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自由在心中

　　让我重回17、18岁，我不会走老路，而会坚持把理工科念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研究哲学，否则永远都是表面的东西


　　何兆武的家里，英文书德文书法文书和中国古籍，占据了一面墙壁。他的床正对着这面书墙，床头的书架上有很多外国音乐磁带。写字台上摆着去年冬天去世的老伴的大幅照片，老伴静静地笑着。书架的边缘上，放着一张“大哥披萨店”39元/人的优惠券。何兆武拿起优惠券，高兴地说，“这个店里面，7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凭证半价，自己想吃什么就去拿（自助餐），还可以送餐，很好啊。”

　　虽然早年曾在西南联大师从吴宓、陈寅恪、胡适等学问大家，且经其手翻译的西方哲学名著业已成为哲学系学生的必读书，但何兆武依然谦逊地坚称自己没有什么专长，也没有什么专业。清华历史研究所要给他庆祝生日，他也宁愿偷偷躲出去，不接受这份“殊荣”。

　　现在，何兆武每天就是用“闲书”消磨时光，再也不用去做自己不想做的研究，下自己不想下的结论了。他看似有意无意却又穷其一生所追求的学术自由，在晚年的时候，重新给他带来快乐和宁静。

　　土木工程：没有那么浪漫

　　1921年，48岁的罗素到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年。这一年，何兆武降生在北京的一个工程师家庭。40年后，何兆武翻译了罗素的3本著作，分别是《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以及《论历史》，这是何兆武自己最满意的几本译著。但至少在罗素离开中国后的20年里，何兆武对“哲学”还没有任何概念。

　　孩童时代的何兆武就读于北京西四附近的“京都绅商各界公立第四高等小学校”，父亲是工程师。那时他最大的兴趣就是每天放学写完小字后去茶馆听评书看京戏，或者读《七侠五义》。家里没有对他的兴趣爱好进行任何限制，而且鼓励孩子们自由发展，何兆武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都是大学生。10岁的时候，何兆武第一次接触到政治刊物，开始关心时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他正在读高中一年级。全家人很快南迁，他在老家湖南长沙进了从南京迁来的中央大学附中。

　　1939是大考之年。高考前一个同学对他说：“只有你们这些成绩好的才上得了理工科，我们这些成绩差的只有去上文科了。”于是他去考了西南联大工学院土木工程系。骨子里热爱社会科学的何兆武选择这个专业的理由非常浪漫：中学时候，何兆武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雄伟的希腊罗马神殿，高耸的哥特式教堂，让何兆武觉得这是一项“非常有意思”的事业，于是就想学建筑。

　　很多年后，何兆武在总结“幸福”的时候，谈到幸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个体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二是整个社会的前景，也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这两个条件在何兆武踏上前往昆明的火车时都已具备：虽然不知道建造房子是怎么回事，但创造美丽的建筑至少值得期盼；由于正值战争年代，所以年轻人直觉地、模糊地，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美好的生活。

　　少年何兆武来到昆明，准备在这里开始他的幸福生活。后来的事实证明建筑漂亮的房子固然是一件浪漫的事，但之前的“打地基”却无比枯燥。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学的都是机械系的公共必修课，初等微积分、普通物理，还有投影几何、制图课。第一学期何兆武还勉强认真地学，到第二学期，他对建筑业的热情已经消失殆尽，于是决定改行。这时，他遇见了一位帮他建立起哲学基本观念的挚友。

　　西南联大的幸福生活

　　这位朋友和他同龄，来自数学系。正是和他的交往，让何兆武开始对哲学产生兴趣，也开始了解到自己所钟爱的戏剧、文学、艺术的背后，原来有一些更深奥更有规律的道理可循。这位朋友让他认识到哲学有两条路：一是走数理科学的路，专深地研究哲学，二是用哲学知识去分析文学等社会科学。从小就热衷于听评书，看《七侠五义》，后来又看了大量电影，喜欢英格丽·褒曼的何兆武，认为第二条路非常对自己的胃口。而他那位挚友，后来和他做出了同样的“理转文”的抉择，从数学系跳到哲学系。这位挚友，便是后来任教哈佛的大数学家和哲学家王浩。

　　说调系就调系，这是何兆武的作风，也是民国时期特有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校风所带来的结果。谈到西南联大的7年，何兆武说那是他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他那天马行空的性情在这里简直如鱼得水。

　　“在这里，个人行为绝对自由。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起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人过问。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自己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听。这种作风非常符合我的胃口。”虽然这里的饭堂没有他“非常喜欢”的自助餐，但至少在精神上可以享受充分的“自助”，从而保持旺盛的胃口。

　　19岁的何兆武成了一位历史系的学生，主要研究历史哲学。本科毕业后，他选择了联大的西洋文学系，师从吴宓先生，开始攻读研究生。短短的几个月后，前任系主任吴宓便因为和现任系主任陈福田闹矛盾而离开。陈福田从小生长在美国，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得很少，吴宓虽然也研究西洋文学，而且是留学哈佛的海归派，但和他们那一辈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有着深厚的国学底子。一中一洋，两套做学问和为人师表的路子一点都不合拍，相处上也就格格不入，这种矛盾最终不得不以吴宓出走四川而告终，而何兆武的导师也就变成了美国人罗伯特·温特。

　　这种中外与新旧的冲突，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并不少见，在某些海归学者身上这种矛盾体现得最为充分。“比如胡适，他也是海归派，但他思想深处有很多中国旧的东西。举个例子，我们老师那一辈人，正逢新旧社会交替，很多都是家里给订了婚，然后自己又去自由恋爱，鲁迅、郭沫若都是这样。可是胡适不，家里订的他就要，他不愿意伤母亲的心，所以后来带着江冬秀去了台湾。和我的老师们相比，我们的旧思想也要少些，好的方面呢，就是都去自由恋爱去了。但必须承认我们的国学底子也要浅得多。尽管如此，我也是不赞同背经论道的，因为社会、人总是需要不断进步，我们必须抛弃旧东西，完全保持旧的是不可能的。总是有新的知识冒出来，这样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何兆武的联大幸福生活自然少不了爱情。在这里，他认识了姐姐的同学、同样也是西洋文学系的未来太太。

　　白天上班，晚上翻译《社会契约论》

　　战时的西南联大，营养不良加上医疗条件差，肺病成为学生中的流行病。何兆武的研究生课业第一年便因为他患上肺病、不停吐血而中断。三年级快毕业的时候，何兆武正忙于写自己的硕士论文《叔本华的文艺思想》，母亲在台湾生病，不得不前去探视，刚到台湾，便因为内战爆发而滞留在那里。当地的湿热天气让他的肺病越发严重，吐血越来越厉害，他只好在台湾呆了一年。这一年，他一边在中学当老师挣钱糊口，一边开始打量台湾，认识台湾。

　　何兆武去商店买东西，结果被店员呛了一句“你以为这里是你们中国”，这让他难以接受。“其实这些人的祖辈基本上都是福建过去的，他们就是中国人，现在却否认这一点，所以说中国要想解决好台湾问题，必须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何兆武认为一切问题都是经济基础的问题，“台湾现在的人均GDP是16000美元，我们大陆才1000多，如果有一天大陆的人均GDP是台湾的10倍，那么台湾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何兆武说完哈哈大笑，把自己的这个观点戴了顶“庸俗唯物论”的帽子。
　　1947年，当何兆武回到大陆，内战已经打得如火如荼。他回到湖南老家，在舅舅当校长的中学里当了一名英文教师。他的联大研究生生涯最终以肄业结束了。

　　1956年，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毕业后，何兆武到北京图书馆做了一段时间的编目员，随后调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回到历史哲学研究的老本行。他对分派给自己的“明清时期的中西交流”课题有点不以为然。“研究明清两代传教士，算是我的任务，不算兴趣。现在我也不愿意去弄它了。我的观点有点不合时宜，现在把明清两代的所谓交流捧得太高了，这个我是从根本上不同意的。但是我不同意也没用，因为决定的因素不是我，而是某些特定的需要。研究中国文明，就要越古越好。你说中国文明五千年了，他就要说六千年，还有人说七千年，假如有一个人出来说没那么远，只有三千年，就肯定不受欢迎。”对何兆武来说，让他做命题学术研究，等于剥夺了他的学术自由。没有自助餐吃，他的胃口自然受到了折磨。

　　但他一直在给自己开小灶。“文革”前，何兆武白天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上班，晚上就回到家里用两个小时翻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这项工作。“文革”开始后，身为助理研究员的何兆武还没有“资格”当反动学术权威，也不愿意参加运动，这下更是成天不出门，重新翻译了康德的几本巨著。他所使用的原文书都是自己多年偷偷攒下来的，为了追求翻译的准确性，他还以一本英文版译本作为参照。他翻译了康德的《论优美感和崇高感》和《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以及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等著作。“那时候完全是兴趣。以前虽然读过这些书，但也不算完全读懂，现在算是有了时间好好读懂。”

　　大学之间的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一样，优胜劣汰

　　现在何兆武的生活非常规律，每天晚上10点睡觉，清晨4点起床。因为摔了一跤，右腿植入了金属架，现在他已经很少出门散步，大量的时间都用来读书、看报以及写信。

　　7月13日的《南方周末》“有错照登”栏目上刊登了一位普通读者何兆武的“读者来信”，原来他看到6月22日的《南方周末》刊登的《考上普通院校也很光荣》一文提到6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中没有一位是北大清华学者，但实际上其中杨振宁、李政道、朱棣文和李远哲都或多或少与清华有关系，因此写信说明。这封“读者来信”用字讲究，格式古雅，全文照登，提醒我们在今天这个泛电脑、快餐化的通讯方式主宰的世界里，依然有人用优美的文字说话。

　　去年冬天，散步的时候他摔了一跤，伤势很严重。就在他被送进医院动手术的时候，夫人也患上重症，被送进医院。何兆武没能见到老伴最后一面，从此天人永隔。结婚50年，提起这件过去还不到10个月的事情，何兆武微笑着说她就这样走了，“我们的时间也快到了。”他不会让自己囿于任何一种坏情绪中，每当说到震惊或者悲伤的话题，他也总是“嘿嘿嘿”笑几声。

　　采访结束时，何兆武送给记者一本他50年前翻译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一段的第一句话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也许正是因为对自由的深刻理解，今天的何兆武才能微笑着面对生活。



　　人物周刊：知道最近香港的大学到内地抢了清华、北大生源的事情吗？

　　何兆武：我从报纸上看到了。我认为让他们去自由竞争是正确的。（沉思良久）我认为对于大学来说，首先还是要确保这种自由，没有自由的话，学术水平就很难上去。大学之间的自由竞争其实是和市场经济一样的，优胜劣汰。当然，人生的某些阶段做出的一些选择，你是不知道正确与否的，所以也无法去评价学生们的选择。

　　人物周刊：是否也和现在的学风有关？当时的西南联大比起现在的清华，区别是什么？

　　何兆武：那时候学校里面思想很活跃，各种思想都能并存。现在，我看不行。

　　人物周刊：你接触的年轻学生怎么样？

　　何兆武：我从1991年退休以后，就没有带过学生了，只是偶尔和他们有接触。我感觉现在的学生质量应该说比以前还要好一些，因为他们的思想更自由更开放，也更活跃。我说过很多次了，学术的生命就来自于思想自由。当然，不能指责年轻人现在的选择是盲目的，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让我重回17、18岁，我不会走老路，而会坚持把理工科念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研究哲学，否则永远都是表面的东西。

　　人物周刊：你说现在的学生思想更自由了，但这种自由今天似乎并没有带来你一直所推崇那种学跨学科、文理兼收并蓄的人才。

　　何兆武：虽然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横跨多个学科，但能够学了理工科再来学习哲学，自然是最好的。现在各行各业交叉的内容越来越多，这也是必需的。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我一直觉得比较遗憾的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存在着过分的实用主义。改革开放前，国庆节大游行的时候，最后走出来的队伍是科学大军，打出的横幅是“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就太实用主义了。科学是一视同仁的，是应该是为古今中外一切服务，而不是单独为谁服务，这看上去完全没有考虑到科学的普世性。改革开放后，直到现在，也一样有这个问题。学生的选择也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

　　人物周刊：知道有易中天这个人吗？

　　何兆武：讲三国的嘛！我知道，也在电视上看了一点他的东西。不过我不太赞同他这种方式，毕竟学术是很严肃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对翻译工作很有经验，觉得现在国内的翻译水平怎么样？

　　何兆武：现在的学术翻译，最大的问题不是语言水平问题，而是翻译者对专业知识的了解程度太差。翻译这门艺术，语言程度的高低其实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在了解本学科的基础上进行意会。我读书时，看那些原文诗，其实也并不是完全能看懂，但仅仅是能明白的那一部分，已经让我觉得很美。很多东西都是通的。现在的翻译存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译者的语言水平不低，但“麦哲伦”这一个人的名字，拿给学外语的学生翻，竟能在一篇文章里翻出3个名字来。


　　【原载《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