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削有功?

国破山河在
这是少奇同志1950年在天津的一次谈话中提出来的。
天津是中国第二大商业城市，当时人口200万，是华北、东北、西北这“三北”的商业枢纽。少奇去天津的目的非常明确，解决劳资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工商界的生产信心。他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有联合有斗争，但今后重点在于联合而不在于斗争。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而是争取对象。此行同时，刘少奇告诉工人代表，在劳资两利下，还要让私人资本主义存在一段时间。“如果吃了母鸡，就不会再有鸡蛋吃。”
少奇同志的这个观点很好理解，就是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间，充分发挥资本的主导作用，与今天主流经济学家从西方贩卖过来的新自由主义高度一致，就是充分肯定以私人资本积累为首要条件，在扩张私人积累的基础上增强资本动员人力物力资源的能力，去推动经济发展，也就是所谓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说。
刘少奇天津行的重头戏在1950年5月2日，他邀请民族资本家李烛尘、周叔弢、宋斐卿等128位资本家座谈。会上，有资本家说，他怕听“资本家”称号，也怕听“剥削”二字。刘少奇说，剥削是个社会现象，谁也不愿被剥削。但根据今天中国的现实情况，不是要不要消灭剥削，而是能不能消灭剥削。消灭以后怎么办？我们共产党人知道，资本主义一方面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剥削制度，另一方面也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产业。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一百年间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当前我们要求工商界发挥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力，建设新中国，这正是你们为国建功的机会，你们应该努力，不要错过机会。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 可以说，少奇的讲话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的资方心态在周而复先生的四部曲社会长卷小说《上海的早晨》中有细致、真实的描述。有兴趣的同志不妨找来读读。
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生产要素主要有三种：资本、土地和劳动。新中国成立之后要迅速完成工业化目标，劳动力（其中包含在国共两党斗争中最终选择向往共产党的许多知识分子）丰富算是新中国的长线资源，而资本和土地是短线资源。究竟是由资本主导还是由政权主导全国范围的人力物力资源，更能够推进发展速度，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建国初期平抑物价的较量和三反五反运动中间，已经自然得出了结论。今天的精英们还在重复他们从西方贩卖过来的真理：新中国发展道路只能与西方一样，即便是中国的资本非常短缺，那也只能以资本作为主导发展的核心要素，采取任何适应中国劳动力丰富和革命知识分子强大现实的政策，都是错误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无法解释共产党主导的新中国工业化跃进历程，只好加以妖魔化，这本不奇怪，奇怪的是一些共产党人也跟着妖魔化自己的光辉历史。
我们今天回顾“三反五反”运动，颇有新的价值和理解，这个运动表明了资本在政权和舆论主导的时期，即使是紧缺资源，也是那么的微不足道；这个运动中间揭露出来的许多问题，也说明了私商比国营经济负责人具有更强的钻营动机，能够更方便地与官员个人进行交易以争取到权力的支持，如果任其长期发展下去，私商将能够取得更多的官员支持和发展空间，这些正是我们今天在改革实践中所看到的：事情就是这样，话语精英和贪官共同追捧资本家，构成了资本掠夺国有资产、剥削工农劳动的“铁三角”，成就了今天国内一批新兴的富豪。但是与私人资本积累顺利进行的同时，官员的腐败后果和社会风尚的毒化，却要由共产党来承担，却要由共产党牺牲自己几十年血汗积累的无形资产来买单。因此，毛主席高瞻远瞩，防微杜渐，坚决抵制党内核心层存在的强大反对意见，把资本家作为“三反五反”的主要打击对象，而不仅仅限于整肃官员。其政治含义是：新政权拒绝承担私营资本转嫁过来的风险和成本，拒绝以政府形象和共产党信誉作为帮助资本积累的“成本和代价”。于是共产党政权渡过了被腐蚀掉的第一关，继续得到人民群众的追捧拥护。
刘少奇们在经过三反五反运动之后，仍然对局势认识不清，在资本的弱势和政权的强大同时呈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仍然为“剥削光荣”而抱残守缺，看不到改变政策的契机。刘少奇们始终不明白强化农村基层政权的目的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在这一点上，他们甚至不如反复强调以“村治”为本的山西大佬阎锡山。西方国家所以重视资本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是资本的积累条件远比中国好，同时也是因为这些国家包括苏联早期，都没有强大而廉洁的“革命知识分子”群体。新中国的建设方针，可以在劳动力丰富，知识分子群体强大、资本弱小和积累条件差这三大要素中间，得到很好的把握，离开这三点去界说新中国的建设历程，不可能不陷入胡说。“剥削有功”说的背后，一个方面是没有看到共产党政权所拥有的强大有机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一个方面是忽视了在中国特定条件下资本的严重局限性，看不到中共组织在资本短缺的情况下强大的动员能力。而忽视这些中国特定的资源禀赋，是西方经济学和苏联经济学的共同点，刘少奇因此具有很强大的“理论基础”，他唯一缺乏的是对中国经济现实的把握。
毛主席的法宝就是把千千万万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从互助组、合作社到1958年确立人民公社制度，实现了1+1≥2的整合力量。通过施行工农业“剪刀差”经济政策，国力大大增强，制造工业和农业、水利基础空前强大。没有农村的公社化，势必会有大量的“过剩人口”冲击当时的前工业社会，造成相当的经济危机。在新中国的建设中间，也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充分注意到了“人口多，底子薄”的这一中国特色，并加以巧妙引导，才成就了改革初期生产力勃发可资利用的国力基础。
五十年后，时移势易，这回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国有资产的管理者要把工厂分光吃尽，卖给国内外资本方。国内外资本自然高兴，因为就是他们在后台刻意操盘。国企一转制，大量原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流汗的失业人员就涌向街头，外国企业到中国安家落户，才有廉价劳动力好用呵。我们自己的官场精英又何尝不巴望这样的美好机遇呀，权钱交易毕竟色调灰暗，招财进程缓慢不说，风险犹大。精英熟谙“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贪渎宝典，他们通过国企改制，大口吞噬国有资产。这样有政策保驾的保险的资本发家条件，国内外的资本家都是乐得合不拢不嘴呀。于是，他们利用主流身份抢占话语平台，说什么原来的社会主义不合当今国内外形势发展需要，甚至还阻碍社会发展啦；说什么白猫黑猫挣得到钱就是好猫啦，工人贫穷，那是他自己懒惰不会赚钱营生；说什么贪腐嫖娼黄赌毒那是社会进步过程的必须产物，或者就叫中国特色吧，国情嘛。三十年非毛、非共、非社会主义的妖魔化宣传结果，足以让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年辨不清东西南北，现在谁都觉得别人剥削别人富那是应该的，自己贫穷只怪不会分食奶酪，没有读懂羊皮卷。总之，资本主义就是比社会主义好。
今天，五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和新中国工农的首创精神一旦被无耻地抛弃，竟有执政的共产党宣称是资本家帮助政府解决了就业问题，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资本家说剥削有理，我们共产党不仅得跟着说剥削有功，还得说资本是改革的救世主呢。而这些资本新贵与当年天津的民族资本家相比较，只怕是资本来路不清不正，个人品位更不能望其项背，少奇同志九天有知，看到今天他的论述继承者们把他老人家当年受批评，受委屈的讲话重新金装银裹，奉为煌煌政绩，予以立法保障，不知该作何感想？
但是，不仅工人和农民，在更多知识分子中间，在更广泛的新生中产阶层中间，已经清醒地看清全球资本主义不是改善他们处境的选项。他们至少从毛泽东时代建设的社会主义当中领略到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