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学者：中国居民收入增速太低 基建资金应全分给百姓

不出意外的话，即将公布的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速将会超过8%。假如仅看GDP增长，那么中国经济无疑是一个优等生，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但假如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来衡量，那么中国经济的问题可能并非变小了，而是变大了。数年来，各界人士不断呼吁中国经济应该尽早进行结构调整，从外需转向内需，从投资转向居民消费。金融危机发生后，外需持续不振，内需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比重日益增大，但我们对投资的依赖却日益加深。为此，国内外又不断有人呼吁要加强社保的建设，以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释放消费潜力。
中国的反危机政策到底是及时有效，还是过分注重短期效益而将更大的难题留给了将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很可能将影响到未来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为此，本报最近就相关问题专访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请他来对当前的局势作出点评。
中国人不消费的主要原因并非社保不足
《21世纪》：自去年第四季度中国政府推行大力度的反危机政策以来，中国经济几乎走出了一个完整的V字形反弹，但居民消费依然非常疲软。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居民消费率太低的问题源自薄弱的社保，您对此怎么看？
黄亚生：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分几点来说，第一，我非常支持提高社保支出，而且我认为不管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如何，中国早就应该扩大社保支出了。但我不认为社保是制约中国居民消费提高的主要因素。实际上，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社保状况都不甚理想，美国有五千万人没有医保，日本的社保很多年也是问题百出，普通印度人能有什么社保？但这些国家都是以国内消费为主，印度和日本的居民消费占本国GDP的比例接近60%，美国则高达70%，中国这个比例现在已不足35%。从这点出发，我觉得社保应该不是中国居民消费低迷的主要原因。
第二，建设社保可以刺激居民消费的观点中有一个假设，就是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很高，存在很多预防性储蓄。现实真是这样吗？我觉得不是。事实上，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不高，其占GDP的比例约为20%，这甚至还没有印度24%的比例高。假如你认为预防性储蓄意味着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处于一个非正常的高位，那从印度的情况来看，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从国际经验来看，中国这方面的数据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差不多，所以预防性储蓄的说法可能有问题。
这里要补充一点，社保并非中国人不消费的主要原因，但更为完善的社保对提高居民消费率还是有利的，尤其是对提高农民工的消费率有利。刚才已经说了，中国的居民储蓄在总体上不存在预防性储蓄的问题，但农民工中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因为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却无法享受到城里人的待遇，没有社会保险，小孩上学存在困难，所以他们不得不进行一定的预防性储蓄，结果这导致他们的储蓄率非常高。农民工虽然收入低，但人数巨大，有2亿多，因此我认为加强这部分人的社保将会有利于解除他们的预防性储蓄，释放出更多的消费活力。
回到中印两国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印度的居民储蓄率比中国高，同时其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例远高于中国，这种现象怎么解释？我个人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印度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和GDP的增幅是同步的，而中国则是在一定程度上脱节的。换句话说，中国人不消费的主要原因并非社保不足，而是收入增速滞后于GDP增速。
《21世纪》：您认为中国居民收入增速远低于GDP增速是造成居民消费低迷的主要原因，但我们现在经常看到关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超过GDP增速的报道，似乎中国的消费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弱。
黄亚生：中国的数据你一定要看它的具体内涵，比如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和我们通常所说居民消费并非一回事。具体来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政府和企业的消费，不仅仅是居民消费。按照这个定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但包含居民购买的消费品，也包含机构(意即政府和企业)购买的消费品。为了搞清居民购买的消费品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我曾把过去30年内能收集到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统计局对城乡居民的收支调查进行了对比。这里面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例如城乡居民的收支调查是包括服务业消费的，因此我需要剥离这些消费，使之能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行对比。经过研究之后，我自己估算的结果是1980年代，机构消费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大概为10%，但1990年代后半期到现在，这个比例已经上升至超过30%。我估计今年机构消费的增幅在30%到50%之间，而居民消费不可能很旺盛，因为中国的CPI是负的。所以综合来看，目前机构消费的增速一定远快于居民消费的增速。
现在国内外有一些人根据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状况提出中国正在转向以居民消费为主导的经济模式，我对此是不赞同的。中国现在的消费很大一部分来自机构，老百姓的消费习惯和预期并未改变，而且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近年来还不断下降，那我们怎么能说中国正在转向以居民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呢？
《21世纪》：按照您的观点，中国居民消费太低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增长有限。那反过来说，中国人其实是愿意消费的，无非是钱少没法消费。
黄亚生：对。很多人都持有一个错误观点，就是中国人不消费。假如你去看历史数据，你会发现这种说法完全不成立。1980年代，中国曾出现过一次居民消费高潮，但进入1990年代之后，居民消费进入了低潮。2003年以后，居民消费的状况又有所恢复，但远没有达到1980年代的那个水平。而按照我的估计，1980年代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经通胀因素调整的平均增速为15%，1989-2002年期间下滑至3.8%，但在2003-2007年，这一增速又回升到9%。我相信城市居民经历了类似的消费历史，但具体指标会有所不同。
从数据上看，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保持着极高的相关性。也就是说，老百姓的消费完全是跟收入挂钩的。回到最初的话题，中国1980年代有什么社会保障吗？我觉得也没有。但大家当时的消费率很高，其核心原因就在于收入的增长。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居民消费问题本质上既不是社保的问题，也不是GDP的问题，而是收入的问题。现在我们希望提高居民的消费率，通过增大居民的消费需求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那我们就应该着重推行提高居民收入的政策。等老百姓的收入提高了，他们自然会去消费，根本不用再采取政策去刺激消费。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过度偏向机构
《21世纪》：既然居民储蓄占GDP的比例不高，消费又那么低，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居民部门以外的储蓄率太高？
黄亚生：对。今年7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北京举办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有一个涉及此内容的演讲。根据他的讲述，在1992年到2007年之间，中国居民储蓄占GDP的比例基本稳定在20%左右，因此居民储蓄变化肯定不是总体储蓄率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反观同时期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则发现两者都有大幅度攀升。比如企业储蓄占GDP的比例在1992年是11.3%，2007年这一比例达到了22.9%，占比增长超过一倍；政府储蓄在1992年占GDP的4.4%，2007年该比例提升为8.1%，占比增长接近一倍。这些数据非常清楚的表明，中国总体储蓄率的上升并非来自居民储蓄的增加，而是来自机构储蓄的增加。
《21世纪》：从这点来看，中国的问题并非在于老百姓喜欢存钱，而在于我们的制度将本应流入居民部门的收入导向了机构，由此催生了我们重投资轻消费的格局。
黄亚生：我最后的结论就是如此。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印度的居民储蓄率比中国高，那它为什么还可以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本质的原因在于印度经济增长的成果实实在在的转化为了老百姓的收入，而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过度偏向机构，导致居民消费有心无力，而机构储蓄则是节节攀升。
《21世纪》：您刚才反复强调了居民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但按照支出法来计算GDP，其消费指标用的是最终消费，而非居民消费。最终消费包含了居民消费和机构消费两部分，这里面既有消费品消费，也有服务业消费。也就是说，机构消费和居民消费都可以拉动经济发展，那您为何要强调居民消费的作用呢？
黄亚生：居民消费和机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比如说张三努力工作赚到钱之后买了一辆车，这极大的提高了他的生活品质，并进一步激励他去努力工作赚钱。假如社会上大部分人都像张三一样行事，那么经济增长就获得了一种持续不断的内在激励，这对长期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
假如买车的不是张三，而是政府，那情况会有什么不同呢？先说明一点，政府消费主要指的是行政消费，并不包括政府投资，因为那属于投资领域。对政府来说，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纳税人，所以要想开更好的车就必须有更多税收，而更多税收势必意味着居民收入的减少，并随之降低了居民消费，等于说政府消费挤掉了居民消费。
同时，政府为了买车而征收了更多税收，这对纳税人来说意味着自己赚钱却让别人来享受劳动成果，这明显会打击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对长期经济增长不利。所以从这点上说，过多的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是具有破坏性作用的。
国有企业的情况和政府有相似性，因为国有企业往往占有了垄断所带来超额利润，这些红利本该通过种种形式分配给大众，但现在却被企业独占。假如企业这时候用这些红利去买车消费，那么这将产生和政府消费类似的效果。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占比太高，长期来看，这既不利于公平，也无益于效率。
反危机政策应聚焦于提高居民收入
《21世纪》：假如从提高居民消费的角度来看，您如何评价目前的反危机政策？
黄亚生：2003年以来，居民收入的增速有所上升，我认为应该肯定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去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出现了剧烈下滑，政府为此推出了一系列反危机政策。一方面，政府通过激进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扩大投资，大兴土木；另一方面，政府也花了一定资源去加强社保。
这种政策组合强化了国有企业等强势集团的利益，也帮助了农民等弱势群体，但对后者的帮助远不如对前者的扶持。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拉大了中国在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因为国有企业等强势集团在获得资源之后，一般会倾向于扩大投资，增大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弱势集团在得到帮助之后一般会增大消费需求，但这些增长的需求远赶不上供应能力的增加。过去我们可以通过净出口来解决过剩产能，现在出口形势不好，我们就暂时用投资来替代。投资在短期内是一种需求，但从长期来看这会增大供应能力，在未来会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假如未来外需恢复增长，那么我们依然可以回到过去的增长模式。假如外需一去不复返，那我们进一步恶化的供需矛盾肯定会爆发，并给经济造成巨大伤害。
就像之前说过的，我并不反对社保，但加强社保对经济的重新平衡恐怕作用不大。现在我们一方面投巨资兴建基础设施，一方面加强社保。我觉得前者对中国经济转型的作用可能是很负面的，后者虽然有正面作用，但对经济转型来说它的作用可能更偏中性，所以综合来说，我对目前的政策持比较负面的看法。在我看来，更好也更简单的办法是不要给强势集团资源，而应该把钱倾向于弱势集团，这样能逐步缩小我们在供需之间的矛盾，从而推动经济的再平衡。
《21世纪》：您认为反危机政策应该着力于对弱势集团的帮助，那具体怎么做呢？
黄亚生：短期来看，我觉得国家应该把这些修路修桥的资金全部拿给老百姓分掉，而且这笔钱的分发最好不要经过地方政府，免得被层层截留。中央政府最好根据每个人的身份证，将钱打到他的个人户头上去。巴西近几年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尝试，值得我们学习。
另外，还可以考虑给中小企业减税。因为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军，也是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帮助中小企业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
从长期来看，中国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改革。在我看来，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从根子上说都是农村出的问题。比如我过去讲过，1990年代农村金融萎缩了很多，这造成农村地区的创业活动无法孵化，并进而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在当地就业，只能前往沿海打工。这一方面压低了整个劳工阶层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使得沿海的加工厂毫无产业升级的动力(参见本报2008年12月30日27版《农村问题是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持续良性增长的关键》一文——编者注)。
《21世纪》：除了农村金融改革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改革比较重要？
黄亚生：从根本上说，我赞同大部分人的观点，就是中国农村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城市化。但城市化有不同的模式，我们究竟要走一种什么样的城市化，这是一个大问题。很多亚洲国家在经济起飞的时候，其第一批富人很多都是农民，例如日本。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周边的土地升值，拥有土地的农民可以通过卖地来致富。这些卖地致富后的农民摇身一变就成了市民，在城里做点小生意或干点别的事情。总之，他可以凭借卖地获得的资本在城里立足。这种模式一方面扩大了城市的范围，把农民变成了市民；另一方面这些新进市民比较容易在城市实现一个更为富裕的生活，反过来这又会推动城市化的进程。
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则显示出了另外一种景象，例如1960年代的巴西和印度。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是一种政治城市化，其并没有给予农民足够的机会成为有产市民。相反，这种模式塑造了大量的城市贫民窟，这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极为不利的。
中国现在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中，很多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逐渐变为城区，相关农地随之升值，但现行征地制度并未给予农民足够的补偿，因此这些人可能今后只能作为失地农民徘徊在城市边缘，而无法成为真正的市民。
我希望中国走日本当年那样的城市化道路，尽力避免巴西和印度的城市化模式，为此我们需要在中长期内增加农民收入，让其逐步过渡为市民。现在来看，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期措施有三个，一是打工，二是创业，三是卖地。我的观点是这三条路都应该给农民，让他自己去选，而不应该只给一条或者两条。现在中国农民进城打工已经是常态了，但创业和卖地仍然困难重重。
先说创业。实际上农民不缺创业精神，缺的是金融资源。据一份调查统计显示，1980年代在中国农村地区，60%的农户可以获得正式和非正式的贷款。我的研究进一步发现，获得贷款的家庭主要是创业的家庭，尤其是从事一些非农创业活动的家庭，比如做小买卖。但到了1990年代，农村地区只有30%的家庭可以获得正式和非正式的贷款了，而且获得贷款的往往都是村干部和党员家庭，创业已不再是获得贷款的相关条件了。所以我们迫切需要在农村地区推动金融改革，以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
再说卖地。目前我参与了经合组织(OECD)的一个研究计划，负责撰写了一份研究城市化对当地居民收入影响的报告。在研究中，我发现中国的城市化几乎没有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这其中的核心原因就是农民从土地升值中的所获太少，其收益主要为政府所得。所以我主张土地产权改革要进一步推进，农民应该直接参与土地市场交易，让其从城市化进程中获得更大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