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牟其中-楚囚云梦

第六部分

楚 囚 云 梦

第二十九章 心灵的自白

“百年复几许？慷慨一何多？子为我击筑，我为子高歌。招手海边鸥鸟，看我胸中云梦，芥蒂还如何？楚越等闲耳，肝胆有风波。”

狱中的牟其中常常吟诵清代张惠言的这半阕《水调歌头》。他说这些诗句很合乎自己目前的心境，只是应该把“楚越”改为“楚囚”罢了。

因为三次牢狱之灾，他共度过了十几年的铁窗生活。这次是最长的一次了。光阴在狭窄的牢房里慢慢地流逝，生命如同灯油在一点一滴地消耗。百年能有多少时日？我们可以想见，牟其中心中又有多少感慨！

大墙里的日子

1999年5月底，牟其中已经在武汉第二看守所被关押了4个月，有人借给他看了《雪山飞狐》。从那时起，他开始靠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度日。一代才子金庸赢得了牟其中的钦佩，牟其中被他的生花文笔、曲折故事、奇妙悬念以及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所折服。从看守所到监狱的几年来，金庸都陪伴着他。他本是个爱幻想的人，他觉得金庸和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就活在自己的身边，活在自己的梦里。

从被捕到现在，他失去自由快8年了。漫长的大墙生活，在磨砺着他的性格与意志。入狱之初，他情绪有些烦躁，经过几年起伏，.渐渐地他总算平静下来。

由于年龄已经过了66岁，还患有高血压症，他被分配在一个以老年人为主的特管监区。按照60岁以上的服刑人员可以不参加重体力劳动的规定，牟其中只干点轻活，如拔拔杂草、看看监区大门之类。

在这个监区里，犯人有病可以得到简单的治疗。到外面医院看医生，要经过层层审批，牟其中又是一个万事不求人的硬汉子，他宁可告诉夏宗伟替他买药，也不愿主动申请外出治病。

犯人们每天可以看到央视的《新闻联播》，也可以收看到国内主要的几个地方台的节目。狱中有几份当地报纸，牟其中自己也订了些报刊，如《南方周末》、《经济观察报》、《中国经济时报》之类。夏宗伟每月也会给牟其中送去一些《特供参考》之类的刊物和一些书籍。

牟其中与外面无法直接联系。他可以写信，但要通过检查。在狱中，牟其中经常收到不少全国各地素不相识的人寄来的信，那都是一些尊敬他的、崇拜他的人写的。对这类来信他虽然心存感激，但是能对来信的人们说些什么呢？有时只能回报以几句感谢的话语吧。

他每天时间安排得很紧凑：早上6点起床去院坝内散步。早饭后从事简单的劳动，中午有两小时午休，他还要抽出一小时去跑步，没有场地就跑楼梯，他相信这样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一般每天跑50分钟，大约加起来相当于上下各125层楼的楼梯；天气热的时候，就跑40分钟，大约相当于100层楼的楼梯。他说每天跑了一座“摩天大楼”。下午是自学、读书的时间。晚上他便进行一些大项目计划的研究。

运动的效果很是明显：他的体重比入狱前减了30市斤，仅剩75公斤左右，腰围减少了近一尺，血压一直比较正常，心跳一般在60次／分钟左右。他虽然囚在牢笼之中，却是气色不错，精神状态也比较好。

2004年6月19日，这一天牟其中的情绪很好。他对前去探视他的夏宗伟谈到：

今天是我的生日。母亲说我生于1940年6月19日，可是一切正式文件却注明我出生于1941年6月19日。我母亲肯定是对的，但众口难辩，况又非国家大事，我已决定从众，所以我已满63岁了。

但自己却不知老为何物。不但心态，而且体态亦然如此。每天跑100多层楼梯，吃4个鸡蛋，写三五千字的材料，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热切的憧憬。即使清晨散步，也是与千古风流的对话：“楼船夜泊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经常是沉睡中的梦境。

国内一些监狱有亲情电话，犯人可以在适当时候申请与家人通话，洪山监狱也有，但据说他目前还没有申请使用过。牟其中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联系的亲人。就他来讲，夏宗伟就是最亲近的人了。

夏宗伟与牟其中一个月可以在接见日见一次面，每次大约为半小时。为了延长见面的时间，夏宗伟经常在接见日申请共进午餐。

狱中牟其中的生活一直为国内外媒体所关注，很多记者想去监狱采访牟其中。按照有关规定，记者采访犯人需要向司法部门申请。申请一般很难获得批准。据说，几年来只有过一个姓张的，曾拿着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的介绍信，自称代表许多媒体到过洪山监狱，说是采访他，可事后也并未见过有关此次采访内容的有关报道。

前边我们说到，早在2000年7月，南德案件刑事一审宣判之后，终审判决之前，牟其中已预计到其后会遭遇到的困难境地。他于是签署了一份授权书，授权南德理事会成员夏宗伟，可以以他的名义进行申诉、接受采访、发表文章。具体内容无需他的审核、批准，而由他本人对其内容、文字承担责任。

在牟其中在武汉市少管所医院住院期间，南德集团理事会成员们经过特批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接触，并借此讨论各类社会问题，总结南德的得失，展望南德的未来。在牟其中正式到湖北洪山监狱服刑之后，理事会的成员，特别是夏宗伟，按照法定的监狱接待日，一次不落地探望，并就外界关心的问题，询问并与之讨论。然后他们代表牟其中回答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牟其中第一次坐牢时间是4年多，那时每月按规定发给26斤粮食，1斤肉。牟其中在狱中饿得不得了，瘦得皮包骨头。第二次入狱是1983年至1984年，总算可以吃饱了。这第三次入狱，是4名犯人住一间房，有室内蹲式厕所和淋浴，米饭可以尽量吃，每周可以吃两次肉，如果自己有钱，还可以半月买一次熟食、营养食品。他尽量不吃肥肉。他是特别爱吃红烧肉的人，监狱每周吃两次肉，他硬是忍住不吃。对于他来说，要把这点肉都戒掉，真还要有点毅力。他想尽量延长生命，以求有机会出狱后“把时间补回来”。

夏宗伟认为，牟其中前后三次入狱，从物质条件上讲，变化是很大的，一次比一次有了改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司法工作的改进以及社会对人权观念的加强。

“把申诉进行到底”

从被捕的那一天开始，他就对所有对他的指控不服，一直在申诉与抗争。他说，开始被捕时他没有任何资料，对案情根本无法了解，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从原则上否认自己有罪。随着南德集团理事会掌握的资料越来越多，他对整个案件的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他说，案件是错案，这是非常肯定的。这个案件一定能够得到纠正，他是充满信心的。

牟其中说：“中国法制已经进步，这个案子应该能够被纠正了。我认为只是迟早的问题，因为很多东西根据常识就能判断！”他曾多次对夏宗伟如是说。

几年来，牟其中本人全权委托他的诉讼代理人夏宗伟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央领导、各有关部门、社会各界和法律界人士、新闻界、南德旧部等投寄的报告、信函，以及发表的书面讲话，累计起来至少有几十万字了。在这些文字中，最根本的内容就是否认自己有罪，认为自己是被反对改革的势力以及贪污腐化分子陷害的，他委托夏宗伟不断呼吁中央与社会进行干预。而与此同时，南德理事会更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联络，发表了各类材料几百万字，并且接受了数十家各种媒体的采访。

还在看守所等待审理开庭的时候，牟其中就给党中央上书，说明南德集团和自己是无罪的。他说：

现已查实，我自己没有从武汉融资一案中谋取丝毫个人利益。目前是指控南德集团单位犯罪，指控的罪名是“涉嫌信用证诈骗”。

根据我国外汇管理的规定，南德没有外汇帐户，也没有开信用证的权利，它自己是无法进行信用证诈骗的，就如太监无法犯强奸犯罪一样。

南德若蓄意进行信用证诈骗，非得指使或使用一个有信用证权利的单位不可。

现在已经查明，过去指控南德涉嫌信用证诈骗犯罪的主要证据——几十份南德与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签署的委托合同等等——全部是企图诬陷南德的人与单位伪造的。

所以，南德没有犯罪。

到2001年，他又委托夏宗伟给一位领导同志写信，把自己的案件放在一个大的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上，说这是反对改革势力对作为“经济改革试验田”的南德和他本人的陷害。他说：

我的三次入狱，都与中国的重大政治联系在一起，幸运的是，每一次我都与“正确”联系在了一起。

第一次，我奋不顾身反对文化大革命，当时是抱着以身殉国的悲壮去写《中国向何处去？》的。。。。。。

第二次， 1983年“严打”，当时一帮人利用中央决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机，在经济领域反对经济自由化，我又首当其冲，直至小平同志出面，我又才得以重新获得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机会。

这一次，是从1990年开始的，将反“和平演变”作为我党政治纲领的错误思潮发展到政治上反对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组织上反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一个政治阴谋的结果。

把南德案件与改革与反对改革的斗争联系起来，这是牟其中对案件性质的“政治化”认识。而司法界和法学界认为，不管怎么理解与延伸，现在的问题还是从法律的角度如何判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应该是认识与解决南德集团案件的根本原则。至于在案件之外的政治与思想范畴的问题，如果涉及法律，可以另行诉诸法律手段；否则，只有通过其他途径去求得解决。

2003年1月18日，我国4位著名的法学家对“南德集团暨牟其中等信用证诈骗案”进行专家论证，并发表了“专家论证书”，认为此案判决有误，是一个错案，应该予以纠正。23日，当牟其中捧读了专家们的论证书后，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当即口授夏宗伟并委托夏宗伟给这些素昧平生的法学家写去自己发自内心的感谢信。他说：

南德案件举国关注，各国舆论瞩目。正如诸位教授在论证会上指出的，南德案件的重新公正解决，不仅可以为当事人争取到宪法与法律赋予的权利，也可以推动全社会法制环境的改善。

在专家论证的鼓舞下，牟其中又一次拿起法律的武器。2003年3月19日，他委托夏宗伟正式向最高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刑事申诉。申诉书长达1万多字，加上几十个证据材料作为附件，共有150多页。申诉书中说：

由于原判事实不清，伪造证据，把坚决反对湖北轻工、贵阳交行的套汇行为，不断采取措施防止国家外汇损失，与真正的犯罪团伙进行了坚决斗争的我和南德集团，反诬陷为诈骗的罪犯，而放纵了贵阳交行、交行总行涉嫌的渎职行为和诬陷行为。

南德集团是一个负责任的民营企业，我是一个以大局为重的、心系中国改革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中国的改革，我已有两次入狱、两度经中央领导直接干预后予以平反的经历。这一次又蒙冤入狱，我认为这是为中国改革必然付出的代价。

小平同志说：“改革也是革命”。凡革命，没有不流血牺牲的。我的此次入狱，已四年有余，依然可以说是为了中国改革的胜利作出的牺牲吧。因此，我决心与前两次平反一样，放弃政府赔偿。我只希望用我四年有余的牢狱之灾，能够换来司法的公正。

2004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南德集团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和具有重大意义的进展。牟其中的代理律师刘兴成认为：“该稿表明，由于错判南德，造成了我国信用证使用规则的混乱，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国家利益”。

“这是一场斗争，斗争的重点已经由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演进到了是否依法办事之争；集中到了我国的经济法规是否应与国际规则接轨，接轨之后是否有勇气坚决依法纠错这一点之上。”牟其中委托夏宗伟在向中央递交的申诉书中写道。

牟其中兴奋地对夏宗伟说，从宏观上讲，十六大的召开和修宪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民营企业迎来了又一个春天。从微观上讲，《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奠定了南德案件平反的坚实基础，也可以说“实质性的问题已经解决”。南德集团不是日薄西山，而是喷薄欲出。

现在，牟其中已经由无期改判为有期徒刑18年，又从18年减刑到16年零九个月了。他本来可以申请“保外就医”，但是他并不愿意提出“保外就医”的申请，他坚持认为自己是无罪的。

2004年5月16日，牟其中对再次前去探视他的夏宗伟说：“我心情平静，信心十足。因为我听见了市场经济的脚步声，正在中国大地上阔步前进。我相信我国正在走向法治，我的案子一定能够得到公正的解决。我要继续申诉，把申诉进行到底。”

牟其中认为，关于信用证问题的案件，定性错误是自南德案件而引起，比照判案造成连锁反应。他说，洪山监狱服刑的“信用证诈骗犯”就有6人，占服刑人数的1／100。他于是推算，全国约有800万在押犯人，如果按这个比例计算，全国因信用证案件而服刑的人员可能有上万人。这种推算是否有根据，当然无人可以为之证实。

这个征求意见稿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又经过了反复研究与讨论，于2005年11月14日正式颁布了这一司法解释，并于2006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在正式颁布了《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之后，最高法又在2005年12月9日以法律文件的形式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说明》。

在牟其中看来，以往对于信用证诈骗罪的定性错误，导致开证行不敢开证，即使开了证，也往往以诈骗为由，动辄拒绝议付国外银行的单据，严重地破坏了我国金融业的信誉，进出口贸易受到影响，外国银行对进入这样的市场望而却步。这种法律状况“危害了国家利益”。《规定》再次承认了信用证的融资功能，也就等于宣布了自他起的“大约上万件有关信用证错案的平反。”

显然，牟其中由这个事态受到了很大鼓舞。

2006年3月，他委托夏宗伟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此段历史的回忆，令我联想到1997年1月《真理的追求》对作为私人企业代表的我的判决。

报刊上已有不少人称1997年是中国改革的“拐点”，称2006年是中国改革的又一个“拐点”。

他在信中非常自信地写道：

假若刑事判决书指控南德的事实全部是真实的。根据《规定》，南德也不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充其量构成了信用证欺诈。《说明》明确指出，信用证欺诈属于民事欺诈。

《说明》告诉人们，判决南德时没有信用证法律。由于没有法律，所以“人民法院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划分责任等方面的不统一”。

《说明》也承认最高法的二审案件就有百余件，相当多的高级法院的请示及银监会就不当冻结的函件等内容。说明南德一个错判，至少引发了数千错案。

在充分学习了权威的《规定》及《说明》之后，再看另一个权威——预审记录中的案件真相证明了三个伪证等内容，就更清楚了。结论还是要归结到省高法2002年7月的终审判决——“南德与中行的信用证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

牟其中对《规定》及《说明》的公布持欢迎态度。他说：

这是我国法治环境开始逐步改善的一个例子。当年信用证案件闹得沸沸扬扬，控辩双方不但激烈，而且人数众多。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信用证诈骗罪是否必须具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法律要件之上。

对于这样一个涉及众多个人利益，又十分敏感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回避。

《说明》承认：“信用证纠纷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没有关于信用证的专门立法”，“我国同样没有关于信用证的专门成文法规定”，因此“造成人民法院处理这一类案件时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划分责任上的不统一。”

《规定》恢复了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信用证是独立于基础贸易的单据交易”，即是说，申请开立信用证时，若提供了银行的有效担保，则已完成了信用证与金融单据的交易，不能仅以此视为犯罪。更何况连判牟其中有罪的湖北省高法，在外界压力消失之后，又立即判决南德集团与信用证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此举是需要胆识的，表现了大无畏的法治精神。历时五个寒暑，从2001年开始调研，到2005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68次会议讨论通过，比战乱中的伊拉克制定一部宪法还艰难。这也足见我国建立法治国家阻力之巨大，道路亦十分漫长。

如果说当年判决南德集团及牟其中有罪时，尚无法可依或者说对信用证诈骗罪作了错误的司法理解的话，《规定》已从法律层面对此纠正过来了。《规定》及配套法律的正式公布，应该使仍处于“延期开庭”状态数年之久的南德案件可以继续开庭了。

穿透性的交流

在监狱的几年，牟其中不愿意虚度。他与夏宗伟见面时曾多次谈到，他认真回顾了他的过去，反思着自己的得失与是非。

他说，尽管他遭遇了挫折、打击、失败，尽管他现在身陷牢笼、一贫如洗，尽管他失去了人生许多的宝贵的东西，但是他无怨无悔。他认为自己是“为中国的改革而坐牢”，为他所“发现”的“智慧文明时代”和“第四产业生产方式”而付出的牺牲。

我们有机会通过南德理事会，和牟其中进行了一次“穿透性的”的交流。

问：你怎样给自己定位？

答：我是一个企业家，但是是一个改革时期的企业家；在经营的同时，还得为争取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而斗争，所以，我又是一名业余的“政治经济学家”。

问：你的政治主张和追求是什么？

答：我的政治主张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逐渐建立起商品生产的社会联系，从而稳定地、逐步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看见了一个全新时代生产方式，那就是以复杂劳动（智慧）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也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可以与十五、十六世纪，工业文明诞生前夜，先哲们闪烁着的思想火花相媲美的智慧文明时代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将以此形式否定资本主义，而不是依靠暴力剥夺资本主义。暴力是打不倒资本主义的。

问：你一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答：“我要工作”与“我要读书”一样，一直是缠在我身上的恶梦。上大学的路有多艰难，求工作的路就有多痛苦。

你们知道我是多么渴望读大学，而且只要让我上，我一定是很好的学生。可是，一条条路都给我堵死了。我又是多么渴望能为社会多做点工作，可是我每走一步都阻碍重重。

一位了解我人生道路的万县老乡，在我商业发迹以后，作过这样的评论：如果万县不将牟其中赶出大学的校门，中国会多一名出色的建筑工程师；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断了牟其中自我改造的努力，中国会多一名优秀的劳动模范。但是，两者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中国会因此少了一名更加优秀的企业家。

改革、开放本来应该让我好好干一生了，可是我不得不为别人强加的罪名而被囚禁。我三次入狱，坐牢就坐了10几年。这10几年里我不能做我非常想做的事情。这是我最大的痛苦。

我这个人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只要我自己愿意干的事情，我都会非常之地认真，非得彻彻底底地把它从原理到应用，把历史和现实都搞清楚不可。

问：你怎样看待你的挫折与失败？

答：觉得我没有失败。所谓失败，作为企业来讲，应该是决策失误、经营失控、严重亏损、破产倒闭等，以上情况南德都没有。南德目前的困境是被几种势力陷害，出现的一个冤案和假案。这不能怪南德有什么错，不然就无是非观念了。这是经营之外的原因造成的。为什么打击总是落到南德的头上？我认为是因为南德是民营企业的先行者，是因为南德立志做中央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出头的椽子先遭烂，自古使然。或者不客气地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也许有人要问，不出头不行吗？果真如此，一个民族在一场三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面前，在共产党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一种全新的经济制度面前，大家都向后退，而把其他人往前推，那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

如果有人能依法证明南德确实有罪（不仅限于这桩荒唐的信用证诈骗罪），我就承认失败了。但我坚信，只要不司法专制，任何人也无法证明南德有罪。

如果有的民营企业家从南德的遭遇中吸取了消极的教训，那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应该相信改革开放的路线不是权宜之计，应该看到中国的法治环境在迅速改善。那些大人物、大势力非得置南德于死地，但结果如何？最近媒体的广泛质疑，不正反映了法制的进步、正义在逐步实现吗？

问：难道你就没有缺点、错误，没有什么教训可以吸取吗？

答：我不承认失败，并不等于我认为没有教训可以吸取、没有错误可以改正。恰恰相反，近7年的监狱生活，倒给了我冷静反思、反躬自问的机会。但我目前不准备回答这个问题。判决我的是“犯罪”，不是判我的哪些错误、缺点。当务之急是解决司法公正、社会公平、罪与非罪的问题，不是坐下来检讨利弊得失的时候，就象军队在冲锋中，不能坐下来整风一样。

问：请谈谈夏宗琼和你的感情纠葛。

答： 创业的早期，我们一起奋斗，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恶劣的经营环境，相依为命的万里跋涉，把我与夏宗琼结合到了一起。

我与夏宗琼分手的第一道裂痕是在1992年，即我们登记结婚4年之后。

我直到今天，一直认为有愧于杜宗莲。这种愧对不是一般庸人能理解的。这与我个人的人生选择有很大关系。与夏宗琼的分手，与此也有关系。我不能说，我的选择是对的，她们都错了，但我也不能说我错了，也不能用时代、命运之类的大话来解释。也许正是这种多样性，才使这个世界多彩缤纷。

1992年飞机易货成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为我付出了青春代价的杜宗莲。我回到成都，派人将她从万县接来，见了面，谈了我的想法，希望“赎罪”。想不到此举却惹恼了夏宗琼，从此产生了裂痕。

飞机成功以后，她认为大功告成了，应该安排好自己的家庭了。在1993年我们离婚时，我们谈过一次话，双方都十分坦率。她说：“满以为拼命多年，飞机成功了，发财了，应该坐来下好好安排一下如何居家过日子、如何教育小孩了。可是你仍然不顾一切地向前闯。”

飞机成功之后，地位变了，逢迎奉承的人多了，一出门就前呼后拥，生活也奢侈起来。记得有一次她买回一件大衣，我一问，花了4万元，我吓了一大跳。至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毛皮大衣。人一追求物质享受，思想就要变。我记得她说过，任何人的爱情，只能保持4年，4年就要换丈夫或妻子。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新潮理论。

人的堕落，一定是从思想被击溃开始的。当时我只感觉到她变了，变得自私、享乐。离婚以后，直至此次南德案件，才了解到我两人分手的根本原因，是世界观发生了最本质的冲突，但当时，只感觉得到，又说不清楚，也无证据。

1993年我经历了第一次宏观调控，银行毁约，提前4年半收回5年期的2.2亿元贷款，南德一下子就瘫痪了。她又从四处打听道，马上要抓我。于是成天闹着离婚。我极力挽回，不同意离婚，她提出来买两套房子给她，分居。我照办了。挽救无效，1993年底，她逼我签了离婚协议书，一人回万县办完了离婚手续。现在回忆起来，她当时不顾一切地要离婚，离婚不成先分居，迫不及待的原因是她认为一定会抓我，她无意中说过一句：“我害怕。”我第二次坐牢，牵连过以她有此顾忌，要规避危险，以求自保。

人的精神一崩溃了，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目前已经暴露出来的，她涉嫌的犯罪至少有两件。

1995年她与万县向X勾结，由她介绍担保，向X出面借款，从贵阳交行贷出100余万元，两人分了。1998年底，贵阳分行与南德交涉，要求从南德在该行的存款中扣下此笔贷款。我问：有什么根据？贵阳交行方面回答：夏宗琼是南德金融部的总经理。我不同意，其理由是：她此行为与南德的业务无关，也没得到我的授权。

1995年10月20日，配合何君，骗出了贵阳交行1040万美元的担保函，造成了震惊全国的南德假案。我被判刑以后，一直不清楚，南德什么时候要求贵阳交行担保了？直到2002年，我看到夏宗伟送来的本案的预审记录，结合本案的终审判决书中贵阳交行李建平的证言，说1995年10月20日“夏宗琼通过电话联系按何君的要求开了一张担保”，我才联想到牟臣曾向我揭发的何君1995年9月底、10月初在武汉给了夏宗琼100万元现金的事。

这只是已暴露出来的夏宗琼干的涉嫌两件犯罪的事。可能尚未暴露的更多。她的朋友，无锡生资公司的曾××，在1998年向我讲：“她背着你，用南德的名义，不知在外面捞了多少钱，朋友们都知道，只有你不知道。”

问：公司正常时平时你是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的？

答：经营企业不但是一种高智商者之间的激烈竞争，也是一种体力竞赛。在卫星成功之后，计划在加拿大上市之际，我一般是晚上9点半与纽约联系，安排他们一天的工作，纽约此刻是上午9点半，刚上班，半夜三四点钟与莫斯科联系，他们下班了，早上6点又与纽约联系，他们工作完一天，又下班了。折腾完一整夜之后，北京时间8点半，我又该出门上班了。一个人没有强壮的体魄是很难干出点大事来的。

为了调节如此紧张的工作节奏，我选择了三种休息或调节自己的方法：

若时间允许，我最好的休息就是约几位喜欢读书的职工，或邀请上某一方面的专家，驱车去京郊某名山古刹，我最喜欢去“潭柘寺”后山，扫去落叶，敷设茶座，附庸古人风雅，学学郑板桥先生“扫来竹叶煮茶叶，挖来树根煮菜根。”一杯清茶，海阔天空，吐心中之积闷，解商海之刻板，倾诉衷肠，吸纳忠言，净化灵魂。下山时已是一身轻松。

若时间不多，就约几个球友，打一场网球。球拍一挥，烦恼皆忘，一身臭汗换来的是新的能量的积蓄。

睡觉前看一段西方的推理小说，悬念、惊险也可以当作安眠药，松弛紧张的神经。

我除了工作，还是工作，郊游、打球、读休闲小说，仍然是为了工作。

问：你最钦佩的政治家、文学家、经济学家、企业家是谁？

答：政治家中我最崇尚邓小平。因为他的无私和智慧。一个人要三落很容易，落而再起就十分困难。得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和无私。他提出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为中国人民立下了伟大的功勋。

文学家里我喜欢金庸，用武侠神话，表现社会精神和人生哲理。寓教于乐，社会影响巨大。我总能从郭靖、张无忌、杨过身上看到任何成功人物的人生轨迹，也能从东方不败一类人身上看到专制者的狂妄和残忍。

亚当?斯密是我最喜欢的经济学家，他关于“分工”的论述给我以深刻的影响。既然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本方法，市场经济作为分工的必然结果，就应该是人类社会行为的一种自然状态。不应把市场经济本身附加上意识形态的色彩。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维护资本利益为目标的一种市场经济；也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维护劳动权益为目标的一种市场经济。

市场安排了商品生产者的平等地位，安排了自由交换的原则，民主是平等观念在政治上的反映，自由是商品生产者为了自己利益需要的意志表现。

回归古典自由贸易学派，可以解决目前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所有问题。

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利斯顿先生的一篇《第三次技术革命》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我们两个人分别从自己的经验中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我把这个时代称之为智慧文明时代——一个与工业文明时代并列的人类新时代。里根最大的功绩是恢复了自由贸易精神，大约利斯顿先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可惜我没读过他其他的作品。

至于企业家，我挑剔一些。我能从许多企业家身上看到不同的闪光点，例如洛克菲勒那段若他被剥夺之后，东山再起信心的表述；泰勒制的创造者，福特流水线的创造者，一类管理上的创新精神；卡内基对“用人”技巧的研究，等等。但我还没看到一个让我心悦诚服地崇拜的企业家。 最近读到《经济观察报》的主编许志远先生的一篇短文《现在，让我们停止谈论企业家》，我有同感。他说：“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能够引导与表明这种变化的绝非是今天意义上的企业家。”许先生期待一个真正的社会精神群体的出现，“按照20世纪50年代那个充满激情的个人主义者爱因?兰德的说法是：‘他们是亚里斯多德主义者……是文艺复兴之父，是工业革命之父，是科学之父，是个人主义者之父，是资本主义之父’……”。

我期望着这样的企业家的出现。

1989年，《南德视界》创刊，我写了发刊词《造就一代儒商》。15年过去了，集历史理想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于一身的现代意义上的商人，至今尚未出现，我也期待着。

问：你的业余爱好是什么？你最喜欢读的书是哪些？

答：除开工作，我没业余，自然就谈不上爱好了。

什么书都喜欢，我深得“开卷有益”之精髓。任何一本书（当然是作者用心血凝聚成的，不是目前为了赚钱胡乱拼凑而成的），总有一、两处闪光的东西，都是作者深思熟虑的结果。当然，我也不迷信任何一本书，包括《资本论》。书与人一样，“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总是有局限性的。即使对作者讲来，是正确的结论，但对于已经变化了的环境讲来，其结论未必有用。因此，我读书注意得多的还是深入思考作者得出结论的心理历程，从中了解其方法。

如果从学科分类上看，我还是喜欢读带有文学趣味的哲学书籍，或者说文艺作品中能反映出深刻的哲学思想的书。

问：你是怎样看待夏宗伟的？

答：小夏这样的女性，不能用普通的、私人的感谢来表达我对他的评价。我认为夏宗伟女士5年来锲而不舍的努力，代表了一种伟大的品格，就是中国妇女为追求正义、真理而奋斗的特别顽强的精神。她这5年多的艰难困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也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述的。请设想，一个年轻女子，要顶者几乎整个社会的不理解，家人亲戚的反对，冒着随时受到迫害的危险，忍受着经济上的拮据，那会需要多么坚韧的毅力与意志！2000年被释放时，她已经一贫如洗了。这些年来，她忍受着经济上的拮据，仅仅依靠无任何保障的朋友们的周济，在孤独无助的情况下挑起了为南德集团讨回公道的重担。其间，她还与病魔做过极其顽强的斗争。她是在几乎不可能的条件下，一点点去做搜集证据、积累资料、联络社会、沟通媒体、处理善后、组织申诉等等工作的。

正是依靠小夏的努力，才让我们掌握了南德无罪的铁证，又是她与其他一些朋友和南德员工的努力，才使媒体和更多的人了解了南德事件的真相，而这一切都是南德案件纠正的必备条件。没有她的奋斗，就不可能有南德的平反。我三次坐牢，看到许多明明是冤枉的案件，因为没有人能够顶住压力进行不懈的申诉，最后只能冤沉海底的。

象她这样的女性，只在古典戏曲中有类似的文学形象，而在现实生活中，我还没有发现另外一个先例。

她的最大功绩是在民事审理中，发现并复制了几千页刑事审理记录和证据材料。后来我们就是靠这些过硬的东西了解到关于湖北中行信用证问题的全过程，掌握了南德无罪的关键证据。她做这些工作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为了那些材料不会被某些势力强行破坏或抄走，她不得不复制多份，分藏于各地的一些地方。

她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呢？她的动力来自一个坚定的信念，相信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逐渐走向法治的社会的过程中了。她相信党中央，相信社会正义。

问：请你谈谈你对爱情的看法。

答：一万个人就有一万种爱情观。我认为爱情的意义在于为对方奉献，直至生命。

我不会刻意去追求爱情，完美的爱情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刻意追求爱情的人，往往会失望。

我认为裴多菲的哲理诗，虽然念得都烂了，但却是十分深刻的。绝对没有独立于事业的爱情，或者说，基于共同追求的爱情才是一种更深沉、更牢固，可以超越世俗陋习的感情。

我也看见过一些靓女俊男，爱得死去活来，可是时过境迁，或热情冷却，往往又十分脆弱。

西方有一句谚语：“男人最可贵的品质是勇敢，女人最可贵的品质是忠诚。”

作为一个男人，就应该直面最艰难的处境，追求人生最大的成功。做到了这一点，自然也就会获得“梦里寻他千百度”的爱情。

夏宗伟如是说

在经历了那么多困苦与艰难之后，夏宗伟已经变得成熟与坚定。她一直在为案件的“水落石出”而奔走、呼吁。我们和她见过多少次面，谈了许多关于案件和牟其中的情况。这一次我们突然向她提出：在经过了这么些事情后，你能给我们谈谈你自己对牟其中的看法吗？夏宗伟象她往常那样，淡淡地一笑。她思考了一下，便毫不犹豫地说了起来：

2003年中秋，老牟接到通知，他的无期徒刑改为有期18年。他写信给我：今年的月亮特别圆，特别亮。我看着这月亮笑了。”他说，他高兴倒不仅仅是因为徒刑减了，而是因为我找到了证明他无罪的新证据。他期望早日自由并重返商场，实现一个民营企业家的理想。这是他始终没有泯灭的梦想。

在牢里，老牟说他是自由的奴隶，却是时间的富翁。他利用这段时间想了许多事情，特别是如果他得到自由，他将怎样来继续他的“第四产业的试验”。他自信自己的身体非常好，如果出去后还能再干几十年。

老牟他也是一个人，一个常人，只是又有许多有别于一般人的地方，他自有许多可贵、可敬之处。在我眼里，他是值得我尊敬的师长、一个值得我敬佩的老板。在南德工作十几年，加上在入狱来他的种种表现，我都看到他的十分宝贵的品德。

当然，老牟也有他的缺点，但我们不能因为他有一些缺点，就不顾是非、不顾事实地把问题上升到罪与非罪的层面上来，甚至强加罪名，愚弄不知情的社会公众。

我之所以多年来一直坚持为南德冤案讨个清白与公道，就是因为从我了解到的本案的真实事实和大量证据，我清楚地看到这个案件是个错案、假案，这个判决确实是错误的。我坚信南德冤案能够平反的信心也来源于此。我相信，事实终会大白，错误必须纠正。

有人说牟其中太热心政治，自己掉进了政治的旋涡。其实这是不了解情况的误解。他对我说过：“很多人责怪我太热衷于政治，甚至推断我有政治野心，其实是大谬不然。我这个人太直，胸无城府，口无遮拦，又有几分浪漫的热情，这都是从政的大忌。但是，我是爱国的，有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在事关中华民族前途的重大问题面前，我无权、也绝不会保持沉默。”

他这个人对金钱与权力看得很淡，甚至有几分清高。他经常说，他是一个天生的社会主义者，看不得不平等与压迫。他的生活简朴得令人难以相信。他第二次被捕时前去抓他的公安局的科长后来说到，他一进门就知道错了。哪有搞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的人，家中会这样破破烂烂呢？这次去搜查他家的武汉市公安局的人也对他说：“我去了你的家，住的是普通的职工宿舍，也没有什么装修、摆饰，什么也没有，只有两多，一是书多，一是酒多。”牟其中解释，书多是我的爱好，酒多却是香港商人见面爱送的东西。我不应酬，从不喝酒，所以酒就存多了。

牟其中虽然竭力避免谈感情之类的话题，但是我看他其实是个很看重感情的人。他常说：“人无情无异于禽兽”。但他经常强调感情必须跟理智结合，服从理智的感情才是真的感情。他说，由于自己的奋斗，让家人和寄厚望于他的很多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使他们丧失了很多人生的乐趣，甚至影响了人生发展的轨迹，他对此有着深深的负疚感。他常常想用什么方式来补偿，但是他知道，许多东西是无法补偿的，钱再多也没有用。他说，他为此十分忧郁，甚至是十分痛苦的。

我总听他说，欠了谁谁的情，他认为还不清的是人情债。说到动情处，他有时也会哽咽起来。他只好把心一横，说：“忠孝不能两全，就让我和我的亲人，舍去个人得失，为国尽忠吧。”

第三十章 激情依然燃烧

2004年夏的某一天，香港凤凰卫视记者约见南德理事会代表夏宗伟，就南德集团过去的情况和南德案件问题进行了采访。凤凰卫视以《激情不再燃烧》为题播出。节目播出后，有热心的观众给南德的网站发来邮件，问夏宗伟：“难道你们和牟其中已经失望了，激情真的不再燃烧了吗？”

夏宗伟给这些朋友回信：“不，牟其中没有失去案件平反的信心，也没有失去继续改革的热情。大墙不能阻止他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他让我告诉朋友们，他的激情依然在燃烧。”

牟其中说：我不是贪图安逸的人，也不是轻易服输的人。我愿意象神话中追日的夸父，不断地向前追寻，哪怕海枯石烂、粉身碎骨！

铁窗请缨与建言

牟其中是永远闲不着的人。

那是他已被捕后的一件事。当时“南德集团暨牟其中等信用证诈骗案”还没有开庭审理，他还在看守所焦急地等待着事情的发展。但是当他看到武汉市计委下属一家公司创意“大学生创业基金”，全国各地热烈响应。他认为这是重复南德集团10年前的某一个幼稚的倡议，“激起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便在为自己申辩的同时，给中央领导上书，提出：“请求中央指派一个部门领导南德自费创办‘南德世界大学’，在全世界范围内为我国有效地吸引智慧与有效地管理智慧，将南德集团探索、试验了20年之久、已经成熟的以经营智慧为主要特征的智慧经济的生产方式向社会展示出来，通过示范效应，推广这一全新的生产方式，以期推动我国国民经济能有一个以今天无法理解的速度增长。”这个报告称南德“已经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关于智慧经济的理论体系，它包括价值论、哲学基础、生产工具、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发展模式、管理方式和标准的企业形式等等。”

牟其中的这个报告后来被某些媒体以一种嘲笑的口吻加以报道，说他“毛遂又自荐，铁窗再请缨”，“自我作辩护，吹牛仍不改”。

其实，在这之前，在他被捕前20天，他就向中央专门呈递过一份类似的报告。那个报告的题目是《海日生残夜，风正一帆悬——南德集团试验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报告》。他在解说了自己发现的“智慧文明的生产方式”后，饱含浪漫激情地说：

既然经济活动中的资本的权威地位将会被智慧所取代，那么，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被扬弃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当然，它不是“弃”之于暴力革命，而是“弃”之于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那种不可抗拒的历史力量。在此，我们可以自信地宣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是必然的。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重建个人所有制”等社会理想一定能够实现。

面对有些媒体的嘲笑，他毫不隐讳地说：

我仍然经常向中央写信，我信任党中央。最近我还就如何开发西伯利亚以解决我国今后几十年的原材料及能源问题向中央提出了建议。我也写过我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的文章。只不过现在我只能委托我的诉讼代理人以我的名义写出。

2001年，他在监狱里继续研究的基础上写出自己关于股份制的又一篇论文，呈送党中央。论文的题目是《国家所有制不是公有制的最佳实现形式》，认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我们从1978年至今，已经足足23年了。目前的情况仍然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可见问题之沉重与艰难。”他说，问题出在将财产的个人占有和私有制或财产私有联系在一起了。他认为国家所有制不是当今社会公有制的最佳实现形式，而强调“基于个人所有制的股份制，才是我们社会发展到目前阶段最有效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他还委托夏宗伟在给一位领导同志的信件中，阐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问题的理解，称“目前我们认识的误区，在于在初级阶段中存在剩余价值，故存在剥削；在于我们将任何社会发展阶段都存在的剩余劳动与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的剩余价值这一剩余劳动的特殊形态混淆在一起了。”他提出：

正确的表述应当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商品、货币和剩余劳动，但不存在剩余价值和剥削。表现在微观经济中的剩余劳动，通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遗产税、赠与税、奢侈税、高额累进税集中到国家手中，实现剩余劳动的第二次再分配，作为社会公益金进行事业救济，实施全民教育和环境的改善，总之，是防止两极分化的出现。这样就可以在微观上实现充分的市场竞争，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在宏观上用剩余劳动再分配的方式，防止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

在这样一种生产关系之中，私有制和私有者都不存在了，有的只是社会的资金管理人和马克思所讲的在私有者消灭以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个人财产所有制。

据有关人士告诉我们，牟其中过去只是短暂地到过武汉，如今身陷牢狱，依然不忘对武汉发展说三道四、出谋划策。他曾对管教干警谈起他对建设武汉有个建议。他说，这些日子他想，可以把武汉建设成中国内陆的威尼斯。湖北素有“九省通衢”、“千湖省”之美誉，而武汉更是得天独厚。长江、汉江贯穿武汉三镇，周边湖泊不计其数。武汉具备了威尼斯的自然条件，却没有成为威尼斯。江湖虽闻鸡犬之声，却老死不相往来，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我建议把东湖、汤逊湖、沙湖等主要湖泊与长江、汉江打通，并把它们连接在一起，让死水变成活水，把不能与江水相连的湖泊彻底改造，那武汉就可以变成威尼斯一样的美丽的城市了。如果把楚文化、投资环境、旅游资源等充分地挖掘和利用，湖北的龙头就变活了。他要求监狱能把他的建议转达至湖北省和武汉市有关部门。

就在牟其中提出这个建议数月之后，《长江日报》、《楚天都市报》等媒体，就刊出了一些与他思路一致的专家、学者致有关部门的谏言，据说得到了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现已将这个建议纳入武汉长远建设的发展规划。

为民营企业洗刷“原罪”

牟其中在监狱里始终关注“外面的世界”，关注着改革过程的是是非非。他说，最根本的是关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动向。他一向认为，中国民营企业没有获得真正商品经济经营者应有的地位与权利。而自他以后，一批所谓“富豪”民营企业家的纷纷落马，从而引起了所谓的“原罪”问题的讨论，特别引起他的注意.。他说，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可能使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即使他失去了自由，也要奋起为民营企业正名。

2003年8月初《南风窗》发表了《郎咸平：探求民企“原罪”出路》一文，提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教授大力推荐的韩国高丽大学金融教授张夏成在1997年提出的民企“赎罪”的BOT方案(即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议让企业家利用原罪资金创业(Build)，然后经营(Operate)，最后经过多年赢利后再转移(Transfer)给政府。

牟其中对郎咸平以及其他类似观点的人的这种“原罪论”感到愤怒。夏宗伟说，当她去探监时谈起报刊上正在进行的讨论，牟其中忍不住站了起来，高声说：“这是胡说八道！按照他们的逻辑，是不是该让民营企业退出，只要国营独霸天下，回到过去计划经济的时代！”

从2003年至2004年，他通过各种方式，由南德理事会代表他，发表了许多批驳“原罪论”的文章和讲话。他曾委托南德理事会对记者谈到：

原罪是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之一，根据《圣经》的记载，身在伊甸园中的人祖亚当与夏娃因为不听上帝教诲，偷吃智慧树之果而被逐出天堂。人因偷食禁果而有原罪。

现实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原罪”，那是神学世界里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它。一个只能在神学领域或政教合一的国家中才可能提出的问题，居然引起了一场热烈的争论，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不能不令人怀疑、令人深思。它令我联想到了反人类的中世纪的宗教法庭。

我们生活在一个讲究民主与法制的现代社会之中，要驳斥民企必然有“原罪”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是多余的。这正应了一句格言“一个傻瓜提出的问题，1000个聪明人也回答不了”。我们实行的是罪刑罚定的现代法治原则，是我们庄严的宪法原则。不经审判、不经调查、不凭证据，就可以一口咬定所有民营企业有罪吗？

令人深感担忧的是，在现代法治社会里，当一些人按照法律标准找不到民营企业家的罪行时，“原罪”理论就有可能化成一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东西，于是民营企业家们就随时有被依据神学世界的理论而在现实世界里定罪的危险。“原罪论”成为悬在梁上、随时都有可能掉到头顶的一把剑。

当年很多人，包括一些民营企业家，都批评我过分热心政治，甚至推论我有政治野心。也许此次“原罪”的热论，能促使民营企业家们完成从自发到自觉的觉醒。说到底，今天大家莫名其妙来讨论民营企业的‘原罪’，其实还是一个政治问题。

郎咸平教授一口咬定民营企业有“原罪”，但文中所举例子却根本不是民营企业，因为“……向国家拿了100元股本金投资，再通过银行借贷900元而将企业做大……”，此例产权明晰，明明是拿了国家的100元，为什么说它是民营企业？

如果非要说民营企业有“原罪”，那显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法律以外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了。

作为计划经济异化出来的民营企业，对计划经济来讲，当然是有罪的。“原罪”讨论的其实是民营企业该不该出生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是“原罪”论者至少目前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提出来的。于是，就嗫嗫嚅嚅地、嘟嘟囔囔地、词不达意地讨论起什么“原罪”的问题来了。

某一位民营企业家可能在某一个问题上有罪，但并不能证明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有罪，甚至不能证明这位民营企业家天生就有罪。正如不能因为有公务人员因犯罪被关押，就断定我国的全部公务员都有“原罪”一样。

在我正在服刑的监狱里观察到的犯人比例，公务员职务犯罪的比例，远远比民营企业家的大。这说明我们国家的反腐败是动真格的，不留情的。但也从另一个角度启示人们：比例大的没有“原罪”，比例小的倒有了“原罪”，这是什么逻辑？

如果民营企业都有“原罪”，那我们不就应该顺理成章地回到计划经济的体制中去吗？既然历史已经证明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否定，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进步，这种否定就不是“原罪”，而是一种历史功绩和历史责任。

因此，如果非要追究“原罪”，国企也好，民营企业也好，都有“原罪”。我们只有用市场经济的眼光，与时俱进的眼光，才能找到现实的合理性。

《南风窗》杂志认为:

目前的问题，不应去讨论子虚乌有的所谓民企“原罪”，倒是应该严肃地、认真地、勇敢地正面谈论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问题。牟其中对夏宗伟说，“企图以‘原罪’来否定民营企业生存权的斗争，绝非自今日始。在改革开放事业中，从来就存在着对民营企业两种截然对立的评论”。

牟其中还委托夏宗伟在给中央领导的一封信中提到“原罪论”的危害：

“原罪论”形成的社会经济环境，是多么严重地破坏了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多么严重地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带来了多么严重的灾难性的社会后果。

自去年以来，目前仍然异常激烈的关于民企是否有“原罪”的全社会大争论中，“原罪”论者一口咬定，民营企业的第一桶金，都是违法所得，并且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观点相提并论，说“充满了血腥”。观察、分析南德的“第一桶金”后，就可以得出结论，这是一派胡言。

有的领导人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营企业，仍然认为是50年代的私营工商业，采取的方针不是大力扶持和提倡，而仍然是“限制、利用和改造”的方针。显然这是计划经济时代“鸟笼经济”经济思想的继续。这与一段时间里表现出来的工业上向国有企业倾斜，农业上不惜牺牲农民的利益，保护国有粮食企业的总体经济思想是吻合的。

可惜，我国的民营企业面临的仍然是被视为异己力量的“限制、利用和改造”的生存环境。

虽然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实现的主要形式”的决定，给予了民营企业以平等地位的国民待遇，但我认为目前更需要雷霆万钧的行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

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阻力是非常之强大的。从和平演变，到新生资产阶级，到私有化，再到今天的“原罪”谬论，是一脉相承的。

一个公然违反宪法、违反法治精神的伪问题——“原罪”，居然在报刊上活跃了一年之久，还未得到有力的批判，又没看到中央的公开表态，只能说明，民企生存环境的改善，仍然任重而道远。

他委托夏宗伟在给中央的上书中，再次提出南德案件问题，并且认为这正是某些反对改革、歧视民营企业的势力，利用“原罪论”的社会观念，制造的一起错案和冤案。他说：

我们从南德２４年霜雪刀剑的风雨历程中，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昨天的和平演变、新生资产阶级、私有化与今天的“原罪”论一脉相承，严重地破坏了并还在继续破坏着目前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最有效形式——为十六大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

我要求中央如１９９７年冬，在国务院各部委纷纷组织力量调查南德的同时，中办也组织了自己的调查组，得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一样，尽快组织中央工作组，严格审查我牟其中，不仅审查湖北信用证问题，也审查我的政治立场、言论及其他一切可能涉嫌违规、犯罪的问题；我希望中央解剖我，看我这个被目前“原罪”论者一致公认的中国“原罪”第一人，究竟有罪还是有功？以供中央在解决影响全局的“原罪”问题上，做决策参考。

在牟其中看来，更值得谈论的是民企的生存环境。他认为：

“原罪论”折射出我国社会诸多领域中的争论，与全社会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历史定位有关，与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有关，与我们这个民族长期存在的轻商传统有关。

牟其中从铁窗后发出的声音，引起许多人的注意。

《南风窗》杂志认为：

牟其中案发之时，正是在改革触及到所有制问题的关键时刻。民族文化中基于“均贫富”的传统“仇富心理”，以及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研究的深度不够，都是整个社会陷入“原罪”的话题而深受困扰的原因

对民营企业发展中的问题，与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诸多问题一样，大有应该讨论和改进的地方。但不能在先下了民企有“原罪”的结论之后，再来讨论其中某一位民营企业家的某一件违法行为，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当下，社会保持一个理性而健康的心态，避免意气地热衷于“原罪”的讨论，就是给那些仍在岗位上的民营企业家营造一个宽松良好的环境。

青年经济学家钟伟指出，民企老板的财富是否清白，“是一个恶法是否成为法，以及法是否能追溯既往的问题”。在极度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连养几只鸡鸭都会成为资本主义尾巴时，任何早期的资金积累都有违恶法，这是一些出道较早的富豪所具有的问题。“一棍子将民营企业家统统列入问题富豪之列，实在有点言过其实”。

从德隆引发的反思

狱中的牟其中从报纸上看到德隆的四面楚歌和赵新先的谢幕，开始反思南德的得失成败。他也是希望由此思考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

对于这些中国企业中曾经的佼佼者的挫败，他说，他感到痛心。因为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太需要民营企业的成功者，为民营经济鸣锣开道了。

在牟其中看来，德隆、三九偶尔有了点经营业绩，立即上市增值，不考虑市场的“半流通”风险，按虚增的价值与银行的现金打交道，融短投长、上市融资，不老老实实地追求企业利润，而仅靠资本市场的操作，求得奇迹式的发展。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风暴到来只有倾覆的命运。

牟其中自称是“公认的中国资本市场运作的第一人”。他说，他有两点铁一样的规则：第一，企业利润是资本运作的基础，没有利润的资本运作，就是投机式的赌博行为。第二，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完成以前，绝不与中国金融界及资本市场来往。

1993年春天，天津市体改委主任×××通知牟其中，想把南德作为全国民营企业唯一的一家上市改革试点，但南德“最终没进这个赌博场”。以后趋之若鹜的其他民企，也辉煌了一时，但终究没有躲过此次宏观调控的一劫。

2001年国有股减持以前，股市泡沫大半，这批上市的民企是按当时的市值来衡量自己的力量的。一减持，股市挤出2／3的泡沫，民企、“三九”一类国企则转靠银行的短期贷款，拆东补西，维持繁荣。此次一调控，收缩信贷规模，马脚就露出来了。“三九”的负债率达98％，资产是评估的，是死的，银行的现金是真金白银。所以一家银行贷款到期，必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这时，“计划经济体制的狰狞面目就暴露出来了”。若在完全的市场体制下，银行借款合同是契约，没到期，不能追债，连重话也不能说，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可是，“我国的银行是政府的，是国有资产，这一切综合起来，德隆一般的企业，怎能不倒霉？”

“德隆”和“三九”一类企业在宏观条件，即法制条件、金融条件、道德条件尚未具备之前，又不采取特殊的防范措施，自认为自己处于美国的经济环境之中，孤军深入，身陷计划经济重围的结果，只能是被人聚而降之。

牟其中认为，“德隆”、“三九”的困局，可以找出一千条、一万条理由来，最根本的一条仍然是按市场经济法则运行的企业与按计划经济法则组织的经济秩序的矛盾。遗憾的是，“德隆”和“三九”，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没有力争改善我国经济运行的宏观环境，即争取市场化的努力。

“一群自诩为民营企业家的人，现在想到呼吁市场平等地位了。当年南德呼吁产权改革，对国企股份化改造，建立公平的市场秩序的时候，他们到哪里去了？”牟其中说。这其实是对那些责怪他“过分关心政治”的企业家的一个反驳。他认为，政治与经济不可分，实际上，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却随时可能“关心”你。

牟其中在报上看到向宏与郎咸平就德隆的成败问题展开的辩论。郎咸平断言中国民企做不大，缺乏大企业的基因，向宏不同意郎咸平的观点，但是面对德隆的困境，又无法作出恰当的、有力的反驳。

牟其中认为，德隆的失败，在于它迷信西方的金融控股模式。牟其中说：

任何人的管理半径都是有限的，只能与七八个人发生深刻的联系。人又是利己的，任何人只要条件具备了，一定要“当家作主”，不会再服务于他人。在智慧文明时代，资本的主宰地位正在消失，我们一定要做到，一定能做到，改变几千年以来，一个聪明的大脑，代替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思维的思维方式。

事实证明，目前中国尚无法建立起西方几百年逐渐形成的按商品交换平等培养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契约关系。国有企业是依靠党籍、政权、行政力量控制运行的。民企缺乏此种条件，又无西方的“契约”环境，所以郎先生断言中国民企做不大。

但，郎先生错了，南德已经找到了在中国具体条件下，民企不但做大，而且能快速做大的途径。

这才是南德最大的财富。

如何做？不是我要独占“葵花宝典”，而是宝典内容太多，非三言两语可讲清楚。我以后会专书叙述。

他还对郎咸平的理论很不以为然，说：

郎先生经常胡说八道，例如“原罪”、“中国不应进行所有制改革”等等。这是因为他是一只鸡，却偏偏喜欢去教小鸭游泳。

坚信能够东山再起

“即使南德无端遭遇飞来横祸，从南德目前拥有的国内外的巨大无形资产来看，从南德已经掌握的智慧经济的操作方法来看，从南德过去处理过类似问题的经历来看，我有把握在两年时间内，解决南德的流动资金问题，连本带息偿还国内全部债务。”2004年初，牟其中委托夏宗伟向中央有关领导提交的报告中这样写道。他依然坚信自己能够东山再起。

其实，在牟其中为生活费用发愁的时候，就想到启动南德的一些搁置项目，希望能产生效益，解南德燃眉之急。

2000年10月末，南德理事会按照牟其中的指示，计划将南德在俄罗斯的卷烟厂项目启动。牟其中听说红塔集团前董事长褚时建1月9日已经开始实施监外执行，指示南德理事会托人去找褚时建。牟其中十分尊重褚时建的才干和创造精神，很希望与褚时建合作。在牟其中看来，褚时建的经验是最宝贵的。

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褚时建最终没有能够与南德合作。俄罗斯烟厂项目的营业执照最终不得不被迫转借他人。

在2006年到来时，已服刑近7年之久的牟其中认为，他平反的时刻已经临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信用证的司法解释已经形成正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所谓南德“信用证诈骗”的辨正也应该可以迎刃而解了。

不管问题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坚信自己无罪的牟其中随时都在考虑出狱后的工作安排。

南德集团曾提出用10年的时间，进入年利润排名世界前十强企业之列。1996年牟其中提出这个宏伟的企业目标时就受到国内媒体的质疑。2004年7月8日，牟其中通过南德理事会宣称，这个目标依然有效，不过，要加上南德的恢复期3年，一共是13年时间。

牟其中认为，南德这类大企业，不能不从宏观层面上确定未来的发展战略。为此，他制定了一个“最宏大也最科学的发展计划”，并委托南德理事会开始联络仍旧追随他的原南德的骨干，为实施他的庞大理想做准备。

我们从南德集团理事会的断断续续的透露中，大体猜测出牟其中的这个大“计划”的主要内容。

首先，他要重建南德。考虑到过去在人员任用、机构设置、管理制度、运行方式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牟其中肯定要在组织建设上作出重大变动与发展。他说他一直在研究“智慧文明时代的管理模式”，自称经过在监狱几年的钻研，“已经把基本模型设计出来了”。他要求南德理事会开始物色高级人才，完成《南德宪章》的起草。

其次，他将带领南德集团完成过去已经开始而未及完成的重要项目，并进行新的重大的革命性的工程。牟其中计划实施的三个超级大项目是“对称计划”、“开发西伯利亚”、“喜马拉雅耕云播雨工程”。谈起这些项目时牟其中的自豪与幸福之情不禁溢于言表。

第三，南德集团将与国际金融界、企业界合作，为我国开展融资、投资进行全方位的活动，并且希望能够促进我国企业走向国际化。

第四，为了全面实现南德的宏伟目标，南德集团将大力吸收、培养、联合、组织各类“智慧型人才”，积聚南德最重要的资本——智慧，成为“第四产业”的“生产力大军”。

当然，无论是《南德宪章》，还是雄心勃勃的“计划”，目前都还只是在牟其中的头脑里，在南德理事会的纸面上。

续梦满洲里 与通天河计划

牟其中说，这是两个被迫中断的伟大工程，是他两个未了的心愿。

一个项目在祖国的北疆，面对辽阔的西伯利亚；一个项目在祖国的西南边陲，是广袤的未开垦的宝地。

开发满洲里已经起了头，今后的目标是走向西伯利亚。在牟其中的设想里，今后南德的一个战略目标是在满洲里俄方一侧，建立一个南德重化工工业城市。

牟其中认为，中国资源紧缺问题已十分明显。中国如果达到美国的平均生活水平，需要比现有资源的消耗扩大60倍。中国现代化的瓶颈不仅仅是体制（因为可以改）、资金（西方有的是）和技术（可以引进），最大的困难是缺乏天然资源。缓解资源匮乏的途径是两条：一是节约，提高使用效率；二是开源，寻找新的资源来源。而开发西伯利亚是最优的选择。

为此，必须在莫斯科建立公司，花大力气、长时间，锲而不舍地开展最广泛的公关活动，目标是由俄罗斯的杜马通过法律，允许数百万中国员工进入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地域辽阔，资源极其丰富，但是人烟稀少，去这些地方开发，也可以推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对中、俄双方都是有利的。

开发的资源，包括铁矿石、木材、石油、天然气、铝等等，在满洲里俄方一侧加工。为此，要把国内一批钢铁、有色冶金、石油化工企业搬过去，或投资新建。

建设国际公路口岸等项目，只要还有需要继续做的，都要坚决做好。

牟其中满怀信心地称，他当年要把满洲里变为北方小香港的设想，会以这样的方式实现。

至于那个“通天河计划”，是招引误解甚至辱骂最多的项目，也是关系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工程。

1996年春节牟其中提出：将喜玛拉雅山山脉炸开一个50公里宽的缺口，将山峰降低2000米，形成一个豁口，让南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贯穿到中国的大西北，彻底改善当地干旱少雨的自然环境，并由此引发出一个更宏大的计划——调雅鲁藏布江等西南五条大江大河之205亿立方米水，向北至黄河源头……

这个想法一出炉，即遭至各种骂名：“登峰造极的吹牛者！”“狂想症患者！”“中国最大的政治妄想者！”

其实这个被外界广为嘲笑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牟其中看了1995年第41期《决策参考》上的一篇文章后受到启发才想出的。

那篇文章，记述了中央某领导同志在湖南考察时的讲话，期间有这样一段文字，被牟其中用笔划了出来：

土地在中国尚未开发的还有很大一块，这一块我们正在做文章。你说是浪漫主义的幻想也可以。科学家有一个浪漫主义的想法，把喜玛拉雅山炸开50公里，降低2000米，形成一个豁口，把印度洋的暖流引到我国的西北，把西北变成降雨区。你说这是狂想也行，原来我们说打一个眼把长江的水引到黄河去，大家不都是哈哈大笑吗。一年多后，通过论证，认为这个眼可以打，这怎么不可能呢？中国劳动力多。怎么开发也是一个难题，我想，就是利用人力资源开发中国的大好河山，把中国的山水叫它流到哪里去，就流到哪里去。

这是牟其中炸喜玛拉雅山和调雅鲁藏布江等西南五江之水的最初依据。此后，牟其中又通过新闻了解到，1997年我国北方各大河均比往年缺水20%，各大水库均比往年蓄水减少33%！同时，由于我国的地势总体上是西北高、东南低，东西走向的横断山脉每年将1万亿立方米的水白白流入了东南亚国家。

于是，牟其中开始郑重其事地行动起来了。这个被许多人嘲笑的项目，南德集团是做得很认真，花了很大力气的。

1996年2月16日，在京的气象、地球物理、工程爆破等方面的几十名专家受牟其中之邀，就炸开喜玛拉雅山引渡印度洋暖湿气流，解决西北干旱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专家们在会议上提出了不少建议。牟其中最感兴趣的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提出的“藏水北调”方案和一名爆破专家提出的如何解决高空作业问题的设想。

1996年春节，牟其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拜会了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先生。冀朝铸对炸山引水计划很感兴趣，当即指派一名专家参加当年3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国际节水会议。同年10月25日，牟其中在杂务羁绊之余，照例浏览着当天的报纸。《参考消息》上一篇关于前苏联地震武器研制的文章映入他的眼帘。当他读到这种地球物理武器能造成人工地震，并能产生由定向声波和重力波而形成的巨大摧毁力时，立刻把该篇文章推荐给当时的项目设计负责人南德专家王福恒教授，让他仔细研究，看能否把该项技术应用到喜玛拉雅山的爆破上去。

王福恒立即行动。第一步与新华社联系，找到该篇文章的俄文原件，复印后对译文进行校核。然后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国家地震局的地球物理所联系，希望有关专家对该报道的真实性进行评估。地震局的领导亦很重视，专门召集会议集中讨论该篇文章，并委托专家张少泉与南德联系。地震局专家在讨论中也谈到激发地震的几种方式、核爆炸后的污染处理问题，并进一步谈到了爆破应在喜玛拉雅山的何处开口，开口的大小以及开口后气候、环境和生态会产生何种变化。部分专家还谈到了在边境炸山，如何协调所涉及邻国的利益等等。

张少泉还建议，在炸山之前可在北京附近的高寒缺水地区结合城市规划和扶贫计划，用小剂量核爆炸进行炸掉山头、改变环境的实验。

既然有可行性，王教授锲而不舍，利用他过去在俄罗斯寻找卫星星源的经验，按图索骥，一连向俄罗斯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和哈萨克斯坦地震研究所负责人发出两份传真，询问有关事项。

俄罗斯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素波列夫院士及哈萨克斯坦地震研究所所长库鲁斯克夫很快回函，结论却是否定的。第一，他们认为该篇报道无科学依据，只是哗众取宠的产物；第二，在哈萨克斯坦没有进行过人工地震技术的研究……

查询没有结果，但是却有了另外的收获：由于该课题对国民经济的重大意义，已引起科学界的广泛注意；俄罗斯方面的答复既实事求是，又同时介绍了他们当前的研究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在牟其中看来，这是一项艰巨而又造福子孙万代的项目，既然已经启动，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王福恒建议，1997年春节后，邀请10名左右知名专家召开“炸开喜玛拉雅山，引印度洋暖流北上”研讨会。

第二次会议筹备期间，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国家计委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委员陈传友提出了他的藏水北调新方案：截断雅鲁藏布江，筑运河，将其丰富的水量穿过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直达黄河之源，以补充逐年枯竭的黄河水，并在雅鲁藏布江下游的大拐弯段利用巨大落差建我国最大的水电站（目前三峡水电站的2倍）。陈传友长期在青藏高原工作，曾亲临雅鲁藏布江考察。他认为，三江（雅江、怒江、澜沧江）水资源极其丰富，年产水量达3000多亿立方米，基本没有被利用，可以为向西北调水提供充足的水源……

该方案显然比炸喜马拉雅山更为可行，投资额也比前者要少。牟其中十分赞赏。这两个造水梦人，一拍即合。于是，南德正式将炸喜马拉雅山计划更改为“通天河计划”。

1997年3月26日，第二次通天河会议在南德集团举行，近20名水文、地质、环境问题的官员和专家出席会议。会议主要讨论陈传友提出的“改造大西北的宏伟设想，”即对我国大西南的雅鲁藏布江大河湾进行“发电调水”的综合开发。冀朝铸先生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胡德平先生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大家众口一辞：水的事业，功在千秋，时不宜迟，及早动手。

为推进“通天河计划”，南德集团建议共同成立一个常设机构，负责此项计划的协调工作。至此，一个名叫“通天河计划”的工程开始酝酿起来了。南德发展中心专门委派两位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来研究和操作这个项目，“通天河计划”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进入1997年，水资源问题，越来越进入国家领导人的议事日程，越来越成为报刊热门话题。长江三峡工程、黄河小浪底工程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大事。

与此同时，水利专家、农业专家正在紧张地为下一步的“造水工程”而忙碌着。在这个群体中，除了科学家，还有久经沙场的老将军、老干部。其中有一名叫刘培植的80高龄的老革命。刘培植1933年参加革命，先后任东北林业部代部长、农垦部党委书记、农业部副部长。退居二线后，刘培植仍然忧国忧民、心系农业。他知道，发展农业的关键是治水。1989年，刘培植将自己设计的“通天计划”送到邓小平手上，小平同志说，“我赞成，这是一件大好事。应当找科学机构作出可行性报告。若可行，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刘培植也把他的“通天计划”送到了南德集团，这个计划同陈传友的构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利用青藏高原上滚滚南流的6条大河（雅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江），在6条大河上游筑高堤、抬水位，形成10个大水库。在每条河的水系之间挖多条人工运河，形成跨距800公里的巨大供水网络区，……进入黄河河道，然后分流进入河西走廊，在河套处再分流，灌溉内蒙南部沙漠……最后经张家口、大同、由洋河、桑干河进入官厅水库、永定河，直流北京、天津、大沽、入渤海。

这个计划南起青藏，西至新疆，东向渤海湾……盖三山、济七河、涉十省，构思奇妙，气势雄伟。该计划经中央领导圈批后，已交国家级工程咨询公司进行论证。

据当时的《南德视界》记载：

与此同时，黄河水利委员会总工谈英武也受南德邀请，介绍他们西线调水的超前期研究……

短短一年多时间，南德获得的社会各界专家的调水方案已有几十种，其中有重振汉唐雄风的通天计划（刘培植）、有实地勘探19年的西线三江调水方案（谈英武）、有世界屋脊上的调水发电综合开发（陈传友）……这些规划和设想，有借八百里秦川让黄河水分流的神思，更有开发若尔盖草地，开发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遐想……“每一种方案都凝聚了专家们的报国赤子之心，闪耀着智慧的灵光……”南德集团在一份汇报材料上说。

但南德集团的调水方案并非没有反对的声音。

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梁季阳先生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对牟其中提出的调水工程的可行性提出了数点质疑：

说西南６条江河的“可调水为２００６亿立方米”，“２００６”是上述６条河流即将出境或汇入大河河口附近的监测站的“多年平均径流总量”，拦截大坝和大型水库，显然不能建在边境或河口位置上；且 “２００６”中６０％—８０％都是洪水，不可能进行有效利用；上述江河均处于高山峡谷区，河道深切，河的宽度虽然较窄并有利于修建拦河大坝，但因为河谷狭长，为达到大量蓄水之目标，大坝必须建得很高，但是，即便修建起３００米的超高坝，也很难达到引水“２００６”目标，目前我国大型水库的坝高，均在２００米以下；南水北调还要有行水河渠，调西南之水至西北黄河，最大的困难是开挖、修建“人工河渠”，经计算可知，“２００６”的年调水量，需长年不停地保持６３５０立方米／秒的流量，就以４０００立方米／秒流量估算，跨越峡谷的悬空水道和穿越高山的隧洞水道，也应该是宽４００米、深１０米、水流速度为每秒１米的空前庞大工程。这样的工程，今天还难以想象！

但牟其中显然并不这么认为：

三峡工程是孙中山先生70年前就提到过的，70年后我们才通过论证、才开始实施；而喜马拉雅改水工程才几年……南德是一个企业，企业是以利润衡量其优劣的。引喜马拉雅天上之水和我们南德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公司门前有一个油条小贩，专门做我们公司职工的早点生意，他7点开始营业，9点收摊；对门有一餐馆，早上卖早点，晚上卖夜宵，12小时结账；路南有一百货公司，一月盘存；西边是首钢；一年一报表。请你选择一下，你想干什么，他们的利润可以比吗？

如果为黄河引进了2017亿立方米的水（刘培植方案），黄河的流量增大五倍，整个大西北的经济环境都改变了，南德只参与其中的某一项的某一点，利润也将无价了。

可是，我们的同胞还在嘲笑、指责！事实上，关心黄河的人远不只南德一家，请他们看看黄河边上人们的眼睛！

通过南德集团的原始记录资料发现，我们确实看到牟其中的喜马拉雅改水工程并非一人一时的心血来潮和异想天开，他们曾经进行多次科学论证、也注意吸收专家的观点。当然，如此庞大的项目，其操作的难度恐怕已经超出了牟其中的想象。但是，这个项目绝非某些书上和报道中所称的是“骗人的鬼话”。

就在本书即将定稿的2005年末，一本即将出版的书《西藏之水救中国——大西线“再造中国”战略内幕详录》引起人们关注。《作家文摘》在介绍这本书时说它“首次全面介绍了一个足以令人注目的“再造中国”构想——大西线的南水北调战略。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每年从西藏水系中调2000亿吨输往干旱缺水的华北和西北（包括新疆）地区，解决黄河水患，中国北方实现内河航运……”从立意到具体思路与牟其中他们当年的“通天河计划”可以说难分难解，使人怀疑是同出一辙，虽然主人公是另外的人了。时间到了2005年，中国人水危机意识比前些年大大加强了，现在提出这种构想的媒体显然不是加以讥笑了。那么，此前近10年的牟其中受到的指责应该可以得到澄清了吧？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不是比我们许多人要站得都高，想得都远、行动更早呢？

现在，牟其中告诉我们，如果南德集团的案件得以解决，他本人恢复了自由，他将继续进行这个伟大工程的研究，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逐步实施。他说，在21世纪，我国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开始为子孙做好准备了。

“最壮丽的”新传奇——对称计划

在牟其中被捕几年之后，王安在他的《25年——1978-2002年中国大陆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一书中仍然说：

依笔者之见，牟其中正是天才。。。。。。他既是政治天才，审时度势，也是经营天才，以小博大。

我想，如果牟其中读到这个评语，他会引以为荣。

富于幻想、富于浪漫激情的牟其中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安于平庸。他总要使人惊奇。

在武汉洪山监狱服刑的牟其中通过南德理事会忽然向人们透露，他和一位也在服刑的博士共同完成了一项重大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初步实施计划，即“对称计划”。他说：

这将是世界上最壮丽的、最宏伟的工程，它会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并为我们每年带来至少150亿美元以上的利润和600亿美元的无息存款（销售收费卡和交费之间的时间差）。

狱中的牟其中兴奋异常，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是囚徒。他称，该计划的生产规模也是空前的，仅生产平流层飞行器的城市，每年的GDP至少增加2000亿人民币，约相当于目前湖北省GDP的三分之二。

“对称计划”起源于1995年。当时南德与俄罗斯国际卫星组织合作，成功地发射了航向系列卫星，在美国企业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此时正值美国信息产业开始腾飞，有关信息产业的股票溢价几十倍。而俄罗斯的卫星当时占全球卫星总量的2／3，南德纽约卫星公司，自然就成为了美国企业界有关公司关注的对象。

既然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的人类文明的一个新时代，是建立在以计算机及其网络为代表的智能工具的基础上的，显然，当务之急是建立起全球的计算机网络。

1995年，美国副总统戈尔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但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只能应用地面光纤网络构建起以通讯为主要目标的第一代英特网。

全球星计划没有形成全民可以使用的技术、经济条件。

这时，以比尔?盖茨为首的一批人，提出了Teledisc（电信盘）计划，即用880颗低轨道卫星，通过星际交换，实现全球无缝联结。该计划投资大约是90亿美元，其中私募20亿美元，但该计划当时尚处于设想阶段。Teledisc计划发起者与南德卫星公司发生了联系，并派出一三人小组访问了南德北京总部。双方相约第二年，即1996年在西雅图与比尔?盖茨正式会谈。

然而，1996年3月18日牟其中在赴美途中，在北京机场被“边控”了。因为牟其中无法去西雅图，盖茨则派了一个3人小组来到北京，与他就此合作会谈。

南德有志于此的决心并没有改变。

此前，牟其中已邀请了美国卫星之父乔治先生赴京，在南德总部为南德卫星公司讲了几天学，介绍世界各国卫星产业的最新成就。南德还邀请了中国有关部委、军队的技术专家与会交流。

随后，南德集团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协商并草签协议，联合研究、制造小卫星。此后，南德集团还邀请了据说是世界上制造小卫星最成功的英国萨瑞大学的马丁教授，多次访问南德总部。

１９９７年，牟其中的处境更加艰难，每天处于跟踪、窃听、日夜监视之中，无法从事业务活动了，此计划于是告吹。

2000年9月1日牟其中到洪山监狱服刑。他在这里遇见了同监狱服刑的一位计算机博士，两人很快成为知己。

牟其中把这个博士称为技术天才。这个博士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仅１５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海军工程大学。２７岁被评为副教授，写出了《神经网络概论》一书，至今仍为我国计算机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教材之一。２９岁获计算机博士学位。这位年轻的博士和牟其中一样，发现了优化组合产生强大生产力的哲学奥秘。不同的只是，一个是在经营、金融领域，一个是在计算机和通讯领域。

据说，博士案件也是一个冤案。

两人日夜共处一室，凭有限的资料与手段，利用劳动改造之余的休息时间，通过３年有余的不懈奋斗，竟然研究并设计出了通过低轨道多媒体卫星系统（８８颗卫星）、平流层飞行器和地面计算中心，实现无线宽带连接的全球第二代英特网。他们把这个研究成果命名为“对称计划”。

它的广泛应用，将会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如果硬要比拟，它的建成大约相似于工业革命时代，由小而全的手工作坊转向社会化的大工业生产给全社会带来的冲击。

“对称计划”对我国的国防力量的增强，也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建立计算机网络，是国家发改委鼓励投资的行业，所以，没有政策准入与否的问题。

目前，全世界类似的计划仅３家，比尔·盖茨与摩托罗拉合作的Teledisc(电信盘)、欧盟的Skybridge（空中之桥）和南德的Ｓymmetry（对称）。

牟其中称，他们已完成了技术和投资的可行性研究。

由于利润太大和可能为我国国防服务，我们不但不需要国内投资，也不需要国际投资，甚至不需要国内贷款。牟其中说他有一套分散风险的融资办法，解决初始投资５０亿美元，最终投资１０００亿美元的巨大资金问题。

他们已完成了可行性研究，只要跨出牢门之后，就可以立即进入准备实施阶段。

2004年4月26日出版的《华商报》上第一次向社会公众透露了南德一直在研究着的“对称计划”的信息，这一研究并未因牟其中先生的被关押而停止。该报记者善意地发出了疑问：“是两个天才碰出了火花，还是牟其中故意放大话以引起高层的关注？”

他将安排巨资？

大项目，必然跟着大投入。一贫如洗的牟其中怎么给我们再玩一次他的“空手道”？

牟其中让南德理事会转告旧部，不要担心资金，整个资金，包括重新起步、“对称计划”、“满洲里计划”的资金来源，他已做好了安排。

牟其中称，他准备好了一个以南德目前的资金可以完成的项目方案，4年之内，可达到“年利润数十亿元至100亿元”的水平，再凭此盈利条件，去国外利用期权手段，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贷款”，完成“对称计划”。“对称计划”预计年盈利150亿美元和可供无偿使用的资金数百亿元。这笔钱，会逐步用于“满洲里计划”和“通天河计划”。

尽管这些计划给外界的感觉好象天方夜谭，但牟其中坚持认为，只要他出狱，实现上述计划仅是个时间问题。他称，自己夸下海口用不到10年的时间建成世界十强企业，并非毫无根据。

在牟其中看来，南德背靠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13亿人正在富裕起来、消费欲望极其炽烈的中国市场，而中国目前正在经历历史上的“起飞并持续发展”即工业化阶段。几亿人口要城市化、全国人民要实现全面小康，消费已跨过了“吃穿”而进入了“住行”时代。这都是极大的市场条件。

1995年，牟其中曾说过，摩根财团的成功就是看准了北美市场的兴起，而把英国这个已经工业化了的国家的生产要素（主要是资金），与北美市场的需求结合了起来。为此，他曾尝试将东欧的资源、东亚庞大的消费市场与欧美的雄厚资本结合起来。虽已身陷囹圄多年，牟其中依旧没有放弃这个尝试。

“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全中国只有一个南德”。牟其中说。他指的是把新兴的中国市场与西方的资本结合起来。

当然，目前的牟其中还无法去实现他的这种“结合”。所以，如果有人嘲笑他的痴狂，那也是不为过的。

不是结局

牟其中刚开始被关押在武汉市第二看守所，被定为重点看守对象，获得一些特殊照顾，生活上受到的关照也比较多。

随着牟其中案件久拖不决，特殊照顾被取消了。牟其中的生活条件变的与其他在押犯人一样。天生豁达的牟其中并没有气馁，依旧每天坚持锻炼身体，逢人就讲南德宏伟的创业计划。管教干部和犯人们都尊重他，甚至打心里佩服他。

牟其中被关押到湖北洪山监狱后，一度连生活费用都成了问题。本来，牟其中要请北京最好的律师的，但对方开价很高，牟其中只得作罢。再后来，牟其中开始向一些新老朋友开口借钱，几万块、几千块都要。

“目前南德的困难在于诉讼经费极端困难。若经费稍稍宽裕，效果会更加显著。”牟其中对南德理事会说。

2003年12月20日，牟其中委托其诉讼委托代理人夏宗伟向全国民营企业家写了一封求援信，希望全国的民营企业家们资助南德，牟其中提出向全国民营企业借款1000万元人民币的计划。

“无论多少，借多，借少都是支持，10万不嫌少，1000万不嫌多，聚沙成丘，集腋成裘，凑足1000万，以用于聘请名律师，组成律师团和宣传活动费用。”牟其中委托夏宗伟出面办理借款手续，按银行利率计算复利。

在信中，牟其中信誓旦旦地保证“一旦平反，将用法院退还的几百万人民币和湖北一家银行中南德尚存的90万美元首先偿还。”

但是，就南德当时的境况，谁又会把成千上万的钱，去借给一个前途变幻莫测的企业的善后小组呢？对此，牟其中十分清楚，他在信中明确表示，“此次借款，主要还是道义上的，他主要寻求的是道义上的支持。”

牟其中从《长江日报》上读到在武汉召开的《中国民营经济论坛》的新闻报道。他看到除段永基批评了“原罪”问题和批判了资源分配不公之外，会上几乎再没有一位民营企业家敢于真实地、勇敢地呼吁解决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环境问题，倒是小心翼翼讲自律的多，陪笑脸的多。

牟其中对此十分感慨，他对前去探视他的夏宗伟谈道：

要说自律，可以说在全国著名的民营企业家中，很少能自律到如苦行僧式的我。仅举二例，有关部门轮番查了我10年，跟踪、监听、监视3年，但从政治立场、经营手段，到个人操守，均查不出任何违法乱纪问题，不然就不会用一个编造的假案，把我判刑了；第二，南德集团直至今日，国内外的净资产尚存20余亿元，可是，远在1995年，我在美国念大学的两个小孩，就因为6000美元的学费而辍学了。因为我一直认为南德是股份制企业，我只能领工资和分取红利。

他认为：

今天中国民企的问题，或者说发展民企的主要矛盾，是民企要自尊、自重、自强，要为改善民营发展的环境去呼吁、去奋斗，而不是违心地说假话，陪着笑脸看人脸色。就他从报刊上了解到的，各地民企的冤假错案层出不穷，仅一条“虚报注册资金”的恶法，就把多少人送进了监狱，判处了徒刑，摧毁了多少生机勃勃的民营企业？各地因传统的仇富偏见，又有多少民营企业家遭到劫杀，甚至是全家遭到血洗？

牟其中称，自十五大开始所有制改革以来，特别是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给了民营企业那么高的评价，寄托了那么多的期望，如果民营企业自己还是一团糊不上墙的稀泥，是一名“站惯了的贾桂” 不自尊、不自重、不自强，就是自我毁灭。

夏宗伟称，狱中的牟其中读到了2003年12月8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上题为《辽宁安抚民营企业》的一篇报道。他忧郁的心情为之一扫，倍感振奋。

“牟其中从《辽宁安抚民营企业》的报道中，看到了段永基、刘永行、牛根生、张醒生、荣海、王巍、吴力等一批他认识或不认识的民营企业家敢讲真话、敢于维护自己权利的一代民营企业家；看到了已不能让人小视的中国民营经济的风采。”南德理事会说。

“南德是代表中国民企遭罪的。”南德理事会一直这样宣称。

牟其中马上委托夏宗伟给全国关心非公有制经济和股份制经济的民营企业家写一封信，并委托《中国企业家》杂志转发给该杂志认为恰当的人。牟其中在信中报告其案件的“真相”，并“向全国民营企业家们求援”。

在信中，南德理事会直言其案件“不仅是一个假案——三个缺一不可的证据都是伪造的，还是一个行政权力凌驾于宪法之上，严重干预司法的违宪案件，而不是外界流传的什么政治案件。”

此前，南德集团理事会进行了3年多调查，编写了《牟其中案调查报告》，共有7篇材料，“可以较全面地反映出牟其中信用证诈骗案的内幕、形成的真正原因”，这次，一并发给了全国的民营企业家。

南德理事会呼吁支持南德的人士，关注南德案件，调查南德案件，并通过全国工商联向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反映牟其中案件。

牟其中被判无期徒刑后，除中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乔新生在2001年1月的《中国律师》上发表的《为牟其中辩护》一文外，各路媒体当时铺天盖地热炒一番之后，便对南德案件渐渐遗忘，后来便鸦雀无声了。

但从2003年开始，媒体又对牟其中的案子关注起来。

牟案的审理亦引起来自多方面的争论。在北京、重庆以及昆明等地都陆续出现了一些为牟其中伸冤的志愿团体和个人。如在昆明，由几位云南师范大学法学博士自发组织的“为牟其中伸冤”工作室成立，成员包括两名法学教授、部分研究生以及数十位大学生。南德理事会至今并没有见过这些人。“为牟其中伸冤”工作室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了夏宗伟的联系方式，并和她联系，表达了他们“为牟伸冤”的意愿。

牟案的修正对推动中国司法改革，改善社会经济环境有很大好处，而不仅只是为牟鸣冤。“为牟其中伸冤”工作室宣称。

对于自己第三次入狱，牟其中在狱中有所反思。他认为，南德的此次劫难，不但对于南德集团的每个人，即使对于他自己的信念，“也是一次最严峻的考验”。

“原来南德案件真正的罪魁祸首，只是极少数几个隐藏着的司法腐败分子，在预审阶段以后，洪山宾馆会议召开以前，因收受了王向军团伙的大量贿赂，用伪证欺骗了这个决定本案性质的会议的结果。”夏宗伟对媒体称。我们问她有什么根据，她说有确凿的证据。

南德理事会宣称，事实排除了牟案是中央的政治决定的可怕猜测，排除了错案是某个领导的错误批示强行造成，甚至排除了是原某某高官的徇私包庇。矛盾集中到了用伪证欺骗了参加会议的几个部门代表的问题上。平反斗争的阻力小到不能再小的程度了。但牟其中说，他从来都没有把他的案件看成是一个法院可以决定的问题，而是一场“此消彼长的包括多种因素在内的一场斗争。”

2006年4月，在中央对关于改革的争论作出定音后，南德集团发表长篇文章拥护中央坚持改革的决策，并再次表明南德案件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反对市场化改革的质疑从90年代中期以来，时起时伏从未间断。2005年质疑的最大特征是“老近卫军”们利用社会公众合理的不满，把本应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可以很好地解决的社会问题，演变为了我国历史上曾经反复多次出现，今天已被证明了是一次又一次地中断了我国经济发展自然进程的民粹主义仇富浪潮。

他们指出，以《北京地下万言书》为代表的反对党的改革路线的势力，从1995年以来，一直把牟其中作为经济界的代表人物加以诋毁，必欲置之死地：

经过两年的酝酿，时间到了1997年。这一年，十五大如期召开，《万言书》派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他们开始采取实际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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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诚同志在新著《大突破——新中国私营企业风云录》中，记录了这批人采取的实际行动之一：《厉有为成了突破口》。他尚未了解到的还有另一个突破口——由南 德风波、南德案件等一系列事件组成的对牟其中的围剿——这是这批人采取的行动之二。

一个是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市的市委书记，另一个是《万言书》派在他们讨伐私营经济的檄文《“奇迹”辨踪》中，称之为的“在当今中国暴发的私营企业主中，牟其中确是出类拔萃者”的牟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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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厉有为的重头文章是1997年2月10日某学会《通讯》上刊登的《厉有为意欲何为——首都理论界人士批评厉有为同志所谓的“一些新认识”》。在此之前的10天，“首都理论界人士”的主要阵地——《真理的追求》上发表了他们配合批判厉有为而对我国私营经济进行全面讨伐的檄文《“奇迹”辨踪——关于私营经济的一些思考》。

该文以分析牟其中入手，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对我国的私营企业主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在他们的眼中，我国的私营企业主都是一批借掠夺国有资产暴发，为美国资产阶级和平演变共产党的走狗，“牟和其他象他一样的人是改变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一股强大力量”，是最危险的敌人。

值得注意的是，“首都理论界人士”对厉有为和牟其中的批判，都死死地盯住了他们分别发表的有关所有制改革的文章。有关厉有为的一篇是厉有为于1996年11月20日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写的《关于所有制问题的思考》；有关牟其中的一篇是牟其中于1986年发表的《所有制改革应该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牟其中既然被阵前叫号，已没有退缩的余地——临阵脱逃，跪地求饶也不是他的性格——况且他认为正义在自己一方。于是，在3月27日写成了以后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股份制就是公有制》作为回答，并将此文改写成报告托人送给了江泽民同志。

此时正是中央在准备十五大报告的关键时刻。高尚全同志2006年“两会”之后接受了《南方周末》的采访，其中一段谈到：“到90年代中期，我记得起草十五大报告的时候，万言书不断往中央送，我们参加起草的同志担心那些万言书会不会影响最高决策。但是江泽民同志说了：不要动摇，要有理论的勇气。所以十五大在改革方面有很多新的理论，有重要突破。

《股份制就是公有制》报告送中央没几天，大约是4月上旬，中央政策研究室一位局长奉命来到南德，还取走了几十份《股份制就是公有制》，并说：“领导让拿去给老同志们看看。”

牟其中冒犯了“理论权威”的逆鳞，立即被还以颜色。1997年4月上旬，《真理的追求》（第七期）上又给了牟其中一棒：《看<股份制就是公有制>是怎样编造经典作家的论述的》。

南德理事会认为，随着非法出版物《大陆首骗牟其中》的出笼与大肆蔓延，以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针对南德集团和牟其中的刁难、堵截，都是反对市场经济势力对“改革马前卒”和民营经济代表人物的围剿。他们认为：

利用《首骗》挑起的围剿牟其中行动如此，利用南德信用证诈骗案证明民企“原罪”也是如此。目的只有一个，利用社会公众合理的不满和诉求，将其演变为民粹主义的仇富浪潮，以达到造成全民似乎反对改革开放路线的政治目的。

不管当时是不是有这样的背景的影响，既然已经进入法律的范畴，还是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

“目前，申诉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法院不依法受理刑事申诉，至今仍然不理不睬，最高法裁定的民事重审，至今也没有开庭。”夏宗伟在一份申诉材料上写道。

以夏宗伟为代表的南德集团理事会仍在坚持。南德理事会成员已分散于全国其他企业，一边打工度日，一边坚持申诉并照顾牟其中在狱中的疾病治疗和有限的营养补助。

夏宗伟说：

本案只要启动重审，进入了司法程序，南德必胜无疑。因为证明南德无罪，甚至与本案无关的证据是十分充分的，就是湖北高法公布的本案的预审材料和判决书，不再需要调查取证，也都已经经过了法庭庭审的各道法定程序，具有证据的有效性。

目前，我们的困难在于司法机关仍然惧怕行政权力，既不敢受理刑事申诉，又不敢开庭重审本案的民事部分。

“商业是他的爱好，做生意是他的本能，他始终放不下。如果能出狱，我相信他还是雄心勃勃地想再干一番事业。他现在心情很好，就是迫切想出去做事情。我也经常安慰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急也急不来。现在，保重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夏宗伟说。

“小平复出时是74岁，我今年66岁。目前我的健康状态非常之好，好得令一般人难以相信，再高强度的工作我也能够胜任。再干20年绝对毫无问题。”牟其中说：“我一定能够再创奇迹！”

牟其中指的“奇迹”就是用不到10年的时间，建立起世界10强企业。他表示，“一切已经计划就绪，就等待出狱平反之后，就可以立即付诸实施了。”

但是，他同时指出，要继续创造奇迹，需要两个外部条件：

一是彻底否定计划经济回潮，形成一个宽松的完全开放的市场环境。对此，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等等会议已经予以了明确，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温家宝代表中央宣布的要修改那些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法律和法规。二是正本清源，把“被颠倒了的南德历史、被歪曲了的南德形象，重新还原回来，重新树立起来，恢复南德的信誉，为南德今后的大发展，创造一个全社会认同、理解的舆论环境”。

牟其中称：“洪山宾馆会议的决定表明，国有企业涉嫌渎职，可以栽赃一家无辜的民营企业来顶罪。三次坐牢的本质，都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要求与坚持计划经济既得利益的阻力之间的一场较量。”

“世界上最强大的权利也无法改变最弱小的事实，指鹿为马的专制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南德理事会在一份材料上写道。

2004年7月，夏宗伟给牟其中再次送去了记录“牟其中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思考、试验的文集”的书：《乐观的中国经济》。他说：

风消雨停之后，再来审视这本记录了我狂放思维的书，谁也不能说我没有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又不可逆转了的一场变革；谁也否认不了在产权改革、国企改革、总体经济结构如何转变等一系列中国经济改革的最重大领域，我早在80年代中期，已提出了今天为中央肯定了的思路。

牟其中认为，该文集是一笔社会财富、应该由社会共同享用，他“估计该书将在即将开展的一轮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作用。”他希望这本文集能够出版发行。

2004年5月16日，牟其中在一封委托夏宗伟写给友人的信中说：

我们应该感到骄傲，如此强大的围剿也不能征服的人（不是我一人，此中包括小夏和几年与我们一道在汹涌潮流面前，顶天立地的一群人），一定可以创造出奇迹。所以我说（指南德集团）不是日薄西山，而是喷薄欲出。我推荐你去读读余秋雨的“苏东坡突围”。1999年临开庭以前，我无意中讲出了一句：“上帝为了把南德推向顶峰，就先得把它推向深渊。”记住这句话吧，我们辉煌的时代到来了。

2005年10月，他委托夏宗伟向有关单位又一次投书，送交了一份长篇报告，报告的题目是《牟其中案是一个企图扼杀我国民营经济的政治事件》。这个材料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最大的政治冤案——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却被认为有罪；第二部分：最大的经济冤案——为保卫国家外汇安全，与犯罪分子进行了殊死搏斗的南德，被判决有罪；第三部分：南德试验的最大成就——发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智慧文明时代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缕曙光。全文约5万字，证据材料约15万字。

牟其中在狱中除了参加监狱安排的力所能及的劳动之外，就是继续研究与准备试验他发现的智慧文明的生产方式和锻炼身体。

在狱中他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写下了《新世纪的共产党宣言》，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是进入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继续研究智慧经济的成果是，他写出了《一项可能解决人类贫困的生产方式的试验——南德试验报告之二》，继续发展着1998年写的《海日生残夜，风正一帆悬——南德试验报告之一》中的关于智慧经济的一些思想。

他说，回眸二十五年的南德试验，能称得上理论成就的东西仅有两个。自己的第一个成就是：

我还是在写《中国向何处去》的青年时代，就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生产这两个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水火不相容的概念，有机地联系起来了，得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只能是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以建立市场经济秩序为目标的改革运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要告别革命，‘不要一切从零开始’。

而第二个成就是：

远在1986年，我就写出了《所有制改革应该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的报告；在1995年，提出了应对庞大的国有经济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建议，并进行了大规模的试验；1997年3月27日，在当时两军对垒的激烈的理论争论中，向党中央写出了《股份制就是公有制》的报告，并且公开发表。

面对来自社会许多人的指责他很坦然和自信。他说：

直到今天，南德的卫星都卖成了美元之后，一家著名的文化、时政类刊物的记者，还给监狱中的我写信说，他无论如何也不承认南德研制、发射成功了卫星。说他去我国的航天科研机构咨询过，研制、发射卫星需要几万人，更别说庞大的费用了。

面对经年不绝的媒体上的一片“骗子”的指责，我更多地是体会到了哥白尼、爱恩斯坦式的苦闷，想起了“浮士德”中的诗句：“世界上有些聪明人往往是傻子，因为他们把真理告诉了世人，自己却在火刑架上毙命。”

他说：

很多人（包括中办处理报告的有关同志）不理解，一个自称蒙冤的服刑人员，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申诉重审之上，而天天关心恢复南德试验，究竟是为什么？

第一，我自己清楚，我不但无罪，在湖北信用证案件中，为保卫国家外汇安全，我是有功劳的；

第二，我十分清楚，南德试验的最伟大成果——发现了智慧文明的生产方式——对实现中央自1995年提出的实现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但目前毫无进展的僵局；对如何降低我国GDP中单位标准中高出世界平均水平四、五倍的能耗；甚至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若不创造出一种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先进的生产方式，我们就不可能超过美国——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牟其中认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率先提出了智慧经济这一概念，并准备把它用实践的方式向世界展示出来。

牟其中坚持认为用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无法概括二战以后出现的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即劳动（智慧）在生产活动中越来越发挥着主体地位的作用，资本退居到了次要地位。

牟其中说，所谓智慧，就是指思维活动中的创新部分。知识是思维的材料，它本身并不能代替思维；离开思维的知识，只是人类在已经过去的岁月里积累下来的一堆劳动。

牟其中说，他目前注意到了如托夫勒在他的新著《财富革命》中介绍的“小的闪念就可能产生巨大的收益”的经济现象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分别将其定义为眼球经济、新经济、知识经济、创意经济，托夫勒称其为“非金钱经济”等等。南德远在1996年已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我们发现了一种新情况》，建立了智慧量研究所，提出了智慧经济的概念。

牟其中说，经过深入地研究之后，我们认为这些现象表明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它的出现与人类曾经告别农业文明时代，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我们眼见的不仅仅是一种偶然的经济现象，也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取代着旧有的经济增长方式，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新时代的桅杆。

牟其中说，在这个新的时代——即智慧文明时代里——人类社会的劳动效率将以几何级数增长，人类将可能彻底告别贫困。

夏宗伟介绍说，牟其中在狱中如痴如狂地继续着关于智慧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她说，牟其中正在筹划一座大学，他要把这种主要依靠智慧而不是主要依靠资本的生产方式介绍给有志于空手创业的年青朋友，每年为社会培养出大批优秀的企业家和创造出同等数量的优秀企业。

这就是牟其中，这就是那个在牢狱里也还是那么自信、自负的牟其中！

这就是那个我们始终没有完全看懂、没有完全理解的牟其中！

于是有人在想：

他究竟是疯子，还是天才？

他究竟是首骗，还是首创？

他究竟是罪人，还是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