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由三事件看官员法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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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事件讲的是“7.17门”、“打错门”、“重庆门”。

　　《深圳特区报》7月22日，登了两条消息引起我的深思，一条在A9版，讲的是《陕西国土厅否决法院判决引发群体性械斗》，另一条在A10版，讲的是《“我要求把这6个人开除！”》。

　　第一件事是陝西省国土厅否决经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的案件，引发榆林市横山县波罗镇山东煤矿和波罗镇樊河村于7月17日发生了群众性械斗，造成87人受伤，此事被当地称为“7.17”事件，即“7.17门”。

　　此事是一件矿产纠纷，导火索是一起久拖不决的“民告官”案。

　　北窑湾煤矿于1996年12月开办，属于集体性质。2000年煤矿换证期间，山东淄博人李钊，通过私刻公章，涂改采矿变更申请书等手段，获取了省国土厅新的《采矿许可证》，将“横山县波罗镇北窑湾煤矿”变更为“横山县波罗镇山东煤矿”，负责人由樊占飞变为李钊。对此，樊河村村民联名要求有关部门给予更正。经两级法院裁定，“判定省国土厅给横山县波罗镇山东煤矿批准变更《采矿许可证》的行政行为，侵犯了原企业采矿权人的合法权益，属违反法定程序行为。”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面对生效的判决，陝西省国土厅召开“判决”性质的协调会，以会议决定否定生效的法院判决。“以权欺法”，纠纷最终导致矛盾激化、升级，引起群体性械斗，“7.17门”事件，国土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7.17门”事件可看出：

　　1、李钊获取《采矿许可证》是非法的，其中有弄虚作假，欺骗行为，应依法受到惩罚。还应追查他通过何种手段从国土厅获取《采矿许可证》。

　　2、国土厅发给李钊的《采矿许可证》是“侵犯了原企业采矿人的合法权益，属违反法定程序行为”，应追究国土厅的责任。

　　3、政府推翻法院判决，如果发生在乡镇、甚至县里还可理解。而发生在堂堂陕西省国土厅，它们的正副厅长，不是博士、就是硕士、或者大学毕业，不只一次到中央党校学习，是高级知识份子，不是法盲，对中央一再强调以法治国竟置若罔闻，对法律认识怎么这么小儿科，令人难以理解。

　　第二件事是发生在湖北省委大门口的“打错门”事件。6月23日省政府一位副厅级干部的夫人到省委关于职称和退休待遇反映情况，从大院走出六个大汉，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拳打脚踢，打倒在地拎起再打，一直打到昏迷过去。现在这位夫人还躺在武汉中南医院住院部22层2号病床，气息微弱，仍挿着氧气管，骨瘦如柴，到今日己经在床上躺了近一个月。

　　事件发生后，武昌公安分局局长来看望，对打人的事连称是“误会”，是“打错了人”，因此就有“打错门”事件。

　　据《广东日报》消息，7月20日武昌公安分局在网上公布了对“打错门”事件中的6名民警中3人的处分决定：一名记大过处分，并调离公安机关，另2名给予记过处分。当这位被打夫人得到这一信息后，提出“为什么是3人不是6人？”其实还可提出：“为什公只处罚民警，不处罚他们的上级？”

　　从“打错门”事件看出：

　　1、事件发生后，武昌公安分局局长到医院看望被打伤的厅长夫人时连连声称是“误会”，是“打错了人。如果打的不是厅长夫人就不是“误会”，就没“打错人”。

　　2、警察的神圣职责是保护人民的，为什么现在变成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就打，成为看家护院的家丁，类似黑社会的流氓。

　　3、谁赋予这6位民警打人的权力，难道“打错门”事件只是3位民警有错，他们的上级就没有责任，不应受到处分？

　　第三件事是“重庆门”事件。薄熙来到重庆一上任，就开展一场反贪、扫黑、打恶的举措，揭露出来的官是贪官，商是奸商，民是刁民（黑社会）。一部分官员是奸商、黑社会保护伞，奸商、黑社会为这些官员进贡，三股势力结合在一起欺压民众，把重庆搞得乌烟瘴气，人们怨声载道，敢怒不敢言。旁观者不禁要问，重庆是中央的直辖市，各种党政机关齐全、社会团体完备，各种法令条例俱在，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整个公安系统几乎黑社会化。 199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文强是重庆市一个司法局长，竟有18套房子，《规定》的尊严何在？人大的问责，政协的监督，纪委、政法委的监督何在？

　　不论人们对薄熙来这一举措如何猜测，不管在这项工作中是否存在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反正重庆人们是欢欣的，为他们除了“三害”，可以安居乐业，不受人宰割。如果薄熙来在除“三害”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再来一个大刀阔斧的政治民主改革，那将是锦上添花。

　　从以上三件亊可以测试三地主要官员的执政水平。

　　1、这三件事不是发生在穷乡僻壤，而是省会、直辖市，有的就发生在他们的眼前大门口，当地官员不为之颜汗吗？

　　2、从这三件事我们可以测试出当地党与群众的关系。榆林“7.17”的“民告官”事件拖了10年多，法院判决，官员可以否定，结果引起了群体性械斗，国土厅是有责任的。民警在省委大门口竟毫无顾忌地大打出手。当地官员如何教育他的部下为群众服务的？

　　3、从这三件事我们可以测试我们官员的法治观念、依法行政的水平。政府可以否决法院判决，贪官可以无法无天，是官大还是法大，法只管老百姓，不管当官的，以法治国的观念何在？

　　4，从这三件事我们可以测试我们官员的思想境界。“打错门”事件就发生在省委书记的大门口，时隔一月省委书才作批示，内容是发号施令，一般号召，只是依法严处打人民警，而对有关派出所、公安局、公安厅毫无批评处分之意，只处理下边民警，不处理上边领导者。事过一个多月后，因“打人问题的处置失当，造成不良后果”，于7月29日武汉公安局才免去武昌分局原政委的职务，对区分局局长通报批评，而省委书记也没有一句自责之言。省委书记在作这一批示时，是否了解“组织上”对被打人的丈夫施压，要求他“发扬风格，高风亮节，呌夫人算了”。现在快把他逼疯了，女方甚至提出两人离婚，“你当你的官，我维护人格尊严”。水果湖街派出所所长对被打人家属讲，再进行处罚会危及你家人安全。这种“压”和“威胁”哪像省委书记了解这一情况？

　　对“7.17门”事件，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于7月20日已表态，“对于法院的生效判决，行政部门不能够干扰生效判决的正常履行”。可是时至今日，陕西省委书记和省长对国土厅一错再错的违法行政保持沉默，沉默就是默许，默许就是支持。

　　“重庆门”事件前任官员，另有高就，一走了之，对这件事好像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连一句自责的话都没有，但重庆人会记住他们应负的责任。德国总统因说错一句话，就引咎辞职。而我们这些官员就没有这样的风度和思想境界。

　　地方官员地位很重要，是中央政策落地开花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他们责任重大，是一方的主宰者，代表党和政府，有责任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他们是人民的公仆，要体察下情，关心群众，造福一方。他们不是老百姓的父母官，而是为父母做官，因为他们的薪奉是老百姓纳的税。他们一举一动，从他们身上体现着党和群众的关系，他们的执政能力、政策水平、思想境界、领导艺术、责任心，关系到一方的福祉。他们应当鞠躬尽瘁，严于律已，平易近人，开放民主，成为一省干部中的表率。地方官员任职一方不应作匆匆过客，应给当地留下值得怀念的亊绩。苏东坡、白居易在杭州任职时留下苏堤和白堤。“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这两句成为四川、安徽民间传颂佳话。如古人云：“存以甘棠，去而益咏。”

　　法是神圣的，地方官员应是护法神，对枉法者要进行矫正。属下枉法首先责已，然后再责人。我国目前反腐是头等大事，如果只反贪不反枉法，腐败是无法遏制的。“贪赃枉法”是结合在一起的，贪赃在我国历代、在国外都不会杜绝，但法对贪赃有威慑力，是遏制贪赃的良药，如果枉法，腐败就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那才是可怕的。所以治腐首先应治枉法，这才是治本。而地方官员应成为维法的中流砥柱，对于贪赃枉法者要严惩，抓住本地区出现的典型案例不松手，应把本辖区建成：依法行政、纪律严明、社会和谐、安居乐业、地区文明、持续发展、人民幸福、具有特色的一方乐土。

　　地方官员做10件事，9件是好的，1件是不好的，人们就会议论纷纷，这1件如果是一时失误，一时做错，人们是可谅解的，如果明知故犯、无法无天，人们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何伟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2010年7月于阳春光华家园

　　（网络编辑 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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