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现象”的再思考质疑

    新世纪以来有关陈伯达研究的文章不时见诸报刊，仅广东的《同舟共进》杂志，近两年来就先后发表了《陈伯达之命运》、《“陈伯达现象”的再思考》等〔1〕。这说明一些研究“禁区”业已解冻，对于促进我国的学术发展与科学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乃学术界值得庆幸的善事。笔者阅读叶永烈《“陈伯达现象”的再思考》（以下简称叶文），再三思考的结果是，叶文的基本观点颇值得商榷。

　　叶文将其否定的“陈伯达现象”之内涵概括为三点：

　　一、察言观色，千方百计地摸动态，诸如主席最近跟谁谈话，看些什么书，注意些什么问题等……“理论家”的“理论”变成“随行就市”，变成墙头草……

　　二、系统总结，即把毛泽东在各种会议、各种场合零散的讲话，加以系统化、条理化，写成文章。“理论家”所做的是归纳工作，他笔中灌注的思维不是他自己的……

　　三、演绎诠释，根据领导的某一观点、某一“最新指示”，加以扩大，加以推理，加以说明，加以解释，变成一篇社论、一篇文章，这最常见……

　　这三点无非是说陈伯达其人，是最善于了解上意、归纳上意、宣传上意、按领导意图办事的，“他笔中灌注的思维不是他自己的”。而笔者却认为这正是秘书工作的鲜明特点和基本规律。作为毛泽东秘书与中共理论家的陈伯达，在这方面恰恰是无可厚非的。

　　（一）

　　叶文的立论之所以不正确，首先是因为混淆了“理论家”与“学问家”的本质区别。一般而论，“学问家”是指那些术有专攻、业有所长、学识渊博的学者或专家。他们本着独立思考的精神，潜心探索事物本身的规律或某一领域的真理，往往与现实保持着一定距离，有些研究甚至远离现实生活。但他们的学识及其研究成果依然是人类知识与精神文明长河中的涓涓细流，其影响会超越时空而绵延不绝。“理论家”则与之不同，他们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其观点往往直接针对现实问题，发挥着解释与辩护现实的作用，因此也就更看重现实价值；他们的影响通常取决于特定的政治需求，因而其理论学说往往随着某种特定政治需求的消失而相继退出历史舞台〔2〕。提到陈伯达，他在某些领域确有很高的造诣，因而也具有“学问家”的一面，但就整体而论，除了毛泽东政治秘书的角色之外，他更有资格被称之为“理论家”。因此，叶文若要求他行文做事皆脱离现实政治，则如同要求“学问家”读书治学都必须政治挂帅一样荒唐。

　　其次，是因为忽视了秘书工作与学术研究的不同性质。学术研究是不能倚傍现实政治需要或看政治家的脸色行事的，贵在独立思考、学术创新。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陈寅恪的主张了。他说：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3〕

　　陈寅恪学术研究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即使中共党内资深学者也大都赞成并付诸实践之。如王元化就说过：

　　我是一个用笔工作的人，我最向往的就是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留下一点不媚时、不曲学阿世而对人有益的东西。我也愿意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4〕。

　　李锐在其《龙胆紫集》中一再吟诵“文章自古多奇狱，思想从来要自由”、“舆论监督天下安，世间欢喜自由谈”，以及“风雨途中未辱身，何时做个自由人”、“关心天下古今事，高举自由民主旗”等等〔5〕，也是旨在倡导学术研究的自由思想。事实上，陈伯达也深知学术研究是要保持独立思考的。他在谈到毛泽东对其《墨子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两文的意见时说：“毛主席的意见，我大部分都采纳了，但有的意见我也不是完全赞同，比如他不赞成我较多引用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的观点，其实，对学术问题，不必这样要求。”〔6〕

　　而秘书工作恰好与学术研究相反，它要求必须善于领会上意、按领导意图办事，正如陈伯达所言：“秘书是不能自行其是的，古今中外都如此。”〔7〕乔木就是善于领会上意者。林克在回答“乔木为什么能在较长时期内得到毛泽东信任”时说：原因之一就是他“能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意图”〔8〕。吴江当年向胡耀邦介绍党内“秀才”的情况时说：“胡乔木是毛主席身边随时备用的笔杆子，起草文件、撰写政论，都少不了他，这就需要才思敏捷，善于领会上意。”〔9〕李慎之说：“胡乔木同志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二十余年，对毛主席真是知之既深且切。”〔10〕至于乔木善于领会上意的事例更是举不胜举了。家英也是善于领会上意的优秀秘书，戴逸评论家英的一次讲演时说：“他对毛主席的著作十分熟悉，剖析深刻，从多方面加以阐发，立论极其精辟，对材料、例证则如信手拈来，运用自如。”〔11〕于光远撰文称，家英是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的专家〔12〕。就连康生也认为，家英整理毛的文章，有如小学生描红模子一样准确〔13〕。

　　这就是说毛泽东的几位秘书，不论是乔木、家英，还是林克、伯达，他们都懂得秘书工作的本质就是忠实地传达上意、宣传上意、执行上意，而这样做的前提条件则是能准确地领会上意。因此，叶文的所谓“陈伯达现象”不过是缺乏常识的偏见，没有学理依据的谬说。

　　（二）

　　叶文的论据也是经不起推敲的。譬如，为了证明陈伯达善于“察言观色”，千方百计地摸毛泽东的动态，叶文提出的论据是：

　　1959年8月，陈伯达上庐山出席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他最初摸到的毛泽东的动向是纠“左”，因此他对彭德怀的信极为赞赏，曾当众说：“彭老总，你的信写得很好，我们都支持你。”可是，毛泽东突然由纠“左”转为“反右倾”，狠批彭德怀，陈伯达赶紧随机应变……抓住毛泽东这一重要思想动态，日夜赶写（批彭的）“论证”“文章”……

　　这里有些细微的史实并不准确暂且不论，仅就叶文描述的陈伯达批彭而言，那是当时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乔木在“庐山会议”前期，也对“大跃进”“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它“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他也认为彭德怀的信“内容很好，观点跟我们一致。”但到了会议后期，当毛泽东改变会议纠“左”方向，执意要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时，他便迅速作了长篇发言，就“斯大林晚年”问题从六个方面对彭进行了严厉地批判。而且在会议结束后，他又写了《剥开皮来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什么是个反党纲领》一文，对彭作了进一步清算〔14〕。原来，不论是陈伯达、胡乔木，还是吴冷西、田家英，这些“秀才”与大多数党政官员一样，都是按党组织的决定和领导的意图转向批彭的。如叶文列举的陈伯达批彭之文，送审时间为“庐山会议”结束之后的10月9日，除了毛先后两次作了修改和批示之外，周恩来、朱德、林彪、康生、杨尚昆、胡乔木等人也按毛的要求参与了陈文的修改。而且，毛在此前的8月16日所作的《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之批语，以及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于同日作出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都对彭作了“反党”的定性。因此，即使当年秀才们的批彭之举不妥，但责任在党组织与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而不在批彭者个人，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言：“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况且，对待乔木的批彭，叶永烈在另外的场合作了肯定性的评价：

　　……在（对彭德怀）做了以上六个方面的分析（批判）之后，胡乔木引述了恩格斯的名作《论权威》，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威信，亦即权威，这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必须保卫，绝不能破坏……虽说胡乔木并不赞同反右倾，但他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必须在政治上维护毛泽东……〔15〕

　　既然如此，那么，对毛的另一位政治秘书、同乔木一样按党组织要求批彭的陈伯达，叶先生为什么就不能多一点宽容呢？

　　再如，为了证明陈伯达“笔中灌注的思维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归纳、总结的毛泽东思想，叶文列举了这样的论据：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二十五条》，也是陈伯达主稿的。在陈伯达之前，已有人写过一稿，被毛泽东否定。陈伯达接手此事，格外小心。毛泽东说：“我要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陈伯达反复琢磨这句话，悟出前稿被否定，是因为立足于“庄则栋式”的“攻”，于是他起草时，改为“张燮林式”的“守”——正面阐述中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见解。他逐条整理毛的意见，加以系统化，写成《二十五条》。

　　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二十五条”）今天究竟如何评价，这不是本文的任务。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陈伯达参与起草的“二十五条”，是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对苏共中央同年3月30日来信的答复，而不是陈伯达个人的著作，因此，它表达的必须是中共中央的意见，而不能是文件起草人的观点。这样，陈伯达在起草时“正面阐述中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见解”；“逐条整理（中共领袖）毛的意见，加以系统化，写成《二十五条》”，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了——叶文的宗旨在批陈，不知为何却选了这种有利于陈的论据？

　　事实上，从起草过程看，“二十五条”不仅反映了中共中央的集体智慧，并且还体现了朝鲜、越南等兄弟党的愿望。诚如崔奇所言：

　　从四月初毛泽东和中央决定马上动手起草这封复信稿，提出我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看法，到六月中旬复信定稿，整整经过两个半月时间。在这两个半月中，起初在北京和杭州分头起草，然后去杭州一起讨论，接着回北京由邓小平主持合成一个稿子，中间又到武汉听取兄弟党同志的意见，最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和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中间究竟开过多少次会，讨论过多少次，修改过多少遍，不可胜计。由于开会讨论修改的意见需要集中落实和誊清在一份改样上，以便发给工厂改排，这道工序大部分是由我经手的，当时作了粗略的统计，这篇复信稿前前后后发过的改样（包括部分修改的改样）总共有36份（不包括在杭州发排的）〔16〕

　　由此可见，陈伯达即使是“二十五条”的主要起草者，但是“他笔中灌注的思维”，也不可能“是他自己的”，这是极容易理解的道理。叶文却把它作为指责陈的依据，显然是在吹毛求疵、强人所难了。

　　当然，陈伯达作为起草者也并非无所作为。据崔奇说：

　　关于这封复信稿的总体结构，陈伯达的初稿采取了排列为若干条的论纲格式……陈伯达对他这个设计被采纳颇为得意。事后他对我说，用排列若干条的格式写论纲性的文章或文件，是有来历的，不仅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采用这种格式，早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初，马丁·路德在维登堡大教堂大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痛斥教皇出卖赎罪券搜刮民脂民膏，写了95条……人们就称之为《九十五条论纲》。恩格斯对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评价很高，说它像一个火花落到火药桶上。恩格斯写《共产主义原理》采取排列二十五条的格式很可能受了《九十五条论纲》的影响。为此，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这封复信，我们也简称为“二十五条”。〔17〕

　　作为秘书，陈伯达能做到这些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了。

　　（三）

　　按照叶文的逻辑，陈伯达笔中灌注的思维如果是他自己的才值得称道。诚然，陈伯达作为“学问家”的一面，也曾有其独立的思考与研究，在事关国计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提出过与服务对象不同的远见卓识，但无一例外的都被否决了。这里仅举新中国成立后的两个事例。

　　一是起草中共“八大”决议。陈伯达说：

　　我在《决议》草案上写上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是我又觉得……应该有一个概括性的提法……我想起列宁有过一个提法，这个提法启发了我。我就把主要矛盾概括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我修改好《决议》以后，已经来不及送毛主席看……我修改好的稿子就直接在大会上宣读了，表决时大家都举了手，就通过了。〔18〕

　　陈的这个说法应该是可靠的。胡乔木曾先后谈话与撰文说：

　　中共“八大”《决议》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概括写法，“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
　　陈（伯达）在毛主席面前从不敢说任何不同意见，有什么问题他都尽量让我们说。这里也有两个例外：第一，1956年，他在八大《决议》中塞进了一句“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事后大受指责……〔19〕

　　乔木作为中共“八大”文件起草过程的知情者，其证言显然是可信的。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也从反面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　“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20〕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中共“八大”决议的正确，这是因为“八大”《决议》的核心内容是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与判断，这样的分析与判断又自然而然地得出了“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科学结论。这个结论则是中共“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可是，陈伯达起草的这个《决议》却一再被否定。中共“八大”代表叶飞说：

　　宣读《决议》的时候，当念到“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时，毛主席说了一句：“这句话不好。”〔21〕

　　另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回忆：

　　开完“八大”正好接上国庆节，国庆日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对少奇同志说：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22〕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正式否决了中共“八大”决议。

　　二是提出“电子中心论”。陈伯达说，自1963年起他受中央委托，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我国“工业发展问题”的调查研究与文件起草之中，其间在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四易其稿，至1965年夏季才形成了一个“以发展电子技术为中心，开展新的工业革命”（即后来所谓的“电子中心论”）〔23〕为主旨的文件稿。

　　毛泽东曾对陈伯达1964年9月16日有关电子工业的谈话摘要作过批语和修改，据此可知陈伯达所言不虚〔24〕。于光远在其《我的编年故事》一书中，也提到与此相关的一件事：

　　1965年，有一天陈伯达找张劲夫去谈话……他对张说，列宁在20年代曾经讲了这样一个公式：“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全国电气化”，他主张把“气”字改为“子”字，以适应60年代世界科技的发展水平。要张把他的意见带到国家科委党组去，请党组讨论一下他的看法……〔25〕

　　1971年8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为配合“批陈整风”而刊发的《“电子中心论”批判》一文指出：“六十年代初期……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打着发展新技术、关心电子工业的幌子，炮制了一个‘电子中心论’，拼命鼓吹‘中国工业要以电子为中心’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当时背景下，读者一眼就能识别这个“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就是陈伯达！可见他确有“电子中心论”之说。

　　实践已经证明，陈伯达的“电子中心论”是非常正确的。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当年赞同陈伯达的这个意见，他甚至将电子技术发展所引发的信息革命称之为第五次产业革命。1988年9月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反证了“电子中心论”的正确。不过，这已经是经历十年“文革”之后痛定思痛的新认识了。而当年陈的这个正确主张却被中央领导集体一致否定了：

　　中央召开了一次常委会，讨论这个文件……讨论的时候，邓小平说：“这个文件没有提以钢为纲的方针，搞电子等新技术，大家都没有经验，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搞太多新技术恐怕不合适，还是一切照旧，稳当一些好。”毛主席听了以后没有说话……刘少奇、周恩来都没有发言……会议就这样散了。〔26〕

　　陈的意见被否决，致使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落后了二十年。总之，不论是陈伯达五十年代起草的中共“八大”《决议》，还是他六十年代提出的“电子中心论”，究其实质，都是与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格格不入的，这才是它们被否定的根本原因。这就再次证明了秘书工作的本质是善于领会上意，按领导意图办事，而所谓“陈伯达现象”是不能成立的。

　　（四）

　　秘书要善于领会上意、按领导意图办事，涉及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是，“上意”错了时秘书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个不容忽视而且有必要深入探讨的秘书学理论问题。乔木晚年已经感悟到这个问题。他说：“做秘书，特别做中央领导同志的秘书，固然要守纪律，善于按照领导同志的意见和意图办事，但只有这一条不够，还应有自己的见解，并且敢于讲出自己的见解，要敢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秘书。”〔27〕家英生前也碰到这个问题，他奉行的原则是“理必归于马列”。他说：“守其白，辨其黑，洁若玉，坚若铁，马列之徒，其如斯耶。”〔28〕他对毛泽东思想的信念是坚定的，对毛个人的敬仰是真诚的，但并不盲目迷信，更不阿谀逢迎。伯达虽然深知“秘书是不能自行其是的”，但在特定条件下也多次提出过与上意不同的政见。但是，秘书要讲出与上意不同的正确意见又谈何容易！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不仅需要秘书个人的现代化觉悟，而且还要有领导者的深厚民主素养，更需要有民主政治体制、科学管理机制，以及完善的法制环境等来作保障。笔者在《中国当代名秘书研究》〔29〕一书中，结合我国高层次秘书的丰富实践曾对此作过一些探索，因为这已经不是本文的任务，故不再赘述。

注释：
（1〕两文分别载《同舟共进》杂志2008年第8期和2009年第2期。
（2〕参见俞可平为《当代中国思想家文库》所作的《总序》，载《吴江文稿》上卷，总序第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3〕陈寅恪著《对科学院的答复》，见《陈寅恪集》之《讲义及杂稿》卷第463页，三联书店2002年5月第一版。
〔4〕陆晓光主编《清园先生王元化》卷首之《王元化论学语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
〔5〕李锐《龙胆紫集》（《李锐文集》第十七卷），中华国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3年11月第一版。本文转引自马沛文著《何时宪政大开张——读李锐大著感言》，见强剑衷主编《历史大趋势》第20～21页，香港新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
〔6〕、〔7〕、〔18〕、〔20〕、〔21〕、〔23〕、〔26〕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分别见第64页、253页、138页、135　页、235页、236页，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5月第二版第四次印刷本。
〔8〕林克著《我所知道的毛泽东——林克谈话录》，第1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2月第一版。
〔9〕吴江著《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第164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10〕、〔27〕杨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分别见第417～418页、55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
〔11〕戴逸为《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续）所写序言，序言第一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7月第一版。
〔12〕于光远著《我的故事·我所接触过的人》，第149页，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
〔13〕、〔19〕、〔28〕胡乔木著《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讲话记录》（1980年9月21日），分别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第537页注解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第　166～167页、18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
〔14〕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修订本），分别见第12页、　287页、35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三版。
〔15〕叶永烈著《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最新增补本），第14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16〕、〔17〕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第二十三章，第154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
〔22〕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第166～1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
〔2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第19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
〔25〕于光远著《我的编年故事》（1939～1945，抗战胜利前在延安），第191页，大象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
〔29〕李秀芹著《中国当代名秘书研究》，上编第三章，第42～55页，中国国际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7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