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与宗教神学结合的非典型配置——读《上帝与理性》

蒋劲松

近来国内学界内外对于科学主义颇感兴趣，虽然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学理上的探讨尚嫌不够深入，相关争论却非常热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也牵涉其中。相当一部分科学主义者对宗教持有贬低、排斥乃至仇视的态度，有人甚至将宪法明确保护的宗教等同于迷信，本土宗教更是还要加上一个不伦不类的“封建”定语。而对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持谨慎温和立场的许多学者，则往往反对科学主义。虽然论战双方观点迥异，但许多人都默认一个共同的前提：宗教、神学与科学主义是对立的、不可共存的。

但是要认为只可能存在这两种典型配置的话，那就实在是低估了人类思想的复杂性了。英国著名神学家托马斯·陶伦斯[Thomas F. Torrance，1913—— ] 在《上帝与理性》一书中就向人们展示了一种科学主义与宗教神学结合的非典型配置。陶伦斯生平与思想的基本情况，我在介绍《神学的科学》的书评“神学怎么可能是科学”（刊于2004年4月9日《中国图书商报》）一文中，已经作了简单介绍，此处不赘。本书是《神学的科学》一书的姐妹篇，写作时间临近，大体思想也很接近。但《上帝与理性》一书省略了冗长的文献考证与繁琐的神学分析，所以作者的思想表达更加直接精炼，也更加容易阅读。对于想要了解托伦斯神学观点读者的来说，首先阅读本书可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上帝与理性》一书的核心思想是提倡将神学重新建立在扎实的科学基础上，建立科学的神学，反对当代神学中流行的诉诸“非概念的”和“非客观的”思维方式。托伦斯认为现代科学和神学一样，本质上都是肯定形式的科学，即“独断的”（dogmatic）科学；与此相反的做法是只提出一些学术问题，而不试图获得肯定答案的“怀疑论”。他认为，所谓“独断的”科学就是，人们把现实的某个领域隔离开来，排除干扰性和思辨性的问题，专注于研究对象本身，并从其内在联系中来理解它，而不迎合成见或外在权威。

按照这种研究思路，科学家和神学家们，在对既定的现实的本质或实际情形研究之前，不受有关本质的抽象问题或者有关可能性的怀疑论问题的干扰。也就是说，认识论问题总是在实际的科学问题之后，认识能力的批判总是建立在实际发生的认识活动基础之上，认识活动所应该遵循的方法和原则唯一地受到认识对象本性的制约，而不受任何外在的原则和权威的影响。因此，托伦斯认为，纯粹科学就其本性而言，必然是独断的。只是后来神学背离了这种精神回到其曾经脱离的理性假设和权威主义之后，神学才变成了僵化保守的教条主义（dogmatism）。

托伦斯坚持实在论，在书中不断强调认识活动要以认识主体之外既定的认识对象为前提，主体的能力和创造性的发挥总是要以服从客体的内在理性作为前提，对于对象的认识始终要与对象本身的存在区分开，认识本质是对既有客体本质的发现，而非主体的创造。这样一种只对客体的本性服从的态度，既是独断的，也是理性的、科学的。

正是这样一种态度，使得托伦斯成为科学主义与宗教神学奇妙结合的典型代表。一方面，托伦斯反复强调，只有一种基本的认识方式——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者是神学科学，其基本认识方式和任何其他领域的认识方式并无二致，科学不过是人类基本认识方法的严格学科化延伸而已，它可以运用于人类生活和思想的一切领域。在此，科学所指的是追求肯定性知识的基本的理性行为模式，及其批判性的然而确实受控制的扩展。这样的观点和立场显然是典型的科学主义。

然而奇妙的是，借助这样一种看似极端的科学主义，托伦斯却达到了为宗教神学辩护的目的。他说，既然科学认识的方法和原则必须要严格地、唯一地服从研究对象的本性，因此各门不同的科学就要求采用不同的认知方式，以便符合我们所要认知的对象的各自本性。因此，从一门科学转入到另一门科学，就必须要对使用的理性模式做重大的转变，不仅要采用适合其特定对象本质的理性探究模式，还要根据对象的本质及其特殊的理性而采用一定的有意义的语汇系统和相应的证明模式。

所以，托伦斯认为，以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认识方式、概念语言乃至证明模式作为衡量标准，来指责神学不是科学，就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正如我们不能用耳朵来验证周围是否有股怪味，不能用美学的推理规则来证明天体物理学的命题一样；我们也不应该用物理学实验来测试上帝的存在，不应该希望上帝在射电望远镜中向我们显现其实在性。

托伦斯指出，当我们考察无言的物理对象时，我们需要拷问自然以获得自然的回答；而当我们研究人格对象或主体时，应该采用的方法就是说与听、问与答的人际互动这样一种模式；而对于上帝这种存在的认识，就应当顺应上帝独特存在的本性，通过能够认识上帝本质的方法来探索上帝，而这就是基督教徒与上帝打交道的方式：信仰、崇拜、圣礼以及基督徒的尊崇。这样他就从科学主义的前提推导出了捍卫宗教神学的结论。

虽然我们不能接受托伦斯的宗教观点，他的论证也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如“上帝存在”只能是信仰的对象，无法用理性来证明，而面对科学哲学界反实在论的批评，如何捍卫实在论的真理性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对于国内目前热闹但嫌不够深入的新科玄论战来说，本书是很有启发性的。科学主义者们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偏爱的科学主义论证思路完全可能用来为宗教神学服务，为多元文化观和真理观服务；而要捍卫多元文化和真理的人士，也会发现他们原本不是非排斥科学主义不可的。所以，对于双方来说，也许在进一步探索科学主义的内涵和发展的可能性之后，思想配置还有可能重新修改和升级。就我个人而言，阅读托伦斯确实是一个不断扩展新视野的奇妙经历。

[英] 托马斯·陶伦斯，上帝与理性，唐文明 邬波涛译，谢文郁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6月，17.00元。

刊于《科学时报》2004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