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古代中国葡萄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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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葡萄酒文化 [zhuan]
中国葡萄酒文化是在哪个时期兴起的？
到了魏晋及稍后的南北朝时期，葡萄酒的消费和生产又有了恢复和发展。从当时的文献以及文人名土的诗词文赋中可看出当时葡萄酒消费的情况。
魏文帝曹丕喜欢喝酒，尤其喜欢喝葡萄酒。他不仅自己喜欢葡萄酒，还把自己对葡萄和葡萄酒的喜爱和见解，写进诏书，告之于群臣。魏文帝在《诏群医》中写道：
“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此言被服饮食，非长者不别也。。。。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 ，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
作为帝王，在给群医的诏书中，不仅谈吃饭穿衣，更大谈自己对葡萄和葡萄酒的喜爱，并说只要提起葡萄酒这个名，就足以让人唾涎了，更不用说亲自喝上一口，这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三国志，魏书。魏文帝记》是这样评价魏文帝的：‘评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疆识，才艺兼该．”实际上，曹巫还是位美食大家，更是位葡萄酒品尝大师。按当今流行的做法，是要由葡萄酒学院授予“荣誉博士”的。有了魏文帝的提倡和身体力行，葡萄酒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使得在后来的晋朝及南北朝时期，葡萄酒成为王公大巨、社会名流筵席上常饮的美酒，葡萄酒文化开始兴起。这在当时的不少诗文里都有反映。
陆机在《饮酒乐》中写道：
蒲萄四时劳醇，琉璃千钟旧宾。
夜饮舞迟销烛，朝醒弦促催人。
春风秋月桓好，欢醉日月言新。
陆机(261—303)是三国时东吴名臣陆逊的孙子。吴亡后，他于晋太康末应绍入洛阳，曾为太子洗马、中书 郎等职。《饮酒乐》中的“蒲萄”是指葡萄酒。诗中描绘的是当时上流社会奢侈的生活：一年四季喝着葡萄美酒，每天都是醉生梦死。这时的葡萄酒是王公贵族们享用的美酒，但已比较容易得到，决非汉灵帝时盂他用来贿官时的价格，否则谁也不可能一年四季都喝它。实际上，在一百多年的南北朝时期，文人名士常有歌咏葡萄酒的诗作。
庚信(513—581)在他的七言诗《燕歌行》中则写道：
蒲桃一杯千日醉，无事九转学神仙。
定取金丹作几服，能令华表得千年。
庚信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不如去饮一杯葡萄酒换来千日醉，或者为了长生去学炼丹的神仙。若能取得金丹作几次服食，顶能象千年矗立的华表永享天年。诗中将饮用葡萄酒与服用长生不老的金丹相提并论，可见当时己认识到葡萄酒是一种健康饮料。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种植张赛引进的欧亚种葡萄的同时，也人工种植我国原产的葡萄，这可从当时的诗文中反映出来。曹操的小儿子曹植在《种葛篇》中写道：
“种葛南山下，葛磊自成阴。与君初婚时，结发思义深。”
唐太宗与葡萄酒
隋文帝重新统一中国后，经过短暂的过渡，即是唐朝的“贞观之治”及一百多年的盛唐时期。这期间，由于疆土扩大，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喝酒已不再是王公贵族、文人名士的特权，老百姓也普遍饮酒。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女人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纪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当时，女性化妆时，还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姻脂，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近年港台和沿 海城市流行的“晒伤妆”，即一千多年前唐朝妇女的“酒晕妆”。
盛唐时期，人们不仅喜欢喝酒，而且喜欢喝葡萄酒。因为到唐朝为止，人们主要是喝低度的米酒，这一时期，烈性的蒸馏白酒是否己出现，还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讲，白酒是直到元朝才出现的。不少学者则争辨，唐诗里就有‘烧酒”、“白酒”等出现，如自居易在《荔枝棱对酒诗》中有：“荔校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琉璃香”的名句。但反对者说，此“烧酒’’非彼“烧酒”也，所以，唐朝时是否有蒸馏白酒还是个有争论的问题。但当时普遍饮用的低度粮食酒，则无论从色、香、味的任何方面，都无法与葡萄酒媲美，这就给葡萄酒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
当时葡萄酒面临着的真正的发展机遇是：在国力强盛，国家不设酒禁的情况下，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都十分钟爱葡萄酒，唐太宗还喜欢自己动手酿制葡萄酒。据《太平御览》：‘(唐)高祖(李渊)赐群医食于御前，果有蒲萄。侍中陈叔达执而不食，高祖问其故。对曰，医母患口干，求之不能得。高祖曰，卿有母可遗乎。遂流涕呜咽，久之乃止，固赐物百段。”由此可见，在唐初，经过战乱、葡萄种植与酿酒基本已萎缩，连朝中大医的母亲病了想吃葡萄而不可得，只有在皇帝宴请大臣的国宴上方有鲜葡萄。这时葡萄与葡萄酒的价格恐怕不低于汉末的身价。
《太平御览》记载，唐太宗贞观13年(640年)，唐军在李靖的率领下破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唐太宗从高昌国获得马乳葡萄种和葡萄酒法后，不仅在皇宫御苑里大种葡萄，还亲自参与葡萄酒的酿制。酿成的葡萄酒不仅色泽很好，味道也很好，并兼有清酒与红酒的风味(酸：较清的浅红色酒，酉盎：清酒)，自己觉得满意，还用来赐与群医。
盛唐时期社会稳定，人民富庶。由于帝王、大至喜好葡萄酒，民间酿造和饮用也十分普遍。这些都反映在当时的诗歌里。
诗人李欣，《唐才子传》称其“性疏简，厌薄世务”。他在《古从军行》中写道：
‘自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柯。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云万里无城廓，雨雪纷纷连大摸。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人汉家。，，
李欣这首《古从军行》写了边塞军旅生活和从军征或者的复杂感情，借用汉武帝引进葡萄的典故，反映出君主与百姓、军事扩张与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与人民牺牲之间尖锐而错综复杂的矛盾。全诗风格苍劲悲壮。诗的结尾借用葡萄引进的典故，揭示战争后果，不加评判而爱憎分明，为这首诗的艺术特色之一。
王绩与葡萄酒
诗人王绩，号东皋子，旷达好酒，自号“五斗先生”，常在酒肆中连饮数日而不归。《旧唐书·王绩传》：“或经过酒肆，动经数日，往往题壁作诗，多为好事者讽咏。”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应征人京，任门下省待诏，他弟弟王静问他，作待诏安乐否?他答道：“待诏禄傣萧瑟，但良酝三升，差可恋耳!”已经辞官归里的王绩，之所以愿意任薪傣寡薄的待诏，是因为每日能发给三升好酒。门下省侍中将此事上奏唐高祖李渊，高祖笑而每日增为一斗好酒，故有“斗酒学士”之称。王绩自称为“五斗先生”，每日一斗，还是不够他的酒量，往往是顾了自己就没有多余的酒招待朋友，最后还是弃官归隐。王绩不仅喜欢喝酒，还精于品酒，写过《酒经》、《酒谱》。他还援有《醉乡记》，构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醉之乡，葡萄美酒则是他的醉乡日月里一颗闪亮的明星。王绩在《题酒家五首》(一作《题酒店壁》)中写道：
“竹叶连糟翠，蒲萄带曲红。
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
这是一首十分得体的劝酒诗。踊友聚宴，杯中的美酒是竹叶青和葡萄酒。王绩劝酒道：今天朋友相聚，要喝尽樽中美酒，一醉方休! 它日分别后，就是再喝同样的酒，也没有兴致了。
李白与葡萄酒
“酒仙”李白有“斗酒诗百篇”的名声，十分钟爱葡萄酒。他所作的《宫中行乐词八首》有这样的注：“奉诏作。(唐)明皇坐沉香亭，意有所感，欲得(李)白为乐章。召人，而(李)白已醉。左右以水 面，稍解。援笔成文，宛丽精切。”
《宫中行乐词八首》之三：
卢橘为秦树，蒲萄出汉宫，
烟花宜落日，丝管醉春风。
笛奏龙吟水，萧鸣风下空。
君王多乐事，还与万方同。
李白在酒醉时奉诏作诗，还忘不了心爱的葡萄，那么，他在寻欢作乐时，更少不了葡萄酒。他在《对酒》中写道：
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
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
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
(《全唐诗·李白卷二十四》)
实际上，李白不仅是喜欢葡萄酒，而是迷恋葡萄酒，恨不得人生百年，天天都沉醉在葡萄酒里。《襄阳歌》就是他的葡萄酒醉歌。他在《襄阳歌》中写道：
鸬鹚杓，鹦鹉杯，
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
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以蒲萄初酦醅。
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
千金骏马换小妾，醉坐雕鞍歌《落梅》。
车旁侧挂一壶酒，风笙龙管行相催。
……
李白幻想着将一江汉水都化为葡萄美酒，每天都喝它三百杯，一连喝它一百年，也确实要喝掉一江的葡萄酒。诗中的“配踞”，意为酿酒。从诗中也可看出，当时葡萄酒的酿造已相当普遍。
翰愈与葡萄酒
翰愈(768—824)，曾官至史部侍朗，京兆尹，是唐朝的一位大学者。他与柳宗元一起开创古文运动，又与孟郊共创翰孟诗派。在生活中，看来他也是喜欢葡萄、葡萄酒的。他在《燕河南府秀才得生字》中有“柿红蒲萄紫，看果相扶檠。芳茶出蜀门，好酒浓且清”的诗句。韩愈还自己动手种植葡萄，以下这首《蒲萄》诗则写出了他种植葡萄的细心。
蒲 萄
新茎未遍半犹枯，高架支离倒复扶。
若欲满盘堆马乳，莫薛添竹引龙须。
翰愈自己种植的葡萄，因葡萄架经多年使用后有些支离破旧，以致于葡萄藤不能很好地攀缘，他经常将倒垂下来的葡萄藤扶好，但不久又掉了下来。这样反复多次后，翰愈就跟自己说，如果想在秋天获得马乳葡萄的丰收的话，那现在就起紧在已经破旧的葡萄架上再添些竹子，以便葡萄藤的攀缘。
白居易与葡萄酒
唐朝另一位大诗人自居易，留下“诗二千八百，言饮者九百首。”(宋方勺《泊宅编》)诗的数量和饮酒诗的数量之多，在唐朝诗人中都首屈一指。自居易也有不少葡萄与葡萄酒诗。《和梦游春诗一百韵》中有“带襭紫蒲萄，袴花红石竹”的诗句；在《房家夜宴喜雪戏赠主人》中有“酒钩送盏推莲子，烛泪黏盘垒蒲萄”的句子；在《寄献北郡留守裴令公》中有“羌管吹杨柳，燕姬酌蒲萄”的诗句。
刘禹锡与葡萄酒
与自居易同年出生的刘禹锡，以太子宾客、检校礼部尚书致仕，世称刘宾客、刘尚书。刘禹锡诗文兼擅，诗歌与白居易齐名，称“刘白”，白居易称他为“诗豪”。刘禹锡喜欢喝酒，又曾任屯田员外郎，他对葡萄和葡萄酒的认识就比同时期的其他官员和诗人们来得深刻。他在《和令狐相公谢太原李侍中寄蒲桃》的诗中写道：
珍果出西域，移根到北方。
昔年随汉使，今日寄梁王。
上相芳缄至，行台绮席张。
鱼鳞含宿润，马乳带残霜。
染指铅粉腻，满喉甘露香。
酝成十日酒，味敌五云浆。
咀嚼停金盏，称嗟响画堂。
惭非末至客，不得一技尝。
太原的李侍中遣人送来马乳葡萄，朋友们聚在一起品尝分享。这葡萄是又香又甜，大家不住地停杯称赞：要是拿这葡萄酝酿成美酒，一定会比名酒五云浆更好喝。待到赴宴的最后一位客人到来时，葡萄已经一串也不剩了，以致于早到的客人都觉得难为情。
刘禹锡生于公元772年，卒于842年。唐太宗贞观13年(640年)破高昌获马乳葡萄，到刘禹锡写这首诗时，过去一百多年、不到二百年的时间。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引种的葡萄在太原生长得很好。从以上这首诗中，不难想像，当时的葡萄哪怕是按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上好的葡萄，以致于这些高官与名士、没等客人到齐就己将葡萄吃完了。
刘禹锡除了品尝朋友送来的葡萄外，还自己种葡萄，并用所种的葡萄自己动手酿制葡萄酒。他在《葡萄歌》(一作《蒲桃歌》)中写道：
野田生葡萄，缠绕一枝高。
移来碧墀下，张王日日高。
分岐浩繁缛，修蔓蟠诘曲。
扬翘向庭柯，意思如有属。
为之立长檠，布 当轩绿。
米液涵其根，理疏看渗德。
繁范组缓结，悬实珠矾舀。
马乳带青霜，龙鳞曙初旭。
有客汾阴至，临堂瞪双目。
自言我晋人，种此如种玉。
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
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
刘禹锡在这首诗中写了他从种植葡萄到收获葡萄的全过程，包括了修剪、搭葡萄架、施肥、灌溉等栽培管理，并且获得萄萄丰收。刘禹锡作为政府的高官，能准确地掌握葡萄栽培技术，可见盛唐时期葡萄种植业的发达。此外，这首诗还告诉我们，刘禹种下这棵葡萄，是要拿收获的葡萄酿葡萄酒的。他不仅能自己动手酿酒，还对自酿的葡萄酒极自信，告诉汾阴来的朋友：我酿的葡萄酒质量极好，“令人饮不足”’你如果要跑官的话，我送你一斗葡萄酒，准让你得到凉州刺史这样的职务。这里是用了汉末盂他以酒买官的典故来说明 自己的葡萄酒身价不凡：孟他用了一斛，即十斗葡萄酒买到凉州刺史，而我刘禹锡酿的葡萄酒，只需一斗即可换得凉州刺史。可见，自唐初李世民自己动手酿制萄萄酒起，到了盛唐时期，民间酿制葡萄酒已相当的普遍。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也存在以酒买官的风气，刘禹锡的诗也有借嘲讽汉代盂他影射现实的意思。
王翰与葡萄酒
唐朝的葡萄酒诗，最著名的莫过于王翰的《凉州词》了：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边塞荒凉艰苦的环境，紧张动荡的军旅生活，使得将士们很难得到欢聚的酒宴。这是一次难得的聚宴。酒，是葡萄美酒；杯，则是“夜光杯”。据《十洲记》：“周穆王时西胡献夜光常满杯，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鲜艳如血的葡萄酒，满注于白玉夜光杯中，色泽艳丽，形象华贵。如此美酒，如此盛宴，将士们莫不兴致高扬，准备痛饮一番。正在大家“欲饮”未得之际，马上琵琶奏乐，催人出征。此时此地，琵琶作声，不为助兴，而为催行，谁能不感心头沉重? 这酒还喝不喝呢?这时，座中有人高喊，男儿从军，以身许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有酒且当开怀痛饮! 醉就醉吧，就是醉卧沙场也没有什么丢脸的，自古以来有几人能从浴血奋战的疆场上生还呢! 于是，出征将士豪兴逸发，举杯痛饮。明知前途险厄，却仍然无所畏惧，勇往直前，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热情。
在众多的盛唐边塞诗中，这首《凉州词》最能表达当时那种涵盖一切、睥睨一切的气势，以及充满着必胜信念的盛唐精神气度。明朝王世贞称此诗为无瑕之壁，与王昌龄的《出塞》同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此诗也作为千古绝唱，载入中国乃至世界葡萄酒文化史。
苏东坡与葡萄酒
苏东坡的《谢张太原送蒲桃》写出了当时的世态：
冷官门户日萧条，亲旧音书半寂寥。
惟有太原张县令，年年专遣送蒲桃。
苏东坡一生仕途坎坷，多次遭贬。在不得意时，很多故旧亲朋都不上门了，甚至连音讯都没有。只有太原的张县令，不改初哀，每年都派专人选葡萄来。从诗中，我们还知道，到了宋朝，太原仍然是葡萄的重要产地。
苏东坡被贬惠州后，在《东皋子传后记》中讲自己的喝酒习惯：“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示乃过于客。阔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
苏东坡酒量虽不大，却是善饮者，知道酒的好坏，他同时又是位美食家。他在《老饕赋》中写道：
“疱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洁，水恶陈而薪恶劳。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汤鏖。尝项上之一脔，嚼霜前之两螯。烂樱珠之煎蜜，翁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带糟。盖聚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婉彼姬姜，颜如李桃。弹湘纪之玉瑟，鼓帝子之云傲。命仙人之萼绿华，舞古曲之郁轮袍。引南海之玻璃，酌凉州之蒲萄。……”
老饕是贪吃的意思，从构词上就可看出，那可不是一般的贪吃，而是一副大呼小叫、狼吞虎咽的吃相。《老饕赋》说得明白些就是《食客赋》，如果要面子，讲得好听些，那就是《美食家赋》。
疱丁是古代一位刀功极好的厨师，曾为文君解牛；易牙则是春秋时齐桓公宠幸的近臣，长于调味。由瘤丁来操刀、易牙来烹调，所选的两位大厨都是顶尖的高手。
选好厨师后，就要准备烹任用具和用品了。烹调用的水要新鲜，镑碗等用具一定要洁净。千万不要用久存的水，柴火也要烧得恰到好处。烹调的方法也多种多样，有时候要把食物经过多次蒸煮后再晒干待用，有时则要在锅中慢慢地文火煎熬。
接着就是配菜和做菜了。脔是指切成块的肉。《晋书.谢混传》“每得一豚，以为珍膳，项上一脔尤美。”所以，吃肉只选小猪颈后部那一小块最好的肉；而螃蟹呢，只选秋风起、霜冻前最肥美的螃蟹的两只大螯(脚)。把樱桃放在锅中煮烂煎成蜜；用杏仁浆蒸成精美的糕点。蛤蜊要半熟时就着酒吃；蟹则要和着酒糟蒸，稍微生些吃。天下这些精美的食品，都是我这个老食客所喜欢的。
精美的筵席准备好后，还要有音乐与歌舞。姬姜：春秋时，姬为周姓；姜，齐国之姓，故以“姬姜”为大国之女的代称，也用作妇女的美称。萼绿华：仙女的名字，相传是九嶷山中得道的女仙；郁轮袍：琵琶曲名，相传是唐朝诗人王维所作。筵席上来后，还要由端庄大方、艳如桃李的女子弹琴奏乐，并请仙女萼绿华就着“郁轮袍”优美的曲子翩翩起舞。奏乐所用的乐器是湘妃用过的玉瑟和尧帝的女儿用过的云璷傲。
面对着精美的菜看，听着美妙的乐曲，欣赏着仙女们优美的舞姿，还需要什么呢?老食客苏东坡说，还缺美酒!要用珍贵的南海玻璃杯斟上萄萄美酒。在苏东坡看来，精美的菜肴、优美的乐曲、仙女的舞姿，只有以萄萄美酒相配，才是真正的人生享受。由此可见苏东坡对葡萄酒的评价之高：葡萄酒确实是高雅的美酒。
苏东坡的一生，由于其政治抱负未能得以充分施展，却成全了他为后世留下的所有的文才，而他的商业天才，几次小试牛刀后，因生不逢时，基本上浪费掉了。但我们还是能从以下几件事中看出他的商业天分。
与苏东坡同时期的杭州制墨名家潘衡曾跑到海南岛与苏东坡一起研究制墨，俩入夜里在房中烧松脂油制墨，半夜起火差点烧了房子。潘衡很快就离开了海南岛。回到杭州后，潘衡推出新的墨，价格比别人的贵两三倍，并称是在海南岛向苏东坡学到制墨的秘方。他的墨质量确实很好，以致后来不少人问苏东坡的儿子苏过他父亲有什么制墨秘方。苏过说，根本就没什么秘方。家父在海南岛无事可做，因为岛上找不到好墨，就随便试着做墨消遣。潘衡从杭州赶来与父亲一起做墨，因为没有胶，只好用牛皮膏设法和油墨混合，很难固体化，只做出十几条手指般不成形的黑墨，倒是差点把房子给烧了。显然潘衡制墨的秘方是向别人学来的，只不过借苏东坡的盛名来销售并获得成功罢了。
如果说“制墨秘方”是别人利用他的名人效应做广告的话，“东坡蜜酒”则是苏东坡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了。大家都知道苏东坡不但是美酒鉴赏家，他还自己造酒。苏东坡撰写过《酒经》、《浊醪有妙理赋》、《酒子赋》、《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酸赋》等，他还自己酿造了“蜜柑酒”和以蜂蜜为原料的“蜜酒”，并作了《蜜酒歌》，以致于“蜜酒”广为人知。苏东坡去世后，经常有人向他儿子苏过和苏过乞讨他们父亲“蜜酒”和“蜜柑酒”的秘方。苏过说，家父只做过一两次酒，蜜柑酒味道就像土酥酒，根本就不是什么好酒。据说朋友们喝了苏东坡在黄州所酿的“蜜酒”，常常闹腹泻。虽然苏东坡酿的蜜酒和蜜柑酒质量不好，但别人酿的蜜酒却借他的名成了北宋时的名酒。
如果说苏东坡作《蜜酒歌》是为自己酿的酒作宣传的话，那么下面的这首《饮酒四首·之四》则是借一种名酒的酒名来抬高一种不为人知的地方酒了。
《饮酒四首·之四》：
“雷觞淡于水，经年不濡唇。
爱有扰龙裔，为造英灵春。
英灵韵甚高，蒲萄难与邻。
他年血食汝，当配杜康神。
这首诗是苏东坡被贬在海南，秦观被贬在雷州时所作。雷州海康县城北五里，有英灵岗，那里酿的一种土酒，大文豪们就给取了个好听的名字“英灵春”，并说比葡萄美酒还要好喝，这就是广告手段了。好在当时交通、通讯都极为不便，再加上世态凉淡(“冷官门户日萧条”)，苏东坡对“英灵春”的抬举在当时几乎不为人知，不像现在，名人一上电视做广告谁都知道了，当今的葡萄酒厂除了出高价请些走红的男女演员做些广告外，实在应该考虑请当今的“苏东坡”们“亲自酿制某一品牌的葡萄酒”，除了广告效应外，也留下些有内涵的诗文，因为葡萄酒文化也需要一代代人的积累。当初太原的张县令年年都派专人不远千里给苏东坡送葡萄。而太原又是当时葡萄酒的重要产地。如果那时太原葡萄酒厂的老板也和张县令的专使一起去送葡萄，并留下来与苏东坡一起酿造葡萄酒的话，那由苏东坡写篇《蒲萄酒赋》大概不会有问题。林语堂先生评价“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服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珈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个诗人，一个小丑”。其实，考虑到苏东坡潜在的商业价值，在名人下海热的今天，苏东坡还可以是公司的董事长。但从市场经济的眼光来看，苏东坡又生不逢时，别人打着他的牌子卖墨、卖酒都发了财，他自己在中晚年却非常贫困。他在《菜羹赋并序》中写道：“东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称家之有无。水陆之味，贫不能致，煮蔓菁、芦菔、苦莽而食之”。苏东坡确实是俭“不可救药的乐天派”。
到了南宋，小朝庭偏安一隅。当时的临安虽然繁华，但葡萄酒却因为太原等葡萄产区已经沦陷，显得稀缺且名贵，这可从陆游的诗词中反映出来。陆游的《夜寒与客挠干柴取暖戏作》：
“稿竹干薪隔岁求，正虞雪夜客相投。
如倾潋潋蒲萄酒，似拥重重貂鼠裘。
一睡策勋殊可喜，千金论价恐难酬。
他时铁马榆关外，忆此犹当笑不休。”
诗中把喝葡萄酒与穿貂鼠裘相提并论，可见当时葡萄酒的名贵。
元好问与葡萄酒
比陆游( l125—1210)稍后的金国著名文学家元好问( l190—1257)曾作《蒲桃酒赋》，并作序。
元好问在《蒲桃酒赋》的序中讲述了以下的故事：邓州的刘光甫曾告诉我，他家乡山西安邑多葡萄，但大家都不知道酿葡萄酒的方法。后来，他与一位叫许仲样的朋友一起，摘葡萄果与米一起炊，然后酿酒。酒虽然酿成了，但古人讲的葡萄酒‘甘而不饴、冷而不寒”的风味却没有。贞佑中(约1215年)，邻里一户人家躲避强盗后从山里回家，发现竹器上放的葡萄浆果都已干了，盛葡萄的竹器正好放在一只腹大口小的陶罐上，葡萄汁恰好都流进陶罐里。闻闻还有酒香扑鼻而来，拿来饮用，竟然是美酒。原来是葡萄自己发酵成酒。多少年来的秘密，今日得以揭开。刘光甫还对我说，文人都喜欢写点东西，你现在知道了这件事，不知有何感想? 我说，世上已好久没有真正的葡萄酒了，我也只是听从西域回来的人说：“大石人把葡萄榨成汁，然后封而埋之，不久就酿成萄萄酒，而且这酒存放愈久则愈好，有些人家藏有上千斛的葡萄酒。”看来这正好与你刚才讲的情况相吻合。看来事情不论大小，其隐藏着的规律，迟早是要显露出来，这是必然的。葡萄酒的酿酒法，失传数百年后又重新得到，并与几万里之外的事情相互印证，这真是值得作赋纪念，故作《蒲萄酒赋》。
从元好问的《蒲萄酒赋》及序可知：
经过晚唐及五代时期的战乱，到了宋朝，真正的葡萄酒酿酒法在中土差不多已失传。除了从西域运来的葡萄酒外，中土自酿的葡萄酒，大体上都是按《北山酒经》上的葡萄与米混合后加曲的“蒲萄酒法”酿制的，且味道也不好。而西域葡萄酒经长途贩运，价格自然极高。
马可·波罗眼中的元朝的葡萄酒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朝政府供职十七年，他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记录了他本人在元朝政府供职十七年间所见所闻的大量史实，其中有不少关于葡萄园和葡萄酒的记载。在“物产富庶的和田城”这一节中记载：“（当地）产品有棉花、亚麻、大麻、各种谷物、酒和其它的物品。居民经营农场、葡萄园以及各种花园”。在“哥萨城”（今河北涿州）一节中说：“过了这座桥（指北京的卢沟桥），西行四十八公里，经过一个地方，那里遍地的葡萄园，肥沃富饶的土地，壮丽的建筑物鳞次节比。”在描述“太原府王国”时则这样记载，“ 太原府园的都城，其名也叫太原府， 那里有好多葡萄园，制造很多的酒，这里是契丹省唯一产酒的地方，酒是从这地方贩运到全省各地。”
元朝立国虽然只有九十余年，却是我国古代社会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的鼎盛时期。元朝的统治者十分喜爱马奶酒和葡萄酒。据《元史·卷七十四》记载，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祭宗庙时，所用的牲齐庶品中，酒采用“ 乳、葡萄酒，以国礼割奠，皆列室用之”。“ 乳”即马奶酒。这无疑提高了马奶酒和葡萄酒的地位。至元二十八年五月(1291年)，元世祖在“宫城中建葡萄酒室”(《故宫遗迹》)，格外促进了葡萄酒业的发展。在当时元大都宫城制高点的万岁山广寒殿内，还放着一口可‘贮酒三十余石”的黑玉酒缸，名为渎山大玉海”。此缸至今尚存于北海团城，是元朝帝后嗜饮葡萄酒、马奶酒的历史见证。
考虑到粮食短缺等原因，元世祖十分重视农桑，要求朝庭专管农桑、水利的部门“司农司”编纂农桑方面的书籍，用于指导地方官员和百姓发展农业生产。至元十年(1273年)，《农桑辑要》刻颁，全书共有六万五千多字，分作七卷。主要内容为典训、耕垦、播种、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 畜、禽鱼、蜜蜂等。该书是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被颁发到各级劝农官，以指导农业生产。书中对“蒲萄”是这样写的：
“蒲萄：蔓延，性缘不能自举，作架以承之。叶密阴厚，可以避热(十月中，去根一步许，掘作坑收卷蒲萄悉埋之。近枝茎薄实黍穰弥佳，无穰，直安土亦得。不宜湿，湿则冰冻。二月中还出，舒而上架。性不耐寒，不埋则死。其岁久根茎粗大者，宜远根作坑，勿令茎折。其坑外处，亦掘土并穰培覆之)。
《博闻录》：“蒲萄，宜载枣树边。春间，钻枣树作一窍，引蒲萄技从窍中过。蒲萄枝长，塞满窍子； 去蒲萄根，托枣根以生。其肉实如枣。北地皆如此种。”
可见，在元朝葡萄栽培不仅政府重视，确也达到了相当的栽培水平。在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下，元朝的一些重要官员也身体力行，发展农业。史称“连领六郡，五为监一为守”，政绩显赫，声震朝野的鲁明善就在安丰路(今安徽寿县)任职时撰写了《农桑衣食撮要》。该书以月令体形式，以农桑为主，还包括林、牧、副、渔各业，凡气象、水利、畜牧、园艺、农产品加工等各种农事项目，以及衣、食、住等方面应有尽有，当时被称为“最好的农家月令书之一”。该书在讲到二月的农事时，专有介绍葡萄的插栽：
“插蒲萄：
预先于去年冬间截取藤枝旺者，约长三尺埋窑于熟粪内，候春间树木萌发时取出，看其芽生，以藤签萝卜内栽之。埋二尺在土中则生根，留三、五寸在土外。候苗长，牵藤上架。根边常以煮肉肥汁放冷浇灌，三日后，以清水解之。天色干旱，轻锄根边土，浇之。冬月用草包护，防霜冻损。二、三月间皆可插栽。”
此外，为了保证官用葡萄酒的供应和质量，据明朝人叶子奇撰《草木子》记载，元政府还在太原与南京等地开辟官方葡萄园，并就地酿造葡萄酒。其质量检验的方法也很奇特，每年农历八月，将各地官酿的葡萄酒取样“至太行山辩其伪。真者下水即流，伪者得水即冰冻矣。”
在政府重视 、各级官员身体力行、农业技术指导具备、官方示范种植的情况下，元朝的葡萄栽培与葡萄酒酿制有了很大的发展。葡萄种植业的空前发展和饮用葡萄酒的普及，在元朝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我们可以从元代的诗歌、散曲中得知，元朝的特殊社会环境酝酿出浓郁的葡萄酒文化，而葡萄酒文化又浸润着整个社会生活，其影响几乎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元代葡萄酒文化与文化艺术
葡萄酒文化融入文化艺术各个领域。除了大量的葡萄酒诗外，在元朝画葡萄也是一种时髦。祖上为西域人的丁 年有〈〈题画葡萄〉〉：
“西域葡萄事已非，故人挥洒出天机。
云凉冷骊龙睡，拾得遗珠月下归。”
此外，鲜于枢的〈〈观寂照葡萄〉〉，傅若金的〈〈题墨葡萄〉〉、〈〈题松庵上人墨葡萄松鼠〉〉、〈〈墨葡萄〉〉，张天英的〈〈题葡萄竹笋图〉〉，吴澄〈〈跋牧樵子葡萄〉〉等，举不胜举，可见在元代画葡萄和在葡萄酒上题诗确实很流行。而在元朝众多的葡画中，最有名的则要数温日观的葡萄了。
仅从元人的诗歌来看，有关温日观画葡的就有宋子虚的〈〈僧日观画葡萄〉〉，郑元佑的〈〈温日观画葡萄〉〉、〈〈重题温日观画葡萄〉〉，邓文原的〈〈温日观画葡萄〉〉等，可见温日观在元朝的影响。温日观，号智归子，宋未元初画家。上海松江人，在杭州出家为僧，擅长草书，但他所画的葡萄和画葡萄酒方法，使得他在元代很有名，世称“温葡萄。”开创元代画风的赵孟 也曾于1290年通过朋友获得温日观的葡萄画。柯九思则在〈〈题温日观画葡萄〉〉中写道：
学士同趋青琐闼，中人捧出赤瑛盘。
丹墀 赐天 喜，翠袖携归月色寒。
柯九思，号丹丘山，淅江仙居人，曾任奎章阁鉴书博士，凡元文宗所藏，而且温日观本人也曾被元朝皇帝接见过。温日观作葡萄画的方法，曾任浙江儒学提举的郑元佑在〈〈重题温日观葡萄〉〉中有生动的描写：
故宋狂僧温日观，醉凭竹 称是汉。
以头濡墨写葡萄，叶叶支支自零乱。
可见，温日观作画的方法之奇特：先用酒把自己喝醉，然后大呼小叫地将头浸到盛墨汁的盆子里，再以自己的头当画笔画葡萄。这使人想起唐朝被抵称为“张颠”的书法家张旭。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记载：“旭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撮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题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
张旭和温日观的共同之处都是写字作画前要先喝醉酒，然后是大呼大喊，以自己的头作笔绘画或写字，可见中国的书法和绘画艺术的相通。不同的中，温日观作为剃度的和尚，以自己的秃头沾墨作画，就如画家拿支秃笔作画一样比头上长毛发的张旭难度就更大。〈〈新唐书。文艺传。李白〉〉中记载，唐文宗“诏以白歌诗，裴 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而温日观，后世知道他的人的人就为太多了，虽然这两个人的艺术成就不同，这位世称温葡萄的狂僧还是在中国的葡萄酒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以上所举，也仅是元代葡萄酒诗中挂一漏万的篇目和诗句，但也足以说明元代葡萄与葡萄酒的普及了。若加以演绎，那足够写一部葡萄酒文学史了。
元散曲中的葡萄酒
有关葡萄和葡萄酒的内容，在元散曲中也多有反应。散曲是金、元两代的一种歌曲，是当时人民群众和文化学士雅俗语共赏喜闻乐见的一种通俗文学。散曲和杂剧——即“元曲”——是元代的绝艺，元代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要相当的寥落和寂寞了。
杜仁杰在〈〈集贤宾北。七夕〉〉中写道：“团圆笑今心尽喜，食品愈稀奇。新摘的葡萄紫，旋剥夺的鸡头美，珍珠般嫩实。欢坐间夜凉人静已，笑声接青霄内。”
元代著名剧作家关汉卿在〈〈朝天子。从嫁腾婢〉〉中写道：“ 鸦，霞，屈杀了将陪嫁。规模全是大人家，不在红娘下。巧笑迎人，文谈回话，真如解语花。若咱，得地，倒了葡萄架。”
元散曲家张可久，字小山，庆元路（今浙江宁波）人，存留元散曲八百多篇，为元人中最多者。他的作品中也有涉及葡萄酒的，且多为清丽秀美之作，我们为妨多举几首。他在〈〈山坡羊。春日〉〉中写道：
“芙蓉春帐，葡萄新酿，一声金缕樽前唱。锦生香，翠成行，醒来犹问春无恙，花边醉来能几场。妆，黄四娘。狂，白侍郎。”
他在歌唱杭州西湖风光的〈〈湖上即席〉〉中写道：
“六桥，柳梢，青眼对春风笑，一川晴绿涨葡萄，梅影花颠。药灶云巢，千载寂寥，林逋仙去了。九臬，野 ，伴我闲舒啸。”
他在〈〈山中小隐〉〉中写道：
“ 白云纸袄，挂翠竹麻条，壶村酒话渔樵。望蓬莱缥缈，涨葡萄青溪春水流仙棹，靠团标穿空岩夜雪迷丹灶，碎芭蕉小庭秋树响风涛。先生醉了。”
他在〈〈酒边索赋〉〉中写道：
“舞低杨柳困佳人，醅泼葡萄醉晚春，词翻芍药分难韵。乐清闲物外身，生前且自醺醺。范蠡空遗像，刘伶谁上坟，衰草寒云。”
他在〈〈水晶斗杯〉〉中写道：
“小奴，捧出，照见纤纤玉，一方寒碧碾冰壶，印万斛葡萄绿。米老斟量，谪仙襟度，子不容范严父。醉馀，唤取，萧宾客题诗去。”
他在描写京城生活的〈〈次韵还京乐〉〉中写道：
“朝回天上紫宸班，笑倚云边白玉栏，醉飞柳外黄金弹，莺啼春又晚，绿云堆舞扇歌 。蕉叶杯葡萄酿，桃花马柞木鞍，娇客长安”。
从以上七个方面，我们不难得出元代饮用葡萄酒的普及和葡萄酒文化浓郁的结论。
中国葡萄酒文化是在哪个时期兴起的？
到了魏晋及稍后的南北朝时期，葡萄酒的消费和生产又有了恢复和发展。从当时的文献以及文人名土的诗词文赋中可看出当时葡萄酒消费的情况。
魏文帝曹丕喜欢喝酒，尤其喜欢喝葡萄酒。他不仅自己喜欢葡萄酒，还把自己对葡萄和葡萄酒的喜爱和见解，写进诏书，告之于群臣。魏文帝在《诏群医》中写道：
“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此言被服饮食，非长者不别也。。。。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 ，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
作为帝王，在给群医的诏书中，不仅谈吃饭穿衣，更大谈自己对葡萄和葡萄酒的喜爱，并说只要提起葡萄酒这个名，就足以让人唾涎了，更不用说亲自喝上一口，这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三国志，魏书。魏文帝记》是这样评价魏文帝的：‘评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疆识，才艺兼该．”实际上，曹巫还是位美食大家，更是位葡萄酒品尝大师。按当今流行的做法，是要由葡萄酒学院授予“荣誉博士”的。有了魏文帝的提倡和身体力行，葡萄酒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使得在后来的晋朝及南北朝时期，葡萄酒成为王公大巨、社会名流筵席上常饮的美酒，葡萄酒文化开始兴起。这在当时的不少诗文里都有反映。
陆机在《饮酒乐》中写道：
蒲萄四时劳醇，琉璃千钟旧宾。
夜饮舞迟销烛，朝醒弦促催人。
春风秋月桓好，欢醉日月言新。
陆机(261—303)是三国时东吴名臣陆逊的孙子。吴亡后，他于晋太康末应绍入洛阳，曾为太子洗马、中书 郎等职。《饮酒乐》中的“蒲萄”是指葡萄酒。诗中描绘的是当时上流社会奢侈的生活：一年四季喝着葡萄美酒，每天都是醉生梦死。这时的葡萄酒是王公贵族们享用的美酒，但已比较容易得到，决非汉灵帝时盂他用来贿官时的价格，否则谁也不可能一年四季都喝它。实际上，在一百多年的南北朝时期，文人名士常有歌咏葡萄酒的诗作。
庚信(513—581)在他的七言诗《燕歌行》中则写道：
蒲桃一杯千日醉，无事九转学神仙。
定取金丹作几服，能令华表得千年。
庚信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不如去饮一杯葡萄酒换来千日醉，或者为了长生去学炼丹的神仙。若能取得金丹作几次服食，顶能象千年矗立的华表永享天年。诗中将饮用葡萄酒与服用长生不老的金丹相提并论，可见当时己认识到葡萄酒是一种健康饮料。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种植张赛引进的欧亚种葡萄的同时，也人工种植我国原产的葡萄，这可从当时的诗文中反映出来。曹操的小儿子曹植在《种葛篇》中写道：
“种葛南山下，葛磊自成阴。与君初婚时，结发思义深。”
唐太宗与葡萄酒
隋文帝重新统一中国后，经过短暂的过渡，即是唐朝的“贞观之治”及一百多年的盛唐时期。这期间，由于疆土扩大，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喝酒已不再是王公贵族、文人名士的特权，老百姓也普遍饮酒。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女人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纪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当时，女性化妆时，还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姻脂，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近年港台和沿 海城市流行的“晒伤妆”，即一千多年前唐朝妇女的“酒晕妆”。
盛唐时期，人们不仅喜欢喝酒，而且喜欢喝葡萄酒。因为到唐朝为止，人们主要是喝低度的米酒，这一时期，烈性的蒸馏白酒是否己出现，还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讲，白酒是直到元朝才出现的。不少学者则争辨，唐诗里就有‘烧酒”、“白酒”等出现，如自居易在《荔枝棱对酒诗》中有：“荔校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琉璃香”的名句。但反对者说，此“烧酒’’非彼“烧酒”也，所以，唐朝时是否有蒸馏白酒还是个有争论的问题。但当时普遍饮用的低度粮食酒，则无论从色、香、味的任何方面，都无法与葡萄酒媲美，这就给葡萄酒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
当时葡萄酒面临着的真正的发展机遇是：在国力强盛，国家不设酒禁的情况下，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都十分钟爱葡萄酒，唐太宗还喜欢自己动手酿制葡萄酒。据《太平御览》：‘(唐)高祖(李渊)赐群医食于御前，果有蒲萄。侍中陈叔达执而不食，高祖问其故。对曰，医母患口干，求之不能得。高祖曰，卿有母可遗乎。遂流涕呜咽，久之乃止，固赐物百段。”由此可见，在唐初，经过战乱、葡萄种植与酿酒基本已萎缩，连朝中大医的母亲病了想吃葡萄而不可得，只有在皇帝宴请大臣的国宴上方有鲜葡萄。这时葡萄与葡萄酒的价格恐怕不低于汉末的身价。
《太平御览》记载，唐太宗贞观13年(640年)，唐军在李靖的率领下破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唐太宗从高昌国获得马乳葡萄种和葡萄酒法后，不仅在皇宫御苑里大种葡萄，还亲自参与葡萄酒的酿制。酿成的葡萄酒不仅色泽很好，味道也很好，并兼有清酒与红酒的风味(酸：较清的浅红色酒，酉盎：清酒)，自己觉得满意，还用来赐与群医。
盛唐时期社会稳定，人民富庶。由于帝王、大至喜好葡萄酒，民间酿造和饮用也十分普遍。这些都反映在当时的诗歌里。
诗人李欣，《唐才子传》称其“性疏简，厌薄世务”。他在《古从军行》中写道：
‘自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柯。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云万里无城廓，雨雪纷纷连大摸。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人汉家。，，
李欣这首《古从军行》写了边塞军旅生活和从军征或者的复杂感情，借用汉武帝引进葡萄的典故，反映出君主与百姓、军事扩张与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与人民牺牲之间尖锐而错综复杂的矛盾。全诗风格苍劲悲壮。诗的结尾借用葡萄引进的典故，揭示战争后果，不加评判而爱憎分明，为这首诗的艺术特色之一。
王绩与葡萄酒
诗人王绩，号东皋子，旷达好酒，自号“五斗先生”，常在酒肆中连饮数日而不归。《旧唐书·王绩传》：“或经过酒肆，动经数日，往往题壁作诗，多为好事者讽咏。”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应征人京，任门下省待诏，他弟弟王静问他，作待诏安乐否?他答道：“待诏禄傣萧瑟，但良酝三升，差可恋耳!”已经辞官归里的王绩，之所以愿意任薪傣寡薄的待诏，是因为每日能发给三升好酒。门下省侍中将此事上奏唐高祖李渊，高祖笑而每日增为一斗好酒，故有“斗酒学士”之称。王绩自称为“五斗先生”，每日一斗，还是不够他的酒量，往往是顾了自己就没有多余的酒招待朋友，最后还是弃官归隐。王绩不仅喜欢喝酒，还精于品酒，写过《酒经》、《酒谱》。他还援有《醉乡记》，构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醉之乡，葡萄美酒则是他的醉乡日月里一颗闪亮的明星。王绩在《题酒家五首》(一作《题酒店壁》)中写道：
“竹叶连糟翠，蒲萄带曲红。
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
这是一首十分得体的劝酒诗。踊友聚宴，杯中的美酒是竹叶青和葡萄酒。王绩劝酒道：今天朋友相聚，要喝尽樽中美酒，一醉方休! 它日分别后，就是再喝同样的酒，也没有兴致了。
李白与葡萄酒
“酒仙”李白有“斗酒诗百篇”的名声，十分钟爱葡萄酒。他所作的《宫中行乐词八首》有这样的注：“奉诏作。(唐)明皇坐沉香亭，意有所感，欲得(李)白为乐章。召人，而(李)白已醉。左右以水 面，稍解。援笔成文，宛丽精切。”
《宫中行乐词八首》之三：
卢橘为秦树，蒲萄出汉宫，
烟花宜落日，丝管醉春风。
笛奏龙吟水，萧鸣风下空。
君王多乐事，还与万方同。
李白在酒醉时奉诏作诗，还忘不了心爱的葡萄，那么，他在寻欢作乐时，更少不了葡萄酒。他在《对酒》中写道：
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
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
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
(《全唐诗·李白卷二十四》)
实际上，李白不仅是喜欢葡萄酒，而是迷恋葡萄酒，恨不得人生百年，天天都沉醉在葡萄酒里。《襄阳歌》就是他的葡萄酒醉歌。他在《襄阳歌》中写道：
鸬鹚杓，鹦鹉杯，
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
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以蒲萄初酦醅。
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
千金骏马换小妾，醉坐雕鞍歌《落梅》。
车旁侧挂一壶酒，风笙龙管行相催。
……
李白幻想着将一江汉水都化为葡萄美酒，每天都喝它三百杯，一连喝它一百年，也确实要喝掉一江的葡萄酒。诗中的“配踞”，意为酿酒。从诗中也可看出，当时葡萄酒的酿造已相当普遍。
翰愈与葡萄酒
翰愈(768—824)，曾官至史部侍朗，京兆尹，是唐朝的一位大学者。他与柳宗元一起开创古文运动，又与孟郊共创翰孟诗派。在生活中，看来他也是喜欢葡萄、葡萄酒的。他在《燕河南府秀才得生字》中有“柿红蒲萄紫，看果相扶檠。芳茶出蜀门，好酒浓且清”的诗句。韩愈还自己动手种植葡萄，以下这首《蒲萄》诗则写出了他种植葡萄的细心。
蒲 萄
新茎未遍半犹枯，高架支离倒复扶。
若欲满盘堆马乳，莫薛添竹引龙须。
翰愈自己种植的葡萄，因葡萄架经多年使用后有些支离破旧，以致于葡萄藤不能很好地攀缘，他经常将倒垂下来的葡萄藤扶好，但不久又掉了下来。这样反复多次后，翰愈就跟自己说，如果想在秋天获得马乳葡萄的丰收的话，那现在就起紧在已经破旧的葡萄架上再添些竹子，以便葡萄藤的攀缘。
白居易与葡萄酒
唐朝另一位大诗人自居易，留下“诗二千八百，言饮者九百首。”(宋方勺《泊宅编》)诗的数量和饮酒诗的数量之多，在唐朝诗人中都首屈一指。自居易也有不少葡萄与葡萄酒诗。《和梦游春诗一百韵》中有“带襭紫蒲萄，袴花红石竹”的诗句；在《房家夜宴喜雪戏赠主人》中有“酒钩送盏推莲子，烛泪黏盘垒蒲萄”的句子；在《寄献北郡留守裴令公》中有“羌管吹杨柳，燕姬酌蒲萄”的诗句。
刘禹锡与葡萄酒
与自居易同年出生的刘禹锡，以太子宾客、检校礼部尚书致仕，世称刘宾客、刘尚书。刘禹锡诗文兼擅，诗歌与白居易齐名，称“刘白”，白居易称他为“诗豪”。刘禹锡喜欢喝酒，又曾任屯田员外郎，他对葡萄和葡萄酒的认识就比同时期的其他官员和诗人们来得深刻。他在《和令狐相公谢太原李侍中寄蒲桃》的诗中写道：
珍果出西域，移根到北方。
昔年随汉使，今日寄梁王。
上相芳缄至，行台绮席张。
鱼鳞含宿润，马乳带残霜。
染指铅粉腻，满喉甘露香。
酝成十日酒，味敌五云浆。
咀嚼停金盏，称嗟响画堂。
惭非末至客，不得一技尝。
太原的李侍中遣人送来马乳葡萄，朋友们聚在一起品尝分享。这葡萄是又香又甜，大家不住地停杯称赞：要是拿这葡萄酝酿成美酒，一定会比名酒五云浆更好喝。待到赴宴的最后一位客人到来时，葡萄已经一串也不剩了，以致于早到的客人都觉得难为情。
刘禹锡生于公元772年，卒于842年。唐太宗贞观13年(640年)破高昌获马乳葡萄，到刘禹锡写这首诗时，过去一百多年、不到二百年的时间。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引种的葡萄在太原生长得很好。从以上这首诗中，不难想像，当时的葡萄哪怕是按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上好的葡萄，以致于这些高官与名士、没等客人到齐就己将葡萄吃完了。
刘禹锡除了品尝朋友送来的葡萄外，还自己种葡萄，并用所种的葡萄自己动手酿制葡萄酒。他在《葡萄歌》(一作《蒲桃歌》)中写道：
野田生葡萄，缠绕一枝高。
移来碧墀下，张王日日高。
分岐浩繁缛，修蔓蟠诘曲。
扬翘向庭柯，意思如有属。
为之立长檠，布 当轩绿。
米液涵其根，理疏看渗德。
繁范组缓结，悬实珠矾舀。
马乳带青霜，龙鳞曙初旭。
有客汾阴至，临堂瞪双目。
自言我晋人，种此如种玉。
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
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
刘禹锡在这首诗中写了他从种植葡萄到收获葡萄的全过程，包括了修剪、搭葡萄架、施肥、灌溉等栽培管理，并且获得萄萄丰收。刘禹锡作为政府的高官，能准确地掌握葡萄栽培技术，可见盛唐时期葡萄种植业的发达。此外，这首诗还告诉我们，刘禹种下这棵葡萄，是要拿收获的葡萄酿葡萄酒的。他不仅能自己动手酿酒，还对自酿的葡萄酒极自信，告诉汾阴来的朋友：我酿的葡萄酒质量极好，“令人饮不足”’你如果要跑官的话，我送你一斗葡萄酒，准让你得到凉州刺史这样的职务。这里是用了汉末盂他以酒买官的典故来说明 自己的葡萄酒身价不凡：孟他用了一斛，即十斗葡萄酒买到凉州刺史，而我刘禹锡酿的葡萄酒，只需一斗即可换得凉州刺史。可见，自唐初李世民自己动手酿制萄萄酒起，到了盛唐时期，民间酿制葡萄酒已相当的普遍。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也存在以酒买官的风气，刘禹锡的诗也有借嘲讽汉代盂他影射现实的意思。
王翰与葡萄酒
唐朝的葡萄酒诗，最著名的莫过于王翰的《凉州词》了：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边塞荒凉艰苦的环境，紧张动荡的军旅生活，使得将士们很难得到欢聚的酒宴。这是一次难得的聚宴。酒，是葡萄美酒；杯，则是“夜光杯”。据《十洲记》：“周穆王时西胡献夜光常满杯，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鲜艳如血的葡萄酒，满注于白玉夜光杯中，色泽艳丽，形象华贵。如此美酒，如此盛宴，将士们莫不兴致高扬，准备痛饮一番。正在大家“欲饮”未得之际，马上琵琶奏乐，催人出征。此时此地，琵琶作声，不为助兴，而为催行，谁能不感心头沉重? 这酒还喝不喝呢?这时，座中有人高喊，男儿从军，以身许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有酒且当开怀痛饮! 醉就醉吧，就是醉卧沙场也没有什么丢脸的，自古以来有几人能从浴血奋战的疆场上生还呢! 于是，出征将士豪兴逸发，举杯痛饮。明知前途险厄，却仍然无所畏惧，勇往直前，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热情。
在众多的盛唐边塞诗中，这首《凉州词》最能表达当时那种涵盖一切、睥睨一切的气势，以及充满着必胜信念的盛唐精神气度。明朝王世贞称此诗为无瑕之壁，与王昌龄的《出塞》同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此诗也作为千古绝唱，载入中国乃至世界葡萄酒文化史。
苏东坡与葡萄酒
苏东坡的《谢张太原送蒲桃》写出了当时的世态：
冷官门户日萧条，亲旧音书半寂寥。
惟有太原张县令，年年专遣送蒲桃。
苏东坡一生仕途坎坷，多次遭贬。在不得意时，很多故旧亲朋都不上门了，甚至连音讯都没有。只有太原的张县令，不改初哀，每年都派专人选葡萄来。从诗中，我们还知道，到了宋朝，太原仍然是葡萄的重要产地。
苏东坡被贬惠州后，在《东皋子传后记》中讲自己的喝酒习惯：“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示乃过于客。阔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
苏东坡酒量虽不大，却是善饮者，知道酒的好坏，他同时又是位美食家。他在《老饕赋》中写道：
“疱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洁，水恶陈而薪恶劳。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汤鏖。尝项上之一脔，嚼霜前之两螯。烂樱珠之煎蜜，翁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带糟。盖聚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婉彼姬姜，颜如李桃。弹湘纪之玉瑟，鼓帝子之云傲。命仙人之萼绿华，舞古曲之郁轮袍。引南海之玻璃，酌凉州之蒲萄。……”
老饕是贪吃的意思，从构词上就可看出，那可不是一般的贪吃，而是一副大呼小叫、狼吞虎咽的吃相。《老饕赋》说得明白些就是《食客赋》，如果要面子，讲得好听些，那就是《美食家赋》。
疱丁是古代一位刀功极好的厨师，曾为文君解牛；易牙则是春秋时齐桓公宠幸的近臣，长于调味。由瘤丁来操刀、易牙来烹调，所选的两位大厨都是顶尖的高手。
选好厨师后，就要准备烹任用具和用品了。烹调用的水要新鲜，镑碗等用具一定要洁净。千万不要用久存的水，柴火也要烧得恰到好处。烹调的方法也多种多样，有时候要把食物经过多次蒸煮后再晒干待用，有时则要在锅中慢慢地文火煎熬。
接着就是配菜和做菜了。脔是指切成块的肉。《晋书.谢混传》“每得一豚，以为珍膳，项上一脔尤美。”所以，吃肉只选小猪颈后部那一小块最好的肉；而螃蟹呢，只选秋风起、霜冻前最肥美的螃蟹的两只大螯(脚)。把樱桃放在锅中煮烂煎成蜜；用杏仁浆蒸成精美的糕点。蛤蜊要半熟时就着酒吃；蟹则要和着酒糟蒸，稍微生些吃。天下这些精美的食品，都是我这个老食客所喜欢的。
精美的筵席准备好后，还要有音乐与歌舞。姬姜：春秋时，姬为周姓；姜，齐国之姓，故以“姬姜”为大国之女的代称，也用作妇女的美称。萼绿华：仙女的名字，相传是九嶷山中得道的女仙；郁轮袍：琵琶曲名，相传是唐朝诗人王维所作。筵席上来后，还要由端庄大方、艳如桃李的女子弹琴奏乐，并请仙女萼绿华就着“郁轮袍”优美的曲子翩翩起舞。奏乐所用的乐器是湘妃用过的玉瑟和尧帝的女儿用过的云璷傲。
面对着精美的菜看，听着美妙的乐曲，欣赏着仙女们优美的舞姿，还需要什么呢?老食客苏东坡说，还缺美酒!要用珍贵的南海玻璃杯斟上萄萄美酒。在苏东坡看来，精美的菜肴、优美的乐曲、仙女的舞姿，只有以萄萄美酒相配，才是真正的人生享受。由此可见苏东坡对葡萄酒的评价之高：葡萄酒确实是高雅的美酒。
苏东坡的一生，由于其政治抱负未能得以充分施展，却成全了他为后世留下的所有的文才，而他的商业天才，几次小试牛刀后，因生不逢时，基本上浪费掉了。但我们还是能从以下几件事中看出他的商业天分。
与苏东坡同时期的杭州制墨名家潘衡曾跑到海南岛与苏东坡一起研究制墨，俩入夜里在房中烧松脂油制墨，半夜起火差点烧了房子。潘衡很快就离开了海南岛。回到杭州后，潘衡推出新的墨，价格比别人的贵两三倍，并称是在海南岛向苏东坡学到制墨的秘方。他的墨质量确实很好，以致后来不少人问苏东坡的儿子苏过他父亲有什么制墨秘方。苏过说，根本就没什么秘方。家父在海南岛无事可做，因为岛上找不到好墨，就随便试着做墨消遣。潘衡从杭州赶来与父亲一起做墨，因为没有胶，只好用牛皮膏设法和油墨混合，很难固体化，只做出十几条手指般不成形的黑墨，倒是差点把房子给烧了。显然潘衡制墨的秘方是向别人学来的，只不过借苏东坡的盛名来销售并获得成功罢了。
如果说“制墨秘方”是别人利用他的名人效应做广告的话，“东坡蜜酒”则是苏东坡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了。大家都知道苏东坡不但是美酒鉴赏家，他还自己造酒。苏东坡撰写过《酒经》、《浊醪有妙理赋》、《酒子赋》、《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酸赋》等，他还自己酿造了“蜜柑酒”和以蜂蜜为原料的“蜜酒”，并作了《蜜酒歌》，以致于“蜜酒”广为人知。苏东坡去世后，经常有人向他儿子苏过和苏过乞讨他们父亲“蜜酒”和“蜜柑酒”的秘方。苏过说，家父只做过一两次酒，蜜柑酒味道就像土酥酒，根本就不是什么好酒。据说朋友们喝了苏东坡在黄州所酿的“蜜酒”，常常闹腹泻。虽然苏东坡酿的蜜酒和蜜柑酒质量不好，但别人酿的蜜酒却借他的名成了北宋时的名酒。
如果说苏东坡作《蜜酒歌》是为自己酿的酒作宣传的话，那么下面的这首《饮酒四首·之四》则是借一种名酒的酒名来抬高一种不为人知的地方酒了。
《饮酒四首·之四》：
“雷觞淡于水，经年不濡唇。
爱有扰龙裔，为造英灵春。
英灵韵甚高，蒲萄难与邻。
他年血食汝，当配杜康神。
这首诗是苏东坡被贬在海南，秦观被贬在雷州时所作。雷州海康县城北五里，有英灵岗，那里酿的一种土酒，大文豪们就给取了个好听的名字“英灵春”，并说比葡萄美酒还要好喝，这就是广告手段了。好在当时交通、通讯都极为不便，再加上世态凉淡(“冷官门户日萧条”)，苏东坡对“英灵春”的抬举在当时几乎不为人知，不像现在，名人一上电视做广告谁都知道了，当今的葡萄酒厂除了出高价请些走红的男女演员做些广告外，实在应该考虑请当今的“苏东坡”们“亲自酿制某一品牌的葡萄酒”，除了广告效应外，也留下些有内涵的诗文，因为葡萄酒文化也需要一代代人的积累。当初太原的张县令年年都派专人不远千里给苏东坡送葡萄。而太原又是当时葡萄酒的重要产地。如果那时太原葡萄酒厂的老板也和张县令的专使一起去送葡萄，并留下来与苏东坡一起酿造葡萄酒的话，那由苏东坡写篇《蒲萄酒赋》大概不会有问题。林语堂先生评价“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服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珈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个诗人，一个小丑”。其实，考虑到苏东坡潜在的商业价值，在名人下海热的今天，苏东坡还可以是公司的董事长。但从市场经济的眼光来看，苏东坡又生不逢时，别人打着他的牌子卖墨、卖酒都发了财，他自己在中晚年却非常贫困。他在《菜羹赋并序》中写道：“东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称家之有无。水陆之味，贫不能致，煮蔓菁、芦菔、苦莽而食之”。苏东坡确实是俭“不可救药的乐天派”。
到了南宋，小朝庭偏安一隅。当时的临安虽然繁华，但葡萄酒却因为太原等葡萄产区已经沦陷，显得稀缺且名贵，这可从陆游的诗词中反映出来。陆游的《夜寒与客挠干柴取暖戏作》：
“稿竹干薪隔岁求，正虞雪夜客相投。
如倾潋潋蒲萄酒，似拥重重貂鼠裘。
一睡策勋殊可喜，千金论价恐难酬。
他时铁马榆关外，忆此犹当笑不休。”
诗中把喝葡萄酒与穿貂鼠裘相提并论，可见当时葡萄酒的名贵。
元好问与葡萄酒
比陆游( l125—1210)稍后的金国著名文学家元好问( l190—1257)曾作《蒲桃酒赋》，并作序。
元好问在《蒲桃酒赋》的序中讲述了以下的故事：邓州的刘光甫曾告诉我，他家乡山西安邑多葡萄，但大家都不知道酿葡萄酒的方法。后来，他与一位叫许仲样的朋友一起，摘葡萄果与米一起炊，然后酿酒。酒虽然酿成了，但古人讲的葡萄酒‘甘而不饴、冷而不寒”的风味却没有。贞佑中(约1215年)，邻里一户人家躲避强盗后从山里回家，发现竹器上放的葡萄浆果都已干了，盛葡萄的竹器正好放在一只腹大口小的陶罐上，葡萄汁恰好都流进陶罐里。闻闻还有酒香扑鼻而来，拿来饮用，竟然是美酒。原来是葡萄自己发酵成酒。多少年来的秘密，今日得以揭开。刘光甫还对我说，文人都喜欢写点东西，你现在知道了这件事，不知有何感想? 我说，世上已好久没有真正的葡萄酒了，我也只是听从西域回来的人说：“大石人把葡萄榨成汁，然后封而埋之，不久就酿成萄萄酒，而且这酒存放愈久则愈好，有些人家藏有上千斛的葡萄酒。”看来这正好与你刚才讲的情况相吻合。看来事情不论大小，其隐藏着的规律，迟早是要显露出来，这是必然的。葡萄酒的酿酒法，失传数百年后又重新得到，并与几万里之外的事情相互印证，这真是值得作赋纪念，故作《蒲萄酒赋》。
从元好问的《蒲萄酒赋》及序可知：
经过晚唐及五代时期的战乱，到了宋朝，真正的葡萄酒酿酒法在中土差不多已失传。除了从西域运来的葡萄酒外，中土自酿的葡萄酒，大体上都是按《北山酒经》上的葡萄与米混合后加曲的“蒲萄酒法”酿制的，且味道也不好。而西域葡萄酒经长途贩运，价格自然极高。
马可·波罗眼中的元朝的葡萄酒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朝政府供职十七年，他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记录了他本人在元朝政府供职十七年间所见所闻的大量史实，其中有不少关于葡萄园和葡萄酒的记载。在“物产富庶的和田城”这一节中记载：“（当地）产品有棉花、亚麻、大麻、各种谷物、酒和其它的物品。居民经营农场、葡萄园以及各种花园”。在“哥萨城”（今河北涿州）一节中说：“过了这座桥（指北京的卢沟桥），西行四十八公里，经过一个地方，那里遍地的葡萄园，肥沃富饶的土地，壮丽的建筑物鳞次节比。”在描述“太原府王国”时则这样记载，“ 太原府园的都城，其名也叫太原府， 那里有好多葡萄园，制造很多的酒，这里是契丹省唯一产酒的地方，酒是从这地方贩运到全省各地。”
元朝立国虽然只有九十余年，却是我国古代社会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的鼎盛时期。元朝的统治者十分喜爱马奶酒和葡萄酒。据《元史·卷七十四》记载，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祭宗庙时，所用的牲齐庶品中，酒采用“ 乳、葡萄酒，以国礼割奠，皆列室用之”。“ 乳”即马奶酒。这无疑提高了马奶酒和葡萄酒的地位。至元二十八年五月(1291年)，元世祖在“宫城中建葡萄酒室”(《故宫遗迹》)，格外促进了葡萄酒业的发展。在当时元大都宫城制高点的万岁山广寒殿内，还放着一口可‘贮酒三十余石”的黑玉酒缸，名为渎山大玉海”。此缸至今尚存于北海团城，是元朝帝后嗜饮葡萄酒、马奶酒的历史见证。
考虑到粮食短缺等原因，元世祖十分重视农桑，要求朝庭专管农桑、水利的部门“司农司”编纂农桑方面的书籍，用于指导地方官员和百姓发展农业生产。至元十年(1273年)，《农桑辑要》刻颁，全书共有六万五千多字，分作七卷。主要内容为典训、耕垦、播种、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 畜、禽鱼、蜜蜂等。该书是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被颁发到各级劝农官，以指导农业生产。书中对“蒲萄”是这样写的：
“蒲萄：蔓延，性缘不能自举，作架以承之。叶密阴厚，可以避热(十月中，去根一步许，掘作坑收卷蒲萄悉埋之。近枝茎薄实黍穰弥佳，无穰，直安土亦得。不宜湿，湿则冰冻。二月中还出，舒而上架。性不耐寒，不埋则死。其岁久根茎粗大者，宜远根作坑，勿令茎折。其坑外处，亦掘土并穰培覆之)。
《博闻录》：“蒲萄，宜载枣树边。春间，钻枣树作一窍，引蒲萄技从窍中过。蒲萄枝长，塞满窍子； 去蒲萄根，托枣根以生。其肉实如枣。北地皆如此种。”
可见，在元朝葡萄栽培不仅政府重视，确也达到了相当的栽培水平。在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下，元朝的一些重要官员也身体力行，发展农业。史称“连领六郡，五为监一为守”，政绩显赫，声震朝野的鲁明善就在安丰路(今安徽寿县)任职时撰写了《农桑衣食撮要》。该书以月令体形式，以农桑为主，还包括林、牧、副、渔各业，凡气象、水利、畜牧、园艺、农产品加工等各种农事项目，以及衣、食、住等方面应有尽有，当时被称为“最好的农家月令书之一”。该书在讲到二月的农事时，专有介绍葡萄的插栽：
“插蒲萄：
预先于去年冬间截取藤枝旺者，约长三尺埋窑于熟粪内，候春间树木萌发时取出，看其芽生，以藤签萝卜内栽之。埋二尺在土中则生根，留三、五寸在土外。候苗长，牵藤上架。根边常以煮肉肥汁放冷浇灌，三日后，以清水解之。天色干旱，轻锄根边土，浇之。冬月用草包护，防霜冻损。二、三月间皆可插栽。”
此外，为了保证官用葡萄酒的供应和质量，据明朝人叶子奇撰《草木子》记载，元政府还在太原与南京等地开辟官方葡萄园，并就地酿造葡萄酒。其质量检验的方法也很奇特，每年农历八月，将各地官酿的葡萄酒取样“至太行山辩其伪。真者下水即流，伪者得水即冰冻矣。”
在政府重视 、各级官员身体力行、农业技术指导具备、官方示范种植的情况下，元朝的葡萄栽培与葡萄酒酿制有了很大的发展。葡萄种植业的空前发展和饮用葡萄酒的普及，在元朝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我们可以从元代的诗歌、散曲中得知，元朝的特殊社会环境酝酿出浓郁的葡萄酒文化，而葡萄酒文化又浸润着整个社会生活，其影响几乎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元代葡萄酒文化与文化艺术
葡萄酒文化融入文化艺术各个领域。除了大量的葡萄酒诗外，在元朝画葡萄也是一种时髦。祖上为西域人的丁 年有〈〈题画葡萄〉〉：
“西域葡萄事已非，故人挥洒出天机。
云凉冷骊龙睡，拾得遗珠月下归。”
此外，鲜于枢的〈〈观寂照葡萄〉〉，傅若金的〈〈题墨葡萄〉〉、〈〈题松庵上人墨葡萄松鼠〉〉、〈〈墨葡萄〉〉，张天英的〈〈题葡萄竹笋图〉〉，吴澄〈〈跋牧樵子葡萄〉〉等，举不胜举，可见在元代画葡萄和在葡萄酒上题诗确实很流行。而在元朝众多的葡画中，最有名的则要数温日观的葡萄了。
仅从元人的诗歌来看，有关温日观画葡的就有宋子虚的〈〈僧日观画葡萄〉〉，郑元佑的〈〈温日观画葡萄〉〉、〈〈重题温日观画葡萄〉〉，邓文原的〈〈温日观画葡萄〉〉等，可见温日观在元朝的影响。温日观，号智归子，宋未元初画家。上海松江人，在杭州出家为僧，擅长草书，但他所画的葡萄和画葡萄酒方法，使得他在元代很有名，世称“温葡萄。”开创元代画风的赵孟 也曾于1290年通过朋友获得温日观的葡萄画。柯九思则在〈〈题温日观画葡萄〉〉中写道：
学士同趋青琐闼，中人捧出赤瑛盘。
丹墀 赐天 喜，翠袖携归月色寒。
柯九思，号丹丘山，淅江仙居人，曾任奎章阁鉴书博士，凡元文宗所藏，而且温日观本人也曾被元朝皇帝接见过。温日观作葡萄画的方法，曾任浙江儒学提举的郑元佑在〈〈重题温日观葡萄〉〉中有生动的描写：
故宋狂僧温日观，醉凭竹 称是汉。
以头濡墨写葡萄，叶叶支支自零乱。
可见，温日观作画的方法之奇特：先用酒把自己喝醉，然后大呼小叫地将头浸到盛墨汁的盆子里，再以自己的头当画笔画葡萄。这使人想起唐朝被抵称为“张颠”的书法家张旭。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记载：“旭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撮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题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
张旭和温日观的共同之处都是写字作画前要先喝醉酒，然后是大呼大喊，以自己的头作笔绘画或写字，可见中国的书法和绘画艺术的相通。不同的中，温日观作为剃度的和尚，以自己的秃头沾墨作画，就如画家拿支秃笔作画一样比头上长毛发的张旭难度就更大。〈〈新唐书。文艺传。李白〉〉中记载，唐文宗“诏以白歌诗，裴 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而温日观，后世知道他的人的人就为太多了，虽然这两个人的艺术成就不同，这位世称温葡萄的狂僧还是在中国的葡萄酒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以上所举，也仅是元代葡萄酒诗中挂一漏万的篇目和诗句，但也足以说明元代葡萄与葡萄酒的普及了。若加以演绎，那足够写一部葡萄酒文学史了。
元散曲中的葡萄酒
有关葡萄和葡萄酒的内容，在元散曲中也多有反应。散曲是金、元两代的一种歌曲，是当时人民群众和文化学士雅俗语共赏喜闻乐见的一种通俗文学。散曲和杂剧——即“元曲”——是元代的绝艺，元代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要相当的寥落和寂寞了。
杜仁杰在〈〈集贤宾北。七夕〉〉中写道：“团圆笑今心尽喜，食品愈稀奇。新摘的葡萄紫，旋剥夺的鸡头美，珍珠般嫩实。欢坐间夜凉人静已，笑声接青霄内。”
元代著名剧作家关汉卿在〈〈朝天子。从嫁腾婢〉〉中写道：“ 鸦，霞，屈杀了将陪嫁。规模全是大人家，不在红娘下。巧笑迎人，文谈回话，真如解语花。若咱，得地，倒了葡萄架。”
元散曲家张可久，字小山，庆元路（今浙江宁波）人，存留元散曲八百多篇，为元人中最多者。他的作品中也有涉及葡萄酒的，且多为清丽秀美之作，我们为妨多举几首。他在〈〈山坡羊。春日〉〉中写道：
“芙蓉春帐，葡萄新酿，一声金缕樽前唱。锦生香，翠成行，醒来犹问春无恙，花边醉来能几场。妆，黄四娘。狂，白侍郎。”
他在歌唱杭州西湖风光的〈〈湖上即席〉〉中写道：
“六桥，柳梢，青眼对春风笑，一川晴绿涨葡萄，梅影花颠。药灶云巢，千载寂寥，林逋仙去了。九臬，野 ，伴我闲舒啸。”
他在〈〈山中小隐〉〉中写道：
“ 白云纸袄，挂翠竹麻条，壶村酒话渔樵。望蓬莱缥缈，涨葡萄青溪春水流仙棹，靠团标穿空岩夜雪迷丹灶，碎芭蕉小庭秋树响风涛。先生醉了。”
他在〈〈酒边索赋〉〉中写道：
“舞低杨柳困佳人，醅泼葡萄醉晚春，词翻芍药分难韵。乐清闲物外身，生前且自醺醺。范蠡空遗像，刘伶谁上坟，衰草寒云。”
他在〈〈水晶斗杯〉〉中写道：
“小奴，捧出，照见纤纤玉，一方寒碧碾冰壶，印万斛葡萄绿。米老斟量，谪仙襟度，子不容范严父。醉馀，唤取，萧宾客题诗去。”
他在描写京城生活的〈〈次韵还京乐〉〉中写道：
“朝回天上紫宸班，笑倚云边白玉栏，醉飞柳外黄金弹，莺啼春又晚，绿云堆舞扇歌 。蕉叶杯葡萄酿，桃花马柞木鞍，娇客长安”。
从以上七个方面，我们不难得出元代饮用葡萄酒的普及和葡萄酒文化浓郁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