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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木匠工坊 生长的地方
上海的山阴路
因为鲁迅是在这条马路上去世的关系，这条长不过一里地、宽不过20米的山阴路成为上海的一条名街。
这条马路开筑的时间很早。随着北四川路向新靶子场（今天的鲁迅公园）延伸，这条越界筑路就不停的往外生长出新的岔路。山阴路就是其中的一条，当时起了个最常见的英国人名字为路名——施高塔（scott）路。沿汉璧礼西童学校（Public School of Boy，今天的复兴初级中学）向东延伸，蜿蜒而北再向东，后来一直延伸到沙虹港这条小河，成为断头路。1945年租界收回，才将这条路的前半段命名为山阴路，后半段命名为祥德路。
沿着这条马路，陆续建起了弄堂房子。从路口而往前延伸，由20年代的石库门里弄，到30年代初的新式石库门、新式里弄、花园式里弄、公寓式里弄、花园洋房，都可以在这条短短的马路上看到，可以说是集上海弄堂房子之大全。 （阅读全文）
我所体会的上海石库门
石库门是上海特色的住宅式样。
我虽然出生在上海，但是从小居住的地方却是解放后盖的干部宿舍，几个亲戚家不是住花园洋房就是新式里弄，而中学所在地区也大多是解放后的工人新村和新式里弄，同学里面几乎没有住石库门的。因此在18岁以前确实没有进过石库门。
中学毕业后进了房屋修建公司工作，当了木匠，每天就在石库门里弄里钻进钻出，才开始体会这种上海特色的住宅。
石库门里弄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形成的。10年前李自成军队横扫江南，把江南地主豪绅赶进狭小的上海租界，靠着外国军队的枪炮保护，上海租界人口由此爆涨几十倍。到太平军玩完，这帮难民倒有点“此间乐，不思蜀”的念头，很多人打算购房定居。老外控制下的租界当局禁止建造纯中国式的木构住宅（怕火灾），而租界地皮又贵，原来的大宅院是建不起来的。（阅读全文）
“盲流”和“打工”——上海精神和文化的“底蕴”
现在拥有上海市区户籍的“上海人”，向上数到他们的三代、或四代的祖先，实际上绝大多数是盲流。真正的五代以上都在上海的，那却往往是上海郊区的“乡下人”。
比如过去所说的“四大家族”最著名的宋家，宋耀如是在一代人中就发了家，但却是连自己的姓氏都搞不清的盲流。原来有钱的上海人就是跑长江、海运的，也只是小商人而已。后来英国人看中这个地方开埠，带来了广东人买办，宁波码头的衰落又带来了一批外贸商人；还要感谢忠王李秀成，把江南的大绅士大地主赶到租界里来做寓公，地租收来做买卖，成了难民商人。这三大来源构成上海的上流阶层，是脱离了当时社会主流体制的，怎么可能是“贵族”？上海人实际上根本连士大夫传统也没有，尽管也出过徐光启这样另类的“阁员”。  （阅读全文）
老木匠工坊 随便落刨花
当集体无意识的时候
晚上和一些年轻人去泡吧。
厅里灯光闪闪，人体交错。声音剧闹，重低音开到使人觉得自己的肺叶也在共振，手里拿到一袋服务员送来的爆米花，也在纸袋子里合着节拍颤动。
人人半醉不醉，象痴或颠，扭身甩头，摇摇摆摆，都很享受的样子。
一边入乡随俗的摇摆，一边想我们为什么喜欢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
记得小时候没有酒吧，但在游行队伍里、在批斗大会上，或者是后来参加团体操、或者是合唱队的时候，也有这种陶醉的感觉。（阅读全文）
“功利性认真法”
我觉得或许是这样的：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倾向于“功利性认真法”，感觉可以对我有好处的，那就“认真”得无以复加；对我不能带来直接好处的，那就是随便一说，一点不用认真。
比如有人说中国传统社会贯彻那“三纲五常”认真得不得了，想来那是因为这个“纲常”的实质就是保护既得利益者的。无论你是盗贼还是叛逆，反正只要你上了台，其他人都必须“忠于”你；无论如何你是多么的无赖罪过，儿女们都必须“孝顺”你；无论你是如何的花天酒地、满身肮脏，妻子都必须“服从”你。那是多大的实惠，多大的好处，唯一的评判只不过是你在不在位置上，在位置上就理应得到他人的供奉。尤其是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这样的既得利益者，有可能坐享其成，那为什么不认真呢？没有更高的道德评判，没有手段、规则上的任何禁忌，关键是要成功、是要登上位置，那么当然就要“认真”来谋取，不必顾忌到任何的评判。（阅读全文）
走马观花：地球另一边的大国
什么叫做“地大物博”，去年到俄罗斯算是见识了一次；这次到巴西，又强烈感觉到了这个词的分量。从圣保罗飞往亚马逊河中游最大城市玛瑙斯的班机，足足飞了3小时45分钟，从飞机舷窗往下望，一直是一片绿色，不是草原就是森林，而城镇却是很罕见。
到了亚马逊河，才知道什么叫做“大河”，即使是玛瑙斯所在的内格罗河（黑河），最窄处的河宽也有3公里。而且即使是在现在的旱季末期，万吨轮仍然可以停靠河边的浮动码头（与河岸只有几十米的栈桥连接），河道最深处达到20多米！往下游到黑河与亚马逊河主流的交汇处，黑水（实际是茶褐色）与主流的黄水界限分明，被黄水挤到一边，黄水浩浩荡荡而来，占据了整个10多公里宽的河道。这里离开这条大河的入海口还有2000公里，它还将要吸纳十几条支流。根据最新的地理勘探资料，它的长度是6700多公里，无论在水量、河宽、河长上都为世界第一。 　 （阅读全文）
老木匠工坊 回忆与思考
成长时幸运的阅读环境
现在回想起来，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是适合于培养阅读兴趣的。
在我的《借书岁月》里已经提到过我的父亲是喜欢读书的，尤其是喜欢借书来读。更特别的是酒足饭饱后喜欢把他认为好看的书给孩子们宣讲一番。虽然故事讲得并不好，不过那副陶醉的样子足以感染我们兄弟姐妹觉得阅读是件开心的事。印象里最深的是我还很小的时候，他从虹口图书馆借来了《白鲸》，手舞足蹈的讲捕鲸故事的神态。那时我好象刚上小学，没识几个字，翻阅这本书的插图，觉得很可怕。 （阅读全文）
我的1976年记忆片断
前几天转贴了朱学勤的1976年回忆，想起来这一年确实是有点可说的。记忆里政治大领导接连死了3个，真的是“换朝改元”了。而且更神秘的是，这一年的年初有吉林的大陨石雨，9月前发生了3次7级以上的大地震。后来这一年的冬天也是我印象里最冷的一个冬天，上海下了一场我记忆里最大的大雪。
这恰好是30年前的旧事了。我正在上海一个集体所有制单位里当小木匠，还在学徒中。那年的元旦，我们转移到了一个新的工地——甜爱路，给那里的居民房屋进行大修。
1月7日（？）一大早，我被父亲的一声惊呼闹醒：6点半的新闻一开始就放哀乐，宣布了周恩来逝世的讣告。 （阅读全文）
考大学
1977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和最要好的几个中学同学在一起庆祝我们的21周岁生日——应该庆祝的20周岁，因为适逢国丧，禁止娱乐活动，所以只好延到21周岁。
那天晚上我们在外滩的东风饭店，我花了半个月的工资请客。酒足饭饱之后，又一起到“东宫”（沪东工人文化宫）看“革命杂技”。深夜在回家的路上，我终于决定要去报名参加高考。
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当年的7、8月份就已经传开了，我们中有一个同学早就开始复习，也力劝我一起参加。可是我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
在当时社会上，“知识分子”绝对是一个比不上“工人阶级”响亮的称呼；另外，大学毕业生48元5角的工资，实在比我们当时满师所挣的36元、以及在这4年里可以看得到增加的工资并不具有什么诱惑力，因此尽管我们这些同学都是当年中学里成绩最优秀的，可是绝大多数对高考都不感兴趣。 （阅读全文）
老木匠工坊 经常乱翻书
绞肉机失灵
《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这本书的内容是探讨斯大林在他去世前正准备发起的一场大的案件，作为前奏是清洗列宁格勒集团，以后是借着“医生阴谋”、犹太人阴谋、清洗内务部三大案件，逐渐收拢，搞几次30年代那样的“公开审判”，最后应该是将整个中央高级官员一网打尽。可是这个案件还没有成型，斯大林自己就突然死亡。所以这是“Stalin‘s last case”。这是书的英文原名。
全书的基本资料来自于近年来开放的前苏档案，有很多的审讯记录。
苏联式政治体制是一种“绞肉机模式”，它不可避免的需要大清洗。这是它的牺牲者之一的布哈林在临死前给斯大林的求饶信里总结的： （阅读全文）
“第五大发明”的注脚——推荐完颜绍元：《到衙门上班去——古代公务员职场生涯全记录》
一般都说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做出卓越贡献的有“四大发明”，不过仔细想来那都是技术层面上的发明，实际上中华民族还有很多发明没有列上去。
我一直以为，比如职业官僚制度就是重要性足以与“四大发明”比肩的又一大发明。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中国就已经形成了与血缘宗族、宗教神道无关，拿工资、办公事的职业化官僚体系，绝大多数社会政治事务都是由这套运转良好的机构来推行。这在当时、甚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可惜的是，这个大发明在近代实在是宣传得不够，甚至还往往是批判的对象。有很多人对其嗤之以鼻，动辄给它戴上一顶内涵不明的“封建腐朽”大帽子。 （阅读全文）
佛朗哥的西班牙及其后佛朗哥的西班牙
很少见的文艺描写形式的历史书。
“西班牙的发展史好似一条断断续续的线，事实上，就是西班牙缔造、间断、再造的历史。”经常的外族入侵、奴役、同化、重建。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最感兴趣的当然是佛朗哥的西班牙及其后佛朗哥的西班牙。
在1936——1939死了60万人（大约是全国人口的1/20）的内战结束后，佛朗哥的施政原则是：“实行合作方式，结束毒害人民的自由体制。西班牙将遵守法律规则，推进对祖国的崇拜，发展社会公正，实行保护中产阶级和劳动者。简言之，西班牙将借鉴德国和意大利的经验，但使之符合民族特性。”  （阅读全文）
 
老木匠工坊 只教不敢诲
大学的牛人
现在大学里气冲牛斗的人不少，不过仔细想想，实际上里面又可以分出好几种。
一类牛人是党政领导。
实际上高校的产业化最显著的表现正是在于管理层。校产现在动辄几个亿，管理者的身份地位自然也就牛气。而且现在时兴的是管理科学，样样要有数据、档案、表册，高校的管理不可避免的公司化，教师当然也职员化，教学也就“生产化”“流水线化”。牛人都挟“现代管理”理念，教师都是一线生产工人，自然不停得考核、奖惩。
和1980年代的“双肩挑”干部不太一样，现在不是先挑教师这一肩、然后再挑行政这一肩；而大多是先挑干部这一肩——很多是来自庞大的学生管理队伍，然后再在职读硕读博、讲师教授博导一个不能少，终于成为爽肩压担的牛人。  （阅读全文）
面对哭泣的女生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照例被学士、硕士学位论文的洪水淹没，不停的看文章、改文章，参加论文的答辩。做教授到这个时候，就完全是个力气活了。
今天参加了一场硕士论文答辩，3个教授面对3个申请学位的女生。先要她们汇报论文的概况，然后由我们提出问题，请她们出去准备半个小时，再回来答辩。
一个女生在回答我问的有关她论文中的一个论点的问题时，脱口而出：“网上都是那么讲的。”我不禁好笑，反问她道：“你是从什么网页上看到的？这是谁的观点、他是如何证明的？难道网页上的东西就是无须证明的公理？你现在是做公司的财务，是不是见了网上的银行网页就往里汇钱呢？”这个女生一时语塞，情急之下就抹起了眼泪。（阅读全文）
“扩招”，但不“大众”——“教育产业化”中的大学之四
选拔精英的教育传统
从孔夫子开始“有教无类”的授徒传学开始，中国古代的教育就是一种大众阶层中精英分子得以进入上等阶层的选拔机制。尤其是延续长达一千四、五百年的科举制度，造成中国人对于教育的基本观念是：通过读书来获取一个法律明文规定的社会特权地位，成为一个“人上人”。学会谋生的本事，以本事在市场交换中获取一份高于父辈的收入的概念却几乎是没有的。因此说中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还不如说中国有崇尚成功的传统。
1949年以后的大学教育和历史上的传统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培养选拔干部为高校的主要办学目的。学生一毕业就填写干部履历表，成为24级干部。1978年恢复高考后逐步改变，但是大学“培育人才”的观念继续存在，社会以及大学的教师普遍认为，进了大学就是“人才”，没有考上大学，就不是人才。这种人才观念的潜意识里，大多数人考不上大学的人，就是淘汰下来的失败者。 （阅读全文）
老木匠工坊 假装学斯文
惩治受贿罪的一些历史经验
中国古代法律有大量治理官员的内容。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起职业官吏体制的国家，因此对于职业官吏进行选拔、任用、监察、考核等等的法律制度非常复杂。这是非常珍贵的法律文化遗产，值得注意总结研究。本文仅就惩治腐败渎职方面做一些历史的回顾。
历代治官的法律一项主要的内容就是防止官员“犯赃”。赃字在古代的原字是“臧”字，意思是“藏”或积聚，后来加上表示财富的“贝”字，特指不正当的经济收入。古代法律把所有的不正当经济收入统称“六赃”。 （阅读全文）
矫枉过正——古代严禁叔嫂通婚的法律
靠着一颗长得不是地方的怪痣居然可以发财
清朝人王有光编写的《吴下谚联》以谚语汇编为名，收录了很多成为谚语来源的离奇故事。其中第二卷“龟头有痣终须发”的故事简直是匪夷所思。
据说从前有一个有钱人家的寡妇忽然怀孕，族人都说是寡妇和小叔子通奸，告到官府。按规定妇女犯奸罪必须出庭受审，必要时还要刑讯。但是寡妇已经怀孕，依照法律规定应该要等到生育后才能审讯。地方官受理案件后，就下令把寡妇交给本族的族长看管，等到产后再开始审理。  （阅读全文）
西门庆发家的营生
西门庆是《水浒传》和 《金瓶梅》两部名著里的主要人物。西门庆的角色是个恶霸商人，但是他究竟是如何发家的，《水浒传》里却是语焉不详。第24回首次介绍西门庆时，说他是个“破落户财主”，在县衙前开个生药铺，“近来暴发迹”，并没有说明西门庆暴发的缘由。王婆在向潘金莲介绍西门庆时，也只是说他是生药铺主，如何阔绰。
《金瓶梅》的作者或许是意识到这个漏洞，在介绍西门庆的营生时，都特意介绍他是个“放官吏债”的。比如第3回里王婆向潘金莲、第7回薛嫂向孟玉楼介绍西门庆时，都强调西门庆是“卖生药、放官吏债”的大财主。可见“放官吏债”应该是西门庆得以暴发的主要营生之一。 　 （阅读全文）　
 
老木匠工坊 刀笔的漫谈
师爷“体制”的消灭
从法制的角度来看，各级官员私人聘请“师爷”来办理公务的习惯性“体制”实在是“名不正言不顺”。当嘉道年间腐败风气盛行后，师爷群体也迅速走向腐败，推波助澜，使吏治迅速恶化。
嘉庆初年，已退休的江南名幕汪辉祖在他的回忆录《病榻梦痕录》里说当时师爷界的风气已大大不同于他刚出道时的情况，“江河日下，砥柱难为”，很多师爷和主人狼狈为奸，“端方之操，什无二三”。半个世纪后，另一位浙江籍师爷金安清也在他的《水窗呓语》里会回忆说：自从嘉庆、道光以来，衙门里的老吏（特指朝廷六部的书吏）、老幕、老胥（特指地方衙门的书吏）这“三老”，都是“老贪、老猾、老奸”，与贪官沆瀣一气，“国家二百年纪纲法度皆失传矣”！  （阅读全文）
在事实与法律之间自由穿梭
从以上两节的介绍里我们可以看到，刑名师爷对于事实和法律可以具有一种灵活的立场。这种灵活立场上我们可以举出近代人刘体智写的有关晚清官场情况的笔记《异辞录》中两个案件来说明。
第一个是光绪年间在广东发生的杀奸案件：有个人的妻子与人通奸，偷了家里的一些钱财，和奸夫私奔。过了两年多，那人在离开家乡几百里的地方正好遇见了这对野鸳鸯，他就拔刀相向，将两人当场杀死，然后到当地的官府自首。 （阅读全文）
“堂上一点硃，民间千滴血”
和现在社会一样，一旦受理了起诉，衙门就要开始传唤案件的当事人。这个传唤的名单是也是由师爷根据起诉的状子里提到的被告、证人情况来划定的，发下去由书吏制作传票，然后由长官用“硃笔”在被传唤人名字上点上一点，就算是批准了，吩咐衙役前去传唤。由于衙役们有了这张传票在手，就会以“鞋钱”、“跑腿钱”之类的名目去百般勒索当事人以及证人，所以历来的，幕学教科书都引用“堂上一点硃，民间千滴血”这句民间俗谚，提醒师爷要尽量缩小传唤的范围。比如《佐治药言》说“少唤一人，即少累一人，下笔时多费一刻心，涉讼者已受无穷之惠”。 （阅读全文）
 
老木匠工坊 八字衙门里
古代法官面面观（上）
传说中国法官这一职业的始祖名叫皋陶（gao yáo）。这位先贤据说其貌不扬，甚至颇有些怪异。《荀子》说他的脸象削瓜之皮，呈青绿之色。《淮南子》甚至说他的吻部突出，一张马脸，而且居然是个“喑哑无言”的哑巴。
传说皋陶的审判很大程度上倚赖于一头神兽，名为獬豸（xie zhi）。其面貌后人有各种臆测，有的说象牛，有的说象羊，有的说象鹿，还有的说又象熊，等等；但是都一致认定这头神兽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头上长着一根独角。它能够判断是非真伪，每当案件疑难，不能决断时，皋陶会把这头神兽牵上来，神兽就用它的那根独角“触不直者而去之”，把那个说谎的、理亏的一方当事人抵触出局。
看来这位传说中的法官始祖还带有很大的神话色彩，而獬豸神兽断案的传说更是反映古代世界各民族早期普遍存在的司法裁判中“神判”风格。
不过在儒家的经典里，更突出的是皋陶的人性。据说他曾经在雷泽垂钓，是被著名的圣君大舜发现和重用。《史记》里还记载了舜对皋陶的“任命状”，大意是说：野蛮民族侵犯中国之土，杀人越货，内忧外患。你来担任“士”的职务，五刑要量刑适中，裁定五种犯罪，要分送三处执行，分别给予三等之居，并要有一定尺度。只有公正廉明才能使人心服。所谓“三处”，据说是“大罪陈诸原野，次罪于市朝，同族适甸师氏”；“三等之居”，是指“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　 （阅读全文）
衙门系列故事之三——衙门的事务：监察
在亲民、治民的州县长官上面，重重叠叠的压着方方面面的“治官之官”，监视着州县长官的施政以及为官情况。州县长官如果不能一一应付层层上司的要求和监督，就会动辄得咎，被参被劾，罚俸降级，甚至罢官革职。所以明清官场上传言“州县官如琉璃屏，触手便碎”（《学治臆说》）。在方方面面的监视下，州县长官就如琉璃屏般透明，也如琉璃屏般的易碎。
所谓打破琉璃屏并不一定就是指立即罢官，同时也是指州县长官很难升官。一般州县长官的任期为3年，3年任满后如期升迁的州县长官几乎是没有的，总要再到其它州县再去做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可以升官，宦途一帆风顺的可能性极小。特别是做人正直的清官、好官，因为往往不为上官所喜，在州县官位子上会转磨转上好几任。《明史·循吏传》正传传主共有30名清官，都是从州县官步入宦途，都被治下的百姓誉为“青天”，但是却只有4个人最后爬上司道一级，其余的人都在州县官的位子上致仕退休。《清史稿·循吏传》有58名正传传主，其中升到司道一级的也不过17人。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轩倪，清朝著名的清官于成龙、陆陇其、陈瑸等等，都有着在州县官位子上辗转几任、被降级处分甚至被革职罢官的经历。　 （阅读全文）
亡灵作证（一）
1、无尸难定案
人命案件的“五大要件”
《水浒传》第二十五回“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里描写武松出差回来，打听得哥哥武大郎被嫂子潘金莲和奸夫西门庆害死，找到了旁证，到衙门告状。想不到知县贪图贿赂，不予受理。那狱吏也说：“都头，但凡人命之事，须要尸、伤、病、物、踪，——五件俱全，方可推问得。”同样的话在《金瓶梅》的第九回也重复了一遍。
“尸”，是指尸体；“伤”，是指经过尸体检验以后发现的致命伤痕；“病”，也是指经过尸体检验后发现的致死的病因；“物”就是指物证，尤其是指发现有致命的凶器；“踪”，就是指已经具有证人证言等足以证明行凶情节的踪迹。这确实可以称之为中国古代法律处理人命案件的“五大要件”。  （阅读全文）
 
老木匠工坊 纸上谈金戈
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制度(1)兵役与动员
中国古代统治者高度重视军事。《左传》里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祖先；戎，就是打仗。可见政治家们在很早以前就把进行战争看成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商周时代，“兵礼”是最重要的“五礼”之一，国家的战争和军事活动已经被规范化、制度化。《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以后各个朝代，军事制度都被认为是朝廷的头等大事，一般都是由皇帝亲自策划制定基本的原则（公开的或者是不公开的），由朝廷最高级官员加以具体贯彻实施。毛泽东曾说军队对于国民党来说，就好比贾宝玉脖子上的那块“通灵宝玉”，是须臾不可离开的命根子。这句话拿来形容历代皇朝也是一点都不错的，对于历代的皇帝们来说，一旦失去了对于军队的控制，改朝换代的噩梦就要开始了。
由于历代对于军事制度的高度重视，而且都是作为最机密的政治事项，往往在史料记载里找不到有关的具体内容。本系列试图稍微整理一下这个重要制度的源流。将分为兵役与动员、编制与部署、军官与来源、调遣与指挥、兵礼与军法等几个大的板块。 （阅读全文）
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制度(3)将兵与将将
1、文武分途
中国直到春秋时期还处在部族国家阶段，各级贵族掌握政治权力。周天子的朝廷有公、卿、大夫等贵族主持朝政，各个诸侯国的国君也依靠卿、大夫等贵族执掌政务，一般并没有明确的文、武官职分类，在战时一般卿受命为“帅”或“将”（都是指挥的意思）领军出战，据《公羊传》解释，如果领兵的贵族地位高、而且军队规模大，就称之为“帅”；如果领兵贵族地位高而军队规模不大，就称之为“将”。由于上卿经常领兵，因此也尊称为“将军”。临战时将、帅会分派大夫为“尉”、“御”、“右”等战术指挥职务。
随着各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加强，新贵族向职业官僚转化。同时由于战争日益频繁，作战的规模和地域不断扩大，作战时间不断延长，作战形式日益复杂，而士兵成分也多样化，需要有专职的军官担任指挥。原来只是临时战地指挥员的“尉”逐渐成为专职的军官，为武官的统称。 （阅读全文）
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制度（5）“兵礼”与军法
据儒家的归纳总结，西周时期的“五礼”中就有“兵礼”。兵礼既包括交战的规则，也包括了军队中的各类礼仪和纪律。
公元前638年，宋国纠集了卫国、许国、滕国一起进攻郑国。宋国是商朝灭亡后的商族人国家，西周之初受到周族诸侯国家的严密监视。春秋时期宋国开始摆脱被周族诸侯国家监视地位，而宋国的国君宋襄公更进一步，想步第一个称霸诸侯的齐国国君齐桓公的后尘，来当中原诸侯各国的霸主。当时郑国已沦为楚国的附庸国，因此宋襄公打算通过这次征讨来树立他在各诸侯国的称霸地位。宋国的司马子鱼劝说他：“上天在很久以前就抛弃了我们商族，您想要振兴宋国，恐怕是违背天意的。”宋襄公不听。楚国为解救郑国，直接出兵进攻宋国。宋襄公亲自率领宋军在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迎击楚军。宋军先排列好了阵势，而楚军还在渡河，司马子鱼建议乘着敌军在渡河的机会发起冲锋，宋襄公不同意。楚军上了岸，正在排列阵势的时候，司马子鱼又建议赶紧冲锋，宋襄公又断然拒绝。等到楚军排好阵势后，宋襄公才下令冲锋，可是由于宋军实力弱于楚军，结果打了个大败仗，宋襄公自己大腿受了伤，卫队也全部被消灭。（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