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牟其中-李慰饴-读吧

第一部分

英雄末路

第一章 第三次牢狱之灾

费尔巴哈曾经说过：人是人的作品，是文化、历史的产物。

我们选择了牟其中，把他作为跟踪、观察、认识的对象。作为一个改革浪潮中涌现的企业家，他的经历的戏剧性反映出我们这场社会大变革的丰富、复杂与深刻。

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让我们一步步走进他的生活。

1999年1月7日

由于时间的流动与绵延，空间的交错与纠葛，我们在介绍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历史的时候，常常很难选择叙述的起点与角度。时序的铺延、事件的繁复会扰乱我们的视线。于是，人们只能将叙事的开端定位在时空经纬的某个交叉点上，从这个点引发出去，从而去发现与触摸事物的本来面目。

关于牟其中与南德集团的故事，我们不从四川万县一个地方商人的儿子幼时的生活说起，也不从他所创办的这个中国新一代最早的民营企业之一的起跑线上发端，我们选择的是1999年1月7日这个普通的日子。

1999年1月7日，南德经济集团总裁牟其中被武汉警方在北京“带”走。同年2月5 日，因涉嫌信用证诈骗罪，牟其中经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由武汉市公安局于同年 2 月 8 日执行。至此，这位曾经叱咤中国商坛10多年、集无限荣耀与众多非议于一身的“明星”企业家，沦为犯罪嫌疑人。

再后，被判无期徒刑，在监狱里服刑至今。

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身陷牢狱之灾。仅仅这一点恐怕他也在中国有影响的人物中开创了记录。三次入狱正好是他的青年、中年和老年三个人生阶段。不过，如果说前两次入狱时他还是四川某个地区的小人物，影响并不算大的话，如今的他已经是国内外的知名企业家，他的被捕可以说是非同小可的新闻了。

事实上，几年来，一直被连续跟踪、监听通讯的牟其中，对自己可能遇到的麻烦，已经有所预感，并进行了种种努力。和万县时代的人微言轻的境况已经大不相同的他，有各种渠道去呼吁，也许能象那两次一样，“有关领导”出面解围。一直抱着侥幸心理的他不希望事情发展到极端。

但是这一天还是来了，而且来得那么突然。

不管你是喜欢他还是反对他，在这一天以前，他都被公认为是中国当代最有特色、最有个性也最有争议的民营企业家；在这一天之后，他又成为中国当代最不服输、最不气馁也最受关注的囚犯。

不管你对他的所言所行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在这一天以前，他都称得起是中国当代民间最大的经济改革试验家，一直在以一种执着的方式进行着他所谓的“新经济模式”的试验；在这一天以后，他又被动地成为中国当代监狱里的一个特殊犯人，从身陷囹圄的第一刻起就为他的这种试验权利辩解，为他未来（如果有未来的话）将要继续的更大的试验而进行着不倦的奋争。

豪情北戴河

从南德有关档案资料的记录看，一直到1月6日，牟其中都还在按部就班的工作，似乎丝毫没有即将被捕的预感，甚至此时的牟其中还正在构想更宏大的计划。

1998年12月31日，牟其中在集团总部多功能厅小会议室开会，部分职工代表参加。尽管公司的资金早就被掐断被冻结，员工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正式发过工资，社会上关于南德和牟其中的小道消息满天飞，牟其中还是象往常一样，以他惯有的激情语言向大家描绘了公司的未来目标：建立一个开放型的企业家教育体系；建立一个跨国的融资体系；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区域开发工作体系；集团的管理部门为这三大板块服务。所有与会者原本失落与彷徨的心情，又一次被这位具有鼓动天赋的老总激发起来。他们相信，就象那位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的诗句说的那样：“阴霾的时光即将过去，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

1999年1月1日到2日，牟其中一行数十人乘车去了北戴河。他们要在那里迎接新的一年。1日晚，在饭馆吃涮羊肉时，牟其中拿出特地带上的别人送他的一瓶XO酒，就着新年的喜庆气氛，在热腾腾的火锅蒸汽面前又兴奋起来。他举杯向公司的骨干们祝酒。他的脸通红了，嗓门更大了，他宣称，1999年的南德要实现国际化，所以要“过新年、喝洋酒”，以示庆贺。这是牟其中第一次喝XO。

1月2日上午，他们去了海滩。严冬季节的大海，显得多少有些苍凉。牟其中面对大海心潮起伏。他双手叉腰，头发被海风吹拂，两眼迷离，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在浩瀚的大海面前，我有一种灵魂被净化的感觉。我想，我们应该象大海一样，永远豪情澎湃。”

中午吃饭时，不知是由于大海激励了他呢，还是对即将到来的厄运有什么预感。牟其中端起饭碗的时候，忽然冒出了一句话：“这一辈子不干成一些事情，我誓不为人！”即使那些习惯了这位老总即兴的豪言壮语的部属们，听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还是感到某种唐突。

1月5日，元旦假期之后的第一天一上班，牟其中在南德总部416房间开会，对1月中下旬的工作进行了部署。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修改公司章程。牟其中在会议上宣称，在还清债务后，将抽出一笔钱作为公司的股金，进行分配。员工们听到这样的承诺，心中很不是滋味。要知道那时他们公司已经几乎弹尽粮绝了。

谈到外欠南德的钱怎么办，是收还是不收？大家心里明白，即使国营大企业的三角债问题，惊动了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作为国家重点工作抓，尚且久久拖延不得解决，一个势单力薄、四面楚歌的民营企业，连日常事务都已经难以支撑，还有多少力量去争回自己的权利呢？

这时候牟其中似乎言不及义地把话题叉开去。他说，从1998年7月15日至今，南德的处境进入一种麻木的状态，敏感的新闻界回避着南德，类似对麻风病人那样保持距离。他感叹说，沉默往往会使人窒息的。

1月6日下午，牟其中在他的办公室召集中层干部开会。他说，美国道琼斯人机系统主动与南德联系，愿意为公司建立一个网页。牟其中希望借此机会，筹办一个商业性质的电子杂志。

这一段时间他还和几个港台人士讨论过创办一份为两岸三地交流服务的报纸。他也设想要为全世界华人在2000年来临时搞一个大活动，甚至向许多人描绘了行动的细节。他还想提出在墨西哥某地搞一个纺织品加工区的计划，说那样就不受配额的限制，把中国纺织品打入美国市场。还有人建议他买下一个太平洋的某个小岛国，他也很有兴趣。

还有，满洲里的事情，卫星公司的问题，都是不能中断的。

……

看不出这是一个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公司的总裁。

牟其中的工作照旧雷厉风行、紧锣密鼓，他的大脑照旧不断冒出新点子、新构想。

但是，他命运的大转折正在悄然朝他逼近。

上班途中被捕

1月7日，天气阴冷，刮着大风。

早上8点整，牟其中准时从位于北京门头沟区的南德公寓的寓所走出，钻进了自己的那辆车号为“京A.R7369”的黑色奥迪。他的秘书，年轻而文静的夏宗伟女士紧随其后。今天的一切和平日没有任何两样。

但是，在上车的时候，牟其中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这是我来北京后最最冷的一天。”

这句无心的话，却因随后发生的种种变故而成为一个谶语。

与牟其中随行的还有集团的保安崔某。牟其中看到有一辆小车如影随形地跟在了他的小车后面。他没有特别在意，毕竟象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将近一年了。

这天，牟其中的安排不是如往常一样直接去位于永定路21号的南德集团总部上班，而是要去一家香港银行驻北京办事处签署一项协议。在他的汽车上路后不久，他发现跟踪的车辆增加到了近10辆。

车子开出约3公里到了一个拐弯处，被早就等候在那里的几台车挡住了去路。后面的车也开上来，将牟其中的车团团围住。几名持枪便衣一拥而上，将牟其中堵在了车内。夏宗伟瞥了一眼，估计到场的便衣有30多人。牟其中的司机赵某被一名持枪便衣从车里揪出去摁在地上，用枪顶着脖子。

“别动他，他是无辜的！” 走出车门的牟其中叫了一声。牟其中稍稍定了定神，望着把他包围得水泄不通的便衣警察。风吹动着他那开始花白的头发，眉宇间透露着无奈和迷惘。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老牟那一刻复杂的表情！”几年后的今天，赵某回忆说。

牟其中和夏宗伟显然对这样的事态没有任何准备。他们穿着都很单薄。在凛冽的寒风中，夏宗伟瘦弱的身躯瑟瑟发抖。她还不到30岁，没有多少阅历。单纯和软弱的她被突然发生的事搞得不知所措，只是茫然地任由便衣们戴上手铐，被“请进”车里。当车队启动后，被两名便衣夹在中间的她，忽然摸到手提包里的高血压药袋，这是早上她为牟其中准备的中午和晚上的用药。她的眼泪涌出来了。她用颤抖的声音问身边的便衣：“可不可以把老牟的血压药给他？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服药。”

一名便衣向牟其中等人亮明了身份——武汉市公安局经济案件侦察处警员。随后，赵某、崔某、牟其中和夏宗伟分别用几辆车被带走。赵某、崔某的手机被搜走，便衣用手铐手背手地反铐着他们，带到了南德集团总部对面的孔雀鑫朝酒店，直到当天晚上才把他们放回。

牟其中和夏宗伟被分乘两辆小车被押解着穿过城区。汽车一路鸣着警笛。夏宗伟说，她整个人失去了判断，只感觉全北京市的人都知道了他们的被捕。

他们被带到了北京方庄小区的一栋居民楼上。在上电梯的时候，夏宗伟看见了牟其中。他们互相打了一个照面。一向崇拜与信赖牟其中的夏宗伟，希望从她的老总的眼神里得到某种信息，可是她在他的眼里读到的是茫然与凄惶。他们被关押在两个房间，两名女干警看守着夏宗伟，两名男干警看守着牟其中。

干警们向牟其中和夏宗伟出示了拘留证，让他们签字，拘留证上的“拘留原因”一栏是空白的。

那天下午5点多，在被带下楼的时候，他们在电梯里又相遇了。夏宗伟发现牟其中的脸上有一种他很少有的痛苦的神情。她知道他在想他们的公司怎么样了。

傍晚时他们被带到北京站。牟其中、夏宗伟和干警们一起上了驰往武汉的火车。他们分别被带进两个包厢。夏宗伟一直哭泣着。两位女干警关心地替她擦眼泪，劝她“想开点”。这一夜她无法入睡，直到天蒙蒙亮时才迷糊了一会儿。她发现自己被铐了一夜的双手手腕，硌得有些红肿了。

牟其中与夏宗伟被押到了武汉，分别关押在武汉市第一和第二看守所。此后，一直到1999年11月1日一审开庭，两人都没有见上面。夏宗伟回忆说，她所在的是个专门关押女“犯罪嫌疑人”的地方。她在近10个月的时间里，完全失去了任何信息来源，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自己还要被关多久，更不知道应该怎样来保护自己。开始进来时她成天哭，拒绝换囚服。看守所负责看管她的女警官对她很关怀，告诉她应该相信法律，事实总会弄清楚的。她逐渐明白，只有好好地活着，才能等待问题的解决。

在看守所中，她无意中发现在另一个监号里关押着同一个公司的姚红。她才想起姚红是涉及一笔融资纠纷被扯进了一个民事案件的。姚是南德负责在武汉经办融资手续的。夏宗伟渐渐明白自己是被扯进这个案子了。

搜查南德总部

1月7日上午，9点半左右，自称武汉公安人员的便衣们进入了南德集团总部，协同执行任务的还有北京市公安局的几名警员，共去了约30人。警员命令公司办公厅和各个办公室的人员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立即到3楼多功能厅集合，禁止任何公司人员出大门一步，禁止打电话。

南德员工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感觉到异常紧张的气氛，什么也不敢问。大家慌忙下楼，到多功能厅集合。办公室各个门口贴的封条上可以看到盖有“武汉市公安局经济侦察处”的公章。人们暗暗猜测，他们的老总已经失去自由了。

警员们开始摄像、拍照。不知所措的员工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

全部南德集团总部人员被集中起来，公安人员要清点人数。

档案室的关某站了起来，大声说：“你们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这是法治社会，我们是一个企业，你们不说明任何原因就把我们赶到这里来，侵犯了我们的公民权利！”

几名公安人员走过去，用力地把他按在坐位上，说，“我们有搜查证。”他们亮出了自己的证件。来自军队、身为大校的关某也拿出了自己的军官证件。公安人员的口气才缓和了一些，说：“请大家给予配合。”

之后，警员将员工们分成两组登记。轮到主管集团金融业务的曹明田时，因其身份证不在身边，就去办公室拿，但出去后就没有再回到现场.。看来他被警方带走了。

全部人员登记后，财务处、秘书处、车队的员工被分别集中。车队所有车辆的钥匙和行驶证等被警方收去，车辆随后被开走了。

南德集团总部所有房间的钥匙都被收缴，警方用盖有南德集团公章的封条，查封了总裁办公室、财务室、机要室、档案室、资料室等房间，从档案室取走了500多盘与牟其中有关的录音带、录象带、所有的公章、营业执照、财务资料，还带走了所有的档案材料。各种资料装了满满几大卡车。据在现场的南德员工称，公安人员在档案中发现了1996年牟其中呈给中央领导的有关武汉融资问题的材料，进行拍照、摄像后取走了。 公安人员还找到了牟其中的签名章。

因为总裁秘书夏宗伟已经被带走，武汉警方的办案人员砸开了总裁办的一个密码箱，从中搜走了15000元现金。这是整个搜查过程中，发现的唯一的一笔现金。这是牟其中在1998年12月4日晚上向其堂弟牟其英借的私人借款。公司被查封后，牟其英曾经写过一份报告给武汉警方，想要回那笔钱，以维持公司那几天的正常开支，但公安人员没有同意。

这天的搜查完毕后，警方让南德员工们回家。员工们很不以为然，几个司机叫起来：“你们让我们去哪里？我们今后怎么办？一年多没有发工资了。”公安人员称：“你们该干什么还接着干。”

南德员工听见公安人员手机通话，得知牟其中要被带到武汉。牟其中被捕的猜测得到证实。

1月7日下午，牟其中家的厨师准备做饭，进屋后发现很凌乱，象是盗贼光顾过一样，但门窗没有任何被撬的痕迹，他很紧张。当时门外还没有封条，直到晚上他才知道牟其中已经被抓走了，警方已经对牟其中家里进行了搜查。夏宗伟称，警方在牟其中家里仅仅搜查出了1万元现金，这是她从朋友那里刚刚借来，给公司暂时用来开支的。南德自从1996年开始走下坡路以后，牟其中就让自己的亲友、部下到处借钱以维持公司的日常开销。夏宗伟掏空了自己在南德工作7年多辛苦积攒下来的十几万元钱，还向在深圳打工的侄女、同学借了5万多。

1月8日、9日，几名武汉公安人员去牟其中家里再次进行搜查，拿走了钥匙，贴上了封条。牟其中与南德员工们一起居住在门头沟南德宿舍楼里，他的房子是将两套两居室打通改造而成的。房间里，只有一台旧款跑步机和大捆大捆的书。有个公安人员临走时悄悄说，想不到号称资产20亿元的“首富”牟其中，家里竟然这么简朴，没有装修，没有豪华设备，完全出乎意料。

武汉公安对南德总部的整个搜查工作持续了半个月左右。1月10日后，他们就不天天去了。那段时间，曾经整齐清洁的大楼里好象被洗劫了一样，办公桌上到处是饭盒、空可乐瓶、烟蒂，到处一片狼籍。

员工成了孤儿

一年多没有正常发工资，又突然遭遇搜查，南德员工的强烈印象是：南德这次真的完了。警方在搜查后，没有做任何善后交代。老总被捕，资金断源，领导层瘫痪，资料、文件、印章全都被拉走，公司已经完全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基本上处于崩溃。南德员工们觉得被抛弃了，无依无靠，没有人来管他们的死活。一些早就对南德失去信心的员工离开了。有人开始抄公司的设备和物资，集团总部多功能厅价值几十万多元的音响以及部分电脑等设备悄然丢失。

牟其中被捕的第二天，即1999年1月8日，美国各大报刊都报道了这位被列入福布斯富豪榜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被捕的消息，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世界。

1月11日，部分职工代表开始向社会各界包括新闻媒体陈述南德的情况。但是，此时没有任何机构作出正面回应。

1月12日，南德成立了一个带有暂时维持性质的工作班子，选出10名员工负责日常工作。公司已经群龙无首，人心涣散，没有任何经费，工作根本无法开展。

与国外媒体已经沸沸扬扬的同时，国内媒体一直保持沉默。10天后，各地新闻界开始狂炒起来。

1月17日，四川成都的《华西都市报》率先刊登了该报记者仁鹏电话采访武汉市公安局负责人的报道。这篇题为《牟其中被拘捕了？》的报道告诉读者，武汉市公安局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称“牟其中在武汉被警方拘留的消息纯属谣传，真实的情况是，武汉市公安局经济侦察处有一案件涉及到南德集团，但并未涉及到牟其中本人，所以武汉警方对牟其中并没有采取任何拘捕手段。”几乎与此同时，《南方周末》相继发出《牟其中神秘失踪》等报道。各地许多报刊纷纷转载。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个“纯属谣传”的消息是真实的了。

风雨飘摇的南德公司和下落不明的牟其中变成了社会街谈巷议的话题，各种千奇百怪的传言满天飞。已经惶惶然的南德员工大多保持着沉默。一些留守人员对南德仍旧抱有很大的希望，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相信会有一个公正的结果。”

向律师谈了四点意见

1月22日，武汉市公安局通知南德集团：牟其中要求请律师。这就证实了牟其中在押了，而且就押在武汉。南德留守人员找到了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与他们谈了3次，对情况进行了初步了解。随后，律师直接向武汉方面联系与当事人牟其中见面的有关事宜。1999年2月2日，律师接受南德集团的委托飞抵武汉，但武汉警方通知律师需要办理报批手续。律师只得暂回北京。

2月9日，律师又与武汉警方联系，终于得以与牟其中见了面。几位留守人员陪律师去看望他们的总裁，看起来牟其中的精神状态还好，自称象入狱前一样注意身体锻炼，每天早晨坚持跑步20分钟，坚持看书看报。看守所管理人员说他看书的范围很宽，有时看国际金融方面的书，有时看武侠小说，对报刊上的新闻与文章看得非常认真。

看守所中的牟其中对自己到底被指控犯了什么罪行一无所知，但是他明确表示自己是无辜的。他坚决要求为他做无罪辩护。他向律师史玉生、武雷谈了四点意见：1、承诺支付几十万元的律师费用；2、通知在美国的儿子不要发表任何言论，特别不能中断处于关键时刻的业务；3、要求集团留守人员讨要某电影制片厂的300万元借款、深圳某公司50万美元借款；4、请律师为他代买一些有关国际金融、法律方面的书籍。

牟其中对自己的事情很有信心。他对律师讲：“南德无罪的证据我已经掌握了很多，如果有人胆敢强行起诉，我会当庭公开，那世界与舆论将会哗然。说不定还会发生节外生枝的事情来。”

南德留守人员听说，武汉方面原定1999年6月起诉南德集团。但到了5月底，又有消息称，武汉检察院、武汉政法委要上报湖北高检、湖北政法委，还得再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政法委，这过程估计还需要三四个月。

由于种种原因，案子一直拖到了11月份，也就是被捕后的第10个月才开庭审理。

第二章 风雨飘摇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南德集团的倒塌似乎只在一时，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牟其中被捕可以说是这个过程的结局。

1992年南德完成了T-154飞机易货贸易，企业走向巅峰。曾几何时，那荣耀与显赫令世人瞠目，羡之者趋之若骛，妒之者虎势眈眈。现在已经峰回路转、风云大变，似乎到了千夫所指、大厦将倾的地步。“胜事谁复论。丑声日已播”，牟其中真正感觉到四面楚歌了。

回顾转变的过程，山重水复、扑朔迷离，不知道哪里是玄机，哪里是陷阱。只是危机步步进逼，难以挽回，也无处逃遁了。

在机场被“边控”

1992年，南德各项事业取得巨大进展，随即雄心勃勃地在各方面出击。它开始成为民营企业的佼佼者，成为民营经济的带头羊。牟其中在经营它的企业的同时，极力参与改革开放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活动。他开始被许多人关注。也就在戴上越来越多的光环的同时，各种流言蜚语也开始朝他逼近，直至1995年形成严重的危机。

１９９５年下半年，一份匿名文章《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在北京乃至内地广为流传，和随后接连出现的几篇长文一起，被统称为“万言书”。后来于1997年在香港汇集成册，加以评论，以《北京地下“万言书”》的名字出版。在这些 文章中，都提出了所谓“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问题。这些文章实际是对中央改革开放政策提出质疑，选中一些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作为靶子。他们认定厉有为等是党内“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的代表，而派定 “港台和民营企业家如牟其中之类为经济后台”。其中一篇题为《改革与经济人》的署名文章，把牟其中与其他所谓“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一起公开点名批判。此后不断有报刊对牟其中及南德集团提出质疑甚至尖锐的批评。

1996年起，在各种传言与暗箭作用下，南德开始受到各个部门各种形式的调查和监视。

牟其中那时敏感到，自己即将遇到大麻烦。

1996 年3月18 日，牟其中准备从北京机场乘机去美国，在北京机场被限制出境（“边控”），他那本往返美国多次的护照被告之“有问题”而被扣压。牟其中说，他此次美国之行，是“拟赴美商谈卫星抵押融资业务”。

牟其中对人说，自己出国被阻，是与此前拒绝让某人为南德非法办理因私护照有关。1995年9月，有人向南德集团兜售三本因私护照，开价6万港币，遭到了牟其中的拒绝。为此对方扬言：“牟其中今后休想走出国门一步！”

牟其中自认为“有理走遍天下”，不理会那种讹诈，还向国家公安部写了一封检举材料，“揭发一个贩卖假护照的犯罪团伙”。

“不想，捅到了一个贩卖假护照的犯罪团伙。这伙人害怕事情败露，于是‘杀人灭口’，勾结ⅩXX等翻案分子，加害于我。”牟其中后来在一份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材料中如是说。这些当然都是牟其中自己的猜测。

事实上，有一位名叫顾健的人士说出了另一种内幕。他在《牟其中，投机分子的终结》一文中自述：“(1996年3月14日)当夜23时，我向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和其他部门领导连续发出传真。15日凌晨1时，各部门回电说收到并将上报。3月18日牟其中在首都机场准备赴美时被阻，护照被扣。对牟其中的深入调查，从此开始。”

1996年3月21日，一封署名为南德集团“五个共产党员”的《紧急举报》材料，投送到国家各机关、部委，信中列举了牟其中和南德集团“十三条罪状”。

随后，十多个不同性质的执法部门，先后对南德集团及其国内的分支机构开始了长达3年的审查。

从那时起，牟其中感觉到每天出门都被3至6辆小车、摩托车跟踪，他的住房对面的楼里有人对他进行24小时的住房监视。他还觉察到自己和集团的电话也被窃听。

这个状况在顾健的文章中似乎也得到证实：“公安部、武汉市公安局、人行总行和各地银行、各地法院、检察院等部门有无数无名英雄，为捍卫中国人民的公共财产，日以继夜地工作了4年多。”

虽然，牟其中后来发布消息称：“经多家机关的审查，证明‘十三条罪状’均属子虚乌有。这些审查无一不证明了我个人没有违法和犯罪问题，相反却证明了我生活俭朴，严于律己。但南德集团在国内尚有３亿多元人民币的到期债务（包括武汉方面的美元债务）不能按时归还。”

牟其中自我感觉辩解十分有力，无懈可击，但事实证明，牟其中高兴得太早了。

无锡逼债急

1996年6月19日，香港《星岛日报》以《亿万富豪牟其中受调查》为题，对关于牟其中的各种传闻加以综合，言之凿凿地指出南德集团有“11笔糊涂帐”。20日，牟其中的许多外国朋友和一些著名的通讯社（美国之音、时代周刊等）纷纷去电询问《星岛日报》所发消息的真伪。

日本三菱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等国外金融机构迅即通知牟其中“暂停与南德的业务”。

牟其中陷入了难以拔脚的泥潭。他对来采访的记者说：“说句大实话，在目前的环境中，我只可能用10%的精力去处理生产经营中的问题，而90%的精力，要被迫去应付环境的压力。”

此前，无锡生产资料公司已经要求南德集团归还1000万美元。据南德集团理事会称，这笔钱最初是这家公司对南德航向2号卫星的投资，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投资合同被迫改成了借款合同。1000万美元的性质变化了。当社会上关于南德的传言越来越多时，无锡方面就急于尽快抽回这笔数目不小的资金。而此时南德难以马上找到足够的现金去应付这个原先的合作投资者。气氛就日益紧张起来。

据夏宗伟讲，有一天无锡生产资料公司打电话给牟其中说，如果不赶快归还那1000万美元，将有大批他们的员工到天安门广场前静坐。这是个非常严重的威胁，牟其中只得被迫答应。牟其中真是如坐针毡，他说：“再不答应人家的要求，南德将难以存身了！”

向最高领导上书

情急之下，牟其中分别向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写信，诉说南德集团及他本人被“诬陷”的事实，1996年6月20日他在一封信件中说：

一、关于我涉及了王宝森一案，参与无锡集资之事

无疑，有关方面已查实了我的无辜。事实是无锡市生产资料总公司向我们的航向2号卫星投资了1000万美元，现卫星运转正常。

二、关于我转移资产，企图外逃之说

今天，我让我们的总会计师统计了一下，南德集团在国内资产75346万元（不完全统计），负债11197万元人民币及230万美元（未计算利息），故转移资产之说是毫无根据的。有人把我跟外逃的于志安等同起来，其实，于志安怎能跟我同日而语，他管理的是国有资产，所以，想侵吞就得外逃，而我系个人资产，在中国、在外国均一样，我何必去转移；再说，我不懂外语，在中国我得心应手，如鱼得水，到外国将一筹莫展。1994年，我对许多美国参议员有过一个鼓励他们到中国投资的演讲，后来整理成一篇题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商业机会》的文章。今呈阅，如不嫌打搅，敬请指教。

三、关于我在国外的投资

我在国外投资两个领域：一、金融产业；二、通讯产业。因为这两个行业相互作用，极有前途，而在国内又不允许我们非国有企业涉足。国外钱多，我办银行是为了以民间企业的名义给国内借钱，这样做不致于扩大外债规模。我设想，把在国外分散吸收的资金，引到国内集中投入国企的技术改造，以期既利用外资，又保存我们工业的民族性。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投资或决定投资技改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有12户，准备进一步联系的约100户。我在国外的通讯业务开办得很成功，目前已成功地发射了2颗电视卫星，租给俄罗斯等国家使用，生产线上还有一颗直播卫星。另外，我与美、英、法、德正在联合实施国际卫星8号——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两颗卫星的研制与发射工作。这两颗卫星共有80个转发器，1998年可以发射。

以上用于收购国外银行与卫星通讯的投资均来源于国外的美元贷款和分期付款。

四、南德的成就

南德的成就不在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上，而在于摸索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即第四产业，亦探索出了一种与高科技时代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我们认为，人类工业文明时代即将结束，代之而起的将是智慧资本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资本的权威地位将逐步消失，新的发展模式正在形成，南德做了一些探索。

五、发生这次事件的背景

1990—1992年，我们为完成飞机贸易，共花了1500万元的费用；1993年8月，工商银行北京分行与宜昌分行在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将我们按合同应于1997年归还的2·2亿元的贷款提前4年一次性收回。我们因此损失利润4600万元，各项业务也因此而中断。为了弥补提前还贷所带来的损失，我们只得以平均30%的年息“拆东墙补西墙”，维持生计，开展业务，并准备用国际卫星业务的利润来弥补上述亏损。这就是人民银行总行一再不理解我们何以债台高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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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们的要求

我们要求所有给我们贷款的银行与南德达成协议，从现在起3个月内由南德偿还国内全部欠款。因为我们的卫星业务可以在今年9月底以前收回1亿美元，这足以偿还国内全部欠款。届时，再由审计部门对南德进行全面审计。这样，既能保证南德业务的正常开展，又能保证我们对国家贷款的顺利归还。

在这封信中，他指出所谓“五个共产党员”的检举信，是几个受到批评和处分的原南德员工的报复和反诬行动。

6月26日，牟其中又写信给一位国家领导人，请求中央书记处“派出一个小组对南德的所谓问题与南德的处境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

6月28日，牟其中给国务院总理上书说：

南德集团是经得起检查的。在国家打击经济金融领域犯罪的过程中，南德集团可以接受检查。我们要求：在检查的同时，不要使南德国际业务瘫痪，以便南德能在9月底以前归还国内全部贷款。南德境外公司已在卫星上投资5000万美元，这笔资金如成泡影，南德也无法归还国内的贷款。这对南德是毁灭性的，对国家的损失也是很大的。现在的状况是，我公司一位负责境外金融的业务人员也已受到不准出境的待遇。真正的犯罪分子终将被揭穿，南德会向党和人民有一个完整的交待。这次挫折也是一次考验，南德将一如既往，政治上坚定不移，经济上创造奇迹，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建功立业。

从1996年6月20日到1996年7月1日，牟其中先后分别向6位中央领导和一位颇有背景的民间人士写了7封信。

而此时牟其中费尽心思向各方做出的解释与要求，好象都没有得到什么效果。

克林顿邀请访美

1996年年底前，牟其中接到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克林顿和夫人希拉里发来的新年贺卡，以及邀请他赴美访问的来函。

牟其中当然很想赴约，认为这是一个打入美国商界等上层社会、建立合作机制的绝好机会。但是，此时的牟其中已经没有财力赴约了，更重要的是他的护照早在3月18日就被收缴了，出国已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96年12月5日，牟其中给克林顿夫妇回信，从信的内容看，他还是颇具外交家的风范的：

在您第一任总统任期之初，有位美国先生告诉我，他们选了一个小地方杂货店的小老板当总统——美国堕落了，并预言任期未满就得被轰下台去。我大不以为然：历史上从来就是小人物办大事，大人物办湖涂事。果不出我所料，现在美国经济已经复苏，年增长率超过了4%。据说您在第二任期的主要目标是争取外交上的成就，独步泱泱大国的辉煌。

作为一个朋友，我得提醒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局面已是昔日黄花；而由美国一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局面也会很快成为过眼云烟。贵国亨廷顿先生预言，今后的世界大约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文化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对立的世界。此言有理。

我相信辨证是宇宙间的根本法则。对立与对立之间的运动是不可抗拒的。但对立并不意味着对抗，和平的竟争也是对立的一种形式。

所以，中美两国还是以友好相处为好。我注意到了中美两国关系近期的改善，这是我们商人的福音，也是世界的福音。

此时的南德集团已经内外交困，举步维艰，但牟其中没有丝毫诉苦，而是说：

作为中国的一个私营企业，我们发展得很好，中国正在经历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今日之中国已非昔日之中国可以比拟。听说您与江泽民主席达成了互访的协议，我们十分高兴。若您来华访问，我一定邀请您来南德作客，吃吃南德的麻辣火锅，看看中国的私营企业的发展，大约可以因此纠正您一些关于中国人权记录不良之类的错误信息。

牟其中在信中这样掩饰他未能成行的原因：

商海沉浮，身不由已，也不想叨扰贵大总统，故未成行……

信誉危机和债务危机

南德的处境日益艰难。

1996年，国际商会在上海召开年会，组委会早在1995年就通过中国国家外经贸部通知牟其中，邀请他在年会上发表演讲，演讲安排都已经印上了会议议程。但是，演讲前3天，牟其中突然接到通知，他的演讲已被取消。

南德集团的部分工作车辆被封存，帐户被关闭，国内外业务陷入瘫痪。

更严峻的局面还在后面。

1997年9月10日，距离中共“十五大”开幕仅有两天时间，一本后来影响很大的书《大陆首骗牟其中》的电子版在台湾一家名为华通的网站上刊出。“十五大”开幕当天，印刷粗糙的《大陆首骗牟其中》就以《法制生活导刊》增刊的名义突然出现在全国几十个城市的书摊上，并很快遍及全中国。

南德集团随后向有关部门反映这本书构成对一个合法企业的诽谤，公安部门不久也将它定性为“非法出版物”，但这本以知情人的口气专门“揭露”南德集团的书，照样在社会上广为传播。这本被牟其中称为“胡编乱造、不齿一读”的非法出版物，确实给南德集团和牟其中带来了极大麻烦。后来，这本书的作者曾被冠以“南德第一掘墓人”的称呼，但也有人说，他只不过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棵草”而已。

国内外众多媒体对南德集团和牟其中的质疑由半公开转为了公开。

从１９９６年开始，国外１００余家报刊不断“报道”南德受审查和出“问题”的消息，国内诸多正规的或非正规的报刊铺天盖地对南德、对牟本人进行大篇幅报道。此时与1992年南德受到的热烈盛赞不同的是，负面的报道与评价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中还不乏缺乏具体事实的八卦新闻，显然有些媒体在有意炒作。

牟其中和南德集团虽然尽力辩解，但却难以消除已经造成的影响。南德产生了无可挽回的信誉危机。

多年后牟其中谈起《大陆首骗牟其中》这本“非法出版物”对南德德造成的杀伤，十分无奈地说：“我可以空手做飞机、空手做卫星，但却无法对付一个小小的无赖煽起的一场舆论围剿。”

更为严峻的是，此时南德集团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国内银行纷纷对南德亮起了红灯，一些计划与南德合作的单位突然宣布退出。

早在几年前，牟其中就想开发煤炭资源。被牟其中委派负责该项目的曹明田与国内3家银行谈妥，由3家银行贷款1.5亿——2亿人民币给南德，贷款组建运煤车队。但在起草协议时，3家银行突然通知南德负责该项业务的曹明田，“上级单位不同意贷款给南德。”这个项目最终流产了。随后，交通银行某分支机构原来答应给南德的1000万美元授信也取消了。

所有与南德发生过业务往来的机构都被有关部门调查、审核，包括曾经为南德兑换美元的某小公司。

1996年牟其中被限制出境直接导致了南德境外资金链条断裂。

牟其中后来曾指出，导致南德流动资金困难、受到国家安全部门的监控，罪魁祸首是“在境外出版的那本臭名昭著的《万言书》。这本书非常之不幸又是非常之荣幸地将我确定为中国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1998年5月25日，牟其中以南德经济集团的名义向有关部门打了《关于如数归还国内欠款的安排》的报告，文中对南德贷款的形成以及还债计划作了说明，试图缓和与国内银行的紧张关系。

南德在该报告中称，经天津中环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南德的国内资产为18亿元人民币左右，根据最近（1998年5月）北京、天津国家税务局及地方税务局对南德财务的审查，“我们逾期负债为4亿元人民币左右”。南德除了欠别人的钱，别人也拖欠了南德大量应收款也是事实。南德理事会后来提供的帐单显示，外单位拖欠南德的大额应收款项合计在5000万元以上。

牟其中此后在法庭上向审判长称，有家排名世界前十位的英国银行，愿贴现支持南德５０００万美元。

无论原因如何，一个确凿的事实是，南德集团流动资金严重匮乏，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了。

一向只花“大钱”的牟其中开始向南德中层以上的干部借钱。据牟其中后来自述：“南德从1993年起就在风霜刀剑中挣扎，1996年被‘边控’之后，更是雪上加霜。不但欠了几个月的职工工资，还向职工3000、5000、1万、2万地借钱，以维持集团的水电费、电话费、汽油费等等。”那时有一些对牟其中忠心耿耿，十分信赖他的员工，纷纷将自己多年积攒的血汗钱拿出来。据牟其中讲“南德一共向员工们借了20多万”。但是，杯水车薪，难以根本解决面临的困境。后来，员工们也拿不出更多的钱了。

南德揭不开锅了。员工人心浮动，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南德员工还在坚守岗位。

以税务部门牵头，由三个国家部委组成的联合调查小组对南德集团的审查结论尚没有出来。

牟其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他清楚地知道，有人举报他转移国有资产，偷漏税，诈骗国家钱财，还有政治野心，里通外国等等。他否认所有这些指责。

“十五大”闭幕后，牟其中曾经向有关部门写了一份材料，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十五大”报告是不是明确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地位？因为，所有制问题是一个非常尖锐的政治矛盾。第二，中国是从农业社会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许多陈旧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第三，对于南德，社会上的争议声音很大，社会容不容许南德的存在和发展？

在牟其中看来，在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人们对南德不可能没有争议。但环境毕竟比“文革”宽松多、健康多了，他虽然被指责被攻击到近于漆黑的程度，毕竟还没有失去自由，就说明了中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开放程度。他相信关于南德罪与非罪、守法与非法、是和非的各种质疑，很快就会有结论。

此时的牟其中显然比1992年多了些沉稳，那时的牟其中在完成了震惊国内外的飞机贸易后，曾经有点飘飘然。1996年后的牟其中开始反思自己，考虑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不能做。

谨慎，成为一向张扬的牟其中此时做事的重要原则。

潭柘寺“最后的晚餐”

1998年11月7日，周六。

北京门头沟区的潭柘寺。牟其中常常和他的企业骨干周末来这里喝茶，这既是让大家放松的一种方式，也是他与下属沟通的一个途径。

此时已进深秋，潭柘寺显得越发清幽与庄重。山风吹拂时微微有了凉意。外表豪放的牟其中，其实也有情感细腻的一面。他没有心情欣赏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山区景色，他的眼里倒是感受了萧索与凋零。喜爱古诗词的牟其中不禁随口吟诵着辛弃疾的名句：“落叶西风时候，人共青山都瘦。”

南德集团已经一年多没有正常发工资了。牟其中在这里与部下们讨论的却是一个与南德当前的生存状况极不相称的大问题，他把话题引向更广阔的时间与空间，好象他不是正处在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境地。

“一百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如果用一个事实来概括，那就是一部‘劳动造资本的反’的历史。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历史的重演？那就是通过资本与劳动的有机结合而产生的‘平稳分蘖’，让复杂劳动者通过合理的分配而得到自己的‘恒产’，从而安居乐业。” 牟其中讲话铿锵有力。丝毫看不出他正身处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之中。

牟其中说的是他的一个关于企业管理模式的理论，他把这个模式叫做“平稳分蘖”。他认为，一个企业在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中，才可以得到稳定与发展，减少“跳槽”带来的分裂；社会也将因为企业的稳定和分配相对合理而减少动荡。

在场的员工大部分人多少有些无奈，在衣食无着的威胁下讨论这个层面的问题，有点画饼充饥的讽刺意味。但是他们还是被他们的总裁的雄才大略与口若悬河所感染。他们总是被他牵引、被他鼓动，一步步地走过成功与挫折，他们不愿意接受失败与毁灭的前途。

夏宗伟也在场。她正在翻看一本《时尚》杂志，封面上有一个时髦的金发女郎，那样的健康、开朗、无忧无虑。夏宗伟在这种场所是很少发言的，人们已经习惯了她的沉默。其实她的内心也不平静。只有她最清楚集团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她甚至不敢想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为了支撑南德残局，夏宗伟不仅掏空了积蓄，还欠下了债务。

即使在这个时候，牟其中仍旧坚持说，１９９６年以前， 南德的净资产是２０亿元人民币左右。１９９６年，南德正在进行中的各个项目都是重大而有巨大回报的，预期收入是人民币１０４亿元左右。

这次潭柘寺的会晤是南德集团的部分核心人员最后一次聚会，也象是牟其中和他的集团的成员提前进行的告别仪式。有的在场的人回忆起那时的情景，仿佛感受到达·芬奇的油画《最后的晚餐》中的那种悲怆。

就是在这次周末聚会前，南德集团刚向中央政法委上书，报告了正在进行的项目与收入的预期。他希望向中央说明南德正在进行着非常重要的开发，不是“首骗”，不是“资不抵债”。

南德理事会在写给中央的材料中称，在南德接受审查期间，有的人甚至有的地方政府的某些部门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例如南德的航向1号、2号卫星在成功地发射并顺利出租之后，被一个地方政府强行威胁，退还投资。仅此一项，“损失（就达）３０１４万美元。”

南德集团在1998年曾经作了一个“损失一览表”，并于１998年１０月３１日晚间向媒体散发，并指出：“由于《万言书》将南德集团牟其中列为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以及《大陆首骗牟其中》等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导致我集团多项正常业务中断，据1998年8月集团不完全统计，损失总计达124.09亿元人民币（未计算股权降价处理损失），损失巨大。”

惊弓之鸟

在税务等多个部门联合审查南德集团的同时，南德集团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向有关机构“告密”的员工。

牟其中不止一次向几名知心朋友称：“南德内部有便衣，甚至有国家安全部门的卧底”。到底有没有“便衣”和“卧底”，我们暂且不论。但一个确凿的事实是，包括牟其中在内的南德集团几名高层管理人员的一举一动，有关部门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南德集团一位高层负责人向笔者透露，1998年5月4日武汉警方突然出现在他的家里，要求他协助调查南德集团和牟其中，警方将他保管的有关项目的文件资料全部带走了。警方后来又去他家里找了好几次，并要求他将牟其中的异常举动“随时报告”。

深受牟其中信任并委以重任的这位负责人被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对于警方的要求，他不能不执行，但出于对牟其中的尊重，他又不愿这样做。他认为，这是要他充当“内线”的角色，而他认为他不应该充当这样的角色。对于自己遇到的麻烦，他又无法能向牟其中说明。

于是，1998年6月，他以陪女儿读书的名义，向牟其中请了一个长假去了美国，一直到2000年下半年才返回中国。他出国后，他负责的那个重要项目就再没有人去推动了。

这位南德旧部告诉我们：“南德有很多人都接受了警方的调查，相信一定有一部分人成为了警方的‘内线’。”

整个南德集团的空气变得压抑与紧张。中层以上干部人人自危，惟恐一不小心自己也被牵扯进去。一些自认为曾经与牟其中“走得比较近”、深得牟其中信任的中层干部，悄悄写信给牟其中，提出希望暂时回避的要求，还请 “牟总看完后就撕掉”，以免给人留下把柄。

南德员工内部分裂了。在来自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南德如茫茫大海中的一页小舟，在风雨飘摇中，只能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上天。

南德集团原总会计师郑平川在1999年6月8日写道：

根据经验和对比，我认为，南德集团是目前国内最透明、最遵守法纪的企业之一。如果按照国家审查南德的力度、标准去审查中国的每一个大中型企业，我敢百分百肯定的说：没有哪一家企业能有南德这么干净、廉洁、见得了阳光。我本人过去也在国有大型企业财务处工作过，我很清楚他们的内幕。

南德现在的确是巨额负债，但是从九二年飞机易货贸易赢利达1.6亿元人民币（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南德专案组1998年审查结论），到目前净负债3个亿，这么大的损失是怎么造成的呢？查了几年，南德既没有将资产转移到国外，又没有挥霍浪费掉，那么哪儿去了呢？只能是被人（内部、外部的人）骗了去、被人抢了去，被人当唐僧肉吃了去，或者被……，又要北极科考了，上次南德掏的300万是怎么白扔的呢？

郑平川在一篇名为《私营企业的归宿》的文章中认为，从巨人、三株到南德的衰落，虽然各自内部多有一些重大失误，但是“外部环境的恶劣、打压也是难辞其咎”。他认为：

中国目前的环境里，无论是法律、体制还是社会、思想方面，由于种种条件的制约、限制以及各种传统思想（重农工抑商贾）、平均主义、“仇富”心态的束缚和攻击，单个私营企业根本不可能会有长久的巨大发展的前途。只要私营企业一大，大到了一定程度，那就肯定要出事。这就象在金鱼缸里养鲨鱼苗一样，最终的结果不是鱼死就是缸破，但几乎全是鱼死缸不破，因为鱼缸太硬！太硬！从巨人、三株到南德的衰落，虽然各自内部都有一些失误，但是外部环境的恶劣、打压也是难辞其咎的。在市场、融资、行业准入、人才、法制保护等诸多方面，私营企业均无法与国有企业相提并论，就象是庶出的孩子似的，生下来就爹不疼娘不养。例如一个国有企业的职工如果是公款差了几百元钱，他自己就会乖乖的补上，否则自有公安、保卫、审计等一系列机关部门要主动去找他的麻烦；但一个私营企业的部门经理私自挪走了企业哪怕是上千万的资金，也还是无人去管，告到哪里都没用，还说是经济纠纷，让自己去协商解决。

由于社会各方面对私营企业的歧视、不公正、缺乏保障，私营企业在痛苦艰辛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但缺乏科学管理的运行机制，无论是家族统治还是一言堂独裁或者走钢丝、打擦边球，都有它形成的特定的历史原因，对此决不能简单对比，一概否定。“龙从龙道，蛇走蛇道”，只要它不违法乱纪，怎么做生意、赚钱都没有错，对国家、社会都有不小的贡献。

如果说郑平川还能用文字表达出南德集团相当一部分职工看法的话，那么更多的南德职工只能怀着痛苦、惋惜、困惑离开了那个曾经让他们有过美好梦想的地方，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了。

第三章 南德衰落

总裁被捕，总部被查封，南德集团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职工们发现他们成了被遗弃的孤儿。没有人来告诉他们出了什么事，也没有什么部门对南德的善后做出安排。虽然南德集团下面也有在天津市开发区注册的企业，但是总部和大部分人员与业务都在北京市。企业没有婆婆当然少了许多约束与负担，但是也就少了许多关怀与照应。就象是没有妈的孩子，在外面和别人打架受了伤，连个哭诉的人都没有。南德职工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工作，企业欠他们一年多的工资，现在不知道该向谁去要。公安人员完成了他们抓捕的任务，可是企业今后怎么办，却没有人来回答。

中国有句古语：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南德的员工现在体验了这种被焦灼的“池鱼”的滋味。

员工被扫地出门

员工心里不服气：他们个人并没有过错，有权利要求属于他们的合法利益；企业也是合法的法人机构，必须按法定程序处理问题，不应该被公安部门草率地冲垮和抛弃。

一些南德中层领导自发组织起来，先后走访了国家工商、劳动、信访及全国工商联等部门，呼吁依法解决南德的遗留问题。

1999年3月8日，部分南德集团职工以“南德员工”的名义，向有关部门甚至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希望能保证南德集团的正常运作，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但是“南德员工”的上访与上书，没有得到任何部门的回复。

此刻南德已经没有真正的核心人物，牟其中在看守所“任命”的“五人小组”实际上是个松散的、缺乏权威的临时机构，“五人小组”根本没有什么办法，也没有什么关系渠道，很难有什么作为。

而一些与南德有债务纠纷的单位此时却闻风而动，趁南德发生危机并且无助的情况，纷纷通过司法途径到南德执行其权益。

河北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曾经开庭审理了南德集团与某公司的一起债务纠纷。1998年，河北省高院对廊坊市中法的判决对这个公司的起诉作出“证据不足，驳回重审”的裁定。河北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来定于1999年进行二审，正在此时发生了南德巨变，牟其中被武汉警方逮捕。南德群龙无首，既没有人也没有钱去应对这场官司。开庭时南德竟然没有人出席，那时社会气氛也不利于南德，天平的倾斜是自然而然的了。在南德集团缺席和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廊坊市中法判处南德集团败诉。

判决下达后，南德集团员工一方面提出异议，一方面向法院通报南德的情况，呼吁依据“先刑事后民事”的法律规定，暂缓查封南德的房产，待法院审理有结果后再行处置。同样的呼吁，他们也呈报了国家信访局、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全国人大等，但都如同石沉大海。

法院对“判决”的执行则毫不迟疑，行动非常迅速。

自1999年5月13日起，廊坊市安次区法院强制查封南德部分房产，一周里查封了9户。对于有些抵制查封的职工采取了破门入户的坚决措施。宿舍楼外的空地上乱七八糟地堆满了家具、家用电器、行李和各种生活用品，周围有很多围观群众看热闹。眼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小家室顷刻间被毁，赖以存身的空间不复存在，许多职工痛不欲生。一名职工代表流着眼泪对记者说：南德职工入住是与集团签了住房协议、交纳了押金的，退出房屋理应通过南德集团办理有关手续，不能这样把我们哄赶出门。他们据理呼吁：南德集团是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合法企业，南德集团职工享有法律赋予每个普通劳动者的一切权利，应该受到国家劳动法的保护。

对于员工们的要求，前来执法的人员称：“我们只是奉命执法，你们有意见可以去告，告到哪里都行！”

南德的留守人员对廊坊市安次区法院前去执行的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持有异议，他们本可以利用法律手段来讨回公道。但由于武汉警方查封了南德绝大部分档案资料，甚至连企业的公章也给拿走，他们无法搜集任何证据来为自己辩护，因此难以启动法律程序。时间一天天拖下去，一切似乎都是既成事实了。

几天后员工们又得到消息：南德的另一“债主“——无锡生产资料公司也将于6月10日前来查封南德在门头沟的另一栋宿舍楼，那里的五六十户职工家庭也面临被扫地出门的命运。几十名南德员工集体到门头沟区政府上访，但也没有结果。

5月29日，南德员工联合签名，以《南德善后谁来管？——关于要求暂停查封南德集团职工宿舍楼，保障普通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呼吁》为题，写信给全国人大委员长。

一切努力都是白费。

多年后，这些员工对作者说起当年的情景，对于被扫地出门的那一幕惨象至今仍记忆犹新，终生也不会忘记。

陷入混乱

牟其中、夏宗伟被关押后，南德集团群龙无首。而这时的南德又急需资金维持运转和应对诉讼。

1999年4月16日，牟其中在湖北武汉第二看守所写了一个委托书，委托南德集团的赵及胜、金少强、刘建和、郑平川等代表他去解决与某电影制片厂的投资问题。

4月28日，牟其中又写了一份《授权委托书》，委托南德集团保卫科科长金少强为“南德集团的管理者代表”，财务人事按南德集团财务管理制度执行，由总会计师郑平川负责。牟其中同时委托金少强一人按照上述委托，负责回收南德集团在某电影制片厂的投资。

当南德集团受到来自外界各方压力，集团内部部分人员之间也发生了种种矛盾。有人趁南德混乱之机大发 “危难财”。

牟其中身陷囹圄数月期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一个南德员工能去狱中看望。他的心情自然焦躁与苦闷，这时，一位老朋友不知打通了什么关系，获准前来狱中探望，表示将为南德出力，并设法营救牟其中。此时，牟其中也间接听说，“五人小组”主持工作期间，南德的财物“丢失了不少”。

几乎绝望的牟其中如溺水的人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立即写了一封委托书，由这位朋友取代金少强作为南德集团的“五人小组”负责人、一审的诉讼代理人，主持南德工作，其实那位所谓的朋友并不是南德员工。

2000年5月30日，湖北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牟其中被判处无期徒刑，夏宗伟“免于刑事处罚”。夏宗伟获准取保候审，总算得以出狱。夏宗伟对这种判决一直不满，作为秘书的她，根本没有参与信用证案件的可能。看似“宽大”的判决事实上也是判定她有罪了的。但是毕竟她可以离开那个使她感到万分屈辱的看守所，获得自由了。

6月19日早上9点多，武汉警方结案，归还南德集团的有关档案材料。当天刚好是牟其中的生日，那时在北京的夏宗伟正去武汉看望牟其中。按规定，南德集团北京总部必须有人代表南德负责签收公章、执照、档案资料。经过紧急请示联系，20分钟后，牟其中在看管干警和领导的监督下，通过看管单位值班电话的免提电话，向在北京南德集团总部现场的负责归还南德档案材料的武汉警方的负责人郭某某亲口指定，由总会计师郑平川负责签收。按照法律规定，在那一天，也就是刑事终审判决生效之前的2000年6月19日，牟其中这个南德集团的法定代表人，还是有法律委托权利的，他的委托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和公正办案机关人员的合法尊重。令人感到蹊跷的是最终签收人竟是刘××、马××，而非指定的郑平川。

夏宗伟事后得知，曾专门去武汉警方了解该事，指出刘×ד不是南德职工，马××也不是牟总指定的签收人”。

直到今天，南德理事会仍旧坚持认为，武汉警方并没有按规定将南德的档案等资料向他们移交归还。

后来，那位“老朋友”显然也失去了牟其中的信任。于是，在二审时，牟其中又将南德集团的诉讼代理人换成了郑平川。

狱中任命理事会

狱中的牟其中显然发觉公司财产依旧被一些人在以多种方式吞噬着。他试图利用南德尚没有应交纳的罚金为理由，通过武汉中院的干预来保全公司财产。据牟其中称，此时南德集团还有上亿元的应收款。谁控制了南德的财务档案资料与公章、营业执照，谁就可能代表南德处置这些资产。

2000年6月，牟其中书面决定撤消此前他任命的“五人小组”，任命由汪明泉（原南德满洲里公司总经理）、刘建和（原南德办公厅主任）、郑平川（原南德总会计师）、夏宗伟（原南德总裁办主任）、牟枫（原南德纽约公司总经理）5人组成的南德集团理事会，主持南德集团的全面债权债务工作的清理。牟其中在信中让5人自己选举理事长，进行工作分工，在理事长选举出之前，暂时由郑平川负责召集并与武汉中院联系。

牟其中在致武汉中院的委托函中说明了他的意图：

我作出这样的安排，也是为了贵院的500万罚金负责（注：武汉中院2000年5月对牟其中的刑事判决中，附带对南德集团作出罚金500万元的处罚），因为我已发现有的人，既不是南德职工也缺乏正派作风，希望发‘国难财’。他们对你们胡说八道，利用你们不了解过去的情况，希望达到个人混水摸鱼的目的。据说，自从1999年元月以来，他们已偷窃了南德大楼内至少200万元以上的财物。如果依靠他们去清理债权债务，由于他们对具体情况一无所知，一分钱也无法收回，贵院的罚金自然落空。

这时，牟其中正在所关押的看守所的医院里治病。

牟其中到监狱开始服刑后，在2000年9月上旬的一天，有两个自称关心南德的李某，打着北京监狱协会的关系进入洪山监狱，他们说来看望牟其中，来人之中的一个给困难中的牟带去了3000元生活费，提出愿意帮牟其中料理南德集团办公大楼所余租期的变现利用，声称收回的资金可以维持下一步的诉讼费用和保证牟在监狱中的生活医疗费用。牟其中深受感动，应他的要求，书面委托他在南德理事会（当时已成立南德理事会，并已通过律师将法律文件呈报法院备了案）的领导下处理南德大楼，变卖南德可以变卖的资产，用以筹集诉讼费用及牟的生活费。同时，还请他给夏宗伟带去一封亲笔信。

夏宗伟后来称，此人回到北京后并没有及时与她联系，也没有把牟其中的那封亲笔信给她，她后来去监狱探望牟其中得知有那封信后，才找到那人要回了那封信。

牟其中被判刑后，南德总部被法院搜查封存，加上内贼外盗洗劫一空，已经是破败不堪了。因所在位置较好，曾经有几家企业找夏宗伟，想租用南德总部的办公楼。但夏宗伟手里没有南德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房屋租赁合同等资料，虽然有法定代表人牟其中亲笔写就的给工商管理部门的法人变更委托书，她无法去工商登记部门依法办理法人变更的一切手续，就更别谈什么合法操作转租南德办公大楼了。

这时，有两个南德员工自己和李某成立起了所谓的“南德清算小组”，负责处理南德资产。据夏宗伟称，在事隔一年多以后，她见到的该小组成立文件的两份复印件上盖的是武汉中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的章，小组成员没有一个是南德理事会的成员。这两份文件的落款时间分别是2000年11月7日和2000年12月7日，内容基本相同。

据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没有对外发文的权利，也就是说，这两份文件是根本没有法律效力的。据夏宗伟讲，在南德出事牟其中被抓之前，这位李某和南德还没有任何的交道，李某当时只是在汽车五团21号大院旁边开了一家小餐馆。

2000年8月20日，在刑事终审公开判决之后，牟其中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被正式依法剥夺。夏宗伟带着牟其中的委托书，到北京南德总部找到李某人要求拿回南德的营业执照、公章等资料，以便去天津工商局依法进行南德集团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手续。据夏宗伟称，李某只字不提归还营业执照、公章等档案资料的事。

夏宗伟转而继续向武汉警方讨要南德档案资料，武汉警方某负责人称可以协助她，却提出要由南德集团支付出差费用。此时的南德根本没有能力承担，于是此事不了了之。

重访南德总部

“牟其中被捕后，南德办公大楼一直被外人占领，散失于国内外的20余亿净资产无法收回，债权、债务无法清理，影响了约4亿元左右人民币的南德债权人的利益，致使当事人受到株连。因为经费问题，我们请不起律师，甚至缺乏起码的办公费用和生活费用。”南德理事会在一封申诉信中这样叙述。

南德集团北京总部租用的是位于永定路21号的总后汽车五团大院一栋丁字型的楼房产，前面3层后面5层。牟其中本来是想把这些楼宇买下来的，费用总共是1000多万，因属于军队资产，产权不能买卖，就改为了租用，租期从1991年6月到2006年5月底，共15年。

在支付了首笔租金后，牟其中亲自安排、指导大楼的装修，据说仅装修费就花了600多万。在1992年时，这样的装修可以说是高档次的了。在京城并不起眼的这个大楼，正面墙壁上构造了一个大大的V字，这正符合了牟其中的个性，他渴望胜利与成功。或许当初正是因为有这点象征意义，才促使牟其中下决心租下了这栋在当时价格并不低廉的没有产权的办公楼。

1991年6月30日，南德总部正式移居这栋大楼。

南德集团正是在这里走向顶峰，也是在这里走向没落乃至消亡。

2004年6月末的一天，作者来到永定路21号的这个南德总部“旧址”，这里已经完全看不到当年的风貌了。现在这里被改成了“小肥羊火锅城”。当年壮观的V字以及南德集团的所有痕迹已荡然无存。如果不是熟人介绍，人们很难将这个红火的火锅城与曾经红极一时的南德集团联系起来了。曾经耸立着牟其中亲笔题词“为搞活大中型企业服务，振兴社会主义经济”牌匾的地方，如今已成为火锅城的接待台，几位漂亮的服务小姐站在接待台内满面笑容地迎接着宾客。我们沿着楼梯一层层巡视着，看着满堂吃得红光满面的客人，嗅着随火锅热气散发出来的香味，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另外一番景象。

酒店大门前，五彩缤纷的灯光映照出这里的生意兴隆。几只误入歧途的飞鸟在楼前盘旋，又惶惶然地飞走了。面对此情此景，回想这里曾经发生的事、活动的人，油然而生沧海桑田的无限感慨，不约而同地吟诵起那两句古人的诗句：“旧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现在是南德集团理事会代表的夏宗伟不无抱怨地说：“前期南德已经支付了大部分租金，和房产方达成的协议规定，自1998年以后，每年只需付三四十万元的租金。大楼的租约还没有到期，现在房屋使用权还应该是南德的。老牟被捕后，南德集团已经无法运营，这个楼已经空了好几年了。不知怎么搞的，就被外人重新出租了，变成了这个酒楼。什么人办的，什么样的条件，我们全不知道。我们手上没有资料、公章，连交涉也没人理。我们只能眼看着人家赚钱。这个酒楼很赚钱，却没有我们南德的份。”

由于牟其中被关押17个月后才判决，远远超过了企业的年检期限，南德理事会的成员又没有任何公章与执照可以去办手续，导致南德集团因无法年检而被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商部门依法吊销了营业执照。

至此，曾经红极一时、闻名中外的南德经济集团实际上消失了。

第四章 判 决 前 后

法庭的判决是法律显示自己明智、公正与力量的关键步骤与重要手段。

等待判决是漫长的心理与意志的熬炼。牟其中度日如年。

他问自己：我一次又一次地困于铁窗，难道我真的命中注定与监狱有不解之缘么？

“为什么上天每次都要把我置于绝境，然后又把我推上高峰。每推高一次之前，都必须把我向下深深的丢下一次。这次将我抛入绝境，又是为了将我推向一个什么样的高峰呢？”牟其中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没有人能够回答他的问题。

一再延期的开庭

1999年1月7日牟其中在北京被捕，当晚押送南下，第二天到武汉，被关押在武汉第二看守所。和他一起押送来的夏宗伟，关在专押女犯罪嫌疑人的第一看守所。牟其中还能够适应这里的条件，毕竟他是吃过大苦的，平日生活也很简朴。他深知必须保持身体健康，以备有朝一日能够东山再起。但是这次突然被羁押，对他精神上的打击确实不小。据说，他在一夜之间头发变白了，体重也减轻了不少。不过他不久就稳定了情绪。他安排了身体锻炼的办法，每天准时吃治疗高血压的药。鉴于牟其中年岁已高，身体不好，看守所照顾他吃干部食堂，并安排同监舍的人给他洗衣服。牟其中却坚持 “不搞特殊”。直到1999年10月后，他才开始吃干部食堂。

当时有报纸报道说，“牟其中每天早上起床后要洗凉水澡。他还自编了一套操，锻炼身体。他喜欢看余秋雨、金庸的书，还看一些哲学方面的书。他在看守所中每天都写材料。”

我们还看到一些关于牟其中狱中情况的报道，很多是带有猜测的成分。

夏宗伟后来谈到了在看守所的一年多的情况。刚进去时她十分慌乱、恐惧，根本失去了任何判断能力。她拒绝换“号衣”，好几天里不怎么吃东西，不住地哭。看守所的警官对她做工作，才使她慢慢稳定了下来。她说最痛苦的是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法，最难熬的是没有人告诉她下一步会怎么样，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她相信自己没有任何问题，但没法判断牟其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问题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她那时什么也做不了，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她感叹地说：“到那时我才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度日如年’。”

牟其中倒是闲不着。集团的事他要尽力作出安排，公安、检察院、法院关于案件的事情有时也常常找他。许多人出于好奇也设法接近他，想套点新闻。也有过去的熟人或不认识的人前来探视。在看守所的在押人员中，不少人愿意和他交流。他不断得到各种消息。他还不停地写材料，写申诉信。现在已经很难准确地计算在这段时间他到底写了多少文字，估计至少也有几十万字了吧。

他的诉讼需要请辩护人，集团总部留守人员为他请过北京的著名事务所的律师，可是这时的南德已经无力支付费用。外地也有的律师表示愿意免费为他辩护。最后还是由公安局为他安排了律师。在当时情况下，牟其中完全不了解详细案情，更无法得到任何为自己辩护的资料。他失去了保护自己的手段。

1999年10月6日，牟其中一大早起来写信。他从一些渠道得到消息，自己可能要被判处无期徒刑。

直到此时，牟其中仍旧沉浸在幻想之中。他似乎不知道面对的是怎样的审判。他居然要求法院在开庭时“组织国内外新闻界旁听，最好是（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最少也应该有录像录音……”法庭没有理睬他的这些要求。

南德案件的审理显然遇到了许多困难，开庭日期一再向后推迟。直到牟其中被捕后近10个月的1999 年 10月 1 2日，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正式以涉嫌“信用证诈骗罪”起诉南德集团，被告方也从民事纠纷中的三家变成了一家。11月1日，“南德集团暨牟其中等信用证诈骗案”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大审判庭公开开庭。

这是牟其中生平第三次站到被告席上。

他第一次成为“罪犯”是在1975年，那年34岁的他还是四川（现已改属重庆市）万县市（现为万州）玻璃厂的一个炉前工。从对文化大革命幻灭中转向对历史与现实思考的他，和几个年轻人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们认为中国的前途就在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方式，建立起商品生产的经济体系。”在那个年代敢于提出“ 商品生产的经济体系”的概念等于是公开宣扬资本主义，因此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反革命组织”。他作为主犯，和另一个首犯张正富被判死刑。那次牢狱之灾直到1979年的最后一天才因为中央的干预而得到解除。

他的第二次入狱是在1983 年。第一次出狱后几天后他便提出辞职，建立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大陆第一家私营股份制企业”-——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服务部按照牟其中所理解的市场经济的经营方式进行的操作，很快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发生矛盾。有关部门追查了两年，最后由市公安局以“投机倒把、偷税漏税”为由予以取缔，并且关押了60%职工（11人）。在狱中，牟其中用从其他犯人处积攒来的香烟盒写下了万言论文《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说和我们的历史使命》，还写下长达17页的《入党申请书》。

这次案件通过新华社记者写的“内参”引起中央的关注，1984年8月27日得以又一次平反出狱。

匆忙的开庭审理

15年后，他又面对新的审判。

当天，武汉大雨倾盆。

“看报，看报，看报，中国首骗牟其中在汉受审！看报，看报，特大新闻！”报贩子提高了嗓门在繁华闹市中传播着这一消息。大雨未能阻挡人们的关注热情，当天的报纸销量猛增，牟其中受审成了当时的最大的热点新闻。

200多家媒体的300多名中外记者早早地云集法院外。开庭时旁听席的走道上也坐满了人。当地报纸评论称，这是继三峡截流、1998抗洪以后，国内外媒体记者在武汉的第三次大集结。法院“为维护正常的审判秩序”，庭审过程不允许录象、录音、记录，但个别记者仍我行我素，因此，庭审中不断有记者被法警驱逐出会场的情形。

坐在旁听席上的还有5个引人注目的“听众”： 1987年曾与牟其中共过事的刘井岗，南德集团总会计师郑平川，南德集团事务部部长、牟其中的堂弟牟其英，南德集团《南德视界》编辑马胡声，多年前曾与牟其中一起做过生意的陈舒国。他们现在是“南德经济集团管理领导5人小组” 成员，率领原南德集团的20多名员工专赴武汉旁听审判的，他们对这次审判持乐观态度，开庭前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记者说：“我们是来迎接牟总无罪释放的。”

那本曾经风靡大江南北的“非法出版物”——《大陆首骗牟其中》的作者、曾经是南德集团的员工、有南德集团“第一掘墓人”之称的法学硕士吴戈今天也坐在了旁听席上，他说：“造势大师牟其中终于走到了尽头，我今天来是要亲眼看看牟其中的‘葬礼’。”

在众多记者摄影机镜头的追逐下，身著浅灰色休闲毛料西服的牟其中被再次戴上手铐押上警车。这身衣服还是牟其中被捕当天穿的。在场的人大都注意到，或许是因为情绪过于激动，牟其中脸色潮红、满脸倦容，好象一下子苍老了很多，但牟其中还是强作欢颜，尽量保持着镇定。

从1999年1月8日在武汉火车站下车到此时，夏宗伟已经有296天没有见到牟其中了。他们在候审室彼此递交了眼神，他还对她说了一句话，似乎是在劝慰她。她看见他头发花白了许多，脸上也是灰蒙蒙的，没有什么光泽和血色，显得有些憔悴。她第一次觉得他老了。她想这么些日子他是怎么过的？他能够按时吃药吗？

与牟其中同庭受审的有姚红、夏宗伟、牟波、牟臣等其他4名南德员工。

在5名被告人中，牟其中走在最前面。经过短暂的调整，他已经打起精神，脸色白里透着红光，稀疏的花白头发捋得整整齐齐。从走进法庭的那一刻起，他的脸上就堆着笑，直至站上被告席。

公诉人开始宣读起诉书。牟其中顾不上看公诉人一眼，只是赶忙埋头翻阅手上的一厚叠材料。公诉人开始提问，当多次提出一些最基本的操作问题时，牟其中忍耐不住，怒气冲冲地说：“看来你不懂商业运作。你问的是外行问题！”

公诉人提高了嗓门，反问牟其中：“那你说什么叫融资？”

“融资嘛，比如说今天中午我没饭吃，我向你借钱……”

“牟其中！现在不是你过去风光的时候了，你是在接受审判！”审判长喝道，牟其中只得把剩余半截话咽下去了。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995年7月，被告人牟其中虚构进口货物的事实，以天津开发区南德经济集团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湖北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签订总金额1.5亿美元的外贸代理进口货物协议。同时，牟其中委托何君作为南德经济集团的代理，编造外贸进口合同，通过湖北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为本集团从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对外开立180天远期信用证；牟其中授权被告人姚红、牟臣配合何君进行诈骗，并指使职员牟波联系交通银行贵阳分行为其提供具有担保内容的‘见证意见书’，作为开证的担保文件。被告人夏宗炜根据牟其中的指示，在信用证诈骗活动中负责承办有关请示、批复，并在姚红、牟臣等人制作的文件上多次加盖被告人牟其中的签名章。

起诉书说：

从1995年8月至1996年7月，天津开发区南德经济集团通过湖北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在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共开出180天远期信用证33份，开证总金额80137530美元，实际承兑信用证31份，承兑总金额 75074004。10美元。南德经济集团从中支取21978096。58美元和4158121。19元人民币，用于返还债务及集团业务；余款用于循环开立信用证、支付利息及手续费，造成实际损失35499478。12美元。

据此，公诉人认为，南德经济集团和被告人“严重侵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采取虚构进口货物的事实，骗开信用证，非法获取资金，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5条第3项和第200条的规定，构成信用证诈骗罪。”

……

法庭上，牟其中始终一口否认公诉人对自己的指控。在做了最后陈述后，牟其中高声呼喊：“希望法庭依法办事，不要受错误路线的干扰！”

今天与牟其中一起站在被告席上的姚红、牟臣、牟波和夏宗伟等4人各自表情不同。

夏宗伟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问题。她刚开始讲了两句，法官就打断说，与本案无关不用讲了。她不清楚，明明自己所要讲的就是起诉书中指控自己的所谓协议上的签名章是如何由自己盖上去的细节问题，为什么是与本案无关呢？

几年后她回忆起当时的那一幕说，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当时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场面，那么大的阵势。

其他三人则承认自己犯有罪行，但是要求从轻处理。

庭审进行了一天，傍晚6时许结束，没有当场宣判。

庭审完毕，牟其中脸上已没有一丝笑容，双手低垂，跟在其余4名被告人的后面，走出了法庭……

对于这场期待已久的审判，南德集团显然有他们的意见。他们认为太仓促，没有给当事人事先充分了解情况并做准备，也没有给被告充分辩护的机会。南德理事会在随后的上访材料中说： “一场涉案金额达3600万美元，出庭法官、公诉人、被告和辩护律师达20余人的公开审判，仅程序性的询问姓名、年龄等已花去了不少时间，每个律师的发言仅几分钟，真是匪夷所思！……匆匆开庭、匆匆审理，引起海内外媒体的一片质疑，认为牟其中信用证诈骗案属于先判后审。”

第二天，武汉当地及国内外各大报刊、电视、电台均刊发了相关报道。著名律师田文昌公开著文，对庭审中的重要事实提出了质疑。但从第三天开始，所有的报道都嘎然而止。

法庭审判长刘望林在开庭当天对媒体称，一周后宣判。但一直到2000年1月29日，判决还没有下来。这时，距离旧历春节没有多少天了。

“空前伟大的胜利！”

1月28日夜里一场罕见的鹅毛大雪提醒牟其中，一年一度的春节即将来临。

虽然，铁窗外还是雪封冰冻的三楚大地，但身处武汉第二看守所的牟其中的心中已经荡漾起了阵阵涟漪。

“我听见春天的脚步声了！”牟其中喃喃的说。

他从律师口中知道，庭审后的第二天，包括新华社、中国工商时报、北京青年报等在内的10多家中央媒体都进行了报道。一些报道对该案件中几个指证南德进行信用证诈骗的关键证据提出了质疑。一些通讯社和报刊，还就牟案发了《内参》。一些相识不相识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对牟其中表达了同情，有的还慷慨解囊。

总是富于想象的牟其中认为“这真是空前伟大的胜利！”

他马上铺开稿纸，奋笔疾书：

我之所以称之为伟大的胜利，这并不是仅仅事关南德的利益，我个人的安危，而是我从这里看到了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的力量正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国度里茁壮成长；看到了勇敢的新闻监督正在发挥作用；看到了我国的司法监督部门和纪律检察机关正在与司法腐败进行着殊死搏斗。而这一切，正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的伟大民族复兴大业，必然取得成功的不可缺少的保证。

牟其中一直自认为是一个“伟大中华民族复兴工程的参与者”，他把自己的被捕说成是与“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顽固分子”斗争的结果，因此，在他看来，这场“斗争”可以称得上“伟大”。

对于牟其中来说，面对枯燥乏味的狱中生活，最好的精神慰藉是对自己辉煌昨天的回忆和对明天的憧憬。每到这个时候，他就精神焕发、豪情万丈。但是，当他逐渐冷静下来，又回到身在狱中将近一年，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的现实中后，一股苦涩的滋味便涌上了牟其中的心头。

距离牟其中被关押的武汉市第二看守所不远处，就是古人诗中所写的“芳草萋萋鹦鹉洲”的所在，再远处就是“白云悠悠”的黄鹤楼了。然而，鹦鹉洲早已不复存在，黄鹤楼也几经毁坏和修复。万里长江依旧日夜流淌，却也早已不是当年的长江了。

想起先贤圣哲 “逝者如斯夫”的感叹，再想到自己的大好光阴就这样在高墙内蹉跎，牟其中不禁一阵伤感：世事难料，人生竟然如此多变！

牟其中不服判决

事实上，公开出庭前，牟其中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经过法庭上的虽然很不充分的质证、辩论，他总算逐渐弄清楚了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说，原来公司里有人背着他勾结合作对手的人，打着他的旗号，干了很多违法的勾当，却共同嫁祸于他！

“这是一起司法腐败包庇犯罪、移花接木、威胁陷害南德的假案！”牟其中在写给中央某位领导的信中称。牟其中根据庭审时得到的证据，写了《南德一案真相》以及一份“揭露司法腐败”的材料，通过有关渠道转交中央领导。

牟其中坚信会有人救他，象前两次遇大难一样，他一定会再次逢凶化吉。虽然心情阴晴不定，但牟其中对于南德的前途充满信心，自认为南德案件的胜诉把握很大。

2000年1月29日，牟其中兴致勃勃地对同监的人员说：“让我们在春天来临的日子里，在北京举杯庆祝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胜利吧！”

然而，事态并没有如牟其中预想的那样乐观。

2000 年 5 月 30 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南德集团及牟其中等人犯了信用证诈骗罪，对南德集团处以500万元罚金，并追缴赃款；

对法定代表人牟其中判处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对姚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对牟臣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对牟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对夏宗伟免予刑事处罚。

这个结果显然给牟其中以沉重的打击。

“我要上诉！”牟其中当庭就表明了自己不服判决的态度。

这个判决无疑于给“南德经济集团管理领导五人小组” 成员和南德集团的20多名员工当头泼了一盆冰水，他们“迎接牟总无罪释放”的的愿望落空了。

2000 年 5 月 31 日，中行湖北分行在《长江日报》上公开表示：作为在南德集团信用证诈骗案中损失人民币近3 亿元的“受害者”，中行湖北省分行不愿对审判结果发表评论。该行有关人士说，刑事审判与中行无关，湖北中行表示，等此案审结后，民事诉讼将依法进行下去。

2000 年 6 月 5 日，南德集团及牟其中、夏宗伟不服一审判决，均提出上诉。姚红、牟臣、牟波没有提出上诉。

同时，牟其中正式致函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了对社会负责，对法院的罚金负责，对南德的职工负责，决定授权成立南德集团理事会，主持南德集团全面的债权债务清理工作和开展有关诉讼工作。南德集团理事会由南德集团过去的领导层中仍自愿继续进行工作的同志组成，名单为：夏宗伟、汪明泉、刘建和、郑平川、牟枫。理事会推选夏宗伟担任常务理事。

正如前面我们所说，原来被认为柔弱女子、惟命是从的夏宗伟，这时不得不挑起了重担，命运把她推向浪尖。此时所有其他理事不可能全力为南德的事情工作了，他们要为自己的生存去寻找新的工作，要承担起维护家庭、养育子女的责任。夏宗伟成了牟其中身边唯一最亲近的人，她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地应当帮助牟其中，她不动声色地下定了决心，要让南德案件得到真相大白，让牟其中的冤案得到昭雪，同时也为了洗刷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从此走上了漫漫申诉之路。

2000年8月20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认定被告单位南德集团暨被告人牟其中等已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从而依法驳回南德集团、牟其中、夏宗伟的上诉，维持原判。

2000年9月1日，牟其中由武汉市第二看守所转到湖北省洪山监狱开始入监服刑。位于武昌的洪山监狱靠近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附近，是一所建筑与设施相对较好的监狱。据说这里关押的多是有一定级别和社会影响的服刑人员，从外表看去，这里整齐、清洁，如果不是门口和四周塔楼里有手持钢枪的站岗武警提醒你的所在，你很难把它与人们想象中的森严、灰暗的牢狱相提并论。监狱旁边甚至有一个度假村，只不过这个度假村不知何故成了烂尾楼工程，如今已经是一片荒废颓败了。

这一年牟其中正好6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