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西渐”与西方的兴盛（转）

“东学西渐”与西方的兴盛（转）   作者:木头井水 于 2010-05-06 19:46:50.0 发表   “西学东渐”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概念。
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就不难看出，在人类文明发展滔滔不绝的长河中，其实“西学东渐”只是近代的事情，历史相对很短。更早的时候是“东学西渐”，而且这个过程延续了很长的时间。中国曾经是如此的辉煌！这种历史的优越感部分地被“中国”——“国中之国”——这个名字所体现。

　　1983年，美国卡特总统任内的人事署长艾仑•坎贝尔（Alan Campbell）来华讲学。他直言不讳地说：“当我接受联合国的邀请来中国向诸位讲文官制度的时候，我是深感惊讶的。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及文官制度时，都把它的创始者归于中国。” 显然，西方文官制度的肇始，源于中国科举制度的启示。我们来谈谈东学西渐，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1）西方学习中国科举制度的传导机制是什么？（2）他们学了什么？（3）他们有什么超越？

　　追踪古代中国影响西方的传送带

　　邓嗣禹的《中国科举制度在西方的影响》一文对中国科举于西方的影响有较为系统的论述。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早期西方商人和旅行家，尤其是传教士，是东学西渐的播种机和传送带。“我开始研究旧社会时对教士充满偏见，我结束这一研究时对他们充满敬意。”这是法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一书中的感言。这句话或许也适用于东学西渐。

　　意大利著名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途经中东，历时4年多来到中国，在中国游历了17年。他于1299年写完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又名《马可•波罗行记》、《东方闻见录》）。该书的拉丁文版于1320年出版，在欧洲广为流传。书中所描述的中国的太平、富庶和昌盛，虽然有夸张之嫌，但实际的效果却点燃了西方人的东方之梦。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科利思（Maurice Collis，1889～1973）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

　　的确，《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欧洲的地理和心灵视野，在西方掀起了一股东方热、中国流，激发了欧洲人此后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结。受到马可•波罗的鼓舞和启发，许多伟大的航海家扬帆远航，探索世界，开始了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事实上，1492年美洲大陆的发现纯属意外，因为游记的忠实读者 ——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原本的目的地是富庶的中国。当时欧洲人相信，中国东面是一片广阔的大洋，而大洋彼岸，便是欧洲，结果整个16世纪成了最为辉煌的地理大发现的百年。由此，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执著和狂热可以窥见一斑。

　　在东学西渐的历史上，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利玛窦的名字同马可•波罗一样响亮。但与马可•波罗不同的是，利玛窦是一位学术造诣很高的传教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同时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被尊称为“泰西儒士”。美国《生活》杂志亦将他评为公元第二个千年内（1000～1999年）最有影响力的百名人物中的一员。《利玛窦传》一书的日本作者平川佑弘称赞利玛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种学艺和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学问于一身的巨人”。他还将利玛窦看做地球上出现的第一位“世界公民”（homo universale）。

　　1582年，30岁的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后他一直在中国传教和生活，于1610年去世，期间正值明朝万历年间（1368～1662）。1615 年，利玛窦撰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在欧洲出版，并有法、德、西、意、英等多种译本流行。该书是《马可•波罗游记》之后又一部介绍中国的名著。对我们来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利玛窦中国札记》花了相当的篇幅介绍了利玛窦认为相当于西方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秀才、举人、进士的三级考试的科举制度，内容涉及考期、考场、考官、科考内容和规则、录取方式、授职仪式等具体问题。利玛窦观察到，“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一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给他们来管理”。他同时尖锐地指出，“中国人所熟悉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就是道德，但是由于缺乏逻辑学，他们的伦理学只是他们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看来，对中国人只重视道德学科而忽视其他学问，尤其是自然科学，利玛窦很有保留。

　　继利玛窦之后，又一位在东学西渐中有过卓越贡献的西方传教士是耶稣会士曾德昭。他是葡萄牙人，原名是奥伐罗•塞默多，于1613年来到中国传教并同时学习中文，当时中国正处于明朝末期。曾德昭在中国一共待了22年之久，期间他曾于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中他完成了《中华大帝国史》。书中除了物产、民俗、政治制度、政府结构、生活方式、语言文字、法制等方面的议题有比较透彻的介绍外，曾德昭对于中国的科举制度也做了相当详细的描述，在欧洲各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正如英译本序言所说：“他的辛勤撰述，已被译成多种他国文字，且为若干作家引用，在欧洲诸国深受欢迎。”

　　曾德昭在介绍科举制度时，特别强调了该制度的“自由报考、公平竞争”的原则，他写道，“普通老百姓不分职业，均可投考”，只有“军士、保镖、法警、恶棍、刽子手及称做忘八的妓女监护人”才被摒弃在外。他把科举的三种学位，即秀才、举人、进士比作西方社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他同时写道：“那些仅仅是学生，没有取得任何学位的人，本身没有任何特权，只被人尊称为绅士。大家把他们敬为国家之灯，中国人知道应如何尊重确实值得尊重的人。”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人保留的个人投考学位的方式，很是奇特。从学生头次赴考，直到最后考取博士，是这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因为学位和职位带来的名利，都取决于这些考试，他是人们全力注视的唯一目标。”

　　从以上简单的三个著名人物的典型例子中，我们便可得出当时东学西渐的主要传导机制。当然我们也不难想象，别的途径是那些奔波于丝绸之路的商人、游客以及外国来华使节的口耳相传，尽管历史留给我们的书面证据不易寻觅。至于东学西渐的时间，如果我们仅从马可•波罗算起，也起码经历500多年。相比之下，西学东渐的时间也只不过是大约1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