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者蘅传略

    杜者蘅，辽宁省开原县(今开原市)人。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同年11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抗日游击第一纵队第一游击大队第三中队队长兼指导员，兼任浆水抗日临时政府除奸部长、129师385旅独立团连队指导员、营副教导员，385旅教导队指导员，旅直教导员，旅政治部教育科科长，冀西专署专员，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太行一专署专员、粮食总局局长、第二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太行第四专署、第一专署专员等职。抗战胜利后，任辽北省二地委副书记、二专署专员；辽北省政府秘书长、代理省主席；辽宁省(即1948年的辽南省)政府秘书长、副主席、代主席，辽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委员、农业部部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副政委。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辽宁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等职务。1975年11月8日逝世，终年66岁。

一   

　　杜者蘅，曾用名杜友蘅。1909年11月27日出生于辽宁省开原县金沟子镇二道沟村一农民家中。父亲杜柏令，曾任金沟子镇地方警察区保长，1921年解职务农。长兄杜友梅，曾任东北军的中尉，九一八事变后回乡教书。自杜者蘅记事起，杜家有22口人，薄地100多亩，车马农具齐备，男耕女织，雇有长工和季节工，自家人也参加劳作。

　　杜者蘅幼时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在家中放猪做农活之余，跟父亲渎书习字。1919年秋，家里送他到离家30里的金沟子镇念初小，因识字较多，直接插班入四年级。1921年转入离家8里的一个村小学，1922年在家中续读私塾，1923年春再到离家20里的一个村小学读高小，1924年秋高小毕业，考入金沟子镇初中。杜者蘅受父亲的影响很大，性格倔强、遇事好打抱不平。幼年时即常因小伙伴受到外村人的欺负挺身而出。1924年在读高小时，学校成立学生自治会，他被推选为负责人，经常因为校长处理问题不当而代表学生与校长理论。当时学校经营一个合作社，学生和教职工在合作社中通过参加劳动理应获得红利，但校长专权，不分红利，他代表同学和教职工与校长理论，使同学和老师分得了红利，也使他赢得了声誉。这一时期，他一方面受平等自由思想的影响，富有正义感，同时也萌生有逞能任性，自命不凡，好与人斗的个性。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政治腐败，官吏横暴，盗贼蜂起，民不聊生。奉系军阀的压迫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饱读诗书的父亲杜柏令希望儿子读书立世，光耀门庭，执意送杜者蘅到省城奉天(今沈阳)读初中。1925年秋季杜者蘅考入省立第一工科学校初中部。临行前，父亲告诫杜者蘅：“最好不在政界混事，学个实业来自食其力。”告诫他择友之道：“爱钱与好色者万不要接近。”

    1927年春，杜者蘅因反抗学校训育主任借故强迫学生并打了训育主任而被开除学籍，之后入奉天迪化英文补习学校学英文。1927年暑期，考入东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理科一年级。 1930年7月，杜者蘅高中毕业，考入东北大学化学系学习，、艰难的求学路上，杜者蘅省吃简用，住校外小旅店，常常是单衣在晚上洗了，早晨穿上去上课。杜者蘅敢于反抗压迫，并开始对新思想产生好奇心。课余时间，他阅读了鲁迅的《彷徨》、《呐喊》、《故乡》及其他一些进步文学作品，打下投身进步事业改造旧社会的思想烙印。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杜者蘅耳闻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没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偌大的沈阳城，心情愤懑。由于东北大学停课，杜者蘅只好从学校返回家中。九一八事变后杜家家业也日渐中落，杜者蘅生活不安，求学不能，内心焦虑万分。此时，东北民众抗日热潮风起云涌，杜者蘅曾想组织或参加义勇军。1932年冬，同乡戴季民由北平(今北京)  返乡组建义勇军抗日，并通过同学英时介绍找到杜者蘅，两人在奉天会面，戴季民要他在原籍组建抗日义勇军。杜者蘅以满腔的民族义愤当即答应，很快就联络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乡及一批山东籍的农民在金沟子组建了“义勇军大刀会”，委任同乡人付贵春为独立团团长。大刀会在开原一带与敌伪开展斗争，后来，随着局势的继续恶化，周边地区的义勇军相继失败，1933年春，大刀会自行解散。

二

　　1933年夏，杜者蘅通过同学的来信得知“东大”已经在北平复课，遂到北平东北大学继续学习。因理科已取消，便插入经济系二年级，选学统计、会计两门主科。主要的经济来源是靠学校对流亡学生的补助费。

    此时北平的东北大学，其学生都是东北流亡青年，大家都有国破家亡强烈的民族义愤。当时学校里有国民党、国社党、共产党等各种党派活动，同学们思想非常活跃，政治观点也非常复杂。杜者蘅虽然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义愤，但又受“君子群而不党”的思想影响，因而常以自己无党无派是大公无私而孤芳自赏，不愿参加政治活动。在这种思想支配下，1935年在北平发生的“一二•九”、  “一二•一六”学生运动，他都没有参加。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入侵中国的严酷斗争现实，开始转变了杜者蘅的思想。1936年2月23日清晨，北平宪兵闯进东北大学，以扰乱社会罪名逮捕了46名学生，这些学生都是坚决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爱国青年，其中有些是与杜者蘅平日很要好的同学。这件事对杜者蘅产生了强烈震撼。从此，他开始思考并逐渐接受共产党的观点、理沦和主张。这一时期是杜者蘅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时他虽然还不是革命者，但从思想上已经开始抛弃“中立”思想，进而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1936年6月，杜者蘅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初期，面临就业与个人生计的选择。一些亲国民党分子拉拢他，动员他为国民党政府效力，被杜者蘅一一拒绝。他的志愿是投东北军，参加抗日或做技术工作。正当他为前途无着而忧虑时，恰巧远在西安的同学宋黎邀他去西安，从事东大校友会抗日救亡工作，他欣喜万分，马上应邀到西安。1936年9月，杜者蘅参加了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任情报组长。东北民众救亡会是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救亡组织。1936年 10月，杜者蘅又经宋黎、张兆麟以“左倾青年”名义(因无党派)介绍到东北军总部办公厅二科当职员。

    在西安，杜者蘅接触并阅读到许多进步杂志和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他以东北民众救亡会的名义向东大校友和东北军总部的青年军官热情地宣传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参与组织纪念九一八事变5周年东北军民游行大会，参加围城纪念活动和援绥运动。杜者蘅废寝忘食地工作，印刷宣传品，募集慰劳品，筹款，演出戏剧，在群众集会上演讲等。杜者蘅在讲演中激昂慷慨地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此时不干何时干!”宋黎、高扬等一批地下党员都与他保持着密切的接触。

　　1936年12月9日，杜者蘅参加了西安青年学生举行的纪念“一二•九”运动1周年向蒋介石请愿游行。12月25日放蒋后，杜者蘅接受党组织委派，与很多进步青年一起到东北军部队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此期间，杜者蘅还多次与胡开明、高扬、辛冶、王琬、张毅等一起到渭南前线东北军部队进行慰问活动，举办各种类型的演讲会、座谈会，热情地宣传讲解中共抗日主张。在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中，杜者蘅对共产主义理论有了理解，对中共主张也有了明确的认识。当时在西安有一个社会团体要办一份刊物，表面上是主张抗日，而内容却是破坏联共抗日，党组织委派杜者蘅打入其内部开展工作。杜者蘅最初认为这有伤于个人正派品格，但从革命大义考虑，他转变了思想，认识到“代表劳动大众意愿的无产阶级品格是至高无上的”。这一时期，杜者蘅对自己的政治方向已经十分明确，“除非共产党，什么都不能参加了”。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发生分裂，西北三位一体解体，东北军被东调豫皖苏。1937年春，东北军东调时，杜者蘅向中共地下党组织提出了去陕北延安的请求。党组织考虑到统一战线的需要，让杜者蘅继续留在东北军内工作。1937年3月，杜者蘅随东北军部队经安徽蚌埠，到了江苏，并在江苏省“绥靖”公署做群众运动工作。此时，东北军内部已发生变化，许多公开参加进步活动的人员被排斥出部队。杜者蘅在军中也是只给薪水，不给具体工作。他除参加社会上的抗日救亡活动之外，多数时间用来阅读马列主义进步书刊。这期间，先后阅读了《新哲学大纲》、《大众哲学》、《唯物论教程》、《辩证法》、《十月革命与二月革命》、《新经济学大纲》、《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等。虽然不能全部理解，但却使杜者蘅在思想上明确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理论，清除了自己的超阶级思想，确立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真正革命的思想，树立了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人生目标。

三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1937年9月，杜者蘅在江苏得知中国工农红军已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开赴华北抗日的消息，遂向在东扑军中工作的党的负责人高扬提出到华北抗日前线参加抗日斗争的要求。经批准，杜者蘅从东北军退职，与高扬一道，先到山东济南第六战区参加民运工作。不久，转道河南新乡，于 1937年10月25日到达山西太原。此时周恩来在太原地区开展工作，曾提出创建一个“东北新军”，并起用原东北军的两位师长张政枋、张廷枢，由中共中央北方局从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东北流亡学生中选调200多名党员和进步学生组建了十八集团军东北抗日游击第1纵队，归129师领导，有东北军军官 (其中有3人为中共秘密党员)、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北平学生参加。纵队由张政枋任司令，张廷枢任副司令，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长周桓任政治部主任(政委)。杜者蘅奉周恩来的指示参加了该纵队。

    1937年11月1日夜，杜者蘅随东北抗日游击第1纵队从太原出发，开赴太行山区，准备收编东北军从平汉线溃退下来的散兵。部队经过徐沟到太谷，于1937年11月中旬到达和顺县油坊岭停下来休整。休整期间，杜者蘅由高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无候补期。党支部领导关山复在与他进行人党谈话时说：“你早已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此后，杜者蘅又随部队经青城、松烟、桃树坪，翻越山岭，于1937年11月20日到达邢台浆水镇。邢台建党较早，有党的工作基础。在浆水镇，国民党基层政权已垮台，杜者蘅按照纵队党组织的指示与高扬、王旭、李都等负责开辟地方工作，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重建政权。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华北战场的斗争形势更加严峻。八路军提出了“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反对退守黄河”的口号，提出了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主张。11月10日， 129师在和顺县武家庄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分兵发动群众，迅速建立抗日根据地。1937年11月底，杜者蘅等人即以其卓越的组织才能，在几天时间内，就建立起浆水抗日临时政府，主席李梦萍，副主席冯长诗、梁如月、吴光裕。临时政府派员在县郊的4个村子发动群众，搜集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等，组织了十八集团军东北抗日游击第1纵队第1游击大队(邢台抗日游击队)，刘振邦任大队长，王旭任教导员，队伍有200余人，党员三四十名，下设3个中队，中队建有党支部，杜者蘅担任第3中队队长兼政治指导员，并兼任浆水抗日临时政府除奸部部长。第1游击大队建立后，杜者蘅随部队领导一起抓了部队的整训工作，开展政治课、军事课教育。政治课讲党的政策，统一战线，党的性质、任务、纲领和目标，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事课主要是军事训练，讲持久战，游击战术，开展游击活动，进行武装宣传。此后，杜者蘅随这支抗日游击队，袭扰日伪军，惩处汉奸，破路劫车，用游击战的方式打击敌人；建立统一战线，恢复政权，组织群众，开展建党等工作。宣传工作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有人出人，有力出力。

　　1938年初，日军组织许多兵力向浅山区东川口一带扫荡，杜者蘅随第1游击大队配合129师先遣队2大队进行阻击。日军以猛烈炮火轰击我方阵地，战斗中，指挥战斗的先遣队2大队潘营长中弹负伤，倒在距离日军阵地很近的地方，杜者蘅冒着枪林弹雨，奋不顾身冲了上去，背回潘营长，又接着指挥战斗，打退了日军的进攻。战后杜者蘅受到纵队领导的口头表扬。在此期间，杜者蘅又随第1游击大队破袭了平汉线部队提前侦察好了地形，白天进发到皇寺，夜间摸索到铁路线上，用黄色炸药炸毁了一座桥，因没有破路工具，轨道没被拆除。但对敌人也起到了很大的打击作用。

　　1938年3月，杜者蘅随纵队第1游击大队编人129师385旅独立团，任连指导员、党支部书记。1938年4月，日军以3万兵力，分9路合围129师所在的晋东南地区。129师在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的指挥下，展开反击9路合围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杜者蘅所在连曾多次担任阻击任务。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勇猛顽强，是众所周知的“杜大胆”。一次，杜者蘅所在连队突然遭遇日军包围，他和13名战士与大部队失上联系，杜者蘅率13名战士团结一致，经过7天的艰苦跋涉，终于回到部队。连长李东文握住杜者蘅的手，激动地说：“昨天才给你们开完追悼会，今天你们都回来了，老杜领导有方啊!”杜者蘅在每次战斗中，都不顾牺牲个人的危险，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战后总结时，多次受到部队的表扬。组织上评价为：“模范、坚定、勇敢、忠实于党，有夏伯阳式的知识分子气派。”129师政委邓小平也称赞杜者蘅说：“一个大学生作战这样勇敢，真不简单呀！”

　　1938年秋，杜者蘅升任独立团营副教导员。1938年冬，杜者蘅调任385旅教导队指导员兼主任政治教员，主要工作是对部队中的工农干部进行时事形势教育、马列主义思想教育，讲授游击战等军事理论，以期提高干部的综合水平和消灭党内文盲。1939年升任385旅旅直教导员、旅政治部干部教育科科长，兼任旅直党总支书记。

　　1940年，华北抗战进入了最为艰苦的时期，日军实施以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的“囚笼”战术。太行冀西地区形势严峻，所属各县各自为战，根据地日趋缩小。为加强对冀西地区的领导，1940年1月，杜者蘅改做地方工作，任冀西公署专员。杜者蘅到任后，坚持政治上的原则性，组织上的严肃性，领导方式上的民主性，全力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取消伪维持会，指挥武装工作队打击汉奸、恶霸，破坏敌人粮食运输等，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1941年5月，在日伪军的不断进攻下，太行区抗日根据地日趋缩小。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杜者蘅亲率专署警卫连到辖区内各县与日军展开游击战，然终不能阻敌前进。杜者蘅带领专署的同志立即改变方式，避敌锋芒，集中力量，发动群众壮大基层武装力量，伺机打击敌人，遂使太行专署在日军节节进攻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并顺利完成了1941年的春耕生产等工作任务。

　　在中央发出开展调查研究的指示后，杜者蘅注重将系统的调查研究与实际工作相结合，促进了工作的不断进步。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主席杨秀峰，副主席薄一波、戎伍胜。1941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冀西专署改称太行一专署，杜者蘅任专员、地委常委、专署党组书记。在担任专员期间，杜者蘅政治修养强，对敌斗争勇敢，政治立场坚定，讲原则，民主作风好。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出色地完成任务。

    1941年，蒋介石发动两次反共高潮，日伪军对晋冀鲁豫边区根据地实施了大规模“扫荡”和“蚕食”，加上1940年和1941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太行区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活陷入困境，特别是边区政府的粮食成了大问题。与此同时，日伪军也在与根据地军民争夺粮食，日伪军组织了“没收队”、“抢粮队”到边区抢粮。为应对这一困难，1941年9月9日，经 129师政委邓小平亲自提名，杜者蘅调任晋冀鲁豫边区粮食总局局长。杜者蘅上任后，为了搞到粮食，支援前线，常常夜间带人到日伪军眼皮底下的赞皇、高邑、长治等县去活动，组织粮食征购和运输，为边区斗争提供了最有力的保证。在一次下乡筹粮的路上，杜者蘅遭遇突然爆炸事故，腿部受伤，同志们都劝他休息几天，但他坚决不离征粮前线，说“粮食就是生命呀啊！”简单包扎一下伤口后一直坚持战斗在征粮前线。1942年秋季，粮食成了关系到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生存的大问题。杜者蘅经常深入到各村召开干部会，发动群众，号召快收快打快藏。认真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日伪军的血腥罪行。搞好合理负担，取得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很好地完成了根据地的粮食征购任务，保证了根据地军民的需要。为进一步搞好地区性的粮食购销工作，杜者蘅在调查研究后，还建议成立了区县乡村的粮食征购机构。杜者蘅担任粮食总局局长工作中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粮食总局党组织的高度评价。

    1943年2月26日，杜者蘅被调仔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第二专区行政督察专员。由于工作业绩突出，被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通令记功一次。1943年9月至1944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整风的部署，杜者蘅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运动。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杜者蘅认真清理自己在各个成长阶段的思想变化，反省自己思想意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使自己在思想上、行动上进一步统一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的要求保持一致。通过这次整风运动，杜者蘅实现了个人思想上的净化和升华，在他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每时每刻都留有这次整风运动不可磨灭的印迹。

    1945年3月24日，杜者蘅任太行第四专署专员；1945年 6月18日调任太行第一专署专员。

四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发展，及时制定了党对东北方针政策，确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决定从各抗日根据地抽调11万人的军队和2万名干部进入东北。杜者蘅奉命回东北开展工作。

    1945年11月初，杜者蘅随太行区挺进东北干部支队抵达沈阳苏家屯。1945年11月12日，经东北局组织部分配，杜者蘅被任命为西安地委(亦称辽北三地委)副书记、专署专员，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霍明，军分区司令员伍坤山，副政委黄彬森，副专员魏震伍。西安地委下辖西安(今辽源)、西丰、开原县委，后又增辖东丰、海龙县委。

    当时西安地区的局面实际上是由日伪残余势力拼凑的所谓“地方治安维持会”控制着。国民党在这里设有县党部，老百姓也以国民党为正统，土匪、流氓与国民党、三青团相互勾结，接受封官委任，与共产党及新生的人民政权武装对抗，形势异常复杂。1945年11月13日，西丰县曾发生了地主武装“大刀会”、“红枪会”300多匪徒的武装暴乱。相临的东丰县还有500多条枪分散在县镇区村，受县“地方维持会”的指挥。面对如此艰险局面，杜者蘅同地委的领导同志，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战，抢夺人民胜利果  实的阴谋；以接收工作为中心，加强专署机关建设和群众组织建设，接收日伪政权和财产，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反奸反霸，碱租减息，建立民主政权和人民武装，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为南满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准备撤出大城市控制乡村的指示精神，1946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撤销辽北省委，将辽北省委所辖中长路以东的三地委(西安地委)及其所属各县委  划归中共吉林省工委领导。1946年2月上旬，中共辽北分省委在东丰县成立，西安地委改称辽北二地委，归辽北省分委领导，二地委下辖西安、西丰、开原、梨东县委，杜者蘅改任辽北二地委副书记，地委书记钟平。1946年4月，杜者蘅代理二地委书记。

    1946年4月19日，辽北省临时参议会在东丰县召开成立大会，选举王焕文为议长，李砥平为副议长；省主席阎宝航，副主席栗又文，杜者蘅当选为省政府委员，秘书长，6月，代理省主席。1946年3月18日，国民党军集中5个军10个师的兵力分别向中长路南段之海城、营口、本溪和沈阳以北之四平大举进犯。为迟滞国民党军队向北满根据地的大举进攻，中共中央决定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于四平地区阻止国民党军北进。东北民主联军从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进行了四平保卫战，，杜者蘅负责保障参战部队的军需运输工作。从运送伤员的角度考虑，为保证运输，杜者蘅提议修复四平至梅河口间一段被破坏的铁路。铁路修好后，却受到指挥员肖劲光的严厉批评。肖劲光认为此时修好铁路可能会使国民党得利，为此，要处分主持修路的铁路站长。杜者蘅以地方官的名义主动承担全部责任，并反复陈述修路的正确理由，使肖劲光作了让步。结果在四平保卫战中，这条铁路在保障军需物资运到四平前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及时将大批伤员运下。四平保卫战之后，那位险些被处分的站长因此受到了表奖。

    随着战局的变化，为了坚持敌后游击战争，1946年5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在通化重新成立了辽宁省分委，隶属于辽东省委，辽北分省委、辽北省政府随即撤销。杜者蘅任中共辽宁省分委委员，省政府秘书长，并兼任财政厅长、民政厅长、高等法院院长及财经委员会副书记等职。省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支援解放战争。杜者蘅按照省分委、省政府的具体指示，努力工作，一丝不苟。为大力支援前线，他组织号召各部门深入乡村，动员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筹措调集粮食和军用物资，保证前方供应；组织民工、大车、担架，并部署在后方实行土地改革，建立村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

　　1946年12月，中共中央辽东分局建立，辽东省委撤销，辽宁省分委改为辽宁省委。辽宁省委隶属于辽东分局。

    1946年1月，国民党军队进占通化，辽宁省政府由通化转移至临江。此时南满根据地仅剩下临江、长白、濛江(今靖宇)和抚松4个完整小县，人口只有22万，地区狭小，军需民用以及兵员补充都出现了很大困难。辽宁省处于对敌斗争的前沿，形势十分严峻，处境极为艰难。杜者蘅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坚持以战勤工作为主，一面组织地方武装严厉打击土匪、特务的破坏活动，维持社会治安，稳定群众情绪，并积极调动人力物力，支援部队作战；一面派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拥军支前，保卫胜利果实。并有计划地收集、转移物资，疏散员工家属，为长期坚持长白山区革命根据地作充分准备。杜者蘅顶住和克服了战争给地方工作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出色的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四保临江作战的需要。

    1947年春，东北民主联军取得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胜利，东北战场的形势发生重要转变，国民党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人民解放军则开始了战略进攻。1947年6月，辽宁省政府由临江迁回梅河口。杜者蘅主持开展解放区的土改，恢复整顿基层政权，领导地方武装肃清匪患，发展生产，支援前线。1948年1月，杜者蘅兼任省政府支前委员会主任。

　　1948年3月，由于吉林大部分地区解放，南北满解放区已联成一片，因战争需要而设立的跨省区的省级党组织已无必要。为使组织机构设置合理，6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辽宁省委，将辽南省委改为辽宁省委，驻地瓦房店市。7月11日，杜者蘅被任命为辽宁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主席张学思)”1948年10月，杜者蘅主持召开了辽宁省政府第一次扩大行政会议。会议就省政府的工作任务、方针和工农业生产等作出决议，指出，政府：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生产建设、支援战争，在完成生产建设任务的同时，进行土改纠偏。

　　杜者蘅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全东北的解放而努工作，在剿匪除奸、财税管理、支援前线和地方政权建设等方巾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4月，东北地区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为适应新的经济建设任务，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重新划分东北行政区为六省四直辖市，将安东省与辽宁省及辽北省一部合并，建立辽东省，驻地安东市(今丹东)。1949年4月21日，杜者蘅被任命为辽东省省委委员、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这一时期，杜者蘅配合主席张学思，在省委领导下，根据东北局提出的“全力建设新东北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任务要求，开展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继续完成土改，发展互助合作，组织政权建设等工作。时值本溪、抚顺及海城、盖平等县发生严重灾荒。杜者蘅亲临灾区，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强调不饿死一个人，不荒废一亩地，稳定了社会。工作中，杜者蘅表现有周密的计划性和严格的原则性，有坚定的意志品质和开拓工作的魄力，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他生活朴素、待人诚恳，联系群众，善于团结同志，受到了党组织的好评和群众的广泛赞誉。

    1949年7月，杜者蘅调任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长，12月 2日，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他努力学习农林专业知识，不断深人基层了解掌握情况，坚决执行党的农林政策，工作中善于运用集体领导的智慧，因而受到下属的称赞。

五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8日，中央指示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后方基地。杜者蘅被抽调作志愿军人朝参战的后勤路备工作，并于1950年10月20日入朝参战。1950年 10月23日，东北军区后勤部组成志愿军前方后勤指挥所，由杜者蘅与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负责，跟随志愿军总部，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工作。1951年6月，志愿军组建后勤司令部，司令员由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兼任，政委周纯全，杜者蘅任副政委。

    入朝后，杜者蘅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志愿军参战部队军需供应的紧张工作中，他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讲团结，讲配合，坚决果断地执行命令。他强调：“战争中，后勤保障工作要争分夺秒，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只要我们后勤部门把作战部队需要的枪炮弹药、粮食、被服等及时送上前线，要多少送多少，就能使部队减少伤亡，就能为战争取得胜利奠定中实的墓础。”每次战役和重要战斗之前，杜者蘅都和后勤部门的领导一起研究部署后勤供应问题。他认真听取和尊重别人的意见，特别在后勤司令部成立后，杜者蘅更加尊重司令员和政委的意见。他常讲：“洪司令员和周政委是老红军、老八路，有丰富的部队工作经验，我要好好向他们学习，当好助手，多做具体工作。”具体任务明确后，杜者蘅既落实筹备军需物资，又抓运输线的建设，工作起来风风火火，井井有条。

    在朝鲜战争的初期，由于美军有很强的制空权，给后勤供应工作带来非常严重的困难，经常有运送粮食、被服、弹约的汽车、火车被炸毁。随着战线的迅速南移，参战部队增多，运输距离加长，后勤保障工作更加艰难。到1951年2月后，朝鲜战场运输线尽在美军飞机控制之下。志愿军部队粮食、弹药、医药、被服，都急需补给。面对严峻的后勤供应形势，札者蘅心急如焚，常常只身带领警卫员深入到各兵站、车站落实后勤供应计划，研究运输方案，千方百计地保证多为前线部队送去急需的物资。一次，杜者蘅到熙川兵站检查工作，发现火车站有美军投下的大量定时炸弹没有排除，定时炸弹不断爆炸。当晚有几列运载坦克的火车即将进站，情况非常危险。兵站人员建议把火车退到15公里以外的一个小站去卸坦克。而接收坦克的同志说，那个小站周围有沟，坦克开不出来更危险。杜者蘅听了情况汇报后，果断决定，坚决迅速排除定时炸弹，不能后退，确保运载坦克的火车按原计划进站卸车。在杜者蘅亲自督战下，经过奋战，终于把车站附近的炸弹全部排除。火车顺利进入车站，卸下的坦克及时开赴前线。

    在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杜者蘅在全身心地投入后勤保障工作的同时，还利用战役的间歇，对后勤机关干部开展时势政治教育工作，鼓舞士气。他亲自给干部战士作形势报告，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与战场形势紧密结合，进行战场战术的理论探讨，干部战士都十分爱听他作的报告。

    杜者蘅在朝鲜战场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克服困难，出色地指挥完成了军需供应任务，荣获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最高人民议会颁发的国旗一、二级勋章各一枚。周纯全政委曾评价说：“老杜有学问，工作好!”

    1951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杜者蘅为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部长，11月18日，杜者蘅奉命离开朝鲜战场回国。

六

    1951年底，杜者蘅就任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长。1952年 9月，杜者蘅调任东北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农业局局长；1953年1月14日，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4年5月 27日，任东北人民政府农村工作部第一副部长并代理部长。

　　这一时期，杜者蘅在领导东北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同时，参加并领导了“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中，他认真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对机关内开展的“三反”运动，注意掌握领导策略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注重挽救和教育干部。使“三反”运动达到了促进机关干部思想觉悟提高的目的。他在注意抓好对全面工作领导的同时，坚持对重点和中心工作亲自掌握，深入检查并及时发现问题和果断地解决问题。如水利工程、春耕生产、农场建设等方面，均在检查中及时发现过问题并予以及时解决。1953年东北发生洪水，在防汛紧急时期，杜者蘅搬到水利局现场办公，直接领导防汛，深入灾区检查指导工作。为确保农业丰收，在春耕、夏锄、秋收等时节，他都亲自到生产一线检查，以保证不误农时。他一年之中有两个多月时间在农业生产一线。杜者蘅在工作中坚持民主集中制，重要问题都通过党组会讨论研究，充分发扬民主。有一次党组会研究提拔一名干部，有一名委员因事缺席，会后他征求这名委员意见，因该委员有不同意见，就又一次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对原决定做了修改。杜者蘅既坚持原则，又注意搞好团结，善于坚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特别注意对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除报告、讲话外，特别是在实际工作中能针对性极强的融入思想教育内容。有些只随他下过一两次乡的干部均反映受益很大。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发表后，杜者蘅结合东北农业和农村实际工作，深入检查全区农业工作，找出差距与不足。又在各种会议上，给干部群众宣传讲解总路线的内容，帮助提高干部群众的认识。在领导东北行政区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杜者蘅坚持《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的基本指导思想，指导各地建立各种形式的互助组，对插犋换工组、三大季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等形式都给予了支持和肯定，注重引导合作组织的内容和规模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1954年春，杜者蘅积极支持和推进由互助组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保证丁东北行政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和农村工作的健康发展。

    1954年6月，中央作出《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撤销辽东、辽西两省建制，合并成宜辽宁省。8月1日，辽宁省成立大会在沈阳举行，中共辽宁省委同时建立。新的辽宁省必须保证全省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8月5日，杜者蘅经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8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任命，杜者蘅为辽宁省人民政府主席。8月12日，辽宁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杜者蘅在大会上作《关于宪法草案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的报告，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1月，根据中央指示，辽宁省人民政府改称省人民委员会，杜者蘅任省长。2月6日至11日，辽宁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杜者蘅作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1954年工作执行情况和1955年基本任务》的报告。经大会无记名投票选举，杜者蘅当选为辽宁省人民委员会省长。9月，中共中央决定，杜者蘅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1957年9月6日，杜者蘅为辽宁省编制委员会主任。

     杜者蘅自担任辽宁省人民政府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后，在省委的集体领导下，主持省政府的全面工作，坚持与省委在政治思想上和行动上保持一致，同省委一班人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领导全省人民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社会变革；有汁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前完成“一五”计划任务，辽宁省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鉴于“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在辽宁安排的重点工程多，任务繁重，杜者蘅坚持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把工业建设作为辽宁的工作中心，依靠基本建设战线的全体干部和职工，动员和组织各方面力量进行协作，全面完成了以重点工程为中心的墓本建设计划；在工业、交通运输、商业和财政金融等部门，深入开展以增产节约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竞赛，开展技术革新和合理化建议活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在广大农村，积极推进农业合作化和增产保收运动，推广新式农具，试行农业技术改造，争取获得农业丰收。同时，教育、科研、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也都取得全面发展。杜者蘅坚持突出重点，工农并举，全面发展的工作思路，为辽宁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杜者蘅在领导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注意把握和适应运动发展的规律，既从宏观上加强领导，又对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克服领导方法卜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防止工作中的偏向。从1954年春开始，辽宁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由发展互助组为主，转向大力发展农业合作社，杜者蘅始终以积极的态度领导了这场迅猛发展的运动。他强调应据实际情况“能大就大，能中就中”，并提倡合作化高潮时的一步登天，办大社，办高级社。到1954年秋收后，全省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迅猛地发展到3万个，入社农户达到农产总数的30％。到1956年2月，全省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占总户数的98．1％，加入高级社的农产占总户数的88．7％。辽宁基本上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有力推动，杜者蘅于1954年冬倡导在全省范围内大力开展一系列的开发水田、改良土壤、扩大耕种面积、多种高产作物、增加灌溉面积等挖潜增产活动，特别是在1956年提出大面积播种玉米的决策，使全省农业获得了大丰收。

    对辽宁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杜者蘅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的指示》精神，加强了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合作化进程大为加快。1956年春，在全省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影响和带动下，全省基本上实现了手工业的合作化。据1956年末统计，全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达2490个，参加合作社人数达16．4万人，占手工业总人数的85．4％，加上参加合作小组的1万人，全省已有90．6％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产值已占手工业总产值的94．4％。对辽宁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杜者蘅根据中央1954年12月提出“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坚持由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1955年，全省大量的私营工商业已纳入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国家加工订货的产值已占其总产值的84．42％，已经合营了106个较大的工业企业，其产值已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35．1％。 1955年12月，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浪潮迅速席卷全省，到1956年2月，全省私营工业企业2190户，全部实行公私合营；私营商业 60％左右实行了公私合营。辽宁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杜者蘅领导辽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有探索、有争论、有不足，在合作化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出现了过急、过快、过粗、形式简单等问题。

    “一五”计划时期，国家把辽宁作为重点建设的重工业基地。为与国家重点工程相配套，杜者蘅亲自主抓重点工程项门的立项、论证工作，安排省、市重点建设项目730个。在全国的大力支援和友好国家的帮助下，使辽宁的工业基地建设于 1957年粗具规模，基本形成了以大连为中心，包括安东(丹东)、营口、锦州等沿海工业城市带，和以沈阳为中心的包括鞍山、抚顺、本溪、辽阳等中部工业城市群体。以沿海工业城市地带为前沿，以中部城市群体为腹地，初步形成了整个辽东半岛和沿海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工业基础雄厚，交通四通八达，技术力量较强的经济发达地区，堪称全国的一块瑰宝。杜者蘅在领导辽宁实行计划经济实践中，注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协调各种比例关系，兼顾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国民经济得到了健康发展。

    “一五”计划时期，辽宁的农业相对落后，一直是个“缺粮户”，农副产品供应不足。1957年在全省农业获得大丰收时，全省农副业总产值为22．3亿元，粮食总产670万吨，平均亩产170公斤。杜者蘅身为省长，分管农村工作的书记，为把辽宁的农业生产搞上去，在突出中心工作的同时，对农业给予了特别关注。他不仅研究农业的方针政策，也亲自研究农业的经营管理和农业技术。他买了很多关于农业知识的书籍，搜集了大量外国和中国古代农业技术资料，结合辽宁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认真研究。他向干部提出：“我们不能光坐在机关办文件，不管群众疾苦，否则和国民党有什么两样了，我们要打掉官气，不当‘相公’”，他号召县委下乡开展工作，号召工业支援农业。他带头走下去，到盖县太阳升公社蹲点，与农民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农民一起吃玉米饼子。他还亲自试种一块试验田。经广泛调查研究，结合辽宁的土质、气候等特点，他于1957年提出了农业种植上的改革，实施玉米上山，“一穴双株”；开发水稻资源，先吃饱后吃好的农业生产发展新思路，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一农业生产开发决策，经省委讨论通过后，于1958年在辽宁全面展开。玉米高产、耐旱、耐涝、耐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解决辽宁的缺粮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解决辽宁西部丘陵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及山区建设问题，以及有关合作社管理等问题，杜者蘅于1957年12月中旬亲自带领干部，到朝阳、凌源等地察看山区情况，与当地农村的干部群众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对于西部山区“山多，无山不秃；河多，无河不干”的严重现实，杜者蘅果断提出3项加快绿化的措施，即坚决封山育林；统一规划牧场，防止继续破坏水土保持；积极开发小煤窑，解决烧柴问题。肯定了地方政府提出的“戴帽子，捆腰带，扎裹腿”，  (即山的上部栽树，中部搞穿林带保住水土种田，下部山沟修谷坊)的治理办法。为深入了解掌握合作社管理情况，杜者蘅在朝阳县北四家子住了4天，经广泛座谈后，他指出，农业社的大小对生产发展有影响，大社抗击灾害的能力就大，人多势众，基本建设搞的多，生产发展的快，但大社要加强管理。合作社不能仅限于土地经营，要扩大经营范围，发展集体副业生产，以增加公共积累，集体养猪必须逐步发展起来。对个人的副业生产要给予鼓励和支持，但要做好统一安排，防止矛盾发生。杜者蘅注重调查研究，尽量多地掌握基层第一手情况，以指导工作实践。他对辽西地区的调查，对1958年春全省的整社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一时期，杜者蘅参加并领导了全省的“肃反”、“反右”和整风等政治运动。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杜者蘅认真对待反右运动，同时又尽自己的力量努力阻止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尽力保护干部。运动中，《光明日报》记者拿着报社党组织的介绍信到辽宁找厅局干部采访，征求对中央及中央各部门的意见，采访发言后来都登到了报纸上。杜者蘅知道后认为这种方式不妥，说“不能谈”，“党内党外要分开”，冒着很大的风险，召开会议，要求厅局干部要谨慎，不要通过民主党派的报刊向党中央提意见。他的意见得到了省委赞同。通过这次会议的劝诫，保护了一批干部。后来，杜者蘅在1958年7月26日省委全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曾谈起此事说：那时，党外向我们党中央进攻，我们的党员厅长也攻，不管攻的是什么，都不好，怎么下这个台呀!都划了右派，这个事也得考虑考虑。都这么攻影响也不好。当时我就是这样作的主。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中共辽宁省委于1958年6月24日至 10月13日召开全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此次全委扩大会议以检查省委在处理对所谓的政治野心家、坏分子张烈(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处理上的分歧，采取大鸣大放、大辩沦方法，错误地揭发、批判了省委书记处书记王铮、杜者蘅、李涛等人的所谓反党宗派活动。杜者蘅虽然一再努力说明情况，但在当时已经极不正常的政治氛围下，他所有的辩解都已无济于事。1958年10月13日，中共辽宁省委通过了《关于以王铮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的决议》，认定杜者蘅“错误性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杜者蘅同志是反党宗派活动中的主要成员，给予撤销一切职务的处分”。省委这个不符合实际的错误决议在全省范围内传达贯彻，以肃清所谓影响。

七

    1958年12月31日，杜者蘅被下放到沈阳拖拉机厂任副厂长，工资级别由原来的七级降到了十二级。杜者蘅虽然对省委决定提出保留意见，但在行动上做到了坚决服从组织上决定。沈阳拖拉机厂有职工7000余人，生产链轨式和轮式拖拉机及配件。由于建厂时间较短，厂房狭窄不足，设备残缺不全，生产条件不好。杜者蘅到厂第一天，就深入到了基层车间，查看厂房设备，了解生产情况，中午与职工一起排队在食堂就餐。杜者蘅对工厂干部说：“我们厂是生产拖拉机的，我们的工作做不好，农业生产就要受影响，农业上不去，吃饭就成了大问题，那我们可就犯罪了!”在拖拉机厂，杜者蘅分管基本建设和供销运输方面的工作。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经常与具体工作人员一起到省内外跑材料，联系设备，风里来，雨里去，起早贪黑，不辞辛劳。杜者蘅说：“我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就没有想当官。当省长是革命，当厂长也是革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缺材料办事情，该找谁找谁，该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一次，他准备和基建科的同志去本溪联系水泥，正赶上他冠心病发作，豆粒大的汗珠从头上往下滚，同志们劝他不要去了，他说不要紧，吃了点药，稍微缓解，又拿了些药，就和同志们一块走了。杜者蘅还患有高血压、肝炎等疾病，但他总是克服困难，带病坚持为党工作。

    在工厂，杜者蘅与普通工人一样，上下班同工人一同坐公共汽车，和工人一起在职工食堂就餐，休息时和工人一块聊天。工厂里翻砂车间最脏最累，杜者蘅就常到翻砂车间和工人一起劳动。3年困难时期，食品极缺，杜者蘅组织厂干部在工厂内空闲场地内栽种玉米、蔬菜，改善工厂食堂伙食，补贴职工生活，很受职工欢迎。杜者蘅那朴实的作风和对党、对工人兄弟纯真质朴的感情都给拖拉机厂的干部职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人们都说：“老杜是咱工人堆里的人。”

    1962年6月13日，周恩来总理来辽宁时，视察了沈阳拖拉机厂，杜者蘅陪同周总理参观了底盘、总装、冲压几个车间；并向周总理陈述了自己对当年受处分的保留意见和想法。根据中央对干部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中共辽宁省委从1962年开始对1958年杜者蘅的“反党宗派活动”问题进行了复查甄别，1965年6月1日至12日辽宁省委三届四次会议作出决议，维持原结论、原处分不变。因此，这一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1963年，杜者蘅与时任辽宁省轻工厅副厅长的张建军再婚。张建军1938年参加革命，她对杜者蘅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认为杜者蘅品德好、直爽、工作认真，是个好同志。从此，杜者蘅在生活上、政治上有了一位知己。

    1963年，拖拉机厂进行扩建改造，杜者蘅经常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北京，向有关部门请拨水泥、钢材、木材等物资及申请购买机器设备。经过不懈努力，拖拉机厂于1965年顺利完成了对发动机和铸造车间的改扩建工程。生产能力、生产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还建起了几栋职工宿舍，改善了职工的居住条件。

    杜者蘅在努力工作之时，更注重学习。他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著作，常在书眉上写体会和注释，在他读过的书中，至今仍可看到他阅读时留下的手迹。杜者蘅曾对王教福厂长讲：“在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我都挤时间学习。对马列主义著作在反复的阅读中，会对个人的政治理论水平有不断的提高，不断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学习可以使一个人不断的进步，使人心明眼亮。”杜者蘅还经常在厂领导的一些会议上谈学习心得，从战略和战术上，理论联系实际地阐述毛泽东关于“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使王教福等厂领导受益匪浅。

    1965年，杜者蘅被抽调到金县(现金州区)友谊公社参加“四清”运动。他在工作中积极性高，革命事业心强；认真执行“社教”运动的方针政策，民主作风好；密切联系群众，学习主动认真，因此受到社教工作组党支部的好评。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杜者蘅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不顾自己不利的政治身份，仍然对一些政治现象指指点点。当在广播中听到“顶峰”、“绝对权威”一类话时，他对家人说：“你们听听，到了顶峰还能发展吗?这是反科学，是形而上学，是唯心论。”当看到工厂里的工人每天都要扔下繁忙的工作，搞几次“忠”字活动时，他则说：“我们热爱领袖要从内心出发，不能摆样子，搞形式。晨夕三叩首，早晚一炉香，不是把领袖当成神了吗?”这期间，全社会言必称《红旗》杂志，以《红旗》为政治方向标，而杜者蘅只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的原著，不看所谓辅导材料。杜者蘅对妻子说：“你没看是谁办的《红旗》，在他们那里，《红旗》已经办成黑旗了，按他的方向走，越走越远啊!”“现在不是过去了，理论都让张春桥他们摘乱了，按他们的观点搞出来的辅导是不会正确的，不能去学那玩艺儿了！”在社会上武斗不断升级的时候，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杜者蘅对工人说：‘‘这是反动口号。”这时工厂和社会都出现了武斗，杜者蘅多次亲临现场，劝阻工人不要武！”

　　以杜者蘅当时的政治身份及他敢于坦率直言的个性，使他很快被列为“文化大革命”重点批斗的对象。“造反派”称他为“杜老鬼”。给他横加了“搞翻案活动”、“三反分子”、“反共老手”、“反革命东北帮”等一系列罪名，关进了牛棚，遭受了人格污辱和严刑拷打。一天，一群“造反派”横眉立目地让他交待“反共罪行”，杜者蘅说：“我不反对毛主席，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话音未落，一人勒住他的衣服说：“你是不是需要帮助帮助”，接着便用皮带对杜者蘅进行“帮助”，直到他被打得遍体鳞伤。每逢夜深人静，杜者蘅常常独自长叹：“我革命几十年，犯了什么罪?国家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杜者蘅忧国忧民，忧心忡忡，但坚信这种形势是不会长久的。杜者蘅被专政后每月只给生活费60元，不久，妻子张建军也成了专政对象。在关“牛棚”的日子里，身处逆境的杜者蘅经常告诫妻子，要相信党，不要胡思乱想，只要活着就是胜利。

　　杜者蘅在受迫害期间，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对自己的问题一是一，二是二，对别人的问题也不说半句假话。一次，两个“外调”人员和“造反派”来找他，逼他证实一名老干部有政治问题，他实事求是地证实这名老干部是好党员、好干部。“造反派”恼怒地训斥他：“你不老实，足臭味相投!”杜者蘅态度坚决地说：“你们让我写证实，我就要实事求是，我不能陷害同志!”在关押期间，杜者蘅仍坚持学习，坚持锻炼身体，有人间他：“都到这步田地了，还锻炼个啥劲呀?”他说：“今后还要为革命做工作，为党贡献力量，没有好身体哪行呀!”

     1975年，邓小平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开始进行大刀阔斧地抓整顿。此期间，中共辽宁省委对杜者蘅“反党宗派活动”问题再次进行复查，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仍然没有给以平反。1975年11月，杜者蘅请假到石家庄探望自己多年未见面的姐姐，途经北京时与昔日战友、同学相聚，11月8日突发心肌梗塞，带着未能见到彻底平反昭雪的深深遗憾病逝于北京，终年66岁。

    杜者蘅逝世后，沈阳拖拉机厂在北京远东饭店成立了“杜者蘅治丧小组”，在八宝山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杨秀峰、黄火青、魏震五、杨建群及部分外国驻华大使共138人，参加了向杜者蘅遗体告别仪式。之后，中共沈阳市委为杜者蘅举行了追悼会，沈阳市委书记张立克亲自主持追悼会。

    1978年11月，遵照中央组织部指示，中共辽宁省委对 1958年杜者蘅等人的“反党宗派活动”案件进行重新复查，省委在复查意见中指出：“经复查认为：王铮、杜者蘅、李涛等同志在省委工作期间，工作成绩是主要的。1958年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并结论为‘反党宗派活动’是错误的。1958年对王铮等同志的处理是个错案，应干平反。”并于1979年2月2日，向中央作出报告。3月17日，中共中央批复电报同意辽宁省委意见。中央认为“1958年对王铮等同志的处理是个错案，应予平反”。1979年3月21日，中共辽宁省委向全省发出了为杜者蘅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经省委讨沦决定，并经中央批准宣布，1958年省委对杜者蘅同志的处理是个错案，予以平反。对“文化大革命”中横加给杜者蘅同志的诬陷不实之词，一律推倒，并撤销原错误结论和处分决定，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79年4月14日下午，在沈阳友谊宫，中共辽宁省委为杜者蘅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送了花圈，中共中央组织部、农业机械工业部、中共吉林省委等送了花圈。省委书记陈璞如主持骨灰安放仪式，省委书记徐少甫致悼词。

    杜者蘅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好干部。他忠于党，忠于人民，英勇战斗，工作勤勤恳恳，雷厉风行勇于开拓进取；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光明磊落，襟怀坦白，有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他刻苦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他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联系群众，团结同志，杜者蘅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辽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高贵的品格和光辉的业绩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