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 国 的 十 种 方 式- 孔庆东 - 新浪BLOG

出国的十种方式

    国家这玩意儿，本来是不存在的。好好的地球，本来咱爱去哪儿去哪儿。印第安人就是因为在周口店河姆渡三星堆这一带转悠腻了，沿着白令海峡经过阿拉斯加，溜达到阿美利加那疙瘩的。匈奴人本来也是赶着牛羊逐水草而居，后来那些草场都被一些会写方块字的人给种了庄稼，匈奴让他们退耕还草，他们不干，反倒派了卫青霍去病等几个死心眼的保安，隔三岔五就来吆喝驱赶一番。匈奴心里一烦，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就舍了草场，分成两伙赶着牛羊往西边溜达过去。一伙走到黑海旁边累了，停下来洗个桑拿，后来就叫土耳其；另一伙走到多瑙河那疙瘩，听见好多夜莺在唱小曲儿，于是就给催眠了，后来就叫匈牙利。

    那时候地球上好多地方都属于“公共空间”，爱干啥干啥，可舒坦了。比如秦始皇派了八百个男同学牵着八百个女同学漂洋过海去找仙山，人家去了就不回来了，在那边自己建立了一个和谐社会，自称“大和”。有个叫老子的国学大师，学问很大，但是发表文章不够数，讲课时普通话也不标准，结果评职称的时候被孔子抢了先。老子也不生气，骑了头青牛沿着桑麻之路就到了天竺，在一棵树下呼呼睡了一个礼拜，起来就宣布自己能普渡众生，于是万民尊仰，香火弥漫，当地人民都叫他“释迦牟尼”。

    即使后来国家越来越多，地球上也仍然有很多空地儿，就跟大学里的自习室似的，随便扔只袜子手套就可以占到座。直到最近的一千年，大辽国被女真人打败了，人家还可以搬到天山那边，搞了个西辽。梁山泊企业集团被并购后，原来负责水疗部的混江龙李俊就混到新马泰那边，当了个“暹罗国主”。他的后人李光耀更有出息，愣把一个荆莽丛生的蛮荒之地搞成了地球上数得着的明星之邦。怪不得袁承志最后也随着张朝唐去了那边呢，（抢答题一：这是那部小说里的人物？）不用签证，不用考试，不用押金和担保；不搜身，不翻包，不管拿枪和拿刀，这才叫“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哪。当毛泽东用王勃的这句诗来比喻中国跟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时，他一定感到了现代国家的不合人道之处了吧。

    自从十字军东征，地球上的公共空间就越来越小了。欧罗巴人先把自个儿的空地儿都整没了，然后就四处踅摸别人的，就跟那些把自家的白菜土豆垃圾桶堆满了公共楼道、然后寻机把整条走廊都据为己有的霸道居民一样。到了一百多年前，地球上终于不再有没被登记的不属于任何人的“无主的土地”了。摊开地图，全球的大好河山都被一种叫做国家的东西给割裂得如同蜥蜴的皮肤一般丑陋。我们用“一衣带水”形容跟某个国家的关系，用“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形容跟另一个国家的关系。我们跟一个国家是“同志加兄弟”，跟另一个国家是“鲜血凝成的友谊”。这些比喻固然美丽，但其实都不如根本没有的好。正如庄子所云，“相濡以沫”固然可贵，但更高级的境界是“相忘于江湖”。我们用“国家”保卫了自己，但同时也限制了自己。特别是“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把每个活生生的人强行规定为“公民”的制度，实在是一种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蛮。

    因此，我们能够明白，现代社会的多数公民为什么都向往“出国”。这是不能简单地用“玩乐”、“好奇”、“趋时”来解释的。正像老虎可以走遍山林，狮子可以走遍草原，人类本来可以走遍地球的。但“国家”这种东东，给我们施了定身法。我们生来就被规定了国籍，不许像孔子老子那样随便到别的国家去。倘是中国美国俄国加拿大这样的大国还好点，自己有沃土万里，气象万千，足够看个十年八载不重样的。尤其是中国，百里不同俗，处处有典故，江南塞北秦砖汉瓦，琴棋书画煎炒烹炸，完全可以让你腐败到咋死的都不知道的程度。但日本韩国泰国这样普通大小的国家呢，未免局促了些，为他们设身处地想一想，不出去看看实在憋屈啊。至于像新加坡、马耳他、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样的“弹丸之国”，可能还不如中国西部的一个劳改农场大呢，要是不出国，即使收入再高，本事再大，不也等同于坐牢吗？

    想起两次去新加坡，那里的天气预报是从北京上海香港东京报到纽约巴黎柏林伦敦的，那里的娱乐新闻说的是刘德华章子怡金城武和芙蓉姐姐。老舍曾高度赞扬新加坡青年人关心“天下大事”，可咱仔细一想，要是除了“天下大事”，新加坡就没多少自己的事可关心了。因为新加坡总理下面直接领导的就是“居委会主任”。我第一次在新加坡看电视，看到的就是总理在跟街道干部讨论修建一个市民游泳池的问题。我们这些习惯于批评本国政府的知识分子的第一反应就是：看人家的总理多亲民，亲自跟街道干部一起办实事啊。过两天才回味过来，那就相当于中国的总理在跟长江沿岸各省的省长讨论三峡工程啊。所以，新加坡人出国是家常便饭，看上去比咱从北京去趟天津还自然。新加坡不过是他们上班的一个“大公司”，他们是颇有一种以天下为家的情怀的。还有两次，新加坡的朋友口不择言地问我，现在“国内”的情况怎么样？我知道这是“口误”，不是故意的“政治错误”。但分析其不自觉流露的潜意识，显然对我们地球上现存的彼此隔阂的“国家”制度形成了反讽。

    按照这个将心比心的思路，我们也可以理解另外某些“岛国”的心态。为什么英国人当年要搞那么多的殖民地？他们憋屈啊。阴冷的雾，狭小的岛，要是霸占了晴朗的大陆，辽阔的东方，一年到头“日不落”，那是多么爽啊。“日不落”翻译成东方语言，很接近“日本”的意思。日本人好像也不大喜欢在自己家里日日本分地呆着，把自己家擦洗得干干净净之后，非得到别人家去横躺竖卧着，似乎晒了人家的太阳就算占了便宜。日本侵略军说的“东亚共荣”，字面上的意思是很有道理的。但太阳旗的后面，还是一种憋屈了两千年的阴暗，这回可“出国”啦，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我烧，我杀，我抢……正因为把“国外”不当成自己的，怎么祸害都不心疼，所以，再源远流长的友谊也最终靠不住。“国家”已经把所属的每一员都彼此注册为“潜在的敌人”，用现在流行的文明用语说，叫“战略伙伴关系”。因此，出国这件事，其形式已经大于内容。套用毛泽东论述长征的名言，可以说，出国是宣言书，出国是宣传队，出国是播种机。（抢答题二：出自那篇文章？）人们用出国宣布自己突破了“疆界”的限制，将一个依靠“他者”的存在来定义的主体，活生生地投入了“他者”。淡水鱼游入了咸水湖，每一枚鳞片都是那般刺激。出国的意义不在旅行，不在考察，也不在学习和交流，而在于藉此体味和昭示了出国者的自由观和他与“自由”的关系。

    认识到这一点，出国不出国就不那么重要了。其实，做为一个具有出国能力和出国条件的现代中国人，还是在国内舒服得多。我们对国外的许多认识和想象都跟实际远远不符。我们莫明其妙地以为外国自由、外国民主、外国漂亮、外国富有、外国人性、外国聪明、外国安全、外国幽默等等，都需要先狠狠打个五折再狠狠思考一下这些“知识”是谁灌输给我们的。外国当然各有各的好处，但我们一是没学对，二是可能根本就没看准啊。

    要出国，其实也不难。大体上也就十种方式吧。概述如下。

    一是侵略。船坚炮利，刀枪并举，杀人放火，快乐无比。此乃最自由的一种方式，但也最危险。再生猛的侵略者最终也难逃报应，往往以无法无天始，以寸步难行终。追求绝对的自由，就必须把人家的自由踩在脚底下，所以，极端的自由主义，就是极端的缺德主义。侵略者最终伤害的，其实是自己的祖国。

    二是被俘。这叫被迫出国，就是被侵略者抓回家去干活。多数命运很惨，少数劫后余生也能混个温饱。要是叛变了并且具有可利用的价值，那也有活得比较滋润的。所以普通士兵往往宁死不辱，倒是一些当大官的不把投降当成多么耻辱的事儿。现在颇有些人急着给秦桧平反，急着骂岳飞是破坏世界和平的窝里斗，看来已经给自己留好后路了。

    三是偷渡。这事儿听着挺刺激，现在世界上每年有上百万的偷渡者，跟考博士后一样，非常时尚。倘愿意花几文钱，则有专业团体帮您策划实施，成功率比较高，失败了也不丢人，听上去跟偷情差不多。但是渡过去容易渡日子难。如果有本事白手起家从奴隶到将军的话，凭这本事在国内可能成功更早。偷渡后申请“政治避难”也是一步妙招，但这需要事先准备并大肆散布自己在本国遭受迫害的证据，比如自己虽然到处寻欢作乐但是身体早就被迫害垮啦，比如自己被迫离婚或者被强迫结婚啦，比如周围都是无耻钻营的小人只有自己圣洁清高光芒万丈啦。理由不需要很充分，证据不需要很严密，只要能达到破坏中国人形象的目的，让外国人心里高兴，避难就容易成功了。至少也能博得外国人多给两盘泡菜的。

    四是婚姻。这是比较理想而浪漫的一种方式，或娶或嫁，既扩大了个人自由，又印证了国际友谊。只是涉外婚姻的离婚率相当高，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或者干脆说预谋。现代民族国家从其本质上说，就是异国婚姻的最大障碍。对自己国家利益的忠诚要求每个公民“站稳立场”，民族情感和意识形态的隔阂，理论上已经将异国情侣设定为潜在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恨情仇一旦交织起来，就容易造成感情崩盘。张无忌最喜欢的两个女朋友都是“外国人”，（抢答题三：她俩叫什么名字？）但最难与之白头偕老的也正是这两位佳丽。即使最能够接受他国文化最勇于抛弃本国文化的现代中国人，也很难在人类最亲密的关系中彻底抹杀祖先的遗传密码。

    五是留学。这是当今国际上最普适的一种正当的出国方式。虽然目前“海归派”声誉不大好，但整个浪看，一百多年来的留学生队伍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学成归国，报效祖国，学成不归，也算造福人类。但出国留学以大学和研究生阶段为好，中小学教育，亚太地区是最先进的，过早把孩子送出去，浪费的不是金钱，而是孩子本该跟同龄伙伴一起度过的如花岁月。

    六是商务。这是有相当实力的商界朋友所采用的，海关的出入境卡片上专门印着这一项。经常在广告上看见那些“成功男士”飞来飞去的，打一次“出租飞机”大概要七八万人民币吧。内情不大了解，你生意做到那个份上，自然就知道了。对于亿万富翁来说，国界是不存在的。西门庆董事长早说过：“银子那东西，是好动不好静的。”银子太多了，肯定一个国家就装不下了。

    七是旅游。花几千块钱，就可以实现“出国”一回的梦想，各种旅游团天天都在招徕，可以做为一种普通市民最现实的方式采用。但有条件者，还是选择自助游比较好。随团儿出国，最糟糕的结局就是跟没去一样。被导游绑架着听他一路胡说八道，脑子里塞满了别人嚼过的大路货知识，买了一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根本没用的纪念废物，你其实就是他传送带上的一件产品，转了一圈转回了家。还不如看电视呢。

    八是文体活动。比如艺术表演和体育赛事，需要达到较高水准的演员和运动员才行，如果你是他们的领导或者服务人员当然也可以啦。不过我在韩国也看过普通的中国小城市的文艺团体去走穴，在德国也看过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表演“书法”。所以我对到中国来走穴的俄罗斯的、法国的、美国的文艺家们也是充分理解的。有过在国外“现演”的经历，就跟阿Q到过城里一样，回到未庄，身价就倍增了。

    九是学术交流。包括学术会议，海外任教，科研合作等。这是比较从容舒缓的方式，一般无需自费，又能趁机摆脱国内许多杂事，集中精力搞一两个科研项目，闲暇时间还可以自己出去考察旅游，应该说这是最自在的一种方式。但现在国际形势复杂，学术界潜伏着许多文化间谍，有意无意进行刺探和策反工作，（参见我以前推荐的《一个美国经济杀手的自白》）中国已经有不少学者落水或者甘当叛逆。君子当“慎独”，身在国外，不论你对祖国有多少埋怨和意见，心中有一份国家荣誉，有一份祖国利益，于国于己，都是好事。我们对现代民族国家问题的反思和质疑，不应该成为抛弃公民责任的借口。看清矛盾之后能够肩负起矛盾，才是鲁迅说的“真的猛士”。

    十是官方访问。这是领导才能享受的方式，老百姓只能临渊羡鱼了。除了为国家办事之外，个人也顺便饱览异域风光，一文不花，独自落腰包。（抢答题四：此话出自什么作品？）缺点是不自由，吃喝拉撒都规定得死死的，看的东西虽然好，但都是精心准备的。每句话都不敢乱说，说错了恐怕回来就丢官了。如果是高级领导人，还要担心国内政局是否出漏子，颇有一些国家元首在出访期间被政变掉或者被“选掉”了。优点是可以高效率地一次扫荡许多国家，比如动不动就是访问“拉美六国”、“欧洲十国”、“非洲十五国”什么的，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走遍世界全无敌。

    其他比较另类的方式就不一一列举了，诸如驾机叛逃、人口贩卖之类，您自己去发挥想象吧。其实最好的出国方式呢，俺觉得当数“梦游”。李白最好的旅游诗不就是《梦游天姥吟留别》吗？在梦里，咱真正地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咋玩儿咋玩儿。咱们骑着白鹿，戴着银圈，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吃烧鸡。咱们超越了一切“国家”的疆界，在没有任何界标的大地上，撒欢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