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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重新思考十九世纪
作者：韩毓海   发布时间：2009-12-18    阅读次数：62次
英国恰恰是由于其“落后”，才造成了它十九世纪的“先进”；而中国则是由于其“先进”，反而导致了十九世纪的“落后”。——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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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代尔（Braudel F）将一三五〇至一六五〇的三百年时间，视为“漫长的十六世纪”。这一长时段的划分，就是为了对应当时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明朝中国（1368－1644）在世界史上的辉煌地位，即在他看来，所谓“漫长的十六世纪”总体上看就是一个“中国主导的世界”。
与此相对应，社会史学家Arrighi G则提出了另一个长时段的分期概念——漫长的“十九世纪”（1650－1915），它标志着中国与欧洲之经济社会开始走向分道扬镳的道路，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国形象在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叙述中”的全面贬值，中国由“普遍的世界史”所指示的前进方向，由世界历史和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沦落为世界体系的边缘和“东方”，甚至“远东”。
构成“漫长的十九世纪”的约三百年（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是指欧洲主宰整个世界的统治结构逐渐完成的历史过程。与基督教纪年上的“十九世纪”不同，所谓“漫长的十九世纪”，首先是一个以“世界体系”为着眼点的地缘政治范畴，它不是孤立地考察欧洲，而是考察欧洲发生的事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于“世界体系”的影响，因此，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倾向于用“延长的十九世纪”来表述它，认为这样作更有利于考察欧洲当下的事件对于“世界体系”的“延长的影响” （《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按照沃勒斯坦的解释，欧洲一般的时间范畴总是与“现状”和“当下”联系在一起，因此，欧洲的“国际政治是关于现状的东西，反映追求自身直接利益最大化的多种力量的互动”。而“地缘政治却是别样的东西，它指涉的是一些结构性的制约因素，这些因素控制着世界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为求取长期性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发生的互动。”所以，“也可以说，对地缘政治的分析就是对中长期的结构和趋势的分析。”（《东北亚和世界体系——处于体系性大危机之世界的地缘政治分析》，牛可译，《文化纵横》，2009年第2期）
作为描述世界体系结构互动的中长期范畴，一方面，十九世纪被称为欧洲内部社会结构的“大转型”（Polanyi Karl），另一方面，它也被称为欧洲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与欧洲之外世界的“大分流”（Kenneth Pomeranz），就前者而言，它意味着市场关系成为唯一霸权的“市场社会”模式在欧洲的形成，就后者而言，它意味着欧洲通过一种全新的“剥夺自然的方式”来剥夺全世界（剥夺殖民地资源以及煤炭的开采）。或者说，对欧洲内部而言，这意味着以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为主体的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对外则意味着帝国主义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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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对于欧洲还是整个世界来说，在十九世纪欧洲兴起的乃是一种新的霸权形式或者“新的统治世界方式”，而绝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经济模式。居于这一新霸权核心并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首先也不是某一种新的经济或生产组织形式，而是以市民社会为主体的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主体的兴起，是强权即公理的文化霸权的形成，是这种文化霸权以“现代价值观”的面目，通过民族国家所频繁发动的战争得以普世化。
因此，Arrighi G等人指出，造成这种十九世纪“大分流”或者“大转型”的关键因素，一开始并不是经济上的，而是军事上的。它首先表现为中国与英国、欧洲与其他地区之间军事和战争能力的差别。正是这种军事和战争能力的差别，正是欧洲“军事霸权”的形成与“文化霸权”的形成，修改并决定了欧洲人看待世界和中国的方式，奠定了欧洲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方式――而后才发生的欧洲在经济贸易方面独占式的“领先”和“优势”，只不过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欧洲看待、统治世界的方式而已。
因此，Arrighi G说：“随着近代欧洲军商合一的民族国家体制在一六八八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被制度化，中国的正面形象随后黯然失色了，这不是因为欧洲经济上成就有多么伟大，而是欧洲在军事力量上的领先地位。欧洲商人和冒险家们早已指出过由士大夫阶级统治的国家在军事上的薄弱，同时也抱怨过在与中国贸易时遇到的官僚腐败和文化障碍。这些指控和抱怨将中国改写成一个官僚腐化严重且军事上不堪一击的帝国。这种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又进而将中国纳入西方对中国的政治想象中，从而使得中国由一个值得仿效的榜样，变成了‘英国模式’的对立面，后者在西方的观念中日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霸权。”（《从东亚的视野看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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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Arrighi的关于十九世纪欧洲“文化霸权”和“军事霸权”在互相强化中突飞猛进地增长的论断，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如下观点的运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构成“经济现实”的并不是抽象的“经济”，而是“物质的生产方式”与“一定的意识形式”的结合，后者包括特定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成”，既包括物质生产方式的革命，也包括欧洲资产阶级看待、统治世界的方式的转变。而在Arrighi看来，这两种变化（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实际上很难截然分开。而其中欧洲军事力量在漫长的十九世纪的不断发展，则是促成这种总体性变化的最鲜明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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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种描述大体是符合事实的，它比简单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论更能真实地揭示十九世纪发生的“大转折”或“大分流”的复杂性和总体性。
实际上，即使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主义的视野里，中国的形象、特别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依然还是仰慕的对象，而不是“落后”的范本：欧洲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根本目标就是打倒和终结封建贵族的特权制度，而消除封建割据、实现国家政令完全统一的中国君主开明专制制度，因此就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所推崇的政治体制，这其实是十分自然的。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回顾欧洲资本主义的“史前史”时，曾经这样形象地说：“我们想起来了，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静止的时候，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以激励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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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经典著作中这样指出：在整个漫长的十八世纪，对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而言，“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考试获得；国家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和知识分子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往神驰。”（《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
托克维尔还指出，在漫长的十六到十八世纪，与当时处于战乱分裂的欧洲比较而言，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大一统”）被认为是其强大的根本，它包括中国不实行欧洲式的贵族分封制度，国家统治者无需向贵族特权势力让步妥协，从而可以“不持偏见的”执政，也包括在中国世俗的、而非宗教的知识得以重视，“有用之术”而不是“出身”成为个人身份取舍的关键，这一条尤为科举制度所保证，在欧洲的启蒙主义者看来，如果中国有贵族的话，这个贵族阶级也只能是“世俗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封建贵族特权集团。最终，中国已经完成了宗教的世俗化，宋明以来的理学不是宗教，而是哲学，因此，人们可以根据“理性的法则”而非“宗教的权威”来处理、裁判事物和协调纠纷。
令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叹为观止的，当然不仅仅是这种开明专制的、理性的政治制度，而且特别是指中国经济在十九世纪之前所占据的世界核心地位，亚洲的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二，到一七七五年，亚洲生产着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产品，也就是说，占人类人口三分之二的亚洲生产着世界上五分之四的产品，而同理——到一七七五年，占人类人口五分之一的欧洲人、非洲人和美洲人仅仅生产着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产品。直到十九世纪初，这样的事实也并没有因为工业革命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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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亚洲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就是由于亚洲的农业奇迹，它不仅仅表现为由皇帝带头，自上而下，“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日本天皇至今依然保持亲自种植水稻的象征性传统），事实上，整个十八世纪，亚洲的农业生产率两倍于欧洲，而中国南方则八倍于英国，杂交水稻的种植技术令每个欧洲的旅行者惊讶不已，十八世纪二十年代，法国人皮埃尔·普瓦夫尔就是这种中国农业奇迹的赞叹者之一，他所惊讶的是：为什么这么少的耕地能养活这么多的人口。皮埃尔·普瓦夫尔的中国旅行日记，后来成为推动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成为孟德斯鸠探讨中国问题的著作（《论法的精神》）的重要资料来源。
当然，中国并非独自做到了这一切，中国生产技术的领先，其实是广泛的世界交往和联系的结果，这同时表明：关于中华帝国“从来闭关自守”的看法，不过是十九世纪中后期才在欧洲产生的。在《一四二一，中国发现美洲》这部登上纽约图书排行榜的杰作中，Gavin Menzies通过对大量的航海图的历史整理和考辨，揭示了十六世纪以郑和大航海为先导的、由中国所缔造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的形成。Gavin Menzies指出，大明船队的远航不仅是世界上第一次环球航行，更重要的是：明代庞大的船队装载着大量的学者，使得船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流动的海上实验室。而包括《本草纲目》、《永乐大典》这些百科全书的编纂，离开了大航海活动对于物种的收集、采集和编目，离开了系统的、大规模的科学调查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也正是通过这样的科学航海活动，大量的植物品种被引进中国，包括杂交水稻技术在内的巨大科学突破，因此最早在中国产生，这是中国农业奇迹的真正成因。而同一时期欧洲的情况则可以说是与中华帝国恰好相反，罗马帝国崩溃造成了欧洲经济和农业生产水平长期的倒退，“黑暗时代”导致的科学和知识水平落后则加剧了欧洲的衰败，野蛮和无知更使得欧洲陷入绵延千载的军阀割据和混战。而与郑和航海所表现出的巨大的知识和科学旨趣截然相反，即使葡萄牙和西班牙为挣脱穆斯林封锁而开始的航海活动，也仅仅对金银和香料感兴趣，而对包括搜集和引进物种在内的科学活动完全不感兴趣——与中国的航海相比，后者不过是就纯粹的“海盗”行为。
作为英国皇家海军的退休领航员，Gavin Menzies与五百年前那位资助了哥伦布航海的葡萄牙王子亨利有着共同的痴迷和爱好：大规模地搜集和研究航海地图，密切关注航海技术的变革。也正是对古代航海地图的熟谙，使得他具有超出一般的历史学家的洞见，从而得以窥见一般研究者难以接触到的历史秘密。Menzies的研究证明：亨利王子能成为三百个欧洲贵族中唯一一个愿意资助哥伦布出海的人，其实绝不是偶然的，这主要是因为亨利搜集到了联系欧洲、美洲和亚洲的航海地图，而这些海图的出发地都是中国。亨利王子要派遣哥伦布去中国，明显不是受到马可·波罗传说的蛊惑，而是根据他所收藏的航海航行线路的指引，也就是说：把哥伦布引向美洲的，是明朝航海家遗留下的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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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I ended my researches in the Torre do Tombo，a mood of utter confusion engulfed me. I spent a misty evening sitting in a bar on Lisbon’s waterfront，Looking out at Henry the Navigator’s statue. His enigmatic smile was one I now understood. We both shared a secret: he had followed others to the New World.
无论Menzies的结论是否最终能为欧洲史学家们所广泛接受，但确定无疑的是：正是明朝的航海活动将大量美洲的食物、作物从美洲引入中国，促进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物质交流，这成为促使中国率先发生农业革命的外部条件。农业的高产量－食物价格的低廉－低工资（相对高的食品购买力）－高竞争力，正是这一系列相关和递进的关系，成十九世纪之前东风压倒西风，亚洲压倒欧洲，印度的棉布、稻米，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席卷世界市场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衫原熏、小泽辉智和Arrighi将这种创造出亚洲奇迹的生产方式称之为与英国后来的“工业革命”不同的“勤劳革命”，并认为这是中国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内部条件。
所谓“勤劳革命”，主要是指通过不断寻找、挖掘质优价廉的劳动力，来刺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Arrighi这样比较“勤劳革命”与“工业革命”说：第一，与向设备和机器投资不同，“勤劳革命”的模式特别强调向劳动力投资，以此培养劳动力的灵巧和协作精神，它主张“向高质量的劳动者要效益”。第二，与通过企业之间的竞争来削减成本，并最终造成大企业的高投资、高垄断的资本主义企业模式不同，“勤劳革命”的生产模式，是通过组织彼此利益相关的层层承包和转包体系，通过相关承包层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单纯强调竞争，最终将生产落实到小企业乃至家庭的灵活性、专门知识和低工资的结合上去，以这种合作的方式来不断削减生产成本。也就是说：通过壮大中小企业，而不是大的垄断企业来争取利润。
上述学者一致认为：“勤劳革命”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欧洲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另一经济发展模式，这种以“劳动力寻觅型投资”和“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为标志的经济腾飞和发展道路，就是“漫长的十六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领先世界的要害。尽管在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勤劳革命”的发展模式被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暂时打断，但是，一九六〇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复兴——随后就是一九八〇年代中国经济的重新崛起——则标志着“勤劳革命”的模式的复活，今天看来，“勤劳革命”是一种真正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它是促使世界经济摆脱资本主义模式的深刻危机，并再创世界经济新时代的根本动力所在（Arrighi G，《漫长的二十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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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接受如下观点：如果把中国持续千年的世界领先地位与今天的重新崛起联系起来考虑，那么中国在十九世纪后约一百年的落伍不过是一个偶然插曲。霍布斯鲍姆在《1789－1848，革命的年代》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中也曾经这样写道：“十八世纪后期，许多非欧洲的大国和文明显然仍以平等之地位，勇敢面对白种商人、水手和士兵。伟大的中华帝国当时在满清王朝的统治下，处在鼎盛时期，天下无敌。”而按照Kenneth Pomeranz（彭慕兰）的统计，直到在一八〇〇年，作为欧洲经济上最先进国家的英国，在主要经济指标上仍然落后于清王朝，特别是，当时英国最权威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仍然把中国而不是英国视为市场经济的典范，中国依然被当作欧洲经济上仿效的榜样，斯密在一七九七年的《国富论》中肯定地说：“中国比欧洲任何一个地区都富强”——他根本没有预见到中国的经济会走向衰落：
The improvement in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es seem likewise to have been of very antiquity in the provinces of Bengal in the East Indies，and in some of ea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Even those three countries(China，Egypt and Indostan)，the wealthiest，according to all accounts that ever were in the world ，are chiefly renowned for their superiority in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e.
China is a much richer country than any part of Europe
而斯密的上述判断所依据的也许就是费正清所指出的那个最为简单的理由：在斯密那个时代，欧洲尚存的农奴的生活状态肯定比中国的小农要差得多。——最富有启示性的，则是沃勒斯坦极其辨证的解释，英国恰恰是由于其“落后”才造成了它十九世纪的“先进”，而中国则是由于其长期“先进”，反而导致了十九世纪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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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勒斯坦在比较中英两国的土地制度时曾这样指出：自十六世纪就开始的英国圈地运动，之所以一开始没有招致反抗，乃是因为欧洲原有的土地制度是与落后的“农奴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欧洲的农奴本来就没有土地，因此，所谓圈地运动“剥夺农奴土地”的说法也根本无从说起，即欧洲的农奴本来一无所有，他们在圈地中失去的不过是“枷锁”而已——因此，欧洲的农奴与同时代的中国小农处境根本不同，他们的经济地位完全缺乏可比性。而农奴土地制度和小农土地所有制之根本不同，进一步导向沃勒斯坦所揭示的著名的历史悖论：英国恰恰是因为土地制度的落后（农奴制）反而走向了先进（圈地和土地经营的资本化），而中国由于其先进（小农土地所有制的平均和平等）而导致落后（无法实行大规模的土地资本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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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罗志田和Joanna Waley-Cohen等学者的研究，所谓“中国无视十八世纪欧洲的技术发展”这种观念，其实是工业革命完成很久之后才产生于西方，随后才被投射到对鸦片战争的解释之中的，而即使在鸦片战争的时代，火车、电报、铁甲军舰等现代科技手段，对于中英双方而言也还都是未知之物，换言之，近代以来象征西方“先进”、“优越”的“船坚炮利”，到鸦片战争时代基本上还不存在，所以，当时不仅中英双方国家经济实力大致相当，所谓中英之间经济水平之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根本不能成立，而且，即使在技术层面，所谓“现代/西方”，“传统/中国”的对立性区分也并不成立。
综合起来看，Arrighi对于十九世纪中英冲突的描述，即它所指出的文弱的“士大夫统治的国家”遇到了“欧洲商人和冒险家”统治的国家，——与其说是指向 “先进”与“落后”两种生产方式的冲突，不如说它更预示着十九世纪欧洲价值观对于“文明和野蛮”的大颠倒：在十九世纪欧洲的视野里，“文弱”成为一种罪恶，而野蛮、冒险和掠夺则成为“新道德”。与经济与社会的大分流相对应，这其实更是一种“道德与法的大分流和大转型”，正是由欧洲主导的对人类道德谱系的重新书写，才使得“武力征服和支配”成为十九世纪欧洲道德的核心、法律制度的核心。用Antonio Gramsci的说法就是：它表明十九世纪欧洲“文化霸权”的核心内容是“征服”而不是“交流”，是垄断而不是“竞争”，当然更不是“包容”（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十九世纪欧洲文化霸权的形成，在尼采的“主人道德”学说中得到最为透彻的说明和最独特的表达。《论道德的谱系》这部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一年问世（1887年）的经典著作，根本意义就在于以“宣言”的形式，宣告了十九世纪欧洲价值观划时代的突破，它无情地践踏了一切人类文明既有的价值标准，并将其视为“奴隶道德”、“弱者的伦理”，而将战争、征服、掠夺、杀戮和统治，称为“主人道德”、“强者的逻辑”，认为后者才是“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真正实质。尼采学说以“强者与弱者”的永恒对立，彻底颠倒了划分“野蛮与文明”的价值法则，从而将欧洲十九世纪张扬的“强权即公理的法则”，视为人类新的价值观、新法律观的起源，并以此重新书写了人类价值、道德谱系。
在《论道德的谱系》的开篇，尼采就大声疾呼：所谓的“文明”和“道德”的实质就是“软弱”，标榜“文明与道德”乃是十足的“弱者的哲学”，而既然“文明”实际上就等于“软弱”，那么“文弱”就是人类最大的恶德。尼采以含混的方式揭示了基督教文明“恶的起源”，在反抗罗马帝国和阿拉伯人的双重统治中诞生的基督教，一方面内涵着征服罗马和欧洲的执着野心，孕育出一个“恶”的上帝，即尼采所谓：“我十三岁那年，善与恶的观念就开始追踪我；当时，我就这个问题写了我的第一篇哲学习作，我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公平合理地把上帝尊为恶之父”——而另一方面，尼采又时刻呼吁欧洲必须警惕东方文明和异教的渗透和腐化：“我理解了风靡一时的同情的道德，甚至连哲学家都被这种道德传染了，弄病了，这不正是我们那变得可怕的欧洲文化最可怕的病兆吗？这不是迂回地走向新佛教，走向一种欧洲人的佛教，走向虚无主义吗？”
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尼采还以吊诡的滔滔雄辩，力图进一步证明“好与坏”、“善与恶”的区分，其实不过是在“骑士”与“教士”永恒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是“文弱的教士”用来反对和“妖魔化”“骑士精神”的弱者的武器，尼采宣称：所谓的文明、善良和仁术其实都是奴隶的道德，这统统都是奴隶和弱者战胜“强者”、“骑士”和“主人”的骗术，而历史上的一切奴隶和教士之所以要推崇“文明”和道德，“就是因为他们本身软弱无能，就是因为他们忌妒强者”。而历史上的“文明”和“道德”的谱系，无非都是弱者发明和编造出来，用以战胜强者的“软力量”，而尼采指出：只有当这些“可恶的弱者”连同其文明、道德的虚伪说辞被揭穿、这些“文明的渣滓”被强者无情的消灭干净之时，才是人类真正认识自己并获得进步和发展之日。
这就是为什么卢卡契会认为：尼采是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开创者，所谓“非理性主义”的实质就是指战争和强制，也就是强权的逻辑。尼采尽管生活在帝国主义的时代尚没有全面到来的时代，但是，他却以最鲜明和集中地方式预言了欧洲文明的帝国主义本质，《论道德的谱系》等一系列欧洲文化著作，扭转了欧洲启蒙的价值取向，它以宣言的形式，——或者说是以哲学的启示录形式，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文化和伦理问题。正如卢卡契所指出的，离开了尼采的神秘的和诗意的表述，我们就无法将西方现代的非理性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的暴力实践联系起来：“尼采本人并没有经历帝国主义时期，因此，他有机会以神秘的形式——提出和解决后来时期的主要问题。这种提出和解决问题的神秘形式加深了他的影响。这不仅是由于这种神秘形式成了帝国主义时代日益占统治地位的哲学表达方式，而且是由于这种神秘形式使他能够以如此普遍的方式提出帝国主义文化、伦理和其他问题，以至于他始终是反动资产阶级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哲学家，无论形式和反动派所采用的策略发生什么变化。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之前，尼采就已经获得了这个地位，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仍然占用这个地位”（《理性的毁灭：非理性主义的道路——从谢林到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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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学说代表着十九世纪欧洲文化霸权的实质。卢卡契说，也正是十九世纪的到来，以暴力的方式宣告了欧洲启蒙思想的崩溃，这也就是卢卡契所谓“理性的崩溃”。而随着“优胜劣败”、强权即公理、非理性、好战的价值观在欧洲获得支配地位，与之伴随的是欧洲“战争技术的革命”，而不是抽象的“生产力的革命”。鸦片战争之前（1836年），一份来自广州的英国间谍报告曾经这样言简意赅地提出了十九世纪文明的崭新标准：“现在，文明社会进步的评判标准很可能就是‘杀人技术’的熟练程度，实施相互毁灭时的尽善尽美的多样性，以及学习使用它们的技巧。”——而这种“杀人技术”或者战争技术的“革命”，在卡尔·施密特所提出的“海盗伦理”与“海洋时代”或“海战时代”相互作用的战争理论中得到体现：“而海战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的，敌人的贸易和经济应该成为攻击的目标，在这种战争中，敌人就不仅仅是参战的对手，而且也包括敌国的所有成员，海战的实质在于，其攻击的不仅仅是军事目标，也包括非军事目标，无论是军事人员还是平民，男人还是女人，老人还是幼童，无一例外。（《陆地与海洋》，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年）
施密特所谓“空间革命”和“海洋时代”的降临，是建立在欧洲殖民主义对其他国家主权的漠视的基础上的，它的前提是“海洋自由论”：强权即公理、“占有”即“拥有”，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以争夺利益为本位的“全球市民社会”扩张中，一切“国家主权”都是偶然的、临时性的。
从尼采到约翰·施特劳斯，从歌德《浮士德》中的魔鬼靡非斯特到王尔德“暴力即是美”的化身“莎乐美”，在欧洲构筑其十九世纪的文化霸权的历史过程中，暴力逐步代替了真善美，暴力本身甚至成为了真善美，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文明大转型”。而一旦我们认识到：十九世纪的降临，是以暴力和霸权逻辑对人类文明和价值谱系的大颠倒为前提发生的，一旦我们充分认识到：为这种暴力逻辑驱动的欧洲军事技术的大革命在漫长的十九世纪的核心作用——那么，按照尼采所叙述的全新的价值谱系，既然一八四〇年的中国是被“打败”的，再来辩论中国与英国究竟谁对谁错，谁代表“文明”、谁代表“更好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从根本上就变得毫无意义。一八四〇年的中国“打”不过英国，这本身就是一个最为斩钉截铁的“价值验证”。在十九世纪欧洲“超于善恶之上”的 “权力意志”视野里，“好与坏”、“善与恶”、“是与非”、“文明与不文明”——这些标准在尼采那里，统统都不过只是“弱者的虚构”而已，实际上，只有“强与弱”、“死与活”这两条路可供选择——弱者和战败的一方如果选择活下去，就必须将愚昧落后、“发展的陷阱”等等所有罪名承担起来。因为在十九世纪欧洲的道德谱系中，最恶劣的道德就是“软弱”，而文弱就是“奴隶的原罪”。
因此，必须看到：由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率先发动的侵略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殖民主义的非正义战争，不但使得英国在十九世纪获得了统治中国、亚洲和世界的权力，而且，更为重要、也更为根本的是——它更使得英国掌握了现代历史叙述的“话语权”、文化霸权。正是这种关于现代世界史的普遍主义叙述、正是这种“价值的颠倒”，正是这种文化霸权，才使得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被叙述成“道义”的战争。
而重新反思十九世纪，就意味要抛开工业革命、技术创新、文艺复兴这些既成的说辞，首先去直面军事暴力、征服强制、文化霸权这些最基本的历史真实，去面对十九世纪欧洲的上述“价值颠倒”，也意味着重新检讨十九世纪欧洲对于“人类道德谱系”的重新书写。反之，只有完全站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立场上——或者全盘接受其“国际法”，不假反思地将十九世纪视为“现代”的开端和标志，不假反思地将十九世纪的“英国霸权主义模式”视为检验“现代”的标准和尺度，才会“自然地”得出鸦片战争是“文明战胜愚昧”的正义战争的结论。
换句话说，是否接受十九世纪“强权逻辑”为“现代”普世标准，这也是判定中国是否一贯“愚昧野蛮”的前提，而判定中国一贯“愚昧野蛮”，则又是全盘接受十九世纪英国“强权逻辑”普世性的条件。而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甚至忘记了：使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主导的世界史叙述得以成立的，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场战争——即鸦片战争的胜负。
（下）
作为一种文化气质的“启蒙”的消失，是与康德所倡导的“批判现存世界的能力”的丧失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在世界史领域中的突出表现，就是将十九世纪英国和欧洲的崛起看作“历史必然”，这既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真正基础所在，也是我们无法走出漫长的十九世纪的真正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一旦我们呼吁批判、甚至抛弃这种欧洲中心论，却总是会面临另外一种担忧或者指责：这样作，是否就会否认历史发展确有其“必然性”，是否会导致将一切历史活动归之于纯粹的偶然和不可知论？
作为当代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Kenneth Pomeranz（彭慕兰）的如下言词正代表了这一担忧：一旦欧洲中心主义的基础坍塌，那么所谓“历史必然性”的大厦将随之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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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十九世纪的经典社会理论由于其欧洲中心论而有重大缺陷，但当前某些“后现代”派学者采用相反的态度——全盘放弃文化间的交互比较，几乎完全集中于揭示历史瞬间的偶然性、特殊性以及或许是不可知性——使其甚至无法触及到历史（及当代生活）中的许多重要问题。看起来，通过尽量进行好的比较来对抗带有偏差的比较会更可取一些。而在通过另一方的前景进行观察时，把比较的双方看作“互相偏离”，而不总是把一方看作标准，可以部分地看到这一点（《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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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史上的欧洲中心主义者们不同，彭慕兰承认所谓的“英国模式”不能成为唯一标准，他进而指出：“英国模式”的形成，是欧洲在与其他地域、其他的经济模式的联系和互动中才可能的，彭慕兰这种在广泛的世界联系中观察欧洲的视野，代表了欧洲史研究的巨大进步。但尽管如此，在彭慕兰看来，英国在十九世纪的兴起还是具有必然性，也正因为“现代性”恰恰率先发生在英国――或者只是发生在英国，所以它才可以被称为一种“模式”。例如，他反复指出：公司式的资本营运方式、战争贷款的债务方式和以贸易和机器劳动节约资源、特别是节约土地和人力资源的方式，这三者确实是欧洲、特别是英国才具备的极其特殊的经济－政治创制，――而且，这些制度早在工业革命之前都已经存在于英国，尽管它们只是通过工业革命才得以壮大成熟而已。
但是，在滨下武志等学者看来，包括公司、债券方式、乃至航海和长途贸易，这些东西与其说是欧洲的“创制”，不如说这些东西在欧洲产生的时间其实都晚于中国，机器劳动和工业革命更是产生于偶然的因素，而如果说确实有一种因素是欧洲和英国独有的，那就是穷兵黩武和军商合一的体制，是将公司、债券、机器、航海与战争密切联系起来的暴力体制。而这一体制之所以能够在十九世纪被最终确立，并成为“英国模式”胜出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因为英国在战争中的胜利，恰恰是这种胜利激发了欧洲和日本对“英国模式”的仿效。
十九世纪以来，欧洲、特别是英国在军事制度和技术方面的领先，是唯一一个毫无疑问、不容置疑的因素。许多重要的历史学著作，都已经全面分析了自公元一〇〇〇年以来，整个欧洲在战争技术方面突飞猛进的过程。这些著作不仅证明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实质就是一部战争机器，而且也极其清晰地展示了：战争技术的革新不仅对战争本身，而且对欧洲国家财政制度、对市民社会的形成、对资本积累之加速的决定性影响。――或者说，正是战争促使了欧洲现代国家体制的形成和转化。
但是，人们可能还是要问：十八世纪的英国难道不是由于其包括政治－经济体制在内的方方面面领先于世界之“先进”，方才产生了工业革命吗？而这里的回答是：无论在这方面存在多少自以为是的盲目结论乃至“定论”，真实的历史提供给我们的答案却是完全否定的，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很多欧洲历史学家都对“工业革命”这个概念提出过怀疑和否定，内夫（Nef）指出：
在经济史上，几乎没有一种概念像工业革命概念那样令人产生错觉，它把现代文明中所有重要问题都和经济变革联系在一起，而那些经济变革又是以1760－1832年英国发生的情况为代表的。几乎没有一种概念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不可靠的基础之上的，它竟然在72年的英国经济史中，找到了理解现代工业社会的钥匙（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彭慕兰也指出，与中国的“勤劳革命”不同，与其说工业革命创造了新的财富，不如说新的财富的发现，导致并推动了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来源于两个方向的驱动：“向下”（挖煤）和“向外”（殖民地市场）。
首先是“向外”，如果没有美洲殖民地的奴隶也需要穿衣服这件事，那么，即使英国实现了纺织品生产的机械化，它生产的棉布也无处销售。英国棉纺织品的市场是美洲，其原材料――棉花，同样也来自美洲，而“近代美洲”则是欧洲武力的第一个产物。还有，如果英国没有占领印度，如果东印度公司没有通过军事手段，垄断占当时世界市场一半以上的印度的棉纺织业，如果没有英国通过对印度的军事占领来破坏印度的纺织业，而单独靠英国的机器织布技术的“革命”，它要想独霸世界棉纺织市场，其实就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次是“朝下”。正如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工业革命在全世界的象征都是黑暗的矿坑――恰恰是“黑暗的矿坑”形象地表明了“底层”这个社会学的范畴是怎样产生的：如果没有煤的大量采用，没有煤的热能对于太阳能的替代，工业革命其实就根本谈不上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一八〇〇年，英国的煤炭产量占当时世界的百分之九十，这是英国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产品领先。关于这一点，一八三五年托克维尔在论曼彻斯特的一段充满讽刺的明言值得引用：
从这污秽的阴沟里泛出人类最伟大的工业溪流，肥沃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中流出纯正的金子。人性在这里获得最为充分的发展，也达到了最为野蛮的状态；文明在这里创造了奇迹，而文明人在这儿却几乎变成了野蛮人。
然而，英国之所以偏偏能做到这一点，则完全是由于偶然，或者直率地说就是由于“运气”而已。这是因为：英国的地理地貌特征其实就相当于“欧洲的山西”，而且其煤炭储备状态比山西更为特殊：英国存在大量的地表煤。这就是工业革命不产生于法国，不产生于荷兰，更没有产生于中国的根本原因，――恐怕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更进一步说，十八世纪末，英国的森林覆盖率不足百分之五，这个国家陷入到燃料严重短缺中，煤是天然的燃料，这也是英国向下发展（掘煤）的根本动力所在，――对比而言，尽管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带江南地区同样存在燃料短缺的问题，然而非常可惜的是：中国广大的南方并不产煤，而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区江南和东南沿海更是处在一个严重的“贫煤带”上。――我们所能知道的工业革命发生的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使得中国、法国、荷兰、美国在十九世纪没有发展起大规模的采煤业，恰恰就是经济的考量：成本和代价－代价和收益。
对此，沃勒斯坦解释道：
实际上，煤炭并不是什么新的能源。还在18世纪，煤炭就已经取代木材成为主要的燃料。原因很简单，此前几个世纪的工业生产（以及家庭取暖），使欧洲的木材资源日渐枯竭。到1750年，木材的枯竭已经成为“工业增长致命的瓶颈”。而英国长期以来就极为饱受木材匮乏的困扰，所以早在16世纪，英国就鼓励用煤，并一直关心采煤技术。蒸气机的利用，无非是利用它来转换能源，使得煤炭能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以使高能耗工业转化为低能耗工业（同上）。
沃勒斯坦还进一步阐述了法国为什么没有没有像英国那样大规模采用采煤技术，他的结论同样非常简单：
这恰恰是出于成本的考虑，既然法国不存在英国那样严重的木材匮乏问题，“以昂贵的代价生产出劣质铁制品”就没有意义，所以，法国不用煤炭，恰恰从经济学上说，是一种“正当的反应。”（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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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煤在英国的大量采用，是出于应对燃料的严重短缺的不得不然，那么，工业革命的另外一个伟大标志――蒸汽机的产生和推广，恐怕就更是出于偶然的因素了。在这个问题上，除了沃勒斯坦所提出的――蒸气机可以通过能量转换的方式，更为有效地利用能源这个目的外，另一个或许更为实际的的原因是：在大量地表煤的开采过后，英国举国上下不得不进行深层掘煤，而这导致了英国地表的下沉，从而使得矿坑排水问题日益变得突出，蒸气机的最初用途就是为了排水，而恰恰不是节省能源――最初的蒸气排水机效率极低，其燃料本身的花费，本来应该是使得这种蒸汽机毫无实用价值――这仿佛当年在南京矿路学堂学习过的鲁迅所谈到的：蒸气抽水机排水后挖出的煤，正好够机器本身的燃料消耗――但是，在英国，这种现象却成为例外，因为蒸气排水机就在煤矿巷道里，所以煤的损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工业革命与欧洲科学技术发达的关系更难联系起来――因为无论机械纺织机还是蒸气机的发明者都不是什么“科学家”，而是出身低贱、“文化程度”很低的体力劳动者，一八二五年，在英北一个叫达勒姆的黑煤窑里，一个至今尚不知名的黑窑工劳动者，却竟然对英国工业革命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因为他为了“省力”，别出心裁，将蒸气抽水机用于推动从矿井到七英里外的运煤码头的矿车上――事实上，这才是一项推动世界的翻天覆地的革命的真正开始，这部矿车是铁路机车的雏形。到一八五〇年，英国的铁路已经超过了二万三千英里。
这就是为什么，卡尔·波拉尼一语中的指出：“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机器都是没有受到过教育的技师发明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没有读写能力”（卡尔·波拉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大规模机器的采用，也与“欧洲科学技术自漫长的十六世纪就开始领先”的神话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一七五〇年代，欧洲关于自然的知识还基本垄断在天主教会手里。欧洲十九世纪才开始的机器对于人类劳动的排斥和替代，其根本原因在于欧洲劳动力价格的迅速上涨，而这是大量美洲白银流入欧洲和亚洲之后所导致的不同结果造成的：大量白银流入亚洲和中国促进了中国生产和贸易的增长，这些白银被繁荣的中国经济消化了，而在欧洲情况恰好相反，货币过剩造成了价格革命，其中劳动力价格自然被抬高了，――通俗地说，这就是使“雇人”变得非常昂贵，它促进了以机器代替人力以“节约成本”，从而划出了资本密集型（欧洲）和劳动密集型（亚洲）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
对此，弗兰克论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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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计量学设定，如果货币数量增加，而流通速度和交易量不变，那么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就应该随着货币的增加而相应的上涨。汉密尔顿等人注意到，在16世纪，新的美洲货币进入欧洲，于是价格上涨了。这被称为“货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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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显示，在亚洲大部分地区，新增的美洲和日本货币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引起物价的暴涨。相反，亚洲由于新增了货币，造成了生产和交易的增长，并且通过经济的更广泛的商品化而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正如波兰尼所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自然科学”，对于欧洲工业革命的作用几乎等于零。讽刺性的是：“自然科学对工程技术的决定性贡献直到一个世纪过后才出现，而那时工业革命早就结束了。对桥梁或者运河的实际建造者、对于机器和发动机的实际设计者来说，今天被称为自然科学基础的关于自然的一般法则和知识完全没用。特尔福德，土木工程师协会的创始人和终身领导人，拒绝了那些研究物理学的学者们的入会申请，并且据大卫 布鲁斯特爵士所言，他甚至连一点几何原理也不知道。”――但正是他发明了煤窑里的抽水机。而真正推动了工业革命发生的，可能就是达勒姆的黑煤窑里那个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其姓名的黑窑汉――因为他才是有轨机车的真正发明者，这一为了“省力”而无意间的发明，所产生的一连串连锁反应，则是他根本不可能预见的。这里所谓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是指：正是他别出心裁的创造促成了铁轨的产生，而正是铁轨的广泛运用，才使得铁和钢的需求大为增加，而如果没有煤，就没有冶铁业的大规模发展，没有冶铁业的发展，铁和钢又是不可思议的。尽管煤的发掘一开始不过是为了应对燃料短缺，煤炭开采与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的结合原本并不具有必然性，但是，恰恰是煤炭开采促进了冶炼业的大规模发展，而钢和铁一旦被用于装备英国的战争机器，世界将为之颠倒。
这说明：即使工业革命得以产生的动力，也不是由于英国的先进和发达，而恰恰是由于英国的短缺，即对英国来说，煤的生产起初只是为了应对燃料的严重短缺，它起初显然不是为了用于军事目的――尽管英国是个穷兵黩武的国家。由煤的生产而导致铁和钢的巨大需求，这是一个煤被运用后的一连串的或然性结果，公平地说，它们被运用于军事目的和战争，其实是当初煤的采用者最初没有想到的。
尽管如此，鸦片战争的胜负依旧不能简单归结为英国的“船坚炮利”。因为就军事装备而言，当时英国的对中国其实也还不占完全优势。鸦片战争中唯一一艘“铁船”尼米西斯号来自东印度公司，而不是英国皇家海军，该船很小，吃水仅五英尺，只能用于内河航行，尽管它装备了一百二十马力的蒸汽机，也确实没有采用任何木头，完全铁制，但是不幸的是，在鸦片战争中，它因为个头太小，根本没有参战能力，所以只负责收集情报。而且，还必须指出的是，鸦片战争中所谓的“英国军队”，其实三分之二以上都是马德拉斯和孟加拉的印度人。说得更白些：鸦片战争时代的所谓英国海军舰队，其实也就是木头船，因为世界上第一艘装配了大炮的铁甲汽船，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由法国制造的，一八五三年俄罗斯与土耳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才首次启用――所谓中国鸦片战争失败是因为中国装备落后，敌不住英国船坚炮利，这无非是一种事后的意识形态说辞。
我们强调上述偶然性，当然不是为了否定鸦片战争的既定历史结果，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一举反转了持续了三百多年东风压倒西风的世界体系，这确实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我们要指出的是，这种“必然结果”，更是多种彼此没有联系的、因而是偶然的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碰撞”所造成的“出乎意料”的结果。因此，正是以上的讨论才能使我们看到：这种巨大的反转绝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而是一五〇〇年以降许许多多独立发展的事件日积月累、在一个历史关头突然碰到一起，并产生了互相影响，从而爆发出超出单独事件的巨大能量所致――一句话，这种反转其实是“历史耦合”作用的结果。即它不是船坚炮利、不是工业革命、不是鸦片贸易、不是白银价格波动、不是世界经济体系调整等等其中任何一个原因单独造成的，而是这一系列带有偶然性的原因综合在一起的结果。
因而，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欧洲人确实“创造了历史，但是，他们却是在他们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创造的”。或正如Regis Debray所说，现代世界史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一场荒谬的旅行：We thought we were heading to China, but we ended up in California（本来打算去中国，结果却到了加利福尼亚）。
比如说，一五〇〇年以降，哥伦布和达·伽马绕过穆斯林世界寻找亚洲的航海，从而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这其实原本就是个偶然，因为他们的目标本来是中国和印度，而绝非加利福尼亚。而且，如果他们在美洲没有发现白银，这种对美洲的“偶然发现”本身也就没有什么世界意义。但是，问题恰恰在于，十五世纪以降的中国作为一个银矿贮存量高度短缺的国家，却匪夷所思地将白银作为自己的税收体系和货币体系，并以此维持了三百多年的货币体系不变，这就使得美洲白银的开采能够产生世界影响――截至一八〇〇年，世界白银的五分之四都流入了中国，而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则源源不断流向世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就是这样被两种白银货币、或者白银资本的偶然性的联系推动起来了。
进一步说，对于美洲而言，如果没有中国对于白银的巨大需求，西班牙殖民者当然就不会竭泽而渔地开采银矿，危险而有毒的白银开采业自然也就不会夺去那么多印地安人的性命：仅仅在波托西这个罪恶之城，起码有八百万印地安人死于白银开采业。
同样的，如果没有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病菌消灭了大量的印地安土著，那么，也就不会有大量的黑奴被从非洲贩卖到美洲作为劳动力的补充，这样，英国就没有通过发贩奴财掘到“第一桶银”的可能。英国从西班牙美洲获得的大量银元，就是为其充当奴隶贩子的报偿。而这些银元被用于中英贸易，才使得英国得以进入亚洲经济体系。因而，对于十八世纪初的英国来说，它通过连续苦战获得的第一个最有价值的“条约”，其实就是一七一三年的“乌德勒支条约”，因为正是根据这一英法战争产生的条约，英国才获得了日后得以改变世界的一项重要权力：垄断了向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贩卖奴隶的特权。正是通过这一贩奴特权，英国才换取了大量的美洲白银，从而将贩奴所得白银用于进口中国茶叶。用贡德 弗兰克的话说，一七一三年“乌德勒支条约”的成立，标志着英国通过为美洲殖民者西班牙充当奴隶贩子，获得了大量美洲白银，从而才得以挤进亚洲经济列车，成为世界经济列车上的二等乘客。
与此同时，也正是在清王朝的嘉庆皇帝秉持“清静无为”、韬光养晦理念执政的二十余年（1796－1820）中，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天朝和“天下”的基础，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彻底崩溃了。其中极为重要的是：一七九九年――也就是在嘉庆帝继位的第三年（马嘎尔尼来华后的七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利用莫窝尔王朝内部的纷争，成功地将印度纳入其殖民统治之中，从而开始了它真正统治、肢解亚洲体系的大战略，一八四〇英国之所以能够发动鸦片战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有印度这个大后方作为基地。正是由于英国从东西两个方向上夹攻，清王朝才始料不及的遇到两个大门同时洞开的局面。这种在战略和地缘上绝对不利的局面，乃是后来的中国在军事上面对西方列强不可逆转、不可收拾的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此，如果没有印度莫卧尔王朝在十八世纪以来持续的内乱造成的长期衰落，如果没有美洲殖民地的棉花供给和纺织品市场，英国要想迅速取得世界市场上的纺织品生产的垄断权，其实也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如果没有一七九九年印度沦为殖民地这一事件在亚洲造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后来所谓的鸦片贸易、鸦片战争中英国袭击的“大后方”，恐怕也都难以设想。――而上述这些决定性因素，实际上统统与所谓工业革命没有任何关系。
最后，我们尤其必须看到的是，英国所创造的新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垄断、支配作用是巨大的，实际上，金融垄断比工业革命、船坚炮利这些因素更具有决定意义。在这一点上，金融立国的美国的兴起，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正面的例子。作为十八世纪末唯一一个战胜了英国军事干预，而实现了独立的殖民地，美国独立战争的成功除了得益于殖民地人民同仇敌忾，长期、坚决的抵抗，得益于一支艰苦卓绝的民兵军队，得益于法国的无私支持和援助这些因素之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美国甫一独立，美国国父们就远见卓识地以创造独立货币的方式与英镑主宰的金融体制脱钩，独立战争之前，美国并没有自己的货币，一六六一年，马萨诸塞州甚至还宣布采用印第安人的传统货币贝壳串珠为法定货币，而独立战争开始后的一七七四年，大陆会议就决定发行两千零二万英镑的信用券作为独立战争资金，这是美国独立货币的起源――而独立战争刚刚胜利，新生的美国政府就将信用券与银价挂钩，最终创造了美国独立货币――美元。然而，新生的美国政府让人民接受信用券――即随后的美元的原因，不是商业和经济的，而是道义上的、是维护国家主权意义上的，大陆会议决议指出：“无论何人，只要今后丧失良好品质、拒绝接受信用券甚至对货币流通设置障碍，就应当受到惩罚，并被视为敌视美国并因而成为美国的敌人。应该禁止其从事所有的贸易活动，禁止其与这土地上的居民往来。”（约翰·乔恩《货币史》。美元的说法来自美国政府发行的货币与西班牙银圆的比价换算关系，即15.21:1，这从dollar这个词的词根来源可以看得非常清楚，Dollar 是thler的变音，是Joachimsthal）
因此，美国独立的成功绝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因为历史已经充分证明：美国货币和金融的独立才是它彻底独立和最终崛起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甚至连黑格尔也感叹：美国不但能够彻底战胜“老欧洲”，而且终将取老欧洲而代之。
而与美国相比，明、清两朝的中国则提供了完全相反的例子。从明朝中叶开始，中国就将自己的金融命脉系于大规模的美洲白银进口，甚至还长期依赖于日本的白银开采。而清朝中期，以广东公行为核心的清王朝的对外贸易，更大规模地采用英格兰银行的债券和东印度公司的汇票，尽管清王朝在对外贸易上尽管长期处于顺差和盈余方，但是，其外贸对于英国金融体系的依赖和依附，在一八三〇年代就已经变得非常深刻。因此，我们完全不能想象，已经被纳入英国金融体系的清朝贸易体系，能够支持对英国的长期战争。
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今天看来，如果截至一八三〇年，在中国广州－印度－英国之间的贸易不是大规模采用汇票结算，而依然采用白银现金来结帐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起码是：一八四〇年之后向中国的白银现金流动就一定还会持续五年到十年，而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白银短缺造成的经济崩溃会被关键性地推迟，――如果是那样，一八五〇年代之后的中国也许就不会同时在广州、台湾、新疆、西藏几个方向上遭遇同英国、日本、俄国等几个国家的战争，自康熙到雍正以来推行的“摊丁入亩”的惠民政策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安定局面，也不会因为银贵铜贱所导致的货币政策崩溃而一朝瓦解，――而至于一八七四年日本是否敢于就台湾问题向清朝发难，中国和日本之间究竟鹿死谁手，恐怕还非常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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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即使战争的胜负也带有偶然的因素。因为世界上没有常胜的将军，也没有永远不败的国家。当强调战争的作用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在强调战争活动中，最为鲜明地体现着的偶然性如何转化为必然性的残酷逻辑――这就是所谓：“社稷虽安，忘战必危，国虽大，好战必亡”。――“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道，不可不察也”。离开了战争，我们非但不能理解漫长而残酷的十九世纪，而且，也就不能深刻地理解历史偶然性究竟是以何种方式转化为必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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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所谓历史的“耦和现象”就是指：上述这些原本看起来是独立发展、彼此无关的事件和现象，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开始了剧烈的互相影响，并最终迎头相撞，而在一个时间段和一个空间点上碰在了一起――而这就是指一八四〇年的广州。而鸦片一役，三百年的“利点”仿佛一下子集中于英国，清王朝则由于处于“多重不利”的战略局势之中，捉襟见肘，四面楚歌，一朝之间呼啦啦似大厦倾，严格地说，英国和欧洲“漫长的十六世纪”从此才算真正结束，而中国则从此屈辱地进入了“近代”：对中国而言，鸦片战争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被视为“漫长的十九世纪”的真正开端。
正如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这本言简意赅的杰作中所指出的：现代性并不是一个产生于欧洲的、事先设计好了的方案，相反，即使对于欧洲而言，现代性和现代世界也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正是因此，作为“现代性的后果”，欧洲连同整个世界，才都被抛入到了一个变动不居、充满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现代世界上。也正是因此，我们就既不能把现代性和现代世界的产生，归结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和随后的工业化进程，也不能归结为以金融控制为最鲜明表征的“象征系统”的发展，不能归结为民族国家所代表的“监控机制”的不断发达――甚至，也不能归结为欧洲军事技术的长期领先造成的霸权――总之，不能归之于其中的任何一个及其“决定性作用”。故而，吉登斯力图用“工业主义－象征系统－监控系统－军事技术”这四大因素构成的交互作用的“矛盾关系网络”，来复杂地观察现代世界结构运动，吉登斯认为，在这个彼此作用的矛盾网络中，没有一个因素是决定性的，但是，它们却是“互相决定”的――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却会造成整个结构的整体变迁。
与此同时，吉登斯更把“全球化”当作现代性的另外一个重要维度，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广泛的世界联系，如果十九世纪的欧洲――特别是英国不是处于这种广泛的世界性联系的有利位置，从而可以最大程度地从这种广泛的世界联系中获利，――而单靠上述“四大要素”，“漫长的十九世纪”也就不可能成为“欧洲的世纪”。
我们究竟该怎样去认识“漫长的十九世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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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所谓矛盾的普遍性，是指彼此矛盾着的存在把事物联系起来，所谓矛盾的决定作用，是指矛盾着的事物之间的彼此互相决定，而不是指唯一的一种矛盾关系的决定作用。因而，矛盾的特殊性是指，在某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某一种矛盾关系的变化，会导致矛盾着的事物整体上发生变化。
“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面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无所谓顺利，没有无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殖民地，就无所谓帝国主义”――魏斐德说：“这意味着，没有意志，无所谓历史，而没有历史，也就完全没有意志”。
今天看来，正是这种透辟的哲学，才能使得我们去深刻、冷静地去观察那个19世纪的旧世界，从而不懈地把对这个旧世界的深刻批判，转化为对一个新世界的热情创造和热烈想象中去。它让我们再次想起康有为对于孔子理想的解读：持续的改革与革命是阻止人类世界衰老和退化的唯一方式，离开了意志――革命和改革的“意志”，康德所说的“历史进步”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世界的常态不是进步而是不可抑止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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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听到――在这个漫长的历史结尾处，响起了青年毛泽东悲怆而激越的呼唤：
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