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骥千里与瓦釜雷鸣——与齐威王、乾隆皇帝论人才之用与不能用（与古人对话之一）

与古人对话之一：
良骥千里与瓦釜雷鸣
——与齐威王、乾隆皇帝论人才之用与不能用
天下之国，莫不有英俊才士，但在用与不用罢了。君主为什么要用人才，又为什么很难做到用人才？本章从四个方面说了人才的作用，以及人才不能见用的六个原因。
王二：各位观众晚上好！从今晚开始，“聊斋”节目将围绕用人特别是用官这个问题，进行系列的对话与讨论。我们邀请的佳宾，都是一些历史上的名人。今晚做客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齐威王和清王朝的乾隆皇帝。二位晚上好！
齐威王：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乾隆：诸位爱卿好。
王二：为了称呼的方便，我们在节目前已与二位嘉宾商量好，齐威王田因齐先生我们就称呼他为田老，乾隆皇帝我们称呼他为乾先生。乾老本来的名字叫弘历，叫弘先生好像不大合适。
乾隆：其实叫乾隆挺好的，我不大明白王二先生为什么非得给我们换个称呼。我看你们的电视剧，什么《戏说》，什么《铁齿铜牙》，什么《格格》，还有《罗锅》，已然弄得我乾隆名满海内外，红透新时代。哈哈，老田，我的知名度比你大多了嘛！
齐威王：那也不尽然。你我俱已作鬼，不过你离他们近，我离他们远，新鬼大，故鬼小也。
选贤任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往往是背离的
王二：二位不必争论。虽然时代不同，远近不一，但你们都是所处时代的君主，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讨论话题的开篇，第一个话题，我想请二位谈一下，为什么要用人才？您二位作为领导者，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请田老先谈。
齐威王：呵呵，为什么要用人才？这难道是一个问题么？人才不用，难道要用狗才、混蛋？
王二：是呀，览之历史，为什么许多统治者用的都是狗才、混蛋？
齐威王：唔，这里头就有一个矛盾：理论上我们很容易回答为什么用人才，但实际情形我们却很难做到用人才。
王二：先别管实际情形，我们先从理论上讨论。
齐威王：那就比较容易了。为什么用人才？这是君主统治全国的需要。以一人驭天下，其力不逮，必须设官分职，访贤求能，量材使用，委任责成。
乾隆：然也。汉宣帝时，让大臣王褒写了一篇文章，叫《圣主得贤臣颂》。那上头说：“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所任贤，则趋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则用力少而就效重。……贤人、君子，亦圣王之所以易海内也。昔周公躬吐渥之劳，故有圉空之隆；齐恒设庭燎之礼，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观之，君人者勤于求贤而逸于得人。”[1][1]
王二：我来翻译。王褒说：“有才干的人，是国家的工具啊！所任用的是个贤人，那么国家可以很容易地就走向安定繁荣，就如同工具锐利了，干起活来就省力而功效大。……贤人、君子就是圣王用来改造天下的利器。从前周公一饭三吐脯、一沐三握发，来礼贤下士，所以能教化人民，达到刑措不用、民不犯法，监狱都空了；齐桓公用火烛在庭中照明，接待贤士，因此成就了一匡天下的事业。从这点来看，君主应当辛勤地访求贤者、任用能人，而在选贤任能后就可以安逸地过日子了。”
明君用人如器，以人为宝
齐威王：通俗地说吧，就是君主要统治天下，或者说，诸侯要治理本国，都要依靠各种人才为辅佐。这些人才，在不同的位置上，发挥着不同的、彼此不可替代的作用。“治国之道，首在得人。百官称职，则万物咸理。”用人如器。人才，就是国家的器用。得人，就是得到了良器。
在尧当君主时，以舜作司徒，契作司马，禹作司空，后稷管农业，夔管礼乐，垂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判案，益专门负责驯化用于作战的野兽。这些具体的事尧一点也不做，悠悠然地只做他的帝王。而这九个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做臣子呢？这是因为尧懂得这九个各自有什么才能，然后量才使用，而且让他们各自都成就了一番事业。尧凭借他们成就的功业而统治了天下。
乾隆：而舜有臣五人，天下治。武王有贤臣十人，三分天下有其二。孔子说：“人才难得啊！武王的贤人中，还有一个是他的夫人，周之德，可以说是至德了。”所以说君主“勤于求贤而逸于得人”呢。人才为第一要紧，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这是千百年不易之理。
齐威王：可惜这一点，在我们那个时代，并不是每个君主都明白的啊！有一次我和魏惠王会面。惠王问:“你们齐国有些什么国宝?”我说:“无有。” 惠王曰: “那太糟了，我们魏国虽小，尚有直径一寸大的珍珠十枚，这些珍珠的光芒能照亮我坐的车子前后十二辆车。齐国是一个大国，难道真没有宝?” 我说:“我认为的宝与您有点不一样。我的大臣有叫檀子的，镇守南部边城，则楚国不敢进犯，泗水流域十二个较小的诸侯都来齐国朝拜；我的大臣有叫田盼的，镇使西部高唐，则赵国人不敢东来黄河打渔；我的大臣有叫黔夫的，镇守徐州，则燕国人在北门焚香祈祷，赵国人在西门焚香祈祷，祈祷准予他们移民到齐国的快乐国土，最后收容了七千余家；我的大臣有叫种首的，使他管治安，则道不拾遗。这四位臣子的光芒，照亮千里，岂止十二辆车子啊!”惠王听了面有惭色。
王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威王以人为宝。下面我想请乾先生具体说说贤臣的作用。
贤臣的效用具体有四个
乾隆：用人如器，这是一个总纲。事情不同，器用也就不同。概而言之呢，贤臣即人才的作用有四：
一曰出谋划策。世间万事，有常有变，平常的事咱们就建立规章制度、制定政策或法律管着它，但是新问题、新事物就必须用创新的思路和办法。治之难，不在守常，而在应变，在创新。说句实话，能够到达皇帝这儿的问题，都是逻辑和理性无法解决的问题。皇帝要做的决策，都是非程序性、非规范性、无先例可循的决策。这么大的国家，新问题、新事物层出不穷，有时问题严重还会出现危机。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你怎么看待？怎么应对？这里头小则关系成败利钝，大则关系治乱兴衰。统治者的本事，全在这处理新问题、应付新挑战的能力上。应变怎么应？首先是谋略。帝王之脑，一人之脑也，你就是天才，能有多大的智慧？所以要利用“外脑”，他人的智慧。这种人就是智囊。汉之张良、陈平，三国时之诸葛亮之流是也。
齐威王：我和田忌赛马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看，同样的三匹马，不过经孙膑调换了一下出场的顺序，田忌就由一贯的输家变成了赢家，而我就从一贯的赢家变成了输家。这就是谋略的作用。
乾隆：但是这种人才比较难得。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种人材，实际可以称之为“帝师”，我们都要以“师”事之哩。刘备三顾茅庐，很尊敬哩。
王二：这种人我们也叫他摇鹅毛扇的，军师，参谋长。
乾隆：二曰任事。就是具体办理各种事务。事务各有不同，需有专业人员去做。事情要办得好，也要有得力之人。我朝颇有干吏，就是能办事。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去办，会有不同的效果。
王二：我想起了我们当代的一则小故事。两个皮革推销员，都来到一个海岛上。这个海岛上的人传统上是不穿鞋的。于是两个人回来后分别向老板打了报告。一个说：“此岛的人居然都不穿鞋，我们的产品没有销路。”一个说：“此岛上的人竟然都不穿鞋，我们的产品市场广阔。”
乾隆：我常说要办好一件事，要具备四个条件：一识见，二品行，三能力，四干劲。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主要表现的是识见。其他三者也是不可或缺的。这方面的例子甚多，我说一个先帝雍正爷的大臣鄂尔泰的例子。父皇最宠幸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三人，并把他们称为地方督抚之模范。其中鄂尔泰又更受器重，被称为“当代第一良臣”。此人一生事迹甚多，其最大功绩，就是建议并主持了西南几省的改土归流，革除了大批土司，而代之以流官的统治，并于该地区实行与内地一样的地方行政制度，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有利于我们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由此可见，那些只会等因奉此的人，不能干好事情。
王二：田老，您赏即墨大夫、烹阿大夫的故事也很有名。
齐威王：啊，有一年，我把即墨县长（那时叫大夫）召到首都，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任事，我每天都接到诽谤你的报告。然而我派人去即墨秘密调查，发现你开荒辟田，农作物遍野，人民生活富庶，官吏清廉，齐国东部，得到平安。你之所以口碑不好，我了解，是你没有巴结我的左右那些当权派而已。”增加他一万户人家封邑，作为奖励。又把阿邑县长召来，对他说：“自从派你到阿邑，我几乎每天都听到对你的赞扬。可是，我派人秘密前去调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田野荒芜，农民贫困。前些时，赵国攻击鄄城，你不率军增援，卫国占领薛陵，你假装不知道。我了解，我所听到的那些捧你场的话，都是你拿钱买来的。”于是下令，把他以及平常赞扬他的一批官吏，全都用大锅烹掉。
王二：全国大为震动，官员悚然戒惧，不敢再弄玄虚，大家改变态度，认真做事，齐国大治，成为强国。
齐威王：要干好事，关键是选用得人。子思曰:“圣明的君主用人为官，犹如木匠用木材，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从前伊尹盖房子，使背力强健的人来背土，独眼的人来推车，驼背的人来涂抹。“各有所宜，”而每个人的作用都发挥得很好。
万金油干部无时无代无之
乾隆：这个道理虽然已经很普及，但是还是要引起重视。哎，王二先生，我发现你们现在的许多干部都是“万金油”干部，擦到哪儿都行。还有一个现象让我很不解，就是为什么高级领导人中学理工科的人很多，而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人反而很少？我们过去的经史子集不学也罢，怎么弄了一批匠人治国？
王二：说到“万金油”干部，其实无时无代无之。就拿你刚才赞不绝口的鄂尔泰来说吧，在出任地方大员之前，在礼部也做过小官，也是顶呱呱的干吏。特别是他在雍正还为皇子时，曾以“皇子不可交结外臣”为理由，拒绝了雍正要他为其办事的要求，雍正反而认为他忠于职守。再说曾国藩吧，本一个文官，最后却做成了军事上的大功业，谁能说曾不是一个“万金油”呢？至于你说到的第二个问题，也并非问题，现代中国强调专家治国，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由于国家在文革以前重视理工科，所以理工科学历的领导干部多一些。我想今后会有一个知识结构的优化的。
乾隆：当可忧者是或许多了术，少了道；多了短期行为，少了长远打算；多了科学技术，少了人文关怀。罢了，接着说。
三曰安民。安民是统治者的一个目标，又是一个手段。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得人心者得国，失人心者失天下，当然，说到底，我们重视民心，不过是担心载舟之水，亦能覆舟。任官得人，廉政勤政，发展经济，兴办教育，公正司法，可以安民，可以让百姓甘心地当牛做马，可以使朕稳坐天下。从来为政之道，安民必先察吏。任官不得人，鱼肉百姓，贪脏枉法，以权谋私，残民以逞，就会破坏帝国的统治基础，甚至弄到揭竿而起的地步。你说，一个包青天，寄托了多少代老百姓的希望！而林冲逼上梁山，谁逼的？不正是高俅那厮吗！
王二：所以毛主席批评《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乾隆：反皇帝干什么？皇帝是好皇帝，只是被贪官们蒙蔽了。你们现在不是也常说“中央政策是好政策，只是被下面这些官把经念歪了”。又说什么“中梗阻”。
齐威王：君言大善！舜说：“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辅之。”大臣啊，大臣啊！你们是我的臂膀耳目。我想统治人民，你们帮助我。
乾隆：帮助什么呢？唐太宗对房玄龄说：“饬兵备寇固是要事，然朕唯欲卿等存心理道，务尽忠贞，使百姓安乐，便是朕之甲仗。”准备武器备战固然是重要的大事，但是我的最大愿望是希望你们这些大臣尽忠尽责，使百姓安居乐业，这样你们就是我的最好的武器啊。
王二：特别是地方官，为亲民之官，其贤与不贤，对百姓影响更直接，更大。汉宣帝是从民间成长的，知民事之艰难。常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仇恨之心的原因，在于政治清平，诉讼公正。与我共为此努力的，正是优秀的郡守啊!”所以郡守有治理功效，就以玺书勉厉，增加俸禄，赐给金银，或封爵至关内侯；朝廷的公卿有了缺位，则从优秀的地方官中加以选拔。因此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乾隆：不光是州县官，总督、巡抚这些省级干部也很重要。督抚有表率封疆之任，身系一方国计民生，责任实在是重大啊。
王二：没错。汉时的二千石即太守，也就是清朝的督、抚。
乾隆：一个地方官有德政，你看老百姓对他的感恩戴德，又是送匾，又是送万人伞，立生祠。调走的时候，万人空巷，洒泪相别。多好！
王二：不过我们时代的一些人认为清官有害，清官比贪官更坏。
齐威王：此何言哉！何以言之？
王二：因为清官缓和了阶级矛盾，延缓了统治者的灭亡。
乾隆：这等奇谈怪论，似也可用在你们的周恩来总理身上。
王二：此话怎讲？
乾隆：邓小平先生在评论周恩来先生在文革中——我说“文革”这个词还有点拗口，全称是“文化大革命”是吧——的作用时，说了两句话，一句话是：如果没有周总理，文革造成的损失会更大；一句话是：如果没有周总理，文革延续的时间不会那么长。
王二：我们不谈论今人吧。
乾隆：王二先生似乎是有点忌讳谈论当代人和事。
王二：主要是离得太近，看不清楚也说不清楚。另外，也还真的怕象您老那样的搞文字狱。
乾隆：以言获罪？不会了吧？这都什么年代了。
王二：我们不谈论今人吧。请乾先生续言之。
乾隆：四曰敦教化。我告诉你一个秘密：用好人不光是能把事情做好，还能维持社会纲常，敦化风俗，让老百姓们少闹事，不造反。
好官能维持社会纲常，让百姓不造反
王二：请述其详。
乾隆：这个窍门，一般我是不说的，今天高兴，不妨透露一二。不管是什么样的统治者，都必须使社会有秩序。而自汉武帝始，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选择了儒学即孔孟之道作为全社会的思想与行为规范，就是要保证一个有利于统治者的秩序。而贤臣即人才，是这个纲常的承载者、代言人、实践者和捍卫者，是这个秩序的保证力量。关于这一点，董仲舒说的很明白：“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乱国危甚众，所任者非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1
齐威王：要而言之，好官在这方面的作用有三，一是在中央政府的最高级官员中，一定要有道德高尚、博学多闻、并能阐经释道的好官，以为天下楷模和导师。我们那时朝廷里最大的官是三公。“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卿大夫。”比如你们的周恩来，以道德品质、人格力量为天下楷模。二是一些好的地方官在平时兴办教育，教化百姓，并廉洁自律，以身作则，这样来提高百姓的道德水平，移风易俗。三是在社会矛盾尖锐化的时候，有几个好官，可以成为朝廷的门面和点缀，麻痹一下老百姓的精神，抒解一点百姓的怨恨，以维护社会起码的纲常和秩序。所以只要不是太昏的君主，不是悖谬已极，都要标榜道德，尊道读经，都要在表面上尊重人才和用几个好官装点门面。还说那个宋代包青天，寄托了多少代老百姓的理想，承载了多少位冤曲悲愤者的一线希望，也起到了多么大的稳定社会的作用啊！
王二：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也是三权分立的，即天命、圣人言、君权。天命是至高无上的，君主是天之子，应天命而统治天下，这是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圣贤之道次之。有人说：圣贤之道完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强调的是一种秩序，即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绝对服从的关系。其实不尽如此。圣贤之道也宣传“公天下”，讲民本。这对君主也是一个约束。儒生是圣人言的解释人。最后是君权。君权把圣贤之道即伦理纲常作为维持统治的一件法宝。
乾隆：那当然。说老实话，我是皇帝，我最希望社会安定了，但光说“稳定压倒一切”，却听任贪官污吏满天下，何来稳定！
王二：老乾你真可以。反观时下，时序迁流至今天，我们的错误之一也许是在打倒了孔孟之道、不承认宗教信仰、摒弃了神化的主义思想之后，未能及时建立全社会新的道德规范和人生信仰，官场却日益腐败，包青天、刘罗锅这样的好官太少了，遂使人心沉沦，行为无范，风气浇漓，秩序大坏。当此之时，固然应当树根本而重建道德，但也必须通过擢用一批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任用一些好官，如孔繁森，通过其表率任用、人格力量，来匡补时弊，激浊扬清，整顿秩序，统一人心。
乾隆：看来古今统治的路子差不多。
王二：以上两位嘉宾已从理论上就好官的作用谈了精辟的看法。下面，我们是不是转入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实际上好官少而坏官多？
（两位嘉宾笑而不语）
王二：这样，我们还是请田老先说。
智商高的君主也可能是政治上的白痴
齐威王：任用贤能有十难：一曰不知，二曰不进，三曰不任，四曰不终，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过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讦奸伤忠正，九曰以邪说乱正度，十曰以谗嫉废贤能。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非其国也。
乾隆：是啊，为政之重，莫过任人；用人最难，莫过知人！为了发现人才，我除了科举之外，还要求在朝大臣和地方大员推荐保举人才；对于在任的官，也不大相信三年一次的考核，而是亲自面谈考核，凡文官知县以上、武职守备以上官员，我都轮流接见面谈，对每个人的印象，密加记载，以便随时黜陟。有时一天接见一百多人，虽弄得我疲惫不堪，但不敢懈怠。在官员的使用中，我功过分明，严加赏罚，绝不因此人过去有大功而不罚其罪，也不因此人有过而略其功。我这一朝中，大臣没有受过处分的人简直是没有，赐死、杀头的军机、九卿、督抚也不下几十人。但就是这样，综观我一朝，好官虽多，但贪官不绝，特别是晚年用了和珅这样的大贪官。知人最难也！
王二：田老的十难和乾先生的最难概括得都很好，但我以为都是表面现象。十难和最难的根儿在什么地方呢？
齐威王：当然，当然，这个情况的根儿，还在君主这边。但其中原由比较复杂。我想第一个原因，是确实有一些昏君,昏愦之极。如晋惠帝，即“何不食肉糜”那一位。
乾隆：不过此人是一个白痴，一个特例，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齐威王：有的君主智力倒很高，但在政治上仍然是白痴。如殷纣王。《史记》载：“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但这位老兄更坏，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而他自己，起高台，筑华梁，什么酒池肉林啦，人裸夜饮啦，骄奢淫逸可谓登峰造极。又重用费中、恶来这样的奸臣，用炮格之法来对付进谏的忠臣，三公中九侯、鄂侯被残杀，死后被做成肉脯，西伯被囚禁。忠臣比干被剖心，箕子、微子都给吓跑了。历史上一说到昏君，就是桀、纣。智力高的君主昏起来，犹胜白痴。
王二：不过象桀、纣、晋惠帝这样极昏的君主，历史上也不多。更多的是智力、才情都是中等的，他们也想把国家治理好，也想进贤退佞。问题出在哪里呢？
齐威王：第二个原因，是自身素质不够。或判事不明，或识人不清，或不务正业，或优柔寡断，以至忠不能进，邪不能退。
汉元帝是政治上的糊涂虫
乾隆：汉元帝是个典型的例子。元帝既非常器重他的师傅、三朝老臣并且是托孤大臣的萧望之，又亲信宦官、奸臣弘恭、石显。在忠良奸佞的斗争中，奸臣利用元帝的无知、猜疑、犹豫、好面子以及不谙人情，愣是假元帝之手，把萧望之活活逼死。而元帝事后对弘恭、石显虽然气愤，但在其“诚惶诚恐”地检讨之后，也就罢了。司马光感慨地评论元帝的“易欺而难悟”说：元帝虽然涕泣不食以伤望之，但终于不能惩治弘恭、石显，如此，是使奸臣得以“肆其邪心而无复忌惮者也！”
齐威王：甚矣！难道没有人来指点元帝，使其明白吗？
乾隆：怎么没有。一个叫京房的人在一次宴席上见到元帝，他们之间的对话很有意思。京房问元帝： “周幽王、周厉王这样的君主何以危险?他们任用的是什么人呢?”元帝曰:“君主不明而所用者都是巧佞之人。”京房问:“当时幽王、厉王是知其巧佞而用之呢，还是以为贤而用之呢?” 元帝说:“以为贤。”京房又问:“那么今天何以知其不贤呢?”元帝答:“因为当时出现乱象，君主已有危险而知之。”京房说:“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既然出现乱象，幽王、厉王为何不觉悟而求贤，反而一直到最后都任不肖呢?”元帝答:“临乱之君，还是把他的臣子当做贤臣。如果都觉悟清醒了，天下怎么会有危亡之君呢!”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亦尝嘲笑过幽、厉这些昏君，但是仍然任用竖刁、赵高这样的佞臣，以致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他们为什么不以幽、厉为教训而觉悟呢?”元帝曰:“唯有有道者能以过去知道未来。”京房免冠顿首说:“《春秋》记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警示后来万世之君主。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都齐备啦。陛下视为是治、是乱呢?”元帝曰:“乱极啦，还说啥!”京房问:“那么今天所任用者是谁呢?”元帝说:“是啊，幸亏我用的人比竖刁、赵高强，我又以为问题不在此人身上。”京房说:“前世之君主，也都这么看。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元帝不吭气，良久，乃曰:“那么今天为乱者是谁呢?”京房说:“明主应当自己知道啊。”元帝曰:“不知道。如果我知道，又为什么用他呢!”京房只好进一步提示说:“那个奸臣就是您最信任，与他图事于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的人啊。”京房指的是石显，元帝亦知之，对京房说:“已知道啦。”话说明白了，京房就退出去了，但元帝呢，仍然不能罢退石显。
司马光评论这件事说:“人君之德不明，则臣下虽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观京房之所以晓孝元，可谓明白切至矣，而终不能悟，悲夫!《诗》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又曰:‘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孝元之谓矣!”1
王二：但君主为什么总是听不进忠言，为什么总是近小人而远君子呢？难道真是只是和他们的素质有关吗？说到素质，君主们从小受到最好的教育与训练，因而一般都有很好的文化教养，写得好字，拉得硬弓，其中甚至不乏优秀的文学家、诗人、书法家、画家、武艺高手。但是为什么他们的整体的表现，却总是令人失望呢？
君主远贤近佞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人性天然的弱点
乾隆：小子问题提得好啊！这就是我下面要说的第三点。奸佞当道而忠臣见斥，亦与人的天性有关，与君主因其所处的特殊地位所放大的人性弱点有关。三国时吴大臣张紘说：“自古有国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于其治，多不馨香。非无忠臣贤佐也，由主不胜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惮难而趋易，好同而恶异，与治道相反。《传》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言善之难也。人君承奕世之根基，据自然之势，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欢，无假取于人，而忠臣挟难进之术，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离则有畔，巧辩缘间，眩于小忠，恋于恩爱，贤愚杂错，黜陟失序，其所由来，情乱之也。”2
王二：这段话我翻译一下：自古国家的统治者，都是想修德政以创盛世的。但是他们实际的统治结果，大多是不好的。不是没有忠臣贤佐，而是由于人主不能战胜自己的性情，不能用他们啊。人的常情是畏难而趋易，好同而恶异。这与治国之道正好相反。《左传》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说的是为善之难。君主继承祖先好几代留下来的基业，据有天下所有的财富，掌握着八种驾驭臣下的手段——这八种手段是什么？
齐威王：爵、禄、予、置、生、夺、废、诛。
王二：反正就是生杀予夺吧。我接着翻译——满足于所有人对自己的随声附和、唯唯诺诺，简直说君主没有什么可以求别人的。而忠臣呢，他凭着难以被君主喜欢的忠正刚直之术，说着逆耳之言，他的不合君主之意，被君主疏远，不是很正常么。而忠臣一远，与君主的关系有了裂痕，小人就趁机上前了，花言巧语，挑拨离间，君主迷惑于小人的伪忠，贪图于与小人的恩爱，这样爱憎都发生了错乱，罢免和任用都失去了次序。以上这些情况的产生，都是由于情乱的缘故啊！
乾隆：我朝大臣孙嘉淦更有一篇奏文，说透了为什么奸佞易进而忠臣难当的道理，大意是：君主有三习一弊。三习是：
一曰“喜谀而恶直”。君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行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本非献谀，然而人主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非誉则逆，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纳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
二曰“喜柔而恶刚”。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诌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此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主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美化，非媚即触，固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
三曰“喜从而恶违”。敬求天下之事，见之多而以为无足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辩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失。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有了这三习，就必然产生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于所习而不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1
王二：孙嘉淦说得深刻！为君者天然近小人而远贤臣。乾先生，您用和珅是不是也是因为此啊。
乾隆：（笑而不答）
齐威王：邹忌劝寡人纳谏，也是看到了这一点。昏愦正是基于人性的弱点啊！
乾隆：唐太宗晚节还不守呢！
王二：不过孙嘉淦的“三习一弊”，说的还是明君呢，一般的君主，恐怕还做不到这一点。
君子常败于小人也有自身原因
乾隆：君子常败小人常胜的第四个原因，也由于君子自身的思维和行为特点。
宋朝的崔鶠于此有一个概括，十二点，这里也做一个简介：
气类所合，物莫能间。君主与小人相与，必有所谓合者，君子不明白这一点，欲强以口舌折奸人之锋，势必不振，一也。
人情逆之则怒，顺之则喜，毁之则怒，誉之则喜；小人性便谀佞，志在诡随，而君子任道直前，有犯无隐，老让君主不高兴，二也。
君子正直，不妄说人，不结朋党，而小人窃爵禄以植朋党，竭智力以市内援，三也。
君子难进而易退，小人易进而难退；易进则常在上以制人，难进则常在下而为人所制，四也。
君子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虐幼残，不畏高明；而小人之于人，失势则鼠伏以事之，得势则虎步以凌之，五也。
君子穷则以命自安而不尤人，达则以恕存心而不害物；小人在下则不安，而怀毒以伺上，居上则快意，而肆虐以害人，六也。
君子一有不安于心，则畏君畏亲，畏天畏人；而小人欲济其奸，则欺君欺亲，欺天欺人，无不可者，七也。
君子重名誉，守廉洁；小人苟获其欲，则天下贱之而不羞，万世非之而不辱，八也。
君子于言欲讷，于行欲敏，有过则改，见义则服；而小人矜利口以服人，喜奸言而文过，九也。
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君子为国，求人难于选拔；而小人一呼，千百为群，十也。
君子不念旧恶，以德报怨；而小人忘恩背义，以怨报德，十一也。
君子有若无，实若虚，有功不矜，有善不伐；而小人无而为有，虚而为盈，露巧而扬能，矜功而卖善，以惑君主，以冀侥幸，十二也。
有了这十二点，崔鶠的结论是：“君子小人之不敌，亦明矣。”
齐威王：一言以蔽之：君子道德束缚太多，小人根本没有道德束缚。为什么君主都愿意行霸道而不行王渞？也是王道的道德束缚太多。道德这玩意，没有不行，太多也不行。人都是急功近利的，君子打不过小人，自己也要总结教训。
乾隆：道德与功利之辯，是个复杂的问题，姑且不论。我们接着说第五点，就是君主有私心私欲。取人不求合道，而求合己，也就是崔鶠所说的君主与奸臣小人相合。武则天为什么用许敬宗、李义府这些小人，周兴、来俊臣这些酷吏，张昌宗兄弟和怀义这些王八蛋呢？前两者是为了她夺位专权，改朝换代，维护自己来之不正的统治；后一种人，是因为这些人满足了她的生理需要，就以公器徇私情了。
君主的私欲造就了小人的得势
王二：这种私情、私欲，特别地容易为奸臣、小人利用。历史上这种例子简直多极了。我大体归纳一下，有劝君主奢侈享受、大兴土木的，如蔡京于宋徽宗；有教唆君主微行出游的，如张放之于汉成帝；有挑动君主行苛政的，如赵高于秦二世；有教唆皇子弑君父的，如潘崇之于商臣；有教唆君主骨肉相残的，如萧遥光之于齐明帝；有甘为君主狎客的，如江总、孔范之于陈后主；有助君主保位而牺牲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如秦桧之于宋高宗；还有向君主进房中术的，如哈麻之于元宁宗……实在是不胜枚举！当然，这些坏蛋也在帮助君主满足私欲的同时，得到了君主的宠幸和与忠臣斗争的胜利。
乾隆：也别光说我们，你说你们现在的许多领导人，不也是因为私心、私欲，过不了房子、票子、儿子、车子、美女这几关吗？你们现在难道不是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吗？什么叫腐败严重，不就是当权的、或者说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好人越来越少，坏人越来越多吗？人家说，你们的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站成一排，挨个枪毙，可能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另外，你们的官，都是靠什么上来的呢？除了普遍的花钱买之外，不也有什么靠陪领导打牌打球啊，给领导家送小保姆啊，替领导垫赌资啊，送领导子女出国留学啊，为领导及领导子女提供上学机会和文凭啊，给领导当刀手写专著啊，给领导玩女人拉皮条啊，送领导伟哥啊……总之，花样翻新，犹胜我朝。咱们谁也别说谁，五十步笑百步。
齐威王：哈哈，你我相差两千余年，可知天不变道亦不变。制度环境不改变，即“天”不变，那么当官的路数即“道”也不变。
王二：我们不说这个了。还有第六个原因吗：
齐威王：有之。其实也很简单，这是一种统治术。刘向说：“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术也。”所谓“善御者，必识六辔盈缩之间；善治者，必审官方控带之宜。”忠臣、奸臣，势不两立，打得热火朝天，正好让君主来控制。君主最恐惧的是自己的君位不安，大臣一派坐大，轻则专权，把持朝纲，重则篡逆，取我而代之。你看春秋时，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多少臣篡君位的。
王二：好象您老人家的齐国就是您的曾祖父田和篡夺而来的。
齐威王：惭愧。我取可以，彼取不行。所以要让大臣打架，君主在其中就是把握平衡，谁也不能太占上风。
君子小人相斗有利于君主的控制
乾隆：这才说到要害上了！太阿在握，威柄不移。王先生你以为我用和珅就是因为他会取悦于我啊？错！我就是让他和王杰、刘墉、纪晓岚掐，我在上头掌控之。《吕氏春秋》说：“庖人调和而不敢食，故可以为疱人矣。若使疱人调和而食之，则不可为疱矣。”我用厨子本来是让他做饭的，结果做好饭他自己吃了，这个厨子我还敢要吗？苏轼说：“祸莫大于权之移人。”君主最担心的就是君权旁落，君主要求臣子的第一条，还不是能力，而是忠诚。但是在君主“孤家寡人”的位置上，以一人对天下，不能只相信大臣的个人品质，而是要有对大臣的控制能力。你看我刚上台时，对付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个权倾朝野的帮派集团，我在自己的力量还不具备将其彻底粉碎时，也是让他们互相斗争，我在上头一会打这边一板子，一会打那边一榔头。
王二：古语说“正邪自古同冰炭”，又说“忠奸不两立”。难道君主可以既用忠良又用奸臣吗：
乾隆：你肯定是《资治通鉴》看多了吧！帝王的统治之道，岂是那么简单的！“以正理国，以奇用兵”，治国不以正不行，但太正也不行。不是还有王道、霸道之分吗？治国亦如用兵，用人也如用兵。兵者，诡道也。韩非早在两千年前就提出君主驾驭臣下的法、术、势，其目的是如何来控制臣子。谁说忠奸不能两立？如果朝里都是忠臣，还让我们皇帝活不活了？你看唐太宗，喜欢玩个鸟，得了个好鸟，不想魏征进来奏事，吓得太宗把鸟藏在怀里，但魏征这个老东西故意磨蹭，等魏征走了，太宗把鸟拿出来一看，早就呜呼哀哉了也。再说了，都是忠臣，忠臣就不变坏了？说权力缺少制约，君主少制约，大臣们的制约就够了？不够的。鄂尔泰、张廷玉、于敏中、福康安不都变坏了吗？
齐威王：你看那个劝我纳谏的邹忌，是个君子吧？最后不正是由于他忌恨田忌功高，造谣田忌谋反，把田忌逼走他国了？
乾隆：总的说来，日月雨露，泽沐天下万物，不分香花毒草；君主用人，也要涵养忠奸贤愚，使各得其所。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我说的这种帝王术，也可证之以你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毛泽东用康生，非不知其奸酷也；用林彪，非不知其虚诈也；用江青，非不知其野心也，但均用之，以其为刀棒，弹压另一派政治力量也。无论是当皇帝，还是做领导，都是要让手下分成几派，他在上面行抑扬之术，取得平衡。
王二：乾先生你看你又扯到今人了。不过听了您二位以上的分析，我有一点感想：就是，为什么历史上多奸臣当道，实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如果不能从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上解决根本问题，历史总会重演。
好了，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下面我们进行现场交流，回答观众提出的问题。
现场答问
王二：噢，这是一位观众提出的问题：请乾隆先生回答：人才的作用是不是还有一个，即匡正君主的错误？
乾隆：啊，从道理上讲不错。君主虽名“天子”，其实也是人，当然就会有缺点毛病。由于君主所处的地位，他的失误弄不好就会危及邦国。所以大臣们重要的职责，是对君主的缺点错误进行谏正。尧设诽谤之木，舜置敢谏之鼓，来征求意见。唐太宗说：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么。
齐威王：君主由于其特殊地位，所以犯错误的可能性更大。邹忌讽我纳谏，道理说得很明白：“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于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吾曰：“善。”于是下令：“群臣、官吏和老百姓，凡能当面指出寡人之过的，受上赏；上书谏寡人之过的，受中赏；街头巷议寡人之过的，传到我耳中的，受下赏。”命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有时无。及至一年以后，虽然还有人想提意见，却不知说点啥了。
燕、赵、韩、魏等国听说了，皆朝于齐。这就是“战胜于朝廷。” 什么叫明君呢？就是能听取臣子的批评意见。
乾隆：但是我为什么在人才的作用里不提这一条呢？因为这一作用在实践中不明显。除了唐太宗、齐威王和我这样的明君，一般的君主是不大会听取臣子的批评意见的，其中道理似乎前面已讲过。虽然君主们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可以下“罪己诏”，但在平时大臣们最好还是别“去惹皇帝佬儿。是吧，老田？
王二：但是国家岂不危乎？
乾隆：（笑）……
王二：不回答？无言也是回答。
下面我们看另一位观众从网上发来的问题，他说：中国官场历来就充斥着君子、小人之辨。我认为很无聊。柏杨先生说：“中国传统上的用人行政，一直绕着这种“才能”、“品德”、“君子”、“小人”的圈圈打转，……几个著名的王朝，如宋王朝和明王朝，就是在这种互相指控中，使中央政府陷于瘫痪，终于灭亡。……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防止邪恶，那就是民主制度，用选举来控制他的邪恶程度，同时用选举来激发他身上高贵的品德。”这位观众说：我担心你们的对话节目一开始就陷入这种君子小人的圈圈，会误导观众。
乾隆：柏杨先生，我知道的。不就是在台湾坐了几年大牢，没事干，在狱中注《资治通鉴》的那位么。其实柏杨先生的这段话，自己就把自己否定了。他说只有民主制度才能解决问题。不错，很好。问题是民主制度什么时候才到来呢？在真正的民主制度没有到来之前，还是中国几千年的规则在起作用。柏杨低估了中国数千年封建专制社会的强大的影响力，也看不到中国现实社会存在着大量的、深厚的让封建专制社会苟延的土壤。这种土壤在某些方面甚至是主导性或决定性的。我在地下就纳闷，为什么在我死后近二百年，在经历了这么多的革命、改良、改革之后，专制力量还如此强大？
王二：人民对皇帝还是这么感兴趣，特别是对明君还是这么热爱。乾先生您看您都成了我们荧屏的大红人了。
乾隆：哈哈，潇洒走一回。至于说到君子、小人，那就更无需一驳了，所有有生活阅历的人，都明白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与柏杨先生的观点相反，君子、小人之辩在今天仍然还有着现实意义，特别是在用人行政上。对这点我很悲哀。不过柏杨先生有两点说得对，一是在君子、小人之间，还有一种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的人。这种人用好了，能干好事，用不好，能干坏事。什么人都有，什么人都得用。二是官场上的君子极其容易变成坏蛋。
齐威王：我听了半天，听出一点名堂。什么专制啊，民主啊，我不大明白。我只想说一点，只要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那么其他的都不会大变。
王二：好了，好了，今天时间已到。我们的对话不得不至此结束。谢谢二位嘉宾。谢谢观众朋友们。
乾隆：结束啦？我犹言之未尽矣。明天是怎么安排的？
齐威王：明天安排咱们参观人民大会堂。
乾隆：啊，那就算了吧，退朝。
齐威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