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利发轫

一、
在中国学历史，肯定要学很多农民战争，因为新中国的众多史家是把农民战争当做历史前进的动力来看的。这固然不错，但我要追问，农民战争的根源，换句话说它的诱因是什么呢？这问题不难回答，官逼民反、民不聊生呗。好，既然官逼民反、民不聊生，我们反身想一下，设诺官不逼民、民亦聊生，民还反吗？告送您，民照样反，因为在官逼民反、民不聊生之外还有比这更严重更重要的诱因，那就是潜规则诱因。
  一个王朝灭亡了，从前王朝的遗老遗少总想推翻新王朝，复辟旧王朝，所以他们会在机会和时机都成熟的时候拉起义旗，揭竿起义，刘秀就是个例子。“王莽并不是怎样一个了不得的坏人”（毛主席语），他所得罪的就是西汉的遗老遗少，他可没对不起老百姓，但问题就出在这。西汉的遗臣可以随时打出王莽是篡权谋逆的大旗，在政治上，大张旗鼓的宣传王莽是天下第一坏蛋云云。老百姓呢，百姓是不管皇帝姓刘还是姓王，百姓在此时的政治判断力最低，因为从王莽朝廷讲西汉反臣是逆臣，当诛。从刘秀的角度讲王莽就是大汉的逆臣亦当诛，百姓一时判断失利脑袋就没了，所以百姓采用了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从众心理。张三在刘秀军中当兵，张三跟朋友李四说王莽是大坏蛋，李四又去跟马五说王莽是大坏蛋，马五又找到王二麻子说王莽是大坏蛋，如此一来随着宣传面的扩大，张三的老娘也说王莽是大坏蛋，李四的舅妈，马五的二姨，王二麻子的表姨夫全都会说王莽是大坏蛋，尽管他们都不知道王莽是谁。所以，王莽的失败是事先就预谋好了的，他最终败给了政治运动。政治运动把原本拥护他的人变成反对他的人。
  回到我上面的问题。官不逼，民聊生，民也反，是因为民当中有希望扩大利益的人，我称之为“潜在受益人”，西汉末年不知有多少这样的潜在受益人，但刘秀只是其中最大的受益人，他成了“终极受益人”，这时，所有潜在受益人的努力都成为终极受益人的利益，这是最大利益。在一定时间内达到的最大利益就是“暴利”。
  由此我用几句笑话讲明了什么是暴利，下面就暴利还会衍生出很多变化方式。
就政治而言，就好比一个巨大的核反应堆，老百姓就是反应堆中重要的反应元素，如铀235等，每一个老百姓都是一个铀原子，管理国家的统治者就好比控制反应堆的缓冲装置——碳堆，（要理解我的解释最好看看反应堆设计图纸），当燃料棒从碳堆里抽出时，链式反应开始了。重水是反应堆必须得控制原料，他就是国家管理者手中的国家机器——军队、警察。当控制系统失灵或控制系统对燃料棒做强制动作时，这个反应堆就会发生切尔诺贝利的惨剧，后果不堪设想。既然核工业这样恐怖，为甚麽人们还去制造它，科学家还去研究它，原因就在于他可以给人类带来相对更清洁更高效的能源，问题好像回到我的理论上了，对，任何人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链式反应也一样，爱因斯坦曾说过：“二十世纪最可怕的两大发现一时链式反应，一是复利”，这两者都基于利益的最大化。我们可以用简单的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去描述链式反应，但究竟反应堆内部的状况没有任何人知道，就像你无法预测政治运动的后果一样。在政治运动进行的同时，一般还裹胁着蝴蝶效应。倘诺有人用数学的方法来描述政治运动，那肯定是非常有趣的理论。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有个没说明白的道理，它似乎在吴思先生的《潜规则》里得到了解决，我想把这个道理讲的在明白些，那就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除了大家熟知的革命之外还有由暴利引发的内部斗争。从正史看“明之亡，实亡于万历”，在明末的农民战中大明朝走向了灭亡，但我又觉得，明朝好像是亡于他自己的制度，这从朱元璋建国伊始就已昭示了。明朝很重视文官阶层，给予文官很大的权利和利益，目的是让他们很好的辅佐皇帝治理国家，这是统治者的想法，但事实却远非如此。到明朝，文官阶层已经形成一个非常严密的应付上级乃至皇上的集体。因为，自从初创科举以来，文人便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朝堂之上每个人的来历都差不多（王族除外），都是十年寒窗，一朝题名。很自然的会形成一个有共同语言与行为模式的集体，我姑且称之为“文官集团”。文官集团的任务是为皇帝效力，表面上看他们是皇帝的工具，糊涂的皇帝殊不知，这些饱读诗书的文官正在把皇帝当做他们的工具，他们谋取特殊利益的工具，文官集团的特殊利益不外乎政治利益。明朝中期以后的朝廷给文官集团谋求政治利益提供了方向，首辅大臣成了文官集团政治利益的众矢之的。看看从隆庆到万历十年的历史就会更明晰这一点，从徐阶到高拱再到张居正，首辅的更迭伴随着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最后的张居正是赢家吗，他不是，在他死后，他的所有荣誉都被早已死去的高拱用一本书搬到了。自然搬到权臣的力量需要皇帝，这是臣子在利用皇帝。有人也说是万历利用了《病榻遗言》来说事，故意搬到张居正，万历本来就狠张居正。这一说也不错，但有没有发现，从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张居正所推行的新政确实起到了效果，说他不好的最初还是高拱一派的文官，因为张居正得罪了文官集团的政治利益，同时这里面也裹胁这经济利益。
万历是个脑残皇帝，分不清到底谁是好人，尽管张居正有万般不好，他出于为国家考虑也不应在这里耍小性。结果，新政成了罪孽，眼看有了起色的明朝经济也被这个脑残皇帝，不是被文官集团扼杀了。所以，我认为文官集团不见得为皇帝效忠，他们只为自己效忠，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效忠。
二、
 既然可以把国家政治理解为核反应堆，那就意味着任何触及国家的事情都属于核武器的范畴。回忆一下我在上一篇里提到的爱因斯坦说过的二十世纪的伟大发现，一个是裂变，一个是复利，这里我需要指出，暴利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行为方式就是复利。名人效应为甚麽利益巨大，原因就是在这里启动了名人暴利。名人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都闻名的人物，他的言行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暴力点在于该名人所能影响的幅度有多大，换句话说，该名人效应的辐射面。如果该名人是全国闻名的人物，那了不得啦，他所制造的影响不亚于一颗原子弹。同时利用名人产生暴力也可以大大节约制造暴力的成本，试想若本人是个家喻户晓，人所共知（知名度同周杰伦一样）的人，我去代言一个产品，我说该产品好，以后在不用多说，全国人民就都知道我晓石说某某产品好，随着暴利链式反应的展开，你会看到，这真回像核爆炸一样在全国我的受众中蔓延。广告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启动了暴利链条。我把这种暴力链条形式成为“效应暴利”。
  还有比效应暴利更省成本，作用还大的暴利链形式。其实最大的暴利资源不过是人本身。中国的“众”字很有意思，一个人为单，两人为从，三人为众，这是一个团队啊，同时这个团队的核心人物都表现出来了，就是最上面那个人。我们若把这个字编个故事继续下去，为首的人张三高送左边的人李四和右边的人马五让他们再每人找两个人来一起干，于是李四找来了王二麻子和老赵，马五找来了小刘和老周。以后核心人物张三又制订了规则，要求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在每人下面找两个人。你发现了吗，人物版的链式反应开始了，这最初的三个人，到老周和小刘时是七个人，再往后有多少人就不好说了，如果张三的团队一直维系着这种招募制度，那用不了多久他将会组建军队。早期的农民起义就是这样招募士兵的，到现在也不曾绝迹，因为他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传销组织利用这种暴利链条席卷了全国。我一直想给这种暴利链条起个名字，总觉得没有哪个词够准确，便有假设了一把。设若众字的第一人为“A”，这个团队的最底层一人为“X”，则要描述从A到X，就可以把这种暴力链条称为“A-X暴利”。
A-    X暴力的产能可以计算，我给出这样一个假设公式：其暴力效
E（Efficiency）=总利率除以A-X的暴利之和的平方。
在现实中，经常见到的是上述两种暴利链条并列存在。
在暴利进行的过程中，由于暴利自身的重力很大，所以就产生了很大的暴利惯性。
清末官场以黑暗著称，其实任何王朝的末代都是这种情况，原因我觉得就是暴力惯性造成的。那些原本清正的官员是无法在官场上混下去的，一方面上司需要孝敬打点，下属也回也为某些问题过府来私下交易。这就形成了暴利集团中的一种定律，“淘汰清官定律”。像海瑞那样的人是不合时宜的，应该淘汰掉，但问题关键是很多官员不愿意就这样被淘汰掉。与其做人家的眼中钉肉中刺，还不如做个和事佬。这在明朝中期以来似乎就形成了一套很据规模的腐化官员的模式，这是清朝末年的官场“潜规则”。事事都要讲究成本核算，那些原本清正的官员，在暴利惯性面前自然要计算一下成本。如若自己学习明朝海瑞，明洁倒是保住了，也会给百姓谋福利，但同时暴利集团的压力也随之而来，你难道不想再高升了吗？不想多赚钱了吗？不想多得到各种利益了吗？你不要命了吗？暴利集团的筹码就是暴利，任何事物放在暴利作用下都可以发达到无限倍。相反，如若是不学海瑞，顺应暴利集团的暴利惯性，则会得到想要得到的一切。相比，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这买卖是在不值，所以聪明的官员肯定会顺应暴利惯性从事。这就是清官淘汰定律的核心内容，淘汰清官的动力源是暴利集团驱使的暴利惯性。
  在这似历史，似政治的理论中好像只有用物理学原理才能讲明白。
 三、 
暴利的产生需要几个必要因素。首先是暴利受众，这是暴利产生的基础，类似于唱戏要有听戏的，而暴利受众就是听戏的人。然后是暴利契合点，它在整个暴利链的运作过程中起到杠杆作用，也就是会唱戏的那个人。暴力契合点就是启动整条暴利链条的着力点。
  暴利受众与暴力契合点的关系很微妙，它们既相融合又相互并列存在。又是暴利契合点就诞生于暴利受众，暴力契合点也充当暴利受众代言人的角色。如果暴利受众很多，那么暴利受众和暴力契合点就很可能玩车让那个规模很大的暴利模式——群体暴利。群体暴利往往以参与人数众多，涉及面广著称，并最终推及全国。因为在全国范围内都存在着暴利受众和暴力契合点（还可能涉及国外），就如同我要发布一个告示“即日起每天下午来到我家的人，屋主赠送人民币一万元”。在大利益面前，很多人都会前来，我那一万元成了调动来客胃口的“饵料”，这便是我要引入的又一个概念——暴利标的。
 这个概念，其实在两年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就被一个叫做王婵的人提出来了，他有本书叫做《鬼谷子》，《鬼谷子》的第四篇叫做“飞钳”。他讲到，约束人要像飞出去的签字一样，把人钳住，而这个钳子就是诱饵，要让被飞钳的人时刻感到有利可图。我把这个诱饵称作“暴利标的”。群体暴利的暴利标的只有一个，是所有暴利受众所公认的。再举个例子，一下子就明白了人。就如高考，高考成绩就是暴利标的，因为它牵扯考生的命运。所有的考生都是暴利受众，那暴力契合点呢？这不难发现，只要略留心一下就可在众多的培训广告中发现。几乎所有的高考培训班都以某位高才毕业生或某位著名教师做幌子，这便是暴力契合点。
  在目前中国的教育体制下，高考几乎成了群体暴利的最高级别，因为没于任何一种暴利模式可以达到高考的规模，以至于每年的高考带动了一种特殊经济形势——高考经济，考点附近的宾馆房价都会在高考期间上涨。每个应届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这一条路。这就造就了垄断型群体暴利。在这种垄断型群体暴利场中，作为暴利受众的个人很难在同样模式下显现出自己在不同领域的能力。这就如同说，国家体委如果只要跳水运动员，别的不考虑，那结果就是不会有刘翔的出现。可见垄断型群体暴利之恶。
  我敢断言，在这里暴利受众肯定明白垄断型群体暴利之恶，更了解它的规模，那到底是什麽原因能够维系群体暴利的生命呢？我从前也很困惑，但后来发现鲁迅先生在很早以前就告送了我们。他把啊Q的精神描述为麻木，是压迫和剥削造成了它的麻木，以至于“人生天地间未免有时也会杀杀头的”。这就是群体暴利下暴利受众的心理——麻木！
 我之前的一篇文章《习惯性忽悠概论》，写于3.15那天，拿到这里来很适用。暴利受众正是被习惯性忽悠的习惯性被忽悠，似乎觉得被忽悠也是常理。因为在群体暴利中，暴力的思维基础并不是所有暴利受众的共同意识，而是某个暴利契合点的思维意识，它的个人成分很大，是以个人意识代理群体意识的暴利模式。暴力契合点是暴利受众的代言人，在思维惯性上，很容易做到表面上与群体统一，而我们的国民又很喜欢惯性思维，懒得自己去思考，最终造成暴利链每每有市场。这也是社会思维意识的必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