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央企暴利

“国企亏损时挨骂，为什么国企赚钱了还挨骂？”这曾是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的困惑和委屈。最近，刚刚公布的“最赚钱央企”榜单再次遭遇了外界的严厉批评。
从国资委披露的108家央企2009年度的经营情况来看，中国移动以利润总额1484.7亿元再次成为“最赚钱的央企”，中石油、中石化紧随其后。而A股市场上，以工商银行领头的前20家最赚钱的上市公司中竟没有一家民营企业，还有近期公布的中国500强榜单中，年营业收入上千亿元的63家企业里仅有可怜巴巴的几家非公有制企业。最让人痛恨的是这些最赚钱的公司又恰恰是最吝啬的“铁公鸡”，缴税、分红和股权划转社保时斤斤计较，这让人们普遍对这个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没有了好感，并产生了疑问：国企是谁的企业？国企应不应该有暴利？国企的利润应该如何使用？
从国企的出资人和产权归属来看，毫无疑问是全民所有制，国企的利润自然应该用于民生领域，国有企业曾经享受了很多公众资源，回馈全民是必要的。之所以国企在赚钱时仍然挨骂，主要是由于国企利润上缴的太少，反哺和惠及民生的力度不够，国企没有尽到应有的社会责任。同时，这些“最赚钱的央企”赚取的利润并非公平市场竞争所得，而是依靠资源垄断和行政定价获取的超额垄断利润。比如中石油、中石化每年都是最赚钱的企业，但几乎每年都要求国家财政补贴上百亿元，石油巨头的行业垄断迫使政策频频妥协；再比如A股市场中的前10家最赚钱的上市公司中有好几家是国有商业银行，而他们恰恰又是向股市伸手圈钱最多、融资最频繁的企业，2010年可以说是中国银行业群体性圈钱之年，农业银行刚刚结束千亿融资之旅刚刚结束，光大银行又“光”速上市，接着工行、建行、中行和交行这四大行又要进行2870亿元的行政式融资，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借弥补资本金跃跃欲试。由此看来，“最赚钱的央企”其实都是被“圈养”出来的。而国际上最赚钱的企业大多是最有创新能力、运作高效、真正在市场中打拼赚取高额利润的企业。
央企、国企的暴利除了垄断定价和行政“圈养”来获取之外，最关键的是国企利润中隐藏了租金的成份，从而无偿使用了资源要素，也变相地降低了成本，迫使非公企业无法与之竞争，从而获取垄断利润。用著名经济学者
张曙光先生的话来说，“应该先收租，后分利”。因为，他认为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是通过税收、利润和租金三个经济范畴表现出来的。税收是政府提供服务的报酬，利润是投资者的回报，租金是资源要素的价格，更接近于成本的范畴，因此企业经营总收入应该要先扣除“成本”，应先向国家上缴资源使用的租金，然后再从毛利中提出税收，最后才是净利润的分配。而目前国有企业将税收、利润、租金“煮成了一锅粥”，刻意隐去了资源租金而放大了利润，结果将资源租金变成了“保姆”的个人贡献。这实际上也是国家进行一种变相的利益输送，在国企困难时期国家放弃租金来扶持国有企业发展情有可原，但到今天国企已经成为最赚钱的企业，如果国家再继续放弃资源租金收入，会变相地挤出非公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会帮助大而不强的国有企业长期保持低效、垄断的暴利地位。
虽然央企已从2006年开始缴纳利润，2007年12月11日财政部和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国有资产收益要按照一定比例上缴：一，资源型国企上交的比率为10%；二，一般竞争性国企上交5%；三，军工、转制科研院所国企暂缓三年上交或者免交。但国企上缴的利润与其庞大的收入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如果继续忽略资源租金部分，最终会养肥一帮国企的“保姆”，他们会成为阻碍中国市场经济下一轮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
据有人估算，我国国有农场和大中型国有企业占有的土地租金加上煤炭、石油的资源租金约3796亿元，如果再加上城市土地、其他矿产、电信频道、人文景观等资源，全部租金每年可达上万亿元。如果这个数据是真实的，那么如此巨额的资源租金再不上缴则是中国国有资源的巨大损失。
当务之急，财政部应该号召国资管理部门尽快厘清税收、利润和租金这三个概念，同时对一些产权复杂、关系模糊的国有资产及时界定。然后依次进行分配，在扣除成本环节要强制国企上缴资源租金，以弥补社保和用于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开支。在收取资源租金时可以考虑降低企业税收，从而会给非公企业减负和增加市场竞争力。
其次，应该立即放弃对央企或超大国企的“圈养”。既然他们已经是上市公司了，就应该让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企业主体，让他们自由参与市场的竞争和淘汰。如果老把他们供养起来，其他的民营企业根本无法与这些“圈养”的公司竞争，这些公司将永远不倒，永远是最赚钱的公司，此举会对其他非公企业的投资、利润、市场竞争等都会产生一系列的挤出效应，也会阻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如果在五年之后中国的央企仍然是“最赚钱的公司”，则意味着此轮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是失败的。
第三，应尽快打破国企垄断的格局，不能再对竞争性领域实施牌照垄断和限制非公资本进入。比如金融、电信等应适当放开经营牌照，让民间资本也适当介入，以增加市场的竞争主体，以避免霸王条款的诞生和有效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因为，“最赚钱央企”的超额利润是由国内老百姓消费支付的，他们赚得越多老百姓的消费成本就越高，放弃对国企的政策“圈养”和减少垄断可以降低老百姓的生活压力。
第四，不能再给国企上市融资“开绿灯”，政策应该鼓励和支持创新型企业中小型企业上市融资。因为大型国企最缺的不是钱，而最缺钱的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如果资本市场对国企一路“开绿灯”会让很多的民营企业和新兴战略型企业很难发展，毕竟市场里的蛋糕是有限的。因此，资本市场应该抑制超大国有企业的上市融资，应该支持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第五，应该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明晰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界限，完善真正意义上的董事会机制，而非主管部门指挥下的“橡皮图章”。建议对央企的一把手任命权最好交给国资委，然后国资委采取像以往公开选拔副总的方式来选择最有能力、最适合、最优秀的“职业经理人”，避免“外行管内行”。
(作者苏培科 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CCTV证券资讯频道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