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斗争”与“团结”的平衡木上（上）

　　走在“斗争”与“团结”的平衡木上

　　——从一次鲁迅纪念会看左翼分歧的症结及其终结

　　（“鲁迅与胡风的精神传统”学术研讨会论文）

　　解志熙

　　【编者按】最近读到清华大学解志熙教授的这篇文章，觉得与流行的观点大不相同，现征得作者同意，将此未定稿发布于此，聊供感兴趣者浏览。

　　这次学术研讨会以“鲁迅与胡风的精神传统”为主题，同时会议的组织者又宽容地通告：“会议论题宽泛，凡题内人物、事件及相互关系等，皆可着墨”。由于这个宽容的鼓励，我想起了1945年10月在重庆举行的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那次纪念会真可谓群贤毕至，周恩来和胡风等都在会上有重要发言，并且也正是在那次纪念会上，郭沫若发出了在上海、北平和广州等地建立“鲁迅博物馆”的倡议。1可是学界对那次纪念会却少见提及，所以现在就将力扬关于重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的报道辑录于此，顺手也参校相关文献，就抗战及四十年代左翼阵营在发扬鲁迅精神上的某些分歧，以及左翼文坛矛盾纷争之症结等问题，略谈一二感想，姑妄言之而已，聊供同行参考吧。

　　周恩来和胡风在发挥“鲁迅精神”上的异同

　　——1945年10月的“重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

　　在1945年11月1日重庆出版的《民主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刊载了力扬的一篇报道《记重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现将全文校录如下——

　　下午的秋阳斜照着这座临江的大厦，颇有些夏季的感觉，而且这作为会场的餐厅，已被景仰鲁迅先生的作家、诗人、剧人、画家、音乐家和文艺青年们挤得满满的，每个人又都怀着无限激动而兴奋的心情来参加这集会，这样更使这会场的空气显得格外的“热”了。有些人把上衣脱下来，搭在手臂上，又用手帕揩着额上的汗珠。

　　忽然像有一种什么力量把人们的视线都吸引到会场的一角，那是因为人民的领袖周恩来先生已经在人群中出现了，他穿着藏青色哔吱【叽】西装，和爱【蔼】而从容地和革命老战士柳亚子先生互让着坐【座】位。一会儿，他又在屋外的走道上和郭沫若、曹靖华诸先生娓娓地谈论着什么。

　　一阵掌声热烈地从会场中响起，原来冯玉祥将军也带着侍从来赴会了，他从屋前站满了人的阶梯上一步步地踏下来，用感激的笑容答谢掌声，而那掌声多半是由于他体态的庞大而引起，自然也含着尊敬与欢迎之意。

　　接着邵力子先生也悄悄地进来了。

　　纪念会的发起人——邵力子、柳亚子、周恩来、许寿裳、郭沫若、老舍、叶圣陶、胡风、冯雪峰诸先生毗连地坐在一排座位上——另有几位发起人：宋庆龄先生没有到会，茅盾和巴金两先生虽都来了，却隐没在人丛中，没有看见。

　　主席是鲁迅先生生前的好友许寿裳先生，他与被纪念者曾有三十五年朝夕相见的交情，由他来做这个会的主席是有深长的意义的。他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说话的音调，显得苍凉而沉郁。

　　他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他的伟大非三言两语所能尽……”

　　接着冯将军被邀起来说话：“主席说鲁迅先生精神不死，我说鲁迅先生永远活着，他活在我们的左右，活在我们的头上，身上，指导着我们……

　　“我平生爱讲故事，我要讲一个鲁迅先生在文章里写着的故事给大家听。故事是这样的：一家人生了一个孩子，来客纷纷道贺。第一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一定会发财的，主人听了大为高兴，迎入上座，端茶端蛋招待。第二个客人说，这孩子头平额阔，天庭饱满，将来一定会做大官的，主人听了更加欢喜，端出双份的茶和蛋来招待。可是第三个客人一进来，看一看孩子，却说：唉！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死的，主人不但不大高兴，而且把这客人赶出去了。鲁迅先生在文章结尾说：本来发财做官都是靠不住的，但人偏爱听，人会死倒是最真的，却有人偏不爱听……”讲到这里，会场里已经起着一阵会心的大笑，冯将军又着重地加了评断说：“现在的世界也还是一样，靠得住的话，偏有人不爱听……”他的故事就在掌声和笑声中结束了。

　　曹靖华先生因为牙痛，辞谢了讲话的邀请。

　　柳亚子先生以诗人的热情，非常激动地起来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是教育青年人敢哭、敢笑、敢骂、敢打！更重要的是叫‘现代中国人，不要违背中国人为人的道德’。在今天，努力和平、民主、团结，建立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新中国，就是这道德最高的表现。

　　“过去举行鲁迅先生纪念会，总遇着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今年好了，在抗战胜利之后，毛泽东先生来重庆和蒋主席握手言欢，使孙先生所主张的三大政策，很有复活的希望。这就是现在中国人应做的事情。我想鲁迅先生在天之灵，一定很高兴。”

　　主席说：“现在，我们请最近由苏联回来的郭沫若先生说话。”郭先生从热烈的掌声中立了起来。他那原来很洪亮的声音，今天似乎有些嘶哑了。他说：“主席刚才说我由苏联回来，我就想说说苏联对于作家的重视，怎样纪念他们的大作家，来作为我们怎样纪念鲁迅先生的参考和榜样。苏联的大作家，大抵都有以他命名的博物馆，例如托尔斯泰博物馆，玛雅阔夫斯基博物馆等。

　　“所以，我建议：应该设立鲁迅博物馆。陈列他一切的著作、原稿以及生活历史等等。地点上海、北平、广州。馆长应由许景宋先生担任。

　　“我在苏联，看过不少的普希金像，托尔斯泰像，艺术家以能铸造这些文豪的遗像为光荣。

　　“我建议：应该多多塑造鲁迅像。北平、上海、广州、杭州、厦门，以及其他的任何地方都应建立鲁迅像。自然以铜像为最好。

　　“莫斯科有高基尔【高尔基】路，普希金广场，玛雅阔夫斯基广场。

　　“所以，我又建议：把西湖改名为‘鲁迅湖’，把北平的西山改名为‘鲁迅山’。

　　“为了使鲁迅的精神，由知识分子推广到大众中去，我提出以上的建议；具体地，切实地来纪念鲁迅先生。

　　“我还补充一点：就是苏联对文人和文化的重视。列宁因为托尔斯泰生前最喜欢在一个白桦林中散步，就命令那看林人把枯死的几株白桦树照样地栽植起来。从这小小的故事中，也可看出列宁、史大林以及布尔塞维克党人对文化是怎样的重视，并不是为一般人所说不要文化的。”

　　郭先生的话，由嘶哑转为高亢而激昂，似乎有一种悲愤之情要爆发出来。听众都以凝注的目光对着他激动的脸，呼吸着同感。

　　主席在高声呼叫着：“请赵丹先生朗诵！”人群中也传呼着：“赵丹！赵丹！赵丹在哪里？”一会儿赵丹才从人群中把头伸了出来，站立在一只板凳上，以念台词的腔调朗诵了鲁迅先生的遗作《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会场空气稍觉轻松。

　　接着文艺界老前辈叶圣陶先生讲话。他带着浓重的江南口腔说：“鲁迅先生的文字和思想，都受了一点庄子的影响，但他却反对过倡导青年读《庄子》、《文选》的人。这是什么道理呢？我想这道理就是说：路应该自己走，不妨碍社会时，大家不妨各走一条路，但强迫别人走一样的路，是不对的。

　　“鲁迅曾送我一本他自己出版的《铁流》，并附有一封短信，我记得信中有这样的话：‘无话可说，无非相濡以沫，以致意耳！’相濡以沫一语，出于《庄子》。鲁迅先生对朋友，对青年，对不相识的人，都本着相濡以沫的精神，却并不勉强大家都走一样的路，造成‘只此一家，并无分出’的局面。

　　“我参加在重庆举行的鲁迅纪念会，这是第一次。去年我们在成都举行纪念晚会，到会的只有十几个人，而且主持人还得声明：到会的人都是个别接洽的，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放心说话……今年大不相同了，这是大可庆慰的。”掌声爆发出来了，这掌声是对于去年不愉快记忆的抗议和对于今天盛会的亢奋。

　　这中间，诗人徐迟朗诵了鲁迅的作品：《淡淡的血痕中》。他底音调太低沉，在这群众的场面中，没有发生巨大的反应。胡风先生以他写文艺论文那样欧化而冗长的的语法发扬鲁迅先生的精神和指出我们应走的道路。大意是说：“这次纪念会的筹备人要我讲点关于研究鲁迅先生的意见，我原来是推辞的——并不是因为去年在鲁迅先生纪念会上讲了话，挨了骂，不敢讲，而是对于鲁迅先生还没有系统的全面的研究和理解。要理解鲁迅先生，首先得理解他所生活、所斗争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这八年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是很不容易的事。从抗战发生以后一直到现在，文化界和知识青年对鲁迅先生的态度有了变化，他们的战斗精神也有了变化。抗战初期，大家的热情普遍地爆发，以为这一下，鲁迅先生的希望实现了，他所生活、所斗争的中国过去了，他所希望的中国到来了，于是远离了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却没有把那热情拿来，使自己更沉着地走入实际的战斗。武汉撤退后，抗战转入持久阶段。许多文艺界的同辈人和年青人，才渐渐觉得鲁迅先生的斗争精神，犹有学习、参考的必要。看见了现实，接触了现实，认识到鲁迅先生所生活、所斗争的中国并没有过去，我们所生活、所斗争的仍然是他所生活、所斗争的中国，我们还要继承他整个斗争的过程。

　　“过去天真的乐观，是说明了我们只有热情，没有认识清楚，没有真切地和社会交锋，而忘记了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是长期的持久的斗争。

　　“我们看一看鲁迅先生全部的生活和著作，就可以知道他所认识的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是长期的。‘未来是我们的，我们的将来是光明的’，但他决没有透露过：斗争是容易的。因为他懂得社会，懂得中国，而他是在这社会、这中国里负责斗争，旁人看不清楚，正在斗争中的人，他清楚……“中国是一个几千年封建社会和一百多年帝国主义的侵略相结合的国家，压在我们身上的是沉重的负担，我们要完成我们的使命，就有必须本着鲁迅先生底光明的目标和远景，向现实作流血流汗的斗争的必要。鲁迅先生不仅是极坚韧、极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也是有极宽阔的胸怀与眼光的极坚强的理想主义者。一个现实主义者，必须有理想！”

　　最后是周恩来先生被邀起来说话，他的话清晰而宏亮，在着重处常常挥着阔大而有力的手势，他开始谦逊地说，对于鲁迅的研究，可以说是很幼稚，但他说：我也读过鲁迅先生许多著作，受过他精神的感召。刚才胡风先生说鲁迅先生是理想与实践相结合的文化战士，是不错的。他的许多话，至今还活着，做我们的指针。现在抗战结束，怎样和平建设一个新中国，是全中国、全世界共同注意关心的事，所以国共谈判，不只是国共的问题，而【是】全中国人民的问题。

　　鲁迅先生说过，“革命的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现在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但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文化界、艺术家在这样的时代，一定会认识到政治与文化是脉息相关的。鲁迅先生的话告诉我们文化工作者不能离开政治。在将要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中，我们主张要有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参加会议，提出文化界的代表意见和主张，包括在施政纲领中去、宪法中去。因为和平建设，除了政治、军事、经济的建设之外，更包括着文化的建设。“胡风先生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化革命的任务还未完成，鲁迅先生的路尚未平坦地建筑起来，但我们必须说：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方【面】要斩荆披棘，一方面就要开辟道路。过去我们的新文化是批判的居多，建设的较少。敌后解放区，虽说有了新的方向，成绩也不大，这工作须【需】要大家动手来建设。

　　“我又记得十几年前鲁速【迅】先生曾经说过：对旧社会、旧势力的斗争，要坚决、持久，同时还要注意培养实力。这句话说明了、指示了我们三点：第一，和封建的、复古的、法西斯的文化的斗争，必须是坚决的，他的目标非常清楚。第二，认识清楚了，如果没有持久的精神战斗下去，新文化建设的胜利还不易获得。第三，我们的战线应该扩大，文化斗争不是小圈子的、宗派的，应该依靠广大的人民的力量来开辟道路，广泛地吸收文化战士来参加，对青年总要抱着欢迎、合作的态度，而不是关门的。这点甚为重要。

　　“鲁迅先生一生与革命息息相关，他不是孤独的。我热烈地期待着文化界共同起来为新文化的建设而努力！

　　“鲁迅先生生平的态度是：对敌人恨【狠】，对自己严，对朋友和。这态度是文化界的朋友应该学习的，我自己就这样学习着的。恨【狠】，是‘打落水狗’的精神，今天，反动的文化并未‘落水’，还得打！严，就是谦虚学习。和，并不是不批判，要善意的批判。批判、斗争却是为了团结。这样才有力量持久下去，把中国新文化在中国的土壤上培植、生长起来。持久下去，十年，二十年……

　　“五四以来，二十多年的新文化运动，已有巨大的成绩，但任务尚未完成，旧的、复古的、法西斯的文化还在迫害着我们！我们要本着鲁迅先生那种一个倒下去、千百个跟上去的精神，和愚公移山的精神，一代一代地奋斗下去，一定能使中国的新文化开出奇花、结成异果，使大家享受新文化的幸福！”

　　周先生用他宽阔而舒展的手势结束了他的话，会场中飞扬起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最末的一个节目是老舍先生的朗诵《阿Q正传》第七章——“革命”。他在朗诵之前，加上一段虽幽默而沉痛的说白，每句话都被群众的掌声所打断。他说：

　　“阿Q参加了革命，他说革命也好，到大户人家去拿点东西。今天，抗战胜利了，有人说胜利也好，到上海、南京发点胜利财，拿几只板鸭来吃。阿Q式的胜利是惨胜，比惨败还难堪的。拿阿Q的精神来建国，国必如阿Q一样是会死的。阿Q在陈旧势力压在他身上时，莫名其妙地画了一个圆圈就死了，如今虽说收复了东北、台湾，假如像阿Q一样，也会只画了一个圆圈就会死的！”听众在掌声之后又是哄笑，他自己却毫无笑意，只沉默地瞪视着大家，他是有着言外的愤慨？将要散会了，柳亚子先生还自告奋勇地朗诵了他纪念鲁迅先生的两首七律。大家都在兴奋与激动的心情中散去，像获得了什么力量和启示。

　　十月廿二日追记

　　【按】自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去世之后，各地文艺界在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举办各种追思—纪念活动，但这些活动常常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刁难、阻挠以至特务的捣乱。即如叶圣陶在这次纪念会上就说，“去年我们在成都举行纪念晚会，到会的只有十几个人，而且主持人还得声明：到会的人都是个别接洽的，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放心说话……”同时胡风也说，他自己“去年在鲁迅先生纪念会上讲了话，挨了骂”，据胡风晚年的《回忆录》，1944年10月19日在重庆举办的鲁迅逝世纪念会，由于国民党特务的捣乱几乎无法正常进行——

　　10月19日，去参加在百龄餐厅用茶话会形式举行的鲁迅先生逝世纪念会。这次仍处在不能公开纪念的情况下面，人到得很少。除了文艺界人士外，只有孙夫人、沈钧儒和几个外国记者参加。不料这里已经混进了国民党特务。在沈钧儒主席致了开幕词后，一个青年马上站起来，说是刚从沦陷后的上海来，知道许广平投了敌，所以不应开会纪念鲁迅（大意）云。这使我制不住发火了，我绝不相信许广平会投敌，立即就他的话站起来驳斥道：“我不相信许广平会投敌！但即使如此，也不应影响纪念鲁迅先生。汪精卫不是孙中山先生的大信徒吗？他早已连‘三民主义’都带去叛国投敌了，是不是我们就不应该纪念孙中山先生了呢？……”

　　这时，好几个特务纷纷站了起来斥责我：“污蔑总理……”特务发言时，孙夫人起身退席。我正准备再站起来反击特务时，看到有十几个特务聚在一起要向我进攻。有人把我拉住，推我离开会场。到门口时我回头望了望，冯雪峰正站起来讲着什么。2

　　比较起来，1945年10月19日在重庆举办的这次的鲁迅逝世纪念，则正如叶圣陶所说，“今年大不相同了，这是大可庆慰的。”这的确是一次难得的盛会，不仅参加者有郭沫若、柳亚子、茅盾、叶圣陶、老舍、胡风等重要作家，还有周恩来、冯玉祥、邵力子等政界要人，并且整个纪念活动进行得非常顺利。这和此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后情况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差异，其原因则显然如柳亚子先生所说，“过去举行鲁迅先生纪念会，总遇着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今年好了，在抗战胜利之后，毛泽东先生来重庆和蒋主席握手言欢，使孙先生所主张的三大政策，很有复活的希望。”在举国同庆抗战胜利和“双十协定”之际，举办这次鲁迅逝世纪念会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所以与会者才能畅所欲言、使会议获得圆满成功。当然，即便在这种“大好”形势下，“鲁迅精神”仍然感召着人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所以面对反动势力仍然顽固、民主革命尚未成功的现实，一方面高扬鲁迅的革命旗帜、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另一方面借批判“阿Q精神”来针砭现实，便成为此次鲁迅纪念会的宗旨。同时这次鲁迅纪念会也显示了在新的政治形势下，中共在文化界影响力的扩大及其统战策略的成功，这一点从冯玉祥、柳亚子、老舍的发言与周恩来的呼应，就一目了然了。就此而言，这次纪念会可以说是国统区文化界统一战线在新形势下的动员会、誓师会，对我们观察国统区文化界的向背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在纪念会的次日（1945年10月20日），重庆的《新华日报》就对这次纪念会和周恩来的致词以及柳亚子的纪念诗进行了报道。这些文献后来也被收编到《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中了，3所以并非难见的文献。可是学术界对这次国统区最为盛大和成功的鲁迅逝世纪念会似乎关注不够，周恩来的讲话迄今也只有个别人简短引述过，4而关于这次纪念会的情况，即使在鲁迅研究界也鲜见人提及。这忽视可能与《新华日报》的报道比较简略有关，而上述力扬的比较详细的报道《记重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则刊登在一个刚问世的小刊物《民主教育》上，这个刊物影响不大、很少被人注意，所以特为辑录在此，供大家参考。当然，重庆《新华日报》上的文本虽然简略些，并没有失去参考意义。比如，《民主教育》上的《记重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一文没有记这次鲁迅逝世纪念会的日期和地点，参考重庆《新华日报》上的文本，我们就知道此次纪念会是1945年10月19日“下午二点整，在西南实业大厦的餐厅里”举行的。并且，《记重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一文里的个别疑有错误的字词，如周恩来说“鲁迅先生生平的态度是：对敌人恨”之“恨”疑当作“狠”，查《新华日报》上周恩来的致词中此句正作“鲁迅的态度是对敌人狠”。

　　看得出来，在这次鲁迅逝世纪念会上周恩来和胡风的发言是最为重要的。而校读这两份关于同一内容的文献，重庆《新华日报》所载周、胡二人的发言并无交集，但从《民主教育》上的《记重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看，周、胡二人的话是既有呼应也有差异的。显而易见，二人的话语风格有所不同。胡风是鲁迅的学生，在鲁迅逝世后以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为己任，但作为文艺理论家的他在文风上相当欧化、过于学究气，连即席发言也如记载者力扬所说，“胡风先生以他写文艺论文那样欧化而冗长的语法发扬鲁迅先生的精神和指出我们应走的道路，”我们读他那段发言，用语确实复杂缠绕、不免影响了发言效果。接着胡风发言的周恩来就简明亲和、颇富感染力，周恩来并特地强调：“胡风先生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化革命的任务还未完成，鲁迅先生的路尚未平坦地建筑起来，但我们必须说：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方【面】要斩荆披棘，一方面就要开辟道路。过去我们的新文化是批判的居多，建设的较少。”这话既是对胡风观点的呼应，又对其过于复杂缠绕的发言做了补充说明。不过，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紧接着的话——

　　“我又记得十几年前鲁速【迅】先生曾经说过：对旧社会、旧势力的斗争，要坚决、持久，同时还要注意培养实力。这句话说明了、指示了我们三点：第一，和封建的、复古的、法西斯的文化的斗争，必须是坚决的，他的目标非常清楚。第二，认识清楚了，如果没有持久的精神战斗下去，新文化建设的胜利还不易获得。第三，我们的战线应该扩大，文化斗争不是小圈子的、宗派的，应该依靠广大的人民的力量来开辟道路，广泛地吸收文化战士来参加，对青年总要抱着欢迎、合作的态度，而不是关门的。这点甚为重要。

　　“鲁迅先生一生与革命息息相关，他不是孤独的。我热烈地期待着文化界共同起来为新文化的建设而努力！

　　“鲁迅先生生平的态度是：对敌人恨【狠】，对自己严，对朋友和。这态度是文化界的朋友应该学习的，我自己就这样学习着的。恨【狠】，是‘打落水狗’的精神，今天，反动的文化并未‘落水’，还得打！严，就是谦虚学习。和，并不是不批判，要善意的批判。批判、斗争却是为了团结。”

　　在这里周恩来对鲁迅战斗精神的强调，仍然在呼应着胡风的发言，可是自“第三，我们的战线应该扩大，文化斗争不是小圈子的、宗派的”直至呼吁文化界朋友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对自己严，对朋友和。……严，就是谦虚学习。和，并不是不批判，要善意的批判。批判、斗争却是为了团结”，就是胡风所没有的。自然了，周、胡二人的这个差别可以理解为，胡风只是一个有主张的左翼文学理论家，他因为特别景仰鲁迅，所以便特别地强调鲁迅的战斗精神，而周恩来则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在推崇鲁迅的战斗精神之余，又强调“对朋友和”与“团结”的重要性，表达了中共的文化统战意图。可是，除了这层明显的差异之外，周恩来的话还有没有特别的针对性或者言外之意呢？比如说有没有针对胡风和他影响下的文艺群体的某些片面性而给予含蓄的提醒和委婉的纠正之意呢？我觉得联系具体的讲话语境和抗战以来左翼－进步文艺界的纷争来看，周恩来似乎不无此意，甚至可以说是有感而发的。

　　毋庸置疑，胡风及其影响下的文人群体是抗战以来国统区左翼－进步文艺界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对推动抗战文艺的发展也做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但同样不可讳言的是，胡风及其影响下的文人群体在当年的一些思想和表现也有明显的偏差。这些偏差在胡风乃是根源于他隐然以最得鲁迅精神真传者自居而又对鲁迅精神做了片面性的理解和发挥。按周恩来的理解，“鲁迅先生生平的态度是：对敌人恨【狠】，对自己严，对朋友和。……和，并不是不批判，要善意的批判。批判、斗争却是为了团结。”这是比较全面而且符合鲁迅精神实际的概括。如所周知，从二十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论争到三十年代的两个口号论争，都发生在左翼－进步文艺界内部，鲁迅都是最重要的当事人，他既遭到过批判也批判过别人，但同时鲁迅也严格地解剖自己，他对那些在革命文学论争和两个口号论争中误解过、批判过自己的人，也保持着基本的善意，比如对郭沫若就是如此。同样的，郭沫若在两个口号论争中虽然观点与鲁迅有所不同，但他后来也自觉维护鲁迅、维护左翼文艺界的团结。比如当鲁迅逝世之初苏雪林快邮代电地谩骂鲁迅、胡适之又态度暧昧之际，正是郭沫若第一个站出来发表了“替鲁迅说几句话”和“借问胡适”的长文。5人们也不会忘记，鲁迅即使在抱病回答“国防文学”论者的文章里严厉批评周扬和徐懋庸等，但仍然对他们有恕词并有所期待（其中最著名的两篇是冯雪峰笔录或拟稿的，但最后都经过鲁迅的修订和审定，所以仍然可以视为鲁迅之作）。而抗战爆发后，周扬等人也都认真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改变了对鲁迅的态度，并努力纠正自己的宗派主义，而对一些来自鲁迅弟子的不很友好的挑衅性批判，他们也从维护团结的态度给予宽容和忍让。其实，就事论事，当年“左联”的负责人固然有宗派主义、没有能够处理好与鲁迅的关系，而一些围绕在鲁迅身边的弟子们何尝没有宗派情绪、他们在鲁迅与“左联”之间、以至于鲁迅与茅盾等人的关系上何尝没有起过消极作用。可是，事过境迁，胡风等鲁迅弟子们却似乎一直耿耿于怀而缺乏自我批评，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以与鲁迅关系的亲疏作为划圈子的标准、不注意维护进步文艺界的团结。他们在抗战及四十年代继承鲁迅的战斗精神、注重开展文学批评和文化思想上的斗争，这本来是好事，可他们的文学批评往往以自己那个小群体特别偏好的注重发挥“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观念作为唯一正确的标准，凡不同于这个现实主义的作家就被视为客观主义、反现实主义和庸俗社会学，于是茅盾、沙汀、姚雪垠、陈白尘、臧克家等左翼－进步的作家都成了他们批判的目标；他们的文化思想批判坚持的乃是以鲁迅为代表的那种全面反传统的“五四”思维，却几乎不加分析地把民族抗战背景下的一切对民族思想文化传统的研究都视为复古倒退之论，于是左翼史学家郭沫若的古史和古代思想研究就成了他们批判的靶子。当然，在左翼-进步的文艺界内部也不是不可以开展批评，正如周恩来所强调的那样，“和，并不是不批判，要善意的批判。批判、斗争却是为了团结”，而胡风一派的批评恰恰缺乏批评的善意和团结的旨趣。胡风甚至如一位出色的胡风研究者王丽丽所概括的那样，是“主动选择不与人为善”的，对此当年许多人也都有同感，而作为中共在国统区负责人的周恩来不可能不知道。事实上，正如王丽丽所说，当年“包括周总理在与胡风的谈话中也曾经委婉地指出：要和同代人合作，与人为善。换句话说，在人们普遍感觉到的胡风‘宗派主义’当中，胡风的不大与人为善大概是最明显的一条证据之一。”6窃以为，王丽丽转述的周恩来的委婉提醒，正印证了周恩来在这次重庆举行的鲁迅逝世纪念会上的话——“对自己严，对朋友和。……严，就是谦虚学习。和，并不是不批判，要善意的批判。批判、斗争却是为了团结”——其实是意有所指的，并非泛泛而发。

　　“仇恨”心态和“战斗”愿望缘何而生？

　　——一个“青年鲁迅派”兼“独立左翼”的“主观战斗精神胜利法”

　　然则，胡风为什么要在左翼－进步文艺界“主动选择不与人为善”的好斗做派呢？

　　这或许与胡风对三十年代左翼文坛纷争的不愉快记忆及其对鲁迅性格气质的特别认同有关。带着耿耿于怀的不愉快记忆进入抗战以来，胡风对鲁迅弟子之外的左翼作家之表现越来越失望、越来越瞧不起，尤其是1941年末的香港沦陷和脱险的经历，在胡风是自以为经过了一场“炼狱”，他觉得自己到此“才知道‘文坛’仇恨得那么深，因为我不‘拉’他们写稿”，7慨叹终于看清了文坛上的“文化战士”的真面目，于是决意放弃以前与其他左翼文化战士貌合神离的合作，而对之报以更大的“憎恨”、生发出“更强的战斗愿望”。胡风从香港脱险后抵达桂林致聂绀弩的一封信（1942年）就表达了这样的心态：

　　十年来，特别是战争后的五年，我（以及我们），并没有作过真正的斗争。我痛切地看到了“文化战士”们的愚蠢和罪过，我憎恨他们，因而也憎恨了我自己。我憎恨他们，而他们并没有感到我的憎恶，那不就证明了我自己是应该诅咒的么？我一向自以为不是和他们和平共处。但现在却自己也不相信了。我真正地感到过问题的严重么？8

　　可是，事态当真如胡风所感觉的那么严重么？我们从当年公开发表的文献和后来陆续发现的资料里，并不能找到当年的其他左翼“文化战士”们对胡风一群有多大“仇恨”的证据。当然，些小的不调和、认识的不一致以至于误解也是难免的，但其他左翼文化战士即使对胡风有不同意见，也还是把他引为同一战壕的战友的。成问题的倒是1942年以后的胡风对其他左翼“文化战士”的仇恨、憎恶，却当真成了他解不开的心结，并传染给了受他影响的一些年轻作家，而胡风不惜一切地转向左翼－进步文艺界内部开展“更强的战斗愿望”也于焉形成、陆续付诸行动，却是一个分明的事实。

　　从现存的种种文献史料中不难看出，胡风这种倍感压抑而又自觉悲壮的困斗心态，深深地打上了鲁迅的性格—心理烙印。对此，一些胡风研究者并不讳言。如王丽丽就指出“自1941年在香港时候起，在胡风所经受的一系列试练中，每当他感到疲乏和力有不支的时候，鲁迅先生就成了他精神的和力量的源泉”。9应该承认，鲁迅孤军奋斗以至绝望抗战的勇气确实让人佩服，但是鲁迅也不讳言自己灵魂里确有“毒气”和“鬼气”，而既然是“毒气”和“鬼气”，那也就不宜简单地全盘接受。比如鲁迅那种“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10 和“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11的心理定式，就未必可以不加分析地据为典要、不分对象地普遍施用，并且连鲁迅自己也一直在努力克服和化解这些东西。可是，胡风以伟大的鲁迅作为精神资源和心理支援，这在给予他一种孤军奋斗于文坛困局中的勇气之时，也强化了他之自觉为文化悲剧英雄的崇高感、自负心和好斗性，于是胡风对其他左翼“文化战士”的“仇恨”、“憎恶”，也就似乎不仅不需要检点反倒显出革命的彻底性了。由此导发的不再顾及左翼－进步文化界团结的斗争言行，在1942年以后的胡风及其同道者那里是颇有表现的。对此，熟悉国统区文化界内情的周恩来是不能不忧心的。也因此，周恩来当着胡风的面、接着胡风的话特别强调说“鲁迅先生一生与革命息息相关，他不是孤独的”，以及刻意强调“要善意的批判”等等，就可以理解为是在委婉地提醒胡风学习鲁迅心胸开阔、顾全大局、严于自我解剖、努力自我拓展的一面，希望他能够走出自觉悲壮的孤独和自以为是的孤傲，在批评他人时多点善意、注意点团结。然而，对鲁迅的无限崇敬几乎使胡风亦步亦趋地模仿着鲁迅，包括鲁迅不无偏颇的性格和心理气质，不幸的是其他左翼“文化战士”都多多少少与鲁迅有过矛盾，因之要胡风对他们讲团结、坚持“善意的批判”,那在他就成了一件非常困难、极不乐意的事。

　　当然，对鲁迅的感情和对鲁迅性格气质的片面肯认，即使助长了胡风对其他左翼“文化战士”的“憎恶”甚至“仇恨”，但这毕竟是个感情问题，还不足以使胡风及其影响下的一群有充分的理由把“战斗”的矛头指向其他左翼“文化战士”。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胡风一群对鲁迅思想精神的继承与发挥，恰好给了他们充分的理由，使他们觉得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大义凛然地向其他左翼“文化战士”展开战斗，根本用不着考虑什么“团结”的问题。

　　这说来有点不可思议，所以需要略作解释。

　　如所周知，自鲁迅逝世后，尤其是抗战以来，胡风特别注重发挥鲁迅的反封建的思想启蒙精神，而这种精神也确实是鲁迅思想的根本特征——从早年在日本受到哲学上“新神思宗之至新者”的启发，产生改造国民精神的“立人”观念，到“五四”时期本着启蒙主义的思想宗旨从事新文学活动，直到三十年代强调革命必须先有真革命人的革命启蒙主义，鲁迅的思想虽然不断演变，但注重人的思想启蒙的反封建精神无疑是他一以贯之的特色。胡风作为鲁迅的学生，显然与鲁迅的思想一脉相承而又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发挥，并通过他的发挥进而影响了一批青年作家，形成了一个独树一帜的文学以至文化群体。今天的学界似乎已经认识到胡风一派对鲁迅性格气质的学习未必全然可以肯定，但对胡风一派继承和发挥鲁迅反封建的思想启蒙精神，则大抵是肯定有加的，以为这最得鲁迅精神之真传，正弥补了抗战及四十年代政治革命压倒思想启蒙的缺陷，与此相关的是胡风一派对文艺自主性和主体性的强调——这构成了一种富于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也得到了高度的评价。可是，人们在赞叹之余，似乎忽视了胡风及其影响下的一群在发挥鲁迅那种注重人的思想精神启蒙的革命观之时，也不由自主地形成了一种思想精神革命不仅深刻于而且高超于社会政治革命的革命优胜观。当然，早年的鲁迅也不无此种优胜观，但随着介入社会改造的实践，鲁迅逐渐对思想精神革命和社会政治革命的关系有了比较平衡的理解，而不再片面地强调前者的优胜。可是，胡风及其影响下的一群青年作家对鲁迅精神的发挥，却往往失去了这种平衡，从他们那些振振有词、理直气壮的革命话语中，尤其是对主张社会政治革命的文化战士的批判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一种只有思想精神革命才最为革命、其余都不在话下的优胜感。

　　这不免让我想起“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的发挥。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胡风派，正仿佛“青年黑格尔派”一样，可称为“青年鲁迅派”。按，“青年黑格尔派”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发挥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思想流派，该派试图从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中引出革命的和无神论的结论，但他们对宗教和政治的批判一直局限于纯思想的范围——有些人认为基督教福音故事，是像神话那样不自觉地发生的，其中起了决定作用的是客观的精神实体，更多的人则认为福音书是其作者的有意虚构，起决定作用的是作者主观的自我意识，并因此强调只有自我意识才能把人类从宗教异化中解放出来。应该说，“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成分，而又加上了启蒙运动的尖锐批判倾向和对法国大革命原则的热烈崇拜，这使他们相信理性精神是一个不断自我展示的过程，这个过程会达到最终的统一，但在实现最终的统一之前应当先有分裂，而“青年黑格尔派”则自认为其思想义务就是通过批判来迫使种种分裂发展成为一种最后的决裂，从而加速解决的过程。所以“青年黑格尔派”派被认为是向左、向激进、向主观的方向发展了黑格尔哲学，同时也暴露出过于迷醉精神、脱离现实和蔑视群众的问题，后来甚至产生了像施蒂纳那样标榜至上的“唯一者”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而在真正的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门前止步了。鲁迅虽没有黑格尔那样的客观的绝对精神观念，但他早年的确受过后黑格尔哲学——包括所谓“新神思宗之至新者”——的深刻影响。从鲁迅对精神界战士和思想启蒙的特别强调，就不难看出他和后黑格尔的主观意志哲学以至于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的关联。这可以说是早年鲁迅思想革命主张的哲学基础，当然，后来的鲁迅走向了唯物主义、深切地认识到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同样重要。可是胡风及其影响下的一派，在继承和发扬鲁迅的这种精神的同时，却显然大大地强化了人的主观方面——思想、精神、人格、意志——在社会革命中的意义，认为那才是革命的决定性要素，而先进先觉者如何发扬其主观战斗精神、如何深刻揭示一般群众千百年来被奴役的精神创伤，便成了革命和革命文艺的首要问题。应该说，胡风一群的这种注重主观精神和思想启蒙的革命观，表达的其实是一批激进知识精英的革命理想和激情。

　　自然，社会政治革命和思想精神革命是相互需要的，所以在现代中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文艺运动中，不论胡风一派左翼还是另外一派左翼，都有其地位和贡献。后一派大多是中共党员，即使不是党员，也葆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其文化活动也尽可能地与中共的社会政治革命路线保持着政治上的一致步调，所以可简称之为“党派左翼”或者说“政治左翼”；而胡风一派虽然与从事社会政治革命的中共有着政治上的认同，但比较强调思想精神革命重要性的他们，也自觉不自觉地保持着某种文化思想上的相对独立性，所以可以简称之为“独立左翼”或者说“启蒙左翼”。应该说，左翼文坛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以至派别原本是在所难免的，只要各派的“大方向一致”，即使发生一些分歧、出现一些矛盾，也是正常的事情。

　　但问题是，胡风在抗战后期文坛上所发动的批判运动，似乎远远超越了这个合理的限度。

　　这里我指的是胡风利用1944年4月为“文协”第六届年会起草主题论文和1945年1月《希望》杂志创刊之机，所发起的那场清算文坛“混乱”及思想“逆流”的批判运动。如所周知，由于胡风和舒芜在这场批判运动中提出的“主观论”后来引起了论争，并且在建国后成为 “胡风集团”冤案之“原罪”，所以近二十年来胡风研究者差不多都在热心地替胡风一群从政治上辩枉、从理论上辩解，可是鸣冤辩护者们却几乎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胡风当年率先在文坛发起了一场批判运动、而其批判目的也在“整肃”文坛。直到近几年才有人注意到这一点。鉴于像我这样曾经不明就里的人仍然不在少数，所以，我把一位研究者对当年事情原委的叙述抄引如下，供大家参考——

　　胡风从来都是无惧于“绝对孤立”的处境。在国统区进步作家整风期间，他不屑文艺界领导人所认为的当前主要应反对“非政治化”和首先要解决好文艺为什么人、为哪个阶级的问题，而是从国统区进步文艺界的实际状况及文艺创作本身的规律出发，固执地认为当前应反对的主要倾向是“主观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要求作家“战斗意志的燃烧和情绪的饱满”。他独立发动组织了文艺界的“整肃”运动，向他所认为的“反现实主义逆流”宣战。

　　这个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若干年成了他自己遭受“整肃”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4年4月，胡风在“文协”第六届年会上宣读了一篇由他自己“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写完了”的、题为《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的论文，总结了6年来抗战文艺的历史和现状，并对“文协”未来的工作提出设想。他认定各种“反现实主义的倾向”“现在正达到了繁盛的时期”，认为要“发动在明确的斗争形式上的文艺批判”。于是，他通过路翎联系北碚的青年学生，其中包括石怀池及后来被称为“胡风派”的一些青年，指示要清算的作家、作品及方法和要点。

　　在他与路翎等人的来往信件中，被点名清算的作家包括了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沙汀、姚雪垠、臧克家、碧野、严文井等，后来又增加了朱光潜、马凡陀、陈白尘、许杰等众多的作家。由于这些原因，胡风的这篇论文，后来被认为是他号召抗战文坛内部开展“整肃”运动的动员令。

　　然而，“整肃”运动很快受挫，因为中共文艺界领导人已警觉到胡风与整风运动的“不协调”。但胡风“没有被说服”，只是对目标作了微小的调整：绕过巴金和曹禺，重点打击姚雪垠等人。

　　面对胡风的重点打击，姚雪垠于1944年底发表了一篇题为《硬骨头》的随感，算是对关心他的读者朋友的答复，也算是对胡风等人攻击的回应。姚在文中慷慨激昂地表示：“想做一个文学家，必须有一把硬骨头，吃得苦，耐得穷，受得种种打击。”

　　胡风对姚雪垠等作家的这种强硬“回应”强烈不满，进步文坛议论纷纷，国民党则幸灾乐祸地袖手旁观。搞内讧、打内战，极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于是乔冠华受命居中调停。然而，胡风却拒绝了。

　　胡风1945年1月在重庆创办并主编的一本具有影响的刊物《希望》，在创刊号上，他高扬起“反对客观主义”的大旗，把这之前的“整肃”运动提高到了“机械——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哲学高度，不仅发表了自己撰写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还推出了舒芜的长篇哲学论文《论主观》，并且在《编后记》中高度评价了这篇哲学论文。接着的第二期，胡风又编发了舒芜的另一篇长文《论中庸》，并在《编后记》中声称：这是本文作者对上期《论主观》一文的补充，其中心论点是个性解放。

　　《希望》一面世便引起了重庆进步文坛的惶惑：延安整风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讲话》强调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要求作家深入社会生活；而胡风的《希望》却宣扬主观精神的重要性，宣扬“个性解放”。

　　“问题提到了周副主席那里。他召集了茅盾、以群、冯乃超、冯雪峰以及徐冰、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开会讨论。会前我在乔冠华房里坐着，他给我看了他所写关于《论主观》的要点，我觉得他是基本上是肯定，主张慎重讨论的”（《胡风自传》第２２１页）。然而，尽管由周恩来出面，而且是“开会讨论”和“单独谈话”双管齐下，胡风“仍然没有被说服”。他不仅没有接受批评，而且还表示出了反感情绪。……

　　乔冠华离开重庆并由南京来到上海后，与先他抵沪的胡风再次相聚，虽然前后不到半年时间，但两人的接触依旧频繁，友情一如既往。

　　然而，此时的胡风并没有中断他在重庆的“整肃”运动。

　　还是在1945年底的时候，重庆文艺界即突然传出流言，说姚雪垠是国民党特务。这对于“整肃”期间正在遭受“清算”的姚雪垠而言，简直是飞来横祸。其实，流言是从延安的“抢救运动”中传出来的。当年陕北抓特务成风，不堪刑讯的人便乱攀乱咬，累及国统区的许多进步人士。

　　胡风则不放过再一次痛击姚雪垠的机会。1946年3月，《联合特刊》发表《骑士的坠马——评姚雪垠著中篇小说〈戎马恋〉》，对姚雪垠穷追猛打；广州的《文艺生活》也发表《评姚雪垠的〈出山〉》，质疑姚雪垠的战区表现；《文艺新闻》更是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文章，其中最令人不堪一读的是辛冰的《我所知道的姚雪垠》，文章从姚雪垠的“私德”着眼，试图挖出其“机会主义的本质”。

　　面对胡风发动的累累“清算”，姚雪垠不再沉默了。1947年初姚在“怀正文化社”的老板刘以鬯的援助下，《姚雪垠创作集》共４种很快顺利出版。在这套集子的跋中，姚雪垠把几年来蒙受胡风等攻击的委屈情绪一股脑儿地发泄出来：“我只希望这些表面革命而血管里带有法西斯细菌的批评家及其党徒能拿出更坚实的作品来，不要专在这苦难的时代对不能自由呼吸的朋友摆擂。”

　　姚雪垠的反击，引起了胡风等人的震怒，阿垅很快写出《从“飞碟”说到姚雪垠的歇斯底里》一文。胡风等人认定“怀正文化书社”是国民党文化机关，姚雪垠是国民党特务。

　　——从一桩“莫须有”的谎言，到铁板钉钉般的宣判，姚雪垠危殆而冤哉！12

　　应该说明的是，在这里我有意选取了一位比较同情胡风的研究者的叙述，而纵使如此，他叙述的这些事实仍然让人不寒而栗——除了胡风自己一派之外，国统区比较优秀的进步作家几乎都在批判以至“整肃”之列，其批判态度之蛮横，从姚雪垠的遭遇中可见一斑。而胡风一派之所以对姚雪垠穷追猛打，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真正目标是提携过姚雪垠的茅盾，当然，姚雪垠在被批判的作家中几乎是唯一公开提出反驳并首先揭出存在着一个“胡风集团”的人（事在香港批判之前），这也犯了大忌。顺便说一下，其实早在这篇文章之前，吴永平先生就在《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一文中以姚雪垠为例，详细揭示了胡风发动的“整肃”运动的原委和始末，全文长达五万字，摘要刊登在《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在文章的末尾，吴永平先生感慨地说——

　　抗战后期，胡风所发动的“整肃”运动是一把双刃剑，既严重地伤害了姚雪垠等进步作家；更暴露出他的文艺理论与批判实践的偏颇之处。他对姚雪垠的清算只是他推上山的第一块“西绪福斯之石”，而他与主流文艺思潮山崩地裂般诀别的底线就埋在这里。13

　　这的确是明敏的观察和准确的判断，而他提出的问题也确实值得进一步追问和反思——胡风的文艺理论和批判实践到底有何偏颇？这里不妨回头看看胡风一派到底依据什么样的文艺理论和革命理论，来理直气壮地开展他们的批判实践——一场文坛“整肃”运动的。

　　所谓“胡风的文艺理论和批判实践”有一个生成演变的过程。据王丽丽的分析，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9月《七月》停刊的4年间，左翼文坛就在“大同”之下不无分歧——

　　从大的方向而言，《七月》的战斗目标与当时党的战斗目标当然是一致的，但由于“同人杂志”所具有的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胡风在选择批判对象的时候所用的“封建/进步”的标准，与党所使用的严格的“敌/我”标准和阶级标准就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而是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具有一定的矛盾。况且，在胡风的理解中，封建思想的遗毒不仅可能附着在没有觉醒的人民大众身上，即便革命阵营里面的同志也不可能毫不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因此，在革命阵营里面存在着少数的“市侩”与“市侩习气”，这对胡风来说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对这些对象进行批判，就不可能不引起一定的反弹，而这种反弹在他们距离拉近的时候就格外表现出来了。14

　　【按】王丽丽的话揭示出左翼阵营的分歧和矛盾由来已久的事实，但她对分歧和矛盾的因缘及根源的分析却有含混之处。比如，她把胡风一派的独立自主性，归因于“由于‘同人杂志’所具有的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不免倒果为因。其实胡风一派的独立自主性植根于他们所坚持的那套“封建/进步”的启蒙主义革命观，而他们的启蒙主义革命观又是来源于鲁迅。再如，王丽丽说“胡风在选择批判对象的时候所用的‘封建/进步’的标准，与党所使用的严格的“敌/我”标准和阶级标准就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这又给人一个的错觉，那就是“党”的标准严，胡风一派的标准宽；同时她也把中共、接近中共的“党派左翼”和具有独立自主性的胡风一派“独立左翼”的矛盾不加分析地混为一谈了。其实，胡风一派的“封建/进步”标准要苛严得多，除他们自己一派人之外，别的文化人很少能够符合其反封建的“进步”标准的，几乎与他们不同调的所有其他左翼文化人都被视为“封建”、“市侩”之流；相比之下，抗战爆发后中共的“敌/我”标准和“阶级标准”倒是调整得相当宽容，力求最广泛地团结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力量，尽可能扩大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并且中共领导层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并没有卷入两派左翼的矛盾，更没有特意支持一派去打压另一派。至少据胡风自己说，毛泽东对他主编的《七月》是喜欢的，而正因为毛泽东也崇拜鲁迅，所以他对曾经错误地反对过鲁迅的周扬等人给予了严肃批评，在延安的周扬等因而长期受到压抑而言行小心翼翼，倒是同时在延安的鲁迅弟子萧军等要趾高气扬得多。事实上，这一时期胡风批判的主要对象并不是远在延安的周扬，而是近在身边的郭沫若和茅盾等等战斗在国统区的左翼文化战士，而他们面对胡风一派自抗战以来含沙射影的批判，也都保持了克制、维护着团结，并未做出什么过激的“反弹”。也因此，王丽丽紧接着上文说“但反弹的压力不仅没有让胡风的锋芒有所收敛，相反更加坚定了胡风走自己的路的决心”，这所谓被批判者的“反弹”似乎并无什么事实根据，至于说胡风的批判锋芒没有收敛，则确属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