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区域的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

　　精神文化包括或体现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与文献典籍、思想学术相关的精英文化，一个是以风俗礼仪、心理习惯为表现形式的通俗文化。人类学、文化学的学者又将前者称之为雅文化、大传统，将后者称之为俗文化、小传统。

　　文化区域所包含的文化类型及其文化特质，也体现在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两个层面。然而，由于这两种文化的具体分布不同，生产、传播的方式和途径不同，在社会结构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故而在区域文化中有非常不同的表现，这就直接影响到对区域文化研究中文化类型的划分与文化特质的确定。这两个层面的文化存在着一系列显著的差异：精英文化的创造、传播主体是士大夫，他们只占总人数中的少数部分，而通俗文化的实践、传播的主体是广大的平民百姓，他们占社会群体的绝大多数；精英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典籍文献，而民俗文化则体现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精英文化的传播方式是学校教育，民俗文化的传播途径则是口耳之传、生活实践；精英文化影响、作用于国家的意识形态，人们的思想观念，通俗文化则影响、作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日用常行；精英文化体现一个文化区域的文化成就、文化水平，民俗文化则主要体现一个文化区域的地方特色、习俗传统。这种十分鲜明的差异使它们显得似乎毫无关联。因此，从事精英文化研究者总是以地方的学术思想、文化名人作为区域文化的代表，并由此寻找文化类型、文化特质的依据；而从事通俗文化的研究者又坚持风俗、礼仪、性格为区域文化的标志，并由此确定文化类型、文化特质的依据。这时，两者的视野范围、研究结论差距甚远。所以，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在区域文化中精英文化层、通俗文化层到底在文化区的建构中各有什么特点？各能发挥什么作用？它们二者的关系又如何？

　　精英文化是区域文化研究中一直受到关注、重视的文化现象。因为精英文化总是表现为一个地区知识群体、学术思想、科学教育、文艺创作的状况，它最能够充分的反映一个文化区域的文化水平、发达程度。如果一个区域的知识群体密集而成为文化学术中心，因学术活动频繁及学术成就显赫而居于重要学术地位，因教育体系完备而科举及第数量居前，那么，这个区域的人们一定会为自己的区域文化成就感到自豪，因为这一切均体现出该文化区的繁荣发达，也代表着该文化区对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贡献，也体现它在民族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因为精英文化的这些要素和指标不会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学术著作的著录、科举及第的人数、知名学府的分布，等等等等，都不会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就以知名学者的出现和分布来说，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就为当时或历史上著名的学者，总是与他们成长的文化土壤、教育背景、地方学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先秦诸子及其学派的学术思想，就与他们所处方国的思想观念、学术风尚、教育状况密切相关，如鲁文化与孔子及其儒家，齐文化与管仲及其管子学派，楚文化与老庄及其道家学派，秦文化与法家学派等等。再以两宋时期形成的地域学派来说，两宋是儒学发展的高峰，并且形成了一个个独立学术思想、学风特色的地域性学派，北宋时期著名的地域学派有濂学、洛学、蜀学、荆公之学、涑水学，而南宋时期著名的学派又有闽学、浙学、湖湘学、赣学等等，这些地域学派又与他们所处文化区的思想学风、教育等精英文化的历史状况密切相关，而不是一种孤立的学术现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文化区的文化教育背景对该地域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固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另一方面，各个地域发展起来的学术文化又会对他们所成长的文化区以重要的影响，构成那个区域的文化环境、文化特质。

　　其次，通俗文化也是区域文化中一种值得十分关注的文化现象。尽管通俗文化不如精英文化那么受到关注，只是体现为一个区域的风俗、习惯、礼仪以及民间文艺、民间宗教等，但与精英文化相比较而言，它在地域文化中分布更广泛、历史更悠久、特色更鲜明、影响更深远，故而同样值得深入关注和思考。譬如，精英文化的繁衍可能只是一个区域的少数地方、少数人的文化现象，而通俗文化则是这个区域无所不在、无人不及的广泛存在；精英文化的出现可能有随机性，几十年的繁荣之后可能有几百年的沉寂，而通俗文化则是绵延不绝，几千年前的某些习俗、礼仪仍保留传衍下来；精英文化往往要受全局性的学术风尚、学术思潮的影响，而地域特色并不十分鲜明，而通俗文化的形成、特色则完全来之于地方传统；精英文化的成就总是有其固有的文化脉络，如学术文化传承中区域外的学术师承关系往往重于区域内的学术传统，而通俗文化的地方传承关系更加凸显，就是外来的移民也往往最终会逐渐接受本地的风俗习惯。所以，在文化区域的形成过程中，通俗文化似乎在发挥着更加久远的历史作用，并且更鲜明的体现着区域文化的特色。

　　显然，区域文化的两个层面均十分重要，它们在文化区的建构中均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区域文化研究中从事精英文化研究者往往只关注学术名人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以及有关思想学术体系的自身脉络和学术授受关系，并且将地方学术思想、学术名人等同于地域文化，认为那些通俗文化不值得关注。而从事民俗文化的研究者则注重对方言、习俗、民间文学的调查与研究，并坚持只有这种通俗文化才是真正的区域文化，而将那些学术思想归之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官方文化思想。这样，学者们虽是从事对同一个文化区域的研究，但是在他们眼中的区域文化及文化特质则是相差如此之大，几乎让人不相信他们谈论的是同一个研究对象。那么，他们所表达的区域文化，究竟哪一种才是区域文化的代表？是上层士人以思想学术为主体的精英文化？还是下层平民以风俗习惯为主体的通俗文化？

　　我们认为，文化研究本来就是一种更加综合性的学术视域，它是对哲学、宗教、政治、伦理、艺术、民俗及社会心理等学科研究对象的综合思考。而对文化区域的研究与探索，只有以这种综合性的文化学学术视域才能有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思考，才能够对一个文化区的历史渊源、建构过程、发展演变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而不致于局限于对某种文化要素的片面思考或某种具体学科的片面结论。因此，尽管区域文化中有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区别，由于它们各自的特点不同而需要对它们各自的渊源、形成、演变作具体的研究与思考，但是，区域文化的历史形态、文化构成总是综合性、整体性，只有对文化区的各种文化要素——无论是精英文化的要素还是通俗文化的要素——作整体性、综合性的分析与思考，才可能对一个文化区的结构、形态、特征作出合理的结论。这就要求作研究者必须对地域文化的两个层面作更加综合性、全面性的探索和思考。

　　而且，地域文化中的精英文化、通俗文化并不完全如想象中那样有着那么大的鸿沟，它们同时也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同源和互渗的关系。首先，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是同源的。中国传统精英文化的核心——儒学及其经学就是起源于原始巫术礼仪。在中华文明起源时期，后来的所谓精英文化还没有能够从原始信仰、社会礼仪、风俗习惯中分离出来，氏族社会的巫术礼仪既是统一全体成员的类似意识形态的上层文化，又是与生活日用息息相关的风俗习惯方面的下层文化。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逐渐从原始氏族社会的巫术礼仪中分离、升华出一种纯粹的含政治——伦理——宗教为一体的儒家文化，儒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其学术经典，并从这些经典的研究学习中产生出一门专门的学问——经学。它后来成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核心与主流。但是，这种学术文化正是源于类似于后来通俗文化的巫术礼仪。无论是《周易》、还是《仪礼》、《诗经》，都仍保留着三代巫术礼仪文化的一些重要特征。至于原始氏族社会的主体文化——巫术礼仪，仍然经过演变、改造后，成为文明社会的“小传统”——通俗文化。可见，文明时期的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是渊源于同一原始文化体。

　　同时，地域文化中的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又是相互渗透的。精英文化从巫术礼仪的原始文化中产生以后，虽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但是仍然源源不断的从通俗文化中汲取养分。各地域文化中的方言、民间宗教、民谚、民间文学、风俗、礼仪以及乡风民俗等均可以成为士人们创造精英文化的重要源泉，文人学士的文艺创作、宗教精神、道德观念、学术思想等各种精英文化、雅文化中，均可以继续找到民间文艺、民间宗教、社会风尚、民间思潮的文化要素。另一方面，精英文化又可以影响、制约、改造通俗文化，甚至直接转化为通俗文化。文人学士所创造的精英文化，无论是学术思想还是文学艺术作品，也无论它们是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还是作主流的学术思想、社会观念，均会影响、渗透到生活日用、乡风民俗之中去。更重要的是，儒家士大夫在从事高雅的精英文化创造的同时，也以“化民成俗”为自己的文化使命，他们从来就是以把思想学术的精英文化转化为平民百姓的通俗文化为职责和志向的。事实上，流行于民间社会的种种礼俗、家训、民谚、民谣、传说等各种通俗文化中，无不深深地打下了儒家士大夫及各派文人学士倡导、传播的伦理、政治、人生哲学的观念，深刻体现出精英文化向通俗文化的渗透和转化。在地域文化中，这种士人的精英文化与平民的通俗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更加鲜明，因为它们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作用更直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从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统一来考察、研究文化区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