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认真解决住房问题的六点建议

文/全国政协常委 国务院参事 任玉岭
“吃、穿、住、行”是广大群众最直接的切身利益，“居者有其屋”是广大群众安居乐业的基本要求。因此，住房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切实解决好广大群众的住房问题，既是共产党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的基本体现，也是推进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和谐、“情为民所系”的重要内容。认真理顺解决住房的思路、搞好房地产运作的改革，已经到了不可再托的时候。
我对房地产的跟踪迄今已有18年。由于近年来，房价飚升和百姓对拆迁怨声载道，我又为此作了五年的深入调研，经过反复研究和思考，我认为住房问题是需要解决也是能以解决的。现归纳一下我的看法，提出以下六点建议：
第一点建议：要澄清专家与管理层的模糊认识。
现在很多人认为房地产涉及到钢材、水泥等几十个产业，总怕动了房地产影响GDP的增长。尤其因为金融机构在房地产界放有大量贷款，总怕房地产有风吹草动时带来风险。还有人认为5万家房地产公司安排了大量农民工就业，如果房地产有了变化，就会给社会增加就业负担。正是这些模糊认识的干扰，造成我们在房地产方面的政府行为举棋不定和软弱无力。其实，如果改革得当，即只改革运作模式，不压缩建房总量情况下，以上的问题都可以得到统筹，不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被这些问题所缠绕，房地产的改革就裹足不前。我要讲的如下建议，完全可以既更好解决住房问题，又可以回避上属风险。
第二点建议：要转变政府财政、政绩对卖地、拆迁的过多依赖。
这些年房地产的价位之所以迅速飚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经营城市、出卖土地所造成。由于土地出让缺少法律的依据和约束，政府把土地当成了一块“大肥肉”。一是可以从农民手中低价买地，然后再高价卖出；二是可以动迁民宅，把居民从繁华或交通方便的地段赶到郊区和偏僻处，用拿到的土地赚大钱。这样，政府就可以从卖土地中得到较大好处。尤其是因为大折、大建可以从两方面取得GDP的增长、增加政绩，利于提升，所以很多地方官为此而产生冲动。因此，要控制房地产高价和转变房地产的运作模型，就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政府财政和政绩对卖地、折迁的过分依赖。少作“寅吃卯粮”。
第三点建议：要做好住低价房对象的合理定位。
现在面对住房担忧而兴叹的群众绝不仅是一些 “低保户”。在考虑城市住房问题时，一方面要从中国人的收入实际出发，看到大多数人收入还较低。就以北京为例，虽然有“三、五、八、一”工资制的出台，在全国收入是较高的，但在2005年户均年收入2.7万-4.6万元的还占60%。这样的家庭，就是不吃不喝，要在北京买个100平米的住房也要工作20-30年。另一方面要考虑没有户籍的外来人。有人说外来人和农民工不想在城市买房子，这话与实际不符，不要说没有户籍的大学生了，就是城市工作20多年的农民工，不少整家人都已经进城，只是房子太贵了，他们只有愿望而不敢奢想。前年人大批准个人纳税的起征点为月收入1600元，有人统计能以纳税的人仅占工薪阶层总人数的20%多一点。这就是说，个人年收入不到20000元的人，在全国工薪阶层中占到接近80%。20000元以下的年收入同数十万元或上百万元的高房价相比，怎能不让人望房兴叹！因此，我们在作低价房对象的定位时，应不少于80%低收入人群。更应该打破户籍概念，把那些为城市建设作出贡献的外地人和农民工考虑进来，分别用低价房和廉租房使他们安居。
第四点建议：严格控制土地的用途、定价和管理。
既然有80%的城市居民应该作为低价住房对象来考虑，我们就首先要从土地的管理、分类、定价来做起。一是要把市场上的商品房与低价房（包括廉租房）的用地严格区别开来，它们的定位同等条件下可考虑有若干倍之差。二是严格控制土地的使用，买油的钱，不能买醋。要通过立法，限制低价房的用地绝不允许盖商品房。三是低价房的用地不进入市场，谁建谁用，绝不允许进行转让。四是旧房被折时，原住户不论是回迁原址或进入新区，都不应再收土地费。
第五点建议：低价房承建商要在核定成本后招标选定。
去年我去新加坡调研时，发现他们为低收入阶层提供的组屋都是由建屋发展局承建的。建屋发展局为非赢利机构，它从银行取得低息贷款，向国家土地局买来专用于组屋建设的低价土地，房子建成后，除少部分一室或两室的用于廉价出租外，大部分三室一厅的房都以15-20万元新元的售价卖给月收入为2000-8000新元（即年收入为2万-10万新元）的低收入家庭。
最近我在温州苍南县城调查时，发现他们为居民建的一个28万平方米的小区，是在设计好后，委托威达房地产公司修建的，每平方米给房地产公司提成28元，结果该小区的房价每平方米才只有610元-630元（不含土地费）。承建该小区的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李孝威高兴的说，他们得到了六、七百万，可以保公司正常运转。
以上两方面的经验如能在我国居民低价住房建设中进行推广，或通过核定成本后进行招标承建，一定能以大大降低房价，而且可以使房地产公司有钱可赚。这样既不会使房地产萎缩，也不会造成建筑工人下岗，增加就业风险。
第六点建设：坚决打击房地产领域的商业贿赂和腐败行为。
从90年代中期起，房地产一直是暴利行业，房地产在我国起步也就是20年的时间，但在500强财富榜中，排在前面的大多是因为作了房地产。在我们身边，有些人就是因为干起了房地产事业，十年左右的时间，变成了亿万富翁。最近，我向中国一个相当高位的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问及他所在公司经营房地产的利润时，回答说100%打不着。由此证明房地产利润只有15-30%的说法，是不合实际的。
历来的经验证明，行业越是暴利，其商业贿赂越是严重。因此，房地产领域的腐败行为比起公路建设、买官卖官司一点也不少。15年前我就曾遇上一个城市的地产科科长，刚上任6个月，在其床下就收贿现金300万元。房地产商为了得到建房、用地和拆迁改建的机会和政策，不惜用各种手段，对有关主管人员进行贿赂和拉拢，有送现金和住房的，有送金卡和支票的，有送汽车和古玩字画的，还有送出国旅游和主管子女出国留学的，甚至还有送女友、送娼妓、送赛马、送睹博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去年底因房地产开发大受其贿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和崂山区委书记王雁落马时，多数市民为之拍手称快，这足以说明少数领导干部在房地产方面的腐败行为已经让百姓恨之入骨。从王雁的现身说法中也可看到，房地产商在土地、规划、报建审批、拆迁协调各环节，向地方官员发动“攻关”的力度是强大的。另外，从这些官员受贿数额之大，次数之多，以及上海周正义案的曾经受保护，可以看出房地产领域的商业贿赂和腐败行为是严重的，想攻破它也是难度较大的。
这些问题，正是造成房地产价格不断飚升，而管理又十分无力的根本原因。一旦一些管理人员和这个行业纠缠一起，很多事情就难以弄清。他们不仅可以歪曲事实、扭曲舆论、干扰决策，而且可以以假的政府行为，假的规划为名，对百姓的住房随意拆迁，侵害广大百姓。因此，广大群众的住房问题能否引起重视和得到妥善解决，关键还在能否对房地产领域的腐败行为出重拳。只有黑洞堵上了，管理清廉了，才能避开腐败分子的操纵，才能制止既得利益者的纠缠。这样，房地产的改革才能更好推进，低价房才有可能走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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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3月3号，民革中央提交《关于政府参与投资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议》，成为本次全国政协会议第一号提案。随后，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在2007年，要发展节能省地的环保型建筑，建立健全廉租房制度，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房制度，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规范房地产市场。 今天晚上我们针对政协1号提案请到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研究员作客搜狐，首先欢迎任老师。任委员调查房地产大概有18年了。
任玉岭：差不多。
主持人：您认为房价高吗？
任玉岭：普遍认为高，特别是大城市高得离谱。住的问题和吃穿行是一样的，是人类重要的生活要素之一。房子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基础，政协副主席巴金也是作家协会主席，他在去世前有一句话，“希望所有人都有房子住”，我想他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也是有背景的，可能有些人住房有困难。对房子的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涉及到千千万万人民的安居乐业问题，也涉及到社会的稳定问题。关于高房价的问题，不是高与不高的问题，而是高的离谱的问题。
主持人：高的原因是什么？
任玉岭：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从政府来讲对房地产的管制应该说是比较乏力或者说是欠缺，这是造成房地产价格高的根本原因。去年我为房地产的问题专门跑到新加坡做调研，调研的时候发现新加坡对于居民住房的问题政府是高度重视，政府组成了组务局，提了一个局训，中国杜甫诗人的一首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挂在组务局的大厅里面，他们时刻想的是广大百姓怎么安居，这句话出自于中国，我们更应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政府太放手了，完全把房地产的建设交给了房地产商，我觉得这是我们政府在这方面也可以说是一种管理不到位或者是责任不到位，在某种程度也是我们改革当中一个很不足的地方。
任玉岭：另外一个原因，房价高是高在土地管理上，本来土地的主人应该说是农民的土地，但是农民没有权力买卖土地，我们国家的限制非常严，只可以卖给国家，不可以卖给别人，也不可能中间再进行倒卖。可是拿到政府手里一出手，房地产商可以随便进行倒卖，我们没有哪个法律原来定过可以这么做，当然也没有哪个法律说不可以这么做，所以在这一点上也是管理的一种缺失，对土地管理不严，造成一些城市土地的反复倒卖，结果使土地价格上升，也是房价高的一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房地产商在某种程度上考虑利润更多一些，考虑百姓的利益要少得多。
任玉岭：这样造成房地产的利润是一种暴利行为，当然我们社会上有很多人是不承认这个的，说房地产没有暴利，只是15%—30%的利润，这是我见到的数据。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可以从几方面分析这个问题，从证券报曾经报道过，最近十年我们房地产的利润是工业利润的1.7倍，是商业利润的8倍，这是见诸于报纸的。我们可以看到2002年上海房地产的利润是84%，2003年是76%—78%，这个利润是比较高的。
任玉岭：但是我觉得这些都还是没有反映实际情况，房地产的利润特别是在大城市，房地产的利润比这个数字还要高。今年春节吃年夜饭的时候，我正好碰上一个房地产高层的总经理级的人物，我说你公司的利润有没有50%？他回答，何止100%，你可以想象利润究竟是多高，这是咱们得到的一些数据。那么我们再看一看，侧面反衬房价高的问题。中国五百强排行榜里面比较靠前的除了石油化工之外，很多都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房地产这个产业历史并不长，大概也就是20年的历史，为什么能够出那么多亿万富翁？这个与房地产价格高是分不开的，所以它的暴利是客观存在的。
任玉岭：这是一个侧面的反证。我身边接触的一些人，哪些人什么时候下海，干了几年房地产，现在已经有多大的资本，谁谁谁哪一年下海现在有多少钱。我可以这么讲，有87年下海原来30万起价，现在净资产达到26亿以上的，也有87年下海借点儿钱起家，现在净资产达到40多亿。大家想想是不是里面有暴利，如果没有暴利，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任玉岭：有一次天津领导同志请我们吃饭，突然有一个人说，我从山东到北京四年，净赚了六个亿，不知道这六个亿花到哪儿去。刚好天津领导说，你来搞海河开发吧。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例子，房地产是不是有暴利大家就清楚了，我觉得我已经从正面反面一些公开的数据和接触的实际证明房地产绝对是暴利的。我们国家为什么住房困难？我们收入和房价的比例和国外有很大的差距，远远高于国外的实际情况。
任玉岭：北京网上曾经有这样的话，假如我是一个农民工，一个月收入八百元，我要想在这儿买一套80平米的房子需要一百年，前提是不吃不喝。假如我是一个公务员2500块钱一个月，不吃不喝不结婚，也要结婚30年还得在四环路外面买一个80平方米的房子。实际现在住房困难已经不是特别低收入要接受救济的群体，实际上我了解到很多人包括我们中关村地区很多大学毕业生，很多年轻的科技工作人员，还有外来做生意的，外来打工的，都对房子的问题有点望房兴叹。
任玉岭：房价的一路飙升对于一个城市来讲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包括经济方面，包括社会方面。房价飙升应该说对城市推动有正面的作用，因为扒房子的也好，建房子的也好都是增加GDP的，所以有人热衷于扒房子，有人热衷于建房子。特别是当市里面的领导希望建房子，扩大经济规模，特别是小城市这种冲动更比较明显。为什么呢？希望自己的城市规模大，城市长高了，长漂亮了，一般新房多了就漂亮了，楼多了够高了，这个城市就发展了，有这样一个冲动，所以希望搞一些房地产。
任玉岭：从正面来讲，房地产在一些城市的GDP当中占的比例也是不小的，推动了GDP的增长，可以使人创造政绩，可以使这个地方创造GDP，有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它也有负面作用，对城市的发展的负面作用在于，你的房价过高，城市化难以推进。本来我们国家里面城市化里面有一个概念，减少农业人口，增加城市人口，这应该是一个目标，有人也说过，我们想达到现代化至少把农民人口压到20%，这个大家喊过多少次，当然我们不能跟发达国家比，要降到4%，我们不可能，但是就是20%来讲，这个比例数也相当之大。我们国家的城市人口并不是太多，我所知道的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真正有城市户籍的人也就是两亿多一点。
任玉岭：现在这些人涌到城市里面，临时就业的大学生，包括各种各样的工作人员，也包括一些做生意的，都计算在城市人口里面，这个数字达到40%以上，我们谈城市化人口的时候达到40%多，可是实实在在讲，新增加的这批人既没有拿到户口，又没有得到住房，实际上真正影响了我们的城市化。什么叫城市化？应该是城市人口实实在在的增加值，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城市化达到80%，假设其中百分之七八十百分之五六十还是外地户口、农村人口，在这个城市没有住房，这个事情也难以说得过去。
任玉岭：所以很多人不能在这儿落户，不能在这儿定居，这会影响我们城市化的推进，更重要的是影响到广大百姓的生活。我所知道的包括农民工在这儿打工的有些人讲，农民工不愿意到城市里来，其实这个话是不妥的。我接触过很多农民工，我也接触过在北京打工20年甚至25年的我都已经接触过，不仅当年是一个小姑娘，后来结婚了，结婚生了小孩，小孩现在都20岁了，这样的人我都接触过，儿子、父亲、母亲都已经住在一起了，但是只能租农民的房子，农民不断往后退，住的房子越来越远，离上班的地方越来越远，不仅在北京有，在广州、上海都有，一些大城市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样影响了广大群众正常的居住和生活，也影响了农民工实际上不能真正变成城市人口，不能真正城市化和农民变市民，这个是做不到的。
任玉岭：由于这样他们就节约一点钱到家乡盖房子，实际上有的房子盖到农村之后这个房子还没人住。我在中关村有一个邻居是温州的，他们家起了很大的房子，但是家里没有人，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既影响了城市的建设，实际上也影响了农村的建设，造成特别是农民工低收入阶层仅有的资产不能很好地享受，投到比较遥远的地方，实际上我们现在规划农村的时候也受到了影响。
主持人：政府提出来重点抓廉租房建设，廉租房建设从两年之前建设部已经有政策规定，但是在地方落实起来的情况不太理想。
任玉岭：廉租房建设这种说法，在1993年就已经提出来了，那个时候在有些城市已经开始建设廉租房了，但是廉租房的管理和廉租房的整个设计思路我觉得脱离了我们的实际，没有能够更好为广大群众着想。我刚才提到新加坡，最近我又到沙特阿拉伯了解情况，沙特阿拉伯是有钱的，我们不能跟它比，但是它的一些思路值得我们思考。它们的思路是原来给百姓贷款让百姓建房，后来国家干脆盖房送给百姓。新加坡的做法是由国家组务局进行建设，银行贷款，把84%的人定为廉租房享受对象，剩下接近20%的人不能享受廉租房对象的享受商品房。
任玉岭：也就是说把住房分为两类，一类叫做商品住房，一类叫做公益性住房。公益性住房就相当于我们的经济适用房，但是定义面积比较大，84%的人可以享受公益性住房，差不多12万—18万新币可以买到三房一厅的房子，但是能够享受这个房子起码的收入定到月收入八千元，年收入十万块钱。拿一年的工资就可以买到房子了，大学生毕业之后一年就可以有自己的房子了。当然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对建房做一些补贴，这些都是新加坡的政策。
任玉岭：在温州苍南是一个县城，有一个28万平方米的房子，是一个新建小区，这个小区建设政府拿出土地，请一个公司来建。公司建一平方米给你贴28块钱，现在大家都说建房成本高，都说建筑材料价格高，实际不是太高，建好以后的价格不包括土地是610—630块钱的售价，可想而知建房光靠建筑材料和把它建起来，这个价格不是太高，就是600多块钱。我还特别到这个公司找到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我说你怎么样？不错，我得了七八百万块钱，公司还可以很好运转。如果我们都按照这种办法，当然不一定是土地无偿，可以把土地价格加上，那房价也不可能高到三千多元以上，四千多元以上，甚至上万元。
任玉岭：我在2000年刚从南方工作回到北京，我到廊坊去调查，廊坊大学城盖了很多房子。我去调查那儿的房子多少钱一平米，五六百块钱一平米。在北京这样一个地区要真正靠建筑材料把房子建起来也就是这么一个价格，那么我们心里应该很清楚房价究竟应该是多少，所以我在前年的时候三年前的政协会提出来，要使房地产的成本透明化，或者有关部门要认真审核房地产的真正成本，最后我们的房地产部门再去合理定价，但是在透明房地产价格的时候遇到了层层阻力，这是我们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任玉岭：如果我们像新加坡那样做，把大多数人列入到廉租房的对象里面去，应该考虑实实在在的价格让房地产有利可图，那才能使这个政策落实。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说是有经济适用房，把经济适用房盖的远远的，老百姓上班早晨很早就起来，遇到堵车要走几个小时，这是一个大问题。经济适用房的比例太小，经济适用房建了以后没有真正卖给低收入阶层，而是卖给很多收入比较高的阶层。
任玉岭：廉租房是这样的，如果提供廉租房，像过去改革开放之前实际像我们这些人都是住的国家廉租房，比较低廉租给大家，我们每个月都要掏房租的，这个就叫廉租房。那个还不能叫福利房，其实住房问题本身就有一个公益性质，应该国家提供廉租房，我们的廉租房在北京有吗？没有廉租房。我好几年前在会议上提过，应该给农民工盖一些廉租房，但是我始终没有见到哪儿有廉租房。
主持人：一个问题是廉租房本身盖得太少，第二个问题廉租房应该谁来住。农民工户口不在本地。
任玉岭：你知道北京有没有？
主持人：中等城市西安、南京有些地方住，但是只租给有本市户口的人，外地打工的人不应该享受廉租房的待遇吗？
任玉岭：廉租房首先应该考虑农民工，很多低收入阶层都在没有户口当中。这种定位本身是错的，你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作为国家的发展城市的发展既然考虑了，就应该考虑所有的公民，如果他在这儿拿到了暂住证或者是住了三个月以上，或者在这儿工作了有工作，就应该有廉租房可以享受。在北京工作25年的农民工也没有能够得到廉租房，是到农民那儿去租房子，而且根据城市建设往后退，越住越远，这是我亲眼见过的事情。
主持人：经济适用房最大的问题是该买的人买不到，买到的人根本不需要住这样的房子，这块怎么监管？
任玉岭：经济适用房我们盖的数量太少，经济适用房应该大量供应。我分析国家的人均收入，人均收入在前年定下来1600块钱的收入要纳收入税，那个时候有人统计了究竟有多少人要纳税，当时说大概是21%—22%，也就是说在我们工薪阶层里面到两万块钱年收入的只有20%几，现在北京的数字有所提高，就全国来讲这个数字在工薪阶层达到20%两万元以上的也不是太大，我们应该考虑没有纳税的这一块，低于年收入两万的都应该考虑让他享受经济适用房。可是我们的经济适用房盖的太少，要定的标准太高。
任玉岭：第一，要有户口。第二，收入低于多少。但是不执行，我知道北京最大的两个经济适用房，一个天通苑，一个回龙观，你们去看一看，那里面的车有奔驰，有奥迪，有沃尔沃，而且数量还不是很少。如果收入很差，不可能买得起这样的车，另外我也亲自经历过，有人去买房，一下子买六套。
主持人：说到天通苑和回龙观经济适用房的面积特别大像豪宅一样，盖经济适用房多大的标准才算经济适用房？
任玉岭：从长远的发展和国家的实际情况来讲，经济适用房也不宜太小，但是也不能太大，有的经济适用房里面盖270平方米，盖跃层，这个绝对是错的，不应该这么做。一定限制80平方米也不一定合适，主要就是我提到的，我们经济适用房的服务对象究竟是多大的面，可能要考虑到70%左右，如果考虑到70%左右的人，我们应该考虑有120平米的，100平米的、80平米的都应该考虑，不是说一定是住80平米的，甚至有人说90平米以下。
任玉岭：将来应该放宽住房面积，像新加坡三房一厅供给广大的基层百姓，包括月薪八千块钱的人都可以买经济适用房，对于我们来讲可以考虑一个标准，能纳得起税的可以买商品房，连税都不纳的这批人应该考虑一下买经济适用房，至少要做到这一点。或者将来定一个标准，我们的房价能够做到和你家庭收入在北京买一百平米的房子需要一百万，你的收入假设十年达不到一百万那就应该考虑买经济适用房，将来要定一个这样的标准。世界上很多国家买房子收入和买一套房的房价比例一般是1：3—1：5，三年到五年的收入能够买一套房。
主持人：按照这个标准我们的正常情况是20—30年才能买一套房。
任玉岭：我们现在的比例是1：20，1：30，差不多二三十年一般的家庭才能买一套房子，房价脱离了我们的国情，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主持人：说到具体的经济适用房，买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经济适用房的质量不如商品房的质量好，在很长一段时间有这样的争论。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对于经济适用房谁来监管它的质量建设？
任玉岭：按说是不应该有太大的质量差别，起码在安全质量上不应该有太大差别，在所谓舒适和豪华的质量上可以有很大的差别都没关系，但是安全质量上应该是一致的，国家应该做出这个要求的。比如建筑材料的要求上，在安全系数上或者是防震等等都应该达到国家标准，这一点上不能说我是经济适用房就按草棚的标准随便盖一个，一方面这是不人道的，另外一方面这是违法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主持人：关于房地产当中的黑幕有多少？
任玉岭：最近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多说法，一种说法就是我们的房地产还要涨，今后可能涨十几倍。另外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市场规律，这是正常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市场化还不够。也有一种说法，中国的房地产就应该是暴利，我们就是要给富人建房。这些说法都有的，我也看到过一些杂志甚至一些地方很大字的标题“任XX：人民公敌”。实际上已经影响到百姓的情绪，百姓对这些说法强烈反感，也使我们社会的矛盾加重，起码既得利益者和广大百姓之间的矛盾在加剧，如果继续下去将会影响我们的社会安定。所以我认为对房地产的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不能再拖了。
任玉岭：我想在这儿说的是，总理今年报告里面特别强调了房地产，要控制房地产的价格，要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但是现在我最担心的是由于较长时间没有对房地产进行控制，现在房地产的现有价位已经远远高出了老百姓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之下靠一般的控制大概是很难，我们该出台新的运作方法。所以这次会议上我有一个建议，我们要重新来运作我们的房地产，土地掌握在国家手里，房子分成公益性和商品性，商品性的房子国家可以供应土地，这个土地可以挂牌招标，但是这个起价要远远高出经济适用房也好，公益性住房也好的价格，让他付出一定的代价。
任玉岭：而且根据我们的总量来进行适当的控制，这是对商品房应该采取这种办法。另外凡是要盖公益性房的，这块土地应该掌握在国家手里，谁建给谁，绝不允许倒卖，绝不许一次一次进行升值，这个要出台法律来控制土地的价格，这样把土地控制住了又能保证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而且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不一定在远郊区，也可以在城中。如果中关村拆迁，就在旧地基本上土地原来就是这些人家占用这个土地，那这个土地原则上可以不加价或者很少加价，应该这么考虑才能使我们的公益性住房建设好。
任玉岭：另外学习新加坡的做法，按照温州委托房地产公司或者是先核定价格，这个房子土地假设定一百块钱，我的建筑成本核定两百块钱，这个房子一平米三百块钱，这个时候就可以招标了，谁能够在四百块钱建下来，我准备将来卖四百块钱，我们在这儿比较。有人说我380一平米，还有人说350一平米，应该先核定成本，在成本上进行招标。如果认真核定成本，由国家控制住土地的话，这个房价应该不会太高，可能一下子就把房地产的价格给拉下来。应该按照这种办法来运作，而且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但是现在有一些思想阻力，社会上包括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房地产是我们GDP的重要组成部分，怕房地产下来了影响我们经济的发展。这是一方面。
任玉岭：另外，房地产涉及到多少多少个行业，我也写过文章，涉及到大概60个行业，特别是钢铁、水泥这些行业，怕房地产下来了钢铁、水泥行业都下来，我们的经济都要萎缩。房地产容纳了很多工作人员特别是农民工，如果房地产下来了，就业压力加大。银行给房地产贷了很多钱，如果房地产有风吹草动，他们可能遇到风险，而且他们也怕没有房地产钱贷不出去。
任玉岭：刚才我说的那些办法是运作方式，不会影响运作总量，很可能运作总量还会加大。广大都有条件需求了，假设收入比较低，过去不敢设想买房，现在有比较便宜的房子大家都来买了，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的房地产总量要大大加大。第一不会影响建筑材料，房地产的总量没有减少，各个产业包括钢铁、水泥都不能下来，我们还要建这些房子，同样需要贷款，你的贷款仍然有去处。另外一个劳工也不会下来，唯一下来的是GDP，房价下来了，GDP就要下来了，我们一再提发展是为民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宁肯我们的GDP下降一点，我想也不是不可以的，而且我们每年定的8%，结果往往是10%。低两个点也还能达到我们的指标，应该排除对这些方面模糊认识，大胆对房地产的运作方式进行改革，学习新加坡的做法，学习温州的做法，我认为在我们这儿是很值得研究讨论，必要的时候可以制订一些法规来推动房地产的改革。
任玉岭：关于房地产的内幕和腐败问题，我们现在遇到的房价奇高或者说高的离谱，广大百姓买房困难，这里面确实有一些黑幕或者是腐败行为。我前面已经讲了，为什么能够在房地产界出现那么多亿万富翁，为什么很多人离开政府不到十年就能够达到几十个亿的资产，这里面就是有暴利存在。有暴利存在的地方往往有商业贿赂，为什么我们的高速公路建设腐败比较严重，就是缺乏对高速路建设成本的认真核定，一公里的价格一千万，也可能成本就是五百万，那五百万就是高利润，高利润必然商业贿赂严重，马克思说过如果利润达到300%，断头台都敢上，这就是一般的规律。高利润的情况下，这个领域的腐败是比较严重的。
任玉岭：我所知道向某些管理部门，向某些人，向某些单位送房子的不在少数，送钱的，我们国家最大的一个头儿成克杰副委员长，他是因为房地产倒的，云南省省长也是因为房地产倒的，最近北京的刘志华、崂山的王燕报纸上都有了，他们自己都讲，房地产的公关力度是很大的，有时候很难以抗拒，他们本来是好人最后还是倒下了。在这里面因为有送房的，有送钱的，送支票的，送金卡的，五花八门很多腐败方式，把一些人拉下水。在这个问题上也可能由于我们有些管理方面的人被卷进去了，所以我们有些问题就难以解决，造成一些房地产商非常天马行空式脂膏气昂，我就是要建富人用房，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政府为什么就没有管理能力？我觉得这里面有很难说的原因。
任玉岭：我也遇到过一个地方的地产科科长因为不廉洁被撤职，后来找一个比较素质好的来接替地产科科长，结果不到六个月的时间他的床底下藏了三百多万现金，一捆一捆的。要想搞好房地产的改革和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为民执政，有像新加坡那样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必须对房地产管理部门的人进行廉政教育，不走这条路，我们的房地产管理很难做好。
主持人：廉租房政策在地方政府落空，为什么廉租房在地方推行的不顺畅？
任玉岭：推行不顺畅的原因这里面有利益的驱动，也有一些人为了政绩，从政府来讲为了政绩，再一个也与一些腐败行为有直接关系。
主持人：鉴于今天请到的任委员是一个全能委员，剩下的时间我们聊聊其它方面。您说您去基层有三个必看，一看农户，二看学校，三看卫生院，新农村建设当中您看到什么样的问题？
任玉岭：应该说新农村建设以后对农村的推动特别是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区有了很大的推动，有些地方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所看到的在去年往往抓的点都是原来曾经是模范村或者是小康村，在这个基础上再建设，还是锦上添花多，我在湖北某一个地方看到上面三级政府拿了一千万给这个村，把这个村的房子都改造成很漂亮的像江西那种房子，这个村子又是停车场又是什么搞得很好。
任玉岭：但是很多村没有人去管，我们政府的钱是有限的。新农村建设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概念，我们为了推动广大农村致富，使广大农村组建变好，光是做样子，光是搞锦上添花很难达到我们建设新农村的目的。我遇到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可能对多数地区农民的收入估计偏高，觉得农民有钱，他们可以拿出一部分钱来进行道路建设。包括村村通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到，上面拿钱都是钓鱼的办法，比如这一段路可能需要80万块钱，上面拿40万，要下面拿40万，村里面是一个欠债村，要农民分摊，农民又摊不起，出现道路只好搁浅还是没法建。过去在道路建设上也有一种做法，上面拿一点，村里拿一点，再找当地的老板富起来的人拿一点，再让来建设的人垫一点，往往垫资比例很大，垫资结束了路也建好了，村里拿不出来钱，结果出现矛盾，这种问题也常常发生。
任玉岭：但是更多的是因为钓鱼，我手里钱比较多，富的地方钱比较多，这条路村村通修好了，手里有钱除了搞行政村村村通，然后再搞自然村通，自然村通了再搞街街通，有钱的地方可以做到这一点，甚至可以做到大田里面也修成水泥路，穷的地方连行政村的进村路还修不起来，还是泥水路，下了雨泥水很深，根本出不来进不去，晴天黄土满天。这些地方发展农业产业，一下雨东西出不去东西只好烂在地里。这次我有一个提案，要想使农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民赶快走上富裕道路，还是解决要想富先修路，把路摆到新农村建设的第一位，作为一个重点来解决。
主持人：最漂亮的村村通的路是什么样的？
任玉岭：中西部到城市去看最漂亮的多数都是银行、通信，现在有些地方是政府的房子，学校里面有一些房子比较新但是不能叫漂亮，这些年盖了一些学校，特别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有些地方不是楼房就是尾房，盖了一些楼房，但是不是所有的，还有不少地方学校的房子还很破旧，也不是说所有的学校都已经建得很好。去年我去玉龙县，我到了一个九和镇，学生住的房子是二层楼，我一上去身子是歪的，我说这个房子还能住吗？他们说没问题，你放心吧。带着我去后面看了一下，后面顶了11根大木桩，因为没有钱。这种情况还是存在的。
任玉岭：我也举一个发达地区的例子，像广东肇庆一个县，我们去的时候是元月份，天很冷，教室全是小树做的木棍，一个一个串起来的窗户，还不是把木板锯了做很像样的窗户，南边北面都有窗户，连纸都没有。中国的地区差异不仅仅是中西部和东部的差距，每个省份的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也很明显，就在广东肇庆一个县，我们就亲眼看到这种情况，而且那个学校是在山岭上，往山上走的这条路连个台阶都没有，很容易滑下来。为什么？没有钱，我们的发展很不平衡。我到广东一些人家去，我们不得不自觉掏出来一些钱给那些真的很贫困的人，当然我们经常出去遇到这种情况，没有多的钱，二三百块钱总是掏的。
主持人：我国行政管理费用25年来增长了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4.71%上升到2003年的19.03%，近年来每年增长23%，其中修建办公楼的花费所占比例相当大。听到这组数字您的感觉如何？
任玉岭：办公楼最近报纸上登了一些照片，甚至经济很落后地区办公楼也是盖得很漂亮。
主持人：去年重庆有一个地方的村镇办公楼盖的跟人民大会堂一样。
任玉岭：这个太多了，发达地区更不用说了，全国每年我要跑20个左右的省，每年这么跑，我看到过很多真的让我很惊讶，看那些的话，中国的富裕程度比很多国家好得多。
主持人：3月3号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说，重要的问题是解决行政机关严重的铺张浪费问题，这方面您有什么具体建议？
任玉岭：我去年就提了一个政府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反对铺张浪费的行为，我提了十条建议，由中央纪检委来回答这个提案，中央纪检委高度重视，领导做了重要批示，请了几个部委的同志一块儿研讨，让我去做了一次情况说明。他们很认真推出了三条意见，听完我的报告之后又加了一条，作为文字措施来讲不算太少了，重要的是缺乏监督，所以后来他们特别加了一条怎么加强监督，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的一些规定怎么更好地执行，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在不少的会议上我们的总书记、总理老在讲，要节约，要艰苦奋斗，今年报告里面也特别提到节约型政府，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反对奢华之风，规范接待程序。这些在今年的报告里面总理都提到。
主持人：以前我们经常听到口号性的建议，要建节俭型政府，今年看到的越来越实际，越来越具体。
任玉岭：听到总理的报告大家都很激动，我也很激动，我觉得我们的政府真是为广大百姓着想，真正是执政为民，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重，而且这个报告一年比一年实际，一年比一年具体，我们的成绩一年比一年大，这是实实在在的。确确实实可能我们提的很好，最后落实的时候会遇到问题，特别是政府的花费方面可能还会遇到问题，也可能还会增长，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包括今年我还是继续建议这方面，也有不少人建议这方面。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把这方面的事情做好，使更多的钱节约下来，让更广大百姓共享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中国很多地方包括人的心理习惯都讲究排场，讲究气派。在日本一些国家，政府机关都是非常狭小的空间办公，我们都是非常大，政府一定要讲排场。
任玉岭：昨天还有不少同志讲，包括有一些国家比较发达，结果一看政府比较破，包括像古巴学校搞得很好，结果政府倒很破烂，现在有些人考察回来写的报告都可以看得出来，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在这方面确实有奢华之风，有点暴发户式的感觉，确实有这种问题。中华民族并不是这样，中华民族是一个很节俭的民族，是一个务实的民族，应该说是这样的。这些年比较奢侈的风气与我们整个社会的浮躁有很大的关系，比如我到一些地方去一个中学的校庆一问花多少钱？260多万。红地毯从大门口一直铺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任玉岭：如果这260万用到我们的贫困学生上能解决多少人的问题，去年总书记在两会上提出八荣八耻，我们要“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个风气确确实实需要改变，而且应该按照新的荣辱观来更好教育我们的广大干部，要改变要从上到下做起，往往百姓是以例为施的，要是政府老奢华的话，其它一些学校、事业单位也奢华。现在政府也出台了不准这个，不准那个，也有很多，但是没有认真做好。
主持人：如果认真做好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监管？
任玉岭：黄炎培先生跟毛主席谈过，作为一个政权的周期律怎么克服，毛主席说有一个法宝，就是群众路线。我们要做好这件事就是依靠群众的监督，真正让人民发挥主人翁的作用，监督我们的政府。不要公仆变成真正的主人，主人倒不能发挥主人的作用，这是不行的。既然是法宝，还要把这个法宝的作用利用起来。
主持人：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谢谢任玉岭委员，希望今年两会上您再继续提交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