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当前社会矛盾与党内权力制衡

作者：辛　宇
当前，我以为有两个重大问题值得大家高度重视。一是正确认识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二是不失时机地进行党内“权力制衡”的试点。
一、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1、所谓社会的主要矛盾，通常是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因为，经济领域的矛盾经过日积月累的量变，从而质变为政治领域的矛盾。所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具有最大范围的普世性和普适性。表现于没有经常性剩余食物和有了经常性剩余食物，分别是氏族公社和奴隶制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但如何妥善处理（对这一经济问题集中反映的政治问题），才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2、所谓政治问题，通常是权力问题而非路线问题。人类社会发展史证明，经济问题的解决，通常依赖于科技；而政治问题的解决，通常依赖于权力。曾经一个时期，用神话路线来掩饰权力是可笑的。路线与权力相比，很难物化并更难固化，而权力则是路线之争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3、所谓权力问题，通常是民主问题而非教育问题。因为，民主不仅是权力的合法合理性来源，而且是生命力的来源（十六大报告关于“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论断，可谓一语破的）。民主既能对权力的产生进行积极的选择，又能对权力的运行进行有效的制约，还能对权力的变质进行积极的防御。民主与权力是先天关系，教育与权力是后天关系。权力不源于民主，必然先天不足。
4、所谓民主问题，通常是权利问题而非素质问题。因为，民主与素质是间接关系，与利益是直接关系。权力来自权利，权力才能真正代表权利；权力回归权利，权力才能真正属于权利。
5、所谓权利问题，通常是制度问题而非思想教育问题。因为，思想教育只能影响权利的行使，而不能保障权利的行使。只有通过制度对权利与义务关系进行合理的物化并固化，才能广泛、长期、稳定地保证绝大多数人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
6、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所出现过的任何时代，其“社会生产”都必然落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7、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不是有的学者所说的“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见《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16日杨鹏：“中国当今社会主要矛盾是公共品匮乏”）因为，任何时代的“公共品供给”，都必然慢于“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
8、中国历朝历代社会的主要矛盾，通常不在生产领域而在分配领域。一言以蔽之：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寡”带有必然性。历史上有为的统治者和有为的政党，往往能够通过改革制度环境，变“多寡”为“少寡”，变“大不均”为“小不均”。因此，表现于经济领域的生产资料占有不均和分配不均，需要政治领域的权力进行调节。如果政治权力无法在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进行有效调节，或者政治权力也严重不均，一个朝代也就结束了。
9、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比西欧早出现而晚灭亡，长了差不多一千年。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在经济上实施均田（除皇田外）。几乎历代统治者最初都是靠分田调动拥戴者的积极性而取得胜利，用防止土地兼并而站稳脚跟。二是在政治上实施均权（除皇权外）。首先，执行权与监察权分立，使监察权独立于执行权之外，从而能对中央及地方行政官吏进行较有效的权力制衡。在皇权以下，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三权分立的先河。其次，举荐或开科取士，打开了各个层次人士进入政权的通道，实现了较大范围的权力均沾。隋唐的科举，开创了西方文官制度的先河。
10、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既不是社会生产落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因为改革开放28年，是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也不简单地是公共品供给落后于公共品需求（目前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品种类远多于此前的任何一个时期）。因为上述两种“落后于”的所谓主要矛盾，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存在的，带有普遍性，而没有中国的特殊性。我以为，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已大体市场化了，而政治体制（特别是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却基本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因此，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不少地方和单位，越来越表现为权力的代表性滞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
二、形成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两大原因
136年前，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72天的经验教训，作出了一正一误两个对于后世极为重要的论断。但是，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用等级授职制来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这一正确的论断，至今也未能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推行；公社应当是“同时兼有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这一错误的论断，却导致“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沿袭至今。（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权力来源欠合法。在长期执政中，仍然长期坚持以实现领导意图的任命为主的等级授职，使广大群众越来越不相信苏共是其利益的忠实代表；二是权力结构欠合理。苏共长期坚持的“议行合一”领导体制，使党内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制衡，导致了特殊利益集团与人民群众的严重对立。
我以为，权力来源上的先天不足，权力结构上的后天不顺，既是苏东剧变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我们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两大原因。
立党为公，就要普选任官。在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用“等级授职制”（任命制）来代替“普选制”（选任制）还有其合理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合理性乃至合法性都遭遇到严重挑战。2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已经说明，我们对死的物都很难用计划进行优化配置，那么对于活生生的人才，我们能用计划性的任命制，实现其优化配置吗？为了减少计划性任命制的主观因素，这些年来，在干部选拔上，组织部门增加了不少客观量化指标。但是到最后我们才明白，这种重治标而轻治本的做法，其结果反而催生了两个怪胎──“年龄缩水”与“文凭注水”。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社会也像现代大企业那样，总会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尽管有时会发生错误，总能很快地纠正过来。村乡两级的普选式民主直选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点。
执政党要长期执政，作为执政党党员的“一把手”，就不能过度集权。应该说，“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是战争年代的产物，它在方便权力运行，提高权力运行效率的同时，也加大了权力运行的风险。长时间的照搬照抄苏联模式，不仅强化了党委的“议行合一”领导体制，并由此而形成党委书记大权独揽格局，衍生出拥有最后决定权的“一把手体制”。文革十年浩劫，之所以无法避免，追根溯源，其弊端不在个人素质，而正在于“一把手体制”。但是，“文革”结束快30年了，由于还缺乏对那场十年浩劫最深刻的认真反思，我们更多地只看到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所引发的问题，而忽视对严重缺乏权力相互制约的“党委‘议行合一’领导体制”及其“一把手体制”的深度剖析。时至今日，在不少地方和部门，邓小平同志27年前所指出的那四种状况，即“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的状况，尚无多大改变；“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的状况，也无大变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的状况，还在继续；“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的状况，还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不仅“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而且有些地方各级“一把手”的过度集权的状况，创了我党执政以来的历史新高。
绝对的权力，必然绝对地要出问题。集党内决策、执行、监督权于一身的“一把手”，其出问题的概率，必然远远大于其他领导干部。没有科学的分权，就必无有效的制衡。这既为理论所推导，更为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党政“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易发多发的实践所印证。民主永远与过度的集权成反比，与科学的分权成正比。
没有普选让广大党员充分体现选举者的意志，被选举者手中的权力，就很难向党员群众负责；“一把手体制”下的过度集权不能分解，一言堂、家长制的局面就难以解决。世界共运史早已反复证明，没有科学合理的党内权力结构，发展党内民主则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党内监督也难以做到及时有效，党员的主体地位既难以体现也无法坚持。改革开放这些年来，党内民主未能走在人民民主的前面，因此其示范和带动作用也很难体现出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广大地区“主人们”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与不少地方和单位“公仆们”权力代表性不够之间的差距，也就逐渐成为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三、如何解决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打天下者坐天下，是中国老百姓的共识。因此，毛泽东晚年犯大错误，老百姓可以接受；邓小平也犯某些错误，老百姓可以承受；此后的领导人即使犯小于他们的错误，老百姓却难以忍受。邓小平曾指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执政党的地位决定了避免犯大错误，避免出大问题，关键在党内；解决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关键同样在党内。我们党想在经济、文化、政治利益上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既是党的性质宗旨所规定，也为长期执政所要求。但是想代表的愿望不等于能代表的现实。十六大因此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密切干群关系，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努力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科学发展，胡锦涛总书记明确对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提出“为民、务实、清廉”的号召，并要求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近两年，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在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实践中，认识进一步深化。从“权力运行机制”可能有问题的感觉，到达成“权力结构”确实有毛病的共识。对这一共识的具体表述，已经由十六大时“建立健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上升到“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而从党内权力相互制约入手，既能有效地推动党内民主的发展，又能较好地解决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第一步：党委分权
我们不允许多党轮流执政，也不允许党内搞派别之争。因此，在不准分党、不准分派的给定前提下，要巩固长期执政的地位，党内权力相互制约势在必然。目前，“一把手”违法乱纪居高不下，不是教育、监督没下功夫，而是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为一身的党委“议行合一”领导体制使然。“议行合一”领导体制，适应于需要高度集权的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也适应于个体户作坊和私营企业的早期发展。但是，现代企业几乎都采用了将决策、执行、监督三者权力分开的权力结构。而先进企业管理制度通常是同时代社会管理制度的样板和先驱。
据此，建议沿着50年前党的“八大”已经开了的头继续走下去。改变近20年各地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原地踏步的状态，往前走一步──变党代表常任制为党代会常任制。即：以现行党委会为框架，分设党的决策机关──常委会；执行机关──执委会或书记处；监督机关──监委会或纪委会。通过党内“权力三分”，以改变在同一地方或单位，没有哪个组织和个人，可以对（实行“议行合一”领导体制的）党委，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集党内决策、执行、监督权力于一身，实行“一把手体制”的）党委书记，进行有效监督。科学的党内权力相互制约，只会更好地聚集党委、执委、监委班子的人气。因此，这种党内权力相互制约既符合党的“八大”精神，也符合51年前毛泽东关于建立“党的国会”的设想。同时会加强和改善而绝不会削弱党的领导。随着党内权力的科学分解，发展党内民主也必将取得实质性成效。
第二步：党政分工
经过28年武装斗争而夺得天下的执政初期，党政无需分工，既可以也可行。执政近60年，党政分工则势在必行。一部人类进化史，可以简称为社会劳动分工史。执政党的进化，同样离不开科学的分工。以党代政，党务与政务就没有区别；以党代政，党的领导就会等同于党的管理；以党代政，党委政府两块牌子就只需要一套人马；以党代政，叠床架屋的机构设置就难以避免；以党代政，执政成本就会居高不下；以党代政，就会使党身处行政一线成为矛盾焦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党的先进性建设也应体现在有无科学的党政分工上。执政58年，党政分工实难推进（个别地方和部门甚至将改革初已取得的分工成果又退回去了），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党内权力相互制约的前提基础。太多的事实不断证明：党内如无科学的权力相互制约，党政难有合理分工。
第三步：党政分开
党政合理分工是前提，党政明确分开是结果。十六大党章明确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如果说党政分工是加强党的领导的第一步，那么党政分开则是改善党的领导的第二步。党政分工，是为解决执政后日益严重的“党不管党”状况，是为保证“常委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党政分开，则是为实现由党在执政中的微观管理向宏观领导的科学转向。只有在党政分开的前提下，我们党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科学的定位：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才能由具体事务的执行者、管理者，上升为宏观战略的决策者，大政方针的制订者，立法建议的提出者，重要干部的推荐者。
邓小平不仅是我国经济“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总设计师，而且也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总设计师。认真研读邓小平文选，就会深刻地领会“党内分权”、“党政分工”、“党政分开”的“三步走”发展战略。
结论
社会主要矛盾的形成大多缘于制度设计的缺失，而较少出自方式方法的不当。邓小平同志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在20多年前就看到了“权力过分集中”这个制度设计的“总病根”。于是这位伟大的总设计师立足于战略的高度，为我们勾勒出权力分解、权力分工、权力分开的路径图。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的影响，我们在“权力三分”上试点不够，推进不够。党内外“主人们”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与不少地方和单位“公仆们”权力代表性不够之间的差距，日渐成为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这一态势，我们党不仅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尖锐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且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总病根”的认识，已从权力运行机制上升到权力结构。这既是对历史的直面，也是对现实的正视。
1、古今中外具有雄才大略的统治者，之所以从政治上去解决经济问题，是因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懂得：政权直接提供的服务，不是经济财富，而是制度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28年前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所以正确，因为这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种矫枉过正；“十七大”后，我们完全可以明确地提出以制度建设为中心了。
2、不少地方和单位“公仆们”权力代表性落后于“主人们”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日渐成为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执政半个多世纪，我们党对民主的认识，已经由毛泽东时代的“手段论”发展到邓小平时代的“目的论”，进而上升到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生命论”。我以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和“坚持党员主体地位”的论断，就是从理论的高度，对这一主要矛盾的深刻认识和积极回应。
3、要确保地方各级党委“权力相互制约”的顺利进行，必须借鉴经济体制改革，先搞“特区”试点。既有人“埋单”，又可将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同时，要加强对地方党委权力相互制约的领导，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央的权力则只能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