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规章制度是一个问题，借此为例，讲一讲思想方法问题——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
国际方面，要和苏联、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友好，讲国际主义，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独创精神，学习应和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之独创精神。
我党从建党时期到北伐时期（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虽有陈独秀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比较生动活泼。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年，我们建了党，参加党的人都是参加“五四”运动和受其影响的青年人。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世，阶级斗争很尖锐，斯大林尚未上台，他们也是生动活泼的。陈独秀主义来源于国外社会民主党和国内资产阶级。这个时期，虽发生了陈独秀主义的错误，一般说没有教条主义。
内战时期到遵义会议（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五年）中国党发生了三次“左”倾路线，而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最厉害，当时苏联反托派胜利了，在理论上只战胜了德波林学派，中国“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当时在苏联的许多人当中，有些人是教条主义，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联系实际，有些人不联系实际，只看外国。加上斯大林的统治开始巩固（大巩固是在肃反后）；共产国际当时是布哈林、皮可夫、季诺维也夫，东方部长是库西宁，远东部长是米夫。×××是个好同志，善良，有独创精神，就是太老实了些，米夫的作用大了，这些条件使教条主义得以形成，有些中国同志也受到影响，“左”倾在知识青年中也有。当时王明等搞了个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缩小了党的圈子。
中国的教条主义有中国的特色，表现在战争中，表现在富农问题上，因为富农人数很少，决定原则上不动，向农民让步。但是“左”派不赞成，他们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结果地主没有饭吃，一部分被迫上山，搞绿色游击队。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他们主张一概打倒，不仅政治上消灭，经济上也消灭，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对帝国主义也不加分析，认为是铁板一块，不可分割，都支持国民党。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统计工作，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工作几乎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也相当厉害，例如五分制，小学五年一贯制等，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吃鸡汤，因苏联有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不管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了，都奉行。总之，是苏联第一。商业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中央这几年主要抓革命和农业，商业也抓了一点。
教条主义的情况也有不同，需要分析比较，找原因：
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中国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而且还要借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破中国的旧专家的资产阶级思想，苏联的设计用到中国大部分正确，一部分不正确，是硬搬。
二、我们对整个经济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从。现在情况变了，大企业的设计施工，一般说来，可以自己搞了；设备，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对苏联、对中国的情况，都有些了解了。
三、在精神上没有压力了，因为破除了迷信。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斯大林很欣赏高岗，专送一辆汽车，高岗每年“八•一五”都给斯大林打贺电，现在各省也有这样的例子；是江华独裁，还沙文汉独裁？广东、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安徽、山东等地都发生过这样的问题，你不要以为天下太平，时局是不稳定的，“脚踏实地”是踏不稳的，有一天大陆会下沉，太平洋会变成陆地，我们就得搬家。轻微的地震是经常会有的，高饶事件是八级地震……
四、忘记了历史经验教训，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我昨天已经讲过，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合适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过去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刊物把自己说成百分之百的正确，自己吹嘘自己，其办法是。攻其一点或几点，不及其余，“实话报”攻击中央苏区五大错误，不讲一条好处。
一九五六年四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有我们的一套内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国防费在和平时期要少，行政费任何时期都要少。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一九五○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还有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个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消了。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该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
一九五七年，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出了工、农业同时并举，工业化的道路，合作化、节育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对人民思想的启发很大。
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则集，能分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分权当然不能是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在社会主义之前是进步的，到社会主义时期是反动。苏联俄罗斯族占百分之五十，少数民族占百分之五十，而中国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六，故不能搞加盟共和国。
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假洋鬼子“不许革命”。“七大”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一切革命力量，建立新中国。与王明的争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王明提六十纲领。按照王明即斯大林的作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成功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我们不辩护，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可是到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我们讲，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好像又是不真了。这个报告公布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并发表了文章说是“中国自由化”。资产阶级要灭亡，见了芦苇当渡船，那是很自然的事。但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也不是没有见解的人，如杜勒斯听到我们的文章，说要看看，不到半月他便作出结论：中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但当时苏联看不清，给我们一个照会，怕我们向右转。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
总之，基本路线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叶不同。各国如此，各省也如此。有一致，也有矛盾，苏联强调一致，不讲矛盾，特别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
某先生注评：毛泽东在这里说的两种个人崇拜，其中第二种不正确的个人崇拜，其实，就是个人迷信。我们不应该反对个人崇拜，只能反对个人迷信。
有人说，毛泽东的这种说法就是鼓吹个人崇拜。要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分开，我们只能崇拜真理，不能崇拜个人。某个真理总是由某个人提出来的，真理与个人能绝然分开吗？当然，真理与个人也不能绝对等同，不能因某个人提出了某个真理，这个人就成了真理的化身，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
其实，那些反对个人崇拜的精英们才是真正的个人崇拜主义者。在中国，各种纪念个人的旧居、碑亭、塑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把各种各样的个人的讲话都封为理论、重要思想。成天要人们高举这些旗帜，而且还要一百年不动摇。
武汉有个商店工人一当干部，对店员就扳起面孔，这就是
(毛的讲话：
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过去心不齐，意识形态、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工人农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做工、种田，我们在相互关系问题上，过去处理不恰当。我们干部的作风一般说来，是同国民党有原则的区别，但有一部分差不多。如老爷对小民，奴隶主对奴隶一样，只压服不说服。上海某大学一个女职员霸占一个厕所，不许别人进去。有些干部的坏作风同国民党差不多，个别的甚至超过国民党。因此，工人、农民就把他们看作是国民党。所以，过去工人、农民的世界观未变，为“五大件”而奋斗。工人、农民不敢说话。怕挨整，怕“穿小鞋”，怕不好过，谁敢贴大字报。大鸣大放、大整大改一来，这种关系有了很大变化。工人自己批评自己为“五大件”而奋斗不对，工作态度改变了。理发、洗澡工人说自己不应该增加工资。武汉有个商店工人一当干部，对店员就扳起面孔，这就是国民党作风。红安县干部，老爷气一经改变，与群众就打成一片，关系就大改变了。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三个问题，我们抓中间，也就是抓住相互关系，我们的整风，就是解决相互关系问题。共产党员中某些人是在社会上、学校里学了一些奴隶主的神气。刘介梅是向社会上学来的。把相互关系整一整，工厂里的党政工团和工人的关系，合作社干部与社员的关系，各级党政人员与下级的关系，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校长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一句话，是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的方法，不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一来揭开盖子，人民舒服，精神解放，敢写大字报，这是列宁主义，不是机会主义。列宁死早了，他的作品，特别是在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人民，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作斗争也是如此。斯大林这位同志有点老爷味道，在教会学校读书，辩证法不甚通，唯物论也不甚通。脱离实际，相互关系没有搞好，相当僵硬。过去苏联与我们是父子、猫鼠关系，现在好一些了。我们的民主传统有悠久的历史，根据地搞民主，无钱、无粮、无枪，孤立无援，必须依靠群众，党必须与人民一致，军队必须与人民打成一片，官必须与兵一致。要搞好这些关系，非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可。以平等待人民，军队内废除肉刑，不枪毙逃兵，经常做教育，经常做斗争，打一仗，新兵来，又要做教育。所以，老爷态度虽有点，但民主作风还是学了一些。这是因为斗争艰苦，时间长，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可是至今还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说服方法。如济南有人说，（五七年）春季右倾了，只赞成夏季形势，不赞成春季形势。其实夏季形势也是不赞成的。夏季形势一文就说过，军队可用民主，对人民为什么不可用民主？可见这问题还没有解决。经过去年一年，特别是今年丰收，苦战三年（基本或是初步）改变落后面貌，那时候人们就通了，真相信了，但还要写文章，用理论说服这些人。
毛泽东在会议上还谈到报纸宣传问题。
他说，现在我们宣传上遇到困难。去年是那样讲的，今天又怎么讲。现在《人民日报》和《内部参考》是两本经。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搞两面派。公开报道尽讲好的，《内部参考》讲不好的。当然，《内部参考》还是要办，不好的事情还是有个地方讲。但公开报道老是这样只讲好的，不是办法。去年说了许多大话、假话，应该逐步转过来。自己过去立的菩萨，现在自己不要再拜了。现在计划已经确定，方针已经明确。宣传有准绳了。过去报纸上说的虚夸的数字、过高的指标，现在根本不去理它，转过来就是。
毛主席说：向干部讲清楚，不要同群众过于悬殊
干部里也有不痛快的吧，徐水怎么样？实行供给制能不能持久？年把垮台还不如谨慎些好，现在还是依靠这些干部么？向干部讲清楚，不要同群众过于悬殊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睡不着觉，心里有事。翻一翻，作为第一本账。出点题目，请大家研究。你们写文章，我有我的一些想法。
（一）过渡共产主义。
你们看怎么样？
有两种方法，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法。这么多人，什么事都可以搞。
赫鲁晓夫的报告提纲，登在十一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上，希望看一看。要详细看一下，讨论一下。文章不长，也好看。他已经四十一年了，现在想再七年加五年，共十二年，看他意思准备过渡，但只讲准备，并没有讲过渡，很谨慎。
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大概是冒失鬼，赫鲁晓夫很谨慎，他已有五千五百万吨钢，一亿多吨石油，他尚且那样谨慎，还要十二年准备过渡。他们有他们的困难，我们有我们的长处。他们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生活悬殊，像猫和老鼠。我们干部下放，从中央以下干部都参加劳动，将军当兵。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条，即缺政治。所以搞得比较慢，还有几种差别，工农、城乡、脑力体力，没有去破除。但他们谨慎。
中苏论战--九评节选
(节选于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简称“九评”）
目前在苏联，新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在数量上空前地增长了，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有了根本的变化。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前，他们在苏联社会中并不占统治地位，他们的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和打击。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随着赫鲁晓夫逐步地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就在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占据了统治的地位，形成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
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全国范围内，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领导机关到经济、文化教育部门，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清洗，撤换一批又一批的干部，把他们所不信任的人打下去，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到领导岗位上。
就拿苏共中央委员会来说，据统计，经过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五二年苏共第十九年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有近百分之七十被清洗了。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在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时也被清洗了近百分之五十。
再拿地方各级组织来说，据不完全的统计，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借口所谓“干部更新”，把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党委和州委的成员撤换了百分之四十五，市委和区委的成员撤换了百分之四十。一九六三年，赫鲁晓夫集团又借口划分所谓“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把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州党委会成员撤换了一半以上。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赫鲁晓夫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之后，正在把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正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变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专政的国家，并且正在逐步地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为特权阶层的所有制。
人们看到，在南斯拉夫，铁托集团虽然还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是，自从他们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以后，逐步地形成了一个与南斯拉夫人民对立的官僚资产阶级，使南斯拉夫从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使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现在，人们又看到，赫鲁晓夫集团正在走上铁托集团已经走过的道路。赫鲁晓夫向贝尔格莱德朝圣，一再说要学习铁托集团的经验，并且宣布，他同铁托集团“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①这是毫不奇怪的。
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伟大的苏联人民用血汗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赫鲁晓夫集团宣扬“苏联已经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为了掩饰他们对苏联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真相。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所代表的苏联特权阶层，只占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几。他们在苏联干部队伍中，也只占极少数。他们同占苏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苏联人民，同苏联的广大干部和共产党员，是根本对立的。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