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剥削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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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有四公子,这四公子的共同之处是贤名远播,且广储门客。如齐国孟尝君与门客之间的故事。战国是大转型时期,天下秩序未定,列国征战不一,各国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在国内,像孟尝君这样属于国君宗族但是小宗的大夫,更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们既要有相当的才能来护卫自己的国家,但因为血统关系又容易引起当国君主的嫉恨。所以必须有走钢丝一样的生存术。
养门客和种庄稼广种薄收的道理一样,三千门客在关键时期能有一两个顶用的就不错了。孟尝君的门客中,对他帮助最大的就是那位一来他家就要待遇的冯驩。孟尝君封地在薛,他向封地中的居民放高利贷,有一年让冯驩去收贷。冯驩到了薛地,杀牛宰羊请债务人大吃大喝。孟尝君知道后责备冯驩,冯驩解释清楚,孟尝君一听就明白了:那些坏账反正收不回来,你要逼得太急,人家干脆潜逃,封地百姓逃亡更划不来,不如烧掉送个顺水人情。后世者论此事,多半着眼于冯驩替孟尝君收买人心,以备日后非常之用。但若和秦以后帝制时代相比较,就可以看出烧掉债券是制度使然的合理选择。
为什么这样呢?周朝是真正的“封建社会”,所谓“封建”,就是封土地,建诸侯,天子将某个区域分封给宗室功臣,诸侯对天子有勤王、纳贡的义务,而内政基本上自己说了算。诸侯国内,国君又是如此分封卿、大夫。可以说,这是一种层层转包的制度,我的地盘我做主。孟尝君是薛地的真正主人,这块土地是否繁荣有序,直接关系到他及子孙的安危祸福,那么他不能竭泽而渔,而只能有节制地剥削。
秦统一六国后,废诸侯,建郡县。天下都是皇帝一人的,当初那种层层转包的关系被废除了,最基层的地方行政首长县令都是皇帝任命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文武百官都是皇帝聘请的打工仔,他们从皇帝那里领俸禄以及享有其他特权,然后替皇帝管理好某一项或某一地事务。如此,消除了诸侯坐大不尊天子的威胁,但弊端也随之产生。明清时期,这种制度到了登峰造极近乎僵化的程度,皇帝最大限度地剥夺地方官自主权,同时实行回避、流动制度,一个地方的官员走马灯地换,避免地方官此尾大不掉。如此,没有哪个官员能像孟尝君那样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薛”,天下都是属于皇家的“公共牧地”,那么地方官会想办法鱼肉百姓,心理近似干一票就走的流寇。只有皇帝着急,他希望官吏有节制地剥削老百姓,不要过分而引起民变,可国家这么大,他根本看不过来。
在秦以前,农民属于各有其土的封建主,少有大的民变。秦以后,自陈胜吴广开始,民变几乎是改朝换代的催化剂。而这些民变中,真正由于教科书多年宣传的“地主”和“雇农”、“佃农”的矛盾很少,地主对佃农,多半会像孟尝君那样,会讲究平衡,并非仁慈,而是不如此有损自己的利益。民变常由抗税、抗官吏盘剥而起,官员和百姓的矛盾才是两千多年帝制下从未解决的矛盾。因为政治体制没有根本的变化,官吏不可能具备一种有节制剥削老百姓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