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渐进式发展党内民主：进步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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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式发展党内民主：进步与问题 高新民 2010年08月16日16:03 来源：《学习时报》 渐进式发展党内民主：进步与问题--中国共产党新闻 
最近，深圳市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采取在个人自荐和组织推荐的基础上，由全委会差额推荐、组织部门差额考察、常委会差额酝酿、全委会差额票决“四个差额”的方式选拔 8位正局级干部。这是依据《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而采取的做法，其特点一是全委会在选拔任用中起到重大作用；二是层次高，即竞争的都是正厅级职位，而以往最多是竞争副职岗位；三是既有组织推荐，也鼓励个人自荐，真正扩大了用人初始提名权。上述做法可以理解为渐进式发展党内民主、有步骤推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行为。
全委会权力的回归与党内权力体系的民主化改革
深圳的做法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全委会在整个公开选拔干部中可以差额推荐人选，并且差额票决。凡是熟悉中国政治生态的人都知道，正厅级职位的初始提名权，一般不在全委会手中，上级主管领导和常委会在决定其任用方面起主导作用。初始提名权的改革，是党内权力体系回归党内权利主体的体现形式之一。
党员是党内的权利主体，但由于社会分工、组织管理的缘故，党组织的权力只能由党员授权的机构和人员行使，而党员直接授权、委托的便是由党代表构成的党代表大会。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党的各级委员会向同级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这是由授权关系所决定的权力关系。但在实践中，党的委员会由于人数较多、不经常开会等原因，其权力的行使往往由各地常设机构——常委会代行。党委最主要的两项职能——出主意、用干部，亦往往由常委会决定。常委会由执行党代表大会和委员会决议的机构，事实上演变成为党内的各级决策机制的核心，形成了客观上权力过于集中的党内领导体制。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内对全委会与常委会关系进行了调整，恢复和发展了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思想，明确规定常委会向全委会汇报工作并接受全委会监督，取消了书记办公会。各地方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上海闵行全委会真正成为决策主体，多个省份全委会票决干部等等。但是，从宏观层面来讲，常委会与全委会的关系依然没有理顺，对常委会特别是“一把手”监督难依然存在，全委会作用的发挥依赖于常委会特别是当地“一把手”的个人素质及其对全委会重视的程度，这本身就是非正常现象。说到底，真正发挥出全委会作用，需要正视党内权力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即权力结构中民主含量不足，形成少数人手中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
增加党内权力结构民主含量，可以有两条出路：一是权力结构进行大的调整，如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但因其在实践中问题较多，争议较大，因此目前只是在基层试点。二是全委会制度改革，使全委会在决策、用人中充分发挥作用。初始提名权由全委会决定，这是很重要的环节，是全委会作用的真实体现。而且，全委会决策，全委会票决，由于其人数适中，既可以防止因人数太多产生过重的行政成本，又可以防止少数人操控决策，有积极意义；既是典型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也是当下改革的目标之一。
当然，全委会决策、用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全委会人数较之常委会多数倍，但也因其“多”带来一定问题，比如，委员们在决策中对某些不熟悉的领域无法进行有把握的判断；选拔任用干部中对拟任人选不熟悉，只能通过看材料、现场听述职、现场答辩等途径来了解情况。但是，就其正面作用而言，远大于其局限性，是对常委会的一种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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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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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深圳市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采取在个人自荐和组织推荐的基础上，由全委会差额推荐、组织部门差额考察、常委会差额酝酿、全委会差额票决“四个差额”的方式选拔 8位正局级干部。这是依据《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而采取的做法，其特点一是全委会在选拔任用中起到重大作用；二是层次高，即竞争的都是正厅级职位，而以往最多是竞争副职岗位；三是既有组织推荐，也鼓励个人自荐，真正扩大了用人初始提名权。上述做法可以理解为渐进式发展党内民主、有步骤推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行为。
全委会权力的回归与党内权力体系的民主化改革
深圳的做法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全委会在整个公开选拔干部中可以差额推荐人选，并且差额票决。凡是熟悉中国政治生态的人都知道，正厅级职位的初始提名权，一般不在全委会手中，上级主管领导和常委会在决定其任用方面起主导作用。初始提名权的改革，是党内权力体系回归党内权利主体的体现形式之一。
党员是党内的权利主体，但由于社会分工、组织管理的缘故，党组织的权力只能由党员授权的机构和人员行使，而党员直接授权、委托的便是由党代表构成的党代表大会。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党的各级委员会向同级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这是由授权关系所决定的权力关系。但在实践中，党的委员会由于人数较多、不经常开会等原因，其权力的行使往往由各地常设机构——常委会代行。党委最主要的两项职能——出主意、用干部，亦往往由常委会决定。常委会由执行党代表大会和委员会决议的机构，事实上演变成为党内的各级决策机制的核心，形成了客观上权力过于集中的党内领导体制。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内对全委会与常委会关系进行了调整，恢复和发展了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思想，明确规定常委会向全委会汇报工作并接受全委会监督，取消了书记办公会。各地方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上海闵行全委会真正成为决策主体，多个省份全委会票决干部等等。但是，从宏观层面来讲，常委会与全委会的关系依然没有理顺，对常委会特别是“一把手”监督难依然存在，全委会作用的发挥依赖于常委会特别是当地“一把手”的个人素质及其对全委会重视的程度，这本身就是非正常现象。说到底，真正发挥出全委会作用，需要正视党内权力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即权力结构中民主含量不足，形成少数人手中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
增加党内权力结构民主含量，可以有两条出路：一是权力结构进行大的调整，如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但因其在实践中问题较多，争议较大，因此目前只是在基层试点。二是全委会制度改革，使全委会在决策、用人中充分发挥作用。初始提名权由全委会决定，这是很重要的环节，是全委会作用的真实体现。而且，全委会决策，全委会票决，由于其人数适中，既可以防止因人数太多产生过重的行政成本，又可以防止少数人操控决策，有积极意义；既是典型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也是当下改革的目标之一。
当然，全委会决策、用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全委会人数较之常委会多数倍，但也因其“多”带来一定问题，比如，委员们在决策中对某些不熟悉的领域无法进行有把握的判断；选拔任用干部中对拟任人选不熟悉，只能通过看材料、现场听述职、现场答辩等途径来了解情况。但是，就其正面作用而言，远大于其局限性，是对常委会的一种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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