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现象”的再思考》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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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现象”的再思考》质疑
李秀芹
2010年7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1924
新世纪以来有关陈伯达研究的文章不时见诸报刊,仅广东的《同舟共进》杂志,近两年来就先后发表了《陈伯达之命运》、《“陈伯达现象”的再思考》等(1)。这说明一些研究“禁区”业已解冻,对于促进我国的学术发展与科学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乃学术界值得庆幸的善事。笔者阅读叶永烈《“陈伯达现象”的再思考》(以下简称叶文),再三思考的结果是,叶文的基本观点颇值得商榷。
叶文将其否定的“陈伯达现象”之内涵概括为三点:
一、察言观色,千方百计地摸动态,诸如主席最近跟谁谈话,看些什么书,注意些什么问题等……“理论家”的“理论”变成“随行就市”,变成墙头草……
二、系统总结,即把毛泽东在各种会议、各种场合零散的讲话,加以系统化、条理化,写成文章。“理论家”所做的是归纳工作,他笔中灌注的思维不是他自己的……
三、演绎诠释,根据领导的某一观点、某一“最新指示”,加以扩大,加以推理,加以说明,加以解释,变成一篇社论、一篇文章,这最常见……
这三点无非是说陈伯达其人,是最善于了解上意、归纳上意、宣传上意、按领导意图办事的,“他笔中灌注的思维不是他自己的”。而笔者却认为这正是秘书工作的鲜明特点和基本规律。作为毛泽东秘书与中共理论家的陈伯达,在这方面恰恰是无可厚非的。
(一)
叶文的立论之所以不正确,首先是因为混淆了“理论家”与“学问家”的本质区别。一般而论,“学问家”是指那些术有专攻、业有所长、学识渊博的学者或专家。他们本着独立思考的精神,潜心探索事物本身的规律或某一领域的真理,往往与现实保持着一定距离,有些研究甚至远离现实生活。但他们的学识及其研究成果依然是人类知识与精神文明长河中的涓涓细流,其影响会超越时空而绵延不绝。“理论家”则与之不同,他们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其观点往往直接针对现实问题,发挥着解释与辩护现实的作用,因此也就更看重现实价值;他们的影响通常取决于特定的政治需求,因而其理论学说往往随着某种特定政治需求的消失而相继退出历史舞台(2)。具体到陈伯达,他在某些领域确有很高的造诣,因而也具有“学问家”的一面,但就整体而论,除了毛泽东政治秘书的角色之外,他更有资格被称之为“理论家”。因此,叶文若要求他行文做事皆脱离现实政治,则如同要求“学问家”读书治学都必须政治挂帅一样荒唐。
其次,是因为忽视了秘书工作与学术研究的不同性质。学术研究是不能倚傍现实政治需要或看政治家的脸色行事的,贵在独立思考、学术创新。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陈寅恪的主张了。他说: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3)
陈寅恪学术研究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即使中共党内资深学者也大都赞成并付诸实践之。如王元化就说过:
我是一个用笔工作的人,我最向往的就是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留下一点不媚时、不曲学阿世而对人有益的东西。我也愿意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4)。
李锐在其《龙胆紫集》中一再吟诵“文章自古多奇狱,思想从来要自由”、“舆论监督天下安,世间欢喜自由谈”,以及“风雨途中未辱身,何时做个自由人”、“关心天下古今事,高举自由民主旗”等等(5),也是旨在倡导学术研究的自由思想。事实上,陈伯达也深知学术研究是要保持独立思考的。他在谈到毛泽东对其《墨子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两文的意见时说:“毛主席的意见,我大部分都采纳了,但有的意见我也不是完全赞同,比如他不赞成我较多引用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的观点,其实,对学术问题,不必这样要求。”(6)
而秘书工作恰好与学术研究相反,它要求必须善于领会上意、按领导意图办事,正如陈伯达所言:“秘书是不能自行其是的,古今中外都如此。”(7)乔木就是善于领会上意者。林克在回答“乔木为什么能在较长时期内得到毛泽东信任”时说:原因之一就是他“能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意图”(8)。吴江当年向胡耀邦介绍党内“秀才”的情况时说:“胡乔木是毛主席身边随时备用的笔杆子,起草文件、撰写政论,都少不了他,这就需要才思敏捷,善于领会上意。”(9)李慎之说:“胡乔木同志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二十余年,对毛主席真是知之既深且切。”(10)至于乔木善于领会上意的事例更是举不胜举了。家英也是善于领会上意的优秀秘书,戴逸评论家英的一次讲演时说:“他对毛主席的著作十分熟悉,剖析深刻,从多方面加以阐发,立论极其精辟,对材料、例证则如信手拈来,运用自如。”(11)于光远撰文称,家英是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的专家(12)。就连康生也认为,家英整理毛的文章,有如小学生描红模子一样准确(13)。
这就是说毛泽东的几位秘书,不论是乔木、家英,还是林克、伯达,他们都懂得秘书工作的本质就是忠实地传达上意、宣传上意、执行上意,而这样做的前提条件则是能准确地领会上意。因此,叶文的所谓“陈伯达现象”不过是缺乏常识的偏见,没有学理依据的谬说。
(二)
叶文的论据也是经不起推敲的。譬如,为了证明陈伯达善于“察言观色”,千方百计地摸毛泽东的动态,叶文提出的论据是:
1959年8月,陈伯达上庐山出席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他最初摸到的毛泽东的动向是纠“左”,因此他对彭德怀的信极为赞赏,曾当众说:“彭老总,你的信写得很好,我们都支持你。”可是,毛泽东突然由纠“左”转为“反右倾”,狠批彭德怀,陈伯达赶紧随机应变……抓住毛泽东这一重要思想动态,日夜赶写(批彭的)“论证”“文章”……
这里有些细微的史实并不准确暂且不论,仅就叶文描述的陈伯达批彭而言,那是当时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乔木在“庐山会议”前期,也对 “大跃进”“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它“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他也认为彭德怀的信“内容很好,观点跟我们一致。”但到了会议后期,当毛泽东改变会议纠“左”方向,执意要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时,他便迅速作了长篇发言,就“斯大林晚年”问题从六个方面对彭进行了严厉地批判。而且在会议结束后,他又写了《剥开皮来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什么是个反党纲领》一文,对彭作了进一步清算(14)。原来,不论是陈伯达、胡乔木,还是吴冷西、田家英,这些“秀才”与大多数党政官员一样,都是按党组织的决定和领导的意图转向批彭的。如叶文列举的陈伯达批彭之文,送审时间为“庐山会议”结束之后的10月9日,除了毛先后两次作了修改和批示之外,周恩来、朱德、林彪、康生、杨尚昆、胡乔木等人也按毛的要求参与了陈文的修改。而且,毛在此前的8月16日所作的《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之批语,以及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于同日作出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都对彭作了“反党”的定性。因此,即使当年秀才们的批彭之举不妥,但责任在党组织与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而不在批彭者个人,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言:“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况且,对待乔木的批彭,叶永烈在另外的场合作了肯定性的评价:
……在(对彭德怀)做了以上六个方面的分析(批判)之后,胡乔木引述了恩格斯的名作《论权威》,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威信,亦即权威,这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必须保卫,绝不能破坏……虽说胡乔木并不赞同反右倾,但他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必须在政治上维护毛泽东……(15)
既然如此,那么,对毛的另一位政治秘书、同乔木一样按党组织要求批彭的陈伯达,叶先生为什么就不能多一点宽容呢?
再如,为了证明陈伯达“笔中灌注的思维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归纳、总结的毛泽东思想,叶文列举了这样的论据: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二十五条》,也是陈伯达主稿的。在陈伯达之前,已有人写过一稿,被毛泽东否定。陈伯达接手此事,格外小心。毛泽东说:“我要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陈伯达反复琢磨这句话,悟出前稿被否定,是因为立足于“庄则栋式”的“攻”,于是他起草时,改为“张燮林式”的“守”——正面阐述中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见解。他逐条整理毛的意见,加以系统化,写成《二十五条》。
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二十五条”)今天究竟如何评价,这不是本文的任务。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陈伯达参与起草的“二十五条”,是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对苏共中央同年3月30日来信的答复,而不是陈伯达个人的著作,因此,它表达的必须是中共中央的意见,而不能是文件起草人的观点。这样,陈伯达在起草时“正面阐述中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见解”;“逐条整理(中共领袖)毛的意见,加以系统化,写成《二十五条》”,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了——叶文的宗旨在批陈,不知为何却选了这种有利于陈的论据?
事实上,从起草过程看,“二十五条”不仅反映了中共中央的集体智慧,并且还体现了朝鲜、越南等兄弟党的愿望。诚如崔奇所言:
从四月初毛泽东和中央决定马上动手起草这封复信稿,提出我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看法,到六月中旬复信定稿,整整经过两个半月时间。在这两个半月中,起初在北京和杭州分头起草,然后去杭州一起讨论,接着回北京由邓小平主持合成一个稿子,中间又到武汉听取兄弟党同志的意见,最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和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中间究竟开过多少次会,讨论过多少次,修改过多少遍,不可胜计。由于开会讨论修改的意见需要集中落实和誊清在一份改样上,以便发给工厂改排,这道工序大部分是由我经手的,当时作了粗略的统计,这篇复信稿前前后后发过的改样(包括部分修改的改样)总共有36份(不包括在杭州发排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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