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在庾村的黄郛后裔【轉載】

寻访在庾村的黄郛后裔【轉載】

【作者: 日曰】

8月25日，我在作家赵长根及夫人张雪景老师的陪同下，前往莫干庾村寻访黄郛之后裔。此前，我早已谋划，想去拜见黄郛姪子黄嵩林先生，只因事有不巧，一直拖至此时。邀赵长根夫妇一同前去，目的在于走访中图个方便，因张老师生于庾村，长于庾村，熟悉黄先生，且对黄郛的有关传说听之甚多。事实上，在后来的走访中，他们确实为我顺利完成这次寻访起了很大的作用。

黄郛（1880.1～1936.12），原名绍麟，字膺白，号昭甫，后易单名郛，祖籍上海松江，生于上虞百官镇，有“三兄一姊一妹”；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补为钱塘县学生员；三十年春入浙江武备学堂；第二年受清廷选派，留学日本，先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后转入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在日留学期间，黄郛加入（1905）中国同盟会，成立“丈夫成城团”（简称“丈夫团”），并被奉为领袖。宣统二年（1910），为了反清，黄郛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目的从日本回国，参加清政府组织的留学生甄别考试，结果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政府军谘府（相当于现在的总参谋部）任职。辛亥革命时，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参谋长，兼任第二师（后改陆军第二十三师）师长，时蒋介石任该师第五团团长。1912年1月，黄郛与陈其美（浙江湖州）、蒋介石（浙江奉化）三个浙江大同乡在上海打铁路45号蒋之寓所拜天地，结为异姓金兰兄弟，以便进一步互相依托。蒋还打了两把宝剑，上刻陈其美所拟的联语：“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①，送给两位盟兄各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黄郛兼任兵站总督，后改任江苏都督府参谋长。民国二年（1913）参与策划上海讨袁战争；失败后，袁以二万大洋捉拿黄郛，“不论生死，一体给赏”②，无奈，他揩夫人逃往国外。次年10月回国后，隐居天津，潜心思考国家前途之命运，先后完成《欧战之教训与将来》、《欧战后之新世界》两部著作，在当时引起轰动。民国十二年（1923），入北洋政府张绍曾内阁任外总长，后又任高凌霨、颜惠庆内阁教育总长。后参与策划北京政变；成功后（1924年10月），黄郛随冯玉祥到北苑，出任国务院总理并负责组阁（实质是总统和总理的职权集于一身）；不久，冯辞职，黄郛也随之辞职去天台山过上了隐居生活。民国十六年（1927）“四一二”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黄郛被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同年武汉发生“七一五”事变，蒋下野，黄随同辞职。次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黄郛被任命为外交部长。5月，日军炮轰济南，制造“五三”惨案，黄郛引咎辞职，来到莫干山避暑隐居。民国22年（1933），已过了5年清闲生活的黄郛，在蒋介石及民国政府要员的多次盛邀之下，重新出山，出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民国二十四年（1935），黄郛同蒋介石、汪精卫等作出对日外交之决策，决定与日签订“塘沽协定”，继而达成华北与伪满通车、通邮协议，遭舆论强烈反对。黄郛自知此举必遭后人唾骂，故于同年2月托病返莫干山重新过上了隐居生活。但不曾想到，托病之借口固真成为事实，第二年12月，黄郛因肝癌于上海去世，墓葬莫干山瘐村。

黄郛于民国十七年（1928）8月，在莫干山购509号别墅，起名“白云山馆”；为纪念其母三十周年忌日，筑“陟屺亭”（今称清凉亭），后发起集资兴建“莫干山经堂”（今黄庙）。民国二十年（1931）夏发起成立“莫干山公益会”，当选常务董事。次年6月1日，“愿以受诸社会者报诸社会”③之动机，在庾村创办莫干小学，设有农事实习场、蚕种场、造林场、苗圃、花园、畜牧场等；学生除听课外，参加实地劳动。后又兴修水利，创办文治藏书楼、农村改进会、农民教育馆、医疗室、公众仓库等。黄郛死后，夫人沈景英【1894－1971，字亦云，原籍湖州，生于嘉兴，清末就读于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时，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民国一年（1912）10月与黄郛结婚。民国十七年（1928）5月济南惨案后，与丈夫一同寓居莫干山】继续了黄郛在莫干山的实业。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在莫干山的夫人将杭州清坡门外花园别墅一座及宅中用具、古董、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约值15万元，作抗日经费；并在山上创造莫干山临时中学，组织莫干山中外难民救济会，从事安置及救济。抗战结束后，她在莫干山重建莫干山蚕种场，扩大规模，开荒栽桑，修筑蚕室，生产“天竺牌”蚕种；同时，新建牛奶场，基本达到生产与教育的平衡发展（因当时莫干小学是一种免费教育，其支出由各场收益来抵付，以达到良性循环）。民国三十九年（1950）1月下旬，夫人将山上山下所有资产分成“学校”、“生产”、“纪念”三部分，除纪念如基地、藏书楼、山馆等仍为自有外，其他的全部捐赠给当地人民政府。当时浙江省人民政府收到捐赠清单后复函给夫人：“台端在莫干山下所作生产教育事业，已有相当成绩，请本为人民服务愿意，继续努力。”④正因决定已出，夫人才告别了几番不肯离去的祖国。

今天，我们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黄郛当年在莫干庾村的教育、生产事业，应该说是有功绩的。因为即便在当时“多数下野的伟人，不累社会而为社会努力的，能有几人？不标榜理论，而从切实浅近亲自做去的，更有几人？黄先生在庾村经营的乡村事业，与所创设的莫干小学，是无一不证明黄先生为社会服务的精神。”⑤

也许，黄郛在莫干山的意义也正是在这里。

我们驱车来到庾村，张老师熟门熟路。在她的指点下，七弯八转的，我们直接来到黄郛姪子的居住处：这是两间比一般平房要矮小得多的房子，看上去像是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集体用房；屋前是一个水泥地，是他人修理机器的场所。门前杂草丛生，连路都难于分清；走近一看，门锁着，老人不在家。张老师连忙到隔壁去打听，原来老人上街去了，于是她马上利索地上街寻找。

我在车边等着，不一会功夫，张老师带着一位老人从街而来。我想：运道还算通！等到他俩走到我跟前，张老师作了简单介绍后，就进屋打算坐一坐再聊一聊。然而，等他开门进屋后，我真的惊呆了：没有一件家具，破烂的垃圾，零乱地放遍了这个只有二十几平米的小屋，同时，一股呛人的怪味朴鼻而来；室内光线昏暗，屋的左侧角里放着一个破旧的煤气灶，大概是“橱房”了，右侧的一角是一张要倒下来的已缺了几块板的小长桌，另一角是用砖头垫起来的床；床前放着一台与这屋很“协调”的电视机，这大概是屋里最值钱的东西了。

进屋后，老人拿出惟一一只并不牢固的凳子，用手一擦，然后一吹，并不停地说：“先坐一会，先坐一会，这两天家里很乱，没有整理！”口气像是向我们表示歉意。

我看到这个场景，心理全然说不出个啥滋味。在场四人，谁能敢坐？于是我马上与老赵商量，是否上街找个茶馆再聊？这时，张老师稍稍跟我说：“老人本不愿意与我们接触，主要是一为熟悉，二是听说有人要为他老祖宗写书，这才勉强同意。”

我为老人在其家里拍了照后，就去庾村街上寻了张老师熟识的一家饭店，在那里，我们开始了这次寻访活动：

老人从黄家祖籍说起，先给我们介绍黄家从其祖父开始到叔父（即黄郛辈）的兴衰演变，然后再讲自己的身世。这时，我才注意到，老人虽然年事已高，但面色清秀，耳聪目明，思维活跃，当年所经历的事情尚是清晰记忆：

“我姓黄，叫嵩林，黄郛是我的叔叔。1932年，我父亲因病去世后，家庭的重担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父亲生前从事手工裱画，没有留下什么家产，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四人在杭州生活，开消很重，度日艰难。这时，叔叔黄郛说：到庾村来吧，一只锅子开伙，可以减轻开支，几个孩子还可以在莫干小学免费上学。那一年，我才8岁。母亲听了叔叔的劝说，就从杭州带着我们来到了庾村，并一直住到现在，已经有74年了。”

“黄先生，您能不能具体谈谈您自己？”我问。

“我自己其实很简单。到庾村后，进入莫干小学读书。毕业后，在上海当了两年的国民党军事统计局青年军。那时，叔叔已经去世，婶婶沈景英居住在上海。我嘴馋时，就打电话给她：婶婶我三天没有开荤了。那你过来吧！于是，她总要烧一大盆咸淡猪脚圈，让我吃。但我也不敢放开胆子，因为在婶婶家，人来客往都是些场面人物，像程运帆（当过浙江省财政厅厅长）、葛运成（中国蚕丝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徐青甫（曾任浙江省民政局长、代理省主席）、黄伯樵（沪杭铁路局局长）等，虽然他们都很亲热，但我总是拘束的。当兵回来后，我去国防预备干部局特色杭州中学（高中学历）继续读书，因为当时我家生活仍是拮据，该校为免学杂费，并还有生活经贴。毕业（1949年1月）后不久，就解放了。后来，除“纪念”部分外，婶婶把我叔叔在庾村创下的莫干小学及农场、蚕种场等教育生产资料全部捐给了政府，自己也离大陆去了美国。当时，留在庾村的黄家后裔只有我和三哥，四哥已读大学在外工作。不久，政府进行了一次身份登记。我也实事求是地把自己当了两年的军统青年军报了上去。因为这，在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游街、批斗、坐牛棚，算是吃尽了苦头！”

说到这儿，老人显得一脸无奈和悲郁，“所以，我也没有结婚生子！”

想想也是，在当初谁敢拿着自己的脑袋与一个军统分子接触？更何况谈婚论嫁了。

庾村，在当年黄郛看来，这是一个交通闭塞、土地贫瘠、农民知识幼稚、身体羸弱、道德媮薄、生产手段拙劣的地方。然而，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里绝对是一个“政治斗争”轰轰烈烈，“成效卓越”的地方，它决不因为山区僻静而成为一方静土。因此，黄郛尽管为庾村人民作出过贡献，为付诸社会作出过努力；尽管黄郛此刻已静静地长眠于地下整整三十年了，但他“英魂”不散，难逃造反派之“一窃”。

。。。。。。。

这是一个丧失人性和理智的年代，也是一个难于启齿的年代！类似于黄郛的结局及其后裔的遭遇在中国大地在当时也绝非是个案，真是让人痛心不已。

老人沉默了许久也没有说话。我猜得出来，回忆这种往事一定是很伤心、很痛苦的。于是，我话锋一转，开始问他近几年的情况：

“现在我居住的房子，是集体的。前几年，自己的老房子被征用拆迁了，就用补偿款在三哥住房的旁边造了两间低矮的平房，因为至今里面没有粉刷和安装水、电等基本设施，所以也搬不过来；原来叔叔遗留下来的住房、藏书楼等家产，虽有口头相赠的说法，但我也没有一个充足的理由搬进去，现在仍被蚕种场占用着；平时仅靠政府每月45元的低保费过日子，有时，远在深圳的四哥偶尔寄一点钱来，作替补。三哥早在1993年就过世了，其独生儿子也因病已离开人间，在家的孙儿尚在读高二，与其奶奶相依为命，每月收来源也就是两人的政府低保金，共100元，生活过得非常艰难……”

听到这里，我不知道自己内心是同情，还是怜悯。心想：难道人间真有风水轮流转？难道黄郛当年在外交上的过错在他的后裔身上遭报应了？我真的不得而知！

因为行程安排较紧，我们听了黄先生的简单介绍后，就起身去看黄郛之墓、藏书楼及蚕种场。老人对当年的布局及一草一木，至今尚是记忆忧心，每到一处他总能滔滔不绝地说，这里有棵树，那儿有口井。但走到黄郛的墓前，他却找不到了。这也难怪，今天的墓地已不是在原来的地方，这是在文革后的1984年由黄郛的连襟，解放后曾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钱昌照先生出资重建的，地点向偏东南方向挪动了一段距离。后来，在熟人的指点下，我们在杂草丛林之中看见了黄郛的坟墓。这里只有一个10来平米、用石头垒起来的半圆包，据说这是一座空穴；墓前，立有“黄郛、沈景英之墓”的碑，然而，墓碑是断成两截后拼接起来的，石头为原碑，“之墓”也为原文，而上侧“黄郛、沈景英”五个字是被凿去后重刻上的，但上下墓碑全然没有了统一的原味。碑前有几个花圈，看得出有人来上过坟。老人轻轻地抚摸着墓碑，自言自语地说：“我们自家人也不曾想到要来扫扫墓，多亏了这些好心人，还想着他……”

是啊，作为一位有人性、有良知的山民，怎能忘却一位曾经报诸当地社会的人士呢？

看过墓地，我们绕小道来到文治藏书楼。老人先把我们带到原来藏书楼的进门口，这是一个牌楼式的小建筑，有卫兵站岗的哨位，现在前侧的通道已经堵住；老人指着门框上面说：“这里原来有一块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书写的篆体‘文治藏书楼’横额，才是在近几年里被人盗去的，你们看，锯子的痕迹还是新的。”

我们一看，果真如此。接着，老人又说，“这是哨位，卫兵站岗的。我叔叔当时在庾村‘见人’有个规矩：西装革覆打扮的人要见我叔，那必须要经卫兵通报同意后才能见到；但赤脚草鞋的人，毋须通报，就可直接进门相见。”虽说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规矩”，但对于一位下野高官而言，正好说明了他把老百姓装进了自己心中，这种潜意识的心态，和他在莫干庾村从事的教育生产事业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绕过牌楼门，从西侧拾阶而上。几十个台阶后，眼前有一块较为开阔的平地，有藏书主楼；前面有一颗巨大的雪松，可谓遮天成荫，使绕主楼用鹅卵石铺就的小道和地上长满青苔；西侧是卫兵室，主楼后面是水塔。我们沿东侧小门而进，先看一楼大厅及边屋：这里东西零乱，但总体布局仍保持着当年的原貌，两楼情况也基本相似，现在主要以蚕种场临时工居住，各门敞开，物件存放混乱不堪，显然这是无人整理与护养的地方，据资料记载⑥，莫干小学图书分两处，一处在校内的图书室兼阅览室，当时也有三间平房，此处为学生和村民免费开放，可随时进入看书学习；一处就是文治藏书楼，这里主要存放一些平时师生及村民用场不大但又较珍贵的书籍，比如象《四库　全书》等，只可惜，在1937年12月武康县沦陷至1945年7月间，日寇经常窜犯莫干小学，使藏书楼图书及校中家具、仪器标本、医疗器械等几乎毁损殆尽，所存下来的图书又难逃文革之劫，真乃人间悲剧！

藏书楼其实就是在蚕种场内，我们在同时对蚕种场看了个大概后，就去看望黄蒿林先生的三嫂及她的孙子。

沿黄郛路，一直向莫干山方向走，不到500米，就到了三嫂的家。进屋前，我们先看了黄郛的旧居，即前文说到的相赠姪子的住房。门开着，住着人，但没有人，老人告诉我，现在大概是蚕种场的临时工住着，不知道到今天这房子的产权应该属于谁的？我为他拍照留影后，就来到三嫂家：这里是三间二层楼房，估计改造还不到十年时间，但室内存设极为简陋，在橱房兼餐厅的地方，只有一灶两桌，其中一桌是四脚倾斜，侧板调落，几只凳子也是又脏又黑，很难坐下。

我们寒喧几句并说明来意后，老赵就直奔主题，向三嫂提问是否有黄郛的照片等资料。老太太很直爽地说有，且马上上楼亲自去取。不一会，她把一包用牛皮纸包扎得很平整的东西，轻轻在饭桌上，老赵小心地解开结，一层一层地掀开，发现里面有两块用泡沬夹着的磁砖，磁砖的外面还包着来自江西景德镇工艺厂的用纸，磁砖上分别烧制着黄郛和夫人沈景英的标准像。我一阵惊喜，因为在我所收藏的有关黄郛的一百多幅照片中，尚未收有此两幅。于是，在征得老太太的同意的情况下，我对这两幅照片进行了翻拍。当时我就想，此行不枉矣！因为我知道，经过“掘地三尺”的文革运动，谁能保存得了这种资料？后来，听黄蒿林先生说：原来这两幅照片是1984年钱昌照出资重修黄郛之墓后寄过来的，要求这里的后裔把它放入空穴之中……

这时，已是中午12：00多了，我们吃过便饭后，就匆匆赶往白云池。白云池是黄郛在莫干诸多公益农事中的一件，当时开挖此池的目的就在于为庾村救旱之用。听说，白云池至今保存完好，且仍在发挥作用，这就促动了我前往的欲望。但今非昔比，张老师即使是土生土长，阡陌变更，也使她难找去白云池的具体路径。好在她人头熟识，两次下车打听，才到达位于黄金畈西南侧高处的白云池。

白云池，呈圆形，于民国二十二年（19933）完全由工人挖掘而成。据了解，该池埧堤周长7.37米，埧顶宽2.5米，埧最高6米，均高5米。当年受益水田为300亩，现在为100亩，兴利库容1万立方米，筑库土方约2万立方米，输水管为松树空心管。今天，呈现在我面前的白云池，水盈八成，水质较清，已为农户改为鱼塘，旱时仍可引水灌田，出水处的石门及渠沟保存完好。在池的西南角上，仍立着白云池碑，静静地守着黄郛为庾村农业生产和山民所作的那份努力……

碑文记载：

民国二十三年春，本会肇始成立。其明年，江南大旱，庾村地故硗瘠，为灾尤烈。禾稿于田，粮罄于室。老幼盯盯，不可终日。死不免，改进奚图，救济之议，遂荣佥谋。惟是不材皆待哺之人，就地矢可筹之款，捐募则遍野衰鸿，惟独我原公帑则舆薪杯水，粥少僧多，继念本会之组织，学校之创设，莫非黄膺白先生之力者，番之役，舍先生盖无能为助者。顾先生方拖病之身，主河以北六省之政，虑不逞更为吾庾惠幸。其时，夫人沈女士亦云，尚逭暑山中，目视灾情惨酷，恻然悯之，函电交驰，代为请命。行生乃经济所需，半为捐廉，半为筹措，于赈济设施复详予指示。于是，计工而授资，则掘池、浚河、筑堰、修堤兴焉；因所□以贷款，则种籽、工具、肥料备焉。更设库以押米谷，施医以治疾病。是岁冬，江南数省之饥黎，死者殆半，而吾庾人，胥以全活。以工赈之，沟防筑构，于后此之旱潦，大备无患，是特吾人之身得免于流亡，吾子孙并食先生之德矣。灾诊之行，虽科学昌明，不能使之必无，故救济是需，然施衣散粟，使人民寝成依赖之性，与夫出其汗血为公服役，以赡其身与家者，则有问矣；仅恤于一时与夫为久远之计者，又有间矣。先生之施虽在庾，其仁足以示天下，具法足以型荒政，泽所流，宁有既无乎记之，以勒　于石，使后之览者，有所兴感焉。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莫干农村改进会谨立

先人立碑记文，旨在教导后人，饮水思源，即在此意。“白云池碑文”至今读来，仍令人“有所兴感”，所以，我们不应该忘却了黄郛及其对他后裔的那份同情与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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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张学继《黄郛传》，第16页

② 《黄膺白先生故旧感忆录》

③  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下册，第1036页

④  沈亦云《亦云回忆》下册，第662页

⑤  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下册，第1018页

⑥  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下册，第1029——1033页

【作者: 日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