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无罪，爱国何辜？ - 华炳啸 - 草根网

自由无罪，爱国何辜？
2009-08-24
草根简介

华炳啸——追求真理的“宪政社会主义”研究者，以马克思主义精髓——“实事求是、自由解放”为信仰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做“中国人”为光荣的普通共和国公民。目前在一所“211”重点大学任副研究员，主要研究兴趣在于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哲学（包括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研究。主要学术观点为：在哲学上坚持“交互主体实践唯物主义”，在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上主张“新现代主义”，在社会主义研究和政治哲学研究上提出了“宪政社会主义”。所秉持的学术立场是：思想无禁区，研究无功利，做人有良知，治学有信仰。深感学术研究之艰难，但仍将坚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惟求抛砖引玉，以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国家。作为一个普通人，拥有所有普通人都拥有的优点与缺点、成功与挫折、坚强与脆弱、睿智与困扰以及幸福与苦闷。我的个人历史，只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缩影。联系方式：huabingxiao@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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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当代部分自由主义者的自负躁狂抑郁症
最近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了摩罗的《爱国主义为什么遭到围剿》和萧翰先生《与摩罗先生谈爱国》的文章标题，颇有兴趣。大概由于我在90年代的时候曾经很喜欢摩罗的作品，而近几年对支持维权的法学家萧翰先生也印象深刻，所以就静下心来把两篇文章细细拜读了一遍。读罢，我十分困惑，想问以“有很多汉奸理论”而引以为荣的自负躁狂到极点的萧翰先生，到底意欲何为？
萧翰先生全文二十三条，一出场就严厉指责摩罗的这篇文章是“最神经错乱的文字”，并为了反对爱国主义，居然现身说教，摆出十足“汉奸”的架势宣称“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当年要是日本占领中国就好了——至少不可能会有比斧头帮更加残忍、恶毒、流氓的政权。”“在我眼里，什么民族什么人来代理国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政府组织是不是合乎宪政，如果只是合乎斧头帮利益的，不管是谁组织的，就是我父母组织的，我也要反对。如果是以宪政的形式组织的，就是请了地狱的撒旦来管理国家，我也不担心。”读到这里我已经不是震惊了，而是刺眼和心痛。不过萧翰先生也是有所担心的，他很担心“摩罗会不会中途改辙，将超越变成了背叛，如果是这样，我将万分遗憾”。可见，他之所以这样火烧火燎地不惜以“最神经错乱的文字”来惊世骇俗，其实是为了抢救迷失的摩罗，把他从万恶的“爱国主义阵营”拉回到“自由主义阵营”。那么，爱国主义到底有什么错，以至于让萧翰先生如此不顾常人的常识和国人的心理感受，发出如此仇恨的诅咒？且听他道来：“斧头帮一天到晚号召的爱国主义，目的只是让全体受奴役者甘做斧柄，这样帮主及其同伙们就可以想砍谁就砍谁，想怎么砍就怎么砍。”“很长时期以来，中国绝大部分的所谓爱国者只不过是争做斧柄、不自知的奴才，他们越爱国，就越符合斧头帮的利益”。啊！原来如此！
萧翰先生承认摩罗是“最真诚的人之一，他敲起爱国主义破锣绝对不是因为爱上了斧头帮，也绝对不是因为有任何奴才意图，他是真诚地认为自己观点正确才写这种语无伦次的文章的”。不过，我读了好几遍摩罗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发现什么“神经错乱”和“语无伦次”，倒是觉得萧翰先生不仅神经错乱、语无伦次，而且得了典型的“自由主义自负躁狂抑郁症”。
典型的“自由主义自负躁狂抑郁症”有几个典型症状：
第一，躁狂发作，不讲道理。
病发时联想丰富，感觉良好，自我评价过高，下笔千言，妙笔生花，着书立说，废寝忘食，焦躁不安，容易偏激，判断力下降，否定增加，据说男性患者首次发病多为躁狂发作 ，绝对不讲道理。这个已经是有目共睹了。
第二，逢“党”必反，丧失理性。
这些自由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的偏执性偏见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一篇文章，刚开始还说好，看到最后发现你居然拥护共产党，立马变脸全盘否定。更有甚者，文章都没怎么读过，只是听说某人不肯反共，马上就去攻击他。在他们看来，所有不肯投靠“自由主义帮”的人，其心必异，所有不肯反共、反政府的人，不是奴才就是帮凶。萧先生更绝，主张凡是“斧头帮”主张或赞同的，都要坚决反对；凡是对“斧头帮”有利的，都要坚决反对。有了这两个“凡是”，一切就都简单了，不用再劳神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爱国主义是“斧头帮”大力提倡的，所以要反对；爱国主义对“斧头帮”巩固执政地位有利，当然要反对；爱国主义竟然让天下人耸动，压缩了“自由主义帮”在思想江湖上的生存空间，则更要反对。在这里，我们看不到自由主义的理性究竟在哪里？
理性的概念最早源于古希腊的“逻各斯”和“努斯”两个概念。“逻各斯”在古希腊本来是“词、言谈、叙述”之意，后来就具有了逻辑法则的意义。“努斯”最初的含义是“看”，后来就有了“用心灵之眼去关注和决定”的意义。从词源意义上来看，运用一套合理的普遍有效的语言逻辑工具，通过“看”去发现事实是作出理性判断的基础。可是，我们在“自由主义自负躁狂抑郁症”患者身上，看不到语言逻辑在哪里，更看不到真正有说服力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事实在哪里。在萧翰先生气势磅礴的“一个”又“一个”的排比句里，触目惊心的是偏执狂的疯言臆语。
第三，侵犯自由，无理取闹。
所谓自由，就是指由自我做主，自我决断，自主行动。作为社会人，就是要相互尊重自我选择与自主行动，互不侵犯他人自由。自由主义学者伯林有这样一段名言：“如果别人阻止我本来能够做的事情，那么我就是不自由的；如果我的不被干涉的行动的领域被别人挤压到某种最小的程度，我便可以说是被强制的，或者说是处于奴役状态的。” 可是，我们的自由主义者萧翰先生，却不许摩罗为爱国主义辩护，非要强制他再度放弃自己的自由选择，回归“自由主义帮”，否则摩罗就是“神经错乱”，就是“背叛”。但我读了摩罗的文字，感到他是进行了一番非常深入全面的思考的，基本上以史实和事实立论，言之有据，言之成理。可见，摩罗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叛变投敌”，窜进爱国主义阵营的，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他也没有被谁绑架强制或者被谁诱骗洗脑或者被灌了迷魂汤，而是发自他内心的真实感受和自主选择。摩罗很清醒，他清醒地看到了中国正在进入了一个公开围剿“爱国贼”的畸形时代，而这种畸形现象，恰恰显示了中国不同群体在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方面的分裂（在这其中，不知自由主义该负起怎样的责任？）。作为有意于爱国主义立场的冷静的自由主义文人，摩罗对这种分裂将给未来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深感忧虑。可是，萧翰先生偏偏纠缠不休，无理取闹，还整出个二十三条，公开声讨，制造内外压力，意图迫使摩罗回归山寨，难道这就是你们所主张的自由主义？不仅萧翰先生如此，一些被网友讥为“自由主义小混混”的人，不去干有利于中国宪政建设的实事，专门喜欢到所有他们不喜欢的文章后面跟帖“踢馆”，其手法一样是无理取闹，党同伐异。他们压根不看你的文章，只用灵敏的狗鼻子去嗅政治气味，只要发现政治气味不相投，就立马吆喝一帮子兄弟来骚扰闹事。你看不到有理有据有质量的讨论和辩论，只看到一个个自负过头、无知无畏的斗士。
第四，迁怒人民，不可理喻。
“自由主义自负躁狂抑郁症”患者的疯言臆语，人民群众必定是难以理解的。于是，患者们在高亢之后的抑郁也就不可避免。极度不被理解的抑郁心情总要找到纾解的渠道，而萧翰先生则迁怒于汉民族（还有些患者干脆迁怒于整个人民），大骂汉民族为劣等民族，何其之怒其不争啊！萧翰先生说：“摩罗一定是对我痛斥这个民族为劣等种族极为反感，实际上我愿意更加严谨一点说，汉族才是劣等种族。”并且继续引申说：“我觉得，怎么看都是个劣等民族。斧头之所以能所向披靡，除了斧头本身锋利之外，还不是因为斧柄实在太结实了吗？”我理解，这后面所讲的“太结实”的“斧柄”，也即萧先生眼里的“奴才们”，应该已经是指人民了。显然，萧先生对人民支持斧头帮的事实在无奈之余深感痛恨。但即便如此，也犯不着给汉民族或人民群众扣上这么一顶硕大的“劣等种族”和“奴才”的帽子吧？其实，在相当一些（不是全部）自由主义者那里，潜意识里都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救世主”或“启蒙者”意识，如果你不接纳他的观点，他就先给你批发一顶“愚民”的帽子，甚至会揣测乃至硬说你就是“奴才”、“帮凶”，开始人身攻击，其目的就在于打击和压制不同意见者，并借机抬高自己。但这种做法，实在是一种荒谬，也是对自由主义的一种嘲弄。
不独是萧翰先生得了这种“自由主义自负躁狂抑郁症”，相当一些自由主义者也都病得不轻。例如羽戈先生曾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对“宪政爱国主义”的几点反思》中也发作过同样的病症。他首先以极度自负的口气列出了一份作为“敌人”的黑名单：
“终于到了1998年，潜伏已久的自由主义在洪亮的呐喊声中浮现出了水面。但那个可以惬意呼吸空气的脑袋，在很多眼神较好的人看来，说是接近于四不象总有些刻薄，但至少也是一脸青黄不接的菜色。此后数年，便是自由主义高歌猛进的灿烂日子。即使是伫立于相反立场的人们，也没法漠视它的繁兴盛况——同样，我要说的是，即使是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也没法否认中国自由主义所面临的内外困境。这外在一面，就是如何处理与敌人的诸多冲突——其中既包括威权政治，也有新左派、保守主义，当然还有我们要谈论的民族主义。”
是啊，自由主义的繁兴盛况是谁都无法否认的，就差一统江湖了。高全喜教授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理论的五种模式》 一文中指出，就中国当前的思想意识格局来看，在官方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民间占据主导的则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似乎已经可以与中央相抗衡，并以民间包围中央了。不过，我要提醒自由主义朋友们，小心这只是一个吹大的气球，再自我膨胀就要爆了。且看这位羽戈先生列出的作为“敌人”的黑名单里，不仅包括威权政治，也有新左派、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如果他当时预见到还有一种“宪政社会主义”，那一定是毫不犹豫地要将其列入黑名单了。
羽戈先生之所以写这篇文章，也是着眼于“抢救失足者”乃至清理门户的。由于他的同道之人陈永苗居然不听劝阻连续写了《只有宪政爱国主义才能救中国》、《自由主义都应该是最深沉的爱国者》、《爱国者是最激情的宪政主义者》等文章，让羽戈先生十分焦躁。他不禁抱怨：“这种焦躁的逻辑，实在让人难以适从。”，并规劝陈永苗回头是岸：“我只是希望他不要因过于讲政治而放弃了自由主义的立场，不要纠缠于一些概念，不要空喊一些口号以‘争取愤怒青年’，更不要做一些不确当的置换，更不要相信‘宪政爱国主义’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方。”在羽戈先生看来，即使是出于壮大队伍的策略考虑，向爱国主义靠拢也是违背了“自由主义帮”最基本帮规的背叛行为，是自毁根基的愚蠢行为 。
实际上，自从普林斯顿大学的莫利兹奥？维罗里教授的《关于爱国：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一书传入中国，爱国主义不仅与民族主义相区分，而且自身也被区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基于对祖国的历史文化高度认同的爱国主义，另一种是基于对共和国民主宪政政体高度认同的爱国主义。而在伯林那里，民族主义也被区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起源于民族长期受压制的具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另一种是起源于归属感的文化自决的不具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但整体来说，在西方视域中（国家与民族虚无主义者除外），爱国主义是好的，民族主义是可疑的甚至必定是邪恶的。根据这一划分，摩罗和陈永苗都不敢讲什么民族主义，但摩罗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基于对祖国的历史文化高度认同的爱国主义（虽然还会有人认为他实际上带有民族长期受压制的具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深刻痕迹），陈永苗的爱国主义是另一种基于对共和国民主宪政政体高度认同的爱国主义。令人遗憾的是，这两种被西方价值观首可的不同的爱国主义，仍然遭到了一些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激烈反对和围剿。原因却仍然只有三条，斧头帮力倡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有利于斧头帮巩固权威，爱国主义的崛起势必挤压自由主义的生存空间，与自由主义“抢地盘”。但我以为，这样的自由主义实质是一种不健康的狭隘的自由主义，值得我们的自由主义朋友警惕和自省。
最后，该来简单谈谈一不小心干涉了“自由主义内政”的宪政社会主义者的不大成熟的看法了，仅供自由主义朋友们参考：
第一，在宪政社会主义者看来，当下中国的自由主义也有两种，一种就是不健康的狭隘的极端自由主义，企图搞“自由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或“纯之又纯的自由主义帮”，与中国国情和人民群众严重脱离，不得人心；另一种是健康的理性的学院派自由主义，尚具有一定的建设性和独特价值。例如，高全喜教授就曾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理论的五种模式》 一文中总结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主义在中国近些年来一直处于壮大和发展的过程之中，他们大体上已经完成早期思想启蒙的工作，开始摆脱教条主义和西方主义的幼稚病，逐步走向政治成熟，即寻求一条把来自西方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现实社会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百年来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教条主义和西方主义，他们机械地坚持普世性的一些基本价值原理，以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为样板，严重忽视了中国问题的独特性，排斥中国历史传统和中国本土意识，因此缺乏社会民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当今的中国自由主义正在总结历史的教训，其民主政治开始深入民间，有关中国的自由主义叙事逐渐包含了中国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构建自由、民主的宪政国家成为新的共识。”可惜，这样的策略路线并不被狭隘的极端自由主义所接受。
第二，在宪政社会主义者看来，一些自由主义者患了“自闭盲视症”，根本不了解社会主义，也不愿承认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取得的进步，而且还听不进去社会主义者的有理有据的申辩和澄清。这将使得自由主义者盲目自大，看不清前方的路。例如，凡是社会主义的（无论是哪一种社会主义）都要无知无畏地批判，凡是共产党支持的或者有利于共产党的（无论是否同时有利于人民和国家）都要无知无畏地反对。这话也许说得绝对了点，可是至少对一部分自由主义者来说，冤枉不到哪里去。
举例来说，至今在一些自由主义者眼里，社会主义就是专制主义，就是封建主义。可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发展的复杂曲折历史一知半解，所以也就无法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知道简单幼稚地“一棍子打死”。其实，当今敢说真话、始终力倡政治体制改革的着名社会主义权威学者高放先生，在2001年就撰文指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带有封建主义因素，可称之为封建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在很多方面并不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由于它在长期改革中难以消除封建主义因素，所以终于覆灭。只有彻底铲除封建主义遗毒，才能全面更新社会主义 。笔者则在2005年小册子《现实社会主义的误区、困境与抉择》中，对斯大林体制的“官僚垄断社会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把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称之为“披着羊皮的狼”，也即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专制主义野狼。这种狼吃了人，目睹了这一过程的弱视的自由主义者立即说：你看，羊吃了人！这是历史的莫大误会。何以会出现这种抹黑社会主义理想的情况？原因很复杂，一言难尽，在那本小册子里也都有透彻的分析。
再举例说，社会主义究竟如何看待自由与自由主义？一些自由主义者以为，社会主义不讲自由，只会与自由主义水火不容。事实却不是这样。我们首先要明确，自由不等于自由主义，自由不是自由主义的专利。高放先生在2005年撰文指出：没有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自由与社会主义是不可分离、不可分割的，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价值目标。背离自由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一大弊端，对此要从中吸取历史教训 。此外，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不仅使法治原则和保障人权原则被写入宪法，也写入党章，并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而宪政社会主义理论本身的提出，也说明了当下中国社会主义者对宪政的认识高度。宪政社会主义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自由民主宪政不姓资不姓社，只要为我党结合国情与党情民意所信奉和推行，就可开创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宪政。当然，从已经合法化了的达成共识的先进理念到理念的实体化，尚有一个奋斗的过程。如果读过我的《新国家理念与新共和运动》一文的朋友，自会体会出来。
对于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在长期的论辩中早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促进和交融。本来，作为对自由主义的一种超越和替代，社会主义就应当是在扬弃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借用拉卡托斯的话来说，在坚持社会主义的理论“硬核”的前提下，宪政社会主义也汲取了大量自由主义的养分来调整“保护带”，以增强宪政社会主义的理论活力与实践创新能力 。也就是说，对于当下中国的宪政社会主义者而言，在维护“硬核”的前提下以自由主义为师（同时还要善于有鉴别地批判性传承优秀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才能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
第三，在宪政社会主义者看来，当下中国思想界首要任务不是反极左或防极右，而是坚决肃清封建专制主义遗毒。反封建的思想启蒙任务远未完成。反极左、防极右当然也要，但是相对而言，党和国家更大的危险恰恰在封建专制主义遗毒。
讲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再次反思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那么多“自由主义自负躁狂抑郁症”患者到底是在什么环境下由谁一手造就出来的？对于诸如萧翰先生之类的严重患者，我们其实几乎无法去苛责，因为从某种反思的角度看，病人是无辜的，消灭病毒才是要紧的。梁启超先生曾有一句名言：“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此言确实值得每一位当政者自警。
第四，在宪政社会主义者看来，未来中国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化与自由主义的民主化之间的竞争，也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与自由主义的现代化之间的竞争。我们必然要和自由主义展开激烈的不妥协的论争，但是这不妨碍我本人对多数自由主义者的尊重（因为他们真诚地在忧国忧民、有时候也实实在在地在推动进步），不妨碍我们和他们在激辩之后私下里还是朋友。我和高放先生已经交往了十四年了，他曾告诉我，朋友是朋友，原则是原则，原则问题不能妥协。在2001年6月，我曾个人邀请高放先生到西安访问，并曾安排和陪伴高老到各所高校演讲，当时演讲的题目就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种现代化》，引起了很大反响。在这两种现代化道路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这并不是说就始终无法求同存异、达致不同而和。我近期发表的《开创民主理论新路向》一文，引起了一些自由主义朋友们的争论，但我重申，我在文中所坚决反对的是自由主义的制度神话，而不是要消灭整个自由主义（作为深厚学理，谁想消灭它也是不可能的）。自由主义中自然有糟粕，也自然有很多精华。在学理上，新社会主义理论需要有来自自由主义的批评和养分，以防止自身变得自负和营养不良。
最后，我送自由主义朋友们八个字：自由无罪，爱国何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