塑料袋。一股垃圾场的气味弥漫开来。我（或是薛嵩）终于下定决心，要离开长安，到南方去了。”

    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王小波穷尽想像地把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夸张而又奇妙地组合起来，读起来使人酣畅淋漓，呈献给读者的则是一个个荒唐却又真实的场景，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油画：在屁股上刻字使人不由然想起了文化革命里的红卫兵给“牛鬼蛇神”剃阴阳头，把他们的脸画得花花绿绿的；将烈日下的锄者脖子比作火鸡脖子，真是传神而又贴切； 薛嵩着装的“前后对立”的两极反差让他就如从中古走来的“唐?吉珂德”，于是整部小说就充溢着骑士的身影；风刮起的树叶和刮起塑料袋，从文字上看好似遥不相及，可是呈现给读者的画面性却是如此之强烈。

    王小波还被称为“文学骑士”：不管什么代价，要有勇气做一个痛苦的思考的人。否则就难以为人！在中世纪，真正的骑士要擅长骑马、击剑、下棋等技艺，在追求崇高理想的同时更有一番人间真情。在《万寿寺》中，王小波给读者展现了一位骑士——我或者薛嵩，他带着“建功立业”的崇高理想出发，但建功立业却成了一个让人心酸滑稽的举动：“湘西的红土丘陵上”，“除了蜣螂，还有薛嵩，他手持铁枪，出来挑柴禾。”在那里，薛嵩的“铁枪”只能用来“挑柴禾”。 王小波将“建功立业”这一浪漫美好的事情撕裂开来，揭开了各种各样的“皇帝的新装”，揭露一切虚伪愚昧；在颠覆一切权威、调侃所有正经的过程中获得思想的解放和感情的自由抒发，探询理性秩序的重整。

  《万寿寺》中的“我”抑或薛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王小波以中国写意画的“笔断意连”的技法将各个不同的情节浑然天成地连在一起。在这个庞杂的而不显混乱的大大小小若干个可能的故事中，显现了他对理性的探询。

    王小波有逻辑学根底，在小说中，都时不时地会冒出一些“推理”来。然而这些“推理”大多都是谬论，是以一种戏谑的方式对非理性的事物所进行的反讽。他无情地揭示社会中众多的不合理、愚昧和荒唐，而让读者的思想和情感都活跃起来，甚至有狂欢的感受：世界竟如此可笑！然而狂欢只是真相揭露、谜底被公开时情感的放纵，更让人思索着放纵的根源。他常常对一个事物做多方面的考察，展示事物的各种形象，让人深入理解，把握事物的多重意义，从而揭示内在本质。例如小说中关于蓝色刺客的行刺场景的描写是《万寿寺》中最精彩的部分。很难见到有谁会这样来写小说，刺客有时是男，有时是女；有时是一个人，有时又是一大群。最初分别出现的一男一女两刺客，故事相对简单，尤其是男刺客的故事，因为这时薛嵩的形象、身份也很难确定，到大群刺客出现，薛嵩也变成一个能工巧匠之后，故事便繁复起来，于是薛嵩渐渐以一个为了“性爱”（抢婚）而陷入智慧（造车）的人的形象出现。这时，与之相对的刺客们则是一群无性无智无趣的人，他们一方面要在老妓女（意识形态）的蛊惑之下刺杀薛嵩，表现为一群“愚民”，一方面又具有一定的意义自足性，具有“看客”的狡黠。同时，在“刺客头子”和众刺客的关系中也袒露了世俗的“上下级”关系中的盲从现象的滑稽，“按照这种说法，刺客们去杀红线，却冲进了一只木桶。如你所知，这只是众多可能中比较简单的一种。”在这样的一个木桶里，见识就会被搁浅。“冲出去”与“冲不出去的”困境是理性与非理性的较量，这里的刺客是中国尚待启蒙的“民众”们。

   《万寿寺》中的人物并不多，想像中的薛嵩故事和古今交融的“我”（或薛嵩）的故事这两条线索交相融合。王小波以隐喻的方式频频反讽非理性的行为，向往“有智、有性和有趣”的生活，并且“推己及人”，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向往”。然而事与愿违，从孔孟的重“礼”轻“色”到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再到文革时代的完全“非私人”化生活，中国人一直都在受着这样那样的“意识形态”的压制，完全失去了正常的“人”的生活。基于这一点，王小波在《万寿寺》中安排了多处施虐／受虐的场景，这种受虐狂心理是从中国古代一直延续下来的“国粹”。除了表现在男女关系上之外（如古代的妻妾尽管心理和生理上都受丈夫的压制却依然依恋对方），更多地表现在百姓对权威的依恋（或曰单恋）上。其实虐恋就是在长期的强刺激下形成的一种心理“异化”，比如红线面对杀人情景而生成的“平常心”；在《万寿寺》中，王小波多次以形体的异化来隐喻心理和精神的异化，比如薛嵩变马、薛嵩的坐骑变牛等等，都是以非理性为契机的：仍是以反对非理性为宗旨，仍是直指国民性。

    有了这种理性的能力，自然有了洞悉现象的优越感，自然也就有了戏剧性的笑，也就更会引发这笑的背后的理性的思索。诙谐、幽默、反讽、戏拟等效果也就自然而生，如水到渠成，欢快跳跃，如春暖花开，缤纷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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