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牟其中-黑白档案

第三部分 黑白档案
十二章 狂飙时代的青春
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那意思是：只要看一个人交友、做事、兴趣所在，就可以完全了解他。
牟其中身上充满着传奇，牟其中的性格也充满着矛盾。与他有过交往的人却常常有完全不同评论，他受到的毁誉有如两极。所以有人说牟其中是一个谜。
我们希望破解这个谜，试图走进他的内心、追溯他的过去、寻找他的家世、跟踪他的历史、认识他的生活。
他从哪里来？他被什么样的环境塑造成“这一个”的？他是注定扮演这样的角色，还是偶然成了过眼的云烟？
出生商人家庭
1940年6月，牟其中出生于四川万县一个中等经济水平的商人家庭。父亲牟品三，3岁丧母，16岁丧父，带着3个弟弟，靠上辈留下的一家“陈德生中药店”度日。
据牟其中自述，他小时候经常在堆积如山的中药材中玩捉迷藏游戏，大捆的柴胡成了坚不可摧的“碉堡”，如丸的枳壳就是攻击“敌人”的“手榴弹”。“冬至必吃付片炖羊肉，夏至被逼着喝玄麦柑桔汤。”可见，父亲对牟其中还是疼爱有加的。
在牟其中看来，父亲是一个进取心极强也很成功的人。抗日战争前夕，牟品三达到了事业的最高峰，从小草药铺掌柜一跃而为四川省省银行襄理、川盐银行经理，但好日子很快结束。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率领中央政府退守重庆，中央财政力量挤压四川地方商界，牟品三的事业日益衰落。
在牟其中看来，父亲牟品三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和慈善家。四五岁时，牟其中经常被家人带往四川万县有名的佛教寺庙钟鼓楼，参加法事活动。同时，牟品三在一个被称作“北山观”的寺庙里开办了一所贫民学校和一所贫民工厂，收容孤儿和免费接收贫民小孩读书。
解放前夕，牟品三退回万县老家，靠积蓄度日。时年，牟其中大约6岁。虽然，牟品三在成、渝两地的商业、金融活动遭受到了蒋介石中央财团的排挤、打击，只得“告老还乡”。但在万县这个小地方，牟品三仍然是名声显赫。各界仍以当年牟品三离万赴蓉时的会所职务——商会会长——相尊称。退步万县的牟品三，大约对激烈的商场竞争已是心灰意懒，只在晨钟暮鼓的宗教活动和与宗教、慈善极其相关的公共事业中，寄托着人生的热情和保持着昔日人们的尊敬。
牟品三经常在门前搞一些公益活动。夏施医药，冬送柴米。牟其中小时看见过沿街并放的木柜，柜中置一大水缸，家里大厨房专门有人熬些解暑生津的中药，冲成茶水，由人上午、下午各送一次，供苦力免费饮用。冬天，家门口逢一个什么日子，大约是农历的初一、十五，大院门口早早就挤满了老弱残废人群，等候领取米票，凭此票可以到某粮店免费得到一点点救命的大米。
牟品三干这类事时，经常带着牟其中，他可能是让牟其中也分享人们对他的恭维的逢迎。牟其中认为，自己的人生态度受到父亲的极大影响。节俭、克己、同情、兼爱这些品质，大约都是从父亲那里来的。
父亲落日的辉煌和热心公共事业的热情，给牟其中的童年以强烈的印象。
一次，牟品三带着牟其中参加一位故旧发起筹建织布厂的招股会。地点是在万县江边的一座什么楼上。牟品三认购了很少一点。牟其中看见大家认购得很多，觉得特别没面子。这一印象在牟其中的记忆里保持得特别强烈。牟其中央求父亲多投一些，牟品三说，赚不了钱，投一点，是表一个态度。这是牟其中生平看见的第一次招商引资会。
可以想见的是，与一般人家的孩子相比，牟其中的童年多了些公共事业的活动和只有成年人才有可能感受到的经商的兴奋与刺激。
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之中，牟其中耳濡目染的都是经商的故事，心目中的英雄也是商界成功的人物。
“‘三岁看老’。浓厚的商业环境，更准确地说是浓厚的金融环境深深地给我人生打上了经营的印记。”年过花甲的牟其中这样总结自己的成长。
孤独少年
上个世纪50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伴随了牟其中的整个学生时代。
镇压反革命、土改、三反、五反、肃反，没有一项运动不冲击牟品三。当时，牟其中天真无知，不更世事，幸好母亲守着陈德生中药店，尚无断炊之虞。
残酷的政治斗争很快就降临到了牟其中的头上。
在四川万县，牟其中从小学念到了高中毕业，但这只是文字上的表述而已。初中毕业之前，老师们一直在各式运动之中，上课也只是敷衍。高中一年级时，反右的风暴横扫校园，老师们已是惊弓之鸟，接下来又是批白专道路，发动学生给老师写大字报，斯文扫地、颜面丢尽的老师如何走上讲台？几位牟其中平时十分敬重的老师被送到大巴山深处某地劳动锻炼去了，其中一位倔强的则选择了投湖自尽的抗议方式。
老师搞“政治运动”，牟其中与同学们则被组织去“大炼钢铁”——不是到河边码头去捡被砸烂的锅，就是到山中去运煤。
1957年，牟其中念高二。秋天开学，学校新开了一门政治课，老师上课就是读《人民日报》社论，之后让学生们一个人拿一个小板凳到校园中找地方讨论。
牟其中记得，有次讨论的题目是农业劳动需不需要知识。当时报刊上“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火药味已很浓了，同学们都小心翼翼地做表态式的发言。小组长在一旁专门盯住不发言的同学。牟其中看不惯小组长的做派，举手发言，故意说：“我认为农业劳动不需要知识，例如挖土，难道还要先根据F=ma的公式先计算一下再来动手？”大伙轰的一下笑了起来。小组长很狼狈，回头就把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报告了政治老师。
老师立刻开始调查牟其中的言行。
一个同学反映，有一次牟其中看见《光明日报》上储安平总编的发言中称毛主席为大和尚、周恩来是小和尚之后，向这个同学转述了。经调查证实，牟其中仅仅是转述，幸好没有评论。
又有同学反映，牟其中前排一位同学，俄语课考试前，高呼打倒俄文，被某同学告状告到老师那里，老师找牟其中调查，认为牟其中包庇了呼口号的同学。
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鸡毛蒜皮小事被一一扯出来，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可不是小事。于是，牟其中由优秀学生变为了“反动学生”。政治老师的正式评语是“思想复杂”。
幸好牟其中晚出生两年，当时年仅16岁，中学生不划右派，否则，在浩浩荡荡的“右派”大军中又多出了一个牟其中。
从此，他就提前举行了“成年礼”，进入了“少年孤独时期”。这是一个丧失了蓝天、白云、欢声、笑语的时期，他“过早地开始思索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幸福？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动？这一类沉重的课题。”
牟其中热爱新中国，希望与“资产阶级的家庭”划清界限，可是政治老师不理解他，一群“小特务”天天盯着他。
“难道同学们真的相信我是反动学生吗？”牟其中经常这样问自己。这种被无端冤枉的经历使得牟其中逐渐养成了怀疑的习惯，养成了为古今中外一切人物翻案的习惯，养成了对任何权威的意见采取不盲从的习惯。
牟其中后来不无得意地自称，自己的这种思维方式“极具革命意义”，对他的一生具有极大的影响。“今天回忆起来，我这一生可以算作是有一点成就的东西，无不与此有关。”
牟其中的青年时代是一个举国疯狂、高呼革命、批判改良的时代。极左“革命”的结果是政治批斗不断、经济发展缓慢、物资供应馈乏、人民生活困难。
“怀疑一切”是马克思的座右铭。牟其中说自己那时开始将批判精神、逆向思维方式升华到了哲学的高度。在《马列主义研究会》时期，牟其中写过一篇读书笔记，题目是《“怀疑一切”必然万岁》。
“批判的精神就是今天我们经常念叨的创新精神。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对常识的批判。”若干年后，他是最早对计划经济体制发生怀疑的人之一，宣称自己的“政治主张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逐渐建立起商品生产的社会联系，从而稳定地、逐步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被打碎的大学梦
与很多有类似经历的人一样，在当时的环境中，家庭背景显然成为了牟其中人生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决定他与大学教育无缘的不是分数而是出身。
1960年春天，高考落第的牟其中又偷偷跑到湖北宜昌参加春季高考。这次，牟其中幸运地“混”进了中南工业设计院的大专班，但万县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严格执行当时的政策，不给牟其中办理户口迁移。当时，国人都被户籍制度牢牢地控制着，没有户口，就没粮食供应关系。在学校老师、同学们每人每月支援1—2斤粮票的情况下，牟其中艰难地坚持读满了一个学期，后来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不能过着一直靠同学们施舍的日子。
牟其中抱着遗憾离开了大学校园。
想读大学都想疯了的牟其中从武汉回到万县后，稍事准备，就流浪去了新疆，准备报考乌鲁木齐的“八一”艺术学院。据说该学校不需要户口，不需要粮食证明。
命途多舛。牟其中流浪到乌鲁木齐时，第一次碰上了他此后人生中多次经历、每一次都会对他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宏观调控”（有几次又被称之为“整顿”）。当时被称之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宏观调控”，一下子就让“八一”艺术学院关门了。
大学梦断，却逼使牟其中踏上了崎岖的自学旅途。“现在，若要我在顺利的进入大学学习和自学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自学。”60多岁的牟其中这样自述说。在他看来，人有天生的好逸恶劳的本能，因此，才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格言。太顺了，人也就退化了。
牟其中称，他唯一的遗憾是，那个时代不但不准许他接受完备系统的教育，连可以自学的读物也很少，以至于到了文化大革命“焚书坑儒”阶段，除了“红宝书”，连马克思的书也不出版了。直到1974年，他还是托人开后门，才从新华书店买到了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的最新出版版本。
这种情况下，牟其中是抓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他经常去废品收购站侦察，见有什么旧书，也不挑选，统统按斤买下，回家囫囵吞下。这种学习方式导致牟其中的知识很杂，无法从传统的流派中去找出什么师承、渊源之类的关系，也形不成系统，但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进了那家的门，喝了那家的茶，无论你自己愿意与否，就附上了那家的魂，必然说那家的话。”
进入社会后，“我要工作”与“我要读书”一样，一直是缠在牟其中身上的恶梦。牟其中自述，上大学的路有多艰难，找工作的路就有多痛苦。
去新疆考大学的计划失败之后，牟其中在北疆牧区流浪了一段时间。期间，他偶尔用几件自用的衣被换来了一块牛肉，大约有三四十斤。在一碗饭就可以救一条命的大饥荒年代，那块牛肉的确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
这块牛肉，结束了牟其中的流浪生涯。他必须立即将它送回四川万县，去抢救饥饿之中的母亲。在冰天雪地的北疆，牟其中用一块油布把牛肉包裹伪装起来，以防饥民的抢夺。然后扛上油布包乘火车日夜兼程赶到了重庆。从乌鲁木齐至重庆的火车票是在盲流遣送站申领的。到了重庆，牟其中花6元钱买了一张到万县的五等散席船票后，已是身无分文了。牟其中又把身上唯一可以换钱的物品——一支新华牌自来水笔，向修理笔的小贩兜售，对方只出2元钱。牟其中一咬牙，成交了。修笔的小贩应该是将牟其中当成小偷了。
当时，黑市上一斤南瓜就可以卖到5元，早已无肉类食品上市了。牟其中花2角钱、半斤粮票，买了一个烧饼，扛着一包价值连城的牛肉，躲到了坐落于重庆市内七星岗附近公园内的图书馆，翻了一天的报纸，觉得自己又重新回到了文明世界。好不容易才捱到晚上，登上了回家的轮船。
第二天深夜，牟其中终于回到了久别的万县。母亲的白发又多了，人也异常虚弱。母亲没问牟其中考学的事，她知道那是他的伤疤，只是安慰牟其中说：“上大学的人是活一辈子，不上大学的人，活的也是一辈子。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没上过大学，不是一样活得很好。”
相依为命的母子两人，开始在晚上偷偷地煮牛肉吃。若公开煮牛肉，不知又会带来多少麻烦。即使如此，事后居民委员会还是知道了，带人去牟其中的家里盘问了牟其中许久。居民委员会怀疑牟其中偷偷地宰杀了什么地方的耕牛。当时四川饿死了许多人，牟其中的父亲也饿死了，乡下已经发现不少村子的人都死光了，成了绝村。
在饥肠辘辘声和牛肉的香味中，牟其中结束了自己的大学梦。
疯狂的岁月
牟其中走入社会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出卖苦力。他从长江边上，担一担煤，爬上二三百级石梯，送到一个地名叫水井沟的万县市化工厂，100市斤的运价是人民币5分钱，牟其中一次能担120市斤，获得的报酬是6分钱。
肉体的痛苦比不上路边讥讽、鄙夷的目光，在这种灼人的眼光注视下，牟其中坚持了下来。当时，牟其中是真心实意地相信他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资产阶级肮脏的血”，必须经过炼狱，用痛苦来赎罪，以求得新生。他如狂热的宗教徒一样，用残害身体来赎罪，来净化灵魂。当然，牟其中还要靠此谋生。
此后，牟其中终于迎来了两个他可以选择的就业机会：一个是去万县市中医学校教中文；另一个是去万县市玻璃厂当炉前工，忍受1700℃高温的辐射。牟其中选择了炉前工这个职位，终于侧身于伟大的工人阶级的队伍之中。
正当牟其中一心一意地忍受着1700℃的高温辐射，挥舞着几十斤重的钢钎，在净化着自己肮脏的灵魂、厂里党支部开始培养牟其中入党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这次从天而降的大运动再次中断了牟其中美好的人生旅程。
牟其中以他特有的认真和执着，疯狂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牟其中印象最深的口号有几个：“怀疑一切”、“血统论”、“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等等。
文化大革命再一次改变了牟其中人生的航向，皈依工人队伍，踏踏实实娶妻生子的人生设计幻灭了。
牟其中精神上需要新的归宿、新的寄托。
与当年疯狂地投身到文革中的任何人一样，牟其中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迷信到批判的过程。这个过程十分漫长又异常痛苦。现实生活中一幕幕悲惨景象，逼得牟其中去追根溯源。
当年，发生在万县街头的一幅街景，令牟其中终身难忘：前面是一个衣不蔽体夺路而逃的农妇，后面则是一群臂上带着红袖箍的工人纠察队员在追，路旁是怒目而视，不断为农妇让道又故意阻拦“红袖箍”的行人。一问才知道，农妇买粮票时不幸被发现了。
生产粮食的人要跑到城里来买粮票，工农联盟中的工人阶级要去追打自己的亲兄弟。牟其中十分困惑语迷惘。
文化大革命让牟其中亲身体验了，尚未建立起人与人之间自然联系，而是依赖于一种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力量，才能正常运行的社会，无政府主义一旦降临的可怕状态。
牟其中工作的那个工厂，仅仅是一个200余人的作坊，一次武斗，双方共死了7个人，其中大多数并不是死于“战场”，而是被抓捕之后，随便就枪毙了的。
看到这可怕的社会混乱，当时的牟其中有一句评语：“判处死刑的权力已下放到扣扳机的指头了。”
无政府主义对社会生活的破坏作用，一直影响到了牟其中对20余年后的判断，甚至改变了他对许多所谓群众运动的看法。当时回响在他耳边的总是黑格尔的名言：“专制的君主是由愚蠢的贫民决定的。”
从另外的意义上看，文化大革命对牟其中来讲，也有一个好处——黑五类的家庭条件，限定了他只能处于“革命”的第二阵营，只能文攻、无权武斗。但第一线武斗人员抢夺战利品之余，牟其中就可以去拣他们撒得满地的“封资修”抄家物品中的大量禁书。
这些禁书打开了牟其中心灵的另一扇窗户，让他看到了过去从来向他们这一代人隐瞒着的另一个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讲来，牟其中的确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文化启蒙，但绝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对此，牟其中曾写过一篇总结性的文章《从文化大革命到武化大革命》。
正当牟其中对文革期间的种种做法产生怀疑的时候，传来了林彪的“九.一三”事件和继之而来的尼克松访华。这两件事的发生，对牟其中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牟其中猛然发现，“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神话了。国人们每天顶礼膜拜，即使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也不敢把这些阴暗的东西与光芒四射的太阳联系起来。偶尔怀疑一下，但只要怀疑的念头一闪，本能的反应就是低首自责，如和尚念经“罪过罪过”忏悔一般。
正当牟其中对文革的信仰摇摇欲坠的时候，林彪事件发生了。虽然，牟其中至今也不了解“九.一三事件”的内幕，但一个事实是改变不了的——危险竟然来自毛泽东身边最亲密的战友。
对牟其中来说，这无异于头顶惊雷。
天旋地转，大地摇晃，牟其中的一贯的价值评判体系摇摇欲坠。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他提倡读原著。
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原著对牟其中这样的人来讲，无异于“有字无书”，一个个的字都认识，可是却不知道这些熟悉的单字组成的句子的意思。幸好当时工厂已停产，早上去点一个卯，立刻奔回家中，关上门，一遍又一遍地读那些不知所云的“天书”。
于是，牟其中找了一些和他一样想学又读不动的年轻朋友，他们常常一起切磋。他又动员了几个年轻人，组织起学习马列小组，每周一、三、五的晚上集中学习，大家轮流主讲，彼此鼓励，也彼此监督。
1974年，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又恢复了，万县来了一些大学生。这批年轻人把校园中比较活跃的思想带到了闭塞的万县。
经过一年有余的熟悉、交流和准备，万县原有的马列小组加上外来的几名学生，成立了“马列主义研究会”。这些年轻人如饥似渴地学习，把学到的理论与生活实际联系起来。他们每人每周要写出一篇学习心得或社会调查的文章，互相交流传阅，然后集中讨论一次。
那一段时期，牟其中认真地学习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为了加强理解，他还又找了许多对马克思青年时代思想有影响的哲学、经济学著作作为参考。
牟其中后来说，这是他思想脱胎换骨的时期，是他人生价值观形成的时期。随着学习的深入，牟其中开始接触并初步认同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把他从对“文化大革命”幻灭的惶惑与痛苦中解放了出来。放眼人类历史和现实世界，他自认为豁然开朗，也许是他思想的突然升华吧？牟其中开始认真地解剖“文化大革命”了。
牟其中先后写了《从文化大革命到武化大革命》、《社会主义从科学到空想的倒退》等读书笔记和学习心得。
川大数学系毕业生、当时万县电力公司技术员刘忠智写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们讨论后，决定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共同进行修改、批注，再由刘本人整理，把这篇文章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纲领。修改过程完成之后，由张正富负责找人打印，打印的人是万县地区精神病院医生陈某。
在今天的牟其中看来，他们写《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的道德勇气多于学术意义。文章中的任何一句，别说白纸黑字地写在纸上，平时如果不慎，偶尔说了一句，在当时都是要杀头的。
1967年初，中央文革颁布了《公安六条》，其中一条就是“恶攻罪”，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等都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罪，是可以判处死刑的。以这个《公安六条》的标准来衡量“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言行，当然是反动之极了。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们也有思想准备，他们抱定“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宗旨，在文章中不乏“青山忠骨，马革裹尸”之类的激昂语言。
他们确实真切地看到，“革命”的结果是经济自然进程的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倒退，人民生活的困苦。他们迫切希望政治上打倒“四人帮”，农业上实行包产到户等“四大自由”，工业上实行计件工资，教育上要求恢复高考，要求建立商品生产的社会秩序。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提倡实行“改良”，即实行变革（当时他们还不知道使用“改革”这个词）。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那个时代已经认识到应该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生产”这两个一直被认为是水火不相容的概念结合起来了，这不能不说是非常具有前瞻性。他们还认为中国的前途在于改革（改良），而不是再来一次革命。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地位。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但不是要回到50年代去，而是沿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60年代初期提出的政治、经济路线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起商品生产的社会秩序。他们认为这就是中国的前进方向。当时，他们还不会使用“市场经济”这个概念。
据牟其中回忆，《中国向何处去》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与广州李一哲大字报的争论。
1974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们从大批判参考资料上得知广州市的北京路上贴出了署名李一哲的万言大字报《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马列主义研究会”成员们捧读后，兴奋异常，认为，这个大字报表明，中国除“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之外，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以死相争，严肃地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又不同意该文的一些观点，对通过什么方式去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大字报没有作出说明。
他们认为，民主与法制是发达的商品社会的上层建筑，如果不首先致力于建立起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依然是小农经济或计划经济的社会关系，民主与法制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与100余年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无果奋斗一样，虽有血溅荒郊的壮烈、毁家抒难的悲壮，却只能有南辕北辙式的后果。
他们提出，国人必须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勇敢地面对中国的现实，既要与“四人帮”的极“左”思潮决裂，又要与100多年以来左的“革命”思潮决裂。
第一次坐大牢
但是，精神病院那位陈医师尚未把他们的“纲领”打印完毕，“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们就被人出卖了。1975年8月，牟其中等主要成员被捕入狱并被判了死刑。
当时公安部一位专程去万县审问牟其中等人的官员对牟其中说：“解放20几年以来，从来没有发现一个象你们这样样有如此完整理论纲领的反革命组织。别的反革命组织，不过是几个农民、地痞装神弄鬼，自封神仙、皇帝，呼几句反动口号而已。你们伪装为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马列主义，却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全面地修正，是最危险的反革命组织。”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破获”，成为那时四川乃至全国的重大事件。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斗立即展开。《四川日报》几乎隔两三天就是一整版批判文章。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在成都人民南路“万岁馆”举办了“反革命集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罪行展览”，组织驻成都各单位集体参观，组织四川各地市州派代表前往成都参观。省革委会还把《中国向何处去》摘录影印，作为文件下发到大队党支部一级，供全川人民批判。峨眉电影制片厂为了配合批判，拍了一部反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罪行”的纪录片，片名为《除恶务尽》，在全国公映。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到了1980年，已经平反后的牟其中出差到湖北沙市，竟发现那里的电影院还在公开放映这部片子。
据牟其中回忆说，1976年元月4号，万县地区公安处伍传家带了摄影师到看守所，要求牟其中贴墙而立，拍摄死刑布告上的标准像。时隔不久，发生了“天安门事件”，那些所谓的“反动诗词”与文章提出的口号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竟出奇地一致（如“秦始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打倒御用文人”，“我们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等），有关部门怀疑“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秘密组织，决定要继续深要挖“后台”，才暂时没有执行死刑。他们侥幸留了性命。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彻底粉碎。坚冰开始融化，但是牟其中等人的劫难并没有马上结束。
1977年4月，当时的最高领导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一文，牟其中在狱中写了“××反革命集团出卖了人民的利益，我们的希望在于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纸条。经“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成员涂某之手落入看守警察手中。牟其中被带上脚镣手铐，与一个叫姜成武的杀人犯一起，关押在水牢之中三个月。
牟其中被认定为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主犯，首犯是张正富。虽然张正富出身好，又是红卫兵小将，还是省革委会的委员，终因“罪大恶极”而“杀无赦”，和牟其中一起判了死刑，刘忠智被判了无期，应维忠被判了20年，那个把纸条交给警察的成员因为“态度较好”，被判了15年，另两名成员史宗元、魏庆江也分别被判了不同的刑期。
1978年3月15日，万县市全市停产，召开了10万人批斗大会，批斗后由广播车开道，牟其中等人一人一车被押解着全市游街示众。那天监狱给牟其中改善了伙食，准备执行死刑。
此时邓小平同志已复出工作。 1978年5月，“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开轰动全国，国内政治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据说当时四川省委的领导在接到请示执行牟其中等人死刑的报告后说：“等一等，先看其他省是如何行动的，以后再杀也不迟。”
牟其中又侥幸拣了一条命。
后来牟其中才知道，文革中反“四人帮”的人大都在“四人帮”覆灭前还未杀掉，因为要挖后台，有的是在1979年“抓纲治国”后才杀掉的。如上海有个王申酉，只不过在给女朋友的信中叙述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批判，就被剥夺了年轻的生命。比起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要“恶毒”多了。牟其中等人能逃过这一劫，也许全靠运气。
他们终于等来了平反。
第十三章 初涉商海的风波
牟其中一直认为，出身于商人家庭的他，走上经商的人生道路，并不是子承父业，而是一种理性的人生选择。
但是他承认家庭环境对他商业才能的形成的影响。他说过：“许多事实说明了我对商业机会非常敏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只要有客观条件，只要社会允许人自由地进行商业活动，他就必然要去实现他的商业抱负。
当然，他不会满足于做一般的生意人。商场是他的舞台。世界是他的市场。他是个有商业野心的人。
可是，他对这个舞台了解多少？他能够被这个市场接纳吗？
立志做“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牟其中第一次坐牢的后期，“四人帮”已经倒台，特别是在得知“真理标准”的讨论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后，在监狱里的牟其中强烈地相信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他期盼将不再有社会偏见与血统歧视，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以平等的机会。他热切地希望立即出狱，投入到新时代的社会洪流中去。
1979年12月31日上午，一个典型的四川多雾而阴霾的早晨。牟其中突然被告知获得释放了。
1980年1月2日下午，在万县地委大院第四号办公楼，中共中央办公厅赴万县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组接见了被释放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几个成员。工作组传达了中央领导的关怀，说“中央十分关心四川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年青人”，“希望你们在新长征中再立新功”。工作组说，他们9月份已经到了万县，但阻力很大，几次返回成都与省委协调，又返回北京汇报，现在终于把问题基本解决了。
工作组问这些成员们他们有什么要求。几个人提出了具体问题：补发工资，担心回原单位受歧视，要求调换工作单位等等。
牟其中却没有提任何具体的物质要求，他的回答语惊四座。
他要求辞去公职，去建立一个“中央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牟其中说，三中全会公报讲了，党的中心工作要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又说要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他认为改革的方向必然是建立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中华文明三千年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大变局，是事关大局、事关亿万百姓、事关亿万家庭的大事，需要中央的战略决策，也需要排头兵去探索试验。他还说，过去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最后所以失败，就是没有微观试验，一哄而上，结果出了大问题，饿死了几千万人。
牟其中的话在当时似乎是豪言壮语。他说：“做社会的试验品很危险，甚至可能牺牲，但我的性命都是改革开放路线救下来的，再大的危险，也不过是杀头，反正我已死过一次了，我希望辞去公职，按恩格斯讲的商品生产的四个特征，去建立一家企业，让中央进行观察，进行试验。成功的经验可以全面推广，失败了，也仅仅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通过学习他知道，恩格斯讲的商品生产四个特征是：不同的所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生产自己不需要的产品，在同一个市场上进行交换。牟其中至今仍然认为恩格斯的概括是正确的，他说自己这些年经商生涯一直遵循的是这个思路。
工作组的工作人员说，对于牟其中提出的问题，他们无权回答，也无法回答，返京汇报之后再答复他。
300元起家
据牟其中自述，他“再也无法平息已酝酿了多年的冲动，不能在正在涌起的商品生产潮流面前袖手旁观。”
几天之后，牟其中正式向工厂领导递交了停薪留职的申请。厂长不敢批，但允许他可以长期不上班，理由是关押几年，需要调养身体。脱离工厂之后的牟其中一身轻松，他认为可以如出笼的飞鸟一样，主宰自己的命运了，再也不必要成天看领导脸色来决定自己的行动了。
当时随意组建一家企业是不可能的，任何企业都要找“婆婆”，也就是有一个上级主管单位。但应对的办法总是有的。为了要解决城镇失业问题，当时的政策允许在街道办事处下面，建立以失业人员为主的生产自救性质的企业。牟其中说服了几个待业青年，向亲戚借了300元钱，用一位成员家中与家人共用的一张饭桌当作企业的办公桌，再由居民委员会开一张介绍信，就算是具备了条件。
1980年2月13日，牟其中从万县市工商局领回了营业执照，将企业命名为“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他后来多次声称，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家私营股份制企业。不管这个说法是不是准确，它起码称得上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最早的私营企业之一吧。
“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成为牟其中进行商海搏击的第一战。后来这个服务部先后经历了“中德商店”、“中德公司”等变革，到了1988年，牟其中带领一班人马流落到刚刚建省的海南，正值又一次思想大解放，他趁机将公司改名为“南德经济集团”，此后便一直沿用了下来。
中德商店成立后，牟其中揣着仅有的300元去大城市找机遇。他连一张船票的钱也舍不得花，搭货车到离万县300余公里的西南重镇重庆，在那里开始做发财梦。
座钟委托加工：第一桶金
他对商业机会有着很大的敏感。后来牟其中不无自豪地对我说：“许多事实证明了我对商业有悟性，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也许我有这方面的天赋。”
在重庆琼林市场（当时重庆最大的百货市场），牟其中发现上海产的三五牌座钟很受老百姓欢迎。更为奇怪的是，他听说这种上海产的钟在上海反而更紧俏。因为供不应求，不但要工业券，还要拿结婚证才能购买。那时上海市民家三五牌座钟可以说是最时尚的摆设。这不仅是由于人们有把握时间的需要，更在一定程度上是座钟主人文化品位、财产状态的象征。牟其中从这里看到了商机。
他了解到重庆有一家军工厂，因为军品任务不足，长期以来设备闲置、工人停工，正在为“军转民”寻求出路。他灵机一动，花40元买了一台三五牌座钟，找到这家军工厂，请工厂按照三五牌座钟做个样品，牟其中给这个外观、性能完全一样的闹钟另取了一个牌子。他拿着这个样品，马不停蹄地跑到上海松江县百货公司，对公司的人讲可以卖给他们10000台这桩和三五牌一样好的座钟，而且可以货到了才付款。上海松江百货公司如获至宝，但是不相信牟其中真的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担心受骗。于是，牟其中在双方签定的预售协议上加上了一段：“‘货到’指松江百货公司收到铁路运输的提货单据。”松江百货公司这才放心。他们可以凭这种紧俏商品去换回其他紧俏商品了。
当时购买大宗货物的结算方式是委托银行代为收款，叫“托收承付”。具体办法是：买卖双方签订合同，卖方立即代买方办理运输，还要垫付短途运费。货物运出之后，再开出发货票配上代垫的运费单，一并向买方的银行托收。根据当时法定的结算制度，生产方按买方要求，将货物代办运输至买方指定港站，并且代垫运费，然后凭发货票及运输费用单据，送到生产厂当地的开户银行，由银行委托买方当地的开户银行收取货款及运费。这家军工厂向万县的南德托收要经过8家银行，中间加上休息日、拖延和银行规定可以延期5天支付，总共大约有15天的时间可供牟其中利用。
当时的铁路运输不紧张，发往全国任何地方的货物，到达目的地不会超过7天。重庆厂方按照牟其中提供的收货人地址从重庆发货后，牟其中就派人乘飞机（当时的一张机票是72元，已经十分奢侈，一般人想都不敢想）拿着铁路提货票找松江百货公司收钱。根据事先的约定，松江见到铁路大票就应立即电汇货款到万县南德的银行帐户上。当时电汇到达时间是3天。所以牟其中们把钟卖完之后，军工厂的托收单据还没有到。
就这样，牟其中仅凭几千元的旅差费用，每次都可赚7万元人民币（每次发1万台，每台按物价局核定的价格，赚7元钱）。产、购、销三方都十分满意，中德商店的也获得了很好的信誉。牟其中大约委托加工了上10万台座钟，赚了很多钱，直到万县发现牟其中的钱赚得太多了，主观断定他搞了什么诈骗，把牟其中和与他合作的夏宗珍、夏宗琼等人抓起来审查，这个业务才停止。
今天看来，牟其中是利用当时银行结算、汇兑不同金融品种的时间差，解决了南德的流动资金问题。如果说有什么不妥之处，那就是有剽窃他人产品之嫌。但是，在那商品极其短缺的年代，没有人会追究这种做法，这也是一种过渡现象吧。改革开放初期，在珠三角等沿海开放地区，这种仿造行为很普遍，从服装鞋袜到各种小家电、电子表，琳琅满目的商品充斥了各地市场，在短时期内成就了沿海开放城市的繁荣，很多沿海商人就是靠仿造赚取了第一桶金。
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这种不规范行为，用如今的合法或违法的尺度去评判，显然是不合适的。
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也罢，投机取巧也罢，总之，牟其中完成了生平第一笔有名的“空手道”业务，成功地掘到了“第一桶金”。
第二次进监狱
树大招风。牟其中发大财的消息在当地不胫而走，地方官员感到不可思议，觉得怎么有这样做生意的？他们认定这是搞投机倒把，又将牟其中抓了起来。这就是所谓的“二进宫”。不过，这个“宫”是“公安局”的“公”。
牟其中此后一直认为，他的第二次被捕有着深层次原因——社会思想、观念、体制和法律体系与时代发展的矛盾。“四人帮”粉碎后，多年形成的对市场经济的偏见、误解一时难以改变，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政治理论、价值标准、道德风尚，继续顽固地支配着、影响着相当大一部分人。正如列宁说过的：“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
牟其中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经营建立的私营的股份制企业和他们的经营方式，与计划经济体系立刻产生了严重的冲突。不但当地政府的经济主管部门，即使是一般市民，也认为这太“邪”！没本钱就做几十万元的生意，不是买空卖空么？
牟其中十分不解，他反问：是我没有按合同规定的时间给工厂付钱，还是我收了百货公司的钱没按合同规定的时间供货呢？两者都不是。那么，我的行为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为什么对这样对社会有益无害、对自己企业有利的事情，会有那么多人恨得咬牙切齿的呢？
不仅仅会赚钱，而且在赚了钱之后到处捐款，牟其中的大方也惹怒了一批人。他给幼儿园捐图书，给安康水灾之后给灾民捐了大批棉衣，这也引起了不小的怀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哪有这样不图回报的傻子呢？有人说他是收买民心，有人说他有政治野心。
中德商店开始受到工商管理局、税务局的审查，查了一、两年也没有查出任何违法问题。当时的万县市委政法书记、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甚为恼火。据说在一次工商、税务部门关于中德商店牟其中问题的汇报会上，这位书记批评下属说：“你们太天真，怎么会查不出问题？牟其中做生意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与社会主义较量！”
王书记的“火眼金睛”一下子看穿了牟其中的“本质”，提高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
接下来，万县市公安局政治保卫科出面，取缔中德商店，关押了60％以上的职工（总共16名员工被关押了11人）。第二天的《万县日报》发表了一则这样的新闻，标题是：《万县市公安局取缔中德商店》。按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还不可能提出下面的问题，诸如：公安局凭什么有权 “取缔”一个经过注册的合法企业？这个企业的经营活动对万县全市的公共安全、国家利益、人民财产构成了什么威胁？
牟其中的感觉是在万县发生了一场“政变”。这位王书记的行为与中央的路线针锋相对，其态度之横蛮，已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了。”
公安局取缔中德的理由是“投机倒把、偷税漏税”。但工商、税务部门对中德商店审查的结果，却是中德商店多上了一万余元的企业所得税。当时为了鼓励企业录用城镇待业青年，国务院出台了一项减免税政策：凡是待业青年占职工人数60％以上的企业，可免营业税一年、所得税三年。中德商店，除牟其中和另一人之外，全部是待业青年，理当享受这项优惠政策。但牟其中“立志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他不同意凭“优惠”来发展，他认为那样就丧失了“普遍的指导意义”。牟其中向万县市税务局第二分所的邓所长递交了一份可能是中国经营史上空前绝后的《要求不免税的报告》。当然，政府的政策还是要执行的，万县市税务局给中德商店的股东们退税一万余元。
后来才知道，抓牟其中不是那个政法书记的个人决定，大背景是当时“上头”有人发文，要求在经济领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牟其中被万县市选为了负面典型。
在第二次入狱的时间里，牟其中在手纸和拾到的香烟盒上写下了他的万言论文《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我们的历史使命》和长达17页的“入党申请书”。
耳顺之年的牟其中回忆起那段经历时曾表示，他的这篇论文的价值在于：在中国，他第一次把今天我们称之为“邓小平理论”的认识，当成一个思想体系来研究，只不过他当时选择的是“学说”这个词。
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之后，《南德视界》上公开发表了这篇几年前的论文，还引起了一场风波。有人怀疑是牟其中为了迎合潮流而伪造的。当年狱中采访过牟其中并收集了保留在手纸上、香烟盒上手稿的新华社重庆支社前社长袁光厚先生，出面证明了那些手稿的真实性，谣言和闲话才得以平息。
牟其中回忆说，我在狱中的“入党申请书”除了表明自己对党和当所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外，还提出了中华民族在人类新的一轮技术革命中的机遇。美籍华人作家韩素英1980年在北京的一个报告，报告称，20年以后全球每一个人都可能拥有一个如自来水笔般大小、可以随身携带、可以与地球上任何人联系的电话，人类的生活方式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牟其中还只是将信将疑，但是他热烈地期盼着这个伟大变革的到来。今天看来，韩女士的预言已经十分普及的现实了。
狱中写出《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我们的历史使命》和“入党申请书”的事迹曾经广泛流传，于是有了新华社记者袁光厚等人到万县的采访，他们证实了这个奇闻，然后通过“内参”反映到了中央，引起了最高层的关注。
“从监狱里出来的开拓者”
牟其中在狱中不断向中央写申诉材料。1984年3月上旬，某权威媒体的记者王青奉命前往万县调查。
记者的采访触怒了当时的万县市的市长王某，第二天上午有人到采访现场进行驱赶。来人是商业局的保卫科长。他怒斥这些记者：“你们的采访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绕过一级政府的采访是不行的。跟我走一趟！”
王青在其《牟其中神话》中有这样的记述：
“去哪儿？”
“市政府！”
“不去呢？”
“不去？”保卫科长将手中记者证向地下一掼：“王市长说了：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你打电话给王杰，”我怒不可遏，“让他派警车来，把我们铐到市政府去！”
关系闹僵了。此后我们四处碰壁，千难万险。
长达半月的调查以失败告终。回到北京什么都写不了，3月31日，我写了内参《一批曾受表彰的个体户处境维艰》，有200字叙述牟案始末。
10天后，两位中央负责同志态度鲜明，在内参上作了详细批示。
于是，国家机器轰轰隆隆运转起来：国家职能部门作指示；四川省有关部门电话催督；万县地市两级汇报组星夜赶赴成都……
案情太简单。8月上旬，四川省提出三条处理意见：一、立即放人；二、不定投机违法；三、不追究刑事责任。
王×不服，哼哼唧唧，20天后才放人；9月6日发出《关于中德商店投机违法一案的处理决定》，加以“骗取工商登记、偷漏国家税收、骗取国家贷款”罪名；而后罚款、不许开业、限制经营……
这很快引发了新一轮信访。
3个月后，12月初，有关部门一个名叫闫京华的先生找到报社，希望我陪他到万县作进一步调查。
此时，万县城里炸了锅：牟其中大难不死，成为新闻人物；新华社资深记者袁光厚对牟案作了深入调查。
12月12日下午两点，太白酒楼，我第一次见到牟其中。他站在一株棕榈树旁，点头微笑：“我叫牟其中，在这儿等您。”
他43岁，1．82米，刚坐完11个月牢，意气风发，唯两耳耳轮不全，怪怪的。
同时见到夏家姐妹的四姐夏宗琼。她26岁，没有任何妆饰。
……
回到北京，闫京华先生1985年1月8日写了长达5000字的报告，标题就叫《一起打击迫害个体户的严重事件》。
闫先生和我一起见了《经济日报》安岗总编辑。安先生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他指出：“这肯定是一起冤案，但涉及到批评一级政府，要慎重，要和《人民日报》通气……”
于是，一场战役打响了：
1月9日，《经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署名王青、闫京华的记者来信：《四川万县市发生一起个体户受打击事件——牟其中办企业竟被关押，经敦促虽获释仍留尾巴》。
1月27日，《人民日报》二版头条发表署名郭信的消息《个体户无故被查封影响恶劣，群众要求万县市领导认真执行政策撤销错误决定》，并配发短评《医治“左”的顽症》。老牟后来对不少人讲，短评出自胡耀邦手笔，不知依据何在。
2月27日，新华社内部读物刊出袁光厚、王青撰写的报道《四川万县市出动百名干警查封中德商店，调查一年未获罪证至今仍不认错》。
2月28日，《经济日报》二版头条发表记者王青撰写的长篇通讯《拳拳赤子心——记万县市中德实业开发总公司总经理牟其中》。
与此同时，《青年世界》第二期发表袁光厚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从收容所出来的开拓者》。
中央采取纠正措施、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后，牟其中又成为了正面典型。《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医治“左”的顽症》，公开点了万县市委的名。
1984年8月27日，中办、国办接待站办公室信访局官员亲自赴万县将牟其中解救出来。牟其中第二次牢狱之灾难又成功化解。
多年以后，我们和牟其中聊起他的这两次坐牢，他说：
我的第一、第二次坐牢的原因，表面上有区别，但实质是一个，中国历史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商品生产的历史必然性如地火一般四处窜行，它总要以偶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
两次坐牢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每一次都惊动了中央的主要领导，两次都是不止一两位中央领导亲自批示之后，分别由中办、国办派员前往万县市将我从看守所释放的。
1984年9月，在中办、国办接待站办公室，一位信访局的同志对我说：你是解放36年以来，在同一个问题上，中央领导批示最多的一个人，大约有七八位政治局委员吧。你要谨慎从事，不要给中央添麻烦。
牟其中不无感慨地说：“我感谢中央的关心，我也不愿意给中央领导添哪怕一点点麻烦。可是，每次都是别人找我的麻烦，真是躲也躲不开。”
韩国冰箱的“空手道”
牟其中第二次平反出狱，适逢经济建设的一轮新高潮，银行希望企业多贷款。牟其中毕竟初出茅庐，只有过驾驭几十万元资金的能力，可是万县市农业银行硬是给了牟其中1000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1984年12月28日，又强行贷给牟其中200万元。牟其中实在花不出去，农行的人却非得要他汇出四川。牟其中担心汇出去了收不回来，最后商定，重庆市的经济计划已经定为单列，可以汇到与牟其中合作生产钟的那家工厂去，牟其中与该工厂商量好，钱汇过去放几天，到元月4号再汇回来。牟其中后来了解到，如此折腾的目的，据说是因为1985年该行的贷款规模是以1984年的余额乘以120％计算，这个任务一定要完成。
可是刚过20天的1月19日，银行就突然变脸，要牟其中立即还清707万元贷款。牟其中已经将这个707万元投资于一个船队、一家工厂和牛羊油的购销活动中。他一时从哪里弄钱来还？这可让他抓了瞎！
后来，牟其中自述，这是他平生第一次遭遇国家“宏观调控”，他必须让企业的利益服从这种“调控”。类似的经历，他后来又多次遇到。
在这次“一刀切”的调控中，南德发生了几百万元的三角债。河南某市欠南德几百万，法院虽然判南德胜诉了，但该笔钱至今还未收回。牟其中又变成一贫如洗了，拖欠了一屁股债。
1987年，牟其中带着仅剩下的2000元进了北京，住在打磨厂防空洞改成的旅店里，每天的生活费只有1块钱。牟其中一度十分迷茫，他身负重债，无力摆脱困境，看不到出路。他甚至有过到天安门广场自焚以谢家人的念头。他的合作伙伴、漂亮能干的夏宗琼一封长信让牟其中猛然醒悟，重新振作起精神。这也为后来两人结为连理埋下了伏笔。
天无绝人之路。
牟其中在北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
他第二笔有名的“空手道”业务是委托韩国金星公司生产冰箱。
那时，进口货特别紧缺，能买到整装外国家电，不仅是个人财富的象征，更成为社会地位的标志。国家六部一委联合下发了452号文件，严禁整装家用电器进口。
一位进出口公司的朋友在与牟其中聊天时称，六部一委联合发文严禁整装家电进口，该文的附件中规定360立升容积作为划分冰箱与冰冻机械的分水岭，若某家外国公司了解此点，专门生产360立升的制冰机械，进口以后向北方家电市场销售，就可以成为垄断性经营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牟其中仔细研究该文件，果然在附件2中发现文件所规定的“冰箱”容量是360立升以下，而360立升及以上的冷藏设备被纳入了冰冻机械范围。360升容量的“冰箱”在当时来说的确是大了点，但依旧是可以用作家庭的，只要进来就一定好销。那个文件显然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漏洞或空间。
牟其中说服了一家港商和自己合作，专门向韩国金星公司加工定制360立升的冰箱，填补国内稀缺的整装冰箱的市场。第一次，牟其中试探性地只定了20台，牟其中凭现金在深圳海关提货。但他连这20台冰箱的钱也拿不出来。拿着订货合同，牟其中说服了廊坊市建行行长回振东，由回行长派一名副行长带上5万元支票，与牟其中一起去深圳，由这位副行长提出那20台冰箱，并发回北京。牟其中仅要求做一个月样品，之后冰箱由银行职工按进口价买走。这个方案设计无任何风险，又可买一批低价的原装家电，银行方面当然乐于参与。
有了20台样品，牟其中便大量预售冰箱，买主则带上支票去深圳海关提货，经物价部门核价，每台5800元，进口价格才1900元，每台可得3900元的毛利。这笔生意让牟其中赚了几百万元。牟其中一分不欠的归还了万县农行的贷款，且为以后的飞机业务，储备了初期费用。
这是牟其中商业生涯中的第一次涉足“国际化”，初次出手的成功让他大受鼓舞。
第十四章 飞机贸易铸就辉煌
与后来的种种惊人之举相比，牟其中初入商海时的一些贸易运作，就只能算是牛刀小试。
但是我们不难看到，从那个300元的服务部开始，到号称资产20亿元的南德集团，在他的大大小小的、成功的或不成功的各种各样的经营中，都贯穿着一条共同的经营脉络，那就是：利用机遇、发现商机、出奇运作，来达到最大效益。后来，他把这种运作思想概括为一个形象化的说法，叫做“空手道”。
这是一个常常被人误解、被人指责的说法，后来有人就把“空手道”等同于“诈骗”。
这一次，他终于有机会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商业魔术师的本领。
老干部触发灵感
有人说，把牟其中的经营之道体现得淋漓尽致的是使他和南德集团声名大噪的“飞天计划”，那是利用前苏联特定的历史条件提供的机遇，用我国相对过剩的轻工业品换回4架大型苏联客机的一次贸易。
这可说是一次异想天开的贸易活动！整个过程遵循了出奇制胜的经营理念，突破常规的经营方式，达到了十分可观的经营效果。飞机贸易的成功是南德开始走向巅峰的标志。
牟其中曾经解释说：
南德的试验表明，我们只需要很少的一点费用，往往只是需要调查研究和操作时的基本费用，利用现代信息制度和一系列分散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就可以完成投资额或流动资金量巨大的项目。由于南德的有形资本的投入与操作项目使用的资金比较起来微乎其微，几乎可以略去不计，我就把竞技体育中的一个名词借用了过来，名曰“空手道”。
1988年，将总部迁至北京羊坊店军博宿舍地下室后的南德集团，很快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牟其中雄心勃勃，很想大干一番。他当然不满足在这里做点小买卖。地下室的门口挂上了南德“三化”的标语——“国际化，产业化，集团化”。在如此简陋的地方，打出这样豪壮的口号，让人有点不自量力的感觉。他的“野心”可谓由来已久。到那时，南德进京仅一年时间。
最早的藤椅、座钟生意使他跨出了本市、本省。
1988年的冰箱生意则被牟其中看作是南德的第一次“国际化”的实践。
他在做生意上是很有野心的，一直寻找机会在国际上去做出点什么。当全国上下涌动南下沿海淘金潮之际，他却不顾风雪严寒，沿着漫长的中苏边境日以继夜地进行调查。他组织了关于中苏贸易的研究课题，聘请了几十名俄语翻译，联络了许多专家和退休干部，大量搜集关于苏联、东欧的资料。他组织南德集团对苏联、东欧广泛开展各种贸易考察、洽谈。
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两国经贸活动日益活跃。牟其中敏感到新的机遇已经到来，他向中央呈交了《历史性的机会与我们的选择》的报告。他指出：
中国与苏联已经形成了鲜明的互补型经济结构。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正如中国的改革给亚洲“四小龙”及日本提供了机会一样，苏联的改革也会给中国的经济起飞提供机会。在产业结构及商品经济发展的状况上，苏联的今天相当于我们的昨天。
我们不能错过历史提供给我们的能产生巨额利润的机会。我们不但会在自己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时让别人发财，也应当学会在别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时发别人的财。
他明确地看到：
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太远，苏联同西方打交道比同中国打交道要困难得多；共同的意识形态追求也使苏联更愿意同中国合作；两国都缺少硬通货，使对方在以货易货的交换方式上比任何国家都有积极性。……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机会是无需争辩的，剩下的问题只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具体方式去操作。
关于南德做飞机生意的细节，外界流传着很多版本，但不少都是杜撰和误传，实际情况是这样的：那时，南德集团经常组织一些座谈会、研讨会之类的活动，并为一个名为 “老区建设促进会”的机构免费提供了办公室。 “老区建设促进会”的老干部中有些是海军航空兵的领导干部，其中有不少将军级人物，这些人对国内外飞机制造与航空业发展状况非常了解。
牟其中有魄力、点子多、讲究义气，给许多接触过他的人深刻的印象，他很快获得了一些老干部的信赖。他们很愿意为牟其中的南德集团提些建议。
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位老干部谈到了国内民航航线很紧张，很多航空公司缺少飞机，建议做飞机生意。牟其中对这一信息很感兴趣，但他对这一领域知之甚少。他问，做飞机生意卖给谁呀？他们告诉牟其中，你们四川航空公司就缺飞机嘛！这些海军航空兵老干部对俄罗斯的飞机制造厂很清楚，向牟其中介绍了俄罗斯有哪几个工厂制造飞机、造什么机型、工厂的基本状况，其中提到了古比雪夫飞机制造公司。
当时苏联正极度缺乏轻工、食品等生活用品，而中国因经济一度过热，导致大量轻工业品过剩、积压。牟其中看到了巨大商机，他跃跃欲试。我国和苏联两国当时都实行条块分割的经济体制，国家行政部门与官办企业对跨行业、跨部门的业务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这里面有个“权利真空地带”。牟其中说，这正是南德这样的体制外的企业大有作为的所在。
巨型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
1989年10月，秋高气爽，正是红叶染赤西山的美好季节。
中国南德集团总经理牟其中在北京会见了几位苏联贵宾。他们是苏联航空工业部的第一副部长、全苏飞机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和古比雪夫飞机制造公司驻华首席代表。这次会见双方达成了以易货贸易的形式向苏联购买图—154客机和航空器材的协议。这是一个破天荒的国际贸易协议。
牟其中突击选定了大批我国的轻工商品，三天就布置成一个可供苏方的轻工业产品展览厅。苏方代表对中国琳琅满目的商品非常满意。
为了证实南德的实力，南德先后邀请苏联考察团多次来华，当然各种费用都由南德支付。据说仅此项先期费用就花了1500多万元，几乎把南德集团当时并不丰厚的的家底掏空。苏方由此对南德建立了很好的信赖。1989年年底，双方在北京终于签订了正式合作的《备忘录》。
有了《备忘录》，牟其中的底气就足了。他找四川省民航公司的老总，对他说：“我跟你合作，你不用出一分钱就可以得到几架图—154大型飞机。”那位老总以为他是开玩笑，或者遇见了大骗子。其实，牟其中心里有一本帐：他与川航合作后，可以使用川航的营业执照、运营能力与专业人才。也只有这样的航空公司才能向政府与民航总局申请购买飞机。正如俗话说的“没有金刚钻，揽不来瓷器活”。
接着，就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操作：南德委托国家惟一有权进出口飞机的机构代理进出口手续；成都交行愿为川航提供贷款担保；南德全力组织国内大量积压轻工业产品，委托北京某进出口公司向俄出口；最后从苏联进口了4架“图---154”飞机，总贸易额1。2亿瑞士法郎。
奇特的操作结果产生了巨大经济效益：川航未付款即得到飞机，立即可以投入运营；进出口飞机代理机构和外贸代理公司获益数百万元；山东某厂24万套被单，石家庄某厂的16万只袜子，以及大量食品罐头等顷刻间变成金钱……在所有这些单位获益的同时，南德自然是最大赢家。
这种 “五方受益，各方满意，多赢合作”的操作，后来被人们称为“南德方式”。
实际上，从签订《备忘录》到正式进行贸易，并不是一帆风顺。南德在整个过程中经过了无数沟沟坎坎，克服了许多外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要绕过国家体制与部门分割带来重重限制与障碍，特别要冲破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为克服民营企业没有外贸权的困难，牟其中采用了“委托代理制”，使业务得以顺利进行。这在当时也是一大创造。
选购货物是个难度很大的工作。4架飞机需要两三亿元人民币的商品。他们派人跑遍全国，与无数厂家进行谈判。商品包括从家电、生活用品到食品等，上百个品种，几乎3000多个规格。还必须得到苏联方面的认可。这里需要怎样巨大、复杂、艰苦的工作，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据说，各种合同、协议的材料，摞起来就有一米多高。
最困难的是资金问题，当时进口飞机与备品备件所需要大量流动资金，南德根本没有力量自
己解决，银行也不敢冒风险给以贷款。牟其中便想出一个十分奇妙的“生财之道”：南德和苏联方面取得谅解，商定双方同时由对方发货。按飞机与火车分别到达对方，有大约7天的时间差——苏联飞机当天可以到北京，而同时发出的装载中方货物的火车，要7天后才到达苏联。苏联飞机到中国后，他就可以获得飞机的产权证明与适航证，有了这些证件他就可以立即操作银行贷款。
其间，南德内部也发生过这样那样的问题：曾有人准备“叛逃”，有人企图“李代桃僵”，还有人想把南德就要到手的成果偷偷出卖。……所有这些充分体现了商场的险恶与残酷，但都被牟其中一一巧妙地化解了。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合同开始执行，第一架飞机刚刚进入中国，苏联突然发生重大政局变化。当时所有人都担心在新形势下这个合同能否继续实施，如果对方撕毁合同，那对南德来说无异是灭顶之灾。牟其中临阵不慌，稳坐钓鱼台，冷静分析形势。他确定，不管政局如何变化，中俄贸易还会继续发展。事情也正如他的所料，后来一切都照合同进行。
1991年11月18日，当南德帮助四川航空公司从前苏联换回的第一架图——154飞机顺利飞到北京，银光闪闪的巨型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时，那简直象是天方夜谭里的神话一样，让几乎所有的人叹为观止。人们把牟其中视为魔术师一样的人物。消息立即轰动了全国，并且迅速传遍世界。随后，第二架、第三架飞机也陆续飞来。就这样，南德用1000多个车皮的中国轻工产品从俄罗斯换回了4架飞机和相当于一架飞机价值的维修器材。人们还看到，相对于整体的效益来说，南德集团的运作费用非常少。
牟其中以特有的商业敏感，抓住了一种历史特定阶段才有的机遇。他的飞机易货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
牟其中说，“我就是要证明，象那个古代的阿基米德说的那样，只要给我一个支点，就能用很小的力量把地球撬动起来！”
赢得巨大声誉
飞机贸易的成功使南德集团牟其中顿时声名雀起。他的成功运作佳话甚至征服了西方商业界。著名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把牟其中的飞机贸易和随后的卫星项目编进了教学案例。后来，在《美国企业研究中心企业范例》中有关于南德公司以及牟其中的简介有如下一段文字：
南德集团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诞生的第一家民营企业……1980年2月，牟其中……借了300元人民币，为了取得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经验，在四川省万县市创办了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南德集团的雏型）。
迄今为止，南德集团创下了两大奇迹：1991年成功地完成了中苏（俄）间当时最大的一笔民间单项贸易——用上千车皮的中国轻工产品换回了4架苏制图—154型飞机；1994、1995年相继在境外成功地发射两颗当代世界上最先进的电视直播卫星——航向1、航向2。现在，它已发展成为净资产达20多亿人民币，广泛涉足于能源、交通、通讯、区域性开发、海外投资等领域的跨国金融集团。但是，南德集团并不满足于此，1995年它宣布“要用10年左右的时间进入世界十强企业行列”，1996年的南德集团工作会议最后确定为：“在2005年或更短的时间里把南德集团建成世界十强企业”。
南德敢于提出更为宏伟的目标，来源于它的总裁牟其中对当今世界的独特认识。他赞同这样一种观点：世界上第一批发达国家完成的市场化过程用了二三百年时间，而中国只需花四五十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因为，以个人电脑和网络为标志，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智慧文明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起主导作用的已不再是资本，而是智慧，或者说是东方人所特有的综合思维能力。企业的发展模式也不再是资本的集中和积累，而是以一个聪明的大脑为中心的、对各种信息的优化组合过程。
牟其中曾经对前去采访的记者称：“今年，国内100多家大小正式报刊、全世界所有大通讯社、美国全部大报刊和电视广播，都对我做过大量报道，报道我的成功。《时代》周刊北京分社评我为‘世界十大新闻人物’，只是最后一晚才被反华的彭定康代替”。
此后，牟其中头上的荣誉就与日俱增：
1994年荣获“中国十佳民营企业家”称号；
1994年被评为“中国改革风云人物”；
1996年被评为“中国商界十大风云人物”；
1996年12月被评为“中国百名优秀企业家”；
1996年12月被评为“中国知名企业家”；
1997被评为“中国十大实业家”
……
这些由媒体或官方组织加诸牟其中身上的一个又一个的光环，使牟其中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
整个飞机易货贸易的过程共用了3年多的时间。这个项目是由数不清的环节与细节组成的，如果，其中的某一个环节甚至某一个细节出了问题，整个项目就有可能前功尽弃、功亏一篑。那时，也许关于牟其中说大话、搞骗局的“例证”就会多了一个。那又将会有多少讥笑他不自量力的指责？
南德集团的“飞天计划”或曰“飞机贸易”也许是绝唱，再不会有那样的戏剧性与观赏性的表演了。因为当时的历史限制和体制缺陷的状况正在或已经改变，过渡期的特殊性与机遇也随着那个时期的过去而消失了。历史往往是不可能重复的。
“飞机贸易”之后，南德总部从羊坊店搬到了永定路21号，租了解放军总后的一栋楼房改造装修，作为南德总部的办公大厦。位于京城西郊的永定路上的轿车陡然增多了，附近的居民可以看到各类车辆频繁进出南德集团总部。牟其中想顺势推进对俄罗斯及东欧各国的易货贸易。他们曾先后接待了近百个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代表团。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单位和个人也络绎不绝，对于许多追求改革、创新、开拓的人士来说，永定路上的南德总部大楼似乎成了他们心目中的圣地。
第十五章 南德卫星上了天
“飞天计划”的成功使得牟其中看到自己的理想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那个在死牢里都幻想着“一举千里”的“鸿鹄”，这时确信“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了。他真是豪情满怀，有些象贾谊《过秦论》里所说的秦孝公那样“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了。
他认为他必须不断创造新的奇迹，必须建树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功勋。
1992年，对俄罗斯的飞机贸易结束之后，南德面临的问题是：下一步做什么？
牟其中的思路是：南德只做大项目，不小打小闹。于是所有人都在琢磨究竟做什么大项目，曾经有过许多方案，都由于不够大、不够先进而放弃。牟其中也曾一度苦恼。
有一天，牟其中一语惊人地宣布：“做卫星！”
“狂想”怎样变成行动
几本记述南德发展过程的书籍都认为，牟其中之所以要做卫星，源于几年前的一件小事：
南德准备做飞机贸易的时候，为了筹措资金，牟其中到一家信托投资公司游说，介绍自己经营图—154飞机的设想。该公司负责人以为他痴人说梦，爱理不答。待牟先生转身离去时，门内甩出一句话来：“哼，个体户想做飞机，我看他还想做卫星咧！”语气中带着嘲讽、揶揄和奚落。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从那时起，牟其中就暗下决心：我就是要做个卫星给你们看看。
经多名南德旧部证实，上述故事的前半部分是真的，但后半部分的故事纯属演义了。
其实最终确定做卫星项目，绝非仅凭牟其中的一时赌气和冲动，而是因为他看到了做卫星业务广阔的前景、巨大的利润空间以及南德掌握了可靠的信息。当然，卫星项目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大而尖端的项目。抓这种项目符合他好大喜功、敢于冒险的性格。
据原南德卫星公司总工程师、航天部博士生导师王福恒回忆，牟其中做完飞机后手上有大笔流动资金，很多银行主动来找牟其中发放贷款，南德正是财大气粗的时候。前来谈项目的各界人士也络绎不绝。各种人才如流水一样进来出去。这时的南德还没有对选项作出决策，牟其中还在寻觅之中。
南德集团几名高层在一起分析，认为应该继续做俄罗斯市场。通过飞机易货贸易，南德集团与俄罗斯官方和民间建立起了广泛的信任关系，积累了丰富的实际操作经验，也建立了一支熟悉俄罗斯的工作团队。南德有许多老专家住在俄罗斯，他们的优势是都在那里留过学，懂俄语，熟悉俄罗斯，有利于双方继续合作。显然，南德的强项就在俄罗斯。但是，俄罗斯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呢？考虑来考虑去，大家达成一个共识：俄罗斯的航天技术在国际上是数一数二的。此时，卫星电视节目刚刚兴起，大量电视台希望能借助卫星发射节目，很多电视台的频道都准备好了，就等星源了（“星源”即卫星资源的简称）。谁拥有了卫星转发器谁就拥有了市场主动权，谁就可以赚到大笔美元。
当时，国内的卫星技术水平与国际上相比，总体上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的。我们的卫星信号非常弱，接收器的天线要相当大才行。俄罗斯专家说，中国的卫星技术与俄罗斯相差20年，尤其是电视直播卫星技术。当时国内几十家电视台还没有一家“上星”，在国际上卫星电视大潮汹涌，南德集团已预见国内电视台不久也会走利用卫星发射这一步。
显然，只要能够拥有卫星转发器，单单在国内的市场空间就非常大。
牟其中敏锐地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决定启动卫星项目。
当时，人类的航天技术，从1957年原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飞上太空算起，不过30来年的历史。这期间，苏美竞争，从军事侦察卫星、载人卫星、气象卫星、电视直播卫星，到登月，飞向土星……技术上突飞猛进。一个民营企业要介入这个神奇的领域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但是，牟其中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犟脾气”，他决定了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做。
国际市场上星源非常紧俏，美国的卫星主要在西半球，在东半球只有很少的卫星轨道位置，且美国自己的卫星资源也很有限，而俄罗斯在东半球的轨道位置资源则相当充裕。
南德准备做卫星项目，为了慎重起见派出两支考察队分头到俄罗斯、美国进行调研，一路到美国的卫星发射场所在地休斯敦等地考察，一路到俄罗斯的莫斯科考察。经过调研得出结论：俄罗斯与美国的卫星研制水平和制造质量不相上下；但因历史原因，俄罗斯在东半球（东经）的卫星轨道位置大大多于美国；俄罗斯的在轨卫星数量也大大多于美国。相比之下，俄罗斯卫星技术的适用性与价格都占有较大的优势。并且南德集团在与俄罗斯作完飞机易货贸易之后与俄罗斯官方和民间积累了大量的无形资产和经验，同时也建立了一支熟悉了解俄罗斯的工作团队，有利于双方今后的合作。
于是，南德决定放弃美国，选择在俄罗斯做卫星项目。
第一次发射失败
1992年10月，南德成立了两个卫星公司：北京南德商用卫星公司，负责卫星的购置、发射业务；另一个是卫星应用公司，负责卫星的地面应用业务和卫星转发器的租赁业务。
王德国于1992 年底加盟南德，在卫星应用公司工作。
王德国加盟南德纯属偶然。1992年，完成飞机贸易、一鸣惊人的牟其中在离南德总部很近的一个部队的干休所租了一套军级干部房子居住。王德国的家也在这个干休所里。那时牟其中的名气已经很大，干休所人人都知道中国四川有个个体户，把飞机的买卖都做成了，就住在干休所里。一来二去，王德国就与牟其中认识了。
王德国下过乡，当过兵，从成都电信工程学院毕业后，一直是搞通讯，后在二汽搞有线电视，二汽的有线电视台应该算是全国第一个企业电视台。80年代，王德国调回北京，从事光纤通讯工作。
当时南德准备做卫星项目，王德国觉得这应该是他的专业，因为光纤通信和卫星通信只是手段不同，实质上都是通讯业务。王德国对卫星项目很感兴趣。之前，通过与南德和牟其中接触，王德国对南德有所了解，他被南德描绘出的宏伟事业和牟其中的个人魅力所吸引，他认为南德是实现梦想的地方。1992年底，王德国毅然办理了停薪留职，进入了南德。
与所有新员工一样，王德国到南德后，首先上了半个月培训班，然后天天开会、听牟其中及各路专家讲课。
此时，南德的卫星业务刚刚起步，王德国进入卫星应用公司后负责卫星转发器的市场开发，搞地面应用、搜集资料、跑有关部门（国内建上行站要与航空航天部合作），当时南德重点看好四川成都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国内电视台。
当南德的卫星项目前期市场调研、开发工作已经做得相当细致、完备时，星源还没有着落。
牟其中派王福恒去俄罗斯找星源，俄罗斯制造卫星的单位很多。那时，苏联已经解体，原苏联航天部已支解为若干个独立的公司，如宇航总局，国际卫星组织，宇航信息中心……等等，初来乍到，情况不熟，只能一家家地跑，一家家地问。俄罗斯正处于政局动荡期间，物资匮乏、物价一日三涨。尽管王福恒教授在50年代大学时期曾学过一些俄语，但几十年过去，语言早已生疏。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陌生的语言，要在这里购买一颗适合中国需要又价格合理的卫星，真如大海捞针，困难重重。
俄罗斯的卫星研制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第一代卫星叫“地平线系列”，第二代卫星叫“特别快车系列”，第三代卫星是“航向系列”。“特别快车系列”可以覆盖中东地区，当时俄罗斯自己也在用，而第三代卫星也已经研制出来了。
王福恒首先接触的是俄罗斯航天信息公司，当时该公司只能提供地平线卫星。这种卫星信号太弱，要用很大的天线接收，不适合中国国内使用。但牟其中急于实现发射卫星的梦想，想继飞机贸易后很快能够有大举动，还是坚持与俄方签了一个意向书，租用、购买地平线卫星上的转发器。意向书明确规定，卫星发射成功进入轨道经测试合格后交货，南德再支付租用费用。
1993年5月，那颗地平线卫星发射失败。南德卫星计划遭遇暂时挫折。
牟其中在南德内部报纸《南德视界》的显著位置发了一条新闻：“南德发射卫星失败”。这份内部报纸那时在社会上已经有了不小的影响，所以南德发射卫星的消息自然就不胫而走，闹得沸沸扬扬了。
一些南德高层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认为牟其中着意宣布第一次卫星发射的失败，是想制造新闻效应。处于巅峰时期的南德集团此时太需要新闻了。自从飞机贸易一鸣惊人后，南德一直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件，这不符合牟其中的性格，也不符合南德的作风。卫星毕竟属于高科技，能够发射卫星本身就是一种实力的象征，况且，在当时国际上发射卫星一般是80%的成功率，失败一、两次也是正常现象。牟其中显然是想利用这次卫星失败炒作新闻，扩大南德的影响力。
这种做法虽然有炒作的嫌疑，但作为商业手段亦无可厚非。毕竟，南德当初的确是希望这个卫星发射成功的，且与俄罗斯签定有相关协议，虽然根据双方约定的验收方式，南德还没有支付一分钱，但并非纯粹的“噱头”。在商业经营中，危机公关是很常见的手段，好事情可以宣扬，不光彩的事情也可以借题发挥，只要不违法、不有悖于道德。何况“发射卫星”本身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大事，真是虽败犹荣了。
人们不得不佩服牟其中的确是善于造势的高手，但老牟也因此又授柄以很多持不同观点的人。
这次卫星发射失败让南德发现，与俄罗斯航天信息公司的合作不行，必须另寻途径。
卫星项目的转折点
1993年8月，王德国被任命为卫星应用公司总经理。
1993年10 月，南德集团将两个卫星公司合二为一，统称北京南德商用卫星公司。北京南德商用卫星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经营范围为开发、研制、发射通信、广播、电视、气象、资源勘察遥感卫星，建立卫星通信网、中介服务等。
当时南德商用卫星公司总经理人选有3个，一个是田时堂，时任南德集团业务部的部长，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另一个是曾经和牟其中一块坐过牢的狱友、参与写《中国向何处去？》的刘忠智，毕业于四川大学、颇有才华。此时，王德国到南德还不到一年，牟其中对王跑卫星市场调研、开发工作还比较满意。最终可能考虑专业经验与能力，王德国被任命为南德商用卫星公司总经理，直至1998年年底。南德大乱之前，王德国才离开南德集团。
这时，国内外卫星市场的开发已初见成效，王德国与四川、北京等地方电视台达成了租用南德卫星发射节目的合作协议，并草签协议，拟投资1.2亿元分期改造、开发重庆有线电视网。
万事具备只等星源了。
当各方面业务步步推进时，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对此，新华社记者袁光厚在《南德卫星上天记》中有一段记载：
一瓢冷水，从天而降。所料不及的是，国家又一次宏观调控，调整金融秩序，民营企业又成为“重中之重”。这里。银行已不能顾及原来的协议，催着南德本应在1997年分期还清的两亿多元人民币的飞机贸易贷款。南德为了顾全大局，只得忍痛损失三四千万元的应得利润，按银行要求重新调整了与有关方面的债权、债务关系，提前还清了这笔贷款。”
这一牟其中称为“城门失火，殃及鱼池”的遭遇，从经济上给南德继续进行卫星的业务增加了难度。
正当南德在国内连连遭受挫折和困难的时候，俄罗斯又发生惊天动地的武装冲突。莫斯科一片混乱。外国人员纷纷撤离。牟其中从全局出发，紧急召回驻莫斯科的全部人员。这批撤回人员在回老家前都以为将永远不可能回来了，挥泪告别了莫斯科。
南德内部对俄罗斯形势议论纷纷，与此利害相关的人无不产生疑虑。
“南德还有实力搞卫星吗？”
“南德还能不能和敢不敢继续在俄罗斯进行卫星这样的非同寻常的项目呢？”
1993年10月，牟其中在北京西山的潭柘寺召开了一个集团业务核心会议。
这个被南德人称之为“莫斯科工作会议”的潭柘寺会议，是南德卫星项目发展的转折点。
会议上，牟其中着重阐述了他的“中俄美经济大三角”理论，按照他的推断，牟其中坚定地认为：必须坚持并加强对俄的商务。他要求有关人员：“不能在万里之外的北京纸上谈兵，只有在莫斯科的实战中才能更好地捕捉住战机。”随后，牟其中作出了重要决定：卫星项目不再在北京遥控，必须深入到俄罗斯的现场，改造驻俄机构、更换常驻俄罗斯的人马。
王德国从此长期驻扎莫斯科，牟其中的二儿子牟樱也派去长驻。初中毕业、大学肄业的牟樱此后参与了俄罗斯卫星项目的很多事情。
此前，南德在俄罗斯租用一个饭店，四五个人常住在那里，但只有王福恒一个人负责卫星项目。
这时，南德商用卫星公司只有3个人，王德国、王福恒、谭勇（专职俄语翻译），外加一个小秘书。后来，南德商用卫星公司才招了一个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的小彭。这是南德卫星项目初期的所有人马，也就是后来牟其中到处宣称的“南德用了三个半人就搞了卫星项目”。所谓“三个半人”这与南德经营的模式有关，看起来南德从事第一线业务的只有很少的人，但实际上为第一线业务提供行政服务、资金服务的却有上百人之多。
这段时间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12月的莫斯科，天寒地冻，到处是积雪，汽车出行难。他们住在偏离市区的一个疗养院里，进城办一次事，要坐公交车转地铁，大量时间花在路途上。俄罗斯经济处于低谷，空空荡荡的商店里只有老三样：白菜、土豆、胡萝卜。
当时出国办的都是公务护照，且有名额限制，一般情况下很难办。天津经济开发区给予南德很大的方便，协助南德员工办理护照。
王德国的护照一直到1993年底才办好，他赶到莫斯科时已是冰天雪地了。在莫斯科，王福恒负责技术、寻找星源，王德国主要任务是制定计划、搞市场调研、制定资金方案、选择跟谁合作等等，要做许多最基本的可行性研究工作。
卫星业务既属于高科技领域又涉及跨国操作，具有很高的保密性，南德集团内部仅只有高层以及在俄罗斯的几名工作人员知道内情，在国内的员工一般都很难接触到这个项目的详细情况与商业秘密。王德国说，他看过一些自称了解南德卫星内幕的人事后写的很多文章和书籍，谈到的所谓卫星情况，“大都是信口开河”。
他们决定首先要找一个俄国人当顾问参谋，这个人必须是圈内的，既懂卫星技术，又愿意和中国人合作，还要熟悉卫星国际市场和俄罗斯国内市场。他们选择了俄罗斯航天局高级工程师马尔迪罗夫，这个人40岁左右，对俄罗斯的航天布局、市场、卫星研制都非常熟悉。他对俄罗斯究竟有多少家研制卫星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经营结构，俄罗斯有哪些型号的卫星，它们的市场价格与市场操作方式等等都非常了解。而这些正是南德从事卫星项目必须掌握的最基本的情况。
每月给马尔迪罗夫的顾问费是200美元，这在中国算不上高工资，而当时俄罗斯一个工程师的月薪只相当于80美元。马尔迪罗夫显然对这份收入很满意。他带南德工作人员与国际卫星组织接触。当时国际上的卫星组织有两个，一个是西方集团的国际卫星组织；一个就是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卫星组织，它在联合国派驻有观察员。这两个组织是平行的。在俄罗斯的这个国际卫星组织原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国际卫星组织总经理库达良夫采夫，是前苏联邮电部部长，苏联解体后担任了这个组织的总经理。南德工作人员与库达良夫采夫熟悉了后就叫他“老库”。老库向南德提供了很多重要信息。
老库透露，俄罗斯航天信息公司在前苏联时期由国家拨款开始研究、生产了两颗航向卫星。一般卫星都是同时制造两颗，因为卫星的发射存在很大的风险性，万一失败了另外一颗在短时间内可以再发射。这颗航向卫星定于当年12月发射，技术水平当时在世界是最先进的，是世界上第一颗真正的直播卫星（DBS）。卫星转发器发射功率已经达到了52DBW，当时中国的只能达到28DBW，美国当时也只能达到36DBW。这颗卫星的另一个技术优势是覆盖位置可以调节，特别适合市场需要。另一颗库班卫星覆盖面比较大，主要用于银行结帐系统，但其技术条件不适合国内通讯市场。
老库还告诉南德，这颗航向卫星的最大缺陷是信号覆盖面积很小，不能满足覆盖整个中国国土的需要，因为原设计是针对东欧国家的。但王德国认为，非常适合于台湾及中国内地局部地区使用。因此南德就决定做航向卫星，其他的卫星就不谈了。
1993年的中国，国家很多政策处于模糊阶段，没有明令禁止民营企业经营电视。南德想在国内找个婆婆，一是便于操作卫星项目，二是在出租转发器上也会更顺利。
牟其中在北京新世纪饭店宴请当时的航天部部长，部长听说南德要做通信卫星项目，明确表示反对。据南德后来猜测，可能是部长十分清楚中国当时的卫星技术与俄罗斯的卫星技术还有相当的差距，一旦采用国外的卫星，国内卫星就缺乏竞争优势了。
就在南德看好的那颗航向卫星发射前夕，一个坏消息从国内传到了南德俄罗斯办事处：广电部已经发出通知，国内电视台使用境外卫星发射节目必须经广电部批准，且卫星应用只局限在少数几家政策特许的电视台。这一消息意味着南德与四川、北京等地方电视台草签的租用南德卫星发射节目的协议全部落空。鉴于此前航天部部长的态度，牟其中知道，这颗航向卫星肯定不能在国内用了，必须尽快在境外找客户。
卫星信号覆盖宝岛台湾
当时俄罗斯方面预定的发射时间越来越近，如果不尽快落实客户，发射到太空后，南德的损失将相当大。但是，不立即确定是否合作发射，就失去了这个机会。南德决定，边合作发射，边着手找客户。
南德没有做卫星的经验，定价是十分困难的事情。马尔迪罗夫把美国同类卫星的价格提供给南德作参考。南德采取了简单直观的办法，根据俄方提供的卫星技术参数、覆盖面积，参照美国的价格去谈。当时美国KU频段卫星一个转发器一年250万美元，C频段卫星一年200万美元，南德向俄方提出每年160万美元一个转发器，3个转发器全要、轨道交货。南德选择的轨道位置是东经71度。经过讨价还价，后来定为一个转发器175万美元，另一个转发器180万美元，还有一个转发器因为故障废弃了。
1993年12月18日，双方签订了合同。12月28日，航向卫星在位于哈萨克境内的俄罗斯拜科努尔宇航中心发射成功，国内各大媒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
根据现有的资料记载，这是国际上第一颗直播电视卫星，用当时的最新科学成就装备起来的Ku波段，应用于广播及通信的高功率直播卫星（DBS），在波束覆盖中心区域的家庭，仅需使用60公分的天线即可接收到非常清晰的伴音和图像，可同时传输模拟和数字信号，采用数码压缩技术可实现多频道化，使观众收看电视真正“随心所欲”。虽然DBS才出现一年多时间，但对有线电视市场已形成强烈的冲击。在通信方面，它能够以低成本在全球的各个角落实现即时通信，化解了传统通信中因相距遥远或高山大河阻隔而难以铺设光缆线路的难题，只要有三四颗星组成了卫星网络，就可将世界各个角落联系起来，实现即时通信，形成“地球村”。
卫星属于高科技项目，它在36000公里高空运行，看不见摸不着，一般人因不了解其工作原理，感到很神秘。其实这个技术也很容易理解——通俗地说就是将信号输送到卫星的转发器上去，通过转发器放大，再覆盖地面的指定区域，这就是卫星转发的基本功能。过去一个转发器只能转发一套节目，采用数字技术后，一个转发器可以同时转发8—12套节目。
在上世纪90年代末，很多电视台都上了星——即通过卫星转发器发射节目。而在当时通过卫星发射电视节目还很少，不少人对卫星心存疑虑。当南德集团声称自己发射卫星后，遭到的大多是质疑和嘲笑，当时国内舆论对卫星项目不理解，出现了很多笑话。有的说卫星在天上飞，摸不着看不见，牟其中是不是骗子？还有媒体批评南德发射卫星是“花钱买吆喝”……
其实，要证明南德是不是发射了卫星，牟其中是不是说了大话，是很容易通过技术检测到的。
莫斯科郊区有一个叫杜布纳的卫星上行站，南德工作人员将自己的节目录象带带去，通过设在当地的基站把节目送上卫星。在电视上收看莫斯科电视台的节目，然后调整频率，如果可以清晰地接收到带去的录像带节目，就可以验证节目发送上去了。在和俄罗斯方面验收合格后，南德才会支付发射费用。
这样简单实用的检测方法，直到现在还是被科技人员运用来验收卫星。
经过3—4个月的调试，信号接收正常后进行了轨道交货。验收卫星的时候，牟樱、南德卫星公司总经理王德国、南德卫星公司的总工程师都悉数到场，每个测试环节都十分严谨。
当时，双方协商的付款方式，是先使用后交钱，6个月付一次款。
这时，台湾一些客户到大陆来寻找星源，南德因此认识了计划租用卫星的台湾助东公司。助东公司在台湾是搞有线电视网的，当时台湾没有直播卫星，所以急于寻找星源。
1994年元旦一过，王德国就返回北京，向牟其中写了份业务汇报，然后就开始和台湾助东公司谈判出租业务。
1994年3月，王德国与台湾助东公司签订了草案，条件是对方先交钱后使用，一个转发器215万美元，两个一共430万美元，助东公司先交定金40万美元。这一买一租之间，南德一年就可以净赚75万美元。
1994 年 6 月，南德与台湾助东国际实业公司签下了卫星租赁的正式合同：合同租期为5年，共有两个转发器，每个转发器年租金215万美元，5年合计租金收入为 2150万美元，付款方式是循环信用证。初期定金为 40 万美元。南德要保证助东公司的卫星电视节目于1994 年10月1日正式在台湾播出。
不久，国内出台政策明确不允许民营企业从事卫星业务，南德只好在美国注册了“罗斯福商用卫星公司”专门做卫星业务。后来与台湾助东公司的合同，就是以罗斯福卫星公司名义签的。
由于卫星在轨需要2个月的调试时间，且在调试完毕后要按南德与台湾助东公司所签署的合同，将卫星从东经44?E漂移到东经71?E，又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台湾助东公司要在台湾地区的电视屏幕清晰无误地收到电视节目后，与南德所签的租用合同才能正式生效，才能支付南德租金。南德人按奈着成功的喜悦心情，一直等了几个月。
1994年6月底，台湾助东公司的40万美元定金汇到了美国罗斯福卫星公司的帐上，南德卫星公司的工作人员才松了一口气。
再次名扬四海
继1992年飞机贸易后，牟其中的名字再次震惊了国内外。
7月28日，《南德视界》正式发布新闻，宣布南德商用卫星公司发射“航向”卫星成功。
7月底8月初，国内很多报纸先后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条爆炸性的新闻：
“牟其中放了一颗卫星！”（上海《文汇报》）
“南德卫星又上天”（《工商时报》）
“中国民营企业凌空升起”（《中国青年报》）
“中国民营企业已能参与国际高科技术，南德‘航向’商用卫星发射成功。”（《消费时报》）
《华商时报》的标题更有意思：“以说话狂放做事大胆著称的牟其中这次‘玩’上了天。”
发表消息的还有：《北京日报》、《金融时报》、《经济参考报》、《华声报》、中国新闻社等。
有报道称：
由南德经济集团建立的美国罗斯福对华投资公司同俄罗斯航天总公司联合投资、制造应用的“航向”卫星已发射成功并将正式投入使用。“航向”卫星是俄罗斯航天系统最新研制的用于直播电视广播的新型卫星，该星采用国际统一技术标准，设计寿命5—7年。星上装有用于直播电视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三个功率KU（18/12CHZ）转发器，对客户直接接收卫星信号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星上三个转发器使用两付移动发射天线（即地面覆盖区域可调整），为转发器的商业开发创造了极有利条件。该卫星也可使用移动式地面上行站发送节目，为广播电视，特别是新闻采访、体育实况广播等节目提供了有效工具……”
南德卫星公司总经理王德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今天和今后所做的事，是要载入史册的，是要经得起历史老人的检验的。是不是这样，当然只有历史才有发言权。“
1994年10月1日助东公司卫星节目顺利开播，台湾方面邀请牟其中、夏宗琼、王德国和彭莜沙等南德高层去参加他们的卫星节目开播酒会。那时两岸之间人员往来很少，大陆每年去台湾的只有几十人，南德一次就被邀请去4人，实属罕见。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只有王德国一个人去了。
台湾当时没有建立直播卫星（DBS）上行站，助东公司将节目录象带空邮到南德莫斯科办事处，南德工作人员再将录相带送到莫斯科郊外的杜布纳上行站播出。台湾的录相带主要是电视剧节目，时间性不那么强，每次寄一个星期的录象节目，下一组录相带寄到后，把上一组录相带寄回去，如此循环往复。
助东公司董事长是台湾有名的国民党立法委员沈智慧，她与国务院台办的关系密切。国务院台办知道南德卫星在境外开播后，派人专程到南德慰问，表示支持。
1995年，国内宏观调控再次开始，南德在国内的资金开始吃紧。牟其中计划使用信用证融资。
台湾企业开出的信用证资金信用情况好，银行信用证案金交纳100%。他给王德国算了一笔帐，如果台湾公司开出5年的信用证，那就是215万美元/年×2个转发器×5年=2150万美元，如果采用信用证抵押贴现，按90%贴现将有1935万美元，当时南德全部债务最多1000万美元，还了全部债务后，净利润还有近1000万美元，南德的日子将相当好过。
南德做成航向1号卫星项目的前期花费并不多，主要是人工开支、出差费用。另外，南德还打了个时间差，卖出是先交钱后使用，买入是先使用后交钱。台湾公司向南德交了定金，南德再用定金支付俄罗斯。南德卫星业务的资金运作十分成功，经济效益非常可观。
“卫星业务的成功再次证明老牟在关键时刻的决策很正确，如果老牟当时没有把我们送到俄罗斯莫斯科现场，就不会有南德卫星业务后来的成功，或者有机会也会擦肩而过。”2004年6月30日，王德国在北京回忆起那段日子时依旧感慨万分！
南德卫星欲称雄亚洲
卫星项目大获成功，南德上下兴奋异常、欢欣雀跃。
卫星技术专家告诉牟其中，卫星通讯由于适应大容量、高速率、高质量信息传输的要求，至少在今后50年内仍为发展速度最为迅捷、规模最为庞大的产业。到2005年世界卫星通讯市场将达到4000亿美元的规模。全球的大公司无一例外地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意欲在此行业大展宏图，确立其行业龙头地位。
牟其中显然不愿放弃这么一个有着庞大潜力的市场。在操作第一颗航向卫星的时候，牟其中的胃口已经变得很大，他要做航向系列卫星。
牟其中指示南德国际商用卫星公司，密切注视当今世界通讯领域高科技发展的潮流和趋势，跟踪并筛选了一些能极大改变现今人类通讯方式的项目。牟其中认为，南德国际商用卫星公司已经是亚洲发展DBS卫星的先驱，他需要全方位出击，在亚洲DBS卫星、全球宽带系统、卫星抢救及延寿、地面网络建设及服务等领域和项目中与一些世界级垄断公司合作。通过实施这一系列合作计划，彻底改善亚洲地区落后的通讯环境。
1994年5月，王德国被派去俄罗斯，与俄罗斯信息公司商谈航向2号和航向系列卫星的制造、发射业务。对方答复，还可以生产制造一颗更好的卫星，报价5000万美元，当时美国生产一颗同类卫星最低也要1.2亿美元。双方商定，南德罗斯福商用卫星公司出资4000万美元，俄罗斯信息公司出资1000万美元，轨道位置和地面控制系统等技术问题由俄罗斯信息公司负责，在英属直布罗托（被称为“避税天堂”）组建航天投资公司。在新公司中，南德占70%股份，俄罗斯信息公司占30%股份。
该次谈判的过程和决议内容，都记载在王德国向北京南德总部汇报的《航3卫星项目分析报告和会谈谈判纪要》里。
1994年5月，春暖花开，莺歌燕舞，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
南德集团与俄罗斯信息总公司在南德总部举行了航天投资公司成立、航向卫星系列项目签字仪式。身材魁梧俄罗斯信息总公司总经理契尔林院士，把一枚精致的发射火箭模型赠送给南德集团，同样身材魁梧的牟其中高兴地接受了这个礼物，这象征着双方合作的顺利启动。当场有人揿动相机按钮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记录下来，这张图片成为南德集团进军国际航天领域的历史见证。
这颗由双方新成立的公司发射的卫星被南德称之“航向3号”。南德前期在这颗卫星上先后投入了127万美元。王福恒随后被南德派驻在俄罗斯负责这颗卫星的制造。按照协议，俄方每个季度要提供制造进度报告，南德根据进度报告，经检验后再投入下一期资金。
这时，俄罗斯信息公司的仓库里还存有颗航向2号卫星，航向2号与航向1号是同一型号。1995年3月，老库告诉南德驻俄罗斯办公室航向2号也将发射，开价是3000万美元。
牟其中这时的口气很大，认为南德可以独立承担投资。于是，南德又与国际卫星组织签订了航向2号发射合同，确认3000万美元由南德独立投资。
王德国估算，航向3号投入4000万美元，航向2号投入3000万美元，总投资达到7000万美元，这笔巨款从哪里来呀？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此时牟其中却是信心十足。他除了希望拥有航向1号、航向2号、航向3号三颗卫星外，还计划于1997年再发射航向R、航向RM两颗大容量通讯卫星。
1995年7月4日至5日，南德罗斯福商用卫星公司组织了俄罗斯航天技术专家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国家航天局国际合作司、广电部、邮电部等国内部分航天技术方面的专家，在南德集团北京总部召开了航天技术论证会，并对航向R、航向RM两颗卫星的总体设计方案进行了全面审查、论证。专家们认为，这两颗卫星具有较高的性能价格比，能用地面指令控制改变覆盖区域，尤其是航向RM的设计，具有当代世界先进水平。
国际航天投资公司（南德罗斯福商用卫星公司与俄罗斯航天总公司合资）第一次董事会同时在京召开。董事会就卫星的技术方案、操作方式及投资方式等具体问题形成了决议。
1995年8月9日，南德罗斯福商用卫星公司与南非国家卫星工业公司就进一步合作问题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及《在南非和南部非洲开拓卫星应用市场、扩大卫星接收机在非洲地区销售的会谈纪要》。当天下午，南德罗斯福商用卫星公司又与台湾中环公司，台湾嘉誉传播有限公司签署了组建合资公司的协议（草约）。协议规定合资公司租用罗斯福商用卫星公司的航向卫星，三方共同投资数百万美元建设卫星地球站，卫星地球站将采用目前国际最先进的压缩技术，可提供10—20个卫星信道出租，前景十分乐观。
在《大战乾元飞龙在天》一文中，南德人自豪地称：
南德罗斯福商用卫星公司业务会议的召开及各项合作协议的签订，预示着南德的卫星事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开拓与发展以及南德“飞天”计划的进一步实施。
这时，按已签署的航2、航3合同南德的卫星转发器已达到了20个，在亚洲地区基本上可以算是最多的了，可以稳居行业龙头地位。现在看来，用7000万美元就可以称雄亚洲，当然是非常划算的，加上优质卫星转发器，还有地面控制设备，大大低于美国的费用，现在租一个卫星轨道位置就得1000万美元。当时俄罗斯处于一个经济非常低迷的特殊历史时期，南德才有了这样千载难逢的良机。
但是，7000万美元毕竟是一笔巨额资金，钱从哪里来？对于一个没有国内金融业支持的民营企业来说，这似乎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山。
这就是南德开始围绕卫星项目进行大规模的融资活动的由来。
信用证问题初现端倪
牟其中首先想到的是台湾助东公司的那2150万美元的循环信用证，他想将信用证贴现，于是，让王德国去台湾进行开证程序谈判。王德国在台湾呆了3个星期，由于台湾助东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为资金投入产生了意见分歧，不能按协议向南德开具5年期（6个月一次）的循环信用证，2150万美元的贴现也变得几乎没有希望了。
但台湾助东公司为支付租金已经开出了100万美元的信用证，牟其中认为无济于事，坚持不要。他对王德国说：“老王，你怎么只想小钱不想大钱？”王德国当时的想法是：“我是卫星公司总经理，按照合同收款是我的责任，100万美元也不算个小数，他们给咱就先要，其他问题接着再谈，这是很正常的商业方式。”
这时，国内找南德商谈一起投资卫星的单位有好几家，这让牟其中对形势的估计产生了过分的乐观。他雄心勃勃，一心想把卫星项目做大，根本就不把台湾助东公司开的那100万美元信用证当回事。王德国没什么可说的了，他必须服从老板。老板是站在全公司的债权债务的角度考虑问题，他只是站在卫星公司这个局部角度考虑问题的。
王德国从台湾回到北京后马上又到南非去开发市场，不久又到莫斯科。此后找台湾助东公司开信用证的事情就没有人管了。
台湾助东公司租用了七八个月卫星转发器，除那40 万美元定金外一直没有支付南德租金。最后，南德只好关闭了向其出租的转发器。之后，南德曾多次与台湾助东公司谈判还钱的问题，但双方在租期认定上有分歧。南德认定的租期是从1994年9月15日到1995年5月15日，一共8个月，租金103万美元；台湾方面认定是7.5个月，租金一共97万美元。
由于分歧问题，还款问题久拖不决。后来，台湾助东公司倒闭了；再后来，南德也出了问题，牟其中被关进监狱，南德集团顷刻间分崩离析，人人自危，更别提收帐了。至今，助东公司欠南德的100万美元左右的租金也没能收回。
“当时我要是收了100万信用证就没有今天的欠债问题了。”每每回忆起那件事情，王德国都后悔不已。他认为，那明显是牟其中的失误，牟防范意识不强。此外，这笔坏帐的产生也与南德的机制有关。按照当时南德的业务规定，做项目的不管钱，做金融的不管项目，业务资金由集团金融部办理，业务部门只管项目设计与管理，不过问资金来源，两部门之间由牟其中协调处理。因为南德过去曾经出现过这方面的问题，一个人把项目从头到尾做下来，缺乏监督，很容易出现问题，把资源带走自己干。牟其中吸取了教训，规定业务与金融两部分严格分开，他在中间平衡，哪一个部门离开其它部门的配合都无法运作。
助东公司内部出现问题后，南德开始寻找新的客户。在这之前，南德与美国丹佛的回声卫星公司签订了开发非洲市场的合同。南德有卫星，回声卫星公司有市场，于是决定共同开发非洲市场。4月，王德国去南非呆了一个多月。
这时，俄罗斯的星源出现了危机。俄罗斯航向2号卫星的信息被美国知道了（这可能与南德为开发国际市场进行的新闻炒作有关）。当时整个东半球卫星都很缺，美国某公司开始与南德竞争航向2号卫星。南德开价3000万美元，美国人开价3500万美元，南德明显处于劣势。正当“山穷水尽”之际，却又“柳暗花明”，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天平开始向南德倾斜。俄方在付款方式上坚持现金付款，西方商业规则普遍实行信用证付款，俄、美双方的谈判因此搁浅，而南德却可以满足俄方现金付款的要求。面对两种不同的支付方式，俄罗斯人最终还是选择了与南德签订合同。
在这场国际商业竞争中，现金打败了信用证，南德赢得了机会。
1995年，南德开始焦头烂额，不仅在资金上面临着重重困难，俄罗斯方面多次催款，牟其中组织的融资小组却依旧没有任何回音。牟家和夏家两个家族的矛盾在南德已经公开化了，闹得一塌胡涂，还曾经打了起来。家族矛盾给南德发展蒙上了阴影。
1995年8月的一天，牟其中在北京门头沟的家中主持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特殊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集团理事会成员和各公司、部门的总经理，大概十几个人，办公室秘书夏宗伟也参加了会议。而南德的副董事长夏宗琼和时任事务部部长的夏宗珍却没有被通知参加这次会议。
会议的气氛很沉重。老牟开门见山地说，“小夏（宗琼）这么闹，你们看怎么办？”
那时夏宗琼与牟其中在公司的发展等重大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她已经在许多公开场合与老牟闹对立，甚至要求把南德的财产、业务与老牟一人一半分开，所以老牟很担心，让大家在会上表态。这本是家族内部的纠纷，让参加会议的人都很为难。
这时，南德卫星公司总经理王德国说：“南德是民营企业的一面旗帜，我们一定要注意旗帜的形象，这件事应该低调处理。”牟其中沉默不语。会场上静得连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随后王德国话题一转，“我看见姚红发来传真说那笔资金到了，我们现在主要应该把业务上的事情抓紧，公司不要内耗太大，以免影响大局。”
老牟一听眼睛都亮了：“什么？什么？老王你再说一遍！”
“我刚才从集团总部过来时看见姚红发来的传真，说卫星的第一笔资金300多万已经到了。”
老牟立刻派司机去拿传真过来。这笔钱正是姚红办的第一笔美元资金，就是所谓的《八八协议》的融资渠道。多日来笼罩在牟其中心头上的阴云立刻散去。直到这时，王德国才放下心来，知道航向2号卫星项目正式启动了。
会议上大家都表态跟着老牟干，老牟终于放心了。这时他的心情是特别好，让王德国尽快去莫斯科，因为10月份就要发射航向2号卫星。
这笔钱正是姚红按照所谓的《八八协议》办的第一笔款380万美元。南德的信用证问题自此开始发生了。
随后，南德开始陆续向俄方支付资金。本来南德的处境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但通过姚红他们金融部门筹来的美元还是在不断地汇到南德帐上，再由南德汇到俄罗斯。南德的困境暂时得到了缓解，这架庞大的机器似乎又高效地运转起来了。
北京时间1995年11月17日22时25分，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的俄罗斯拜科努尔宇航中心，南德集团航向2号人造地球卫星顺利腾空。
南德集团内部宣传音像资料片上，一个雄浑的男中音配合那发射火箭腾空呼啸的壮丽画面在解说：
这是南德集团第四产业理论的又一次宏大实践，这是南德集团金融全面国际化的里程碑，这是南德集团全面进军国际高科技领域的序幕，这是南德集团全球综合能力的又一次检阅……
1996年5月，南德向俄罗斯方面支付了最后一笔资金200万美元，南德已总共向航卫星项目支付了1250万美元。
但是，南德的已经陷入举步维艰的局面，再没有能力继续支付资金了。
曾经给南德带来新的辉煌的卫星，正在开始变成南德灾星！
第十六章 煮熟的鸭子飞了
一个民营企业做成了卫星，这确实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卫星项目的进展带给牟其中巨大的喜悦与激励，他有一脑子的豪情与诗意。有如陆机描述那种灵感来临时的情景：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心游万仞……情瞳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但是，南德的遨游太空计划，虽然在天上取得了成功，然而在这个坚实的大地上却马失前蹄了，这是牟其中始料未及的。 他的豪情不得不屈服于严酷的现实。
退而求其次的协议
1995年的全国宏观调控使南德开始焦头烂额，当南德资金不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时，牟其中不得不放弃南德独立投资卫星项目的原定方案，重新考虑解决卫星资金问题的办法。
1996年2月，南德邀请国际卫星组织主席库达良夫采夫、俄罗斯航天信息总公司总经理契尔林到北京研究解决方案。此次会谈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第一，航1、航2卫星如何处理？第二，航3的后续投资怎么办？
2月15日，经过协商三方在北京签订了《共同经营协议》，将原来的南德独家投资改为三方联合投资。
共同经营协议
该共同经营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是在南德商用卫星公司（以下简称为A方），国际卫星组织（以下简称为B方）和航天信息总公司（以下简称C方）间签署的，于1996年2月15日起生效。
各方由于以下责任，参与本协议：
1． 根据B方、C方协议，B方成为航向1通信容量的排他优先使用者。
2． 根据B方、C方共同经营协议，B方成为航向2航天器部分产权拥有者。
3． A方、B方愿共同进行航向1、航向2航天器商业经营。
4． 航向1航天器生产和发射总投资为2000万美元。
5． 航向2航天器生产和发射总投资为3000万美元。
……
第二章 各方责任
2.1.A方承担以下责任：
2.1.1．向B方完成航向1航天器生产和发射的补偿投入为800万美元，依下列进度投入：
1996年2月28日前 160万美元
1997年1月31日前 160万美元
1998年1月31日前 160万美元
1999年1月31日前 160万美元
2000年1月31日前 160万美元
2.1.2.向B方完成航向2航天器生产和发射的投入1800万美元，依下列进度投入：
1996年2月28日前 1000万美元
1996年3月31日前 800万美元
……
本协议由俄文书就，一式三份，签于1996年2月15日
国际卫星组织 库达良采夫总经理（签字）
北京南德商用卫星公司 牟其中总裁（签字）
航天信息公司 契尔宁总经理（签字）
《共同经营协议》约定，南德委托国际卫星组织把航1、航2卫星的5个转发器租给俄罗斯“桥”集团，即俄罗斯股份企业“博那姆银行” （该企业老板是俄罗斯著名私营企业家、传媒大亨、金融寡头，后来逃跑到西班牙，现正被俄政府要求引渡）。该集团计划用航向卫星办独立电视台节目。合同约定每个转发器250万美元，每年共计1200万美元租金，租期5年，租金共计6000万美元。
《共同经营协议》明确规定了股份比例：南德占60%股份，即出资1800万美元，其余1200万美元，由国际卫星组织和航天信息总公司共同出资。三方的商业利润按所占股份比例分配。这份文件由牟其中、库达良夫采夫、契尔宁三人共同签署。
按这份合同，南德60%的股份，每年可分到720万美元的租金收入。
南德实际上已投入了1250万美元，离应投资的1800万美元还差550万美元，牟其中答应1996年8月份支付剩余部分。牟其中显然认为自己还完全有能力支付。
《共同经营协议》签订后，牟其中准备去美国寻找资金，据说美国方面答应给南德提供融资。牟其中计划从美国拿到钱后支付那剩余的550万美元，然后再以60%卫星股权作抵押到银行贷款。这是一种国际上通行的资金运作方式。
忍痛卖卫星股权
1996年3月18日，牟其中在北京机场被扣留护照，到美国融资的计划被无限期搁置。
形势的发展对南德越来越不利，南德的资金状况越来越困难，已无力继续投资了。不得已，南德再度调整了投资计划。只得作出卖出股权的决定，颇有点“壮士断臂“的惨烈。
1996年7月，由王德国出面与俄罗斯签订了财务调整协议，即将南德实际投资所占航向2总投资的股权转移给国际卫星组织和航天信息总公司，南德以此获得现金。眼看大把利润就要到手，另两个合作方当然同意南德退出。三方协商后，决定按照南德实际投入计算所占股份，并享受退出以前即三方合作期间的利润分成。南德已经投入1250万美元，占总投资额3000万美元的41·66%股份。
牟其中打算卖掉卫星股权的决定，让王德国十分心痛。他给牟其中算了一笔帐：南德的卫星项目按目前的状况，今后几年内可以收入6000万美元左右，而南德的债务加起来不过4000万美元，负债率不过60%多，应该属于经营不错的公司。现在把一个刚刚进入收益期的优质项目卖掉，岂不是让“煮熟的鸭子飞了”？
在大事上从来以精明著称的牟其中岂能算不清这样简单的四则题？目前只能有一种解释：卖掉卫星股权，牟其中也是迫不得已。当时，无锡生产资料公司紧逼南德归还1亿元人民币，简直到了掐脖子的程度，牟其中快顶不住了。
据王德国称，无锡生产资料公司的那1亿元人民币最早是给作为参加南德集团的共同投资卫星项目的，后来社会上对南德的谣传越来越多，无锡方面害怕了，提出要退股。而牟其中对卫星项目信心很足，于是乐观其成，南德与无锡生产资料公司重新签订了一个协议，将无锡方面的投资变更为南德的借款。就在南德卫星项目大功即将告成之际，国内对南德的新一轮舆论攻伐开始了，社会上传言四起，南德风雨飘摇。无锡生产资料公司惟恐交给南德的资金出现问题，立即催着南德还钱，并告诉牟其中，如果不能及时还钱，债主们要去天安门自焚，去中南海静坐……
牟其中已经发现有关方面对他施行24小时监控了，他不能在这种时候把事情闹大。如果债主们一闹起来，他担心马上就会被抓起来，他必须首先摆平无锡的债务危机。他不得不忍痛作出出让卫星股权的决定。
几年来王德国为卫星项目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很清楚股权背后的巨大收益，死活不同意出让，甚至与牟其中争吵起来。牟其中无奈地对王德国说：“老王，如果不卖卫星我就要被抓起来，再好的项目又有什么用呢？”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王德国无言以对，只能执行。
最后的挣扎
航1、航2租期虽然是5年，实际上它的寿命并不止5年。直到牟其中被捕近7年后的2005年，那两颗卫星还在天上正常运转。如果按照7年的寿命，可收入的租金为8400万美元。从理论上计算，南德可分到3500万美元；如果按10年寿命计算，租金总计为1。2亿美元，南德可分到5000万美金；按12年寿命计算，租金总计可收入1.44亿美元，南德可分到6000万美元。
由此可见，即使在环境如此恶劣、操作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南德卫星项目依然是个高收益、高回报的好项目。牟其中在苏联解体后经济异常困难的特殊历史时期，敏锐地捕捉到这个巨大的商机，用很少的钱在很短的时间内创造出巨大的商业利润，这在世界商业史上也称得上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
王德国坚持自己的看法，南德的卫星项目，是名利双收的成功之作，而并不是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只有新闻效应没有经济效益、花钱赚吆喝的赔本生意”。他认为：“那本《首骗》的作者当时在南德的地位很低，根本不可能接触到卫星项目的深层内容，他也完全不懂与卫星项目相关的科技知识，他在那本书中乱写一通，只能说明他对卫星项目的一无所知，是不负责的信口开河。”
他说，“我要把历史的本来面目告诉世人，因为我是真正的知道南德卫星内情的人。”
在严峻的情势下，南德被迫仓促地把卫星项目低价卖掉了。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这个决定虽然拯救了南德一时，却毁了南德一世。
牟其中原来以为，他卖了卫星股权，将无锡的钱一分不少地退了，南德债务危机就过去了，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南德就此也就被拉进了泥潭。
王德国一脸凝重地对作者说，“其实，本来只是个经济纠纷，南德还有偿还能力嘛，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老牟想，他卖了卫星把无锡的钱一退就没事了，但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贵阳交行在南德信用证事件中扮演的是担保人角色，南德将卫星股权全部出让后，所得资金又主要归还了无锡生产资料公司，贵阳交行可能认为南德已经没有卫星资产可以变现了，一无所有，变成了穷光蛋，自己的风险就突现出来了。他们以为把南德以信用证诈骗罪告上法庭，就可以脱离干系。其实这样把问题复杂化的结果是几败俱伤，南德有资产也无法偿还，最终是国家受到损失，法庭也陷进了难以摆脱的困境。”
现在看来，变卖卫星股权，归还无锡生产资料公司的借款，导致南德巨额的预期收益成为泡影，在当时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却因此越陷越深，终于全线崩溃，这也许是牟其中商业生涯中最大的决策失误。
1996年3月份，牟其中被“边控”以后，王德国在莫斯科必须不断向对方解释南德为什么不能按时履约。他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
南德被国家有关部门调查，牟其中被“边控”和遭到24小时监视的事件，很快被境外媒体广为报道。一些媒体甚至报道牟其中已经被抓起来了。欧洲影响巨大的英国《金融时报》称老牟已经被捕，国际卫星组织马上作出了反应。
库达良夫采夫看到报道后第二天就问王德国：南德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们的总裁牟其中已经被政府抓起来了，你们却还在与我们谈什么继续合作的事情？俄罗斯方面显然对南德产生了警觉，害怕南德在俄罗斯的办事处会发生什么问题。
好在库达良夫采夫对南德比较信任，没有被大量对南德不利的报道吓倒，依旧继续与南德合作。当南德提出退出卫星项目时，库达良夫采夫也很诚信，没有找任何借口拖欠南德的股权转让款。
1996年9月以后，王德国主要在做两件事：一是按照与俄罗斯两方所签订的卫星股权转让协议，催收1400万美元。王德国与老库商定了一个回款时间表，俄方按照该表将美元一笔笔汇给南德；二是处理航3卫星的遗留问题。
国外媒体关于牟其中已经被抓的谣传越来越多。王德国每天都要从莫斯科和牟其中通两次电话，一是探听国内的局势变化，二是给牟其中汇报俄罗斯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进展情况。这时牟其中显然认为这笔股权转让款就是他的救命稻草。9月18日，王德国从莫斯科给牟其中写了一个情况汇报：
牟总：
今日工作进展如下：
上午9点与老库约好下午4点就“调整双方财务关系的协议”文件签字问题进行会谈。我再次强调了上次双方协商的付款进度，老库讲他会按照他承诺的时间付款。关于付款方式，在电话中无法详细讨论。16日的会谈中我提到过用信用证方式支付，他表示原则上是可以的，但不能马上表态同意与否，需要与人商量。所以我想见面再详细讨论，找出办法。
下午4点，我们准时赶到国际卫星组织。由于老库与俄邮电部部长及国际电讯联盟的副主席会谈时间延长，我们之间的会谈实际上在下午5点才开始。
会谈一开始，我讲明了这次会谈的主题：1、有关我方律师参与国际卫星—8号项目文件讨论的时间问题；2、关于“调整双方财务关系的协议”文件签字问题。这时，老库打断我的话说：“我刚刚得到消息说，南德目前在国内遇到巨大麻烦，象金字塔一样债台高筑，而没形成固定的收入。”我当即解释说：“这个消息正是南德在三个月前就遇到的麻烦。我们的总裁曾委托我向你说明情况，考虑到这件事太庞杂，我准备找一合适的机会向你介绍这件事情，而这件事也正是我们近期资金没有到位的根本原因。”我随即问他：“你从哪里得到这一消息”？老库回答说：“从伦敦。今晚我会得到详细的传真资料”（我估计是律师达巴洛夫传给老库的信息，因为目前他正在伦敦。上次老库给我的那份报纸资料也是达巴洛夫传给老库的）。
我向老库介绍了南德目前的产业机构、债权债务状况和牟总在中国的实际影响。我强调：我们双方的合作是建立在实际投入的基础上，不管南德遇到多大麻烦，我们自己来处理，不会影响我们双方的合作项目。老库说：“我对中国的合作伙伴很关心，你们的情况不好，会影响到我们的情况也不好”。老库随即问：“牟总先生现在在哪里？”我回答：“在北京。我每天都要和他通一至两次话，他对目前我们的工作进展十分关心。前一段时间有很多谣言和传闻，国际上有些报纸甚至说牟先生已经失去自由。”老库随即打断我的话说：“我得到的消息正是这样。我作为一个年龄比你们大，经验相对丰富的老同志向你们建议，我们之间的合作先缓缓。因为双方共同经营航向卫星的协议是牟先生签字的，目前这种状况双方签任何文件都是不合适的，对你、对我、对牟先生一样。”当时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笑着说：“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你亲自和牟先生通一次话，这些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他马上回答：“对，我正希望这样。”随后我们双方研究了明日通话时间，双方决定：明日由牟总在北京时间下午3点（莫斯科时间上午11点整）与国际卫星组织总经理库达良夫采夫正式通国际长途电话，双方将有关情况作一讨论。另：库达良夫采夫希望牟总给我一份授权委托书，委托我处理有关航向、国—8等与国际卫星组织合作的项目。（看来，今天从伦敦传来的这个消息已经开始对我们带来了不良影响，我们合作多年来他从未提出过类似问题。天晓得以后还会有什么罗嗦事。一句话，信誉危机呗。）
我的看法是：希望牟总在明天的通话中向老库委婉介绍有关情况。唯一能使老库增强合作信心的是，我们双方的合作是以实际投入资金为基础的。南德将以自己的实际投入资金为基础的。南德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实自己的合作愿望，说其它的都毫无意义。今天我已经向老库谈到了这个观点，他也点头表示同意。正象他讲的那样，今天的消息对他太突然，刺激太大，极大地打击了他与我们合作的信心。目前唯一的办法是：讲明情况，找出办法，重新树立起他的信心。
明天我计划：上午9点和老库联系，说你已同意于莫斯科时间上午11点和他通话。我将在11点前赶到国际卫星组织办公室，在你们通完话以后我马上抓紧时间和老库就“调整双方财务关系协议”的有关问题进行会谈，力争明日有个初步结论：希望明天把协议签下来。我将随时把进展情况向总部汇报。
以上为今日工作简况和我的看法。妥否，请牟总审定。
王德国
1996年9月18日莫斯科
外界关于南德的谣传已经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牟其中当然很清楚，但他已经无法控制局面了。
当时，王德国等在俄罗斯处理善后事宜的南德工作人员都很紧张，担心牟其中一旦被抓起来，俄罗斯那笔转让款就麻烦了，虽然法人被捕不应该影响支付，但肯定会遇到很多障碍，需要办一系列手续。
在王德国看来，如果产权不转让，南德卫星项目的收益是明摆着的：前半年有250万美元的收入，以后每年稳稳当当有500万美元的收入，用400万美元还债，还有100万美元留作业务活动经费，总有翻身的机会。他说：“巨人集团史玉柱东山再起的典范例子不就证明了这一点吗？“
南德以成本投入价把一个具有巨大利润潜力的绝好项目低价卖掉，无疑于饮鸠止渴，至今，当年参与该项目的前南德高层想起来都十分痛心！
这种痛心正好说明，南德卫星项目不是大话，不是宣传，不是吹牛，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痛心的是这么好的项目被自身无法控制的因素给弄得夭折了。
决定转让卫星股权那天，王德国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对牟其中说：“煮熟的鸭子飞了”。
牟其中当然比他更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心中的那种感受可能比任何人都强烈。但是他还要安慰王德国：“老王，不要紧，你别担心，我们还会有机会的。”
王德国为卫星项目惋惜，他对卫星项目有着太深的感情，就象自己的孩子一点一点带大了，那种感情是难以言表的。他投入了大量的心血，经历了千辛万苦，卫星项目已经进入了收益期，可以预见的收入是每年500万美元，两年多一点就可全部收回全部投资，这么好的项目上哪找去？但南德最终却选择了放弃……
王德国只能仰天长叹、欲哭无泪。
多年后王德国谈起此事仍唏嘘不已：“南德退出股权时，南德的航向3卫星项目实际上已经成功，剩下的事就是收钱了，那只是一个简单的过程。煮熟的鸭子之所以飞了，是其他因素造成的。就南德卫星项目本身来讲，绝对是一件曾经辉煌的、十分成功的商务典范案例！”
牟其中也是迫不得已出此下策。他在入狱后写的一份申诉书中称：
南德一直在试图归还信用证欠款，且南德是有能力归还全部银行和往来企业之间的欠款的。根据人总行1997年11月6日发的银发（1997）461号文件《关于南德集团高负债、高风险的通报》中的统计，南德的负债大约是2亿左右，姑且不谈南德的资产，仅讲流动资金，南德也是可以立即全部归还的。1996年3月18日，我赴美的目的，就是去正式签定已于1996年2月协议好了的，用已出租卫星的收益权，从美国大安银行抵押出2500万美元的现金。计划一部分归还XGI的借款（当时大约不到1000万美元），一部分归还到期债务。可是，由于某些人诬告，我在北京机场被“边控”，上述计划告吹。
以后，有关方面非得逼迫我把已出租的卫星的产权卖了，否则就会以用卫星行骗的罪名抓我。我解释，出租卫星有合同，这个部门说合同可能是假的。我说可以去国际电讯联盟查，天空中每一颗卫星都有注册登记的记录，这个部门也不去查，说：你卖出钱来了，就证明你没骗人，才能证明你的确有卫星。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只得通知卫星公司总经理王德国把卫星的股权卖了。王德国坚决不同意，后经我反复陈述利害关系，才于1996年8月，只把产权按直接投入的成本，加上已出租了半年的租金收回。按实际应收回的租金计算（12年期）6048-1400=4648万美元，这就是因为此次风波，南德仅在航向卫星项目上的直接损失。
国际卫星组织成了最大赢家
1996年3月，牟其中被“边控”后，他怕其他南德高层也被监控，让王德国赶快去俄罗斯处理南德卫星问题。王德国当年3月又去俄罗斯，在那里整整呆了近10个月，过了圣诞节才回国。
王德国到莫斯科后时，航3卫星已经在生产线上等待着，南德在航3卫星上前期已经投入了270万美元，卫星设计已经定型、部分配件已经购进。1996年7月，王德国在莫斯科向牟其中请示，航3卫星究竟还有没有能力做下去？牟其中只得决定放弃独资制造计划，引进其它投资者。
1996年8月，王德国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航天信息公司总经理契尔林商谈航3问题。契尔林向南德提供了一份报告，通报了南德所投资金的使用情况、卫星制造进度等细节。报告显示，1996年7月前，罗斯福商业卫星公司和国际航天投资公司汇入俄罗斯航天信息公司一共270万美元，其中卫星结构研究用去了该笔资金的96%（其中，生产技术工艺研究占了74%）。
南德与航天信息公司随后达成协议：认可俄方提供的资金使用情况与航3进展情况；鉴于罗斯福商业卫星公司一家投入有困难，双方同意考虑引进新的合作伙伴带来资金，加入航3卫星的生产。
牟其中曾在旧金山找了一家新的投资伙伴，准备引进新的投资，继续完成航3卫星后期制造所需的3630万美元投资。但由于牟其中出国受阻，国内又无法融资，南德在航3卫星项目上的投资暂时停了下来。
后来，俄罗斯方面把航3卫星改造成了“特别快车12号”，于1999年成功发射，投入了商业运营。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南德的前期投资该如何计算和收回？如果按合同总造价5000万美元计算，南德投入的280万美元应该占有5。4%的股份，每年应当分利100多万美元呢！
在南德出让卫星股权后，最大的赢家就是国际卫星组织，等于南德无息地借给国际卫星组织一笔钱，帮他们把航向1、2号卫星项目做成了。国际卫星组织没有承担任何风险却稳赚巨额利润，现在，国际卫星组织只需用卫星租金分批分期地向南德支付卫星股权转让款。
壮志未酬的小卫星
航向卫星项目被迫放弃后，南德并没有彻底放弃卫星业务，依旧在寻找时机。
由于卫星的发射费用昂贵，而对卫星的功能又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人们对卫星的探索从来就没有停止。随着小型电子设备和推进装置的发展，小卫星的研制得到迅速发展，卫星小型化已成为一种大趋势。小卫星以其独有的优势，正在发挥越来越大作用，如利用小卫星组成星座，实现个人手机双向移动通信。这种通信方式，不仅可以用于语音通信，而且可以用于传送数据、传真和图像，以及卫星定位等，不仅可以实现真正的全球直接通信，且具有手持机发射功率低、延迟小、没有死角等优势。此外，现代小卫星在军事侦查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开发投资少、见效快的小卫星已经成为军事航天战略的一条最实际的策略。另外，还可以利用小卫星进行地球观测和空间探测，获得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等领域里的大量极有价值的信息。由于其体积小、重量轻，发射费用十分廉价，小卫星将给信息社会插上腾飞的翅膀。
冷战结束后，根据美苏销毁战略性武器条约，俄罗斯有300多枚MM19型导弹要销毁。有关机构设计了一个和平利用这些导弹运载、发射卫星的项目——把MM19型导弹的弹头拆下来，换装上小卫星发射到空中，再将卫星释放后在太空运行。卫星的发射费用十分昂贵，而利用这种方式发射小卫星，费用将十分低廉，可谓一举两得。
看到小卫星的广阔应用前景以及俄罗斯销毁导弹的难得机会，南德与英国萨瑞卫星公司、伦敦信息咨询公司及俄空间飞行器制造公司（俄航天部）合作，准备改造俄罗斯设在兴凯湖旁边的一个大型导弹发射场，利用俄罗斯即将销毁的导弹进行小卫星发射。合作三方商议，计划花1000万美元改造发射场，把MM19导弹的弹头分别换成6个小卫星，用火箭发射到距离地球600--800公里的轨道上。小卫星每颗收费50万美元，6颗就是300万美元。按照收益预算，发射3颗就可以几乎全部收回投资，也就是说每次发射都有50%左右的利润！
英国萨瑞卫星公司、南德卫星公司和英国信息公司最终决定合作，英国信息公司负责市场开发，萨瑞公司本身就是小卫星制造商，每年都有2—3颗小卫星需要发射，这家公司除出资外，还占一些技术股份。三方商定，南德出资700万美元，萨瑞出资200万美元，信息公司出100万美元，股份比例依次是6：3：1。而俄方在此项目中的收益是导弹的回收费用和美国支付的销毁导弹的援助款。
当时，三方预测，国际上每年有发射几十颗小卫星的市场。这将是多么具有前瞻性的一个合作！由中国一个民营企业促成的这个项目，又是南德国际化的创举。
在小卫星方面，南德还有一个计划，即发射系列小卫星组成卫星星座，如以8颗小卫星组成一个星座，用于地区观测、通讯、减灾、救灾，地质勘测，能源调查、遥感遥测等。南德在这个项目上先后投入了几十万美元进行市场调研，马来西亚政府已经与萨瑞公司签订了租用这些小卫星的合同。
遗憾的是，陷入困境的南德已经无力回天，这个项目最终不了了之，再次错失了一个绝好的商业机会。
到了今天，小卫星的市场前景依旧十分可观，国内外很多大学都有发射小卫星项目，如我国清华大学就有一个专门做小卫星的公司。可见，南德是我国搞小卫星的先行者，当时计划发射小卫星的决策是十分超前和完全正确的。
香港投资公司的计划落空
1997年6月5日到6月14日，南德商用卫星公司总经理王德国和项目经理姜建农在赴新加坡参加97’亚洲电讯会议之前，途经香港，同美国普盖茨律师事务所香港办事处的代表、日本某财团的汪长禹先生、日兴证券的陈舜权先生，就有关项目操作和融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会谈。
汪长禹先生建议：南德应在香港成立一家航天卫星投资公司，将原来卫星公司的业绩包装在该公司内，扩大公司资产形象；在港以组建一家股份公司的方式吸引亚太区域有政府背景的通讯公司和个人财团入股，再吸纳一家美国的卫星制造商，共同从事亚太区域的DBS卫星业务。这个方案的好处是：香港是亚太地区经济中心，公司在香港注册可辐射到整个亚太地区；香港是亚太的金融中心，便于金融运作、上市。
早在1996年，汪长禹与王德国、姜建农就在北京有过会谈。汪长禹称，那以后，他已分别和台湾电信局、新加坡电信局、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的政府部门和相应的公司、财团有过接触。这些公司对航天卫星投资极有兴趣，且都有政府背景，并可解决落地许可及资金筹措，甚至轨道位置等关键问题。南德一旦在香港成立航天卫星投资公司，将很容易在香港进行金融操作。
地理位置偏居一隅的南太平洋小岛国汤加，已经在香港组建了一家公司，“包装”上市后股市表现很好。
“汤加能做到的，南德为什么不能做到？” 汪长禹说。
日兴证券代表陈舜权对南德的小火箭发射场项目比较感兴趣，他提出，找一家日本公司投资该项目（日商岩井），目前他需要得到更进一步的资料。南德集团答应，在按照程序签署保密协议后，将把有关资料给他，并进一步推进该项目。
王德国和姜建农在香港与新加坡，分别同美国普茨律师事务所香港办事处廖显章、刘静律师，国际航天保险经纪人ISB亚太总裁谢维立进行了会谈。
美国普盖茨律师事务所已有110年的历史，在世界各地有8个办事处，230多个律师，总部在西雅图。西雅图办事处向微软、lntel、波音等著名公司服务，香港办事处是中国长城公司的海外法律顾问，与国防工委、航天部关系密切。
南德集团希望与普盖茨律师事务所在法律事务方面进行合作。廖显章表示，与南德合作首先要征得国防工委和长城公司的同意，但他认为，同意的可能性非常小。另外，普茨律师事务所香港办事处目前只做法律顾问，并不从事金融方面的业务。
考虑到廖显章与微软公司的关系，王德国希望廖显章能为南德进行Teledesic项目提供帮助。廖显章欣然同意，但同时提醒王德国，Teledesic只是盖茨本人的个人投资，与微软无关。对于小火箭发射场的项目，廖显章提出，市场不应只着眼于为低轨道系统构成时发射，还应考虑到系统完成后的替补发射。廖显章向王德国等人推荐了ISB国际航天保险经经人公司亚太总裁谢维立先生。
ISB是国际航天卫星保险业首屈一指的保险经纪人，其业务量占市场总额的70%，其业务范围非常专业，目前也是长城公司的保险经纪人。1996年长城公司发射失败，该公司组织保险公司在8个月内做出了赔偿。谢维立表示很愿意同南德合作，并表示，将为南德提供一些他们做市场的案例供南德参考。
97’亚洲电讯会议期间，王德国和姜建农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休斯公司、菲律宾安琪拉卫星公司以及ISB国际航天卫星保险经纪人公司进行了大量的项目商讨和会谈。
在同步轨道直播卫星方面，王德国、姜建农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休斯公司、菲律宾安琪拉卫星公司进行了会谈。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休斯公司近期均无空余的同步轨道直播卫星提供，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白尾-1”已经有客户，最终确定于1997年在7月1日发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可以卫星入股的方式参与地面经营。休斯公司也没有现成的DBS卫星提供，这个公司按照定单生产一颗DBS卫星需要24个月。
在97’亚洲电讯会场，王德国、姜建农与菲律宾安琪拉卫星公司的最大股东（占96.7%的股份）DHI的董事会主席米歇尔.C.U.德古兹曼先生进行了会谈。
德古兹曼介绍，菲律宾安琪拉卫星公司的安琪拉卫星—2转发器定租率已经达到50%（C波段—70%，Ku波段—30%）。他们的安琪拉卫星—1是俄罗斯的第一代卫星 “地平线”，目前对俄罗斯是先使用后付款，新西兰客户对该卫星运行状况非常满意。德古兹曼向王德国和姜建农介绍了安琪拉卫星—2、安琪拉卫星—3（法国宇航局制造）的完整商务计划。安琪拉总项目投资3亿5千万美元（安琪卫星—1是先租赁后付款，所以不计入），安琪拉卫星公司将很快在菲律宾上市。
德古兹曼称，公司欢迎外资投资安琪拉卫星公司，但投资比例不能超过50%（该国法律规定）。他希望在签署保密协议的基础上，交换双方的有关资料，然后再就投资事宜进行磋商。
南德还分别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休斯公司、法国阿尔卡特公司进行接触，希望能在全球宽带卫星通讯系统方面达成合作。法国阿尔卡特公司负责全球宽带卫星通讯系统项目的人员没有去参加97’亚洲电讯展，王德国从其移动通讯部门得到全球宽带卫星通讯系统项目人员的联系方式，并通过其转达南德集团对该系统的兴趣。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休斯公司的同步轨道全球宽带卫星通讯系统基本类似，技术方案已基本成熟，正在寻找合作伙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休斯公司代表都对微软公司的Teledesic系统表示怀疑，认为在技术上不可能完成。
王德国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休斯公司的系统方案与微软公司Teledesic系统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整理上报给南德总部。王德国初步认为，由于休斯公司较早从事全球宽带卫星通讯领域的研究工作，且已经有多年的实践经验，技术相对比较成熟。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休斯公司都表示在确立投资意向，签署保密协议后，将向南德集团提供详细的商务、市场和技术报告。
王德国将此次考察结果汇报给了牟其中。他在1997年6月17日的报告中指出，在同步轨道卫星项目方面，南德商用卫星公司目前已“无星”可言，为尽快扭转局面，可以参股安琪拉卫星公司。安琪拉卫星公司在1998年第一、二季度发射成功后，如果南德集团拥有该卫星的股份，南德商用卫星公司也就等于拥有了卫星。他建议从控投比例上探索进行该项目的操作。
汪长禹提出在香港成立卫星投资公司的意见，南德卫星公司在1996年也作了规划，并上报给了牟其中。此次报告中，王德国表示，“希望今年能切切实实在港开展此类业务，作出‘业绩’形象，突破点希望能选择DBS卫星上，具体在客户市场和融资结构上有所突破。”
这次考察，让王德国认识到，当前同步轨道宽带卫星通讯系统和低轨道通讯系统在全球通讯领域争执较大，各个公司各持已见，众说纷纭。他建议，南德卫星公司要加强调研，对几套方案进行有目的资料收集、征询有关专家意见。与几套系统的提出者同时接触、讨论。对比几套系统的技术方案、运营方案、金融结构、公司结构，最终作出综合平衡分析，为集团最终选择提供依据。
此时，南德在国内的形势日益恶化，已经没有能力投资了。这些项目最终都成了水中月、镜中花。
回忆起操作南德卫星项目的那段时日，王德国至今回味无穷：
我非常感谢老牟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大的舞台，我也没有辜负他，为了实现他的理想我做出了大量工作，他对我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在我一生中能够做成了这样一件很大的事情，我感到很满足。我负责卫星项目时与之打交道的都是一些国际上的重量级的公司和人物，他们来到北京都是国务院总理、国家领导人接见的，能够与他们面对面地进行业务洽谈，平等地进行交流，我在心理上有一种成就感。
那遨游36000公里高空的卫星确实是肉眼看不到的，那些纷繁复杂的幕后商业机密也是不曾公布的，所以很多人曾经对南德的卫星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怀疑与责难，也许是难以避免的。
南德的卫星项目，从独家投资到合作经营，再到卖掉股权，经历了这样的三步曲，划出了一条由鼎盛而至衰落的陨落的轨迹。
由于种种原因，一个比起“飞机贸易”更辉煌的卫星项目，在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之时被迫断送了，“鸿鹄之志”变成了坠落的风筝。许多的解释也就有口难言。南德只能在忍痛的同时，忍受着误解、忍受着屈辱。
第十七章 开发满洲里的进军
牟其中真是“贪得无厌”，在忙着天上的飞机与卫星的宏大事业的同时，没有忘记地上还有广阔的地理与事业的空间。他有一种深厚的、火热的满洲里情结，一种走向俄罗斯的执着渴望，一种跨出今天走向明天的梦想。
多年以后，牟其中还是不能忘情那块黑土地。他说：“当人们都发疯似地往南方淘金的时候，当许多企业都热衷于炒地皮、房产的时候，我却认准了这里应该是我的舞台。这是21世纪的大舞台。我为它倾注了我的心血，至今没有后悔。”
当那位当年南德集团负责满洲里开发项目的汪明泉去监狱探望他的时候，他还念念不忘地问起那里的情况，对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表示极大的遗憾。
满洲里的大地能够记得他吗？
他发现了“冠上明珠”
在中国北部边疆，有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有绿草如茵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辽远无际；有碧波荡漾的呼伦贝尔湖，纤尘不染；有巍峨耸立的国门，庄严肃穆；有热情奔放的蒙古风情，雄浑厚重；有承继远古文明的扎赉诺尔文化，源远流长；有中西交融的城市风格，独具魅力。
这里就是被誉为“北疆明珠”的满洲里。满洲里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市，当时人口仅30万左右。1901年东清铁路修建，满洲里成为东清铁路中国境内的首站，俄语为“满洲里亚”，音译成汉语变成了“满洲里”。其实当地原称“霍勒津布拉格”，蒙语意为“旺盛的泉水”。满洲里开始被世人注目，除了它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
满洲里是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口岸城市，背靠我国东北和华北经济区，北邻俄罗斯，西连蒙古国，位于东北亚经济区几何位置的关键处，对内背靠我国东北三省、与环渤海地区相贯通，经济腹地辽阔；对外连接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直至荷兰鹿特丹，所经沿线是俄罗斯人口最多、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东连海参崴、纳霍德卡等天然良港，与东北亚各国相望，经济战略地位显要，素有“东亚之窗”的美誉。
满洲里是开发中俄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交汇点。毗邻的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被誉为“21世纪的人类资源宝库”，在它1276万多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有着极其丰富的矿物原料资源、燃料动力资源、森林资源及其他资源。那里的木材蓄积量占世界的1/6以上，煤、铁、石油、天然气以及许多有色金属的储量都居世界前列。能源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1/3以上，其中煤占1/2左右，天然气占1/3以上，石油占1/4以上，此外，铜、铝、镍、锌、铅、钛等有色金属，金、银等贵重金属，钨、钼、锡等稀有金属及盐、磷灰石等资源储量也十分丰富。
据专家预测，在2010—2020年期间，我国对能源的要求急剧增长，约需进口4亿吨标准燃料，而俄罗斯在21世纪初每年将出口能源2—3亿吨标准燃料。我国对俄罗斯木材、原材料都有大量需求。这一地区也将是我国农产品和轻工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可见，西伯利亚远东地区与我国资源和产业结构具有天然的互补性和亲和力。
满洲里是我国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支点。在参与和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具有独特的优越条件。
一是服务范围广。满洲里口岸所吸引辐射的范围，国内除黑、吉、辽三省外，还包括山东、河北等华北地区，江苏等华东地区和国内有关省区；国外除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外，通过大连港、锦州港可以直达日本、韩国和亚太地区的有关国家。
二是运输距离短。从中国上海港海运到欧洲的汉堡（10718海里）、鹿特丹（10470海里）、阿姆斯特丹（10501海里）、不来梅（10701海里）等城市，需时45天左右，而走“亚欧大陆桥”经满洲里出境到达上述城市运距只有8000多公里，只用20天时间。
三是合作潜力大。内蒙古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东北亚及亚太地区的有关国家，与俄、日、韩、蒙四国贸易额约占全区的三分之二，其中对俄贸易占全区外贸进出口额的比重高达40%以上，而满洲里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因此，满洲里既是内蒙古向北开放的前沿阵地，又是亚太地区国家进入亚欧大陆的理想门户。
满洲里口岸为我国最大的陆路口岸，地处亚欧第一大陆桥的交通要冲，是我国环渤海港口通往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和欧洲的最便捷、最经济、最重要的陆海联运大通道，承担着中俄贸易60%以上的陆路运输任务。
近年来，中俄经济贸易和人员往来的发展十分迅猛。满洲里电视台2004年7月16日报道：
据满洲里海关统计，今年1—6月份，满洲里公路口岸旅检渠道进出境旅客达66.6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30%。
满洲里海关充分发挥H986集装箱检查系统，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等高科技设备的效能，在严密海关监管，降低查验率的同时加快了验放速度。
该关加强与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配合，两部门共用海关的X光机行李物品检查仪，实现了资源共享，减少了重复查验，从而提高了通关效率。
此外，近年来，满洲里市大力加强基础设备建设，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城市功能日臻完善，城市知名度大幅提升，吸引了众多的中外游客前来满洲里观光、旅游，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公路口岸进出境旅客的增长。
我们看到，满洲里政府的一份招商画册上称：
近年来，我们大力优化口岸环境，整顿口岸秩序，提高口岸效率，口岸货运量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客运量也逐年递增。1998－2001年，满洲里口岸进出口货物分别为316万吨、481万吨、595万吨和730万吨，出入境人数分别为63万人次、69万人次、98万人次和117万人次。2002年满洲里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980万吨，同比增长36.9%，出入境人数达140万人次，同比增长14.7%。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由于她不可取代的经济战略要塞地位，历史机遇将满洲里推上了迅猛发展的快车道。
具有经济战略眼光的牟其中，在他踏上位于祖国雄鸡状版图鸡冠上的这片黑土地荒原的那一刻，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个边境小城镇的重要经济战略地位，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兴奋，一个更有魅力、特色的词汇从他的大脑中跃然而出：冠上明珠！他的这个命名至今仍然是对满洲里最好的最响亮的称谓，一直为世人所沿用。
“瓶颈即商机”
满洲里口岸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最繁忙的口岸之一。然而，谁能想到，就在10多年前，满洲里口岸所在地还是一片荒芜的大草原，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蜿蜒而过？
1992年，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沿边开放城市后，通过满洲里我们与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日本、新加坡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关系，形成了贸易、金融、运输、仓储等综合发展的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体系，构建起了易货贸易、现汇贸易、旅游贸易、转口贸易并存的对外贸易格局。
牟其中是较早认识满洲里口岸的重要经济战略地位并积极推进发展的人，他的这一认识发端于做飞机贸易时向前苏联发货。后来满洲里口岸乃至整个城市的兴起，与牟其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还在他热心进行飞机贸易和卫星项目的同时，他已经把满洲里的口岸开发摆在南德集团的业务日程表上。也正是在从事那两个极为重要的项目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前沿地带的了解与认识。
在1992年的飞机贸易的操作中，牟其中发现了满洲里是中俄贸易运输中的一个瓶颈。
由于俄方采用的是宽轨铁路，中国采用的是国际标准的窄轨铁路，中俄之间的货物必须在满洲里铁路口岸进行换装“过货”——即货物换装，将中国运出的货物从窄轨火车上卸下来，装载到俄罗斯的宽轨火车上；同样，对方的货物进来，也要从宽轨车上换装到我方的窄轨火车上。牟其中亲眼看到满洲里换装场的换装效率很低，严重影响了发货进度，直到1994年，满洲里铁路口岸年过货量也只有100万吨。
南德做飞机生意时大约有1000多个车皮的中国轻工产品、食品从满洲里口岸出境，运输到俄罗斯。按照南德和前苏联方面达成的飞机贸易合同，要求双方同时由对方发货。前苏联的飞机当天可以飞到北京（当时是在北京国际机场交机的），而同时发出的装载中方货物的火车，要7天才能到达苏联。此时大量装满中国轻工、食品的火车车厢积压在满洲里的铁路线上，迟迟发运不出去，已经危及到飞机贸易合同的顺利执行。牟其中心急火燎地从北京赶到满洲里亲自催货督战，那段时日他对满洲里的落后的货物换装方式有了切肤之感。
别人看到的只是大量积压的车厢，情绪焦燥不安，而牟其中却以敏锐、独特的眼光看到的是“瓶颈即商机”。从那一刻起，他把目光转向了这个边陲小城满洲里，从宏观战略的高度认定满洲里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的下一个战略棋子就要落于此地！
20世纪90年代初，中苏关系解冻以前，满洲里虽是一座边防重镇，却是一个并不起眼的边陲小城，市内只有两三幢二三层高的楼房。从满洲里到海拉尔只有一条坑坑洼洼草原小路，没有飞机场，没有公路口岸，市区内没有程控电话。当时南德发货紧迫，为了便于南德集团在满洲里的办事处与北京总部进行业务联系，还是请了北京军区的朋友帮忙，专门从部队申请拉了一条军用电话线。
1992年7月2日到3日，满洲里市委、市政府召开关于满洲里—后贝加尔互贸区、合作区及城市总体规划有关问题的会议。与会者听取了内蒙规划所满洲里规划设计组关于互贸区、合作区规划及城市总体规划设计的介绍、讲解和说明。满洲里市政府构想的互贸区主体功能是以商贸活动为主，在互贸区内规划设计几个较大的市场和仓库。
中国改革开放后满洲里的边境贸易比较活跃，但一般人只想在满洲里做边贸生意，小打小闹地“捣腾”日用轻工产品，还没有一家有规模的企业敢在那里进行大规模投资。但牟其中却独具眼光，力排众议，此时，他看好满洲里的发展前景，头脑中正构画着一幅满洲里的发展蓝图：计划投资国际公路口岸、国际铁路仓储货场、飞机场等基础设施……
“面对这原始灵动、生机一派的绝好时机”，牟其中已经按捺不住要在满洲里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施展他的大手笔了！
建设东北亚经济中心
飞机贸易的巨大成功，为牟其中赢得了巨大声誉，以及牟其中对满洲里重要经济战略地位的认识，引起了满洲里市政府的重视。1993年4月7日到9日，牟其中应满洲里市政府市长祝广垲的邀请，一行9人访问了满洲里市，参观了中俄国门通道、互市贸易区、达莱湖、创汇农业区等。双方就中俄之间的经济合作前景、满洲里市在中俄合作中的特殊地位和南德集团开拓俄罗斯市场的决心及计划等方面，广泛交换了意见。满洲里市聘请南德集团总裁牟其中为满洲里市人民政府的经济顾问，参与满洲里市的全面开发，牟其中欣然接受了邀请。
随后，双方举行了两轮正式会谈， 4月9日于满洲里市签署了《满洲里市与南德集团会谈纪要》。祝广垲和牟其中代表双方在纪要上签字。纪要规定：
一、双方一致认为，中苏（俄）之间经济结构的互补性问题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人民币与卢布和硬通货币的自由兑换问题短期内亦无法解决，这就决定了中苏（俄）之间的经济合作的广阔前景，无论苏俄领导集团如何寄希望于西方，但经济规律决定了苏俄的经济出路必然在中国，这无疑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良好、广阔、稳定的国际市场。
二、双方一致认为，满洲里市在中苏（俄）的经济合作中具有不可取代的战略地位，无论是历史沿革形成的传统口岸还是目前中苏（俄）双方唯一的一条铁路通道，都证明满洲里市不可取代的地位。
三、但是，由于众多的原因，致使满洲里市的基础设施不够理想，影响了经济合作的纵深发展。
四、南德集团的宗旨是：为大中型企业服务，为地方政府服务，南德集团愿意参与满洲里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南德的宣传网络让全国人民了解到满洲里，让世界人民了解满洲里，改善投资环境，大量吸引外资，共同开发中苏（俄）经济合作这一巨大的经济资源。
此次会议上，南德集团决定立即筹建“满洲里南德地方铁路股份公司”，将后贝加尔铁路延至满洲里市内，建立大型货场，落地换装，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中苏（俄）经济合作的运输问题，开辟满洲里至莫斯科国际列车，吸引国内企业和苏俄企业来满洲里，在满洲里建成巨大的国际现货、期货市场，开通北京至满洲里列车，让更多的人顺利进入满洲里，在此期间积极筹建满伊地方铁路，扩大满洲里的疏运能力。
南德集团还决定参与公路与铁路的分流计划，修建新的公路口岸，具体方案由满市交通局与南德房地产部共同协商；在互市贸易区内建设“南德金融大厦”，吸引国内外金融企业。南德集团决定与满洲里市共同组建城市合作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开始研究达莱湖的旅游项目，在解决铁路、通讯设施的基础上，南德将考虑大规模的工业投资。
祝市长代表满洲里市政府对南德上述投资意向表示欢迎，并特别欣赏南德集团从基础设施入手、全方位开发的气魄和决心，表示一定从政府行为的各方面积极提供服务，一路绿灯。
从此，满洲里进入了全面开发阶段。
1993年4月10日，满洲里国际货物仓储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委员会就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建立满洲里国际货物仓储股份有限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个公司由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兴业工贸公司、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夏租赁公司、北京天王星航空服务公司三家发起人共同发起，在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四道街公交大厦办公。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兴业工贸公司是集贸易、实业、科技、工程、服务于一体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主要从事贸易的代理业务，已成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的主要贸易代理单位，享受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优惠条件，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面向老、少、边、贫地区。公司下设商品展览厅、集中了全国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轻工、机械、高科技产品，是对俄易货贸易的指定展厅，1992年贸易额达人民币1亿多元，实现利税5000多万人民币，在高科技领域，主要从事GPS产品的研制和开发，项目计划投资人民币2亿元，在20世纪末达到年创利润3亿元的水平。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夏租赁公司是在中国工商银行和天津市委支持下于1991年成立的，主要业务是设备租赁、铁路运输及铁路专用设备的租赁。1993年固定资产已达1000多万元，1992年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创利税200多万元。从1993年开始，与重庆槽车厂和五洲集团联合生产空调客运车厢，计划1995年投产，这个项目可望改变我国客运车厢大量依靠进口的局面。华夏租赁公司当时的投资能力已达2亿元人民币，已与俄罗斯方面就使用俄罗斯货运车皮对国内实行租赁达成协议，大大缓解我国运输器械不足的矛盾。华夏公司还将与国家科委联合进行将京、津、塘高速公路带建成中国的“硅谷”的项目的开发，华夏公司预计5年内投资人民币10亿元，在高速公路沿途建立7个高科技园区。
北京天王星航空服务公司为独立的企业法人，服务内容包括为航空运输、组织贸易、商品业务、销售、包租飞机及航空器材设备，与俄罗斯，美国、欧共体的航空公司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承担着美国国家飞机租赁公司鹰式小型飞机年生产3000架的任务。
满洲里南德地方铁路股份公司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5亿元，股本总额为人民币5亿元，不溢价发行，三家发起人认购人民币2亿元，其余股份向社会法人（含社团法人）定向募集，公司将形成4..5亿元的固定资产。公司计划投入1.3亿元人民币，在1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建立三个专用货场和配套设施，建成年包装50万吨的化肥包装车间，用于包装化肥；投资3.2亿元在货场内修建159公里的铁路专用线。
1993年春天，牟其中与当时满洲里市市长祝广垲、常务副市长王正海等人，为筹建满洲里国际公路口岸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筹建方式因外界条件的不断改变也不断修正。
1993年5月28日，牟其中率员第三次考察满洲里，在满洲里市人民政府和南德经济集团联合举办的“满洲里发展总体战略论证会”上作了题为《为把满洲里建成东北亚经济中心城市而奋斗》的长篇讲话。他认为，满洲里无论是对南德经济集团、对国家改革开放的沿边战略、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乃至对全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都有很大战略意义。
牟其中宣称，南德集团开发满洲里的目的，是要把它建成一个东北亚经济中心城市。南德认为，这个目标不是来自我们的主观臆断，而是客观需求及各方面条件所决定的。
通过牟其中的一系列言行可以看到，他对满洲里、对东北亚、对中俄经济发展战略是经过认真研究的，他的许多认识就是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有着现实意义。
纵谈“中美俄经济大三角”
在这之前，牟其中曾认真地研究过原苏联和我国的经济关系问题，给中央呈交过题为《历史性的机会和我们的选择》的报告，奠定了南德的主体战略。就是在那个报告中，牟其中第一次提出了中苏两国经济的互补性的概念。1989年，南德公司提出了一个口号：“中国的今天是苏联的明天。”当时我国经济改革已取得显著成就，而苏联的改革则刚刚开始起步。
牟其中认为，中苏之间非常容易理解，从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相近与产业结构上的互补性的分析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两国有互相交流的要求。这种要求还来源于一种国际行为，即两国的货币都不能和美元直接兑换，所以进入国际市场很难。
“改革开放后，中国轻工业迅猛发展，产品一度过剩，我们必须给中国的工业产品寻找市场。欧美国家是比我们更高的市场，而前苏联在商品领域则是比我们低的市场，或者说次级市场。这就像东方殖民体系的存在给大英帝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经济腾飞的机会一样。苏联重、轻工业严重失调，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会。”牟其中兴奋地说。
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有个演变的过程。春秋战国以前，湖南一带顺长江流域被称为南夷之地。由于农业经济受气候影响很大，所以随着农业的发展，加之北方气候变迁，魏晋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出现了南移趋势。
1985年以后，牟其中一直在北方城市跑，长时间考察过山西、内蒙西部、东胜煤田一带。他认为，这一地区是下一个世纪即21世纪亚洲经济的崛起提供能源的基地。整个中国经济重心会向北移，向着资源最丰富的地区移动，这可能是要绵延几个世纪的一个历史事实。如果能充分利用西伯利亚的资源，就使这种移动更具理性化。
俄罗斯的资源主要集中在乌拉尔以东一带，这一带就在满洲里的对面。牟其中认为，这给满洲里提供了地缘上的优势。如黑河面临的是俄罗斯的宾江省，这个地区的发达程度显然不如乌拉尔地区，经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运到满洲里的货物运输成本比较划算，运到黑河要比满洲里多走1500公里（绥芬河更远），成本自然要高很多。满洲里面对的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地区，运输距离又短，很多城市分布在周边。这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优势。
牟其中由此推论，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重心将逐渐北移。因为“我们已经从农业经济中脱离出来，进入了一个工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是以资源为背景，而不是以气候为背景的。所以，满洲里的开发不仅是满洲里居民、政府的事情，不仅仅是南德集团的经济利益所在，而且应作为国家的大事全力去做的。”
在牟其中看来，满洲里首先应该建设成为一个连接俄罗斯和中国大陆，以及朝鲜、日本整个地区的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
他在一次讲演时说：
如果不从这个角度出发，不把满洲里的战略位置提到这样一个高度，就很难确定南德的目标，同时也很难真正发挥满洲里的优势。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而没有去发挥，这显然是一个错误。从历史责任的角度看，这是一种罪过。
开发满洲里实际上就是在重新规划一个城市，而不是一个项目。鉴于海口盲目开发的教训，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即1993年——作者注）对未来进行规划，完成预定的目标。如果满洲里开发目标能够实现，就会吸引中国的很多经济力量向满洲里靠拢，并把俄国远东地区以及乌拉尔以东地区的经济力量吸引过来。不但满洲里可以形成一个强大的经济中心，其对面的一侧也会形成强大的经济区域。那时，中国的文化状态就会影响对方，这种影响就有可能改变当前世界的格局。
1993年6月，牟其中以《中美俄经济大三角》为题发表演讲，论述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总趋势，他指出，21世纪世界的发展，必然是世界三大经济巨人——中国、美国和俄罗斯既合作又竞争的时代。
牟其中在演讲中称：
苏美两大集团对峙的局面结束以后，全世界的冷战已被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所取代，竞争的主要形式逐步转移至经济领域，世界由二元走向多元，新的格局正在形成。
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十几年保持高速增长，令人瞩目。不但如此，全世界5000余万海外华人显示了一种超国界的民族经济力量。更进一步，凡是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二战以后，经济的飞速发展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三类华人经济在同一时期显示的经济奇迹预示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东西方经济关系的变化已经开始。华人聚集的东亚、东南亚地区将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对当时的中国进行思考，认为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组织了“马列主义研究会”，希望以马克思主义这把手术刀来解剖当时混乱的政治现实。不料得到的结论是，要解除中国政治的痼疾非发展经济不可，非改变发展经济的方式不可，即必须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在共产党领导下，有步骤地建立起市场经济的结构。从1980年至今，我已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作出了极其艰苦的探索。15个冬夏寒暑，15年深究穷研，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制约我国发展的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简单的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但是，我们的希望也在这里。“汉文化圈”经济的持续发展揭示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对此，我至今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但还讲不清楚。 我国有十余亿人口，又是一个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它必然成为世界最大的加工工厂，成为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商品供应商。所以可能的情况是，我国首先成为世界的劳务市场，通过发达的国际贸易，使十余亿中国人富裕起来，发展为全世界最大的销售市场，再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场、高科技市场。
美国作为一个人类工业文明时代取得过辉煌成就的代表，显然各方面已显示出即将衰败的迹象。但破船尚有三百钉”，它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余威”的方式成为新世界的一极。美国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内，聚集了全世界各国的财富，所以它拥有资金、技术，但在新时代里，它的灵魂死了，赖以生存的“个人奋斗”精神支柱过时了，等待的是勇敢的、敢于与这位昔日巨人握手，并给他提供投资机会的人。
俄罗斯以其令人羡慕的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闻名于世，也以极其虚弱的政治地位闻名于世。愚蠢的戈尔巴乔夫从错误的方向去理解了世界潮流，他错误地从政治改革开始去建立市场经济。我估计数十年内，政治问题、民族问题会消耗掉俄罗斯民族的力量。而它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大量生产要素，正是我们可以合作的最优良的选择。
展望二十一世纪世界的发展，必然是这世界三大经济巨人既合作又竞争的色彩纷呈、惊心动魄、鬼泣神号的壮丽画面。我们中国人稳操胜券不是因为其他任何因素，而只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几千年形成的整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会在新的时代大行其道罢了。
对此，我有信心。
拉开满洲里开发的大幕
牟其中雄心勃勃地表示，南德集团要将三大巨人各自的优势资源（中国的巨大消费市场、丰富的劳动力；美国的雄厚资本、俄罗斯的丰富资源）整合起来。
正是基于对这个地区在地缘上的重要战略地位的独特认识，他提出了一个十分响亮的口号：跨出一步就是欧洲！
南德集团与满洲里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共同开发新公路口岸、扩建铁路换装站、修建飞机场、开发达赉湖旅游风景区等一揽子合作协议，协议投资总额达数亿元人民币。
南德与满洲里市政府最初商定的方案是，由南德牵头征地，按当时国家政策组建三个股份有限公司，将征得的10平方公里土地作为南德的资产入股，再发行35亿人民币的法人股，其中部分偿付征地费用，部分用于口岸建设和满洲里其他项目，而10平方公里的地产和口岸归这三家股份公司所拥有。
根据这一原则，满洲里市人民政府给南德颁发了10平方公里的土地使用证，并发文说明南德可以用这10平方公里的土地使用权去进行金融融资。
1993年5月南德集团牟其中与满洲里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王正海签署了合作建设公路口岸的协议，协议规定：“新公路口岸建成使用后，全部过港费除发生的各项支出使用外，全部用于偿还南德投资，待投资全部收回之后，口岸过港费的利润由满洲里市政府与南德集团五五分成。新公路口岸的产权属南德集团，南德集团可使用30年不受干扰。”
南德对满洲里开发的大幕正式拉开。
1993年7月，在南德集团和满洲里人民政府共同策划的招商宣传画册首页上，是牟其中亲自执笔写的序言，标题叫《冠上明珠》：
如当年东方殖民地广大市场的存在为欧洲工业革命的完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一样；如我国市场的开放为日本、韩国及台湾、香港地区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一样；俄罗斯市场的存在，必然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进入俄罗斯市场的桥头堡就是满洲里。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俄罗斯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一方面是昔日可参与世界争霸的重工业产业和号称世界21世纪宝库的西伯利亚资源；另一方面则是极其落后的日用、轻工、食品等加工工业。这就为我国难以进入西方市场的加工工业产品提供了最广阔的市场，为我国人均相对贫乏的工业资源提供了最广大的供应基地。
这一经济互补性的交汇点就是满洲里。
满洲里于1901年成为东清铁路中国境内的首站，至今仍然是中俄两国最大的陆路口岸，囊括了60%以上的中俄两国陆路交换的货运，虽然如此，却由于有限的过货能力及较差的基础设施而远远满足不了具有世界上最富于互补性的两大国的易货要求。这就是谁都知道从事俄罗斯经济活动可获超额利润又束手无策的原因。
今天，机会终于来了！
国务院批准公铁分流计划，建设满洲里的新国门；批准新建互市区、贸易区；南德集团与俄罗斯有关部门联合兴建铁路；等等。粗略计算，可将目前的过货能力扩大8倍以上。随着满洲里机场的开航和国际程控电话的开通，满洲里必然成为涵盖乌拉尔以东和全中国大陆的经济中心城市。源源不断的中国轻工产品、食品从这里涌向俄罗斯；源源不断的原燃材料和基础工业品从这里流向全中国，满洲里就在这两股商业洪流中，畅意左右，激扬大波，强勇而又迅猛地崛起，崛起！
我50天中三次率团到满洲里考察。望着大漠的孤烟、河上的落日，听着隆隆的开通新国门的推土机的咆哮，想着一两年后戏剧般矗立的新的现代化城市，深深感到造化无穷，盈虚有数，发财有地。这个地，就是满洲里。如果您是商场上真正的大手笔，您能面对这原始灵动、生机一派的绝好机会而无动于衷吗？
满洲里欢迎您！
1993年10月11日，南德集团委托仁和保险咨询有限公司为满洲里国际公路联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制改造、股票发行及上市工作的总策划，协助满洲里国际公路联运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按照约定，仁和保险咨询有限公司要向满洲里国际公路联运股份有限公司提交总策划方案，经甲方同意该总策划方案后，制订具体的方案实施细则；为股票发行组织合适的承销商，上市推荐人以及发行上市工作的宣传等工作；制作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以及全部上报文件的规范化包装工作。
南德集团在这一时期，几乎是同时在太空和地面施展举世无双的两大手笔：发射卫星和开发满洲里，在令人赞叹之余难免又给人以眩目之感。
满洲里是牟其中的希望之地、梦想之地。他想象自己和他的南德集团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里，在这里将要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他一生都在向往着这样的大事业。他问自己，命运已经把我驱赶到这块黑土地上来了，我能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吗？
第十八章 又一个滑铁卢
满洲里辽阔而富饶，美丽而神奇。它所面对的北方广袤大地，蕴藏着多少希望和机遇。
但是，这里又是多么严酷而荒凉，冷峻而诡秘。它的前进道路漫长而崎岖，并且充满了玄机与陷阱。
古人云：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牟其中的东北亚梦想能够变成现实吗？
正在满洲里市与南德集团合作开发锣鼓已经敲响时，满洲里市政府听到了另一种声音。对于南德在满洲里的一系列投资举动却引起了令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反应。
投资开发被认为 “企图诈骗”
有关部门就南德组建系列股份公司一事向四川、湖南等五省发了明传电报，认为南德组建股份公司的行为是“企图诈骗”，并向满洲里市人民政府进行了调查。常务副市长王正海据实回复，内蒙古体改委坚持他们审批组建股份公司的合法性。虽然经过调查后，事情不了了之。但是，南德计划用股份公司融资兴建口岸的计划就此搁浅。
为建成口岸，南德集团又与祝广垲等满洲里市的领导商量，由南德单独融资建满洲里公路口岸，满洲里市人民政府以10平方公里的沙荒地与南德交换口岸，即南德以口岸的产权换取10平方公里土地的使用权。
根据双方第二次商定的原则，南德独家担当起了修建口岸的重任。
宏观调控对民营企业发展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又一场变动突如其来。
1993年，中国最南端的海南省出现了投资过热倾向，国家开始宏观调控、治理整顿、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紧缩银根，经济建设又一次急刹车。此时，远在北方边陲的满洲里根本还没热起来。
宏观调控使南德处于极尴尬的地位，南德应于1997年偿还的2.2亿元人民币银行贷款被要求提前偿还。提前收回贷款导致南德损失惨重，更导致南德资金极度困难，必然波及满洲里建设项目资金严重短缺。尽管如此，南德并未放弃对满洲里的建设投资。
1994年1月22日，以满洲里市人民政府市长祝广垲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又一次到北京会见牟其中，双方就进一步合作开发建设满洲里交换了意见，并签署了《满洲里市府与南德会议纪要》。
会议纪要明确了如下问题：
满洲里二卡口岸建设问题。为便于调度资金，加快建设速度，原有经东湖区管委会与建筑施工单位签定的属于南德集团负责投资的各类建设项目合同，须经法律程序更改法定代表，转交由“满洲里区域经济开发总公司”履行合同义务。东湖区管委会在已开工建设项目中所垫付的资金，由东湖区管委会与南德方面共同审核认定后，由南德方面予以偿还。二卡口岸的建设与开通对于东湖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无论是在建设或运营以及其它方面，东湖区管委会都要给予提供便利条件，以利于投资的尽快回收。
南德方面愿意独资建设满洲里中桥机场。为有利于机场建设，可继续使用“满洲里中桥机场有限公司”，满洲里市人民政府已投入（2500万元人民币），仍可作为中方企业的注册资金。南德经济集团可以从境外企业向中桥有限公司注入相应资金，以保持该企业的“中外合资企业”身份。
南德金融集团建设用地，由于规划方面问题需考虑重新选址，具体方案由互市区管委会与南德集团另行商定。
为促进新公路口岸的施工进度，该工程的扩出审定，由市政府统一负责组织审定。
关于新铁路与换装货场方案对接问题，满洲里新建铁路，涉及到与换装货场、滨州线、国际线路、伊尔施线的对接问题。因此，在设计方案、立项报批过程中要通盘进行考虑，便于具体实施。
在此之前，满洲里与南德经济集团所设立的所有联合社机构全部撤销。为加强对各个建设项目的领导，决定成立以满洲里市人民政府市长祝广垲为首的统一协调小组，协调南德经济集团与满洲里方面的有关事宜。
1996年3月，北京海关对牟其中实行“边控”，南德国际资金链中断，口岸建设基本停顿。
随后，接替祝光恺继任满洲里市长的郎立兴，以及副市长金昭、口岸办主任郎伟志又两次赴南德总部协商后续建设资金。当时有关部门已在开始审查南德，南德已无力继续投入资金。满洲里政府一直不愿放弃与南德的合作，双方商定，暂由满洲里市政府向当地银行贷款，由南德承担债务，继续完成口岸建设的任务。之后，由满洲里市政府出面在内蒙建行贷款1000万元，债务算南德的，5年后由南德偿还这1000万元。这样，满洲里公路口岸才恢复建设。
牟其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不管公司的资金多么紧张，曹明田（南德满洲里区域经济开发总公司前任总经理），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集团总部报批满洲里项目建设费用。截至1996年7月，南德已投入5000多万元人民币，这些资金的投入使满洲里的“三通一平”基本完成。俄方口岸建设已经完工，对方一再催促中国政府。因此，无论多大困难，我们都要保证新公路口岸10月6日开通。”
志同道合的加盟者
1996年9月，汪明泉被南德集团委任为南德集团满洲里区域开发公司总经理、国际公路口岸建设三人领导小组成员、满洲里国际公路口岸工程指挥部（与满洲里市政府合作成立）副总指挥等职务，具体负责满洲里口岸建设项目。进入南德集团还不足一年的汪明泉此时被委以这样的重任，足见牟其中对他的赏训和器重。
汪明泉中等身材，粗壮而结实，沉稳中透着老练，有着东北汉子的豪爽。他原是锦州海运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汪明泉与牟其中的一见如故，并加盟南德集团，缘于对满洲里——锦州这条陆路大通道上与牟其中有着共识。
还在1993年11月, 汪明泉到北京出差，在书店里看到了介绍南德集团的书，他立即被南德集团吸引住了。汪明泉按照书上的介绍，直接找到永定路21号南德集团总部。当时，南德集团正“诚招天下英才”，各地前去应聘的人络绎不绝。汪明泉对负责招聘的南德工作人员说：“我是锦州海运公司的，是来寻求项目合作的。我看到材料介绍南德做了很多项目，但是却没有看到海运业这一块。我们公司有船，有专业人才，具备一定的实力，看看南德有没有可能与我们进行海运方面合作？”
南德集团项目中心主任李建明热情接待了汪明泉，两人谈得非常投机，从上午9点一直谈到11点半。临别时，李建明建议汪明泉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一个材料让牟总看看。
回去后，汪明泉很快写了一份材料寄给牟其中，同时也给锦州市常务副市长褚光宇一份。汪明泉写的材料的题目是《改变单一走廊通道格局，建立南北陆海运输大通道》，他提出的总体构想是“以锦州港——满洲里口岸为依托，以铁路沿线城市为网络，以铁路、公路、港口、海运建设为重点，向北接通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向南延伸至东南亚地区，与原有的京沈干线通道交叉，形成东北地区独特交通运输网络，带动着区域经济全面高速发展。”
当时汪明泉并不知道南德已经在满洲里投资了，牟其中当初投资满洲里的初衷也包括计划构建一条北起满洲里、南到渤海湾的陆海联运的大通道，在满洲里建立的公路口岸称之为陆港，或者叫做国际陆路口岸，渤海湾的港口作为国际海上口岸，建立起一条两点之间的陆海大通道。汪明泉的构想正合牟其中的初衷。没有多久，牟其中亲自打电话到锦州找汪明泉，约他到北京南德总部面谈。当一个四川汉子和一个东北汉子的两双大手紧紧相握的那一刻，表明了他们都对满洲里的开发充满浪漫主义的激情。
后来牟其中对很多人说：“知音难求，老汪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
汪明泉从北京回去后，就把南德集团的情况向锦州市政府作了汇报，并建议锦州市政府与南德合作，锦州市常务副市长褚光宇在汪明泉递交的材料上批示：“这个建议很好，请市委、政研室、经委、计委、港务局认真研究，也请明泉同志保持与南德集团联系，抽时间我们拜访南德集团”。
1995年4月，牟其中应邀到锦州考察、演讲、洽谈。汪明泉这段时间主要作一些南德与锦州沟通的工作。1995年10月4日，汪明泉正式加入南德集团。
锦州港是经过满洲里口岸通向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陆路距离最近的一个海港。牟其中曾经对汪明泉说：“南德的发祥地和未来发展的重心是在满洲里——俄罗斯，飞机贸易是在俄罗斯完成的，卫星项目也是与俄罗斯合作发射的，满洲里国门项目、跨国经济区项目也是针对俄罗斯而设计的。”
从时间顺序的先后看，牟其中在万科、东方集团之前就已考虑满洲里与锦州港整体合作的布局了。但是，1995年万科与东方集团捷足先登，控股并成功改造了锦州港。牟其中被迫放弃了锦州港计划，继续专注于在满洲里做国际公路口岸、国际铁路货场，满洲里机场和中俄15平方公里经济区建设等项目。
古人谓：“猛将发于卒伍，宰相起于周部”。牟其中的用人原则就是既选择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又在实际工作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干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管理人才。由于汪明泉担任过锦州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国营企业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牟其中很器重汪明泉。
汪明泉此时出任南德满洲里公司的总经理，可谓“临危受命”。当时南德满洲里公司的情况特别复杂，前两任南德满洲里公司的总经理，与建筑商搅到勾结一起，使南德的权益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公司管理比较混乱，经济状况比较困难，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经济诉讼。如何把这付担子挑好，汪明泉感到责任很大。
南德满洲里公司的人员来自天南海北，这些人大都担任过领导干部。如牟其中的堂弟牟其英是原万县建筑公司总经理，时任南德满洲里公司副总经理；刘生满，是原锦州港务局副局长、锦州港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时任满洲里公司总经理助理；郭书田，原锦州联运公司的总经理，时任运输部经理；原河南新郑烟厂总工程师兼副厂长马长林，负责俄罗斯烟厂的筹建工作；张向荣，原山西省某地区政研室副主任，负责对俄贸易工作；张蕴方，原额尔古那旗经委干部，负责财务工作；何贤良，原万县教育局干部，负责总务工作……南德满洲里公司员工履历表上显示，公司主要人员几乎全是县团一级的党委书记或党委成员。
满洲里市要求外来企业成立临时党支部，满洲里市外工委书记张立中曾经调侃地对汪明泉说：你们支部比我们外工委的级别还高！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牟其中起用汪明泉的决策是正确的。汪明泉出任南德集团满洲里公司总经理时正是南德集团资金链出现断裂、各种矛盾突显之际，汪明泉以他丰富的领导经验和善于解决错综复杂问题的才干，艰难地推进着满洲里项目的运作。南德停业后，他仍然留在满洲里支撑困局，坚持着把南德过去没有做完的项目继续做下去。即使后来他回到锦州港，做的还是欧亚陆海大通道和中俄物流这个领域的事情。
多年后我们在北京见到了汪明泉，他一脸郑重地对笔者说：“我希望能把老牟的蓝图继续做下去，我后半生的梦想就在这里。”
满洲里开发的三大项目
如果不抱偏见，应该承认牟其中在满洲里的投资开发确实体现出他的战略家的眼光。他把握了中美俄之间，东南亚和东北亚之间经济整合的大趋势，找到了一个不可替代的锲入点，在大多数人都不看好的满洲里的时候走出了几步妙棋，瞄准了几个大项目。
第一个大项目是：解决中俄之间交通运输瓶颈。
中俄贸易过货60%以上都是在满洲里进行，俄罗斯的铁路是宽轨道，而中国的铁路是标准轨道，双方的火车到了满洲里都无法继续前进，必须进行货物换装，通常实行的办法是实行换轮或换装，所以换装效率一直成为中俄贸易的一大障碍。
牟其中的思路有两个：
一是实行公铁分流：原来中俄之间的过货全部通过铁路进行，满洲里市政府与南德集团共同提出建立一座新国际公路口岸，使许多短途的、小批量的货物直接通过公路进行跨国运输，以缓解单一铁路换装运输的压力。
二是建立国际铁路货物仓储区。
这个思路实际上就是铁路换装场,所谓换装场就是修建一个很大的货场，修几条宽轨铁路与俄罗斯的铁路对接，再修几条窄轨与中国的铁路对接，配套若干大型的龙门吊，把俄罗斯来的货物从宽轨上吊起来放到窄轨车厢上运走。前些年，每年进入运输高峰期，俄罗斯发来的货物因不能及时换装卸货，大量积压了俄方的车皮，俄罗斯不断照会我国交通部。由于缺少大型吊装设备，中方要大量临时租用汽车吊，组织换装会战，每年市政府都要向本市有铁路专用线的企业下达换装任务，全站全市一齐动手，才能解决俄方车皮的积压问题，一年一度轰轰烈烈的“铁路大会战”成了满洲里市的一道特殊的“景观”。1994年，南德集团在投资修建国际公路口岸的同时，开始策划与铁路合作投资修建国际铁路货场，并且投入了几百万元的前期费用，请铁道设计院作规划和设计。
第二个大项目是：修建飞机场。
南德前期花了几百万元人民币搞调研、立项、报批等工作，并且举行了隆重的奠基仪式。南德出事后，满洲里机场有了新的投资商，设计标准为可以起降中型客机的满洲里机场已经开始动工。
第三个大项目是：建立中俄互市贸易区和加工区。
应该说这个项目是牟其中心中最大的梦想和追求。
南德为满洲里建设一个国际公路口岸，获得了10平方公里的土地的开发权，这块土地位于中俄边境，靠近铁路线。牟其中又策划在俄罗斯境内靠近满洲里一侧租用5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自己的10平方公里一起，合并建立一个15平方公里封闭式的出口加工区，区内设置三大项目：
一是建设纺织城：当时中国的纺织品出口欧洲有配额限制，俄罗斯属于欧洲国家，根据原产地原则加工区生产的纺织品可以不受欧洲对华纺织品配额的限制。牟其中设想在俄罗斯一方设置纺织厂，那时国内正在对纺织行业限产压绽，可以把大量闲置的纺织设备搬到位于俄罗斯境内加工区内的纺织城。
二是建设烟厂：俄罗斯的烟草业发展迟缓，从烟草的质量到包装都比中国相对落后。牟其中的思路是：瞄准俄罗斯庞大的烟草市场，利用我国烟草业制丝能力过剩的特点，把半成品运到俄方出口加工区，按照俄罗斯口味调配，加工、包装成成品在俄罗斯销售。南德计划与著名的欧美厂家进行合作，使用他们的商标、技术进行贴牌生产。按照他的说法：把中国的烟叶、设备，英国美国的品牌、俄罗斯的市场进行组装。
南德打算引进德国90年代的先进的烟机设备，再使用英国的三五、美国的希尔顿等著名香烟品牌和南非马达加斯加烟叶，创建世界一流烟厂。烟厂计划年产50万大箱、年产值可达6.8亿美元，年税收1.9亿美元，利润2.6亿美元。
加工区内，工人生活区、商业区、文化娱乐区、部分配套工序都设在中国一侧的10平方公里区域内，产品的最终完成工序设在俄罗斯一侧的5平方公里区域内。工人们每天通过满洲里边境的“绿色通道”进出厂区与生活区。
三是博彩业：1998年，牟其中曾经把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副总裁请到北京帮助策划。俄罗斯对博彩业不限制，每个城市都有博彩业，牟其中计划在俄罗斯一侧的5平方公里内投资博彩业，得到了俄罗斯政府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满—俄工业园区的宏伟蓝图
翻开有关资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南德集团开发满洲里的紧锣密鼓的步伐：
1996年6月25日，南德总裁办公会议作出决定，设立“满洲里——俄罗斯工业园区筹备组”，南德航运总公司总经理汪明泉受命组建筹备组，隶属集团满洲里区域经济开发总公司麾下。
1996年7月1日，牟其中召集该筹备组全体人员和集团业务、宣传、财务等部门的有关人员通报了满洲里项目进展情况。
1996年7月2日，牟其中在南德集团北京总部会晤了满洲里市市长郎立兴、副市长金昭、市建设银行行长周国宝等一行6人，就满洲里一级公路口岸的施工进展情况和互市贸易区的开发建设交换意见，共商下一步的工作。郎立兴市长介绍了新公路口岸的工程进展状况和施工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他说，为了加速口岸建设，按期按质完成，市政府加强了对工程的领导力量，成立了以金昭副市长为首的、由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参与的口岸指挥部，现场办公，各有关部门开绿灯全力支持，将工程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牟其中介绍了南德集团为加强满洲里开发工作力度在人员安排上所作的调整，并回顾了集团自1993年以来在开发满洲里工作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他称，集团在宏观调控后的两三年里，对满洲里投资力度不够，现在由于南德集团国际融资工作的启动，我们有力量加强这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口岸建设工作不能停，要抓紧每一天时间，按照中俄协议保证10月6日新公路口岸全面开通。让新国门屹立于祖国北疆，为国争光。
在会议上，牟其中向满洲里市领导介绍了“满洲里——俄罗斯工业园”战略构想。满洲里市官员认为这个举措非常宏伟，从俄方将整个赤塔州、后贝加尔纳入全俄罗斯发展计划和叶利钦政府新出台的“西伯利亚纲领”来看，“满——俄工业园区”软环境业已具备，时机成熟。
1996年7月4日，执“满洲里——俄罗斯工业园区筹备组”令旗的汪明泉率队开赴满洲里。行前接受记者采访，汪说，此行将在满洲里安营扎寨，一方面协力与满洲里市政府建设新公路口岸，以确保满洲里国际公路口岸按期竣工开通；另一方面积极与俄罗斯赤塔洲政府洽商工业园区规划，以期启动该园区的建设工作……
这是继国企改造、国际卫星、国际金融等项目之后，南德集团准备大干一场的又一个重大项目，该项目被南德集团作为公司4大支柱业务之一。
牟其中认为，满——俄工业园区建在俄罗斯一方，如韩国、新加坡在我国开辟工业园一样。其意义比境内开辟工业园更大，这是长民族志气的事，是南德力量的显示，更反映了中国人的全球投资意识。
按照牟其中的战略部署，南德集团在满——俄工业园区的远景目标，是把满洲里建设成北疆的“深圳”，而把工业园区建设成俄罗斯的“香港”。南德与俄罗斯赤塔州政府达成合作协议，中方先在俄方境内的满洲里边界购买几平方公里土地，建设一座烟厂。以烟厂作为“生长点”，增强“造血”功能，购买更多的土地、招商引资，逐渐把我国纺织、家电等生产轻工产品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搬迁到工业园区，同时激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存量资产。这样工业园区随着工厂的递增可以不断扩展，由几平方公里到几十、上百平方公里，逐渐形成一座开发和利用西伯利亚自然资源、大量吸纳我国产业工人向西方销售工业产品的新兴城市。
这是一个极具魅力的发展蓝图，但要真正实现这一战略规划，也许需要10年或20年才能完成。
身兼南德海运公司总经理的汪明泉认为，满——俄工业园区的建设也为南德在海运方面开辟了一条新思路。因为，当今海运业竞争异常激烈，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有稳定的雇主和充足的货源。汪明泉想对海运业进行一种新的探索，即变被动为主动，以生产、贸易为海运载体。如工业园生产产品、经满洲里这一枢纽到达渤海湾，实现海运与贸易一体化。不仅不愁货源，同时赚双份钱。汪明泉认为，自己的这些想法都是牟其中提出的中美俄经济大三角、第四产业、一度理论给他的启发。
随后，南德与赤塔州政府达成了在俄方境内的靠近满洲里边界购买几平方公里土地建设烟厂的合作意向，与德国的机器设备商也达成了合作供货意向。
牟其中多次表示，他坚信自己在3年前（1993年）的判断：满洲里是中俄经济互补的交汇点，这里将有无数奇迹产生。因此，3年来南德从来没有中断对满洲里的投资。其次，南德集团通过对国际金融、国际卫星的运作，已积攒了相当的实力，可以全面启动满洲里项目。第三，叶利钦政府颁布“西伯利亚纲领”、俄罗斯一方口岸建设已经完工，等等，形势逼迫南德要加快满洲里开发进度，否则大好时机转瞬即逝。
建设北方的深圳---香港
“满洲里将是北方的‘深圳’，它对面的赤塔州就是俄罗斯的‘香港’。”牟其中公开发表文章称。
牟其中自称，他的判断来源于这样一种分析：我国的9亿农民保证了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作为世界的加工市场而存在，中国产品的大量出口势必影响他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由此，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因为整个亚洲都属于加工市场范畴），会千方百计地限制中国产品的出口，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就是例证。中国为了自身的发展又必须发挥加工优势。
这样，限制与反限制就不容置疑地成为笼罩东西方经济的一团阴翳。目前，我们有个香港，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减轻了中美间的贸易摩擦。但1997年香港回归后会是怎样一种景象呢？我们的边境国家中只有俄罗斯是一个强大的欧洲国家，而满洲里是进入俄罗斯市场的桥头堡，建设好满洲里将为我国的贸易反限制找到一个最佳的突破口。
牟其中由此认为，满洲里集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等综合优势于一身，远景可观。关键在于抓紧两项工作：一、保证新公路口岸1996年10月6日开通；二、抓紧满洲里一俄罗斯工业园区的建设。
1993年到1996年，南德一直与满洲里市政府、俄罗斯赤塔州政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1993年，中俄双方达成了双方合作建立互市贸易区的协议，中方一侧的10平方公里土地已经建好并用铁丝网围起来了，俄方的1.3平方公里因缺少资金一直没有建起来。当时，俄方在1.3平方公里区内策划的项目就是南德提供的资料，包括建立纺织城、烟厂、博彩城。由于俄罗斯缺乏资金，牟其中表示由南德投资建设，俄方将土地租给南德使用5—15年，俄方在洽谈时已经同意。赤塔州政府还原则同意先期提供1.5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配套厂房，后期将提供10平方公里土地作为南德集团独家开发经营的工业园区；关于雇佣中国工人的问题，俄方同意在开发区内的企业雇佣70%的中国工人，并协助他们办理5年期长期居留证，凭证多次往返，在满洲里生活、俄罗斯工作。
牟其中认为，有了以上这些保证，南德就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充足廉价的劳动力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的优势，利用俄罗斯丰富的资源优势，占领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长期以来民用轻工产品短缺的市场，并通过俄罗斯的生产许可证将产品销往欧美各国，以削减中美间的长期贸易摩擦，缓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盲目引进和因产品出口受配额限制造成的设备闲置、资金积压、生产停滞实际困难。
南德计划在工业园内抓一两个大的项目，制造一个发展经济的样板，如果每年能创收一两个亿美元，就不愁中俄两方的企业不往该工业园区搬。
原南德四川分公司总经理祁代发被调回北京，全面负责12月4日“北方香港计划”恳谈会的组织工作。《南德视界》以号外形式发出即将举行“北方香港计划”恳谈会的消息后，先后有40多家单位给南德集团打电话、发传真，表达去满洲里办企业、销产品的意向，美国的几家娱乐公司致电南德希望到后贝加尔斯克设点。同时，祁代发还与公共关系处、自动化办公室的有关人员一道编辑了《北方香港计划——满洲里——后贝加尔斯克区域建设规划》画册。
据当时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工业产品有98.3%供大于求或供需平衡，只有1.7%的短缺。基于对我国经济已从短缺进入相对过剩阶段的认识，南德确定了如下目标：在20世纪末搬迁和招商600余家企业去满洲里——后贝加尔斯克经济区，利用俄罗斯的生产许可证，将产品销往俄罗斯及欧洲、美洲等对中国实行被动配额的地区和国家；并建立保税区，为我国出口商品和进口资源性产品开辟畅通的渠道；在满洲里一侧建立大规模的储运设施，将我国的蔬菜、肉类、水果等食品销往俄罗斯。计划到2000年时，在这个地区实现对俄的进出口贸易额超过20亿美元。
1997年11月10日，中俄两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和叶利钦举行了最高级会晤，两国宣布要在2000年以前，将中俄贸易额从每年的70亿美元增加到200亿美元之巨。此举为中俄贸易掀开了新篇章。
中俄经贸合作正在不断上档次上水平，过去是低水平的服装、鞋帽贸易唱主角，现在开始战略性物资，原油、天然气、木材、化工原料登上舞台，向俄罗斯的出口由单一的服装、鞋帽、果菜发展到建筑材料、装饰材料、轻工设备等附加值高的产品。满洲里——锦州陆路大通道打通之后，义乌的小商品，温州的小五金，华南的灯具、石材、陶瓷、装饰材料等，都可以用集装箱海运到锦州港，然后通过大通道经满洲里发往俄罗斯、东欧国家，未来的满洲里和锦州港通过陆海大通道把东北亚和东南亚对接起来，因而将成为洲际性物流节点城市。
“跨出一步是欧洲！”
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口号，将激励更多的人汇聚满洲里——后贝加尔斯克，共创中俄贸易的辉煌前景。
牟其中无力回天
就在南德信心十足、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满洲里的情况发生了突变。
1998年2月28日，满洲里市政府给南德来了一份文件，转发自治区的文件，主要内容是要把10平方公里的土地收回。
牟其中紧急将汪明泉召回北京，南德要给国家土地资源部写份材料，说明这10平方公里土地的来龙去脉。满洲里市政府也不断地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解释当初与南德有协议，南德投资建国际公路口岸，满洲里为以优惠政策吸引南德投资而划拨10平方公里土地，且南德已交纳了100万的定金，并非无偿获得。此外，现在的国际公路口岸就位于10平方公里区域内，这块土地已经开发利用，并非闲置。
有关部门责令满洲里政府收回批给南德集团的10平方公里土地的主要理由是，满洲里政府无权审批10平方公里的土地。
1998年3月10日，南德给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一份函件中提出：
……
第一、 一次性批准出让国有土地10平方公里，属越权非法行为，这显然是指国土出让方人
民政府越权非法，那么作为合同的另一方自然是受损害者，现在既然用行政手段撤消合同，也就存在着对受害方进行必要补偿的问题，……
第二、……南德集团已按合同要求在满洲里以及国内国外进行了大量的业务操作，已成为事实。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条件下，是以行政手段单方面撤消合同为妥，还是协商解除或者通过法律程序解除为妥，也需要双方认真协商。……
但是，南德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回复。
当时，市、地级政府拥有审批1平方公里土地的权利，但有关规定并没有说明1平方公里土地的审批权限到底是指耕地，还是指城市建设用地，或是荒山荒岭地。对于荒山荒岭、盐碱滩地，有些市、地级政府把50平方公里、100平方公里都批了。满洲里市政府批给南德的10平方公里土地当初是草甸子，显然只能按照荒地来计算。以此推论，将满洲里市政府批准的10平方公里的荒地定性为“越权非法”行为，很有些牵强的味道。
若干年后的今天，汪明泉认为，满洲里市政府批给南德的10平方公里土地是草甸子，并且只是一个开发使用权。国际公路口岸兴建后，这块土地升值了，如果以升值后的标准来看待这块土地当初的审批，就脱离了当时的历史背景，违背了商业规律。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原来是一片沙漠，寸草不生，现在开发成世界著名的赌城，可谓寸土寸金、价值连城了。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当时国家应该鼓励南德这种敢为人先的投资行为。
汪明泉还坚持认为，所谓“越权审批”与南德无关，即使是中止土地转让，也应该相应地补偿南德的损失，收地也应该按法律程序收。解除合同会出现连锁的法律关系，南德已将土地使用证抵押给银行，从银行贷的款已经用于一些开发性项目，包括建设公路口岸。如果强行用行政手段收回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就会带来一系列的无法处理的遗留问题，将严重影响到国家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延续性。
尽管牟其中还在尽最大努力来兑现他建设满洲里的承诺，但南德的资金链已经断了，经济危机和信用危机越来越严重，牟其中已无力回天。
时任南德满洲里项目公司总指挥的汪明泉，回忆起当事的情况称，牟其中此时忍辱负重、背负骂名，艰难地维持着满洲里项目的运作。集团节衣缩食1万、2万地向满洲里项目公司汇去生活费、办公费，艰难地维持着南德满洲里公司的生存。
1998年11月，牟其中最后一次给南德满洲里公司汇去了10万元，在电话中，牟其中以低沉的声音无奈地说：“老汪，想办法把俄罗斯烟厂的执照办下来。”但是，此时，南德已经没有办法拿到中国银行出具的企业资信证明，也办不了国家经贸委等部门的有关手续，无法在俄罗斯办理烟厂的营业执照。
据南德内部资料透露：即使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南德先后向满洲里投资了2700万人民币。按动态投资计算，总投资额已经达到8000万元。南德员工回忆说，南德为了开发满洲里，在北京组织了国内知名学者、投资银行人员共计60余人去满洲里考察。因北京站的火车票不够了，派专人去呼和浩特住了一段时间，才包到一节车厢，这个车厢从呼和浩特空放北京，接专家在北京西直门火车站上车。由此可见南德为开发满洲里不惜投入。
这些投资和南德所做的大量工作，对推动满洲里的城市建设、促进满洲里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2000年以前南德是满洲里最大的投资商。2000年以后，满洲里的经济战略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认识，吸引了国内大批投资商，有些投资上亿的大集团也陆续进入了满洲里，象北京强龙房地产集团，在满洲里投资几个亿建成了一座豪华气派的大厦。尽管南德后来因为资金链条断了无力按原先的蓝图继续投资，其投资额被许多后来者远远超过，但南德集团依然被公认为是开发满洲里的先躯。
牟其中在入狱后向中央写的申诉材料中称，南德向满洲里的投资静态2000多万元，动态8000余万元，这些都是有帐可查的。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只说南德在工程上投了多少钱，甚至只说工程上有效部分是多少钱，这样的计算是不科学的。
最后也没有放弃
1998年11月，历经艰难坎坷，满洲里国际公路口岸终于建成。
满洲里政府定于1998年11月8日举行口岸开通典礼，满洲里市政府事先邀请了牟其中参加共同剪彩。后因国家有关部门的通知，作为始作俑者、开路者、投资商的南德集团法定代表人牟其中却未能参加这个典礼。
在满洲里口岸开通当天，南德集团满洲里公司总经理汪明泉与俄罗斯赤塔州政府总顾问戈里琴科就采伐赤塔州境内的森林签订了《中国南德集团与俄罗斯赤塔州关于森林采伐的意向书》。意向书明确：
一、赤塔州森林储量31.6百万公顷，成熟材、过成熟材22亿立方米。南德集团第一期采伐数量为30万立方米。
二、中国南德集团在州信息处协助下，组织林业方面的专家，在进行实地勘察的基础上，与州政府共同确定第一期采伐地点和运输路线，以及承包森林采伐的价格。
三、中国南德集团委托赤塔州信息处协助在赤塔州注册木材采伐和木材加工企业，并为该企业提供必要的技术资料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协调改善企业与森林主管部门和铁路部门的工作关系，为其提供有偿服务。
四、南德满洲里公司与赤塔州信息处就森林采伐项目建立前期工作小组，具体协商解决采伐工作的有关事宜。满洲里办公地点为满洲里华美大厦201室，赤塔州办公地点为列宁格勒大街15号楼6楼6—4室。
但是，仅仅两个月后，牟其中被捕，南德的满洲里宏伟计划彻底中止。南德构想的俄罗斯工业园项目随即流产。之后，国内有几家企业竞争这一项目，据说最终被海南的一民营企业家拿下了经营权，进展情况不得而知。但愿他们不会重蹈南德的覆辙。
牟其中被抓后，地方国土局、税务局、工商局等有关部门对南德满洲里公司进行了多次调查，没有发现违法乱纪问题。
南德停业后，汪明泉仍然留在满洲里，他想坚持把南德过去没有做完的项目继续做下去。汪明泉找到辽宁某公司总经理，想以对方的名义在俄罗斯办理烟厂注册，办好后南德和这家公司各占50%的股份。老总同意了，两人一周之内在沈阳的俄罗斯领事馆办好了出境手续，立即去俄罗斯赤塔州谈判。但俄方提出，资信材料是辽宁某公司的，不能证明南德公司出资，因而不能算是两家公司共同出资的。两人经过商量，决定暂时以这个公司的名义注册。那位老总承诺：“实际上我是为了帮老牟，如果老牟出来了，百分之一百、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七十，要多少比例都可以，即使老牟将来不做了，我来继续做。”
1999年，南德以那个公司的名义获得了俄罗斯后贝加尔区政府和赤塔州政府的“远东烟草公司”的企业注册，同时获得了俄赤塔州政府2年免税的优惠政策，烟厂座落保税区，烟丝过境时不缴关税，销售后再补缴关税。由于烟草业是高利润行业，按当时测算，半年内即可收回投资。汪明泉说，后来国内有几家烟厂曾经想继续做下去，但因都缺少牟其中那种大手笔操作的整合能力，至今也没有人能把这一项目做起来。直到2004年8月，烟厂营业执照后来落到了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手中。
据统计，从1998年11月份口岸开通，到2003年，满洲里国际公路口岸年过境人数达到100万人次，过货量已经达到了150万吨，占满洲里总过货量的15%，大大缓解了中俄贸易过货的运输压力，牟其中公铁分流的设想已经变为现实。如今，满洲里公路口岸每年承担近两百万吨进出口货物的通关，还提供近百万人的进出境旅游、观光、购物。口岸的开通，拉动了满洲里中俄互市贸易区和市内中俄贸易的繁荣。
南德集团与满洲里市共同创立和策划的口岸开发项目以及南德集团所做的力所能及的投资活动，有效地拉动了俄罗斯联邦政府及赤塔州对中国的开放力度，俄方积极响应并修建了相对应的公路口岸，并于1998年提出在口岸对面建设1.3平方公里“工贸综合体”（即俄罗斯的经济特区）。同时，南德对满洲里的整体开发思路，影响了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满洲里开发扶持的力度，也带动了国内众多企业对边境开发的积极投入。
牟其中计划投资的满洲里铁路换装厂扩建项目，后来引起了国家的重视。1999年，铁道部投资4.5亿元实施了铁路换装厂扩建工程，2002年完工，使年过货量从1996年的500万吨增加到2002年的1100万吨。俄方1.3平方公里区域已经有两三家中国企业在与俄方洽谈，进行运作。
南德之后，一批国内的著名企业也陆续加入到了对满洲里的开发热潮之中。200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开发商把目光投向了满洲里。近两年，安加尔斯克通往大庆的输油管道因日本人争夺而搁浅，中石油集团正加紧与俄罗斯联系，与俄方协议用铁路运输石油，到2006年每年要通过满洲里运送2000万吨的石油，那时满洲里口岸的过货量在2-3年内至少要增长一倍以上，显然铁路扩能势在必行。
汪明泉告诉我们，如果南德集团继续在满洲里做下去，几个项目都将会获得丰厚的利润。以国际公路口岸为例，满洲里国际公路口岸实际投资4000万元人民币。南德投资1500万用于口岸硬件建设，后南德在银行的资金被冻结。满洲里市人民政府又追加投资2500万元把口岸建起来了。根据南德集团与满洲里市政府的合作协议，国际公路口岸建成后，口岸的运营收益首先偿还南德集团的投资，以后按各50％的比例进行分配。至今，满洲里国际公路口岸已投入使用4年。据满洲里有关的报道：自口岸开通以来，每年过货量高达200万吨、过境人数近百万人，口岸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十分显著。
“如按此数据测算，南德集团每年的口岸收益约在2000万元人民币左右，4年累计近1亿元。南德集团在国际公路口岸中的股份价值，与投入之初相比，也应呈倍增之势。根据南德集团与满洲里市的合作协议，为激励南德的口岸建设投入，满洲里市人民政府以优惠地价向南德出让10平方公里土地。在满洲里已经成为中俄经贸合作热点地区之一、俄罗斯已决定在满洲里对面城市建立后贝加尔‘工贸综合体’的今天，这10平方公里土地的价值怎样评价都不为过。”2004年6月，汪明泉对作者说。
1996年，南德将那10平方公里土地中的3平方公里抵押给了交通银行贵阳分行。2001年7月4日，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通知牟其中，不日将开庭审理南德与贵阳交行的抵押担保问题。2001年7月9日，牟其中在狱中描述了南德建设满洲里口岸的经过，强调“南德集团不拥有满洲里市国际公路口岸的产权，但拥有10平方公里土地的使用权。”
在牟其中被捕前几天，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位副主席曾说过；过了春节，我们要和南德集团、满洲里市政府坐下来商量一下，究竟是收回土地还是给南德公路口岸产权？
牟其中当时的想法是：总得有一个东西是我的，要么是10平方公里的土地，要么是满洲里口岸产权。牟其中认为，满洲里国际公路口岸的产权问题，不能用一般的产权观念来简单判断，而是有一个演变过程和一堆待处理的问题。
满洲里已经崛起
1993年7月，在南德集团和满洲里市人民政府共同策划的招商宣传画册首页上，是牟其中亲自执笔写的如下心声：，
望着大漠的孤烟、河上的落日，听着隆隆的开通新国门的推土机的咆哮，想着一两年后戏剧般矗立的新的现代化城市，深深感到造化无穷，盈虚有数，发财有地。这个地，就是满洲里。
今天，当人们目睹了满洲里的巨大变化，不能不感叹：牟其中的预言实现了，满洲里已经崛起。至今，南德很多旧部依旧十分佩服牟其中超前的想象力和前瞻性的预测。
如今的满洲里建设得相当漂亮，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筑物多为欧洲风格，整个满洲里如一座美丽的欧洲城市。市容整洁、道路上跑的是高档次的出租车。每天从俄罗斯过境购物、旅游的达数千人；夏季国内前来旅游观光、消夏的游客络绎不绝，其中不乏金发碧眼的欧洲人。今日的满洲里商贾云集，外地在满洲里从事中俄贸易的公司大约几千家。与当年南德开发满洲里时候已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的满洲里还只有铁路口岸和简易公路口岸，年过货量只有两三百万吨。2003年，满洲里口岸过货量已经达到1000万吨，翻了近两番。满洲里的中俄之间贸易过货量相当于中俄边境上其他口岸的总和，担负中俄贸易90%以上的过货任务。
满洲里的迅速崛起，显示了其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证明了当地政府制定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也佐证了牟其中独特的经济战略眼光。
在牟其中被捕后，面对外界对南德的种种说法，满洲里市政府对南德集团对满洲里的投资建设给予了客观的评价：
一、 南德的项目选择不错。
二、 南德是满洲里最早最大的投资商。
三、 南德对满洲里的经济建设发挥了牵动性、前瞻性的作用。
……
作为原南德集团满洲里区域开发公司的总经理，汪明泉至今仍然认为，南德集团在超前发现、整体策划并竭力推进满洲里区域经济开发的进程中，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它所尝试实行的开发模式，大力启动的核心项目，及其对满洲里城市功能的拉动效应，是应该作为边境开发的典型范例，值得加以研究的。他还认为，当初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把南德的资金链、业务链斩断，使南德丧失了偿还能力，形成了众多的债务，结果无人来承担，最终受到损失的还是国家。
若干年后的今天，当人们重新审视南德的满洲里开发项目时，常常会引发一些冷静的思考。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说:“南德是通过合法的渠道取得了满洲里10平方公里土地的经营使用权，现在这块土地升值是开发建设之后的结果，应当视为南德当时敢于承担风险的回报，企业从中获益也是天经地义的。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成熟和宪法的完善，保护企业和个人的合法财产权，是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赖以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框架。如果不尊重甚至破坏这一制度，受到损害的将是市场经济规则的破坏和政府信用的缺失。”
满洲里，充满原始灵动、生机一派的神奇土地，牟其中在这里付出了，得到了，也失败了。
而对于牟其中和他的南德，满洲里最终成了他们的滑铁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