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文化与非人的文化

人性文化与非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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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人性文化与非人的文化

                                ──聂绀弩的假设和我的补充

    区分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之后，笔者想起我所崇敬的着名诗人作家聂绀弩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假设。这一假设他多次对我表明。他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是高举《红楼梦》的旗帜就好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点是批判的──批判非人的社会与非人的文化，但是，缺乏正面的旗帜(只好把尼彩、易卜生等当旗帜)，其实，《红楼梦》就是产生于中国土地上的关于人的伟大旗帜。他说：“《红楼梦》是人书，人的发现的书，是人从人中发现人的书，是人从非人(不被当作人的人)中发现人的书”。(参见《人民日报》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碧森的文章：“老幼情深”)聂绀弩这一见解是极其深刻的见解。五四高举人的旗帜，以空前的力度揭露中国标榜仁义道德的旧文化乃是吃人的文化，但是，五四的思想先锋忘记，自己的文化系统中却有一部高举“人”的旗帜的大书，可以作为正面的旗帜和参照系，这就是《红楼梦》。聂绀弩晚年体弱难以走动，背靠小床只读几部古代小说，正如他的“自遣”诗所说的“自笑馀生吃遗产，《聊斋》《水浒》又《红楼》”(参见罗孚编《聂绀弩诗全编》第113页，学林出版社)聂绀弩对《红楼梦》和《水浒传》均有许多精闢的、独到的见解，而发现“五四”这场批判“非人”、“吃人”文化、以人为主题的文化大变革却未能把《红楼梦》这部人书作为旗帜的缺陷，更是了不起的极其深刻的见解。这一见解从根本上启发了我。所以我写了《红楼四书》，把他的思想贯彻其中，期待《红楼梦》虽不能成为五四旗帜但能成为中国人永远的心灵旗帜。

    把《红楼梦》这部人书作为“五四”的正面旗帜，这是聂绀弩的假设。被他的假设所启发，我则作了第二假设：如果“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把孔夫子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而是把《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作为主要批判对象就好了。五四作为一个发现人的运动，包括三个层面的发现，即发现人、发现妇女与发现儿童(这是周作人的概说)。而《水浒传》恰恰是不把人当人，无论是官府还是造反者均如此。水浒英雄直接吃人肉的有王英、张青和孙二娘等，更不说官府间接“吃人”了。至于妇女，无论是“水浒”还是“三国”，她们要么是政治马戏团里的动物(如貂蝉、孙权妹妹孙尚香等)，要么是被杀戮的对象(如潘金莲、潘巧云、李巧奴等)，要么就是哑巴工具和武器(如扈三娘，只是打仗工具，没有语言。至于儿童，连四岁的无辜小衙内，也被李逵一斧砍成两段。

因此，如果说，《红楼梦》是真正的“人”的文化，那么，“双典”则是“非人”的文化，是人任人杀戮的文化。“五四”新文化的价值核心，用一公式表述是“人=人”，而在双典中，我们则看到“人≠人”的公式，公式里包括集团之外的人不是人，女子不是人，儿童不是人。“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的是人的旗帜，而且还突出个人，尊重每一个体生命，是一个很伟大、很了不起的运动，它如果在树立对象与打击对象上作一转换，以曹雪芹取代尼采，即以《红楼梦》作为正面旗帜，而以双典代替孔子而作为主要批判对象，那么，它同样会有震撼，而且能严格地分清中国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原型与伪型，其张扬的核心价值(人─个体价值)和打击的核心观念(人变成非人)都将更为明确而无可争议。

    笔者作这样的假定，并不是想入非非。实际上在新文化运动展开的前夕，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已和康有为论辩过。在康有为看来，中国风俗人心的颓败，是“不尊孔”之故。陈独秀不同意，写了“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驳斥他。有意思的是，在驳难的文章中他却透露出一个信息，认为风俗人心败坏，莫大于淫杀，就是黄巢、张献忠之辈的淫杀。只是这种淫杀属于过去，在文明社会的今天已不再发生。他这样写道：

    康先生与范书曰：“夫同此中国人，昔年风俗人心，何以不坏？今者，风俗人心，何以大坏？盖由尊孔与不尊孔故也。”是直瞽说而已！吾国民德之不隆，乃以比较欧美而言。若以古代风俗人心，善于今日，则妄言也。风俗人心之坏，莫大于淫杀。此二者古今皆不免，而古甚于今。黄巢、张献忠之惨杀，今未闻也。有稍与近似者，亦惟反对新党赞成帝制孔教之汤芗铭、龙济光、张勋、倪嗣冲而已。古之宫廷秽乱，史不绝书。防范之策，至用腐刑。此等惨无人道之事，今日尚有之乎？古之防范妇人，乃至出必蔽面，入不共食；今之朝夕晤对者，未必即乱。古之显人，往往声妓自随，清季公卿，尚公然蓄嫟男宠，今皆无之。溺女蛮风，今亦渐息。此非人心风俗较厚于古乎？

(引自《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56页，北京三联，1984年版，原载《新青年》2卷4号)

关于世道人心，是今不如昔还是今胜于昔？暂且不论。但陈独秀既然认定“风俗人心之坏，莫大于淫杀”，并认为黄巢、张献忠属于淫杀惨杀之名手，(只是“今未闻”)那么，把《水浒传》中的“淫杀”作为主要批判对象，便不是奇想天开。陈独秀拒绝康有为“尊孔”的妄说可以理解，但走向另一极端把孔子作为风俗人心败坏的总根而放过黄巢、张献忠等，则大可商榷之处。

   聂绀弩“假设”虽然没有使用原形文化与伪型文化的概念，但他作为一个热爱《资本论》(其读本至今还保存在笔者手里)、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实际上是信奉一个民族具有两种文化的观点(列宁提出过两种文化思想)。也就是相信，中国在自己的传统中具有最优秀的文化资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勳不可抹煞，但它对传统文化缺少真伪的分辩却是巨大的缺撼。如果当时的新文化先觉者能用“原形”与“伪形”的视角去观察传统，那么，他们一定会发现，不仅上述的中国的英雄文化和柔性文化发生了“历史的伪形”，而且中国的道德文化也发生严重的伪形。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在先秦时期创造的道德文化是这一文化体系的「原形」，到了宋明，则有一部发扬了原形，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有一大部分是孔孟伦理学的发扬光大，但是也有一部分发生“假蜕变”，例如“存天理、灭人欲”观念，“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行为模式等等，就属伪形，至于后来所形成的妇女节烈观(包括立牌坊的反人性的行为)以及<二十四孝图>等愚孝行为语言，更是拙劣的变形。“五四”新文化运的初衷，打击的其实是伪形的孔子和伪形儒家伦理，并非孔子的原典(《论语》原形)，可惜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只能笼统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从而把儒家的原形与伪形一起扫荡。《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及枭雄们不像后来的太平天国革命，公开打击儒生，摧毁孔庙，他们倒是纷纷高举忠义的伦理旗帜，但是，其伦理文化却全面变质，无论是《水浒》的“聚义”、“忠义”，还是《三国》的结义，都是“义”文化的伪形。当然，聂绀弩的假设和我的补充假设，只是假设而已。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我的假设也超越了五四，而从广阔的角度说明正在进行的“双点批判”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