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斗争”与“团结”的平衡木上（下）

　胡风批判锋芒的大显露是在他1943年初返回重庆之后的两年间。在那里胡风恰好遇到了中共的几个青年才子如乔冠华、陈家康等，他们响应着延安反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也在国统区的重庆发起了一场批判教条主义的小运动，主旨是批判党内以及左翼文化界一些人对唯物论的庸俗化理解和把历史必然性当作近乎宿命的客观规律来依从的决定论，而大力张扬一种强调知识分子启蒙主体性的“生活态度”作为救济之道。重庆才子们的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他们的“生活态度”把问题的解决归结为人本的、人性的范畴，表现出新的主观主义和左倾幼稚病，所以很快就被延安叫停。不过，重庆“才子集团”的主张显然与胡风的注重思想精神启蒙的革命观接近，所以他非常赞赏并对其被叫停特别惋惜。应该说，正是重庆“才子集团”的被压才引起了胡风的反弹，于是他便利用自己作为“文协”理论部负责人的身份和创办《希望》杂志之机，发起了上述的批判－整肃运动。

　　这场运动的主要理论成果，便是一种张扬“主观战斗精神”的革命文艺观以至革命观的出世。胡风1944年4月撰写的《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的方向》，可以说是他的文艺理论的“搭架子”之作。该文依据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辩证统一的逻辑，对六年来抗战文艺的发展进行批评性的总结并指出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他指出抗战初期文艺思潮的特征是“主要地表现在主观精神的高扬和客观精神的泛滥分离地同时发展这一点上”。不待说，按照理论逻辑的要求，那当然最好是达成主客观的辩证统一，但胡风真正首肯的乃是主观精神的决定意义，所以他特别惋叹的是“在客观精神的这样的泛滥里面，很难看到文艺家自己，很难看到文艺家自己的精神力量。”紧接着，胡风说武汉撤退之后抗战文艺本来应该走向主客观的彼此融合了，但实际情况是除了“若干被生活斗争养育起来的心力俱旺的新作者”渐渐登场（这事实上指的是胡风影响下的一批年轻作家的登上文坛）之外，大多数作家都被战争的日常生活化所包围而疲乏而腐蚀以至被俘虏了，其“结果会引起主观战斗精神的衰落，主观战斗精神的衰落同时也就是对于客观现实的把捉力、拥抱力、突击力的衰落。”于是在他眼里，抗战文艺从此便陷入了一个充满病态和混乱的时期，突出表现是出现了“各种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客观主义、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等等。然后说到最近的情况，胡风又给人一点希望——“近一两年来，在文艺家里面，表示了种种的希望，提出了一些问题，这就是这个混乱期的不满或苦闷的反映。”只是这样的人并不多，比较有希望的也就是胡风和他影响下的一群年轻作家，他们继《七月》之后，正在筹办《希望》，此外大概还包括重庆的几个倡导“生活态度”的才子吧，更多的人则陷于混乱之中不能自拔。然则如何才能使文艺界走出混乱、恢复健康呢？胡风最后开出的药方是发扬主观战斗精神。这主观战斗精神的具体化，便是“文艺家的人格力量，文艺家的战斗要求”，文艺家所要做的就是带着其人格力量和战斗要求去“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入和献身”。在胡风看来，“文艺作品是要反映一代的心理动态，创作活动是一个艰苦的精神过程；要达到这个境地，文艺家就非有不但能够发现、分析，而且还能够拥抱、包围这一代的精神要求的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不可。”而只要“深入并且献身到现实生活的战斗里面，所谓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不但不会成为抽象的概念，反而能够得到思想的真实和感情的充沛，而且也绝不会向个人主义的各种病态的死路走去。”这就是胡风文艺理论的基本思路，这思路其实是在模仿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比如，胡风对武汉撤退后一个时期文艺状况的分析，就几乎成了黑格尔精神辩证法的教条演绎——

　　原来是使世界变形了的主观精神，渐渐由自我燃烧状态落向客观对象，伸进客观对象，开始要求和客观对象的结合了。原来是无我状态的客观精神，渐渐开始要求主观的认识作用，生活事件更强地更深地现出了在全体联结上的潜在的内容，政治号召能够成为认识复杂的现实生活以至历史过去的引线了。这，一方面走向主观的分析、综合能力的加强，一方面走向所凝视的客观对象的扩大，也就是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彼此融合，彼此渗透的一个现象。15

　　当然，胡风与黑格尔也有所不同：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乃是以客观精神即绝对理念为主导的，主观精神显然不足，所以舒芜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去势”的辩证法，而胡风所做的就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了，变成了以主观精神为主导，这不啻是为它恢复了被阉割的生命力——“势”。我说胡风派的理论与“青年黑格尔派”有近似之处，于此可见一斑。事实上，《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的方向》全篇都在推衍着这样一种以主观精神为主导的精神辩证法，而欲使六年来抗战文艺的复杂实际就范，并力图以此作为未来的努力方向。

　　这样一种想法和做法实在不能不说是既教条又主观，但无论如何，胡风文艺理论的大架子算是搭建起来了。满怀着理论的自信和批判的激情，胡风紧接着在1945年1月《希望》杂志创刊号上又发表了《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一文，同时重点推出了由他指导舒芜写作的哲学—美学论文《论主观》，进一步完善和发挥了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学，并将其拓展为一种革命观。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从“意识斗争的任务是在于摧毁黑暗势力的思想武装，由这来推进实际斗争，再由实际斗争的胜利来完成精神改造”这样一种启蒙优先的革命观出发，发展出了一种注重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强调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一方面要求主观力量的坚强，坚强到能够和血肉的对象搏斗，能够对血肉的对象进行批判，由这得到可能，创作出包含有比个别的对象更高的真实性的艺术世界，另一方面要求作家向感性的对象深入，深入到和对象的感性表现结为一体，不致自得其乐地离开对象飞去或不关痛痒地站在对象旁边，由这得到可能，使他所创作的艺术世界真正是历史真实地在活的感性表现里的反映，不致成为抽象概念的冷冰冰的绘图演义。”这个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要求着力表现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对象血肉搏斗过程中的“自我扩张”、“自我斗争”的“精神状态”，二是着力“对于几千年累积下来的各种程度各种形式的奴才道德的鞭挞”16（这一点集中在揭示劳动人民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上）。凡是不符合这样一种极富主观精神色彩的现实主义标准的创作，在胡风看来都是客观主义的、反现实主义的，由此胡风发出了向“所谓客观主义进行文艺思想上的斗争”的战斗号召。舒芜的《论主观》则首先诉诸所谓新哲学的最新权威——“约瑟夫（斯大林）”，断言“所谓约瑟夫阶段，反映着历史新形势而作为其特质的，就正是对主观作用的充分强调；换言之，今天的哲学，除了其全部基本原则当然仍旧不变而外，‘主观’这一范畴已被空前的提高到最主要的决定性的地位了。”随后在卡尔（马克思）和伊理奇（列宁）那里略作周旋、从他们手中拿到“主观”的通行证后，舒芜便依据“人类所发出的一切作用就都是内含有着社会因素的主观作用”的大判断推而广之，一方面将整个人类历史描述为发挥主观作用的斗争史，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强调“我们的一切斗争是都为了解放和发扬人类的主观”。如此一来，“主观”就既是斗争方法也是斗争的目的。然后，舒芜便依据他这套“重主观”的哲学和革命观，对抗战以来的文坛和思想界进行清算。他所清算的对象与胡风的批判矛头完全一致，但所扣的帽子有所不同——胡风扣给对手的帽子是“客观主义”、“反现实主义”，舒芜扣给对手的帽子是“机械—教条主义”。之所以有此不同，是因为爱好哲学的舒芜意识到“客观主义”可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客观”的原则相混，于是便改称之为“机械—教条主义者”。17

　　毫无疑问，胡风、舒芜的这套“重主观”的文艺理论和革命理论，表现出鲜明的“主体性”特征和反政治教条的理论勇气，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得到越来越高的评价。可是，倘若联系这套理论的哲学根据和现实针对性来看，其理论上的左倾幼稚病和实践上的宗派主义也是无可讳言的。从中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像胡风、舒芜这样把“主观精神”张扬到几乎是马克思主义第一原理的人，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这或者不失为创见，然而要从“卡尔”、“伊理奇”、“约瑟夫”的哲学里找根据来论证“主观的决定作用”，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而哲学思辨又究非胡风和舒芜所长，他们的哲学论证不过是将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简单地倒转过来，再点染上“卡尔”、“伊理奇”、“约瑟夫”的革命色彩而已，虽然论者心高气傲、自以为是，其实他们的论证相当粗疏而且浮夸，实在不成个体统，在理论上并无多大说服力。当然，哲学的发挥并不是胡风和舒芜的目的，他们真正倾心的乃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人的反封建的启蒙主义精神，而试图在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时期将之发展成为一种革命的启蒙主义，哲学的论证只是一种修饰和装饰而已。胡风对舒芜说“论主观”真正目的是强调“个性解放”，就是交底之言。经过一番哲学的修饰，主观精神的斗争和人的个性解放，不仅成了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而且成了最正确、最革命的举措，而唯其以为主观的思想精神革命才是最深刻、最正确的革命，所以胡风一派便以最为革命的革命者自居，高谈阔论地指点革命、整肃文坛，在理论气势上才显得那样理直气壮、盛气凌人，在批判斗争中表现得那样唯我独革、特别排外，以至于除他们自己一群之外，其他那些坚持政治—经济的革命和阶级—人民的立场者，都被视为“机械—教条主义者”，国统区里的其他左翼文化人和进步作家，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斥为“客观主义者”、“庸俗社会学”、“封建市侩分子”，悉数成了他们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批斗对象和清算目标。这种近乎横蛮、极端排外的批判态度，固然与胡风一群在性格心理气质上的自我偏执有关，但归根结底，还是根源于他们怀抱着内在的主观思想精神革命比外部的社会政治经济革命更胜利一筹、更高一等的优胜观，而又自以为最得鲁迅思想启蒙精神和革命斗争精神之真传，并且深得革命导师的革命哲学之真髓（舒芜的文章里几乎是左一个“导师”右一个“导师”地频频拉扯着“卡尔”、“伊理奇”、“约瑟夫”），于是发现了所谓“主观战斗精神”的他们，就仿佛是掌握了革命文艺以至革命事业取胜的不二法门似的……如此自我感觉优越、自信唯我独革，这表明胡风一群对其“主观战斗精神”已经自我执迷到了近乎“精神胜利法”的程度。

　　正由于胡风一群带着如此主观的“主观战斗精神”和这样强烈的宗派主义排他性，所以他们蓄意发动的这场批判运动给国统区左翼－进步文化界带来的困扰和造成的内伤，也就非同小可。即以胡风执笔的《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的方向》来说吧，那原本是为“文协”起草的一个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文件18，按理说，作为左翼文艺理论家的胡风当会尽可能地表达左翼阵营的文化政治诉求。可是胡风却借机将这份文件写成了一篇宣扬其“主观战斗精神”的论文和特别向所谓“反现实主义”倾向”开战的檄文。这两点对国民党方面都构不成真正的威胁，因为貌似激昂的“主观战斗精神”其实是意思抽象、政治笼统，所以国民党方面并非不可接受；而胡风所着重批判的“反现实主义”，其矛头实际上是指向同属左翼阵营的茅盾等人的，对此国民党方面当然是暗暗窃喜。虽然胡风后来辩解说，他执笔起草时受到张道藩、李辰冬的多方牵制，所以不能不在政治指向上含糊其辞，可是无论怎么说，胡风依据一种自以为是的“主观战斗精神”牵强地规范六年来的抗战文艺，于是除了自夸受他影响的一群青年作家有希望之外，其他左翼作家做他看来不仅乏善可陈，而且是堕入了混乱和逆流。这很难说是实事求是、合乎实际的判断。无可讳言，把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其他左翼作家，确是胡风蓄意而为的“清算”之举，他自然知道自己的这个“主观”会带给茅盾等一大批左翼作家什么样的冲击，但他没有丝毫顾忌，因为对不屑与其他左翼－进步作家为伍的胡风来说，那冲击正是他所要的效果。至于年轻的舒芜在胡风指导下写作《论主观》，则一面沾沾自喜地把自己一群打扮成深得“主观作用”的先进革命者，一面趾高气扬地将一批资深的左翼作家贬为“完成”了的也即落伍了的“机械—教条主义者”：

　　机械—教条主义者们，并不是没有运用主观作用和客观势力作战的。他们确曾有过一个时期，积极发扬了变革创造的主观作用，在各种困难的情况里，征服了许多客观势力的敌人。并把这些征服的客观势力摄收到主观作用中去。如果他们摄收了这些客观势力，是为了营养那作为战斗武器的主观作用，是为了增强主观作用以便继续并更加扩大这个战斗，那么当然能够始终作为一个真的战士而存在而运动。但是，他们摄收那些被征服了的客观势力，达到某一种限度时，便不再是为了战斗，而相反的，却把这些战利品给自己建造起了一个完成了的小世界来，用它们把自己“完成”起来，把自己的主观作用“完成”起来。从此以后，即使还在实际上战斗着，也只是外部意义的；换言之，即从自己那已经“完成”了的小世界里，运用着那已经“完成”了的主观作用，机械的一方面的去和客观势力作战，而不能在对客观势力的作战里面同时改造自身，同时对自己的主观作用有所变革创造。总之，这乃是主观作用的变革创造力的中断或偏枯，在战斗形势基本上还没有大变化时，或者还能“动者恒动”似的机械的继续着工作，但一到形势发生大变化时，必然就要由于对形势的隔膜而被新形势所抛弃了。19

　　诸如此类“主观作用”的夸夸其谈和自以为是的批判分析还有很多，而最耐人寻味的是其批判的逻辑，与二十年代后期提倡“革命文学”的论者对鲁迅之落伍的批判逻辑，几乎完全一样：当年创造社的一帮年轻人自以为获得了最革命的“阶级意识”，于是视鲁迅等资深作家为落伍者，四十年代的胡风一派自以为获得了最革命的“主观作用”，于是视郭沫若、茅盾等资深左翼作家为“完成了”的落伍者。幸好郭沫若、茅盾等顾全大局，没有像当年的鲁迅那样奋起反击，只有看不过眼的黄药眠对胡风和舒芜提出了公开的批评。稍后，尽管受到周恩来的委婉劝告，但胡风一派并却并没有停止他们的批判和整肃。事实上，在抗战后期直至整个四十年代的国统区文坛上，胡风及其影响下的一群青年作家乃是最激进、最左倾的文学群体，他们的批判整肃运动一直在持续进行着并且不断扩大，其批判的锋芒几乎指向他们自己一派之外的所有进步作家。

　　由此积累下来的不少理论是非问题，和在文坛上造成的伤痕与矛盾，都有待于解决。

　　1948年初，邵荃麟、乔木（乔冠华）、胡绳、林默涵等人在香港创办《大众文艺丛刊》，对“主观论”提出了批评，就是试图解决理论是非问题的一次努力。参与批评商榷的都是左翼人士。据胡风自己回忆，作为香港“文委”负责人的冯乃超特意从香港致函于他，“很客气地希望我看后提意见”，这至少表明批评者并没有像胡风一派那样带着敌意和仇恨。1948年12月13日胡风抵达香港，受到乔冠华、邵荃麟、冯乃超等人的欢迎，而作为这次批判之主将的邵荃麟以及乔冠华也都是胡风交心的好友，邵荃麟并在《论主观问题》里还特意加了这样一段话——

　　但是我们也应指出，即主观论者的这些理论，是针对着抗战中后期文艺上教条主义的倾向而提出，这在动机上说是很好的，因此这种思想在反抗黑暗的意义上，未始没有它的作用，即在今天，也不应完全抹煞它某种程度的作用，但是由于他们只把病象当作病源，没有更深入去追求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同时也不是从现实革命形势发展与要求上去把握问题，他只是以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去对待另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因此，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其本身思想也成为一种偏向。20

　　看得出来，批评者确实努力坚持了周恩来所要求的“对朋友和。……和，并不是不批判，要善意的批判。批判、斗争却是为了团结”的批评态度。应该说，在胡风一派那么多年进行了那么严厉的批判整肃运动之后，邵荃麟等决定利用左翼文人集中转移香港之机，开展这次批评讨论活动，以解决左翼文坛积累已久的思想分歧，这从中共所倡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来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而胡风的发言权也并未被剥夺，他随后精心撰写的长篇答辩《论现实主义的路》，当年年底就在上海出版了。这些情况表明，1948年的“主观论”之争是一次严肃的思想理论论争，尽管批评者的观点未必都很妥当和正确，但态度严肃而不乏善意，并不像晚年的胡风和当今的一些研究者所慨叹的是什么不可理解的恶意攻击之举。

　　对于一向理论自信甚坚、一贯善于批评别人的胡风来说，这次被这么多人批评、而且有的批评者又曾是他的好友，这确乎是让他意料未及而深感难以接受的事情。胡风晚年的回忆披露了他对香港批评的真实感受，尤其是对乔冠华的反感——“原来在重庆时，他成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重要批判对象，现在他忽然跑出来‘找出’了胡风是主观唯心主义，他自己就成了当然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他用胡风的名字洗了手”。21大概在胡风的眼里，像乔冠华这样曾经与自己的观点一致的同道者，就应该在派别上从一而终、在思想上一成不变，而一旦乔冠华改变了思想、反过来批评了他，那乔冠华就是想借批判他来洗刷自己、投靠对方了。不能不说，胡风的这种反应和他后来看到舒芜致路翎的公开信因而斥舒芜为大逆不道的“叛徒”、“混蛋”一样，都表明在以反封建自诩的胡风的意识中，其实有一种深重到近乎封建行帮习气的宗派主义情结。至于当今的研究者，则恕我直言，大多由于有感于建国后“胡风集团”冤狱及其对手在政治上的一度得势，不免让情感反应左右了历史的研究，加上近二十年来厌恶党派政治、竞赏独立自由的主体精神之影响，便出现了不加分析地用左翼两派后来在政治上的沉浮作为衡量他们当年理论是非之标准的逆向思维。这给人的感觉是，正由于胡风的对手们在政治上曾经得势，所以他们从头到尾都是错的，而正因为胡风一派在政治上不得势，所以他们的言行自始至终是没有问题的。其实，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文艺两派的是非恐怕没有这么简单。记得刘勰在比较了魏文帝曹丕和陈思王曹植互有短长的才情成就之后，曾感慨地说：“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22刘勰的慨叹也警示我们这些后来者，倘不加节制地带着同情失势者的人情和对政治的逆反心理去评判当年两派左翼的是非，那是难免片面论事之弊和简单归罪之嫌的。

　　最后的“斗争”为何遭遇“团结”的处理

　　——“胡风集团”冤狱的成因与左翼文学运动的终结

　　说到底，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派左翼的矛盾，毕竟是左翼内部的兄弟之争而非不共戴天的阶级对抗，不论两派之间的分歧有多大、论争有多么激烈，都只是思想认识上的分歧而非政治上的歧异，并且双方在论争中也是你来我往，胡风一派并不只是被动挨打的一方——比较而言，胡风一群倒是比较咄咄逼人、常常发起进攻的一方，至于中共高层则虽然未必乐见双方论战不已，却没有直接介入二者的矛盾、更没有做出偏袒一方的政治组织处理。

　　胡风一派的问题真正演变成一个非解决不可的政治问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

　　就像《国际歌》所唱的那样，“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尽管两派左翼矛盾重重、纷争不已，但他们为中国革命而奋斗的政治大方向确毕竟是一致的。如今革命胜利了，新中国建立起来了，为胜利而斗争的两派左翼终于在明朗的天空下会合了。按说，会合的双方真应该如鲁迅所说“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题三义塔》）了。殊不料双方的内斗却呈现出短兵相接、无法阻挡的态势，直至胡风一派被彻底清算、打入牢狱，而独存的另一派则如鲁迅所说，变成了奉命“恭维革命颂扬革命”者，而这也“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所以它“已不是革命文学”。23至此，作为革命文学的左翼文学运动，也就同归于尽地终结了。

　　这当然不是个好结局，尤其是“胡风集团”问题演变成“胡风反党集团”冤狱，无疑是个大悲剧。然则这场悲剧究竟谁使为之、何以致之？通行的解释是，那一切都是周扬一派和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蓄意制造的，至于胡风一群则纯属无辜的受害者。应该说，这个解释作为对“胡风集团”冤狱之道义上的平反昭雪，是合情合理的，可是若说这就是作为“胡风反党集团”冤狱的唯一成因，那似乎太近于“冤有头债有主”的简单逻辑和因缘推理了。其实，事情终于演变成“胡风反党集团”冤狱，乃是当事的两派左翼都没有料到的、也未必是他们所希望的，即使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大概也不想看到这样的事发生。可是事情毕竟无可逆转地发生了，然则其前因后果是否真如近些年来许多论著所揭秘和解密的那般简单明了呢？坦率地说，余窃有疑焉。因为，“冤有头债有主”的判断忽视了以下的背景和事实——

　　其一，在刚刚成为中共一统天下的新中国，文艺上的其他各家各派因为曾经不革命或革命的成绩不足，所以暂时都还老老实实、服服帖帖，文坛上几乎是一片“和谐世界”，可就在此时此地，中共的两支革命的文艺亲兵却仿佛恃宠而骄的双雄，陷于狭路相逢、互不相能、矛盾激化的内斗之僵局。而两派左翼的矛盾不外三个焦点：一是关于抗战及四十年代国统区文艺的评价之争。胡风一派的评价在他们1944～1945年发动的文坛整肃运动中就提出了，如前所述，他们的评价除了自我肯定之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以郭沫若、茅盾为代表的一大批左翼－进步作家；另一派则在第一次文代会报告中提出了不同的评价，其中涉及到对胡风一派的看法，则与香港对“主观论”的批评一脉相承。如此针锋相对的评价之争，可以说是两派左翼在新中国之初就矛盾大爆发的导火索。二是关于新中国文艺的领导权力之争，这其实是两派左翼在新中国文艺界的人事安排和权力分配问题。虽然胡风一派也得到了安排和荣誉，但显然无法与另一派相比，尤其是周扬掌握了文艺界的实权，特别让胡风一派心怀难平。可是，从周扬那边来说，这是中央的安排呀，不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吗，你何必计较、何必跟我较劲呢。三是关于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方针之争，这矛盾其实已不限于两派左翼了，而暗含了胡风文艺思想与中共文艺方针也即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矛盾。面对这些矛盾，两派左翼显然无法找到让各自都满意的解决之道，于是互相逼上绝路的双方也便上书的上书、整材料的整材料，把矛盾提交给了领导一切的党中央来解决。由此，两派左翼也就在互不相能、难分胜负的对决中，不约而同地启动了要求中共中央对他们的文艺之争进行政治裁决的程序。这是问题的发端，但却预埋了结果。

　　其二，尽管毛泽东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与两派左翼的关系有近有远，但他未必早有成心只支持一派而蓄意将另一派打入冷宫，毋宁说他更希望两派左翼消除隔阂和矛盾，其方式便是双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达成团结一致，共同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奋斗，否则他也不可能让问题迟滞四五年之久才解决。事实上，在新中国之初的几年间，两派左翼都受到过中共领袖的批评，而为了解决两派左翼的矛盾，中共领袖也耗了不少时间和心思，包括周恩来亲自出面进行说服、调解，可是都无济于事，两派左翼之间的攻守斗争没完没了，双方的矛盾似乎成了解不开的死疙瘩，而解决不了矛盾的两派最后也都把矛盾上交到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那里。在党领导一切的新中国，其时正可谓百废待举，而两派左翼却矛盾激烈、内斗不已，作为中共最高领袖的毛泽东面对上交来的矛盾究竟该怎么办、会怎么办——是听任“内斗”继续，还是为了维护团结而消灭“内斗”？这是毛泽东责无旁贷、无法推卸的难题，他不是周恩来，再无可以上交的余地，必须做出最后的裁决。应该说，一场文艺界的纠纷闹到这个地步，政治的组织的解决已成难挽之势，只等政治的大板子什么时候打到谁的头上而已。

　　其三，应该注意，中共高层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一方面要求继续发扬革命的斗争精神，另一方面特别强调革命阵营的团结。可是这个既要斗争又要团结的平衡其实是很难维持的，因为革命胜利后，在革命阵营内部是很可能发生因为胜利而争权内斗闹分裂的局面的。这是中共高层最为担心的问题。不幸的是，这样的内斗确实发生了——在中共内部就是“高饶集团”引发的问题，而在革命文艺阵营内部则是“胡风集团”引发的问题。说实话，我一直隐约觉得中共最高领导对这两件事的处理是有关联的。记得在几年前参加王丽丽的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我曾经有感于这两个事件如此凑巧地接近，而向她询问过二者之间是否有某种潜在关联的问题。这不仅因为两案的定案时间，仅仅相差一个月——“高饶集团”的定案是1955年4月，“胡风集团”的定案是紧接着的1955年5月，而且因为两案之定案也有一个共同的着眼点，那就是维护团结、遏止内斗、反对分裂——前者是反对在党内争权夺势、另立山头的分裂主义，后者是反对在革命文艺界内部争权夺势、另搞一套的分裂主义。这样的着眼点反映了中共领导集团，尤其是最高负责人毛泽东对革命胜利后党的团结、文艺界的团结的重视和对分裂性的内斗的忧虑。这重视和忧虑不难理解：革命虽然胜利了，但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新生的共和国基础并不稳固，所以毛泽东最担心的事莫过于革命者因为胜利而争权夺利导致分裂。为此，中共中央在1954年1～2月间特意起草、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而高、饶之所以遭重谴，就是因为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率先在党内争权夺利闹分裂者。同样的，毛泽东也特别关心文艺界的团结。说起来，那时的毛泽东对周扬并非像一些人所想像的那么信任和倚重。据张光年晚年回忆，1953年初毛泽东曾把周扬叫去狠批一顿，将他撤职、外放，连当年筹办第二次文代会的事都不让周扬参加，而交给胡乔木去办。可是当毛泽东知道胡乔木主张解散“文联”后却大为光火，原因是这样做不利于文艺界的团结，所以他又叫回周扬主持筹办事宜。“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毛主席那时很注重文艺界的团结，注意团结老一辈文艺家”24——张光年如是说。不难想像，如此注重文艺界团结的毛泽东在观察了两派左翼多年的争斗之后会做何感想，并且也不难推定毛泽东最后在周扬和胡风之间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周扬诚然不是很理想的人选，可是他毕竟还有“党性”、愿意服从党的领导和安排，不会背着中央另搞一套，并且周扬也比较注意团结文艺界的大多数，至少不会排斥郭沫若、茅盾等左翼文学元老和巴金、曹禺、沙汀、陈白尘等资深进步作家。可胡风就不同了，他的“派性”要比“党性”强得多，而又孤傲自负，在政治上连周恩来都不放在眼中，在文学上则除了鲁迅和他自己影响下的那一群年轻作家之外，几乎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他甚至喜欢“主动选择不与人为善”，并且胡风在文艺思想上也确实另有想法、执意要在党的文艺方针之外另搞一套。再说，两派左翼的纷争已达四五年之久，问题不解决，文坛无宁日，现在既然双方都要求党中央裁决，看来也只有动用政治组织措施，才能彻底消除文艺界的内斗问题……这样的权衡考虑再加上同时发生的“高饶事件”的刺激，遂使毛泽东把胡风及其一群看成文艺界的害群之马，决意对之痛下杀手，从政治上清除搞分裂、闹派性最激烈者，来达到维护文艺界团结之目的。

　　一场本属文艺思想派别上的分歧，就这样由当事的三方搞接力赛似地推向不可逆转的政治解决之途。就此而言，“胡风集团”冤狱其实是包括受害者在内的两派左翼和中共高层不约而同地一步步“整治”出来的，所以与这场冤案有关的三方没有一方纯然是无辜者，也没有一方全然是加害者，其实各方都责任攸关，当然责任也有轻有重。毛泽东和周扬一派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但要说他们是蓄意制造冤狱，那恐怕也言过其实；胡风一群自然是更让人同情的受害者，但要说他们在这场悲剧中纯属无辜、毫无责任，那恐怕也不是事实。关于具体的责任问题，学界已有很多分析，此处不赘述。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当事各方的“共同问题”。这一点似乎被学界忽视了。

　　其实，事情之所以闹成这样而结局可悲如此，可能根源于各派左翼和中共文艺政策的共同特性——善于开展文艺斗争而且惯于把文艺斗争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却都从未考虑过为文艺斗争建构足够自由容忍的争论空间与和而不同的文化制度。这一共有的特性是集利弊于一体的，并且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成为了各派左翼及中共领导的思维和行为惯性。其利好是显而易见的——在革命时期文艺斗争作为对敌进行政治斗争的手段，确实极富批判的效果和战斗的威力，革命的左翼文艺因此成为革命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弊端则由隐而显——把文艺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本来就是片面的偏至，只是在革命时期左翼各派共同致力于对敌斗争，其内部分歧还比较隐蔽、内斗尚且受到抑制，到了敌人消灭、革命胜利之后，左翼文艺的战斗精神之发作，便不可逆转地集中在内部并激化到公开对抗因而不得不政治解决的地步。按说，文艺界的不同派别之间产生分歧以至矛盾，原本是很自然的事情，倘若当事的各方能够通过自由论争和相互商榷达成一致的意见，那自然是好事，如果一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则不妨各存其见、相互容忍可也。即使两派左翼在三四十年代不断发生矛盾、频频进行论争，也由于那时政治格局的不统一，不仅两派左翼谁也难以管制对方，就连作为他们共同上级的中共领导也鞭长莫及、碍难管制，所以那时的两派左翼也还能够在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中“相安无事”——至少还没有造成被政治处理和刑事处罚的悲剧。说来颇为荒诞而其实势所必至的是，偏偏在革命取得胜利后、中共领导一切的新中国里，两派左翼的矛盾斗争却激化到了非解决不可、但只能政治解决、而政治解决条件业已具备的地步：一方面，“大团结”会师后的一统空间不仅没有缩小反倒激化了两派左翼之间的思想分歧和权利之争，而由于狭路相逢的双方都富于斗争精神也都缺乏宽容的态度，所以面对激化的矛盾，他们既不能相互容忍，又不能自行解决，于是只能就近诉诸党中央来采取组织措施给予解决。另一方面，负有领导之责的中共高层对两派左翼的矛盾也不能坐视不管，解决之道便是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两派左翼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风，达到消除矛盾分歧、获得团结统一的目标。这套通过批评斗争达到团结目标的解决程序，乍看其来是不错的，其实它带出来的问题比它要解决的问题还大。因为它所谓批评斗争不可能是自由平等的论争，而是必须决出是非对错的交锋，它所谓团结不是相互包容和宽容的并存不悖，而是包含着政治统一意志的整合。这样一来，既要斗争又要团结的平衡木，就很可能变成要斗争就不可能团结、要团结就只能制止斗争的翘翘板。事情的发展正是这样：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风中，两派左翼都希望确立自己绝对正确的地位，谁都不愿居于下风，谁都没有包容对方之心，加上周扬一派作为矛盾的一方却又代表党来领导和组织批评讨论活动，那其实是同时扮演了运动员和裁判的角色，这就很难让胡风一派心服口服，胡风一派的不服当然会导致更大的批评和压力，而批评和压力又会导致胡风一派的更大反弹。如此反复争斗，双方的矛盾也就激化到完全不能沟通以至水火不容的地步，于是双方也就只能诉诸党中央的裁决，都希望借助党中央的力量打压对方。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矛盾不仅激化而且公开化了，“团结”荡然无存，文坛一片混乱。这样的局面显然有违中共政治高层要团结的意愿，他们不可能听之任之、坐视不管，何况不管也不行了——闹得不可开交的两派左翼不都强烈要求中央来管吗？于是党中央动用政治组织措施制止文坛内斗、强行维护文坛“团结”的整肃运动，也便不能不上演了。当然，到了这个时候，“团结”已由革命时期左翼各派必须顾全大局、一致对外的政治要求，演变成了革命后左翼文艺阵营必须消除内斗、达成一统格局的政治组织整合。对这种要求，从延安过来的周扬等人是比较愿意服从的，这一来是因为他们已经养成了服从党的领导的纪律性，二来也因为这种整合其实对他们是比较有利的事情。可是对胡风一群另类左翼来说，所谓“团结”的要求就意味着他们的被整合、被领导，那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步的事情，何况他们一群也不是任人捏的软柿子。不过，“好斗”的胡风一派也未必是为文艺自由而战，其实他们同样具有左翼文艺之整肃异己的思维－行为惯性，尤其擅长开展内部的帮派斗争，特别缺乏维护“团结”的意识和顾全“大局”的态度，如今既为了自保也为着争取对文艺界的领导权，他们必然坚持斗争、毫不妥协。不待说，正是胡风一群的这种一味“斗争”、不顾“团结”、目无“组织”的“态度”，才让毛泽东把他们当成搞小集团、向党闹分裂的“坏典型”。

　　至此，一场旨在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消除矛盾分歧获得团结统一的文艺整风运动，终于演变成了中共最高领袖不得不亲自出面动用党的权威来清理左翼门户的政治整肃运动。如此以斗制斗虽然使文艺界恢复了既有“斗争”又要“团结”的平衡，但那是一种政治监控下的恐怖平衡。平衡的结果，胡风被打入牢狱，他觉得“心安而理不得”，周扬一派似乎大获全胜，其实不过一时侥幸而已。这样一种结果，确乎是胡风和周扬都始料未及的，却也是理由固然、势所必至的事。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两派左翼与中共领导都只善于开展文艺斗争而且都惯于把文艺斗争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却都从未考虑过为文艺斗争建构足够自由容忍的争论空间与和而不同的文化制度。这就为左翼文艺阵营埋下了自我毁灭的隐患。在革命时期，两派左翼的斗争目标主要指向外部敌人，内部的矛盾尚未激化，所以他们还能相忍并存；等到革命胜利之后，外部的敌人消灭了，左翼内部的矛盾就陡然激化到不能相容的地步，而缠斗得难解难分的他们也都习惯成自然地把文艺斗争诉诸政治解决，所以也都迫切地要求着党中央的政治裁决，于是因文艺斗争而在政治上遭谴也就轮到左翼自己了。只不过今天遭谴的是这些人、明天是另一些人而已——1955年是胡风一派，1966年不就轮到周扬一派了么？

　　周扬的缺乏自由宽容精神和毛泽东的整肃“胡风集团”之误，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所以此处不论。需要补充分析的是胡风——他当真显然无疑地是一个为文艺自由而献身的人么？

　　可以理解，由于胡风乃是“胡风集团”冤案的最大受害者，加上其文艺理论乍一看颇有些自由主体性的魅力，所有近二十年来研究者们都很乐意把胡风及其影响下的一群看成是在左翼文艺内部捍卫文艺自由的斗士，而很容易忽视他们的文艺斗争——文艺理论和批判实践——也同样缺少必要的宽容和民主的精神。当然，“置身在民主斗争”中的胡风也不无强调文艺民主的言论。比如他在1944年4月所写的那篇纲领性文献《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中，就着意强调了文艺批评作为斗争形式和民主行为的关联——

　　努力不能在和平里面实现，要胜利就得发动斗争，发动在明确的斗争形式上的文艺批评。人生的真理不会一下子跳进我们的眼里，而是要经过互相抗争也互相吸收的批评作用才能够渐渐现形的。所以，只有通过批评，才有可能追索到生活世界和艺术世界的深的联系，只有通过批评，才有可能揭开而且解剖一切病态倾向的真相，保卫而且培养一切健康力量的生机。

　　但批评要实现这样的任务，就非处在能够各人直说真话的民主政治的条件下面不可，因为批评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民主性的行为。只有在民主政治下面的民主的批评，才能够反映时代，把创作实践以及批评实践本身推进真理之门。25

　　在这里，胡风说批评是一种民主行为、需要以民主政治为条件，又说批评是一种斗争形式，这都是不错的。但胡风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批评作为一种民主行为，首先需要批评者从自身做起，养成民主的精神和宽容的心态，倘若没有这个，则批评者就不免自觉真理在手甚至自以为就是真理的化身，于是恣意裁判和批判别人，那所谓批评就很可能变成只有斗争的旨趣而没有民主的意味。再看胡风的言说逻辑，是先强调斗争的必要，然后才说民主的必要，其间是否无意识地流露出准备专以斗争之道批判别人、所以不能不拿民主的说辞来保护自己之意呢？不能说没有。因为如前所述，正是从《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开始，胡风发动了一场专门针对除他影响下的那个“健康力量”之外的其他左翼－进步作家的文艺批评斗争，不由分说地将之一概视为病态和逆流，其涉及面之广大、批判性之蛮横，实在是既无政治分寸、也无艺术民主。1947年元月，当胡风把他的这些战斗檄文结集为《逆流的日子》时，他在该集的序言里不胜欣喜地宣告，“为民主的斗争开始在生长，在扩张，文艺的战斗的有生力量也是一直在开拓着自己的道路的”，这所谓“文艺的战斗的有生力量”其实指的是胡风自己影响下的一群。进而胡风又慷慨陈词——

　　这就急迫地要求着战斗，急迫地要求着“整肃”自己的队伍，使文艺成为能够有武器性能的武器。有武器性能的武器才能够执行血肉的斗争，是血肉的斗争才能够和广大人民的血肉的斗争汇合，使广大人民的血肉的斗争前进，削弱以至击溃那个大逆流的攻势。26

　　在这里，胡风明确地将文艺批评斗争提升为具有武器性能的战斗，而战斗的目标则是“整肃”自己的队伍。按，胡风所谓“自己的队伍”并非他自己影响下的那一群，而是指他那一群之外的其他左翼－进步作家。据研究者的不完全统计，在胡风发动的这场文艺“整肃”运动中，“被点名清算的作家包括了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沙汀、姚雪垠、臧克家、碧野、严文井等，后来又增加了朱光潜、马凡陀、陈白尘、许杰等众多的作家。”27除了朱光潜算不上进步外，其他人都是国统区比较优秀的左翼－进步作家。这样一种既无政治分寸、也无艺术民主的文艺斗争，不能不说是蛮横和极左的。可是，胡风自己丝毫不觉得过分，所以他在序言里盛气凌人地斥对方为可耻的逆流，并在文末模仿鲁迅的口吻，把自己发动文艺“整肃”斗争的行为修饰得相当悲壮和正当——

　　也是由于这个可耻的特色，我还敢于把从剪刀、厌恶，暗刺下面偷生过来的这一叠纸送给读者。这里面的一些微弱的感受和微弱的要求，虽然是从那一段腐烂的时间的腐烂的现实发生出来的，但我相信，它们不但还可以适用到现在，而且还适用到将来，甚至是并非太近的将来。28

　　搭着解放战争的顺风船，胡风激进的文艺理论批评在国统区文艺青年中颇有影响，热情的追随者并且热心地扩大其影响。比如，朱自清1947年5月17日的日记中就有记载——

　　朱谷怀与何孝达来访并借给书籍多册，多系胡风的评论。他们喜欢胡风，远过茅盾，颇喜路翎的现实主义作品。此来欲启发我同意其观点，然恐最后令其失望，因我毕竟是头脑冷静的人。我愿受启发，因我要永远保持宽阔的胸怀。29

　　胡风自己则既不宽容也不冷静。他本来就是个很自信的人，新中国之初一些追随者已把他吹捧为可继“马、恩、列、斯、毛”的“胡”，胡风欣然接受之，头脑更不可能冷静了，遂误以为新中国文艺的领导权是非自己莫属了。所以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开展文艺斗争，那其实是他在四十年代发动的文艺整肃运动的继续，只是把斗争的主要目标由郭沫若、茅盾转移到他最不能容忍的当权者周扬身上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风也确实可与毛泽东一比：毛泽东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有“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理论，毛泽东发动了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他发动了国统区的文艺“整肃”运动。只是胡风手中没有毛泽东的权力。胡风虽然并不一定佩服毛泽东，但他需要毛泽东的授权，何况他碰上了老对头周扬，让周扬来观文艺，他怎么能够服气呢。于是，他决心继续施用和发挥自己的文艺理论批评，并组织人马继续勇敢地进行战斗，极力夺取新中国文坛的主导权。胡风肯定没有想到，那是他“最后的斗争”。他大概以为也很崇拜鲁迅的毛泽东一定会支持他而清算周扬等人，把管文艺的权转交给他这个鲁迅的出色弟子吧。可是，经过一段对两派斗争行为的比较观察和对文艺界团结统一的权衡，毛泽东还是支持了周扬一派而整肃了胡风一派。这是一次真正的“文人党争”，所以作为真正革命党的中共当然不能听任“党内文人”的内斗漫延下去，而惟其是“党内之争”，“党”的政治组织处理也就特别严厉而绝不宽假——共产党的最大力量所在并且也是其与国民党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其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来贯彻统一的政治意志。

　　由此造成的冤案肯定是大错特错的，但倘以为让胡风一派执掌新中国的文艺大权，就会是一派文艺自由的局面，那恐怕是一种想当然的幻想。窃以为，即使比胡风和周扬都高明的鲁迅，大概也不行。这“不行”一则当然是毛泽东等中共领袖未必容许鲁迅“自由”，二则恐怕鲁迅自己也未必会那么“宽容”。关于前一点，鲁迅自己早有预言，并且据说——

　　1957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参与其中。谈话之间，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对这个大胆的设问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吃惊之余，不敢再做声。

　　这则传闻由来已久，近来更是广泛流传并且引起了热议——有的人认为是真的，有人认为是作伪。然而热心争议和借题发挥的文章虽多，却都没有提出或想象过一个也许更重要的问题：假如鲁迅活到新中国并且当了头、掌了权，他会宽容地容许异己的知识分子自由吗？对这样一个后设的历史问题，我们不可能听到鲁迅的意见，但不妨参看一下鲁迅生前对过往历史上的类似人事是怎么个看法。鲁迅虽无胡适那样的历史癖，却也常常在文章里和课堂上臧否历史、评骘古人。例如关于曹操及其杀弥衡的事，鲁迅就曾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北大课堂上发过这样一番非同寻常的议论——

　　他说，“曹操被《三国志演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30

　　这是鲁迅的学生冯至的回忆，冯至是个诚实的人，他的回忆应该是确实可信的。若然如此，则宣称“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的鲁迅和坦言“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的毛泽东之间惊人的相似，不是很耐人寻味么？

　　二十多年前，我曾经讨论过“自鲁迅毛泽东以来的中国艺术思维、维护思维和政治思维”的偏颇问题，并针对当年正在兴起的另一种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狂热而聊作提醒道——

　　毛泽东由于其在当代政治上的巨大失误，最终迫使我们痛苦地承认了他的思维的片面、偏颇和不健全。而鲁迅则因其早逝而与当代思维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一直非常容易也非常乐意忽视他的思维的偏颇与不健全，更不愿意承认他的思想通过毛泽东，通过一代代人不加反省的学习，已经深深地渗透到当代思维中，深刻地影响着当代历史的进程，而这种影响也就很难说只有益而无弊——文革中的极左思维和近几年文化讨论中的偏颇，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化思维的延续。我们从当代一大批最杰出的中青年学者在评论重大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讨论有关民族群体生存的根本问题时，所表现出的种种令人震惊的偏执、轻率、狂热和急躁的论调中，就不难听到其中有着鲁迅（和毛泽东）的巨大回音。这才是问题的真正严重性之所在。由此造成的以及可能造成的现实后果，当然不应该由鲁迅来负责，但是不管我们自觉还是不自觉，我们都是鲁迅遗产的继承者，因此在今天我们的确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新文化既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它又是带有极大缺陷和偏颇的思想遗产。这是我们继承这笔财富的思想前提。早认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少付点代价。31

　　现在当我们来讨论“鲁迅与胡风的精神传统”时，也很可能非常容易而且非常乐意地在与毛泽东、周扬们的对比中，把鲁迅和胡风树立为既追求革命又坚持自由的完美文化典范，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他们与毛泽东周扬们作为革命者和革命文化战士所共有的偏颇和不足——鲁迅之宣称“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和毛泽东之坦言“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不就表现出同样偏激的思想和不宽容的态度么，何况胡风与周扬呢！

　　这并不是要苛求历史和历史人物。其实，既没有完美无缺的历史人物，也没有圆满无误的历史运动。尤其是那些旨在进行社会改造、民族独立、国家重建以至人类自由解放的革命历史运动，总是因其崇高的历史目标而拥有巨大的历史正义性和感召力，然而惟其是非常的历史大事变，所以革命运动也就不可避免带有非同寻常的历史局限性和极端化的偏颇。如此这般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局限性乃是革命历史运动之集于一体的两面，在实践上既难以分别去取、在认识上也不可分而观之。而这样的革命运动一旦发动起来、推行开去，就会形成巨大的运动惯性（所谓势所必至不可阻挡之“势”是也），直至彻底发挥出其历史必然性的势能、完全暴露尽其历史局限性的偏颇而后止（所谓走向“极端”直至“反面”是也）。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和发生在20世纪中国的革命，就是这样非同寻常、真正革命的历史运动，所以它们都挟带着历史的正义而发展得轰轰烈烈、进行得势不可挡，然而也都异常激烈、血火交集，以至在无以复加的专制中走向反面、在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恐惧中偃旗息鼓。许多历史研究者都很感慨于这些大革命运动的走向反面，却很少有人意识到真正的革命运动既具有争自由解放的历史正义，同时也不可或缺地具有集中、统一以至专制的基因，可倘若没有后面这些强有力因素的作用，再合理美好的革命理想都只是一纸空谈，而不可能真正付诸于历史的实践、真正落实成历史的实际。由于同样的原因，从事革命和革命文艺运动的人多少都会拥有某些共同的革命品格，譬如坚定不移的斗争精神和不能宽容的思想态度。这些近似的品格未必纯属个人气质，而更可能是革命所感召出来的精神品质。正因为都程度不同地拥有这些充满“正气”和“豪情”而又不无“霸气”以至“杀气”的品格，所以革命者才能够坚定不移地把革命斗争进行到底；但也同样因为有这些品格，他们都不可能真正宽容政治上和文艺上异己派别的存在，即使在革命阵营内部，也往往纷争不已，甚至互不相容、自相残杀。此所以杰出的革命者之充满“正气”和“豪情”而又不无“霸气”以至“杀气”的品格，往往是集非常寻常的力量与非常偏执的极端于一身。惟其如此，革命的过程和革命的结果，都不可能是革命理想的完美无误的实践和丝毫不差的落实，而几乎必然地带有不容异己、行事专断以至专制残酷的并发症，至于诊治和消解这些并发症及其后遗症，却只能是每一场大革命彻底耗尽其势能之后的“后革命”以至“反革命”时代的任务。

　　2009年12月11日草成，2010年1月25日改定

　　注释：

　　1 一年后，郭沫若又一次提出来这个建议——参见郭沫若：《我建议》，《楚风月刊》创刊号，广州，1947年1月1日出版。

　　2 胡风：《回忆录·再返重庆》，《胡风全集》第7卷第61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按，这一部分据说是梅志代笔的。

　　3 重庆《新华日报》的报道是：《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陪都文化界集会纪念——大家发出一个呼：跟着鲁迅的道路前进！》、《周恩来同志出席致词 希望文化界能参与政治会议，依靠人民建立民主的新文化》、《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为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纪念，敬献旧体诗两律 柳亚子》，这三篇报道都已收入《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4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

　　4 参见王珊、程凯华：《周恩来论鲁迅》，《河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及程凯华：《周恩来论鲁迅与郭沫若》，《邵阳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5 郭沫若：《借问胡适——由当前的文化动态说到儒家》，《中华论坛》创刊号，1937年7月20日出版。

　　6 王丽丽：《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第47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7 胡风：1941年8月13日致路翎，《胡风全集》第9卷第18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8 胡风：1942年x月31日致聂绀弩信，《胡风全集》第9卷第427～428页。

　　9 王丽丽：《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第478页。

　　10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华盖集续编》，《鲁迅全集》第3卷第2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1 鲁迅：《再论文人相轻》，《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6卷第336页。

　　12 茆贵鸣：《文艺论争中的乔冠华与胡风》，《文史精华》2006年第3期。

　　13 吴永平：《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

　　14 王丽丽：《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第471页。

　　15 以上引文并见胡风：《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的方向》，《胡风全集》第3卷第175～181页。

　　16 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希望》第1集第1期，1945年1月出版。

　　17 以上引文均见舒芜：《论主观》，《希望》第1集第1期，1945年1月出版。

　　18 参加这个文件起草讨论的人员中既有国民党的文化官僚张道藩、王平陵，也有左翼文化阵营的代表茅盾和胡风，以及接近左翼的黄芝冈，后来又增加了张道藩的代表李辰冬。经过一番讨论之后，交由胡风执笔。

　　19 舒芜：《论主观》，《希望》第1集第1期，1945年1月出版。

　　20 邵荃麟：《论主观问题》，《大众文艺丛刊》第5辑，1948年12月出版，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此处引文见该书上册第238页。

　　21 胡风：《关于乔冠华（乔木）》，《胡风全集》第6卷第516页。按，“他（指乔冠华）成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重要批判对象”一句有语病，这句话其实是说乔冠华在重庆时是党内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代表，因而成为受批判的对象。另按，在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2期上的《文稿三则·关于乔冠华（乔木）》里，胡风的话是这样说的：“接着次一期就发表了乔冠华写的专门批评我的文章。这就清楚了：邵荃麟所谓的全面批评，不过是表示不专门攻击某个对象的表面文章，乔冠华完全批评我的专论才是正戏。看了以后，情况是出乎意外：第一，原来乔冠华在重庆是党内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重点批评对象，现在竟立地成佛，变成一贯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站出来批判胡风的唯心主义了。”

　　22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引文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7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23 鲁迅：《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学讲》，《鲁迅全集》第7卷第118页。

　　24 李辉：《与张光年谈周扬》，《往事苍老》第276～277页，花城出版社，1998年。

　　25 胡风：《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的方向》，《胡风全集》第3卷第183～184页。

　　26 胡风：《逆流的日子·序》，《胡风全集》第3卷第172页～173页。

　　27 茆贵鸣：《文艺论争中的乔冠华与胡风》，《文史精华》2006年第3期。

　　28 胡风：《逆流的日子·序》，《胡风全集》第3卷第173页。

　　29 见《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45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

　　30 冯至：《笑谈虎尾记犹新》，《冯至全集》第4卷第19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31解志熙：《鲁迅遗产的代价——从“历史的中间物”谈起》，《北京大学·学术理论副刊》第9期，1989年3月25日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