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牟其中自述（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9:27:55
举国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当之无愧的先行者、试验者、捍卫者，却仍被冤关在监狱里
——牟其中自述
前 言
目前全国都在热烈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令全世界惊叹的经济奇迹，拉开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幕，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
但是，为中国经济奇迹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民营经济目前处境堪忧。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活动中，发表了《卡在“玻璃门”外的“非公36条”》一文。文章指出“眼下，民营经济非常困难。既得利益格局早已形成，要打破，非得有强大的动力不可。”
我是被1997年“万言书”、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我国民族经济代表人物王光英先生等人认定的中国民营经济的代表，是公认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试验者、捍卫者。30年中，为了探索、试验和捍卫改革开放路线，分三次，总计有15年以上的时间，被反对改革开放势力关进了监狱里。被判过一次死刑、一次无期徒刑、一次收容审查。妻子因担心害怕而离婚。
但我的探索一直受到历届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保护与鼓励。
我的第一次平反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组到四川万县沙河看守所向我传达了胡耀邦同志的嘱托：“希望四川那几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年青人，在新长征中再立新功。”
于是我当场辞去公职，表示要建立一家私人企业，充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第二次平反是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派人去四川万县收容所，传达胡启立、姚依林对我的批示。《人民日报》报道了我的这一次平反过程，《人民日报》1985年1月27日第2版署名“郭信”的报道文章题目是《个体户无故被查封影响恶劣》，配发评论的题目是《医治“左”的顽症》。《人民日报》群工部的同志告诉我，评论是根据胡耀邦同志的长篇批示写的。
第三次，也就是目前还关在监狱里的这一次。经过我反复从权威机关核实，胡锦涛等中央领导早已于2003年底作出了在法院系统，依法处理的批示。未经第三方证实的消息是，十七大一闭幕，“最近高层对牟其中案很关注”，提出了不止一个解决方案。但是中央的决定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与抵制，我至今还被关在监狱里。
究其根本原因，与中国民营经济目前处境非常困难和改革共识破裂的形势是一致的。在中国民营经济的处境未得到根本改善和新的改革共识形成之前，作为这个新兴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和改革开放先行者、试验者和捍卫者的我，孤立地获得平反，也是不现实的。
9月22日，中央党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改革开放》。
文章中指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我国改革开放经历了四个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一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的考验；二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政治风波后，面临着中国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考验；三是邓小平同志逝世后，面临着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考验；四是进入21世纪，面临着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抓住战略机遇期、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实现奋斗目标的考验。这四大历史关头之所以称之为‘考验’，一是因为它们涉及的问题是中国发展的方向和道路等重大问题；二是因为在思考和回答这些重大问题时，党内外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一些不同倾向或不同声音。‘考验’实际上就意味着选择。四个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就是党和人民在新的实践中面临的四次重大选择。”
在这四个重大的历史关头，四次重大选择面前，每一次我都经受住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不是用口号，也不是用事后的表态紧跟，而是在改革开放路线前景未明、生死未卜的关键时刻，用殷殷碧血和家破人亡的惨重代价，四次用血肉之躯捍卫了党的基本路线，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历史已经反复地证明了我不愧是一名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先行者、试验者与捍卫者。
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处境非常困难的根子在于1997年小平同志逝世后，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那场斗争。在1997年爆发的斗争中，旧体制、旧机制维护者高举的旗帜是诬陷改革开放改出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认定牟其中是这个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
我的反应就如战马听见了枪声一样，立即先于书斋里的学者们作出了反应，编印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股份制就是公有制》，又向中央主要领导送了《股份制就是公有制》报告，进行反击。我的报告受到了中央的赞扬。
自那以来的十余年中，旧体制旧机制的维护者蒙蔽、利用和操纵了数百家媒体，诬陷、丑化、围剿中国的民营经济，进而否定改革开放路线，三次形成高潮。
第一次是配合法律上制造信用证假案的行动，几百家媒体围剿南德，诬陷南德三大成功业务——飞机、卫星、满洲里开发——是欺骗了全世界的谎言，造谣说南德要炸喜马拉雅山。
第二次是几百家媒体被利用来诬陷中国民营企业家一律具有天生的原罪，一律是靠诈骗国家资产发家。批判锋芒开始指向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改革开放路线。
第三次是在第一、第二次媒体审判的基础上，刮起了所谓的郎旋风。直接诬陷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中国已变成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
三人成虎，众口铄金。无论胡德平、刘延东、汪洋等同志如何在媒体上反对原罪，但今天社会的主流意识仍然认定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阶层是不道德的。中央对民营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得不到公众认可。所以，非公36条无法执行，全社会已经破裂了的改革共识，至今仍无法弥合。
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平同志身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这场斗争，至今仍未根本解决。其最明显的表现形式是从普通公众到学界，对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争论，今天仍十分激烈。
这种有害的社会意识，已经影响到了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政策。说到底，还是一个姓资姓社的问题。对此，最近武克纲先生写了《中小企业之困乃国家之难》一文，作了十分精辟的分析。
我既然被认定是中国民营企业家阶层的代表，又是1997年开始的这场斗争的始作俑者与斗争全过程中的核心人物，自愿以身试法，恳请中央再度组织牟其中专案。不仅限于审查信用证问题，而是对我的政治立场、道德操守、经营业绩、学术成果进行全方位的审查。
我自信，30年“试验田”的探索，没有辜负胡耀邦同志要求我“再立新功”的嘱托，为中国民营经济赢得了尊严，为改革开放赢得了荣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贡献，不愧为一名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先行者、试验者与捍卫者。
为此，在这份稍嫌篇幅超标的自述中，首先作一个自我鉴定。
“鉴定”分为五个部分：
一、法院坚持无罪，但已被关押了10年之久的奇案——南德集团信用证诈骗案；
二、四次重大历史关头考验中的牟其中——当之无愧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先行者、试验者与捍卫者；
三、背负十字架的长征——南德三大享誉世界的经营业绩，
证明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创新精神可以创造世界经济奇迹；
四、中央批示执行中遇到的阻力；
五、我的建议。
一、法院坚持无罪，但已被关押了10年之久的奇案——南德集团信用证诈骗案。
为了不给有人攻击拉大旗作虎皮的口实，我不得不在进入正题之前，稍稍解释一下我此次被关进监狱的原因——南德集团信用证诈骗案——只是反对改革开放的政治势力别有用心的一个借口。同时，为了不冲淡主题，我不为自己辩解，只抄录办案法院的判决文书和法院在严肃媒体上公布了的意见。
2000年8月22日，我被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犯有信用证诈骗罪。法学界哗然。
为了回答法学界的质疑，我案指导办案员宣东，在5天之后的《法制日报》（8月27日）上发表了《牟其中案的法理分析》。宣东强调，信用证诈骗罪不需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法律要件。但是在该文中，宣东不经意间，暴露出了办案法院的意见：“从一审认定的事实看，认定牟其中是为将银行资金非法占有的证据欠充分，只能认定是为了融资。”
由于我的社会影响，对我错误的判罪引起了全国信用证法制的混乱。错判层出不穷。最高人民法院为了制止错判的蔓延，在错判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在长沙召开了《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会议》。四个月之后，即2001年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会议纪要》，强调“金融诈骗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
宣东这位上面派来督战的指导办案员一撤走，湖北随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湖北高法终审，立即判决“鉴于南德集团与湖北中行信用证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故湖北中行的信用证垫款由湖北轻工偿还，贵阳交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南德集团连民事责任都没有，更遑论刑事责任？
同一个法院，对同一个案件，作出了互相矛盾的事实认定，这可能是我国司法史上最大的丑闻。
司法部主管、《法制日报》社主办的《法人》杂志，采访到了办案法官。在2004年5月1日出版的《法人》杂志上，记者写到：“一个自称比较了解当时情况的法官向《法人》透露：当时办案的压力来自各个方面。有时候作为独立办案的法院来说，也要找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掌握得好与坏，关系到上上下下好多人的饭碗。”
湖北高法自知责任重大，不断地向上面反映要求再审。2007年1月16日的《新京报》上有该报记者采访办案法官的记录：“对于该案再审的问题，我们已向上面汇报了，正在等待批示。”
现在连当年秉承上面旨意去督阵的指导办案员宣东法官也站出来讲话了。2007年8月他对《法人》杂志的记者张弛、《新京报》记者高泽阳等人讲，牟其中是代人受过，自己是奉命指导，也是受害者，办完牟其中案之后，就被赶出了最高法，不是辞职下海，等等。目前，宣东先生在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作执业律师。
以上所列证据，除宣东先生要求记者不公开发表，没有正式文字材料之外，其余皆有公布了的文字可查。所以，对于我无罪的结论，无需花费更多的笔墨。
这样一个荒谬绝伦的假案，为什么长期得不到纠正呢？2004年5月1日出版的《法人》杂志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更是一针见血地对《法人》说：‘这其中必有外人不知的公共关系利益网存在。’”
二、四次重大历史关头考验中的牟其中——当之无愧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先行者、试验者与捍卫者
1、“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临中国向何处去考验时的牟其中；
1971年，“9.13”事件动摇了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迷信，响应毛泽东“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号召，在家乡四川万县联络几位青年小知识分子，组织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
1974年冬，广州出现了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四届人大和毛主席》。李一哲伟大的献身精神感染了我。但我认为民主与法制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可能出现的上层建筑，因此，当务之急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系。为此，又与刚刚分配到万县的几位大学毕业生联合，把“马列学习小组”扩充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写出了纲领《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向何处去》在打印阶段即被公安机关抄走，没留下底稿。但在此后不久的1983年，我第二次被捕，在万县收容所中写下的万言论文《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与我们的历史使命》中（参考资料之一：《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我们的历史使命》全文），充分展开了我的观点。
该文的意义在于，这大约是我国第一篇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仅当作一句政治口号、一项政策措施，而认定为是一个理论体系来研究的文章。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马克思主义合乎逻辑的发展”；文章第一次指出“邓小平思想将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颗明珠”；文章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关系”；文章预言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改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会产生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我们——有理想、有抱负、有学识、横跨两个世纪的炎黄子孙——没有理由徘徊！”
这篇文章反映出来的我的观点，一直是直到今天，指导我参与改革开放实践的两项最高原则：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是通过革命，只可能是通过渐进式的改革来实现。渐进式的改革必须有一个中央权威，这个权威只能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二、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关系（苏联版的市场经济的同义语，当时我还不会使用市场经济这一词汇）。
在万县地区收容所写下的这篇万言长文中的观点，经受住了此后二十几年的中国改革，直至十七大报告实践的检验。我问心无愧。
在江青直接干预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被打为反革命集团，全体成员被抓进监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参照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印发的大批判材料发至大队党支部一级，《四川日报》天天有批判文章，还在成都组织了大型展览，组织全省各地派团参观。我被判处了死刑。1976年元月4号，把死刑布告上用的照片都拍了。1978年3月15日又召开了全市停产的十万人批斗大会。在这两次准备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刻，皆因一个偶然的原因停了下来，否则，我早就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烈士了。
1978年12月24日晚，我在监狱中听到了围墙外，树上大喇叭中广播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欣喜欲疯。公报的精神，甚至其中的某些句子，与我们写的《中国向何处去》都是一致的。当时第一个感觉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1979年12月31日，70年代的最后一天，在中央办公厅赴万解决《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问题五人工作组的直接干预下，结束了我四年又四个月的看守所生涯。
1980年1月2日，中办工作组正式接见了我们全体成员。传达了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希望四川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那几个年青人，在新长征中再立新功。”
再生的喜悦与对民族复兴运动的责任感促使我当场表示自愿辞去公职，建立一家私人股份制企业，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充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我成了改革开放后辞职下海的第一人。
经过43天的筹备，根据恩格斯对商品生产的四项定义——不同的所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生产自己不需要的产品，在同一个市场上交换——于1980年2月13日，联络几名返城知识青年，我到工商局领取了企业法人执照。建立起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大陆第一家十分规范的私人股份制企业。宗旨是充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大部分审查、观察、研究南德的人不了解南德试验田的特殊性质，批评我太热衷于政治，甚至怀疑我有政治野心。
按商品生产原理运行的企业，立即与计划经济体制发生了冲突。审查、处罚、训诫，从未间断。例如，我把利润都捐给了图书馆与安康水灾中的灾民，却招来了收买人心的怀疑。
1983年，中央书记处有人要求把清理精神污染运动扩大到经济领域，万县市政法委书记认为：“牟其中做生意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要与社会主义较量。”又以投机倒把罪、偷税漏税罪取缔了企业，抓了一半的职工。
可是调查中，却从税务局查出了我的一份《关于要求不免税的报告》。当时为了鼓励招聘返城知识青年，国务院发文规定，企业职工中凡知青占60%以上的，免征营业税一年、所得税三年。我们企业几乎全部是知青。但我认为若免了税，试验的结果就缺乏了指导一般的普遍意义。因此，写下了这份被称为空前绝后的报告。调查的结果，我多缴了税。平反之后，这笔多缴的税款退还给了我，成为了我第二次创业的启动资金。
1984年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题写“开发区大有希望”，批评了在经济领域“清染”的错误。姚依林、胡启立等中央领导又对我作出批示，派出国务院办公厅的闫京华同志去万县处理。
我获得了第二次平反。1985年1月27日的《人民日报》发了消息《个体户无故被查封影响恶劣》，并配发了评论，题目是《医治“左”的顽症》（参考资料之二：1985年1月27日《人民日报》第2版的报道文章《个体户无故被查封影响恶劣》及配发的短评《医治“左”的顽症》）。
2、“八九”风波后，中国改革面临向何处去考验时的牟其中；
我从事南德试验田有两条铁打的指导原则，一是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地位。所以，“八九”风波中，我利用一切手段，去天安门广场劝学生离开。因此，被西方媒体称为大陆唯一支持政府立场的民营企业家（参考资料之三：1989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文章《牢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香港无线电视台还拍了一个专题片，把我与四通公司的万润南作了对比。播放的结果，在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风波结束后，一大批中央机关与高等院校的改革精英人物受到冲击，有的被停了科研经费、有的主持的项目被取消、有的出国留学发生了困难、有的被开除，生活费用都没有了。
我认为这些人既然没受刑事处分，只是一时糊涂。若不帮助，则可能逼得他们站到已逃跑到国外的“民运”一边。其次，这些人都是十年改革开放锻炼出来的精英人物，是改革开放的宝贵财富。当时我做冰箱生意，赚了几百万元。所以，就帮助了几十个人。这批人得以度过了难关。以后从政的，官至部级，现在还在职位上；留学的，学成回来，成了我国当代靠前几名的知名经济学家；下海的，大多成了知名的企业家。
但我的特立独行，却被人误解了。当时中央有人要以反和平演变为纲，反对改革开放。我又成了靶子。
1991年春天召开的中央XX工作会议上，我成了观察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典型。会议后据此发了16号文件（文号记得不一定准确），其中有“一些腰缠万贯的暴发户在政治上失败之后，企图在经济上东山再起”的句子。
有关部门又准备抓我。监视的小汽车就停在公司的门口，开始找公司内的共产党员谈话，说我是最危险的从事和平演变的阶级敌人等等。公司内空气骤然紧张。目前房地产界X知名企业董事局主席，就是被吓得连夜逃跑了的。
我只得赶写申诉材料，并连香港拍的我与万润南对比的录像带，一块托马文瑞同志的女儿马晓力送到了中办。不久，马晓力带回了据说是江泽民同志的话：差一点又把老牟冤枉了。我躲过了一次牢狱之灾。但从此我就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以后人民银行总行对南德实施金融封锁方针的根源，就在于这个16号文件。
3、邓小平同志逝世后，中国面临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考验时的牟其中；
1997年2月19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与世长辞。秋天，又要召开十五大。一直反对改革开放的势力空前活跃了起来，以为可以反败为胜。
这一次斗争的特点，一是时间跨度大，至今尚未最后结束。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旧体制旧机制的斗争，目前仍在党内与学界激烈地进行着；二是旧体制旧机制的维护者，首次在思想路线斗争中引进了刑事犯罪手段，蒙蔽不明真相的社会公众，挑动广大公众起来反对改革开放，至今分裂了的改革共识仍然尚未弥合。
在1994年底，小平同志病重期间，国际、国内纷纷猜测小平同志身后中国的政治走向时，一篇题名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文章，开始在国外，继之在国内广泛地流行开来。
文章开宗明旨，说我们讲的国家安全不是斗篷与匕首一类的国家安全，我们指的国家安全是我国已发生了阶级分化，出现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正在逐步夺取国家政权，一旦时机成熟，党就会变修、国就会变色，共产党就会丧失政权。
从文章立论的高度、气势、结构与逻辑来判断，与文革中和文革前中苏大辩论的一批文章的文风十分相似。读过文章的人没有不认为是大有来头的。马立诚对当时北京气氛的描述是“京师震恐”。
这是以后又陆续出现了多篇类似文章的第一篇。香港一家出版社将其积集出版，题名为《北京地下“万言书”》。
这批《万言书》认定我就是这个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
目前仍挂在网上流传、署名为韩德强的《改革与经济人》一篇是这样对我定位的：“这股从史学界、哲学界、文化界冒出的阴风以李泽厚、王蒙为旗手，和某些经济学家如于光远、林毅夫、樊纲等相默契，以港台和民营企业家如牟其中之类为经济后台。”
其实，我与上述大多数学者，除开会时偶尔有过点头之交之外，平时没有任何交往。韩德强是根据意识形态一定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来认识民营企业与力主改革开放的学者之间的关系的。
虽然被点了名，既然还是“牟其中之类”，说明韩德强眼中，“后台”不止我一个，我又何必出头自找麻烦呢。因此我仍然选择了沉默。
但好景不长，大难再度临头，我无法沉默了。
1997年1月，《真理的追求》第2期上发表了堪称讨伐我国私营经济檄文的万言书：《“奇迹”辨踪——关于私营经济的一些思考》。
全文12页，有11页是批判我的。该文试图通过对我这位“新生资产阶代表”的分析批判，来达到证明我国私营经济是颠覆国家政权最危险的力量，是为国际帝国主义政治目标服务的第五纵队（参考资料之四：《“奇迹”辨踪——关于私营经济的一些思考》全文）。
该文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致了新生资产阶级的产生。“在当今中国暴发的私营企业中，牟其中确是出类拔萃者”，“‘牟其中现象’的实质，即私营企业不满足于自己的补充地位，而同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一争高下”，“众所周知，当今西方国家竭尽全力对中国实施‘西化’和‘分化’战略，其中一个目标就是使中国‘市场化’和‘民主化’，而其中一个重大寄托，就是在中国涌现出一个‘中产阶级’”，“牟其中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很快就会出现”。
我建议读者，花点时间，去认真研究一下这篇讨伐我国民营企业的檄文。这是一把解开10余年来，扑朔迷离、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的南德风波与牟其中案件的钥匙，也是解开此后更大规模原罪争论的钥匙。
既然已被阵前点名，我还能沉默吗？
有的朋友批评我热衷于政治，殊不知我是无奈之举。当时我若选择“失语”，不是让人笑话占了国民经济半壁江山，消化了就业人数80%的中国民营经济无人吗？在事关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政治定位；在事关改革开放路线历史功过等大是大非问题面前，个人荣辱、家庭安危也就不值得顾忌了。
我的回答是与中国人民大学一批教授合编了一本小册子，题名为《马克思、恩格斯论股份制就是公有制》。又于3月27日给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股份制就是公有制》。该报告托中办一位朋友送到了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办公桌上。反馈的信息是，中央很欣赏。不久，中央政策研究室一位局长到南德取走了一批小册子，说“领导让送给老同志们看看。”
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了。
牟其中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拂掠万言书的锋芒。我立即被还以颜色。4月上旬，《真理的追求》（1997年第7期）又发表了批判牟其中的文章：《看＜股份制就是公有制＞是怎样编造经典作家论述的》。
我还没来得及再反击，1997年的“5.29”讲话发表了，对《真理的追求》与我关于民营经济姓资姓社的争论，作出了结论。
“5.29”讲话，是自1994年底《北京地下＜万言书＞》向党的基本路线发起挑战两年多以来，中央对《万言书》第一次公开的回答。讲话指出：“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脚踏实地地建设社会主义。”显然，这是针对“万言书”指责民营经济的发展威胁国家安全的回答。
但“左”派人士并未放下屠刀，他们改变策略，变政治讹诈为刑事犯罪了。
他们收买了曾因给我写“效忠信”而被南德除名的吴戈，编造了非法出版物，诬蔑“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牟其中是“大陆首骗”，非法出版了《大陆首骗牟其中》。
吴戈在我被判刑之后的一段洋洋自得的自白中，供认了《首骗》与“左”派思潮的血缘关系：
“考虑到要对接触的人员有个说法，又不能引起猜疑，我想到原XX部一位老同志曾向我要过有关南德的资料去看，并要我写过一个概况，所以我确定以XX部某同志委托我写内参材料的名义，进行采访和收集资料。”（引自吴戈写的《＜首骗＞出笼的前前后后》）。
《首骗》出笼的时间和方式，也是精心安排的。
1997年9月12日将召开党的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政治基调在“5.29”讲话中已经表明。因此，反对十五大的政治路线、搅乱全国人民的视线，就成为了“左”派人士们的行动纲领。
9月10日，大会召开的前两天，在一个称之为《华通》的网站上，《首骗》一书粉墨登场了。“左”派人士们还担心读者读不懂《首骗》的政治含义，于是，同时还配发了攻击“5.29”讲话的几篇文章，例如《团结起来保卫宪法》等等（因为“5.29”讲话提议修改宪法，将民营企业的“补充地位”修改为“重要组成部分”）。
同一天，在“左”派人士的精心组织下，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的车站、码头、街头巷尾、运行列车、行驶轮船上，同时开始出售非法出版物《大陆首骗牟其中》。
9月12日，十五大报告举起了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和拉开了我国产权改革的序幕，但《首骗》却宣布我国民营经济的代表人物牟其中是一个最大的骗子的恶浪同时也席卷全国。
人们迷茫了。
中央立即组织力量对书中的指控进行了调查，最后得出结论“都是一些诬蔑不实之词”。1997年11月14日左右，一位政治局委员传达了中央主要领导对《首骗》的批评：“这本书不是针对牟其中的，也不是针对南德的，是针对十五大的。”
但是，作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思想路线的争论，即使是中央主要领导人表了态，也不是可以立即统一起来的。以后几年发生的什么17名老同志签名信等等，连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也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最后直至公开批判改革开放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
对《首骗》、《五名共产党员》等等检举的内容刚刚审查完毕，还了我以清白，一个“与南德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湖北高法判决书语）的湖北中行信用证被骗案，又裁到了南德头上。虽然湖北省公、检、法一次一次地结论南德与信用证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中央又组织力量对公、检、法的结论进行了复查，在1998年7月还作出了一个包括四点内容的书面结论，其中一点就是“没有发现牟其中个人有违法犯罪问题”，当时胡锦涛同志主持的书记处四名书记都圈阅了。可是，仍然无法终止党内党外、中央地方、上上下下，非得认定我是骗子的这股潮流。
为什么呢？
因为，思想路线争论中的一方，非得用民营经济的代表人物是最大骗子的证据，挑起全国人民的道德义愤，达到证明改革开放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目的不可。
最后，反对改革开放的势力在不止一个犯罪团伙的配合下，终于凌驾于法律之上，强行压迫办案法院对我作出了有罪判决。作为回报，诈骗了我国银行近百亿元之巨的王向军犯罪团伙，也于1999年9月30日被从武汉市第二看守所中放走了。这个团伙目前已逃亡美国，仍然在从事着针对我国的洗钱犯罪活动。2005年8月10日的《新京报》对此有过详细的报道（参考资料之五：《香港东泽公司诈骗现形记：虚开信用证套取近百亿银行资金》）。
既然代表人物已被法律判决定性为了是货真价实的骗子，于是对民营企业家的全面扫荡，就具有了道义上的正义性与逻辑上的合理性。
原罪粉墨登场了。
在原罪的天罗地网笼罩下，民营企业家杀的被杀，抓的被抓，灭门惨祸时有所闻。民营企业家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整体被押上了历史的被告席。原罪煽动起来的传统民粹主义，很快就演化成了仇党、仇智、仇富的社会思潮，并且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反对改革开放的政治势力，挑战党中央改革开放思想路线的社会基础。
2005年秋，这股思潮达到了顶峰，居然宣称我国的改革开放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这就是吴敬琏同志称之为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虽然据高尚全同志说，改革开放就是一个不断排除左的干扰的过程，但据我的经验，斗争有越来越激烈的趋势。
利用刑事犯罪手段，蒙蔽不明真相的社会公众，挑动广大公众起来反对改革开放，以此要挟中央改革思想路线，是这一次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历史上尚未见过先例，若不严加制止，此例一开，后果不堪设想。
1998年7月中央专案组再一次复查湖北公检法牟其中无罪的报告之后，形成了内容大致包括四项内容，其中一项明确结论牟其中个人无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已报书记处，胡锦涛同志主持的书记处四位书记都圈阅了。
书记处圈阅报告之后，8月21日由北京市“扫黄”领导小组办公室出面发文通知南德，由北京市公安局追查非法出版物《大陆首骗牟其中》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参考资料之六：1998年8月21日《北京市“扫黄”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文件》）。
若按书记处的这个思路处理下去，抓捕吴戈等人的结果，必然暴露出“XX部老同志”等人不惜使用刑事犯罪手段，蒙蔽社会公众，挑动群众反对十五大精神贯彻的阴谋。
可是，书记处的思路被一个围魏救赵的诡计遏制了。
书记处圈阅报告之后的第二个月，中央决定开展外汇严打，以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这就给了已作困兽之斗的吴戈与他背后的“XX部老同志”以可乘之机。
站到了已经开庭了的法庭被告席上，形式岌岌可危，与犯罪团伙勾结诈骗我国外汇的交通银行，由前行长王明权出面，利用十六届候补中央委员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政治优势，第二次向北京诬陷南德（参考资料之七：2000年7月14日《长江日报》文章：《武汉大学教授、律师陈晓枫——最早捕捉牟其中贼迹》）。
当之无愧的先行者、试验者、捍卫者，却仍被冤关在监狱里
——牟其中自述
前 言
目前全国都在热烈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令全世界惊叹的经济奇迹，拉开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幕，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
但是，为中国经济奇迹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民营经济目前处境堪忧。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活动中，发表了《卡在“玻璃门”外的“非公36条”》一文。文章指出“眼下，民营经济非常困难。既得利益格局早已形成，要打破，非得有强大的动力不可。”
我是被1997年“万言书”、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我国民族经济代表人物王光英先生等人认定的中国民营经济的代表，是公认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试验者、捍卫者。30年中，为了探索、试验和捍卫改革开放路线，分三次，总计有15年以上的时间，被反对改革开放势力关进了监狱里。被判过一次死刑、一次无期徒刑、一次收容审查。妻子因担心害怕而离婚。
但我的探索一直受到历届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保护与鼓励。
我的第一次平反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组到四川万县沙河看守所向我传达了胡耀邦同志的嘱托：“希望四川那几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年青人，在新长征中再立新功。”
于是我当场辞去公职，表示要建立一家私人企业，充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第二次平反是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派人去四川万县收容所，传达胡启立、姚依林对我的批示。《人民日报》报道了我的这一次平反过程，《人民日报》1985年1月27日第2版署名“郭信”的报道文章题目是《个体户无故被查封影响恶劣》，配发评论的题目是《医治“左”的顽症》。《人民日报》群工部的同志告诉我，评论是根据胡耀邦同志的长篇批示写的。
第三次，也就是目前还关在监狱里的这一次。经过我反复从权威机关核实，胡锦涛等中央领导早已于2003年底作出了在法院系统，依法处理的批示。未经第三方证实的消息是，十七大一闭幕，“最近高层对牟其中案很关注”，提出了不止一个解决方案。但是中央的决定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与抵制，我至今还被关在监狱里。
究其根本原因，与中国民营经济目前处境非常困难和改革共识破裂的形势是一致的。在中国民营经济的处境未得到根本改善和新的改革共识形成之前，作为这个新兴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和改革开放先行者、试验者和捍卫者的我，孤立地获得平反，也是不现实的。
9月22日，中央党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改革开放》。
文章中指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我国改革开放经历了四个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一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的考验；二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政治风波后，面临着中国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考验；三是邓小平同志逝世后，面临着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考验；四是进入21世纪，面临着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抓住战略机遇期、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实现奋斗目标的考验。这四大历史关头之所以称之为‘考验’，一是因为它们涉及的问题是中国发展的方向和道路等重大问题；二是因为在思考和回答这些重大问题时，党内外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一些不同倾向或不同声音。‘考验’实际上就意味着选择。四个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就是党和人民在新的实践中面临的四次重大选择。”
在这四个重大的历史关头，四次重大选择面前，每一次我都经受住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不是用口号，也不是用事后的表态紧跟，而是在改革开放路线前景未明、生死未卜的关键时刻，用殷殷碧血和家破人亡的惨重代价，四次用血肉之躯捍卫了党的基本路线，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历史已经反复地证明了我不愧是一名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先行者、试验者与捍卫者。
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处境非常困难的根子在于1997年小平同志逝世后，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那场斗争。在1997年爆发的斗争中，旧体制、旧机制维护者高举的旗帜是诬陷改革开放改出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认定牟其中是这个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
我的反应就如战马听见了枪声一样，立即先于书斋里的学者们作出了反应，编印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股份制就是公有制》，又向中央主要领导送了《股份制就是公有制》报告，进行反击。我的报告受到了中央的赞扬。
自那以来的十余年中，旧体制旧机制的维护者蒙蔽、利用和操纵了数百家媒体，诬陷、丑化、围剿中国的民营经济，进而否定改革开放路线，三次形成高潮。
第一次是配合法律上制造信用证假案的行动，几百家媒体围剿南德，诬陷南德三大成功业务——飞机、卫星、满洲里开发——是欺骗了全世界的谎言，造谣说南德要炸喜马拉雅山。
第二次是几百家媒体被利用来诬陷中国民营企业家一律具有天生的原罪，一律是靠诈骗国家资产发家。批判锋芒开始指向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改革开放路线。
第三次是在第一、第二次媒体审判的基础上，刮起了所谓的郎旋风。直接诬陷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中国已变成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
三人成虎，众口铄金。无论胡德平、刘延东、汪洋等同志如何在媒体上反对原罪，但今天社会的主流意识仍然认定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阶层是不道德的。中央对民营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得不到公众认可。所以，非公36条无法执行，全社会已经破裂了的改革共识，至今仍无法弥合。
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平同志身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这场斗争，至今仍未根本解决。其最明显的表现形式是从普通公众到学界，对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争论，今天仍十分激烈。
这种有害的社会意识，已经影响到了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政策。说到底，还是一个姓资姓社的问题。对此，最近武克纲先生写了《中小企业之困乃国家之难》一文，作了十分精辟的分析。
我既然被认定是中国民营企业家阶层的代表，又是1997年开始的这场斗争的始作俑者与斗争全过程中的核心人物，自愿以身试法，恳请中央再度组织牟其中专案。不仅限于审查信用证问题，而是对我的政治立场、道德操守、经营业绩、学术成果进行全方位的审查。
我自信，30年“试验田”的探索，没有辜负胡耀邦同志要求我“再立新功”的嘱托，为中国民营经济赢得了尊严，为改革开放赢得了荣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贡献，不愧为一名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先行者、试验者与捍卫者。
为此，在这份稍嫌篇幅超标的自述中，首先作一个自我鉴定。
“鉴定”分为五个部分：
一、法院坚持无罪，但已被关押了10年之久的奇案——南德集团信用证诈骗案；
二、四次重大历史关头考验中的牟其中——当之无愧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先行者、试验者与捍卫者；
三、背负十字架的长征——南德三大享誉世界的经营业绩，
证明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创新精神可以创造世界经济奇迹；
四、中央批示执行中遇到的阻力；
五、我的建议。
一、法院坚持无罪，但已被关押了10年之久的奇案——南德集团信用证诈骗案。
为了不给有人攻击拉大旗作虎皮的口实，我不得不在进入正题之前，稍稍解释一下我此次被关进监狱的原因——南德集团信用证诈骗案——只是反对改革开放的政治势力别有用心的一个借口。同时，为了不冲淡主题，我不为自己辩解，只抄录办案法院的判决文书和法院在严肃媒体上公布了的意见。
2000年8月22日，我被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犯有信用证诈骗罪。法学界哗然。
为了回答法学界的质疑，我案指导办案员宣东，在5天之后的《法制日报》（8月27日）上发表了《牟其中案的法理分析》。宣东强调，信用证诈骗罪不需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法律要件。但是在该文中，宣东不经意间，暴露出了办案法院的意见：“从一审认定的事实看，认定牟其中是为将银行资金非法占有的证据欠充分，只能认定是为了融资。”
由于我的社会影响，对我错误的判罪引起了全国信用证法制的混乱。错判层出不穷。最高人民法院为了制止错判的蔓延，在错判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在长沙召开了《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会议》。四个月之后，即2001年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会议纪要》，强调“金融诈骗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
宣东这位上面派来督战的指导办案员一撤走，湖北随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湖北高法终审，立即判决“鉴于南德集团与湖北中行信用证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故湖北中行的信用证垫款由湖北轻工偿还，贵阳交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南德集团连民事责任都没有，更遑论刑事责任？
同一个法院，对同一个案件，作出了互相矛盾的事实认定，这可能是我国司法史上最大的丑闻。
司法部主管、《法制日报》社主办的《法人》杂志，采访到了办案法官。在2004年5月1日出版的《法人》杂志上，记者写到：“一个自称比较了解当时情况的法官向《法人》透露：当时办案的压力来自各个方面。有时候作为独立办案的法院来说，也要找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掌握得好与坏，关系到上上下下好多人的饭碗。”
湖北高法自知责任重大，不断地向上面反映要求再审。2007年1月16日的《新京报》上有该报记者采访办案法官的记录：“对于该案再审的问题，我们已向上面汇报了，正在等待批示。”
现在连当年秉承上面旨意去督阵的指导办案员宣东法官也站出来讲话了。2007年8月他对《法人》杂志的记者张弛、《新京报》记者高泽阳等人讲，牟其中是代人受过，自己是奉命指导，也是受害者，办完牟其中案之后，就被赶出了最高法，不是辞职下海，等等。目前，宣东先生在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作执业律师。
以上所列证据，除宣东先生要求记者不公开发表，没有正式文字材料之外，其余皆有公布了的文字可查。所以，对于我无罪的结论，无需花费更多的笔墨。
这样一个荒谬绝伦的假案，为什么长期得不到纠正呢？2004年5月1日出版的《法人》杂志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更是一针见血地对《法人》说：‘这其中必有外人不知的公共关系利益网存在。’”
二、四次重大历史关头考验中的牟其中——当之无愧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先行者、试验者与捍卫者
1、“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临中国向何处去考验时的牟其中；
1971年，“9.13”事件动摇了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迷信，响应毛泽东“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号召，在家乡四川万县联络几位青年小知识分子，组织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
1974年冬，广州出现了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四届人大和毛主席》。李一哲伟大的献身精神感染了我。但我认为民主与法制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可能出现的上层建筑，因此，当务之急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系。为此，又与刚刚分配到万县的几位大学毕业生联合，把“马列学习小组”扩充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写出了纲领《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向何处去》在打印阶段即被公安机关抄走，没留下底稿。但在此后不久的1983年，我第二次被捕，在万县收容所中写下的万言论文《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与我们的历史使命》中（参考资料之一：《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我们的历史使命》全文），充分展开了我的观点。
该文的意义在于，这大约是我国第一篇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仅当作一句政治口号、一项政策措施，而认定为是一个理论体系来研究的文章。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马克思主义合乎逻辑的发展”；文章第一次指出“邓小平思想将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颗明珠”；文章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关系”；文章预言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改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会产生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我们——有理想、有抱负、有学识、横跨两个世纪的炎黄子孙——没有理由徘徊！”
这篇文章反映出来的我的观点，一直是直到今天，指导我参与改革开放实践的两项最高原则：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是通过革命，只可能是通过渐进式的改革来实现。渐进式的改革必须有一个中央权威，这个权威只能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二、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关系（苏联版的市场经济的同义语，当时我还不会使用市场经济这一词汇）。
在万县地区收容所写下的这篇万言长文中的观点，经受住了此后二十几年的中国改革，直至十七大报告实践的检验。我问心无愧。
在江青直接干预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被打为反革命集团，全体成员被抓进监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参照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印发的大批判材料发至大队党支部一级，《四川日报》天天有批判文章，还在成都组织了大型展览，组织全省各地派团参观。我被判处了死刑。1976年元月4号，把死刑布告上用的照片都拍了。1978年3月15日又召开了全市停产的十万人批斗大会。在这两次准备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刻，皆因一个偶然的原因停了下来，否则，我早就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烈士了。
1978年12月24日晚，我在监狱中听到了围墙外，树上大喇叭中广播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欣喜欲疯。公报的精神，甚至其中的某些句子，与我们写的《中国向何处去》都是一致的。当时第一个感觉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1979年12月31日，70年代的最后一天，在中央办公厅赴万解决《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问题五人工作组的直接干预下，结束了我四年又四个月的看守所生涯。
1980年1月2日，中办工作组正式接见了我们全体成员。传达了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希望四川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那几个年青人，在新长征中再立新功。”
再生的喜悦与对民族复兴运动的责任感促使我当场表示自愿辞去公职，建立一家私人股份制企业，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充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我成了改革开放后辞职下海的第一人。
经过43天的筹备，根据恩格斯对商品生产的四项定义——不同的所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生产自己不需要的产品，在同一个市场上交换——于1980年2月13日，联络几名返城知识青年，我到工商局领取了企业法人执照。建立起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大陆第一家十分规范的私人股份制企业。宗旨是充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大部分审查、观察、研究南德的人不了解南德试验田的特殊性质，批评我太热衷于政治，甚至怀疑我有政治野心。
按商品生产原理运行的企业，立即与计划经济体制发生了冲突。审查、处罚、训诫，从未间断。例如，我把利润都捐给了图书馆与安康水灾中的灾民，却招来了收买人心的怀疑。
1983年，中央书记处有人要求把清理精神污染运动扩大到经济领域，万县市政法委书记认为：“牟其中做生意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要与社会主义较量。”又以投机倒把罪、偷税漏税罪取缔了企业，抓了一半的职工。
可是调查中，却从税务局查出了我的一份《关于要求不免税的报告》。当时为了鼓励招聘返城知识青年，国务院发文规定，企业职工中凡知青占60%以上的，免征营业税一年、所得税三年。我们企业几乎全部是知青。但我认为若免了税，试验的结果就缺乏了指导一般的普遍意义。因此，写下了这份被称为空前绝后的报告。调查的结果，我多缴了税。平反之后，这笔多缴的税款退还给了我，成为了我第二次创业的启动资金。
1984年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题写“开发区大有希望”，批评了在经济领域“清染”的错误。姚依林、胡启立等中央领导又对我作出批示，派出国务院办公厅的闫京华同志去万县处理。
我获得了第二次平反。1985年1月27日的《人民日报》发了消息《个体户无故被查封影响恶劣》，并配发了评论，题目是《医治“左”的顽症》（参考资料之二：1985年1月27日《人民日报》第2版的报道文章《个体户无故被查封影响恶劣》及配发的短评《医治“左”的顽症》）。
2、“八九”风波后，中国改革面临向何处去考验时的牟其中；
我从事南德试验田有两条铁打的指导原则，一是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地位。所以，“八九”风波中，我利用一切手段，去天安门广场劝学生离开。因此，被西方媒体称为大陆唯一支持政府立场的民营企业家（参考资料之三：1989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文章《牢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香港无线电视台还拍了一个专题片，把我与四通公司的万润南作了对比。播放的结果，在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风波结束后，一大批中央机关与高等院校的改革精英人物受到冲击，有的被停了科研经费、有的主持的项目被取消、有的出国留学发生了困难、有的被开除，生活费用都没有了。
我认为这些人既然没受刑事处分，只是一时糊涂。若不帮助，则可能逼得他们站到已逃跑到国外的“民运”一边。其次，这些人都是十年改革开放锻炼出来的精英人物，是改革开放的宝贵财富。当时我做冰箱生意，赚了几百万元。所以，就帮助了几十个人。这批人得以度过了难关。以后从政的，官至部级，现在还在职位上；留学的，学成回来，成了我国当代靠前几名的知名经济学家；下海的，大多成了知名的企业家。
但我的特立独行，却被人误解了。当时中央有人要以反和平演变为纲，反对改革开放。我又成了靶子。
1991年春天召开的中央XX工作会议上，我成了观察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典型。会议后据此发了16号文件（文号记得不一定准确），其中有“一些腰缠万贯的暴发户在政治上失败之后，企图在经济上东山再起”的句子。
有关部门又准备抓我。监视的小汽车就停在公司的门口，开始找公司内的共产党员谈话，说我是最危险的从事和平演变的阶级敌人等等。公司内空气骤然紧张。目前房地产界X知名企业董事局主席，就是被吓得连夜逃跑了的。
我只得赶写申诉材料，并连香港拍的我与万润南对比的录像带，一块托马文瑞同志的女儿马晓力送到了中办。不久，马晓力带回了据说是江泽民同志的话：差一点又把老牟冤枉了。我躲过了一次牢狱之灾。但从此我就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以后人民银行总行对南德实施金融封锁方针的根源，就在于这个16号文件。
3、邓小平同志逝世后，中国面临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考验时的牟其中；
1997年2月19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与世长辞。秋天，又要召开十五大。一直反对改革开放的势力空前活跃了起来，以为可以反败为胜。
这一次斗争的特点，一是时间跨度大，至今尚未最后结束。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旧体制旧机制的斗争，目前仍在党内与学界激烈地进行着；二是旧体制旧机制的维护者，首次在思想路线斗争中引进了刑事犯罪手段，蒙蔽不明真相的社会公众，挑动广大公众起来反对改革开放，至今分裂了的改革共识仍然尚未弥合。
在1994年底，小平同志病重期间，国际、国内纷纷猜测小平同志身后中国的政治走向时，一篇题名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文章，开始在国外，继之在国内广泛地流行开来。
文章开宗明旨，说我们讲的国家安全不是斗篷与匕首一类的国家安全，我们指的国家安全是我国已发生了阶级分化，出现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正在逐步夺取国家政权，一旦时机成熟，党就会变修、国就会变色，共产党就会丧失政权。
从文章立论的高度、气势、结构与逻辑来判断，与文革中和文革前中苏大辩论的一批文章的文风十分相似。读过文章的人没有不认为是大有来头的。马立诚对当时北京气氛的描述是“京师震恐”。
这是以后又陆续出现了多篇类似文章的第一篇。香港一家出版社将其积集出版，题名为《北京地下“万言书”》。
这批《万言书》认定我就是这个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
目前仍挂在网上流传、署名为韩德强的《改革与经济人》一篇是这样对我定位的：“这股从史学界、哲学界、文化界冒出的阴风以李泽厚、王蒙为旗手，和某些经济学家如于光远、林毅夫、樊纲等相默契，以港台和民营企业家如牟其中之类为经济后台。”
其实，我与上述大多数学者，除开会时偶尔有过点头之交之外，平时没有任何交往。韩德强是根据意识形态一定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来认识民营企业与力主改革开放的学者之间的关系的。
虽然被点了名，既然还是“牟其中之类”，说明韩德强眼中，“后台”不止我一个，我又何必出头自找麻烦呢。因此我仍然选择了沉默。
但好景不长，大难再度临头，我无法沉默了。
1997年1月，《真理的追求》第2期上发表了堪称讨伐我国私营经济檄文的万言书：《“奇迹”辨踪——关于私营经济的一些思考》。
全文12页，有11页是批判我的。该文试图通过对我这位“新生资产阶代表”的分析批判，来达到证明我国私营经济是颠覆国家政权最危险的力量，是为国际帝国主义政治目标服务的第五纵队（参考资料之四：《“奇迹”辨踪——关于私营经济的一些思考》全文）。
该文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致了新生资产阶级的产生。“在当今中国暴发的私营企业中，牟其中确是出类拔萃者”，“‘牟其中现象’的实质，即私营企业不满足于自己的补充地位，而同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一争高下”，“众所周知，当今西方国家竭尽全力对中国实施‘西化’和‘分化’战略，其中一个目标就是使中国‘市场化’和‘民主化’，而其中一个重大寄托，就是在中国涌现出一个‘中产阶级’”，“牟其中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很快就会出现”。
我建议读者，花点时间，去认真研究一下这篇讨伐我国民营企业的檄文。这是一把解开10余年来，扑朔迷离、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的南德风波与牟其中案件的钥匙，也是解开此后更大规模原罪争论的钥匙。
既然已被阵前点名，我还能沉默吗？
有的朋友批评我热衷于政治，殊不知我是无奈之举。当时我若选择“失语”，不是让人笑话占了国民经济半壁江山，消化了就业人数80%的中国民营经济无人吗？在事关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政治定位；在事关改革开放路线历史功过等大是大非问题面前，个人荣辱、家庭安危也就不值得顾忌了。
我的回答是与中国人民大学一批教授合编了一本小册子，题名为《马克思、恩格斯论股份制就是公有制》。又于3月27日给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股份制就是公有制》。该报告托中办一位朋友送到了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办公桌上。反馈的信息是，中央很欣赏。不久，中央政策研究室一位局长到南德取走了一批小册子，说“领导让送给老同志们看看。”
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了。
牟其中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拂掠万言书的锋芒。我立即被还以颜色。4月上旬，《真理的追求》（1997年第7期）又发表了批判牟其中的文章：《看＜股份制就是公有制＞是怎样编造经典作家论述的》。
我还没来得及再反击，1997年的“5.29”讲话发表了，对《真理的追求》与我关于民营经济姓资姓社的争论，作出了结论。
“5.29”讲话，是自1994年底《北京地下＜万言书＞》向党的基本路线发起挑战两年多以来，中央对《万言书》第一次公开的回答。讲话指出：“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脚踏实地地建设社会主义。”显然，这是针对“万言书”指责民营经济的发展威胁国家安全的回答。
但“左”派人士并未放下屠刀，他们改变策略，变政治讹诈为刑事犯罪了。
他们收买了曾因给我写“效忠信”而被南德除名的吴戈，编造了非法出版物，诬蔑“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牟其中是“大陆首骗”，非法出版了《大陆首骗牟其中》。
吴戈在我被判刑之后的一段洋洋自得的自白中，供认了《首骗》与“左”派思潮的血缘关系：
“考虑到要对接触的人员有个说法，又不能引起猜疑，我想到原XX部一位老同志曾向我要过有关南德的资料去看，并要我写过一个概况，所以我确定以XX部某同志委托我写内参材料的名义，进行采访和收集资料。”（引自吴戈写的《＜首骗＞出笼的前前后后》）。
《首骗》出笼的时间和方式，也是精心安排的。
1997年9月12日将召开党的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政治基调在“5.29”讲话中已经表明。因此，反对十五大的政治路线、搅乱全国人民的视线，就成为了“左”派人士们的行动纲领。
9月10日，大会召开的前两天，在一个称之为《华通》的网站上，《首骗》一书粉墨登场了。“左”派人士们还担心读者读不懂《首骗》的政治含义，于是，同时还配发了攻击“5.29”讲话的几篇文章，例如《团结起来保卫宪法》等等（因为“5.29”讲话提议修改宪法，将民营企业的“补充地位”修改为“重要组成部分”）。
同一天，在“左”派人士的精心组织下，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的车站、码头、街头巷尾、运行列车、行驶轮船上，同时开始出售非法出版物《大陆首骗牟其中》。
9月12日，十五大报告举起了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和拉开了我国产权改革的序幕，但《首骗》却宣布我国民营经济的代表人物牟其中是一个最大的骗子的恶浪同时也席卷全国。
人们迷茫了。
中央立即组织力量对书中的指控进行了调查，最后得出结论“都是一些诬蔑不实之词”。1997年11月14日左右，一位政治局委员传达了中央主要领导对《首骗》的批评：“这本书不是针对牟其中的，也不是针对南德的，是针对十五大的。”
但是，作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思想路线的争论，即使是中央主要领导人表了态，也不是可以立即统一起来的。以后几年发生的什么17名老同志签名信等等，连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也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最后直至公开批判改革开放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
对《首骗》、《五名共产党员》等等检举的内容刚刚审查完毕，还了我以清白，一个“与南德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湖北高法判决书语）的湖北中行信用证被骗案，又裁到了南德头上。虽然湖北省公、检、法一次一次地结论南德与信用证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中央又组织力量对公、检、法的结论进行了复查，在1998年7月还作出了一个包括四点内容的书面结论，其中一点就是“没有发现牟其中个人有违法犯罪问题”，当时胡锦涛同志主持的书记处四名书记都圈阅了。可是，仍然无法终止党内党外、中央地方、上上下下，非得认定我是骗子的这股潮流。
为什么呢？
因为，思想路线争论中的一方，非得用民营经济的代表人物是最大骗子的证据，挑起全国人民的道德义愤，达到证明改革开放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目的不可。
最后，反对改革开放的势力在不止一个犯罪团伙的配合下，终于凌驾于法律之上，强行压迫办案法院对我作出了有罪判决。作为回报，诈骗了我国银行近百亿元之巨的王向军犯罪团伙，也于1999年9月30日被从武汉市第二看守所中放走了。这个团伙目前已逃亡美国，仍然在从事着针对我国的洗钱犯罪活动。2005年8月10日的《新京报》对此有过详细的报道（参考资料之五：《香港东泽公司诈骗现形记：虚开信用证套取近百亿银行资金》）。
既然代表人物已被法律判决定性为了是货真价实的骗子，于是对民营企业家的全面扫荡，就具有了道义上的正义性与逻辑上的合理性。
原罪粉墨登场了。
在原罪的天罗地网笼罩下，民营企业家杀的被杀，抓的被抓，灭门惨祸时有所闻。民营企业家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整体被押上了历史的被告席。原罪煽动起来的传统民粹主义，很快就演化成了仇党、仇智、仇富的社会思潮，并且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反对改革开放的政治势力，挑战党中央改革开放思想路线的社会基础。
2005年秋，这股思潮达到了顶峰，居然宣称我国的改革开放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这就是吴敬琏同志称之为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虽然据高尚全同志说，改革开放就是一个不断排除左的干扰的过程，但据我的经验，斗争有越来越激烈的趋势。
利用刑事犯罪手段，蒙蔽不明真相的社会公众，挑动广大公众起来反对改革开放，以此要挟中央改革思想路线，是这一次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历史上尚未见过先例，若不严加制止，此例一开，后果不堪设想。
1998年7月中央专案组再一次复查湖北公检法牟其中无罪的报告之后，形成了内容大致包括四项内容，其中一项明确结论牟其中个人无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已报书记处，胡锦涛同志主持的书记处四位书记都圈阅了。
书记处圈阅报告之后，8月21日由北京市“扫黄”领导小组办公室出面发文通知南德，由北京市公安局追查非法出版物《大陆首骗牟其中》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参考资料之六：1998年8月21日《北京市“扫黄”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文件》）。
若按书记处的这个思路处理下去，抓捕吴戈等人的结果，必然暴露出“XX部老同志”等人不惜使用刑事犯罪手段，蒙蔽社会公众，挑动群众反对十五大精神贯彻的阴谋。
可是，书记处的思路被一个围魏救赵的诡计遏制了。
书记处圈阅报告之后的第二个月，中央决定开展外汇严打，以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这就给了已作困兽之斗的吴戈与他背后的“XX部老同志”以可乘之机。
站到了已经开庭了的法庭被告席上，形式岌岌可危，与犯罪团伙勾结诈骗我国外汇的交通银行，由前行长王明权出面，利用十六届候补中央委员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政治优势，第二次向北京诬陷南德（参考资料之七：2000年7月14日《长江日报》文章：《武汉大学教授、律师陈晓枫——最早捕捉牟其中贼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