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周恩来等领导人对反冒进的检讨吧

长期以来，人们对1956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冒进和后来对反冒进的批评的认识及毛泽东与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的关系的看法扭曲了。最近，笔者看了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当时在一线工作的负责人在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分别就反冒进问题所作的检讨，感受了毛泽东和周、陈等亲密同志间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现献给网友共享。
周恩来自我批评发言（发言稿在发言前送政治局常委传阅。退回的稿子上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也轻了。）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现在我谈谈自己的体会：
建设社会主义，包含着目标和方法两方面的问题。要不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关于目标的问题。这样建设或者那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关于方法的问题。前者属于敌我性质的矛盾，后者属于人民内部和党内的矛盾。毛主席曾经反复地教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一种是进行得慢一些，差一些。前一种是多快好省的方法，也就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依靠各级党委领导、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后一种是少慢差费的方法，也就是违反党的群众路线、不注意保护干部和人民的积极性、不放手发动群众、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建设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方法，也是两种不同的方针。犯了反“冒进”错误的人，就是按照后一种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显然是同毛主席所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相违背的。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减慢了我国的建设速度，损害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和建设的积极性。因此，它不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一点，我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中间。当时，我对于1956年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做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1956年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1957年适当收缩建设规模的意见。就在这次全会上，毛主席最后讲话，坚定地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成绩是主要的，前进和发展是总的趋势，指出必须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泼冷水，不要“促退会”。不久，党中央又根据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的讲话，采取了积极的方针，在全国展开增产节约运动。这样才扭转了形势，使1957年的生产和建设计划，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但是，尽管如此，如果拿最后３年生产和建设的速度作一个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反“冒进”的错误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对我国1957年建设事业的影响还是不小的。
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还由于这些错误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同时，也由于资产阶级右派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因此，才使这个错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得到纠正，没有继续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错误。1957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利用反“冒进”的错误全面否定1956年的建设成就，把1956年跃进中的某缺点，夸大为“全面冒进”，并且进一步否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在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开始觉醒，因而在1957年6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彻底地抛弃了1956年的建设是冒进的看法。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转折点。这是从敌对方面得到的教训。更重要的教育，还是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关于重新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四十条、“促进会”的宣告，接着有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整风。同时，我又接触了生产大跃进中的一些群众实际活动。这样，才从整风和实践中真正认识到党的这条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无比光辉和无穷无尽的力量。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反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这里，应该特别讲一讲的，就是政府在指导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曾经错误地采取了机械和静止的平衡的方法。当时我和担任政府工作的某些同志却错误地认为，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速度太快，因而造成市场供应紧张，并且出现了许多不平衡的现象。因为害怕不平衡，就采取了机械的静止的平衡方法，企图以缩小建设的规模、压缩消费的办法，只从分配方面去求平衡。这种平衡的结果，不但不能起促进生产的作用，反而妨碍了生产的发展。
除了上面所讲的认识上的方法上的错误以外，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
周在发言中还专门谈了向毛主席学习的问题：
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错误就证明了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或者做对了一件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思想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下苦工夫，认真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学习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学习他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他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他所具有的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
这是延安整风后，周恩来再一次刻骨铭心的检讨。
陈云的发言（发言稿经过毛泽东的修改）：
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我国经过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形势估计不足，对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主要是由于新职工招收得过多和某些部分工资增加得过分夸大了。我在考虑和提出问题的时候，一般从财贸系统的情况出发，而对中央工业、交通多数部门的情况，对于全国各地党的各方面工作，则注意不够，这种从部分情况出发来解决问题，就不会正确地理解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的错误，我负有主要的责任，首先在思想影响上负有主要的责任。如果得不到毛主席的及时纠正，听任这个错误发展下去，必将使我们的事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
薄一波的发言（发言稿也经过毛泽东的修改）：
现在看得很清楚，1956年的反“冒进”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个带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个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1956年的跃进，是有重大意义的。在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对于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本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我对于这种形势没有很好地加以分析，没有抓住形势发展的主流，对于一度出现的材料紧张的困难，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动员和依靠群众，千方百计地去克服，反而强调了这种困难，认为既然原材料生产赶不上去，基本建设的速度不能太快。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我看到我国人口多，消费也多，强调，提出积累比例有困难，而没有首先强调人多可以生产得更多，积累便更多。因此，对于反“冒进”的错误我是有份的。在反“冒进”错误的影响下编制的1957年的计划是保守的。而且在思想没有完全统一的情况下编制出来的1958年计划的第一本账，也对当前大跃进的形势估计不足。今天看来，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生产和建设的指标高一点或低一点，而在于反“冒进”大大地挫伤了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的积极性，给开始出现的群众性的生产建设高潮泼了冷水。这是必须引以为教训的。
最近，我重温了毛主席近年来的著作和讲话记录，深深认识到，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针、总路线，是老早就提出来，并且在不断完善着的。我们有了毛主席这样的舵手，有了这样的英明的领导，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地向他学习，老老实实地按照他的指示办事，就可以避免犯“冒进”那样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上我们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这些发言很难说都是违心的，甚至很难说大部分是违心的。应当说，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才搞了几年，还在探索阶段的初期，认识水只能这样高。难能可贵的是当时这些领导人能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以至到六二年后抓经济就越来越内行了。我国独立的初步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我国的初步繁荣昌盛，就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包括这些领导人）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