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5

12、家谱族谱和祠堂祭祀：死去的祖先荫及子孙
　　一个人去世了，家族的亲人们为他举行丧礼，为他下葬安圹，最亲近的人为他守庐，三年以后服丧期满，人们开始继续正常的生活。但是这不意味着人们从此忘记了他，除了他的血脉在他的子孙身上流淌之外，他的生命还在两方面延续着：一方面是他被写进宗谱，进入历史，成为记忆；一方面是他被请进祠堂，享受祭祀，接受膜拜。

　　这都是宋代儒家学者的发明。据说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家谱和族谱，出自两个宋代大名人。一个是苏洵，就是苏轼、苏辙的父亲，据他说他的祖上是唐代有名的苏味道，可是一直到他的高祖，家世并不很清楚，于是从他起就开始写家谱。另一个是欧阳修，他不仅写了家谱，还规定家谱应当从可见的世代开始写起，到五世玄孙以后就“别自为世”。后来，据说《眉山苏氏家谱》和《庐陵欧阳氏家谱》就成了后世家谱族谱的典范。家谱族谱就好像我们通常说的“历史”，把一批人一代一代地记录下来，把一代一代已经分枝散叶的人联系起来，证明他们本来拥有共同的渊源。

　　那么祠堂呢？祠堂是祭祀祖先的地方，根据宋代程颐的建议，首先，每一个有一定地位的家族才要有庙；其次，庙里面应当有祭祀的对象，以高祖居中，每一代的先人按照昭穆次序左右分列，都以夫妇相配；再次，祠堂应当是三间，外面是中门，中门外是两阶三级，祠堂里面北墙下为四龛，每龛一桌，从西向东分别是高祖、曾祖、祖、父；最后，每年的冬至应当隆重祭祀始祖，立春祭祀先祖(就是五世祖)，秋季的时候祢祭，这其中的祢是指去世的父亲在宗庙中立主，就是父亲之位。不过，后来流行的《朱子家礼》则规定，四季仲月(即：二、五、八、十一月)举行四时祭，祭前三天要斋戒沐浴，前一天清扫祠堂、置神位，当天清晨家族的主人即宗子率全家族列队祠堂，举行祭祀活动，因为《朱子家礼》后来相当权威，所以这成为常规。

　　家族的历史和家族的仪式增加了家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在古代中国　甚至是现代中国，家谱族谱非常繁荣，家族祭祀也很受重视。这在许多人类学、社会学调查中都可以得到证明。为什么？说到底，是因为家族对每个人都很重要。有学者指出：
　　第一，从生命的意义上说，国家、制度、法律主要兼顾公平和秩序，不管人的死活，在饥荒、战乱、无序的时代，人们觉得更能依靠的是家庭、家族，所以古代的宗族对个人生命的延续是相当有意义的。
　　第二，从安全的意义上说，他人就是“陌生”，人不能指望仅有竞争关系的“他人”，处处都有危险，所以只能依赖家族的认同。我们如果去看闽西客家的围楼、贵族苗族的山寨、北方平原所谓的“土围子”那些逐渐形成的家族聚居方式，就可以体会到一种寻求安全的需要。
　　第三，从感情上说，“家”是温暖的象征，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家庭和家族都有无条件的爱。中国的俗话讲“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为什么？就是因为那里有无条件的爱。陶渊明所谓“归园田居”，那个“归”字里面，就有根回归泥土的意味。人们都熟悉“鸡鸣桑树颠，犬吠深巷中”的诗句，这种感觉在《诗经》里面也有：“鸡栖于埘，牛羊下来”，黄昏时牛羊回到山下的圈时在，也和子孙回到老翁倚杖的柴扉是一样的，都是“到家的感觉真好”。
　　第四，从文化认同的意义上说，墓地、墓碑、祠堂、家谱，比正史更重要，因为正史的认同范围太大，它是国家，地方志所认同的范围是一个州一个县，只是一个政治空间，但是家谱、族谱的认同，是有自然血缘关系的一群人，是祖祖辈辈生活的一块地，特别是祭祀，在对死者的庄严祭祀中，在宗庙举行的各种仪式里，面对着死去的亡灵与祖先，家庭内部好像有一种很强烈的“认同”感。在那种仪式上，人们会想，我们是同一个祖先的子孙，我们是一个姓的亲人，我们应该对得起祖宗，这种来自于“血缘关系”的自然感情被召唤出来，同时，通过这种仪式，也把亲族的秩序制度化了。

13、家族与仪式在古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意义
　　最后大概可以总结出三点：
　　第一、在古代汉族中国，家族的墓地、祠堂、祭祀的仪式，以及乡约、族规、家法和家谱，是社会生活里非常重要的基础，古代汉族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法律并不很细致的情况下，会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秩序，有一个大体的认同的共识，就是因为有这些东西在支持它组成一个一个的社会单元。
　　第二、从历史上我们还可以看出，当国家和政府的力量强大的时候，宗族、亲族是对抗和抵消国家控制力量的一个社会空间，好像一个隔离层一样，防止着国家力量对于个人生活的直接控制；而当国家力量一旦削弱，它就会作为民间社会，补充国家对秩序的控制，维持生活秩序。比如清代末年，各地的民间社会以及乡绅的势力超越国家的势力，他们以团练(就是民间军事力量)、保甲(民间社会组织)、乡约(民间礼法)维持着社会的秩序，甚至发展起来庞大的力量，参与着国家的管理和控制，如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等，所以它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力量，维持着国家与个人之意的平衡和稳定。
　　第三、中国家族与仪式的重大变化出现在近代，由于西洋的进入，由于市场一体化、交通的便利和人口的流动，由于国家渐渐直接干预着个人生活，所以这种中国式的宗族形式在近代渐渐瓦解。

　　可是，最近由于中国大陆国家控制的放松和各级地方行政控制的减弱，由于地方经济如乡镇企业的崛起，宗族在民间社会又开始重新活跃起来，如果我们到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去看，就会发现这一点，而如今的家族重建家族墓地，重修祠堂，重修家谱，也正是在“国家”依赖和约束渐渐削弱的情况下，重新寻找“认同”的基础----宗族，重新建立社会生活的秩序----并非国家法律的礼法。

　　我们应该怎样评价这种家族形式、家族仪礼以及家族伦理呢？中国的这一社会形态，对于习惯于“现代化”、“全球化”之类以西方历史与社会为准绳评价历史和现实的学术界，其实是个很大的难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