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的兴盛与超越

科学主义的兴盛与超越

蒋劲松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人们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科学主义”由兴盛到超越大概是最富有戏剧性的。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突破当时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除了引用经典作家和领袖的权威论断之外，诉诸科学的权威是启蒙者们最主要的手段之一。主要将科学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界在思想解放中贡献甚大。甚至在历史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领域中，都能感受到他们的影响。其实，就学术本身而言，这些启蒙者倒未见得有多深的造诣。他们主要的贡献是借用科学活动中的理性、实证、怀疑和批评精神，挑战长期以来盛行的政治干预学术的陋习，为学术的自主发展和思想的理性探讨开拓了道路。

一时间方法论大行其道，“科学主义”成为挣脱意识形态束缚的利器，集结在《走向未来》丛书等周围的学者群，成为思想解放的先锋力量。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波科学主义文化运动中，也存在着严谨性不足，专业性不强，混淆学术与思想，激进有余、理性不足的缺陷。但那是一个顶住各种压力，不断突破禁区的“激动人心的年代”。改革开放到今天，社会发展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与这场解放运动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入，各种深层问题逐渐暴露，科学主义的弊端开始显现，原先的解放手段，转而成为新的意识形态束缚，逐渐蜕变为新的话语霸权。思想解放面临新的课题，科学主义成为第二次启蒙所批判的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率先开始反思和批判科学主义的学者，往往正是当年以科学主义挑战僵化意识形态的那批年轻学者，而当年以政治口号批判科学的人士，却开始摇身一变，高举科学主义的旗帜。这一让人如坠雾里的“乾坤大挪移”看似很“无厘头”，其实背后的争论焦点始终没变：那就是思想管制的“一根筋”还是思想自由的多元化，是臣服于外在权力的压制还是坚持思想的独立自主性。在基本精神上，第二次启蒙是第一次启蒙的继续和新的发展。

2002年“科学文化宣言”刚出炉时，曾被批为“反科学宣言”，有关学者被扣上“反科学”的帽子。然而，通过关于“敬畏自然”、“废除中医”与“科普法废除反对伪科学条款”的几次大讨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学主义的弊端，相关理念正在逐步为学界乃至官方所接受，开始成为主流声音，科学主义开始退潮，主要标志就是2007年中国科学院颁布的“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坚持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应均衡发展的“科学文化人”，正在思想界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对科学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主要包含以下内容：科学及其技术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科学技术之外各种地方性知识和其他文化传统同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不能将科学技术凌驾于其他形式的知识和文化之上。科学技术活动是双刃剑，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科学技术活动必须要受到伦理约束。科学技术工作者必须要警惕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要向公众发出警示，必要时甚至要自觉暂停或限制带来风险的科学技术活动。在应用科学技术时，必须要注意保护生态环境，尽可能减少伤害人类和动物受试者，人体实验应该得到受试者的知情同意等等。科学是可错的、发展的、开放的、多元的，而不是已经完成的、封闭的、单一模式的。

科学技术活动绝非不食人间烟火的活动，相反它的运作总是与权力、利益纠缠在一起。科学技术活动不仅需要内部的监督，也需要得到公众的理解与支持，接受公众的外部监督。科学技术知识的进步不仅需要内部的修正，也需要其他知识形式的补充与批判。因此，在民主社会中，绝不能让科学技术活动成为社会批判的禁区。在与自己利益相关的问题上，外行的普通公众，不能因为科学知识不足而被取消知情、参与决策的权利。科学传播不是科学知识和观念的单向传播，它也是民主社会中科学在公共事务上获得公众授权认可的必由之路。科学主义批判从学术领域进入科学传播的公共领域，单向灌输的、毫无批判的传统科普转化为双向互动的、批判的科学传播，恰恰与公民社会的创建过程相呼应。

超越科学主义，使我们不再仅仅局限于数理科学传统，能够欣赏博物科学的智慧；不再将真理仅仅局限于西方近代科学，可以理解和欣赏传统文化的价值。改革开放以来，在吸收国外优秀文化的同时，国人开始能以平静的心态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不再以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对待我们永远也无法彻底摆脱的文化传统。超越科学主义，为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持。

在以“科学主义”作为批判武器的第一次启蒙中，人们大多未能摆脱传统思想的习惯，仍然渴望寻找唯一正确的标杆。而在超越科学主义的第二次启蒙中，思想和文化多元化成为基本的努力目标，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一步。虽然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已经很难逆转；但是，对于超越科学主义还存在许多困惑和争议，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坎坷险阻，需要我们展现出比第一次启蒙更大的勇气，更高的智慧。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见证了第一次启蒙的艰难和成功；三十年后，我们有机会欣然回顾第二次启蒙的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