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牟其中- 性情人生

第二十四章 理想主义与“富豪”

他在骨子里是知识分子的清高与矜持，可是他却走进商海，要做市场经济大潮中的蛟龙。

他在行动上有商业巨子的谋略与野心，可是他又插足思辨，自诩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先知。

有人说，牟其中没有准确地定位。

有人说，他的历史表明他总在错位。

也有人说，他的不幸来自他的越位。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牟其中。

贫穷的“首富”

牟其中被捕的第二天，美国各大报刊都及时作了报道。在美国的牟其中的两个儿子牟枫和牟樱也都惊诧地得知了这个消息。

几年来，不断传来各种互相矛盾的信息，忽喜忽忧，他们很难判断自己的父亲到底处境如何。父亲和儿子之间是很少沟通的，也没有多少共同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看，两个儿子也不过是南德集团的一名普通员工。这些年，父亲的起伏跌宕、惊涛骇浪的生活与他们似乎没有太多的关联。他们和社会上许多人一样仰着头看这个他们十分陌生的“名人”。牟其中与夏宗琼的结合，使他们和父亲的关系更为疏远，有时几个月都无法和他单独坐在一起吃一顿饭。当然，他们也从血缘关系中得到了实惠，学历和能力都不高的他们，在南德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有了出国的机会。他们知道，父亲希望儿子能够象他那样有能力、有志气，成为智慧型的真正男子汉。可是不要说是外人，连他们自己也觉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没有父亲那样的智力、气魄、胆略。他们只能是搭船者，如果这条船倾覆了，他们就会变成无助的溺水人。

消息传来时，他们不知所措了。

而那个和牟其中秘密离婚，把何君引狼入室，为牟其中和南德引来灭顶之灾后，悄悄去了美国的夏宗琼，看到这个消息，心情肯定十分复杂，不知她会是幸灾乐祸呢，还是多少有些兔死狐悲的凄凉？他们有过共同的奋斗与生活，也有太多的差异和分歧，最后选择了分离。但是毕竟他们之间还有过许多难忘的岁月。她怎能无动于衷？

被关押到武汉看守所数月后，1999年5月31日，牟其中曾经委托律师给远在美国的儿子牟枫打过电话，但电话号码已经成为了空号。

牟其中被抓时，两个在美国的儿子一共只剩3000美元的生活费了。大儿子牟枫只有高中文化，后来到了美国，读了大学。二儿子牟樱，原来是初中文化，在莫斯科学习过几年，后来也转去美国学习。南德出事后，失去了经济支持，他们都辍学了，只得出去打工。牟枫患有严重的胃病，需要进行胃切除手术，却一直没有钱做。在美国，一般人的经济条件是很难支付得起那昂贵的医疗费用的。

牟其中当然十分担心儿子在美国的生活，但已无能为力。他委托律师捎信给南德在香港的员工王××，请他转告儿子：“即使我被冤判，也不要灰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回来。在这个特殊时期，什么都不要管，生存下去是第一位重要的问题。”

此时，牟其中自己的生活费用都成了问题。关押在看守所时，他曾一方面请南德留守人员人组织收债，一方面托人四处借钱。

但是，欠着南德部分款项的人知道牟其中已经被抓，南德集团气数已尽，便抱着能拖就拖的态度。一些曾经与牟其中呼朋唤友的企业家、地方官员，现在千方百计地躲还来不及呢，更别提伸手相助了。一些同情牟其中、甚至佩服牟其中的人，对形势判断不准，也不敢贸然行事。

南德理事会连律师费都支付不起了。

2000年10月29日，牟其中通过南德理事会带信给当时的代理律师××，希望能替他先“垫上”应付的费用，牟其中称，他将来会如数照付。

由于出不起律师费，牟其中的律师换了一茬又一茬，最后在2003年请的律师刘兴成，则基本上是带有法律援助性质。

南德集团确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2003年12月25日，南德理事会对外宣称，可以将手中一张全国工商联1994年集资在烟台养马岛修建的度假村的股权证抵押，筹集资金，当年南德出资100万元，现在可以150万元现金抵押三年，利息另商。另外还有满洲里俄方一侧的烟厂和博彩业的营业执照一张，只需200万元即可出让或抵押，办理变更手续的费用可以由南德理事会支付。由于种种原因，这两项可变现的资产最终并没有给牟其中带来现金。

被捕的时候，牟其中身上仅有借来的500块钱，有报刊称南德集团负债累累、早在牟其中被捕前就已经资不抵债。牟其中却一直坚持“南德至少还有20亿的资产。”但是他所说的资产和口袋里的现金不是一回事。“画饼”不能“充饥”。

夏宗伟也承认，虽然南德至今尚有20余亿净资产，除上面两项可以处理之外，其余的资产处理起来太复杂，远水解不了近渴。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又是万万不能的。”从来没有将钱看得太重的牟其中由衷发出这样的感慨。

简朴的老总

牟其中说他有经商的“遗传基因”，他总是从经商中追求一种超商业的乐趣。从一开始他便宣布自己愿意“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试验田”。似乎他的商业活动主要不是为了个人和团体的经济利益，而是一种历史的或社会的使命。这种使命感压倒了一切现实的目标。

正是这种极其强烈的使命感使他基本上没有一般商人的物欲。

这个曾经的十分豪放的亿万富豪，生活却简朴得令人难以置信。

他的全部生活就是工作与学习，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个人爱好。这样的企业家几乎是现今的大多数人难以想象的“怪物”。

牟其中身边的很多工作人员反复证实了这种说法。一位南德骨干回忆说：“老牟这个人生活非常简朴，据我所知，他平时除了看书、演说、工作、写东西、找人谈话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他没有去过歌厅，没有洗过桑拿，不打麻将，不打朴克牌，不喝大酒，也不抽烟，没有不良嗜好。如果有空，牟其中最大的爱好就是作一些简单的运动，如爬山，或打打网球之类，但从来没有打过高尔夫。总之，老牟的生活挺单调。象有些所谓揭发牟其中的书中写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纯粹是杜撰。”

原南德集团总会计师郑平川讲述了一次出差的经历：1996年，郑平川等人陪同牟其中坐轮船去万县，他坐的是一等舱，牟其中坐的是特等舱。郑平川嫌轮船的条件不好，牟其中说，这算什么，以前他都坐五等舱。那次在船上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感觉饭菜难以下咽，有人偷偷地倒掉了，但是牟其中居然吃得干干净净。

在郑平川眼里，牟其中对吃穿无所谓，只把事业放在第一位。郑平川说：“他具备一个成功人士应有的素质：韧性、有理想、不怕吃苦和平易近人。”牟其中入狱后，郑平川不断向媒体强调牟其中的这些性格特征，以求改变外界对牟其中“骗子”的看法。

南德满洲里公司总经理汪明泉从不讳言他从牟其中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些年，汪明泉在商界认识了很多老板，但他表示：“令我最佩服、最认同的老板还是牟其中。他的认识能力，创新能力，他的勤奋朴实和勇往直前的精神，至今仍是鼓励我搏击商海的精神动力。”

夏宗伟则从最贴近的位置给我们描述了牟其中的生活图景：

可能有人不相信，老牟的生活与他的身份很不相称，简单到了极点。他的圆领毛衣，经常是前后错穿，惹出不少笑话。我帮他买毛衣，一般情况下都得买V字领的，怕他不注意时穿反。即使是这样，他有时也会搞错。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初冬的周六，邀约了公司一帮年轻员工去爬香山，待到了山顶，我才发现，他还是给穿反了，这件衣服的前后的图案不一样。他在大家善意的哄笑声中才调正了。有一次，他的皮带断了，我找人花了200多元买了一条金利来的皮带给他。他问我多少钱，我骗他说是20多元，他瞪了我一眼，说：20多，怎么这么贵？买个七八块的不就得了！还说，皮带要那么好做什么？

他吃饭也是很不讲究，平时吃饭很快，急急忙忙地扒完就去做事情。请客应酬时也只能是象征性地吃一点，回家后还是得再吃点面条什么的，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喜欢吃面条，而是面条既快又简单。生活上，他不喜欢复杂而麻烦的事情。至于外面人看见他包机、包船搞活动，那也只是他为了扩大业务而采取的公关手段而已。

作者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一次采访牟其中，受到了颇为隆重的接待。准时来到他的办公室，便有接待人员按照事先的安排照应就座，等到牟其中出面时又是记录又是摄像，形式十分正规，这是一般企业所没有的。采访结束，牟其中一句：“请用餐！”便不见了踪影。我被引下楼去食堂，满以为会享受一顿丰盛的宴席，结果是让我到职工食堂吃他们的自助餐。当时我心想，这个老总不定到哪里去吃大菜去了。不一会，牟其中和几个员工进来，也是在那里吃一样的自助餐。陪我吃饭的南德员工小陈说：“我们老总天天如此。他从来不大吃大喝，对那些钦差大臣也不特意招待、送礼，有人暗示要点什么，他也装糊涂，很少买帐。他的这种做法，确实也得罪了不少人啊！”

为了跟踪了解，我去过他在门头沟的住处，我开玩笑说“牟公馆”，其实那是很普通的两套职工宿舍打通而成。屋里基本上没有什么象样的家具，只有一个健身用的跑步机算是值钱的东西了。有一间小房间用作他的书房，四周书架上摆满了书籍。他看的书可以说是很杂的，但是以文史与经济类的为多。

我和他谈吃谈喝，似乎进入不了他的话题，一谈起国际形势、政治经济，便如同把炸药引爆了一样，谈话就滔滔不绝了。

他曾给我朗诵过他1997年10月登泰山后写的一首诗《泰山远眺》，那是在党的十五大召开数十天之后写的。诗前有“题记”：

读江泽民总书记“十五大”报告，浑身充满阳刚之气，想大声呼喊，放开手脚大干。于是组织了集团“登泰山，小天下”的主题旅游。十月一日登临绝顶，一声长啸，是以为诗。诗言志。

在这篇政治激情与理想色彩的长篇诗作中，多的是恣肆的豪情，却并没有多少诗意。他周顾古今，广视全球，傲论圣贤，指点群雄。最后唱出：

安得挽来天河水

洗尽兵甲长不用”

再携手，临绝顶

登封台上齐声唱

东方西方同携手

小天下

歌和平 唱发展

世界大同红旗扬

这种思想压倒诗意、概念替代情感、政治超越文化的“创作”，是不是在某个侧面也反映了他的这种理想主义的脆弱与急就？

“唯一的遗憾”

在坐了几年牢的情况下，牟其中好象并不悔悟。他始终坚持认为自己没有罪，自己的案子是错案。他说不后悔，但是有遗憾。2004年，在狱中的他对朋友说：

我唯一的遗憾是，被迫终止了“智慧文明时代生产方式”的试验和研究。我已经年过六旬，时间宝贵，但身陷囹圄只能虚度时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出去后继续自己的伟大试验。我相信自己能够复出。小平复出时是74岁，我今年64岁。目前我的健康状况非常之好，好得令一般人难以相信，再高强度的工作20年毫无问题。

正如我们已经介绍过的，他所说的“智慧文明时代生产方式”，也叫作“第四产业”。他认为南德集团的运作方式，就是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试验和研究。有时他更愿意把自己的企业叫作“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田”。他痴迷自己给自己任命的角色，并且拼命去做，去喊，去冲锋陷阵，去赴汤蹈火。这种所谓的责任感在许多人看来十分可笑，甚至十分荒谬，他却视同生命。有人都嘲笑他“不知自己不过是个企业的头头而已，又不是国务院总理，该你管那么多吗？”

他认为自己就是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他说：

我个人的爱好就是经营好企业，把事业做得越大越好。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个人爱好。这也是一般人对我不太理解的一个方面。爱因斯坦也有过类似的感慨，他说：“爱好比责任心更可贵”。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如果为了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我必须做什么，而那就是我的爱好，那就有莫大的乐趣，就是很大的动力。陶渊明也说过类似的话：“既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1998年12月16日，在他被捕前20天，已经四面楚歌的牟其中写了一份一万多字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详细论述了他自己的思考过程以及他所发现的“智慧文明时代”与“智慧文明时代的生产方式”。他说：

是恩格斯天才的猜想启迪了我们，他在《自然辩证法》序言中指出：“精神运动遵循正好与物质运动相反的规律：它与它的出发点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所以，就象我们试图运用牛顿的哲学思想来解决现代量子力学中的难题一样，注定是不会成功的。

此外，是一个物理学上新的发现---熵（热力学第二定律）---给了我们启发：既然物体是在一个方向上不断地与外界交换能量的过程中求得平衡，那么我们试图用一个静态的尺度来衡量智慧价值量的想法就是非常愚蠢的了。

当我们认识到智慧文明时代是遵循与工业文明时代正好相反的经济规律的时候，天空格外开朗了。过去曾经长时间困惑我们的难题的答案也随之产生了。

我们必须去探索一个新的时代的生产关系，我们必须去探索一个新的时代的新的生产方式。

而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进行并试验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作者要指出，牟其中这里有一个疏忽，“熵（热力学第二定律）”应该表述为“熵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而且这个定律也不是“物理学上新的发现”。他这里其实是指美国著名学者里夫金和霍华德的那本《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中所书中阐述的关于“统治人类的将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思想。但是，这个疏忽并不影响他的整个认识的逻辑框架。

在20天以后他因为失去自由而不得不中止这种试验，那痛苦自然是压倒一切现实的感受之上的。

还是在上述那个报告中，他进一步阐述了他对自己理想的笃信：

既然经济活动中资本的权威地位将会被智慧所取代，那么，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被扬弃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当然，它不是“弃”之于暴力革命，而是“弃”之于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那种不可抗拒的历史力量。在此，我们可以自信地宣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是必然的。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重建个人所有制”等社会理想一定能够实现。

他的这种使命感来源于他的理想主义的内在基础。即使在狱中，在致友人的书信中，他还“大义凛然”地说“

与当年工业文明的曙光穿透农业文明的暮色开始普照大地的情景一样，伴随它的，必然是怀疑的眼光、挑剔的盘问、无知的漫骂和极少的睿智和宽容。

这已经近乎宗教殉道者的自我感觉了。这一方面说明他对自己信念的执着与坚定，另一方面也妨碍他进行必要的自省与反思。

甚至在等待宣判的前夕，他所想到的还是这种使命，居然还不无自负地宣称：

……这一次，我将从负债4亿元人民币的起点上起步，我的感觉不是担心，而是命运又给了我一次证明自己价值的机会，感到一次临危授命的激动。

理想的归宿

这些年来，社会各界对牟其中的这种“理想主义”特征有种种评论，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曾经见过牟其中两次。在萧功秦看来，牟其中的个性和他的经历过于坎坷有关，加上四川盆地机会少，英才多，竞争非常激烈，牟其中被压抑许久的雄心有朝一日得以施展，就有收不住的感觉，因此对许多事过于夸张，想象也过于丰富。

他说：

牟其中对中国是有贡献的，是最早进入私营经济进行切身实践的人，在新旧规则交替的过程中，他这种过河卒子的牺牲率是最高的。我们应该从社会转型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人，他的遭遇带有悲剧性，对他应多些宽容。

曾自称是原南德集团顾问的彭定鼎则认为：

牟其中有极大的野心，完全不顾事实，常常把现实和幻想完全混在一起。他这种人在乱世可能成为英雄，在现代社会也可能碰巧成功一次，但我不相信他今后会做成什么事。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投机分子。

我们认真研究了牟其中，探讨作为一个企业家与一个理论家的他是如何统一的。我们总算真正解读了他的本质与表象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如同作为王子的哈姆雷特与作为哲学家的哈姆雷特的关系一样，企业家是牟其中的身份、职业范畴，而社会探索者则是他的精神实质。

我们发现，在他的许多讲话中，价值、利润、回报等等词汇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本来经济意义，实际上只是他的理想的测量符号与计算尺度，他的事业实现的一种象征，他的成就的一种证明而已。

牟其中奢望自己在理论和实践上同时出类拔萃。他的智慧弥补了先天的教育不足，他的阅历扩张了他的联想空间。但是他的特殊文化背景也把他塑造成为带有偏执倾向的理想狂热。他的某些正确的“发现”元素，往往会被无限地放大，缺乏严格的支撑与充分的证明。

2004年夏天，我和夏宗伟在北京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店”见面。我们又谈起一个多次谈到的话题：“牟其中的精神世界是怎么样的？”

她想了想说：

许多人不相信他的简朴，其实那是他的本性，不是装出来给别人看的。我甚至说他是在“虐待”自己，他却笑着说：“有被虐待了还这样心安理得的人吗？不，我不以为物质享受是一种快乐。”

我多年跟随他，才相信他是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其实他不适合做商人。他是个对物质生活一无所求的人，一心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我这才开始懂得老牟，其实他是把事业看得比生命还要宝贵的人。老牟告诉我，音乐家用旋律、节奏创造世界，画家用色彩、线条创造世界。他认为经商也是一门艺术，而他是在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中，享受到人生的乐趣。

一个理想主义的“富豪”，或者说，一个“富豪”的理想主义，在有些人的眼里看来可能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吧。

这样的“富豪”中国少有。在转型时期特殊国情下的中国，这样的“富豪”恐怕也难以生存。

第二十五章 “大话”与梦想

从某种意义上讲，牟其中是宣传、造势的能手。不过，他的许多话语反映出的张扬的个性，曾经引起不小的非议。他那句“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就变成人们都常引用的词语，用以证明他的狂妄与唯意志论。

他曾不无嘲讽意味地说：“查一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吧，这句话的首创权并不在我。”于是，他反过来问：“如果证明了这话不是我首先说的，那么那些被骂倒的又该是谁呢？”

有人说，牟其中能想、能干、也能说，敢想、敢干、也敢说。

有人说他狂想、矫情，甚至有人说他脑子有病、偏执狂，但也有人则辩之为他有自信。

牟氏风格

牟其中确实具有语言天赋，他的讲话常常十分具有感染力和煽动性。当然，也有人说他讲话夸张、虚浮、空泛，说他的大话太多。

某刊物的一位记者在1998年发表文章，批评他爱说“心比天高、胆比天大的语言”。

牟其中并不以为然。他说：

说大话、空话也犯罪？真是旷古奇闻。

每个人都有大小的心理指标。记得80年代，“万元户”已经不得了了。50年代，国外有一部电影叫《百万英镑》，足见百万还是天文数字。现在我们回头一看，是我们大家都说“小”话了。

达不到目标称之为空话，自己达不到，就肯定南德达不到，叫主观。

我的确在思想上是天马行空，毫无禁忌。我总觉得连想一下都不敢的人，还谈什么做事？岂不令人笑掉大牙。我十分欣赏胡适的治学态度：“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努力在实践中这样做，结果并不坏，至少目前查了我10年以上，包括抓起来查，也查不出我在什么地方触犯了刑律。

我也曾经批评过他的张扬，说他说话太满、太大、太追求刺激、太戏剧性，等等。他回辩道：什么样的说话方式和用语是标准的呢？人类早已跨过了结绳纪事的阶段，社会生活的演变与发展，已经使语言的表达功能极大的丰富与扩展了。开放的、朝气蓬勃的民族，语言也应该是明朗的、生动的、积极的与幽默的。

牟其中说，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我们应该充分享受我们自己语言的深刻、精致、委婉、含蓄与美了。我们还应该提倡社会语言的个性化，为什么一定都要那样四平八稳、刻板教条、千人一腔呢？“子不言，小子何所述哉？”这是封建的犬儒式的语言风格，或者说是无个性的风格。

我理解他追求个性化的本意，但却不能苟同他对大话的一般肯定。我当然知道他对大话的独特界定与特定含义，不是刻意在提倡说假、大、空的废话。所谓“大话”，有可能是真话，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可能对你是能够办到、能够实现的，而对我或别人则是办不到、实现不了的。关键在于因人因事而异。

他的许多讲话被一些人说成是“大话”，可能与他独特的语言方式有关系。分析起来，大致有几个特点：

一是拔高：他沉迷于“高屋建瓴”。谈每个问题，做每一件事，总要与历史、世界、时代的高度联系。所以有人讥讽为“南德无小事”。有人说，南德集团不象企业，倒象是政治、学术组织，或者说简直象政府战略研究机构。这样的拔高，容易造成华而不实的感觉。我看过他写的一份协议，那是应海外华人之邀为与海外华人商会准备创办的一份报纸而起草的，整个协议的大半篇幅是谈中华五千年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关于办报思想、方针、组织、资金、双方责权利等等则很模糊很简单。我看了说：不就是办一个报纸吗？哪里就用这么铺叙！他却并不以为然。

二是扩大：他心胸开阔，目光远大，确实不是鼠目寸光的那种人。所以有人挖苦他“嘴里有个放大镜”。他喜欢扩大外延。不爱就事论事，经常举一反三、见微知著。他谈南德，必然谈中国，谈中国就谈到区域和世界。他的语言确实有“好大喜功”的气势。他言行豪放、坦荡有余，却显得严谨、细腻不足。

三是联想：他很富有想象力，称得上是 “浮想联翩”。他的论述总是由此及彼、天马行空。由于兴趣广泛、视野宽阔，联想就很丰富多彩。企业管理与植物学联系，产生了“平稳分蘖”的概念；市场运作与体育运动联系，便创造了“空手道”的说法；把银行的功能通俗化，说“银行也是商店”，是“买卖钱的地方”。等等。

四是高调：他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往往是他讲话的主题，也是最常为人诟病的地方。他不喜平庸与一般化，喜欢用简练的词句表达一个独特的思想、构思、目标、方向、方案。比如对满洲里特殊的地理位置的认识，他用了“跨出一步是欧洲”，很有战略思想，也很富鼓动性。他的“中美俄经济大三角”，简明地提出了一个世纪性格局和战略目标。这种“豪论”如果出自某位政治要人或学术权威之口，也许会获得一片喝彩，但发自一个民营企业的老总，就显得“嘴大、手长”，容易招嫉、招疑。他的另一些言论，如几年进入500强、几年改造多少个国有企业等等之类的话，则有浮夸、虚荣、吹牛的嫌疑。

当仁不让与授人以柄

牟其中的口才好，拥有这个能力的企业家实属难得。但他常常不分场合、对象，口无遮拦地高谈阔论，往往使自己陷于被动。这实际是个“度”与“分寸”的问题。牟其中虽然读了不少古贤教益，却未能真正心领神会，往往忘记自己是在一个讲究内敛、崇尚谦逊的国度。中国传统文化不喜欢个人太“张狂”。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说白了，他虽酷爱中国传统文化，却又难以见容于这个文化。他不得不亲自领教什么叫“祸从口出”。

牟其中从来不想低调做人。他自有一套看法支持自己的狂放：古代中国手艺人与西方以数学物理为基础的制造业的区别在于，东方多凭借经验，西方多凭借数理分析。在16世纪的马丁·路德时代，中国和西方的世界观是差不多的，但此后，中西方的世界观开始发生变化。西方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挥，社会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这种变革是建立在新兴工业的基础上的，马克思解释为，生产力发展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但在中国，有些观念似乎根深蒂固。一直到现在，许多人还推崇与世无争。他曾经对部下讲：在商场上，特别是在国际商场上，只有强者才能生存。绵羊是无法与狼共舞的，你至少必须是一条狼狗。

牟其中不认为谦让是一种绝对的美德，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讲究的就是当仁不让”。这或许可以解释牟其中为什么喜欢高谈阔论、指点江山。

即使被捕后在看守所里的时候，他依然不减这种张狂加自信：

洛克非勒就曾经豪情万丈地说过一段令我非常感动的话，他说：你可以剥夺我的全部财产，只留下一条裤衩，并将我扔到大沙漠里去。只要有一队骆驼商队从我身边经过，三年后，我还是一个石油大王。卡耐基也说过类似的话。这是狂妄吗？这是吹牛吗？也许对某些人是，但对洛克非勒、卡耐基就不是。本世纪初，西方石油大王、钢铁大王能做到的事，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东方的牟其中也能做到，只可能做得更好！

他的许多讲话给人的印象是：政论家的思想结构、经济学家的逻辑方式、诗人的浪漫气质。但是他是企业家，这些东西在他那里糅合在一起，便有些不自然。所有的经济利益的命题容易被冲淡、被淹没、被转移了。

1996年2月22日，牟其中在纽约在和美国记者见面时，有这样一些对话：

问：牟其中先生，准备在华尔街投资？

答：我在华尔街投资，是要把我的企业摆在华尔街，只要可能，我可以无限地投资，无限地花钱，钓鱼不都还需要一点蚯蚓嘛（笑声，掌声），这点请大家放心。

问：你刚才说想改造大量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那么多，你准备选择哪些企业？你能否确保这些企业赢利？

答：重点是选择国有大中型企业。我能从300元人民币到发射卫星，就有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有理由确保这些企业赢利。

问：你觉得投资化学工业是否值得？

答：这位先生很聪明。我可以告诉你：值得。我所改造的企业中有10多家化学工厂，而且都是赢利很大的化学工厂。化学行业不仅因为本身有很大的赢利性质，而且由于环境的污染，很多西方化学工厂关闭了，把大量市场让了出来，我们可以占领这个市场，从中赢利。

问：首先我把你比做马可·波罗到纽约来（笑声，掌声），当时马可·波罗谈到中国有那么多富有的机会时，谁都相信他。我刚从北京、西安回来，我们和电影公司合资。我70岁以前在美国做生意默守君子之交，而现在的中国不得了，那么多复杂的合同、文件，把两个当律师的儿子都弄得晕头转向（笑声）。以前我们和中国做生意很爽快，但是我们现在要等政府的批准，等啊，等啊，只等到卖身了（笑声）。请问牟先生，您有什么方法把速度加快？

答：刚才你提的问题正好给了我一个表演的机会。你不是拍电影吗？我可以表演一段给你看看（笑声）。我来曼哈顿、纽约、华盛顿已经4年，我们的行动也非常迟缓等啊等啊（笑声），为什么呢？不熟悉。中国有句成语叫老马识途。我看你就是一匹美国老马（笑声，掌声），我是一匹中国的老马（笑声，掌声）。我在中国投资国有企业不是一个一个地投，是一批一批地投。我去年先后与7个大城市的政府共同召开了七次大会，每一次都有上百个企业的上百人听我这样讲两个小时，讲完以后就发表格，愿意合作的马上填表，马上签字，效率很高。

牟其中谈吐诙谐、气度从容，在外国记者面前展现了一名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不凡的风范。但此时，南德“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进展并不顺利，已经出现了水土不服的征兆，甚至岌岌可危。身为总裁的牟其中仍然虚张声势，不给自己留有余地，最终让人抓到了把柄。

有一些批评他说“大话”的，主要不是关于项目的宣传，而是他那些关于历史回顾、国际形势、经济分析、企业目标、产业理论、个人抱负等等的讲话。这些讲话把企业的任务与大环境联系本来是正常的事，但是把企业驾临在大环境之上的时候，必然有以偏概全、以小盖大、以局部代全局的毛病，如：

应该说，我们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巨大的飞跃。不要说凡夫俗子做不了伟大的事情，伟大的事情往往是凡夫俗子做成的。凡夫俗子做成了伟大的事情也就成了伟大的人。我们的伟大是我们发现了从工业文明时代过渡到智慧文明时代生产关系的变化，而且一直在身体力行地为之奋斗，有了结果。

南德有能力、有资格选择西方既有远见卓识又有巨大财力的人士及资本集团来建立一条沟通东西方关系的通道，并获取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超额利润。

全中国只有一个南德。

南德正走在智慧文明时代的前沿，苦苦求索，形单影只。幸获党中央、国务院的睿智与宽容，容许我们继续进行试验，此之为“风正”是也；苦苦求索，形单影只，南德“一帆”是也。惟其“风正”，我们才得以避免为工业文明的诞生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布鲁诺们的命运：“因为他们将真理告诉了世人，自己却在火刑架上毙命”。

他的讲话很有吸引力。初听起来，你会很受感染，很为折服，许多人趋之若骛。但是听多了，便会有水份偏多、糖份太大的感觉。他有时的讲话还有炫耀卖弄、哗众取宠之嫌。

“我没说大话”

当然，语言的风格不是最重要的。一些批评者都表示对他语言能力的钦佩与赞赏，但对他的语言传达的内容表示不能认同。有人指出他在一些问题上不但说了“大话”，而且是“天方夜谭”式的大话。

关于他的“大话”，除了因为他的这些项目确实很大、很新，别人不了解情况，有所怀疑与误解外，恐怕也有他说得太早、太多有关。毕竟有些还是在调研、计划、筹备阶段，事情本身并不落实。话如果说满了，难免引起议论与猜测，如果再有渲染之词，更容易招致反感。

但是，牟其中不承认，更不喜欢别人说他爱说大话。

有一位记者曾经直言不讳地问他：您这些年说了许多话，给人的印象是大话、空话。你说：满洲里项目的总资产相当于20亿元；你们参与了中国移动电话防辐射标准的制定；你们参与了中国军民两用气垫船的研制；你们与美籍华人合作，已投资3000万元，准备开展发射失败的卫星的回收计划；你们还准备6-8个月内研制出按中国珠算原理设计的五进位的计算机芯片，据说每秒运算速度可达10亿-100亿次；你还准备调雅鲁藏布江等西南五条大江大河之205亿立方米水，向北至黄河源头，等等。这些是不是都是夸大其辞的说法？

牟其中不承认这些所谓“大话”的实例。他说：

外人不了解，甚至我们集团内部许多没有参与其事的人也不了解，所以认为我是在吹牛、说大话。其实，这些事我们当时都是在认认真真地做的，虽然当时南德已经是孤城落日的景况了。

我认为我自己底气很足、心中坦然，没有骗人、也没有夸大其词，只认为是交流不够、或者用句时髦的话：信息不对称。或者说，我们对同一个事物，有着不同的观点。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更谈不上尖锐。请您信任我“耳顺”的能力。

一、满洲里项目的资产在20亿以上，我在许多材料里已经解释了。

二、防辐射标准的问题不是空穴来风，是北京的一个年轻人，拿着一堆专利来到我们公司，要求加盟，我们花了几十万元，申请了十几个国家的专利。当时他讲，正在参加防辐射标准的制定。除此之外，还做一些事，但就是因为这场官司，给搁下来了。不知这位青年的发明家目前又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三、芯片问题，也是与人合作的，此人就是农业部原副部长×××之子×××兄弟两人。我对计算机是外行，但是我很希望中国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的芯片，我愿意尽力为民族高技术做贡献。这不是两位江湖骗子，我起码相信他们的人品。我所讲的也是他介绍给我的。南德工资都发不出来了，还陆续保证了他的研究费用78万元。

四、开发收回发射失败卫星的计划，也是真实的，是中国卫星公司驻美国代表介绍的，我们也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

五、调雅鲁藏布江等西南五大河流的水至通天河的计划，南德称之为《通天河计划》。我们对这个计划花的力气很大。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想法的“始作俑者”并不是我，而是一位我们尊敬的国家领导人。这是有案可查的。我认为，对于我国来说，水资源严重短缺，是关系民族存亡的大问题。从1995年开始，在许多政府部门和科学专家的支持下，由国家计委、中科院自然资源考察委员会和南德一起合作，我们组织了气象、地球物理、工程爆破等方面的许多专家学者开了几次研讨会，制定了一个十分宏伟的《通天河计划》。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异想天开。再说，即使暂时不能实施的计划，进行研究论证，为将来有条件时实施，有什么不可呢？想孙中山在他那时为中国的未来就想了多少异想天开的计划，难道不证明了他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心吗？

六、军民两用气垫船的研制，也是确有其事。此船称之为里海怪物，是海军装备部的领导将照片送到南德来的。由于南德与苏联换过飞机，1994年军委领导还计划让南德出面去找人家换航空母母。海军装备部的同志对我讲，原苏联在里海秘密试验一种离水面5米的“怪物”，因为不接触水，所以不是船（气垫船也要接触水）；飞行高度不足30米，故不可称为飞行器。可是时速可达600公里，最大载重2000吨。他拿来的照片上装有4枚导弹，他说这是攻击航母等大型舰只的最有力武器，因为靠近海面，躲过了雷达。我们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责任感，也是出于对军队领导的尊重，做了一些工作。外面人不了解，到处传我是胡吹，似乎我怎么可能参与如此重要的军备项目。我可以告诉你们，就在1998年11月份，在北京的某个宾馆，我在中国一位将军的陪同下，还会见了着中将军装的原华约总司令。我们讨论的就是从俄罗斯军方向中国转移“里海怪物”军事技术的问题……

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这是他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关于外界对他说过的大项目的批评的回答。

偏执与狂热

牟其中永远的乐观主义精神，永不言败，雄才大略，成就了南德的几度辉煌。但牟其中性格中的偏执化缺陷，也许是他的致命的主观因素。

有人说，他的“大话”与他的“狂热”形影相随。

这样的性格，一旦过于顺利，或者取得一番成就，很容易过于自信乃至自傲。南德一些部属说，牟其中有时武断专横，不能平心静气地听取下属的意见和建议。

但是也有例外。南德集团前满洲里开发公司总经理汪明泉回忆了一次“老牟纳谏”的经历。

1997年5月，满洲里市刚刚履新的郎立兴市长、金昭副市长坐飞机到北京与南德讨论口岸建设事宜。按照计划，牟其中要在客人到达北京的当天上午就去与客人见面。

当时，南德已经在满洲里口岸建设上投资了1400万，口岸主体工程还没有完成，继续推进口岸建设遇到了一些实际问题：一方面，南德正在接受国家几个部门的联合审查，资金已陷入困境；一方面，口岸建筑商向法院起诉南德拖欠建筑款项，导致南德办公楼被查封。

焦头烂额的牟其中认为满洲里市政府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不愿与来访的官员会面：“我不见满洲里市的市长，我要接待欧洲客户。”

安排此次会见的汪明泉说：“两位市长专程来北京，你不见人家说不过去，对将来与满洲里的合作也不好。”

但倔强的牟其中还是坚持不去。约好而来的两位市长看出牟其中不愿意见，也有点生气地说：“我们下午就飞回去！”

汪明泉再三稳住了两位市长。回到南德集团看到牟其中并没有接待欧洲客户，汪明泉请牟其中立即去见满洲里的客人。牟其中一听就火了：“满洲里市政府很不对，当初吸引我们投资建口岸，开发俄罗斯的五平方公里开发区，我们是造福满洲里，为中俄合作出力，现在建筑商出来捣鬼，政府不处理，不为投资商保驾护航……”

汪明泉当以东北人特有的直率顶撞说：“你说造福满洲里，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咱们是公司，我们也有商业利益在里边。我们自己与建筑商签的合同，被建筑商骗了，形成了诉讼关系，市政府建议我们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怎么是不帮助？再者，我们建口岸、跨国界搞开发的整体思路，不通过交流，新一届政府怎么了解？怎么帮你？如果总裁决定满洲里项目不做了，我马上通知两位两位市长回去，我也立刻辞职回锦州……”

牟其中毕竟是精明人，听了汪的意见觉得有道理，立即去满洲里驻京办事处拜访两位市长。双方聊得非常投机。后来，满洲里市新一届政府对南德在满洲里的开发建设给予了很大支持。即使在牟其中被捕后，外界关于南德的流言蜚语满天飞的时候，满洲里市政府对南德集团在满洲里的项目依然给予了客观的高度评价：南德的项目选择不错；南德是满洲里早期开发最大的投资商；南德对满洲里经济建设发挥了启动性、前瞻性的作用……

在一次南德集团骨干会议上，牟其中对汪明泉那次大胆苦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们公司的中层干部应象汪明泉那样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观点，敢于负责，敢于坚持原则。”

牟其中如此“纳谏”的例子实属罕见，如果当初他的部属中有更多的人向他“谏言”并被他接受，或许南德的很多失误本可以避免或减轻。

“他生活在自己的梦中”

关于 “大话”，以及带来的麻烦，对他十分崇拜也是最了解的夏宗伟，有比较准确的解说：

他这些年确实说了一些承诺没有兑现或没有来得及实现。比如：1993年，南德与重庆大学签署了联合办学的协议，同时还决定南德投入2亿元在重庆办麻辣火锅快餐公司，把重庆火锅快餐化，推向全世界，5年做到收入1000亿元；也是1993年，老牟宣布投资100亿元，独家开发满洲里，建设“北方香港”；同年，南德与张家界市签署协议，计划投资10亿元进行区域开发；1994年，老牟提出在北京或上海建设一座118层的大厦，下面就建设邓小平广场；同年，他考察陕北，激动之下，准备在陕北投资50亿元；1995年，老牟在一次演讲中提出要办一所“南德儒商大学”，投资5亿元；1996年，他又宣布投资12亿元，对辽宁3家国有企业进行改造；同年9月，他还对外公布投资控股总造价1亿美元的“国际卫星—8号”……

这些常人想也不敢想的大项目，他都准备用他的“空手道”理论去实现，但是这些项目有些没有实施，有些部分实施了，但是不但没有拯救南德和老牟，还把他拖进了无底的深渊。

可是现实终究是现实，老牟忽视了每个项目都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很大的资金，很多人的智慧，才有可能完成，或者在现实的环境中是不可能完成的。人们关注的只是结果，是立竿见影的效益。老牟说了那么多“大话”，很多没有兑现，所以就会相信《大陆首骗牟其中》这本非法出版物。市场经济从来就不承认什么“预期收入”。

她还语重心长地说：“老牟这个人爱激动，爱夸张的毛病很难改，他是一个喜欢生活在梦中的人，一旦失去了梦，他的精神就会崩溃。我能理解他。”

第二十六章 政治情结与“马前卒”

强烈的政治情结是牟其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或者说，是他被人们议论或指责得很多的一点。

当许多人谈论牟其中的政治情结的时候，可能忘记了这种因果关系。正是他所生长的环境和他的特殊经历造就了他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行为。他自己就是时代政治的直接的产物。

他的政治情结是他的生活的必然，是他性格的逻辑发展。这可以概括为：情之所使，利之所系。或者说，这种政治情结对他来说，既有内在的主观依据，又有外在的客观需要。

我们为什么需要特别讨论他的政治情结，只是因为他是一位企业家吗？如果他是个作家，或者学者，我们会讨论一个作家的或学者的政治情结吗？

历史的记录

牟其中并不象有些弄潮人物，只是出道后才用时髦的政治标签装饰自己的那种人。他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语境可以追寻到他生命河流的源头。

他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生于抗日战争，长于解放战争。青少年时代则在各种政治斗争中铸造了自己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及后时逢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潮兴起，他们又在社会竞争中扮演各自的角色。所以，战争—斗争—竞争，贯穿了他们的全部生活历程。牟其中更为特殊的经历与感受，使政治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不能分离的本质。

我们看到他在1984年5月8日在收容所里写的那篇题为《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我们的历史使命》的论文的提纲。那时他还在收容所里，当他得知合肥正在召开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便把在“查监”中被毁的、为自己设计中的公司的“计划意见书”重新写作而成此稿。他想把自己的意见转送到那个会议上去。那时他还只是一介普通平民，一个总共只有16个员工的“中德商店”的经理。这个按学历只是高中文化的工人出身的在押“犯人”，为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所鼓舞，竟然在卫生纸和积攒下别人的废香烟盒上写下一万多字，不是为自己的冤案申诉，而是高谈阔论似乎与自己关系并不大的却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他俨然以“以天下为己任”、“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姿态在那篇材料中写道：

凭着对改革事业的热情，利用这次在台风中心所获得的平静，试图从保卫科学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的普遍现象、中华民族近百年黑暗中的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等几个方面，论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性、历史必然性和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意义，从而认识到我们这一代历史幸运儿的历史使命。

从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讲，这里面表达的那种认识与参与热情就是最大的政治。然而，社会上很多人颇为置疑这样的文章是否出身陷囹圄的牟其中之手。

如前所述，这个材料的真实性已被前往收容所调查的新华社记者亲眼证实。

据牟其中本人说，当时他在收容所，没有任何文献与资料，全凭记忆的积累。在这篇文章中，牟其中表达了他的充沛的政治激情和爱国主义精神。我们看到，他后来的政治态度、社会理想、经济追求与文化理念在这篇文章中都表现得十分清晰。当然，再往前推，他在文革中参加“马列主义研究会”时共同起草的《中国向何处去》和他独立写作的《社会主义从科学到空想的倒退》等文章，都可以找到构成他的政治思想的一贯脉络。

那时他是这样来表述自己的政治理念与经济思想的：

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运动，是对平等、富裕理想追求的一般概括。往往在人类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有着不同的具体要求。因此，没有永恒的社会主义标准。

现代社会主义的内容大致可以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表现为争取统治权的斗争；夺取政权以后，表现为发展自己从而发展整个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斗争。

恰恰是在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有的同志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两条原则：（1）忘记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2）忘记了辩证法否认永恒的事物，只承认永远的运动这一根本原则……

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他顺应历史潮流，深刻地总结了国际共运的一般经验。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与气魄，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学说，开一代之先河，指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关系。黑格尔说：“方法是任何事物所不能抗拒的一种绝对的、唯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逻辑学》）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关系是目前唯一恰当的生产关系。它对发展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作用将是无法估量的……如果说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结构是目的，改革就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目前在世界上兴起的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以遗传工程、新材料、新能源为主要内容的产业革命，它不但可能以天文数字的倍数扩张着人类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而且质上也不是人的机械能力的扩张。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我们可不可以把今后的人类历史概括为从热能转变为脑能（思维能力）的历史！

我们民族遇到了挑战，产生了新的危机。但是幽默的基辛格把汉语的“危机”解释为危险和机会。如果我们仍如满清皇帝一样昏庸，闭着眼睛欣赏“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我们又会在这一轮竞赛中失败。但是，这次革命到来的时候，正好我们民族恢复了青春活力，同时，它就给我们提供了机会。因为，我们与一切先进国家处于一轮新的竞赛的同一起跑线上。

我们无意评价牟其中“理论”的是非得失，但他的这些文章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侧面看到了处于转型期的牟其中的思考和探索。

情之所在，利之所系

原南德集团满洲里公司总经理汪明泉在接受作者采访时郑重地说：“老牟非常爱国，从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从未反对过共产党。到美国他说美国最没落，中国最有希望。”

还有一些南德旧部也告诉我们，牟其中到处宣传中国文化，宣传中国改革开放，宣传中国发展的成就。他在国外极力维护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

这就是所谓的“情之所在”。

我们查阅了大量牟其中的讲话稿和文章，印证了汪明泉和其他几位南德旧部的说法。他说过：

今后几十年，东亚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高速地区，中国大陆又是该地区的最理想区域……八十年代以后，这一中心又在中国大陆及印支半岛以持久地稳定地以10%以上的年增长率而显现出来。今天，当西方各国饱尝低增长、零增长和负增长的苦果时，中国大陆却成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惊恐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惊恐于高速增长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商业机会》）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我们找到了一种正确发展中国经济的方法。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在中国完成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如果没有前两条，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中国就会一片混乱，这种混乱带来的不是自由、民主，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更加专制的政治统治。只有共产党的稳定，社会主义道路的稳定，才可以自上而下制定一条开放的路线，逐渐地实施对我国国有企业和整个经济的改革。（《正确认识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中的管理原则》）

台湾和世界各地的资本家对社会主义深恶痛绝，说起社会主义就害怕。这次访问美国，我是冒着风险在旧金山讲话的，美国人没有中国人温文尔雅，很可能喝倒彩把我从讲台上轰下来。但我还是要讲，因为坚持真理就要无所畏惧。我讲：“我们在中国坚持一个观点，中国的繁荣应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来实现。”……这个讲话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受到到会的上千个企业家的热烈欢迎。当时还有两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部长和一个州长讲话，结果最受欢迎的是我，其他三人则显得黯然失色，甚至到了非常难堪的程度。（《认清中美俄大三角的世界经济格局，争取在我国经济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他的政治情结又是“利之所系”，即外在的客观需要。

他十分清楚，社会稳定、法治健全、人民富足的中国是企业发展的最好的基础。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稳定，成了吸引外国投资者大量涌入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国吸引外资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外资投入最多的国家。

是党的改革开放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给了他施展才能的大好时机。只有党的领导，只有改革开放，这一切才有保证。所以，他一开始就提出自己愿意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试验田”。他赞成稳定，反对动乱，维护党的领导，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他希望能有进行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

他曾在南德集团的会议上讲到政治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一种社会思潮到来的时候，非常难以阻挡……不去关心行不行？不行，没有选择的余地……很多人劝我们不要去关心国家大事，不要关心社会问题，专心做我们的买卖。可是行吗？“倾巢之下，岂有完卵？”我们必须去关心我们的生存空间。不是我们喜欢关心政治……试想，没有好的政治环境，可不可能有我们南德的今天？

民主，我认为缘于一种平等的观念——自然人的平等，这个观念是很古老的，可要实行起来却需要漫长的过程。只要我们的社会财产还不能充分满足生活无止境的要求，平等就要让位于生产财富的权利的平等，即商品生产者权利的平等。在商品生产者权利的平等获得以前，奢谈什么纯粹人的平等只能带来混乱——无政府主义。所以我们第一步是要建立市场经济，不建立市场经济而奢谈民主是不可能的。这时候要民主就会自然带来专制，就是说产生出一批愚蠢的平民，又由这些愚蠢的平民决定出现专制的统治……中国现阶段必须有一个非常理智的政治力量，我认为只能是共产党。因为只有非常理智的政治力量，才能控制稳定住社会，使社会变得非常有序。

牟其中在南德内部经常讲爱国、精神文明、远大理想等等，所以被人们说成是“政治家老总”、“政治企业家”。这些评论有些是出于误解的讥讽，有些是出于偏见的挖苦。在有些人的眼里，民营企业家和资本家也差不多，而资本家无非为了赚钱，这样“突出政治”不是居心不良，也是虚意作秀。

诚然，在牟其中的许多高谈阔论中，确有言过其实、矫枉过正的地方。在文革后，人们对“左”的东西甚为反感，不免对他的这种语言风格抱有警惕甚至逆反心理。

他的有些言行，给人以“表态”的印象。人在社会生活中，由于行政程式和环境需要，常常要在一定场合与时候作出“表态”，只要不涉及原则是非或者阳奉阴违，也是可以理解的。企业家和任何人一样都难以脱俗，“表态”是经常、普遍发生的事，本来不必求全责备，但是由于牟其中的姿态过高过频，并且有时咄咄逼人，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把这样的表态看作是“自卫”的需要，而不必强行定他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样也许才比较客观、公允。

对于外界批评牟其中有政治情结的说法，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并不认同。他表示：

每个人都可以关心政治，为什么大学教师可以言说，而企业家就不可以，就被认定为有野心？企业家关心政治非常正常，他经营的企业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如果不关心政治反而不正常。

被指控“挖社会主义墙角”

有人把牟其中的“政治情结”不仅仅视为一种思想倾向，而是怀疑或断定牟其中的政治热情后面有他的政治目的，更有甚者称他有“政治野心”。在一定的背景下，牟其中被指认为某种社会力量的代表，纳入了政治斗争的范畴。这也许是牟其中最大的悲哀。

招致事情发生的因素可能很多，但是集中的导火索是一个项目的实施，一个理论的提出。

一个项目就是前面所说的“765工程”，按照南德集团理事会的说法：“经过15年的具体实践之后，牟其中在1995年，提出了搞好国有企业的一个具体方案，即‘三转一化’，以后又细化为‘765工程’。这是继牟其中在1991年提出南德集团的宗旨是‘为搞活大中型企业服务，振兴社会主义经济’，开始认真研究如何改造我国国有企业之后，提出的一个完整的大面积地解决我国国有企业的一个方法。”

所谓“三转一化”，是指企业转制、干部转型、资产转为资金，市场、技术、资金国际化。

在“765工程”中，“企业转制”是基础或前提，就是把某个企业的某一部分分离出来，与一个外国企业或非国有企业合作，建立一家新的中外合资或股份制企业。“干部转型”就是废除官本位，实行“按劳取酬”。“资产转为资金”，就是把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转为易于变成现金的股权，争取上市。而最后落实到“国际化”，提倡技术、市场、资金的走向国际化。牟其中更多地寄希望于争取国际金融界、企业家的参与，还为此在华尔街建立了“罗斯福对华投资担保公司”，以减少美方对投资安全的疑虑。

1995年，牟其中跑了包头、焦作、锦州、太原等7个城市，与200多家国有企业商谈了合作，初步建成了40多家用“765工程”方式建立的中外合资企业。牟其中的创意在国外引起许多企业家与银行家的重视。但是，那时国内对股份制的认识还存在很大争议，对国外企业的进入也禁忌甚多。南德是私人企业，居然让它来指手划脚，给国有企业搞股份制，甚至与国外公司合资，并且还要大量引进国外资金，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种做法自然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同。一时间，关于南德“挖社会主义墙角”、“把国有企业出卖给外国人”、“国有资产流失”的说法不胫而走。甚至有人把“南德”与美国“兰德”混为一谈，说牟其中“背后是中央情报局”的谣言也时有流传。我国政府那时出台了暂停向外国企业出售股权的决定。牟其中在赴美时在机场被边控，各项调查接踵而来。“765工程”只得无疾而终。

在1994年末，被称为“地下万言书”的文章在社会上流传，这些文章中提出“一个‘中产阶级’已经成长起来了”，“与‘中产阶级’的形成相应，为之服务的舆论几乎呼之欲出。”文章明确指出“以港台和民营企业家如牟其中之类为经济后台”。

在那一段时间，对牟其中的“765工程”的质疑乃至抨击日益增多。其中有代表性的如《真理的追求》杂志发表的署名文章《“奇迹”辨踪》。文章重点提出“牟其中现象”，指出：

牟其中骄气十足，他以当代中国大富豪的咄咄逼人的姿态，吐出了一连串的“必须”，要以私营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并且已经开始实行“765工程”，即通过南德的设计，“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造”了。早在1992年，他就与香港〈〈明报〉〉记者说过：“将来非国有经济肯定占很大比例……将来的局面很可能是‘谁经营谁所有’，总有一天国家将过去无偿占有的资产，再无偿地给予那些善于经营者。”……现今，他不是已经开始在准备“接受国有资产”了吗？不仅如此，他这个非党的私营企业主还要让国有企业的“党委书记转型为终身的职业企业家”哩！

其实，“欲与国营试比高”的，又何止牟其中一人！

对于牟其中他们那样的言论和行动，我们能置若罔闻，安之若素，不辩清是非，不整理究竟，不表明自己的立场吗？

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能够不闻不问吗？这些情况意味着什么，预示着什么，不值得我们三思吗？

牟其中希望帮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计划，被一些人视为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一时间牟其中大有成为“挖社会主义墙角”的罪魁祸首的嫌疑，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而有招致某些人围攻的理论，就是他竭力鼓吹的“股份制”。

“股份制”的轩然大波

牟其中关于股份制的一些论断，当初引起轩然大波，现在看来似乎并不是他的错。

他在进行“765工程”即国有企业改造的设计时，产权问题是突出问题。那一时期他公开发表了《所有制的改革应该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公有制的概念需要修正》、《股份制就是公有制》等讲话与文章，并且组织编印了《马恩论股份制就是公有制》。为此受到了一些人的置疑和政治性的批判。

这种批判以《真理的追求》杂志最为集中，1997年春天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国有企业与股份制》、《看“股份制就是公有制”是怎样编造经典作家的论述的》等等。在这些批评中，牟其中是“中国大私营企业主”、“新生中产阶级的代表”、“新生资产阶级”。这些文章的作者在转述了牟其中关于把国有经济转化为股份制经济后，非常严厉地提出：“试问，我们改革的方向究竟应由谁来主导！”,“不是一般的歪曲，而是故意篡改”、“故意混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一股强大的舆论抨击他企图用股份制改变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还有各种渠道传来关于国有资产的被侵蚀、被出卖的种种指责。一时间牟其中陷入了“口诛笔伐”。

人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形势下那种抨击的分量是很重的。

这样，在对他的理论与实践的评判中，牟其中的“政治情结”已经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了。而据牟其中个人的说法，对他政治上的误解、批判与鞑伐，成为后来对他的围攻（包括那本曾被有关部门定性为非法出版物的《大陆首骗牟其中》）的开端。他至今还把这些针对他的批判活动，上升为反改革势力对作为“改革马前卒”的他的堵截。

很巧合的是，在我们常用的计算机智能ABC拼音输入法中，“马前卒”与“牟其中”处于同一可选择字库里。

他的这种关于自己是“改革马前卒”的说法，无意中又把他的政治化色彩渲染得更为浓烈了。

党的十五大、十六大以后，关于国有经济股份制改造的命题似乎已经没有人怀疑了。今天再回过头来看，当初牟其中关于股份制的观点并非意在“改变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只是他的思维超越了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他的“理论”难免“触礁”。他过于超前的言行，在几十年形成的强大的传统习惯势力和意识形态面前显得势单力薄，现实必然将他推向了矛盾的焦点。

至今不能忘情

时间过去了七八年，许多理论问题的争论似乎也平息了。那时被认为十恶不赦的观点、看法，有些已变成了生活的现实和理论的常识。一旦成为常识的理论好象也没有那么危险与邪恶，或者就是我们本来应该走的路。

直到2001年，在铁窗中服刑的那个“马前卒”还没有停止他对所有制问题的思考。他用能够找到的纸张和圆珠笔写出了《国家所有制不是公有制的最佳实现形式》等论述。他说：

我之所以热衷于改革开放，是基于我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期盼和信念。我坚持认为，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就是一盘散沙，如今天的阿拉伯世界；但没有市场经济，中国就永远贫穷，更谈不上自强。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历史进程已经具备了中华复兴的历史条件，我们必须为之奋斗到底。

为把我们社会的生产方式置于科学的基础上，从而获得极高的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实现几百年我们为之奋斗的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我们一定要有壮士断臂的勇气与魄力，在不长的时间内，实现国有企业的股份化。

而，牟其中自愿为之作为“马前卒”的民营经济，则从被歧视、被排斥的“另类”逐步登堂入室，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后不断开拓，虽有所反复，在夹缝中求生存，终以“星火燎原”之势迅猛发展。从国家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出，1958——1998年这40年间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此消彼长：

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的比重已由89%下降到28。5%；民营工业则从0一跃上升到38。8%。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国有商业已由73%降至21%，而私有商业却从3。2％跃升到62。2%。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非公经济的地位不断提高。

1988年，修改宪法，非公经济首次被定位是公有经济的“补充”；

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次写入宪法；

1999年，修改修宪，非公经济被提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4年修宪，国家对非公经济的政策由“引导、监督和管理”，变为“鼓励、支持和引导”。

2004年12月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会”上指出：“从目前来看，正在系统形成建国以来最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制度保障体系。”

2005年1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

国有制比重下降的趋势，并非政府的行政指令使然，也绝非“新生资产阶级破坏”所致，而是客观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这一趋势仍然在继续发展。

2005年初，国家发改委的一项产业准入调查显示，非公经济在近30个产业领域存在“限进”情况。在沿海某省的情况更突出一些，国有经济可进入80多个行业，非公经济的外资可进入60多个行业，而民资仅可进入40多个行业。与此同时国内银行的资金超过70%贷给了国有部门，但是资金使用效果恰恰相反，不足30%融资支持的民营经济，却创造了接近50%的GDP，解决了70%的就业。

囚居高墙内的牟其中现在已是一无所有，也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当然也就没有了“所有权”。无论是国有企业的股份制还是民营经济地位的提升，都是他拼力为之奋斗并付出了自己全部的。当他的理想实现着的时候，自己所剩下的却只是他的政治情结了。

有人说，他是一个耽于幻想、脱离实际、在现实面前四处碰壁、为常人难以理解的现代中国版的堂·吉柯德。牟其中或者不能苟同，他说，事实证明，我所拼斗的并不是风车。

第二十七章 理论的开拓与实践的断裂

牟其中很自信，说他天生是个开拓者，他的任务是“发现”。

发现——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字眼，这是一件多么引人入胜的事情！

哥伦布已经离开我们很久远了，在地球的海洋上已经没有可以发现的新大陆。但是，生活的海洋中还有许多东西等待我们去发现。

发现并不是轻松的事情，你可能要付出比你获得的快乐要重得多、大得多的东西。因为，你必须有勇气，也有能力去超越自己和别人，必须学会去抛弃与争斗，甚至要受伤、摔跤，还要忍受寂寞、彷徨和煎熬，也许你会因为失误而坠入深渊。

牟其中就是一个证明。

“半个理论家”

牟其中一直以经济改革的探索者和理论家自居。牟其中自述，他经营南德，“更多的是在进行一场探索更有效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试验”。后来他给外界的印象也确实是“思维比一般商人高出一大截”。

客观地说，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在一定程度上必须是思想型的，他要有一套相对成熟的软性体系，这是企业价值观的基础，否则企业发展就会迷失方向。牟其中提出的“第四产业”、“99度+1度”（又称 “一度理论”）、“平稳分蘖”等一系列观点，虽然有人说是吸收了部分国内外的类似理论，但如此清晰、完整地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经营理念者，迄今恐怕惟有牟其中一人。无庸置疑，这些理论成为凝聚南德员工的精神支柱，并且推动南德集团业务的发展。

企业发展到了一定规模，企业家的任务已经不再是具体事务的管理，而是企业战略的制定、企业发展走向的引导。此刻，企业家是否有独树一帜的创新思想，将决定企业还能够走多远。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至少是“半个理论家”，他的理论可能不必是艰涩烦琐的学术论述，但绝对应该是对企业发展行之有效的指导武器。

牟其中的理论探索为当代中国经济运行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平台。

他经常在一些公开场合发表自己的锋芒毕露的观点，其演讲文集《乐观的中国经济》，收录了诸如《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我们的历史使命》、《为搞活大中型企业服务，振兴社会主义经济》这类政治意蕴、创新精神很浓厚的文章。

在南德集团的那份《南德视界》小报上，几乎每期都有牟其中的高论，显示了他喜欢研究理论、喜欢思考国家大事的秉性。他把自己企业当作经济改革的试验田，也当作他的理论探索的试验田。

2004年7月，夏宗伟根据牟其中的委托整理了一本记录他多年来关于经济理论的讲话和文章的书稿，标题是《牟其中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思考、试验的文集》。牟其中看到书稿后兴奋地说：

风消雨停之后，再来审视这本记录了我狂放思维的书，谁也不能说我没有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又不可逆转了的一场变革；谁也否认不了在产权改革、国企改革、总体经济结构如何转变等一系列中国经济改革的最重大领域，我早在80年代中期，已提出了今天为中央肯定了的思路。

牟其中认为，“该文集是一笔社会财富、应该由社会共同享用。”他甚至希望将这本文集公开出版发行。

自学成材的文化人

牟其中的记忆力、思维能力让人佩服。据原南德集团的一些旧部告诉我们，公司开大会，他事先只在纸上写几条提纲，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往往非常精彩。最长时间的一次，居然仅凭几张纸的会议提纲不停地讲了两天半。

牟其中的这种能力与他平时不断看书，经常思考、勤奋学习有关，各种知识已经全部融入他的大脑，并被他加以发挥、扩展。夏宗伟曾笑称，他的大脑就象一台计算机，只要事先设定好了程序，一旦启动，它就可以按照既定的程式，不停地运行下去。他的大脑对各种经济数据异常地敏感,一旦记住,就很难再忘记。

虽然他有高中学历，但是那是在各种运动中过来的，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很有限。想上大学又被卡住。他后来所有的知识基本上是靠自学而来。他说：

据我目前的认识，终生的自学比学校教育重要，实践及其认真的总结比书本知识重要，无论是实践与读书，都必须首先摸索出一套科学的方法。因此，应该从哲学开始。

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承认：他天赋甚高，敏而好学、博闻强记；他后来的知识水准和理解能力不亚于一般高级知识分子。他又好谈古论今、旁征博引，确实具有很高的文化内涵。他喜欢和各种专家、学者交往，有不少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朋友。他的办公室、住处可以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他爱博览群书，不是那种兴趣狭窄的腐儒。我曾参观过他的书房，那是个并不很大，但是一个体现主人文化修养的地方。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各种门类的书籍，说明他阅读的“杂”。但是经济与管理类的书占多数，又反映了他的“专”。我看见那里有我曾推荐过的几本书：法布尔的《昆虫记》和卡尔·萨根的《魔鬼出没的世界》、房龙的《宽容》，好象还有韦君宜的《思痛录》等。他居然会去看这些与他的本行相距甚远的书，令我十分叹服。

他听说我是机械工程、冶金技术方面的“专家”，便几次向我“请教”。他的问题有的很专业，这也让我很惊讶。我听他提到过《熵— 一种新的世界观》这本书，以为他只是一般地翻阅过，没想到有一次他谈起里夫金的这本颇有学术水平的书，发表了很有见解的看法，其中还涉及热力学问题。

他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靠自学获得智力的增长的，这对我是一个很有兴趣的问题。

他告诉我：

精读一本书，养成正确的思维习惯的同时，应该博览群书，从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吸取营养，学习就如挖坑，坑口越大，越易挖深。径不盈尺，深也有限。

我学哲学不是从哲学教科书开始，而是寻找一本无论什么领域的学界泰斗的、规模不大的呕心沥血之作。硬着头皮读，反复读，一生读几十遍，重点不是了解内容，而是作者思维的轨迹，即他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那样写？作者在批判什么？被批判者的意见？等等。慢慢地，你就会在潜移默化之中，养成了这位泰斗观察世界的方法。

我选的是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我从中学到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

我有一个习惯，向一切专家学习，甚至委托人读书。每至一地，商旅之隙，便宴请专家，推杯把盏之间，专家们往往将平生之所学，倾囊相授，我则洗耳恭听，执弟子礼，收“胜读十年书”之功效。

他的这种“骨子里”的文人气质，还有他那种与生俱来的清高，与商场的气氛和商界的风习很不相同，做“儒商”或许有时就有“曲高和寡”的寂寞吧。

在实践中屡获成功、并有着强烈的执着精神的牟其中常常无意间表现出来一种自负。他曾经说，“许多事实证明了我对商业机会非常敏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我经常嘲笑那些希望在商业领域有所发展而去攻读什么学位的人。”

他非常重视实践的巨大作用，他说，“据我的经验，经商更近似于政治和战争。成功往往来自于经验，来自于特殊的认识和机遇，不来自于死记硬背什么‘商业成功大全’之类中的金科玉律。经济专业可读，学学一般规律，但绝不能迷信，绝不能依样画葫芦，绝不能刻舟求剑。我更重视一个人从摊贩、送外卖、站柜台开始的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人生经历。”这与他后来非常器重那些曾经在国营企业从基层干起，担任过重要负责职务、有丰富领导经验的加盟人士的指导思想是吻合的。

他的部属告诉我，他的勤奋是令人惊叹的。他每天的睡眠时间很少，常常工作、看书到深夜，但无论晚上休息得有多晚，第二天早上六点他一定会准时起床，批改文件、写写文章，他说，早上的精神是最集中、最好的时候，清晨时写的文章，才会有才思泉涌、行云流水之感。

有一次，我问他的一个高层部下：“牟总为什么不安排一个副总裁，帮他做些日常工作呢？”

这位部下说：“谁能做得了他的副手呢？他每天晚上要联系国内外许多事业，看到网上许多最新消息，马上就与许多人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讨论工作，他自己也会想出许多新思想、新计划。如果他有个副手，那每天早上上班之后他还要用很多的时间去向这位副手‘汇报’，对方会不知如何插手。要想找到一个能跟得上他的节奏与效率的人，那是很难很难的啊！”

我想，这是对他的赞扬，还是批评？这是牟其中的幸，还是不幸呢？

经济理论的“发现”

牟其中在自己经商的同时，能够勤于思考与创新，进行理论探索。他引以自豪的是认为自己获得了对中国的乃至世界的经济规律的“重大发现”。

牟其中认为，他的经济学贡献在于：

我不但否定计划经济式的经济思想，而且也不赞成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我看见了一个全新时代生产方式的桅杆，那就是以复杂劳动（智慧）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也可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我认为可以与十五、十六世纪，工业文明诞生前夜，先哲们闪烁着的思想火花相媲美的智慧文明时代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将以此形式否定资本主义，而不是依靠暴力剥夺资本主义。暴力是打不倒资本主义的。

牟其中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解决好产权交接、利益分割的问题。于是，他提出了“平稳分蘖”理论。牟其中称，正因为他从理论上懂得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又在实践中必须统率一群按“农民方式思维的换上时装的农民”，所以，他才提出了一整套在当代中国行之有效的管理理论，即“平稳分蘖”原则。

他充满豪情地写道：

我们的成就不单是有业绩，而且有超前的理论。比尔盖茨只是哈佛大学一年级学生，他引起了全世界的惊讶，短时间内个人资产达到了139亿美元，创造了世界经济的一大奇迹。我开玩笑说，他是一年级大学生，我是半年级大学生，我只读了几个月时间就被赶出了校门。我想，他能够解决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问题，我们就能解决经济生产关系形式的问题，生产关系是经济活动中比生产力更强大的因素，中国人应该有这个志气。（《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

他最为得意是，他在实际商业的“空手道”运作中，认识了、研究了他所谓的“新的经济学现象”：

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世界上两个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计划体制解体的时刻，表现出了极其强大的力量。这只无形的手配置的已经不是原始状态的资源，也不是低层次上的生产要素，而是已经实现了社会化、规模化的生产要素，离沸腾只差一度了。因此，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为了区别于此，我将其称之为“一度理论”。

他根据这个“发现”建立了“一度理论”，而同时他又“发现”：人类在经过“农耕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之后，正在进入“智慧文明时代”。而与“智慧文明时代”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即“第四产业”。他在许多个场合、利用各种机会，反复讲他的发现、理论和观点，他对自己的“重大发现”抱有充足的信心：

我们现在又处在一个新的临界点，目前我们整个世界的进步就促使亚当·斯密的那套理论失灵……“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往往一个想法没想清楚以前，我们显得很愚蠢。。。。。我们很荣幸，在这个问题上达到的高度，可能是当今世界第一流水平。二百年来，人类一直囿于一种思路在从事经济活动，也许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换一个角度了。。。。。。。我认为这一新的产业的发现是件了不得的事情。（《第四产业的起源和现实的应用》）

为了发展“第四产业”，他强调人才，提出“人才资本论”。

在进行企业建设方面提出了“造就一代儒商”、“温和的金钱关系”、“阳光下的利润”等理论思想。

为了实行国际化，他提出了在新世纪的全球格局是“中美俄经济大三角”的大战略观。

为解决我国国有经济的脱困与发展问题，他设计了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的“765工程计划”。

他发表一系文章与讲话主张实行股份制，认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最佳实现形式”。

……

牟其中的理论追求，也体现了他“骨子里”的知识分子情怀，那就是把理论上的创新与发现看得高于实际的物质收益。这种精神上的成就感使他获得了极大的快乐。

他认为：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是有益的格言。思，我认为应该是实践，而非闭门冥思苦想。实践中发现问题了就会思考，深入下去，每每丰收。

几乎牟其中的所有发现与主张，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争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赞扬者认为：他的理论勇气与创新精神非常可贵，并且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与实践意义。他的“一度理论”和“第四产业”的概念，是具有开创意义的理论贡献，应该给予足够的肯定，支持进一步的完善。他的“大三角”的说法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值得我们决策时作为重要参考。等等。

反对者认为：他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只是善于把国内外别人的一些认识成果加以综合。有人认为他“拿了鸡毛当令箭”，把一得之见无限扩大，说成是划时代的“发现”，借以抬高自己。

他的有些理论还遭到了猛烈的抨击，使他处于矛盾的中心。“改革功臣——罪人”、“商界奇才——江湖骗子”等争论一直不绝于耳。

外界不同的人对牟其中的评价往往截然不同，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

他曾经对笔者说，“如果，我们的社会连思想者、探索者都容忍不了，中国还有希望吗？民族复兴岂不成一句空话？”

南德集团一直以“中国市场经济的试验田”自居，背负着这个“神圣使命”的牟其中总有一种大义凛然的气势，他很想自己能在理论和实践上同时出类拔萃，却不自觉地形成“锋芒毕露，树敌太多”。牟其中的太张扬，不策略，不自觉中将自己推向了一个“高处不胜寒”的苍凉境地。

现代儒商与儒学乌托邦

牟其中把自己称为“儒商”，他不希望别人把他当作一般的商人。

所谓“儒商”者，即从事经济活动同时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崇尚以礼为先，以诚信为准则，注意了信誉第一、义利并重的企业家也。牟其中是把自己视为这样的人的。他还有自己更高的“标准”，那就是用自己的理论与实践，广泛参与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改革，成为时代的前列。他不会满足于“在商言商”。作为一个有探索精神的“儒商”，他进行了怎样的思考与追求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轻商的基因，自古以来商人是属于三教九流而不在高雅的范畴的。商人的精明被视为狡诈的代名词，商人的务实又会被视为庸俗、低贱。而牟其中从一开始就把自己选择从事的“商业”当作一种新的生产力、新的社会理想、新的思维方式。他说过：“我在骨子里是个文化人，我在文化中找到自己的家园。”

他一直希望自己的企业具有全新的形象与内涵，以配得上他理想中的“智慧文明时代”的“第四产业”。他在南德公开打出“儒商”的旗号，宣称要建设“儒商文化”。

牟其中还兴办“儒商学院”，目标是造就一代儒商，后来有人夸张地说，南德的“儒商学院”相当于中国的MBA。

牟其中不仅以儒商自居，并且在大力地倡导儒商精神，他说：

新时期面临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宏伟目标，但能够去实现宏伟目标的绝不是奉行“苍蝇也是肉”这种信条的小倒爷，也不是炫耀“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的腐儒。“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新时期在召唤乘长风、破巨浪、敢于在商品经济的惊涛骇浪中搏击的一代儒商。

针对社会长期存在的鄙视商业与商人的偏见，他又说：

“文人轻商”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错误心态。其实，经商与其他自然科学、管理科学一样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有其复杂的客观规律，包括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全过程在内的广义的经商（将简单的“倒”理解为经商是缺乏常识的社会偏见）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人类衣、食、住、行的物质基础。轻商就是轻视“吃饭”这样一种悖理的逻辑，居然源远流长，而且长久不衰，真是不可思议！

振兴中华需要商品经济，建立商品经济秩序需要具有商品意识、国际意识、管理意识的企业家作为中坚的一代新人，他们只能在坚持实践哲学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中间产生。

牟其中很推崇现代新儒学对现代企业与社会的精神支柱作用。他引用韩国、新加坡、日本的经济社会为例，提出要尊重传统伦理，以传统文化为价值取向，使企业形成良好的商品生产秩序，达到稳定的目的。

他的许多讲话，都极力提倡在企业里抓精神文明，其实也是为贯彻他的新儒学理想的努力。他提出南德的用人标准是：看重一个人的经历和解决问题的技能；要爱国；要有敬业精神、要大公无私、集体主义、不要个人主义；要勤奋。提出“南德要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他号召“向腐朽文化宣战，更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他说：“我们向腐朽文化宣战，要摒弃这种文化，建立一种艰苦的向上的文化。这种文化要有社会主义的内容，有民族的气派以及科学精神。”他还要求把“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三爱”作为南德集团的优秀传统。

牟其中的愿望不可谓不好，但是要付诸实行并非那么容易。真正的儒家精神到底如何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如何与社会主义思想相融通，实在是很难把握的。“三纲五常”、“内省、慎独、主敬、存养、知行统一”等等，如何与市场竞争相协调，也是不容易说得清的。把儒学或新儒学理想化、绝对化，对一个要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的企业而言，显然带有空想的色彩。而以牟其中本人“开放张扬”与“当仁不让”的个性，似乎离“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也距离甚远。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不少成功的企业家，因其良好的精神风貌被人冠以“儒商”称号，如海尔的张瑞敏、TCL的李东升、希望集团的刘永行等。也有许多企业家自诩为儒商，不过是希望借以涂金，附庸风雅而已。

对于“儒商现象”，国内学术界有种种不同的看法。

持否定意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的新华社记者吴晓波，他认为这一“儒商”现象是一个美丽的“幌”。知识分子与企业家是两种无法兼容的社会角色，前者或后者，你只能择取其一。他对“儒商”牟其中的评价是“这些远离了企业家经营追求的构想最终让他陷入了财务和人文的双重危机。”他说，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对曾经被夸大过的企业家及公司使命感进行了反思。一度被神话的“企业社会责任”似乎有回到真实的必要。事实上，对于很多企业家来说，困扰也依然存在，“社会使命感”尽管光芒万丈却与企业的短期利润最大化形成矛盾，这让他们陷入不可能的取舍。

经济学家钟朋荣发表了《牟其中算是一个“儒商”吗？》一文，文章这样评论牟其中：

也有一批人，牟其中之类……这些人的特点是，有一定的文化层次，比较有独立见解，有社会责任感。加上长期以来接受“要关心国家大事”的教育，他们虽然已成商人，但仍然把“国家大事”作为已任，仍然在思考应该由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牟其中就很典型。……一部分人既做商又做儒，存在着使命错位问题。错位的典型要算牟其中……牟其中是个商人，但也是个不务正业的商人。……这样看牟其中更象是一个儒，而不是一个商。

事实上，南德集团并没有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新儒学文化”，而内部人员间的各种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却此起彼伏。类似道德箴言的“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空洞说教，并未成为改变社会风气与企业文化的灵丹妙药。在大环境下，南德也不可能一家独善。

从纯粹的理想主义来看，这种定位本身并没有错，但从商业运作的角度看，就显得大而空泛，更严重的是，牟其中自己将南德置于了一个风口浪尖上。他以为，南德被赋予的使命越神圣，越重大，安全系数就越高，事实证明，恰恰相反，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企业受到的影响就将十分显著。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南德沉沦的速度更快。

牟其中的“儒学乌托邦”也许只是一个梦幻。

不承认“南德无管理”

牟其中被抓后，舆论在检讨南德集团失败原因时，众口一词地称“南德无管理”。

但牟其中始终不承认：“可惜我们队伍中一些人，在强大的压力面前也犯糊涂了，也人云亦云地承认南德没管理。”牟其中不无痛心地说。

他举例为证：武汉市公安局分管南德案件的经侦处的李×，在提审牟其中时说，南德管理得很有秩序，比一般国营企业都好。他指的是档案管理。公安人员毫不费力地就从南德档案中找到了十分完善的资料。

牟其中认为：“其实，南德的管理早已超过了目前全世界认识的最高水平。南德已提出、试验、并成功地总结出了完全新的一套企业管理模式。什么叫管理？为什么要管理？管理科学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阶段？它的最近的目标又在哪里？以上问题可能是批评南德无管理的人想都没想过的，也提不出来的问题。”

不过，牟其中说的也只是“认识的”水平。

在牟其中看来，目前全世界的管理，仍停留在“我管你，你服从”的水平上。不同的只是完全市场经济中资本管理劳动，计划经济、专制经济中是皇权管理百姓。当劳动的自由发挥成为财富增长的主要形式的时侯，千百年来形成的管理模式，失灵了。南德正是在这个地方有了突破，南德要寻找一种在智慧文明时代的管理模式。

他自称，从1996年正式开始研究这一课题，经过监狱中几年不辍的钻研，终于把它的基本模型设计出来了。“待我平反之后，我会在重庆、成都一带，一边休息，一边向你们讲解我的研究成果，也就是我们今后必须遵循的《南德宪章》。”

但是，一些南德高层坚持认为，南德的确是在管理上出了问题，才导致后来的灭顶之灾的。

飞机贸易完成后的南德集团功成名就，现金一下子多得不知道往哪里用。牟其中敞开胸怀，以高薪招揽各界精英。南德的规模急剧膨胀，各种人才大量涌进，投机者、淘金者、追求事业者，鱼龙混杂，真假难分。据说，牟其中的一个亲戚看到公司每天人员进出如走马灯，花钱如流水，心痛地说：这些败家子！

南德曾经大量吸引人才，激励创造性，但由于缺乏科学、严谨的相关规章制度，也带来了相当大的问题。有人到南德集团后，因为种种原因，感到没有受到南德的充分重视，个人抱负没能实现，于是产生失落感；或者发现别人拿了多少、占了多少，自己没能捞到，心里俞加不平衡。相当一部分人对南德集团的感情于是由爱变恨，由恨生仇。高薪政策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

原南德一位核心人士认为，南德在管理上缺少缓冲区——牟其中之下缺少有效的中间管理层，一切问题都是总裁一人说了算，发生问题都可以推委，矛盾就集中在牟其中一个人的身上。

牟其中从来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本来没有错误，但是，南德缺乏监督和制约。各地办事处负责人有无限大的权利，几百万现金，只要牟其中点个头，办事处负责人就带走了，具体管理则鞭长莫及，个别人趁机中饱私囊，或挥霍浪费。南德集团这样开放型的组织架构，一旦监督机制缺失，各地诸侯各自为政，集团就失去了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加上用人上的失误，南德的祸根就此埋下了。

在这样的状况下，牟其中也没有有效的操作手段，发现某某人有问题就只能撤换了之，但有时已经为时晚矣！南德下属公司和办事处负责人在几年内如走马灯似地换了好几茬。

派驻莫斯科的一些人远离总部，公司缺乏相应的一套监督、管理制度，一些人拿着南德的工资干自己的事。（南德在莫斯科的员工中不乏百万富翁，现在莫斯科一名赫赫有名的服装贸易商就是当时南德派驻莫斯科的员工）

满洲里的建设工程，把施工监理大权放手交给了某工程队，结果失去控制，南德利益受到了很大损失。

南德在规模迅速扩大以后，管理依旧非常粗放，尤其是在中层干部的管理上出现失控，为南德集团的长远发展埋下了一个个地雷。明显的标志是，后来攻击牟其中最力的人都是原来从南德阵营出去的人，有的还曾是牟其中身边亲近的人。这些人了解南德的许多细节，“打蛇打在七寸上”，散布的种种说法也最容易为外人相信。

管理不善、用人不当导致的失误在南德发展过程中比比皆是。后来，牟其中痛心地说：“一碗米养个恩人，一斗米养个仇人”。金钱不能解决企业管理中的所有问题，也许他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道理。

一些南德旧部认为，牟其中属于战略思维家或战略投资家，但却缺少兢兢业业的管理专家辅助，南德实际管理水平跟不上规模的迅速膨胀。

牟其中是工人出身，从小摊贩摸滚爬打起家，没有在党政机关和大型企业中管理的经验。与许多民营企业初级阶段一样，在驾驭庞大的组织架构时，有时表现出不太适应。比如制度松弛，缺乏调节机制，决策权过分集中，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较强的家族制影响，分配与奖罚制度不明确等等，造成企业管理与人员心态的不稳定，甚至引发“破坏性矛盾”。

一些因种种原因产生抵触情绪、怨气积聚的人员，在南德陷入困境时便掀起了到处告状之风。不论他们举报、揭发的内容是否属实，因出自南德内部，甚至是较为高层的人士，这种攻击对企业造成的杀伤往往是致命的。

牟其中在直接面对人事时，不通“刚柔并济、亲疏有度”之道，常常四面树敌。他疏于协调，不讲人情事故。夏宗伟这样的评论他：“牟其中是一个太理想化、太执着的人，由于太执着不会转弯，也由于太执着得罪了不少人。”

“平时满脑子想的全是工作、策划、理论研究这些东西，在人际往来上似乎不通常情。” 汪明泉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如是说，并且讲了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证实他的这一说法。

汪明泉每次从满洲里回到北京总部，牟其中见面从来没有问过诸如“天气冷不冷？一路是否辛苦？”之类的温情的话。他对下属开口就是工作，闭口就是事业，很少嘘寒问暖。

汪明泉带满洲里市长到南德，牟其中见面也只寒暄几句，诸如“住在哪家饭店？生活上是否习惯？……”然后就直奔主题，很少在建立私人关系方面做出努力。

牟其中被判刑入狱后，汪明泉到监狱去看过他几次。即使在这种时候见面，牟其中也还是谈事情，从来都不问汪明泉等旧部最近的状况，以及被迫离开南德以后的生活。

“老牟就是这样一个人，满脑子根本就没有那些人情世故，不了解他的人对这些很不理解。” 作为牟其中坚定的追随者汪明泉说。

出现各种管理漏洞的南德集团，是发展过程中的中国民营企业的典型。社会转型期，很多民营企业都不可避免地走了这样一条弯路，直到今天，依然没有走出管理滞后的阴影。

牟其中梦寐以求的“儒商文化”，在复杂的企业管理的实践面前，显得十分苍白无力！

理论与实践的断裂，这不仅是南德的悲哀，也是对中国民营企业的警示。

公共关系危机

南德遭到挫败有多种错综复杂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是南德在公共关系上存在严重失误。

牟其中十分注重公共关系，结交了多方面的朋友，也十分重视舆论，甚至不惜耗费巨资开办自己的宣传工具《南德视界》，每期都免费大量赠送，对南德理念的传播和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从整体上来讲，南德的公共关系还是有重大疏漏的。

中国环球公共关系公司总经理王志文认为，新经济时代的公共关系，对企业内部来说，就是要协调人际关系；对企业外部来说，就是要建立卓越的美誉度。可见，公共关系是一个综合的立体的概念，不但包括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协调，还涵盖了企业与社会各个层面的关系处理。

牟其中非常注意外界的评价，千方百计树立南德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大财团”的形象，并以中国民营企业的领头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田”自居。他也有个人的优势，善于造势与宣传。南德与很多政府部门、银行、国外财团的关系密切，与新闻界、科技界、企业界关系似乎也不错。但是，为什么在后来的“南德危机”中，这些关系却发生了明显的断裂，显示出公共关系的脆弱与背弃呢？

应该看到，南德公共关系危机的发生与发展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公共关系的概念有重大空白。牟其中的理想主义使他把公共关系平面化了，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公关系统与公关战略。他的公关的随机性强，个人色彩太浓，个人魅力与能力取代了全企业的、全方位的、全过程的公关。集团的公关实际上变成了牟其中个人的公关。这种个人公关就使企业很难建立稳固的社会联系。

二是牟其中的符号意义掩盖了集团的品牌价值，南德公关系统发生了变形。这种完全以领导人个人影响、个性为轴心的企业运行机制，使领导者个人的任何疏忽或缺陷，都会不恰当地被放大。产生严重的消极作用。牟其中如此勤奋、如此简朴、如此聪明，当然不是那种昏庸无能、作威作福领导者。他有一般企业领导者很少具备的许多优点，而他的缺点却是许多企业领导者共有的。为什么这些缺点与失误，对一般企业造成的损害远没有象对南德那样巨大？这是因为，牟其中已经直接成为企业机器的关键部件，到了无可代替、没有缓冲的程度。于是，来自外部的攻击并不对准企业或企业的某个部门，也不针对业务问题，而是直接对准牟其中本人。南德的任何问题都转换为了牟其中的问题。

三是企业内部的矛盾转化为企业的公共关系问题。这也是南德公共关系的变形特点。牟其中在企业内部的高度权威，以及他在处理内部矛盾方面缺乏恰当的手段与缓冲的机制，往往使一般性矛盾向尖锐化、极端化发展，有些内部矛盾的当事人对南德和牟其中进行报复的方法，就是采取误导社会舆论与向权威部门告黑状，越过程序性业务性的阶梯，以达到最大破坏的效果。可以说，南德的公共关系危机几乎无一例外不是由内部“背叛”而产生。由个体具体利益冲突导致对整个企业的杀伤。这种情况在一般企业是比较罕见的。

四是政治公关带来的政治反拨。许多大企业都深知，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既要取得政府政策的支持，又应该与国家机构保持适当的距离，避免过多地政治化或政府连接，努力创造更大的回旋空间与更独立的社会形象。而牟其中将个人的政治情结与企业的经济价值混同起来，着力进行政治化的宣传与活动，这不但容易引起反对者的诟病，更为反对者提供了明显的攻击目标。反对者无法改变企业经济地位，却转而从政治上予以摧毁性的打击，以置南德与牟其中于死地。

第二十八章 道是无情却有请

鲁迅有诗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月球也有我们看不见的背面。

他给人的印象是争强好斗、钢筋铁骨。

他象是有用不完的精力，推不倒的固执，死不回头的顽强。

他象一台永动机不停地运转，没有人想到这台机器什么时候需要保养与检修。他又象一个没有血肉的石雕，没有人想到这个偶像也会有七情六欲。

我们终于看到他性格的另外一面。他在高墙深院的狱中说：“我不是钢铁，不是草木。我的心灵也十分脆弱，我也需要抚慰与温暖。”

一生难还的情债

当牟其中的事业如日中天时，他对一个女人心中怀有愧疚之情。

他第一个妻子叫杜宗莲，他们从小住在同一条路上，她性格温顺善良，对生活无所欲求。他们都是个普通工人，也算是门当户对。婚后她全身心扑在丈夫和家庭上。无论生活怎么艰苦，她都没有任何怨言，她的贤惠是无可挑剔的，算是“糟糠之妻”吧，生了两个儿子，赡养老人与抚养儿子的重担落在她一人的肩上。他们有过融洽的日子，但是总难达到乳水交溶的程度。她把那段生活叫做幸福，而他的心灵早已飞得很远。他追求的是另一种生活。后来他有了许多朋友，有了激进的政治热情，日夜谈论着她不能理解的问题。她相信他所关心的事情一定是重要的，但却不能和他分享他的喜怒哀乐。

牟其中第一次坐牢，几乎被枪毙，杜宗莲忍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她坚持过来了，那几年她与牟其中的母亲相依为命，抚养着3岁和5岁的两个儿子。她不但承担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也头顶使人窒息的社会压力。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几位同仁平反之后，又回到了养妻生子、居家过日子的平常人的人生轨道上。牟其中却不愿意回归，他是一个认死理的人。既然他认准了“投身于为建立商品生产秩序而进行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去”，他就“开弓没有回头箭”。

杜宗莲无法理解自己的丈夫，特别是她的母亲更不能接受。

1980年，牟其中辞职经商，杜宗莲不置可否，却遭到了杜宗莲家庭的激烈反对。杜宗莲的娘家解放前是资产阶级，因为成份不好挨批斗挨怕了。杜家较富裕，岳母愿意在经济上接济牟其中，只要求他不要再折腾了。他们想，为什么要拿身家性命冒险，去当什么“资产阶级”？

杜宗莲处于两难之中：母亲是个个性很倔的人，牟其中的顽固也是出了名的。

在阶级斗争刚刚结束，丈夫从阎王殿回到家中之后，杜宗莲自然会拼命地拽着自己的男人，希望他不要再干了。在1980年以后的一段日子，办企业、经商与当反革命几乎没有多大的差别。按照当时主流的说法，牟其中这些人都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角“牟其中的言行让杜宗莲担惊受怕。

牟其中步入商海就遇到了夏家姐妹夏宗珍、夏宗琼。后来也就认识了夏家其他的姐妹。从此，夏家姐妹与牟其中和南德集团结下不解之缘。

牟其中第一次创业，被万县市工商局以超范围经营吊销执照后，仍然“贼心不死”。

第二次的入狱是为了“中德商店”的问题。他说，他的一生就是走在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

1985年，牟其中经历了创业的艰辛。那时大环境不好，他们处于风声鹤唳，面临被抓的危险的境地，公司一帮职工开始背井离乡的流浪。他们从万县出发，从一个城市迁往另一个城市，搬家、包扎办公用品、建立食堂……就是这群 “四川吉普赛人”的日常生活。牟其中决心离开万县去外面闯荡世界，过着颠簸流离的日子，最后在北京扎下根基。

恶劣的经营环境，相依为命的动荡生活，把牟其中与夏宗琼结合到了一起。

在北京安定下来之后，牟其中与杜宗莲办理了离婚手续，随即与夏宗琼登记结婚。杜宗莲痛苦过，挣扎过，后来妥协了。牟其中给了她一大笔钱，为她开了家商店。大儿子牟枫判给他，二儿子牟樱判给母亲。

牟其中很爱儿子，希望他们成为有用之人才。可是他太专注事业，而事业需要付出超乎想象的精力。他对孩子的教育没有足够的关心。

后来他不断给杜宗莲一些帮助。但是，她从来不向他提任何要求，不愿意给他找任何麻烦。

每次他和儿子谈话，甚至儿子们到国外后他与他们通话，他都会问起他们母亲的情况，嘱咐他们替自己问候她。

牟其中第三次被捕，杜宗莲还为他痛哭。她爱他，却一生也不了解这个男人：他到底想要什么，为什么总要这么折腾自己？

牟其中感到对杜宗莲负有长久的债务，心理上可说欠了她一生。 “我与杜宗莲离婚，是希望她另行选择一个安分守己的丈夫，结束担心受怕的日子。我暗暗下了决心，待我经商成功之后，从经济上给予她补偿。”2004年6月，牟其中感慨万端地说。

1992年飞机易货成功，牟其中算是个成功人士了。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为他付出了青春代价的杜宗莲。牟其中回到成都时，特意派人将杜宗莲从万县接来见了面。牟其中此时很希望为前妻做些什么“赎罪”，问杜宗莲要什么。杜宗莲通情达理，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她体谅牟其中还有许多困难。最后是牟其中给她一套房子，作为她后半生安身立命的窝。她没有再说什么，默默地回万县去了。 这次见面仅仅只有一小时。

杜宗莲的平静并没有给牟其中带来安宁。按照牟其中的说法，“想不到此举却惹恼了夏宗琼，从此产生了第一道裂痕”。

从“战友”到“陌路”的夏宗琼

他的一生与“三”这个数字有不解之缘：办了三件大事，坐了三次大牢，而他的生命中有三次感情涉及到三个女人。更为巧合的是，他的三个女人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宗”字，也可以说是“三宗情缘”吧。

他和第一个女人杜宗莲的婚姻的破灭，是因为有了夏宗琼。

他步入商海就遇到了夏家姐妹夏宗珍、夏宗琼。后来也就认识了夏家其他的姐妹。从此，夏家姐妹与牟其中和南德集团结下不解之缘。

夏家父亲解放初期是万县一个搬运工人，有7个女儿一个儿子。四女儿夏宗琼是牟其中的第二任妻子。夏宗伟是全家最小的妹妹，那时还没有进入南德。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当时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最后却成为牟其中的“患难知己”。

据说夏家子女人人都长得漂亮，而夏宗琼是夏家姑娘中最漂亮的。她虽然只读过初中，但是聪明、能干、多才多艺。她也有过一次并不如意的婚姻，离婚后带着儿子夏楠生活，在夏家二女儿夏宗珍的介绍下，被牟其中创办的“中德商店”聘为为会计。而后，夏家唯一的儿子夏宗祥也加入了“中德”。

为所谓“投机倒把”而发案，夏宗珍、夏宗琼和牟其中一起被捕，坐牢达7个月之久。他们一同平反、获释，又共同把事业推向前进。有一段时间，国家宏观调控，银行提前收回贷款，使刚有起色的公司一下子坠入深渊，走投无路的牟其中甚至想到了自杀，是夏宗琼的劝告与鼓励，使他恢复了信心。共同的事业加深了彼此的感情，他们走到了一起。他的求婚方式也是非常“独创”的。那是在公司一次庆贺取得业务进展的宴会上，人们完全没有想到他竟突然宣布：“我今天在全公司员工面前，正式向夏宗琼女士求婚！”

牟其中就是牟其中，连爱情的方式也是霸道的。

她曾经是他在南德经营工作的得力助手和生活上的伴侣。她为公司运作资金，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之间矛盾越来越多，对企业的经营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分歧，后来经常发生公开的争执，甚至发展到大吵。终于他们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协议离婚了。

连夏宗琼的妹妹、牟其中的秘书的夏宗伟，也是事后很久才知道的。她回忆道：

1994年的一天，老牟突然对我讲：你四姐和我貌合神离，她不敢为南德继续服务了。她怕跟我再坐牢，现在和我彻底分开了。直到此时我才知道他们已经在1993年秘密离婚了。离婚后一段时间，四姐还在南德工作，继续担任南德集团副董事长。由于我在总裁办公室工作，老牟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安排，自然也就落到了我的身上。

他们在一起渡过了那么多的难关，在老牟如日中天的时候，四姐为什么选择了离开？这是我不理解的。或许，老牟遇到了麻烦，但是到底是什么麻烦，老牟开始并不对我讲。在外面他还是笑容满面、精神抖擞的样子，一回到家里就沉默不语，独自发愣，总是一个人在屋里踱来踱去。

一些了解内情的人分析，认为夏宗琼与牟其中的认识，在深层次上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这是导致分离的最主要的因素。他们分析可能的原因是：

一是对企业的战略认识不同。夏宗琼比较倾向发展成为一般的实业或贸易公司，做些“扎实”的事情，赚了钱就应该多往小家庭的生活建设方面投入一些精力，她希望有一个温馨安乐的小“巢”。而牟其中却野心勃勃，要发展“第四产业”，要在世界性的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

二是对企业经营方式也有不同的看法。夏宗琼可能希望与牟其中分权，她希望自己有实质性的权力，可是牟其中却为了实现宏伟抱负，不愿意受到干扰，也不想在公司里有人分权。

三是生活爱好与追求也大相庭径。牟其中是绝对的理想主义，把个人物质享受看得很淡漠。而夏宗琼作为有强烈欲望的女性，很难忍受类似苦行僧式的生活。他们在文化层次、兴趣爱好方面的分歧也日益明显。

四是一些具体的利益冲突。牟其中对前妻的照顾，对两个儿子的关爱，对夏宗琼的儿子相对的距离，都是引发矛盾的导火线。

夏宗琼把何君引介给南德，可谓引狼入室，带来灾难性后果。恰恰在案件发生前，夏宗琼带着儿子远走高飞，到美国当移民去了。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底在为牟其中设置信用证陷阱方面，夏宗琼扮演了什么角色？

据说夏宗琼在美国向国内公安部门写了几封检举信，把牟其中推向了深渊。有人问她，为什么要对前夫如此绝情、下此毒手？她说，国内有人找她“做了工作”。

牟其中被捕后，远在海外的夏宗琼的冷淡也使人大惑不解。难道他们多年的共同生活没有一点余情可留？难道面对由她为始作俑者的“信用证诈骗案”造成的牢狱之祸，她竟然没有一点内疚，向代她受罪的牟其中表示一点歉意吗？

按照南德理事会的说法，“夏宗琼勾结何君等人，大量骗取国家外汇，获取了大量资金。”如果这个指控属实，夏宗琼的行为显然已属于犯罪了。难怪，在刑事判决书上，会出现“……被告人牟其中经夏宗琼（在逃）介绍与原湖北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离职人员，时任澳大利亚澳华公司经理的何君（在逃）相识后，……”的字样。难道她是为了逃脱惩罚，而嫁祸于那个曾是她丈夫的人？

女人在感情受到伤害后最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由爱生恨。当夏宗琼与牟其中秘密离婚后，她对牟其中的深爱已经越来越被痛恨所取代。在夏宗琼温柔似水的外表下，内心此时已经是一片冰冷无情了。

本是一对有情人，到了情断缘尽的地步，最终只能“劳燕分飞”，可叹竟是如此结局！

夏宗琼是个能干的女人，只身带孩子去美国，在那里落脚了，站住了。她很会处理人际关系，很快与那边的美国华人圈子处得很好。据说2001年她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儿子夏楠是她与前夫所生，现在已经入了美国籍，据说在海军陆战队服过役，并且“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和安全”到伊拉克去战斗过哩！

夏宗伟： 从秘书到“患难知己”

牟其中的生活真是充满戏剧性。夏宗琼离开他的时候，她的妹妹却不得不接替她来照顾他。她除了负责牟其中日常工作日程安排外，不得不再额外地承担起照顾他生活的任务。对于牟其中这个执着的工作狂来讲，他的生活也就是公司的工作。两个亲姐妹因为同一个人、同一家公司走到一起，又因为同一个人、同一家公司而分道扬镳。

在夏宗琼与牟其中开始结识时，夏宗伟还是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家里人口多，生活困难，她从小就放在大姐家，是由大姐带大的。她回忆自己的生活道路时说：

我出生在重庆市万州区（原来的四川万县市）一个工人的家庭。姐妹兄弟8 个，我是第8个。父母希望多有几个儿子，给我取名“伟伟”这个男孩子气的名字。1989年，我高中毕业，希望能够继续求学，便来到北京我四姐处帮忙。四姐那时是牟其中的妻子，听说在北京有许多关系。那时南德正在筹备对俄贸易，她建议我学俄语。于是，就替我交了学费，报了当时首都师范学院的俄语系。四姐对我说，老牟正在策划与俄国人做生意，我学了俄语，将来可以在南德大有作为。

但是我只读了一年半的俄语，四姐就建议我退学，她说公司的工作很忙，要我帮她照料孩子的学习，说我以后有机会再去学习。我自己交不起学费，只好答应了她。她利用了当时她在南德的特殊地位，将我安排到了公司上班。从1991年3月6日起，我就一面帮四姐照顾孩子，一面在公司外联处处理一些简单的对苏文传与翻译工作。后来才调到公司办公室。那时下班后我除了自学俄语外，还要辅导四姐的儿子夏楠的学习。夏楠的事情都是我照管，那时他和我的感情比和他妈都要亲。

从1991年5月底开始，一直到1999年1月被捕，夏宗伟一直在牟其中身边工作。她由一个稚嫩的孩子，逐步成为牟其中生活与工作中的一个帮手。夏宗伟负责安排牟其中每天的活动。她每天都把第二天他要做的事情详细记录、计划好，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南德集团解体。几年来，她的工作笔记已经记了10几大本。这些本子详细记录了牟其中每天、每时，有时甚至是多少分钟的工作内容。就是这些笔记本，不知怎么后来成为指控她犯有“信用证诈骗罪”的“罪证”。

牟其中平时并没有十分在意她的作用，甚至不时因一点小事对她加以训斥。她忍受不了他的粗暴与专横，有时会羞愧得号啕大哭，但过后依然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情。

她认为自己只是南德集团这部大机器上的一个小螺丝钉，只不过放在靠近核心的部位而已。她从不多言语，也不过问与己无关的事情。她与人无争斗，也从不招摇。与她的姐姐们的泼辣、张扬相比，她显得过分内向、文静。有人说，夏家姑娘个个厉害，只有夏宗伟温柔、和气。

想不到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女孩，会和牟其中同时被捕。那时，她还不满30岁。

当宣判她也参与“信用证诈骗”、但是“免予刑事处罚”的时候，她从心里不服，无法接受这个她认为不公的判决。被释放后，她开始了不停申诉的漫漫路程。

南德出事后，一些胆小怕事的员工最先离开。牟其中被判为无期徒刑，尤其是南德的营业执照被天津工商部门吊销后，部分仍旧坚守的员工认为南德无望，而家里的妻儿老小都需要吃饭，迫于生计先后离去，自谋生路。南德理事会成员，只剩下夏宗伟这个弱女子在支撑着做一些实际工作。从她获得自由起，一天也没有放弃为南德集团、牟其中，也为自己的清白到处奔走呼吁，并独自承担起了处理南德集团善后的艰巨任务。

出狱后，夏宗伟租住在关押牟其中的洪山监狱附近一间农舍里，为的是看望牟其中方便，更主要的是她要尽可能多地与老牟交流、为申诉作准备。从看守所出来时的夏宗伟已经身无分文，她靠深圳打工的侄女给的8000块钱度过了初始时期的困境。

夏宗伟从武汉市公安局开了一封解除查封的证明，悄悄回了趟北京南德宿舍。牟其中的住房和她的宿舍已经被拍卖，原来房子里所有的东西，已经被物业公司清理到仓库堆积。等她找到那里，看到东西都丢得差不多，只剩下几件破旧衣服了。面对凄凉惨状，感受世事无常，她不禁泪流满面。

这时夏宗伟对牟其中的案情基本上还是一无所知，但她坚信“牟其中无罪、牟其中是被冤枉的”。她说：

我相信，任何一个在南德事业中有过真心付出的南德人，都会对南德怀有深厚的感情，只不过，我是一出学校的大门就走进了南德，经过了在南德的十几年的全心投入和磨练，这份感情更显深厚一些。南德也教会了我很多基本的做人做事、为人处世的道理。如今，南德有难，我觉得，我有一种责任、有一种义务、有一种职责、有良知，为南德尽可能地做一些我能够做的事情。

夏宗伟决定先从证据材料入手。而南德集团好几大屋子的档案材料在1999年1月就被公安没收了，后来真正还到她手里的只有很少一部分，包括牟其中自己写的报告和一些往来信件。

夏宗伟就从手里仅有的材料入手，觉得稍微有点关系的，就找出来，探监的时候给老牟看，通过这些材料唤起他的记忆。根据牟其中的回忆，夏宗伟再去调取其它资料，同时去设法寻找一些公司的当事人，让他们写证明材料以便将来作为旁证。

因为她是被判有罪的，只是“免于刑事处罚”，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有很多人害怕被牵扯进去，开始时并不积极配合；有的人跟案件有利害关系，则会在其中制造各种障碍。更为困难的是，由于要花费大量时间整理资料，寻求法律援助，一直没有再去找工作的夏宗伟，囊中空空做这些事情实在是有很大的困难。很多时候，她不得不考虑去弄一点 “饲料”，以便把个人生存维系下去，才能接下来继续奔忙。

牟其中的案情并不十分复杂，但所涉及的资料十分繁杂。单枪匹马的夏宗伟，所能做的就是一点一滴地积累、整理，像拼图一样去还原真相。

一直到民事恢复审理，夏宗伟通过搜集民事审理的证据以及不断跟牟其中沟通，才真正搞清楚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案情在她面前豁然开朗的那一刻，夏宗伟觉得应该让公众了解事实真相的一面。这更坚定了她申诉的信心和决心。

在了解清楚了案件的缘由之后，夏宗伟除了不停地写材料、打报告、上访伸冤，还必须四处寻求经济的援助来支撑这场可能旷日持久的漫漫申诉路，她四处去向尽可能多的朋友讲清真相、讲明道理，以寻求理解、寻求支持、寻求帮助。

我们多次问到她：“这些年最难的是什么？”

她无奈地说：“生存。首先得要活下去。”

她说：

我所以多年来一直坚持在为南德冤案奔波、呼吁，是因为，从我所了解到的本案的真实事实和大量的证据证明，这个案件的判决确确实实是错了，我坚信南德冤案能够得以平反的信心也是来源于此，我只是希望能够尽我所能地让公众也能够了解真相，让事实和证据说话，最终能够为南德的冤屈、为老牟的冤屈、也为自己的冤屈讨回一个公道。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罪与非罪终究会大白于天下的。

2002年，夏宗伟设法联系到了一位牟其中的老朋友。那朋友在了解了牟其中的案件及目前的境况之后，决定给夏宗伟以可能的帮助，为她安排了一份有最低收入保障但不用坐班的工作。钱虽不多，夏宗伟总算有了基本稳定的生活保障。

比经济上的困境更糟糕的是外人、亲友的不理解、甚至冷嘲热讽。

有一次，夏宗伟抱了一大堆案件材料在马路边一个店里复印。一个市民扫看了一眼，看到“首骗牟其中”字样的标题，就开始愤愤地评论：“我最痛恨这样的骗子、蛀虫！”夏宗伟在一边听着，气得眼泪都快出来了。这件事情更加坚定了她要讨回公道的决心。

很多亲友都劝她：南德都到了这种地步，你怎么还不放弃？

夏宗伟不是没有动摇过。但她一想到狱中牟其中那焦急的神情，所有这些念头就都消失了。

“如果连我都放弃了，就再也不会有人来求证南德的清白了。”夏宗伟说。

“牟其中在狱中最想不通的是，他这个这么简单的案子，为什么没有人出来纠错？他一天天老了，非常想做事，却只能在高墙内空耗宝贵的时间。”

夏宗伟认为，那种没有任何外援支持，也看不到任何希望的阶段是他最痛苦的时期。

她是全权代表

牟其中告诉夏宗伟，案子牵涉到的一些人，可能会千方百计地阻挠她申诉，甚至会采取报复行动……

因此，在申诉材料末尾，夏宗伟总是要写上这样几句话：“对材料中所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我们自愿承担法律责任。这些原始材料，我们已复制了多份，分别存放于国内外，即使我们遭遇了不幸，还会有人公布这些原始材料。”

夏宗伟，也只有夏宗伟，已经成为牟其中唯一的依靠。她在生活上对牟其中照顾得无微不至，又担负起案件申诉的重大责任。

牟其中显然也将夏宗伟作为了他唯一可以信赖、可以托付的人。什么事情都委托夏宗伟出面去办他才放心。

1999年10月6日，牟其中写给夏宗伟的信中不无深情地说：“我有时觉得十分对不起你、枫儿和杜仲莲。”可见，在人们心目中的硬汉牟其中，内心也充满着情感的波澜。他在铁窗中清理着自己的事业、工作、案情的同时，一定也在清理着自己的情感债务。

在漫长的申诉道路上，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生存艰难，曾让夏宗伟无数次地感到心酸、心寒、心冷，她甚至也曾有过试图放弃的念头。但同时，她也感受到了真正的友谊和无数社会正义力量给予她的支持和援助。

“中间的困扰何其多，现在都不敢想像是怎么熬过来的。”2004年7月1日，在北京海淀区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厅里，夏宗伟玩弄着手中的咖啡杯，轻轻地说。这是她4年多来第一次在这种咖啡厅里品味咖啡。如果不是接受记者约访，夏宗伟恐怕到此时也不会给自己这个机会。

牟其中生性似乎是个情感上的“弱智”，对于夏宗伟的巨大牺牲和付出，他很少有什么表示，也没有对夏宗伟给予过任何承诺。夏宗伟每次去看望，牟其中开口就象是布置工作，让夏宗伟去找某某人、让夏宗伟给他带什么什么，好象根本不知道夏宗伟要做到这些会有多大的困难。而她，也从不将她在外面受到的委屈去向他倾诉，她想让他在里面过得轻松些。

“老牟就是这样的人，我也习惯了。” 夏宗伟撩了撩发丝说。当年青春年华、风姿清纯的她，如今也快要步入中年人的队伍了，生活的急剧变化和巨大的精神压力让她显得有些疲累。

在回答我们关于今后如何打算的问题时，生于1969年的夏宗伟沉思半晌，说：“没有想过，就那样过吧！” 之后，她又补充一句道：“先踏踏实实地做好今天的每一件事情吧，其他的没去多想。”

话说得是那样坦然平和。

夏宗伟文化水平并不太高，虽然在大学里学过一段俄语，但毕竟没有学过经济与法律，面对许多专业术语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司法名词，曾经很茫然。她只有一个个地去学习，去攻破，一点点地去熟悉、理解。如今，夏宗伟对案情所涉及的各种专业名词随手捻来，对很多法律条款也捻熟于胸。

这个当年被捕时只会哭泣、懵懵懂懂的弱女子，在严峻的生活考验下，已经成为一名倔强、理智、成熟、智慧的女人了。

已经整理出几百万字的证据资料，并经过4位权威法学专家的论证后，夏宗伟的信心充足了很多：“现在是一点点在向有亮光的地方走去。”

“关键是如何把这些落实成行动。”夏宗伟说。她在北京联络了各方人士，不断上访有关部门。她希望能尽快按法学专家所说的，启动刑法监督程序，最终获得重审的机会。

夏宗伟说：牟案重审在法律上是有明确依据的。《刑事诉讼法》204条规定，若发现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事实有误的，就应该依法立案重审。对于牟案而言，刑事判决认定的3个缺一不可的最重要的事实证据，已经被民事判决认定为伪证。 那么，司法部门是不是应该尽早正视并且启动重审程序呢？

我们看到一份署名“南德理事会”的声明，说是牟其中已经在2000年7月，已经签署了一份授权书，授权南德理事会成员夏宗伟，可以以他的名义进行申诉、接受采访、发表文章，具体内容无需他的批准，而由他本人对其内容与文字承担责任。

夏宗伟成了南德集团和牟其中的全权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