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植庭传略

李植庭同志是寿光市教育界的老前辈，是寿光市唯一一个被收入《全国教育界名人大辞典》的教育界名人；中共寿光市党组织创建时期真诚可靠的支持者；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清河区、渤海区参议长；建国初期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委员，政协山东省委员会第一、第二、第三届政协委员。对他的一生，中共山东省委 和省政府评价为是“教学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
一、教育救国  上下求索
李植庭，男，汉族，原名三槐，以字行于世，1871年3月（同治十年农历二月），出生于寿光县城北崔家庄。崔家庄地处寿光中部，离城15公里。向东4公里，可见弥河汤汤；南去2公里，张僧河蜿蜒流淌；村西有一条用于运盐的官道，村东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公路，交通可谓便利；村庄四周，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村民祖辈以务农为生；只不过因为人多地少，穷人居多，自古以来，逃荒要饭者不在少数。李植庭的祖父李容德；父亲李洛水，又名献书。他们都是农民，上过几年私塾，略通文墨；李洛水的书法在当地还小有名气，思想观念也比较开放。
李植庭7岁那年，从师于冯毓芳先生。冯毓芳，字香谷，宋家庄人。品格端正，知识渊博，后来在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院试中考中正贡。李植庭天资聪慧，强记恪勤，故学习成绩优良,深受先生赏识。
1892年他终因家庭生活困难而辍学；随后，又受村人聘请任塾师授徒三载。在教学过程中，他能够把书本知识与社会现实相结合引导学生进行思考。有一天，先生放弃传统的课本教学顺序，特意教授洪亮吉的《治平篇》，他感慨颇深地对学生说，“正如北江所说‘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已知其必不敷矣’，此言不虚，我的家庭就是明证，我家如今经济收支相抵，还算中等之家，但如果我的父亲和我叔父分家，我的儿辈再次分家，岂不就成贫苦之家？更令人感喟的是‘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居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真是让人不寒而栗啊！看看眼下的社会现实与过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啊！”然后他接着说，“我们作为一介书生，而今无力改变社会，但可以为社会分忧。要解决物资不足的问题，一则增加社会财富，二则节省消费，即所谓开源节流。我们不能开源，却可以尽量节俭，不浪费一丝一缕。否则，如何面对父母，如何面对世人？”他的教学，很受学生欢迎，但却受到传统势力的质疑和指责，所以他的思想非常苦恼，他想，就眼下的环境而言，允许他教授的内容，大多是宣扬封建礼教，禁锢青少年的个性的内容，并无补于社会进步；按自己所设想的方式教学，暂时还难于得到社会主流的认可，便毅然辞职。当时，他的父亲曾经有一间简陋的书斋，自号“耕读堂”；按他父亲的观点是人生在世，“耕读传家”。所以他辞职后尽管曾有人约他经商，也有人劝他到官府谋点差事，都被他婉言谢绝；也只好暂时在家务农，耕耩锄割，无所不为，披星戴月，日夜操劳。1900年，黄河泛滥，庄稼歉收，家庭生活日益困难，到1903年，看看日子实在难于维持，便与几位同乡一起逃荒到了东北铁岭近郊的农村。不久，他应一位朋友邀请，进入一所新学堂担任教员。在那里，崭新的教学内容，让他大开眼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被一本《笔算教学》所吸引，他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学习这门新知识。在他的眼前似乎浮现出一线黎明的曙光，他高兴地在日记里写道：“科学知识是拯救落后的有力武器，我必须刻苦学习；在新知识的面前，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我必须时刻告诫自己：要做先生，先做学生。”这时候，在他的心里，已经朦胧地形成了教育救国的思路。
二十世纪初期，由于政府腐败，朝廷无能，从而导致了国内盗匪活动猖獗，土豪劣绅横行，以致社会混乱，民不聊生；外部则屡受列强欺凌，两次鸦片战争失败，被迫签定《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兼之甲午之败、庚子赔款，弄得国家千疮百孔，以至国势衰颓。原先的志士仁人曾幻想通过改良主义，挽回国家败局，但戊戌变法的失败，把他们从梦中惊醒，有志之士开始探寻求索救国的新路。西方科学文化的涌入，又使他们猛然醒悟，他们认识到改革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兴办新学，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或许可以振兴国家民族，于是纷纷行动起来，走教育救国之路。李植庭也正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1912年 ，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了中华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当官的不再坐轿，改为骑马；顶子摘了，辫子剪了；尤其让人振奋的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主张。他想，民族、民权、民生，这的确是中国走上富强的根本所在。我们决不接受其他民族的殖民统治，必须要自立自强，成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我们的的国家必须还权于民，让人民当家作主；我们的政府必须解决好人民的生计，让人民摆脱贫穷，过上富裕生活。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提高我们的民族素质，而要提高民族素质，则必须要发展教育。自己多年来所梦寐以求的教育救国的抱负，一直没有施展的机会，而今条件或许已经成熟。于是他于当年冬天踌躇满志地回到了家乡。
李植庭回家乡之后，为了充实自己，第二年春天便进入寿光单级养成所王高分所进行深造。他学习十分刻苦，恨不得把所有知识全吞到肚子里，每次考试，多列第一。半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村。其实，在他从东北回来之前，村民们就因为孩子不能上学而着急，部分人曾想筹备办所小学，李奎斋出面聘请了宋家庄的冯祥春先生，在自家的场院屋里办了一所简陋的小学，但这所学校没有注册，也没有规范的课本，只是教孩子识字而已。而今听说他从养成分所毕业回来，便高兴地跑到他家，恳切地邀请他出面任教，他慨然应允。但是，真正操作起来，实在是困难重重，没有经费，没有教室，没有桌椅板凳，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他经过仔细谋划，提出了“集资办学”的口号。于是组织了几位热心的同道，四处宣传办学的意义，要求大家共同参与，众志成城，办好学堂，让全村的孩子都有书读。李奎斋废弃了原来的小学，慷慨地腾出自家的场院屋，作为教室，大家凑钱置办了桌凳，学校终于创办起来。李植庭创办学校的故事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群众编成顺口溜称赞此事说，“冬至虽冷天气好，崔家学校已落成。奎斋借屋作教室，群众集款备桌凳。白手起家办学校，多亏崔家李植庭。”学校办成之后，李植庭担任校长兼做教员，教授算术、体操、唱歌等课程；冯祥春仍教国文课。李植庭办学认真，教授得法，对学生关心爱护，深受大家赞赏。
过了一段时间，学校的影响渐渐扩大，要求上学的人也越来越多。于是又增加了夜校，白天、晚上上课。李植庭知道办学经费不足，大家凑几个钱不容易，决定不要薪水，干尽义务。大伙过意不去，主动凑集了40吊钱，送到他的家里，作为生活补贴，他谢过众人的好意，把钱收下，但他把钱全用于学校教学和冬季取暖的开销。年底结算收支，尚有十吊债务，他毫无怨言地主动承担下来。“教书一年，欠钱十吊”成为当地父老传诵的一段佳话。李植庭日夜操劳，忙得不可开交，但他的心里却非常高兴。高兴之余，他也在思考着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应付越来越多的求学者。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心里酝酿出来，扩大学校规模，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1915年，他几次独自一人悄悄地踱入村东头的娘娘庙，考察那里的规模，思考新的行动。村东头的娘娘庙，几十年来香火不断，只是这几年由于农村经济凋敝，年久失修，显得有些破败，但每年四月十八香火会期间，烧香拜佛者依然络绎不绝。然而，信众虽然虔诚拜佛，却并没有享受到神灵的赐福，年复一年地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月。神权乃是捆绑在老百姓身上的一付枷锁。如今应该请它迁出庙堂，让位于教育，一来可以让群众认识到迷信乃是统治阶级用以麻痹人民的罪恶手段，信神信佛根本不可能改变自己穷困的地位；二来可以提高群众的文化素养和觉悟，使之从愚昧中解脱出来，那才是一举两得的造福于民的举措。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一些同道，受到大家的赞许。在征得部分人的同意后，毅然决定扒掉娘娘庙里的神像，开辟为教室。在扒神像的时候，不意村里一些迷信的老太太，却纷纷来到庙前进行阻止，很多人还说这样做会遭到神的报应。他只好出面解释劝说，继续工作。事有不巧，偏在此后不久，他的脖子上生了个疮疖，那些迷信的人便借此传出风言风语，说这是得罪了娘娘，娘娘显灵了。李植庭听说以后，十分坦然地说，：“这纯粹是迷信；如果有神灵的话，我为群众谋利益，正应该让我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呢，怎么会叫我长疮呢？”顶着沉重的压力，他没有退缩，依然日夜兼程地忙碌在工地上。神像推倒了，便开始找木工和泥水匠改造庙堂。他的儿子文烈、文俊都是木工，自然就是主力；缺少秫秸、麦秸，从他的家里运去。他把公益事业当作自家的事情，忘我无我地去做。不久学校终于改造成功，把东、西厢房各改建成5间教室，在前大殿的西头，新建3间厨房，把前大殿中的神像用席子封闭起来，空闲的地方也辟为教室。事情并没有结束，有了教室，桌凳又成了问题，教师也需要增加，这些都得用钱。他再一次动员他作木工的儿子，利用废旧木料打做桌凳，他自己拿出过去积攒的100吊钱，聘请了孔泮香、马富泰、赵子彪、崔禄斋、李子庚、李西恩等6名教员，招收学生，步入正规的教学进程。他操劳，他疲惫，但他的心里却感到慰藉和甜蜜。他想，我要为学校起一个美丽的名字，祝福学校有一个好前程。恰好这时候，王高办成一所新校，叫“凤鸣学校”，于是他就循着这个思路想：既然已经有一只凤凰展翅高翔、鸣唱于空，何不让它双凤比翼、高飞远举呢？就命名为“双凤学校”吧。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大家，大家异口同声地喝彩，拍手赞同。
学校是办起来了，教学秩序也步入正规，但还面临着一个比较突出的困难，那就是教师很难适应新教材。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社会贤达任象益就已经呼吁倡办县立、乡立、高初等学堂和师范以及巡警学堂，并宣传共和；随后于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我县的县立高等小学堂就在原同文书院旧址建成。到了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清廷才诏令废除科举，推行新学。寿光知县范铠把高小学堂迁移至原北海书院，在原同文书院的旧址上又建成师范传习所；同时号召各村建立乡校；1906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寿光县撤去儒学教育署，另设劝学公所，把明伦堂改为初级师范学堂。到1912年（民国元年），县城才又设立训练师资的单级养成所，还在郭家营、王高、侯镇设立单级养成分所，试图培养合格的教师。但是，刚刚形成的新学教育框架，不久又遭到干扰；1915年（民国四年），因受洪宪帝制影响，政府又公布国民学校令和高等小学校令，要求各高等小学恢复读经。所以这个时期，真正能够教授新学教材的人很少。李植庭虽然曾是王高单级养成分所的高才生，但为了鼓励大家通过刻苦自学，以适应教学的需要，便提出“边教边学、现蒸热卖”的口号，带头自学，走出去请教，请进来传授，让教师在教学中不断学习，教学相长，学校的学习气氛十分浓烈。
原先招收的第一期学生只有10余人，称为甲班；第二期学生增加到20余人，称为乙班；搬进新校后，从崔家庄、赵家庄、芦家庄招收了30余名学生，作为丙班。是年秋天，第一期的甲班学生面临毕业，但他们感到所学知识远远不够，纷纷要求增办高级小学班。于是，李植庭又一次东奔西走，筹措新增教室。村内有一处三关庙，废弃多年，他便找人对其整修，建成5间教室，并砌墙成院，成就了一所分校。他将初级小学搬迁到三关庙分校，交由崔禄斋、李西恩、李子庚任教；把原来的初级小学办成高级小学，招生范围扩大到全县。第一期高级小学有学生30余人，由田炳文教授国文，高星奎教授英文和算术，李植庭依然兼职教师，教地理、算术、音乐等课。随着班额和学生的增多，又相继聘请了尹经銮、陈良汉、崔华亭等人作教师；再聘炊工崔本正、贾桂林二人。当时的课程设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英文、唱歌、修身、体操等科，已经是很规范的学校了。
这时，注册的学校多由政府管理，学校的办学经费，包括教师工资，基本由政府划拨；学生每年交8吊钱作为学费，补贴学校用度。李植庭很关心贫苦家庭的学生，专设了助学金。尚家庄的徐学孔等4名学生，就是因为家境贫寒，生活困难，无力继续上学，而通过助学金的救助才得以完成学业的。学校的经费还是非常困难，教师工资都很难及时发给，李植庭经常用手工捻丝线赚一些钱，做为支付工资的补贴。
李植庭扒庙办学的事迹在全县影响甚大，曾经引起一股潮流，几乎就在同时，纪台镇吴西刘村的王志励自日本政法大学毕业归国后也在本村顶着巨大的压力，扒掉吴家大庙中的神像，办起了吴家庙高等小学堂；1925年，张玉山在台头一带发动扒庙毁神办学运动，曾利用凤凰台庙宇开办了高级小学。扒庙办学的行动，是向神权的挑战，直接冲击了封建主义赖以维护统治的重要支柱；而创办新学乃是向更深层次的发展，无疑是对统治者的沉重打击。
1917年4月，中国政府应美、英要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于是英、法来华招募劳工，崔家庄村的李道三、李华秋、李西成、李乐胜、李乐福、李俊德、李平秋、李文之、李金环、李春山、张立富等20余人报名参加。李植庭一方面嘱托出国的乡亲保重，注意安全，并借机学习国外的新事物；一方面安抚出国人员的家庭，不要因为家庭的变化，影响了孩子的学业 ，做了大量的工作。这年的秋天，出现了蝗灾，飞蝗过境，遮天避日，连续数天，庄稼明显歉收，群众生活相当困难，但学校的秩序一直井井有条，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学校还于当年扩办了高级小学班。
1923年，为了方便管理，在原双凤学校内娘娘庙后大殿东头，又盖了3间教室，将在三关庙分校就读的学生迁入，使学校更加集中。
双凤学校的创办，如同在闭塞的农村开启了一扇硕大的窗户，让人们看到了外界亮丽的风景，也吹进来一股股徐徐清风，许多进步人士的动人故事从不同的渠道传播过来，使人眼界大开。在这个时期，各种思想和观念，都经历着面对面的激烈碰撞，各不同党派的宣传刊物，也极力宣传着各自的政策和主张。李植庭自然也接受着新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他开始反思过去的想法，认识到改良主义作为权宜之计，不乏其积极意义；但它毕竟不能改变社会的本质。
二追随革命  为国育才
1920年，我县的农村已经办起400余处初级小学，县立初级小学还增加了女子高级班。许多思想先行者都行动起来。陈少敏利用假期在自家的东屋里举办了全县第一个妇女识字班；1923年，张玉山还邀请王云生到张家庄办学堂。1924年，已经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张玉山，在张家庄创办了平民学校和女子学校，开始宣传共产党的理想和政策主张。李植庭为眼前的新鲜事物深深感动，眼前似乎看到了一片亮光，他激动不已。
1925年春，李植庭向张玉山发出邀请，请其到双凤学校任教，张玉山很痛快地答应下来。麦收过后，李植庭委派李登坦套上马车，到张家庄将张玉山拉回学校。很快，他们就成为知心的朋友，经常促膝谈心，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张玉山时常纵论国家大事，他从容不迫，侃侃而谈：“政府腐败，国势衰微；面对外族的入侵，只能是卑躬屈膝地求和，眼看豪绅的疯狂，却无能为力；如今是盗匪横行，广大人民背负着沉重的负担，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政府依然听之任之，官员只顾自己的享受，而不顾人民的死活。在这种情势下，我们有责任唤醒民众，认清时局，团结起来，进行自救；否则，民众将永无出头之日。”李植庭被他的谈话所折服，心中激荡着澎湃的心潮。在以后的日子里，李植庭逐渐聆听了许多国家时局和中国共产党政策、主张的谈话，他的心慢慢地向党靠拢。
李植庭终于接受了党的主张，决心跟着党干革命，去实现自己的抱负。张玉山在李植庭的支持下，在学校讲课总是利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课文，抨击时弊；课余时间，或教唱《国际歌》等革命歌曲，或与大家谈心，讲述十月革命、农民运动和彭湃烧地契等故事，并向学生介绍马列主义著作或鲁迅文集、苏联文学等进步书籍，学校里形成一股浓厚的追求进步的气氛。随后，张玉山开始在学校发展党员。1925年6月，由张玉山介绍，李文、李文灼（即李烁亭）入党；11月，张玉山和李文灼又介绍张文通、李文轩、郝群峰等进步学生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分别建立了党、团小组。1926年党组织迅速壮大，先后有李文华、李汾水、李登坦等多人入党，李植庭也由李汾水介绍入党。
其实，几乎就在张玉山来双凤学校教学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寿光支部委员李铁梅也以行医为掩护，进入崔家庄，住在李子庚家，宣传党的主张。发展了李子庚、李振卿、李瑞林、李良轩等多人入党，也成立了党小组。
也就在这一年，双凤学校向寿光县政府申请派兵到校保护学校的安全，得到了政府的批准。很快，政府派4个卫兵带枪到学校值勤。
1926年8月，中国共产党寿光地方执行委员会在张家庄正式成立，张玉山担任书记，褚方珍、李铁梅、马宝三、陈章孚任委员。到了10月份，崔家庄前后两个党小组合并，组成崔家庄党支部，由李子庚任书记。
是年11月，中共寿光地方执行委员会派遣李烁亭和李振卿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虽然李烁亭的离校，给李植庭出了一个难题，但他顾全大局，很高兴地鼓励李烁亭听从党的安排，嘱咐他到校后要好好学习政治、军事和文化，不辜负党的教育和期待。
是年年底，崔家庄组建农民协会，提出“反压迫、反捐税、反贪官”和“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李植庭积极参与动员、宣传、组织，忙得不可开交，但当他看到广大群众都踊跃参加时，却高兴地笑了。李文富的家庭比较富裕，也热情地参加了农会，李植庭拍拍他的肩头开玩笑说：“你入农会，不怕别人分你的粮食啊？”李文富也笑笑说：“有你在，我怕啥呢。”后来，农民运动特派员冀三纲（即冀蔚怀，后来脱党）到崔家庄指导农民运动工作，对崔家庄的工作很满意。
1927年，共青团寿光县委在双凤学校建立，马香圃任书记，张一梦（张文通）任副书记，杨化村等任委员。这里，又成为全县团组织活动的主要阵地。
经过李植庭和张玉山以及广大党团骨干分子的努力，并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党团组织终于建立并发展壮大起来。学校里已不复有改良主义的论调，也没有了“教育救国”的争论，共产主义的理想已经深入人心；这里成了县委和党团骨干经常集会的场所，党的多次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冬天，县委又指示马香圃（赵一萍）到学校接替李烁亭的工作。从此以后，马宝三、褚方珍、陈章孚、孟赤心、杨化村等同志经常聚会于双凤学校，谈国际国内形势，交流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完成面临的任务；上级党组织领导和邻县的党组织负责人也常到学校指导或联系工作。双凤学校成为寿光党组织宣传马列主义、发展党组织和联络全县党组织的重要基地。
当时，李植庭仍然担任学校校长，马香圃任副校长，负责教学和学生思想工作，与全县共青团基层组织保持着广泛联系。学校里激荡着一派勃勃生机，阅读进步书籍，学习革命理论已蔚成风气，寻求革命真理的欲望愈益强烈，高级班的学生，常常聚在一起，抨击时弊，指斥社会痼疾，胸怀救国拯民的大志。团组织不仅经常与他们谈心，还组织班会、周会，讲形势，学理论，介绍苏联和全国各地的革命斗争经验，对学生进行教育。李植庭和党团骨干商量，给大会制定了会议程序，第一项是主席报告，进行政治和形势教育；第二项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结合本地区、县具体情况提出活动要求；第三项是分组讨论，广泛议论，各抒己见，排除歧义，统一认识。这样一来，取得了很好效果。此后，又在高级班发展团员，与教师一起过团组织生活。在初级班里，则组织了童子团，作为党对少年儿童进行教育的补充，通过他们，把党的宣传影响扩大到社会上去。
1927年7月，中共寿光地方执行委员会改称中共寿光县委，张玉山任书记，李铁梅、褚方珍、马宝三、陈章孚任委员。8月，寿光县委授意崔家庄和王高支部分别创办女子小学部。于是，马香圃随即与潍县共青团书记马金瑞联系，帮助打通联络通道；随后，由李植庭亲自出面，从潍县文美中学聘来杨玉霞、杨爱莲两名女教员。经协商，杨玉霞去王高任教，杨爱莲留在崔家庄任女子班教师。女子班共招收30余名女生，来源以崔家庄为主，也有几名学生来自外村。教室就设在李奎斋家的书房里。后来迁回双凤学校。到了1930年，女子班教师改由张荣（张舜卿）和刘化普担任。李植庭非常关心妇女的解放，一直主张男女平等，支持妇女参加学习和社会活动。
国共合作前期，大革命风起云涌，为了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国共两党在双凤学校举办了骨干分子训练班。张玉山、李铁梅、孟雪园等20余人参加了训练；上级党组织委派宋伯行、王伯阳到双凤学校指导训练。学校师生与农民协会会员纷纷制作彩旗，准备用来欢迎北伐军的到来，还书写了大量“打倒军阀”、“欢迎国民革命军”之类的标语，由学生散发到全县各地。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这时候，山东省仍然被奉系军阀统治着，国民党的大屠杀还没有波及到山东。寿光党组织遵照山东区委指示，团结国民党左派，继续开展迎接北伐的工作。5月下旬，寿光地执委书记张玉山委托王云生和赵一萍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区委在益都圣水村举办的党团负责人学习班；在学习班，主要学习了《共产主义ABC》等文章，并进行了形势分析。山东区委要求各地党组织要认清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的形势，进一步发展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支持武汉政府第二次北伐战争。为了搞好宣传，上级党组织发给我县一部油印机。赵一萍将其带回，一直在双凤学校保存使用；党内决定，李植庭负责一切学校教学的所有事务，保证学校教育工作的正常进行；委托李文去执行宣传印刷的具体任务，他按照省委的指示，及时翻印《告国民党士兵书》、“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军阀割据”以及“反对分裂、主张团结”等标语，四处散发张贴，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丑恶嘴脸，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军队中有良心的士兵团结起来，同反动派进行斗争。在他的认真安排和精心策划下，尽管当时纸张困难，印刷技术生涩，但还是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受到严重挫折。中共县委领导了一系列抗粮、抗捐斗争，双凤学校成为县委领导这场斗争的指挥阵地 。在这期间上级党组织工作人员马守余、袁果、李玉鼎常到双凤学校传达省委指示，指导寿光工作，；陈少敏、张舜卿等同志也经常来学校联系工作。而学校里的师生也一直没有停止过革命活动。李植庭与崔家庄党支部合作在村内组建了“同乐会”，把要求进步又喜爱文艺的农民组织起来，改编传统节目或自编自演节目，一则宣传革命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二则活跃气氛、团结群众，把广大农民吸引到党的身边来。事实证明，同乐会的组建，对于发动群众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时候，山东督军张宗昌趁国共合作破裂和汪精卫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反帝反封建纲领的机会，宣布山东独立，并以“保境安民”为借口，镇压革命，搜刮民财。年底，张宗昌下令征收军事特捐及善后公债，每银一两计征19。68元。地方军阀政府借机横征暴敛，弄得百姓叫苦连天，抗捐抗税事件时有发生。泊头子村组织红枪会，抗粮抗捐，曾经在全县造成很大影响。
1928年4月，中共寿光县委作出决定，要以流血事件警告军阀政府停止对群众的欺榨。这时，正好王高赶会，军阀政府派税吏刘文田前往征税，中共寿光县委便委派孟庆东前往执行击毙刘文田的任务，并要求中共崔家庄支部和双凤学校党组织配合。孟庆东来到学校以后，与当地党组织商讨具体行动方案。原先考虑，在村内击毙刘文田，会给房东留下遗患；而等他结束王高征税之后，必然再到南河征税，如果孟庆东预先埋伏在刘文田去南河的必经之路九龙口处，等待刘文田经过时再击毙他，更稳妥些。但不巧，刘文田因遇上朋友，当日并未启程去南河，而是住在了王高汇通网庄，导致这一方案落空。不得已，仓促决定，由孟庆东直接到汇通网庄将刘文田击毙。在孟庆东执行任务的时候，学校和崔家党组织派人负责在外围保护。任务完成以后，孟庆东安全撤离现场，来到学校隐藏。李植庭对此做了精心安排，让孟庆东休息好，生活好；为了他的绝对安全，李植庭以赶王高会为由，放假三天。孟庆东住了一段时间后离去，临走，给学校留下一支手枪。
这个时候，社会局势十分动荡。1928年4月，奉系军阀在寿光的代理人贾月印政府垮台；6月，鲁东民军司令刘荆山（纪台镇赵家庄子村人）盘踞寿光，屡次与地方实力派朱泮藻、单梅五、张来友部发生战争；8月，军阀黄凤歧打败了刘荆山部，寿光地区的军阀混战才得以平息。但到了12月份，国民党组建寿光县党部，第一届执监委员会也一并成立。随之，发布通告，限令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执委会登记自首；国民党县政府还组建“捕共队”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国共合作在寿光已经完全破裂，我们党的活动处于国民党右派的盯梢监督之下，党组织的活动暂时转入隐蔽斗争。这个时期，各地盗匪蜂起，案件叠出，交通受阻，商旅不行，寿光党组织一度失去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寿光县党委于12月份在双凤学校召开党代会，出席会议的有30余人。学校和崔家庄党组织负责保卫，并安排食宿。会上，不仅分析了当时形势，并研究确定了对策和工作任务，同时，还因为张玉山不幸于1927年12月18日病逝，所以在大会期间重新改组了县委，由王云生代替张玉山任县委书记。
早在1925年，为了保证学校的安全，李植庭就曾经向县政府要求委派四名士兵进驻学校，负责警卫，以防意外。但一年以后，士兵却被调回。
1929年，社会局势更加动荡不安，土匪盗贼趁火打劫，散兵游勇生事扰民，秩序混乱，民处水火。春天，南河学校的师生，就曾遭土匪绑架，随后崔家庄的几个村民，也被绑票。学校也因此受到影响，部分离校较远的学生不能按时到校上课，甚至被迫退学。大部分师生虽然坚持学习。但难免战战兢兢，人人自危。不得已，李植庭只好与各方协调，在村庄的西南部购买13市亩土地，拆除原校舍，搬迁至新址重建学校。
建校是在艰难中进行的，因为经费紧张啊！他还是凭借他的老办法，从自身做起。他的三子文烈和他的本家孙子李步坦都是很好的木工，有几个亲属有瓦工手艺，李植庭把他们叫到一起说：“建校是一件大事，需要大伙齐心协力；但你们得带个好头，大伙都看着你们呢！有句话我得先说在头里，我没有钱给你们，等建起学校，你们的孩子上学，我不收你们的学费。”有了自己家族的带头，事情就顺利多了，全村各户都行动起来热情支持。
13市亩土地，原本就不宽松，偏偏在新址的范围内，还住有两户农民，必须动员他们同意离开并安排他们迁入新居，这确实是一件棘手的事。李植庭三番五次地出入两家农户，苦口婆心、晓理晓情地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两家农户深受感动，终于答应搬家让路。李植庭拿出自己的积蓄，为两家新建住宅；他嘱咐负责建房的人说：“几代人居住了上百年的宅院，能没有感情？一时想不通，可以理解。为了办学，最终同意搬家，很不容易啊！请你们一定要把房子盖得好好的，否则，我心里会有愧的。”
到了冬天，新校落成，改名为“寿光县立第八小学”。学校共建新房3排，前排计14间夹一过道，为南屋，作为师生宿舍；后排共15间，当中有3间教员办公室，东西两头各有6间教室，东头为初级班，西头为高级班；高级班后面建有师生伙房。其东、其后，则为操场。
就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作者有幸看到一本成册于1929年的小册子，以工整的楷书写成，名为《寿光县立第八小学同学齿录》。此册原系寿光县立第八小学第二级学生王廷秀的同学录，经其子王隆盛先生珍藏至今，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从这本小册子中可知，当时的学校教职员除了时年60岁的李植庭老人外，还有：王克俭，字次勤，男，35岁，寿光王高村人；李凤九，字德亭，男，39岁，蕤滨区冉家村人；刘汉兴，字云章，男，31岁，寿光城区北洛村人；张象坤，字次乾，男，42岁，寿光城区范家庄人；李文章，字汉卿（即李文），男，28岁，寿光北益区崔家庄人；范兴汉，字倬云，男，25岁，寿光城区北洛村人；张舜卿，女，19岁，寿光纪台区西胡营王家庄人。
当时有高级第一级和高级第二级两个班。高级第一级学生名单如下：
张乐孔，字尼山22岁，平望区中疃村人；杨玉兰，字香亭，22岁，平望区杨家庄子村人；刘来之，字修文，21岁，北益区牟司务桥村人；王秀林，字俊卿，21岁，巨淀区寇家坞人；田生荣，字华亭，20岁，北益区田柳庄人；王连蒂，字当亭，20岁，北益区崔家庄人；范学周，字景西，20岁，平望区王家庄人；郭云龙，字海青，20岁，巨淀区马家茅坨人；杨长清，字松斋，20岁，北益区常家庄人；马福田，字梅五，19岁，巨淀区马家庄人；王寿桂，字芳五，19岁，平望区营里社人；杨连文，字献如，19岁，北益区杨家疃人；王秀春，字文山，19岁，平望区营里社人；侯玉棠，字荫南，19岁，巨淀区北洋头人；侯玉楠，字伴梅，19岁，巨淀区北洋头男人；奚连茹，字文九，19岁，弥津区东伦疃人；段文隆，字从之，19岁，巨淀区南台头村人；常翼之，字云衢，19岁，北益区常家庄人；刘信之，字诚斋，19岁，北益区鼎盖子村人；陈世隆，字盛斋，18岁，北益区后乘马疃人；胡友三，字益斋，18岁，北益区王胡城人；胡欣然，字又欣，18岁，王胡城人；马得巗，字秀峰，18岁，巨淀区牛头镇人；舒孟德，字惠斋，18岁，南台头人；褚怀德，字心斋，18岁，南台头人；马培宝，字贯三，18岁，牛头镇人；陈成儒，字鸿宾，18岁，北益区陈家马庄人；王录德，字宣三，18岁，寇家坞人；王志修，字向亭，17岁，巨淀区李王庄人；侯庆元，字连三，北洋头人；李宗棠，17岁，崔家庄人；李永升，字旭东，17岁，后乘马疃人；朱曰章，字次文，17岁，朱家庄子人；杨泮龙，字云生，17岁，杨家疃人；于培福，字寿卿，17岁，寇家坞人；常铸，字象九，17岁，常家庄人；王方盛，字松如，17岁，营里社人；王卓勋，字越千，17岁，西王高人；张乐泉，字次源，16岁，平望区中疃村人；田源海，字远清，16岁，田柳村人；胡登科，字梯云，16岁，平望区吴家营人；高怀仁，字爱卿，20岁，东伦疃人；马良田，字心斋，20岁，巨淀区马家庄人；郑化清，字文轩，20岁，北益区于家庄人；李泮溪，字芹斋，19岁，崔家庄人。全班共计45人。
高级第二级，有王纪禄、马儒荣、王金锡、张锡川、陈效由、杨连茹、陈树德、王滨海、侯天序、李汉臣、张之培、吴永乐、侯俊才、冯庆章、马儒学、陈益三、张学贤、傅恩禄、刘春明、唐守先、刘殿阁、李文池、郭文海、张瑞云、王金龄、张文学、李文英、常镀、李茂森、吴凤九、马良谦、王元勋、崔乐亭、杨培凯、胡焕然、张惠芝、王法颜、李守业、崔庆昌、杨金山、王廷秀、杨之德、李相如、张文兰、郭伯禄、崔瀛滨、崔锡恩、褚文山、马树松、朱乐山、朱屏汉、胡克明胡思明、胡云汉、桑继业、王裕和、王兰生、王良忱、崔象晋、崔国祥等60人。从地域上来看，学生来自东到上口、南到城区和丰城、西到牛头镇、北到羊口的广大区域。如果再看看这些学生的人生轨迹，我们就可以惊喜地发现其中有好多人在革命斗争中成长为师厅以上干部，在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中做出了突出的业绩，奉献了美好的青春。
除高级班外，学校还设初级部两个班，有40余名学生，多来自本村和邻村。当时的课程设有：国语、算术、自然、地理、历史、唱歌、美术、劳作、三民主义等10门，学制为初小4年，高小2年。
1929年到1930年寿光境内发生了黄凤歧、孙魁元、张志诚、范熙绩等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他们顾不上镇压革命，这便给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各级党组织抓住时机，在斗争中恢复重建支部，发展党员。经过一系列事变，广大党员清醒地认识到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迫切需要武器。
1930年10月，在寿光经历了与国民党军队激战而溃逃的晋军张荫梧部路过崔家庄，住进了学校。他们神情疲惫，行色仓皇；自称路过此地，暂住学校稍事休息。教师李文看他们精疲力竭的样子，觉得这是搞武器的好时机，便叫来共产党员、在学校当工友的李登坦，两人交换意见后决定，由李文向李植庭和党内同志通报并想一切办法稳住他们；由李登坦回村与部分党员骨干商量对付他们的办法。经过谋划，决定让李文光以慰劳为借口，送去一担西瓜，一来可以麻痹他们；二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给我们的行动创造机会。就在这帮散兵游勇吃西瓜的时候，其他党员同志悄悄潜入屋内，把十一支长枪全部取出。11支长枪中，有3支完好可用，其余8支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他们把枪暂时存放在李步坦家的草垛里，目的是一旦有机会，由钳工李步坦将损坏的枪支进行修理，以备将来派上用场。
1932年秋，寿光的革命形势突然恶化，“捕共队”到处搜捕共产党员。曾在双凤学校教学的刘化普随她的丈夫宋明时叛变革命。李文被敌人追捕。敌人派兵包围了学校，而李文恰好外出不在，使敌人搜捕李文的行动落空；还没有来得及出走，敌人又一次包围了他家，在村民的掩护下，他从邻家逃出，急忙找到李植庭，李植庭派李廷奎将其护送到刘家庄子，然后在刘发梦家化妆，随即启程奔赴招远去找王克俭。后来，李植庭考虑到敌人有可能还来学校搜查，便将从圣水村带来的油印机转移到李梦先家里，使之完好地保存下来。
李文走的时候，没有路费，时间又十分紧迫，情急之下，李植庭未经组织同意，私自作主，将20元党费交给他做为盘川。后来，李植庭向组织汇报此事，却被误解为有经济问题，并停止了他的组织生活。他受到了误解，但心里却很平静，因为他于心无愧；同时，他也相信，事情一定会调查清楚的。他没有怨言，更没有因此而影响了工作热情，依然勤奋工作着。
李文出逃到招远之后，又从招远展转到了济南，找到了省委。12月份，王云生和李文受省委委托，到沂水县做敌人大屠杀的善后工作，顺路回到双凤学校。李文的到来，使李植庭的所谓“经济问题”得以澄清。但是，当时的形势十分险恶，党组织为保存力量，考虑到李植庭在社会上有着很高的声望，即使政府官员也敬重他的人格。若以其校长的身份作掩护，凭他人格的魅力去为党工作，效果可能会更好。所以就将错就错，指示他暂时不过组织生活，以无党派人士身份从事社会活动。
1933年2月，原共青团山东省特委书记陈衡舟在上海叛变革命。敌人利用他在济南的联络点，设伏逮捕了省委书记任作民、组织部长向明；因为当时恰好作为寿光县委领导人的王云生和李文也在济南，所以也同时被捕。寿光县委遭到极大破坏，失去了与上级党的联系。学校和崔家庄党支部骨干由县委委员王登赢主持在李廷奎家召开特别会议，研究决定了6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抓武装建设、准备武装斗争。夏天，学校和崔家庄的党支部商量落实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大家一致认为，武器固然重要，掌握武器的人更重要。统一认识之后，决定办一处国术馆，请人教授武术，我们的同志和附近爱好习武的人参加学习。一则可以练习武艺，锻炼身体，为武装斗争做准备；二则还可以借以团结组织群众。随后，便同李植庭商量，推举他为馆长并负责去县政府备案，只有备案以后，才算合法的民众团体。李植庭慨然应允，并旋即派人腾出三间教室作为国术馆专用场所。李植庭很快就完成了注册，然后到王高聘请王修章来学校国术馆做教练，国术教学很快步入正规。自此以后，本村及邻村有数十人经常来此学拳练武，晚上，则护村看坡。直到1936年，才因故停办。
为了保证学校教育工作的正常进行，李植庭表面上并不介入革命活动，但他不动声色地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的支持下，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毫不犹豫地积极配合党的任务。即使课堂教学，也不忘穿插爱国救国教育。党员教师利用历史课，教授中国国耻史，从鸦片战争讲到日寇侵略。教师常常激励学生，面对外族的入侵，国人理应团结奋起，但蒋介石却采取不抵抗主义，卖国误国。所以我们必须自立自强，团结广大群众抗击所有敌人，挽救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常利用国语课讲授斑超、郑成功、戚继光、岳飞、林则徐、金阿五等英雄故事，激发大家对爱国救国者的敬仰之情。唱歌课上和课外活动时间，就教唱革命歌曲。李梦先、李文灼、李国云等教师就曾教唱过《国际歌》、《码头工人歌》、《铁血歌》、《大路歌》、《十二月歌》以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日本真可恨》等歌曲。这样的教育和活动，提高了学生的思想觉悟，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为党为国培养了后备人才。
1933年10月，宋宪章就任寿光县县长。上任伊始，便招集全县知名人士开会，公布他的改革方案，征求大家的意见。李植庭也在其邀请之列。宋宪章早就听说李植庭办学的事迹，也深知李植庭在寿光的威望，但第一次见面还是让他感到意外。在他的意念中，李植庭似乎是一位一呼百应、雷厉风行的小伙子，今日一见，却竟然是60多岁的老者。他想，以这样的高龄，竟然取得那么大的成绩，以至于让全县人交口称赞，其办学热情让年轻人汗颜啊！他从内心里敬佩这位老人。
1934年4月，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到寿光视察。在宋宪章的陪同下，到羊口了解羊口学校的教学情况，回来时，顺路到寿光县第八小学，参观了校舍配置，询问了教师和学生学习生活情况。当何思源知道这所学校是李植庭靠自筹资金创办起来，而且看到至今依然简陋的时候，他对宋宪章说：“你我各拿出20元，赠与学校，让学校添置一点设备，就算我们对学校的一点心意吧。”宋宪章笑了笑说：“好的。”
宋宪章决不是等闲之辈，上台不久，便开始了他排除异己、巩固政权的一系列措施。他派遣国民党骨干打入各学校，试图监督、控制学校的活动。1933年年底，他委派穆正宽（又名穆正卿）到寿光县立第八小学担任童子军教官。穆正宽一到校，就气焰嚣张，指手画脚，胡说学校匪气太重，应该好好整顿。
1934年的春天，穆正宽在训练教学中，借机体罚进步学生，激起学生的公愤。李植庭和党员教师商量，要杀一杀他的威风。有一次，在军训中，他又对一位学生施暴，李树坦站出来与之理论，引起互殴。李树坦是国术馆的高才生，武术不错，在争斗中，把穆正宽打得鼻青脸肿。穆正宽向上级控告学校和李树坦，李植庭陈述认为，穆正宽打人在先，学生还手在后，学生固然应该处分，教师应当负主要责任。后来，李树坦被宣布记过一次，而随后穆正宽也被调离学校。（这一段需要核实）
冬天，崔家庄一个在傅作义手下任职者的妻子回家看家，此人派护兵身背两支匣枪进行保护。学校和崔家庄支部在学校商量决定要想办法把两支匣枪搞到手。具体行动由李廷奎、李鸾金负责，学校炊工李登坦也参加了行动。但几次行动都没有成功。后来花费280元大样将枪买回。
1935年春，从张荫梧部弄来的枪被住在附近的一个无赖发现，于是这个无赖便向官府告了密。官府前往李步坦家查抄，枪支悉数被没收。党组织商量对策，决定利用李植庭的身份和威望，亲自到官府要枪。李植庭到了县政府，宋宪章因为了解李植庭的办学事迹和他的威望，热情地接待了他。当谈到查抄枪支一事时，李植庭说：“这完全是一场误会。你可能不知道，自从1925年，我校就曾经由政府派兵护校，那几支枪乃是护校所用。由于近来社会混乱，枪又损坏得厉害，学校将枪送到李步坦家，是想让他修理的。世道不安定，他不藏在草垛里，能行吗？”宋宪章听说之后，考虑李植庭所说头头是道，枪支也确实很破烂，李步坦又是当地知名的钳工，没有什么破绽，便送了个顺水人情，说：“先生德高望重。既然先生出面，我宋某怎能不给面子？好了，派人拿回去吧。”枪支又被运回学校。
这个告密的无赖是本村的一个客户。沂水人，戴新之的次子，因系戴新之后妻带来的儿子，故人称“带儿”。他们父子在原籍时就是当地的恶棍，贩卖人口，经营毒品，结匪绑票，无恶不作；后来由于杀哥霸嫂以至不能立足才逃来崔家庄定居。来到崔家庄以后，恶习不改，依然我行我素，崔家庄人将其恨之入骨，但因为他们父子与官府、警察局来往甚密，也无可奈何。带儿之所以向官府告密，除了其本性使然外，还另有原因。一是李步坦家曾经被土匪绑过票，社会上纷纷传说带儿就是内线，是他钩来的土匪，带儿听说后，极为不满；二是不久前，带儿拐走了李云起女儿，从而引起了崔家庄人的愤怒；李步坦等人曾经声言要到官府控告他。他这一招儿，在于一箭双雕，既可先发制人，还可讨好官府。然而，他的如意算盘却意外地落空了。党组织找李植庭商量，如何借这个机会教训一下这个恶棍。李植庭考虑后认为，让李步坦反控带儿诬告罪为最好。于是李步坦到寿光城里大同饭店找着马宝三，写了状纸，径直去找宋宪章。宋宪章沉思半天，说：“罢了，罢了，他戴家父子经历了这场事故，怕也住不得崔家庄了。你就回去吧。”李步坦回来，找了庄约李锡朋，到戴新之家，指责戴新之怂恿其子强霸人女、指责带儿诬陷好人，无事生非，戴家父子十分难堪；随后鼓动村民群起而攻，终于将其驱逐出去，为崔家庄除了一害
1935年陈少敏同志从青岛去天津路经寿光，回范于老家看望老人。寿光党组织邀请她到寿光县立第八小学演讲。李植庭听了她的讲话以后，受到极大鼓舞，并十分佩服陈少敏同志。因为当时陈少敏同志路费困难，党组织决定为她筹集部分路费，李植庭带头捐献募集到大洋15元，为陈少敏同志解了燃眉之急。
1936年4月，寿光县举行全县武术比赛，各地武术馆纷纷报名参加，崔家庄国术馆当然也不例外。经过多场较量，决赛在崔家庄国术馆和寿光二区武术队之间进行。地点就设在文庙前的场地上。寿光县县长宋宪章和有关领导都亲临现场坐镇监督。二区武术队由时任二区区长的张景月带队，队员十数人，身穿崭新的灰色军装，腰扎武装带，膝盖以下缠着裹腿，十分威风；崔家庄国术馆由馆长李植庭和教练王修章带领，队员有李廷奎、李登坦、李鸾金等10余人。他们穿着十分普通，在对方的映衬下，则显得非常寒酸。乍看之下，似乎胜败已在预料之中。但经过激烈的对打、较量，前三名全部被崔家庄国术馆包揽。发奖时，宋宪章笑着对李植庭说：“李老办教育，文武兼顾，名不虚传，令人佩服啊！”
1935年的夏天，寿光东城根小学受学生喜爱的校长杨寿山被无端撤换，换上了宋宪章的心腹牟雯轩，学生开始闹学潮，当局被迫撤换牟雯轩，而换上宋宪章的另一个心腹武歧峰；1936年，学生继续闹学潮，把武歧峰也赶下了台。1936年9月，寿光县府调李植庭出任东城根小学校长。一则因为李植庭人品高尚纯正，声名远播，受人尊重；二则到校后处事公正，大公无私，不为权势所左右，所以很快平息了纷争，学校秩序恢复正常。
李植庭在东城根小学任职期间，思想正派，处事公正，平易近人，生活俭朴。他经常在学校里散步，深入各科室，了解学校各口的工作状况，与教师、学生平等交流，从来不摆架子。人们常常看到他手拿扫帚，打扫办公室前的场地；他的办公室里也拾掇得井井有条。他不自己做饭，和教师一样到食堂打饭。他嘱咐大家珍惜饭菜，不可浪费，他自己也非常节俭。有一次，他的孙子李培元和李培仁到校看望他。吃中午饭的时候，炊事员送饭的同时，顺便拿来几个红萝卜。培仁便拿了一个，开始剥皮，顺手把皮扔在地上，李植庭看到以后，生气地大声对培仁说：“不能剥皮，别糟蹋东西，要连皮一起吃——老百姓种菜容易吗？剥了皮，不但影响营养，还造成浪费。这不是好习惯。”弄得培仁好尴尬。看看培仁不高兴了，他马上又拿出铅笔和本子教培仁画画，事情才得以平息。
东城根小学的学生风潮，并不是偶然的。“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对日寇的侵略行为无比愤恨，纷纷行动起来誓言抗敌卫国。寿光党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也旋即由反对奴化教育转向抗日爱国运动。早在1931年，寿光县立中学就曾因不满赵传业炮制所谓“约法三章”，禁止学生阅读共产书籍和信仰“异端邪说”，进行奴化教育，引发过学生运动，结果把赵传业赶出了寿光县立中学。
就在东城根学潮前不久，崔家庄寿光八小也曾发生过“木头帖子”事件。宋宪章为了控制学校，按他设计的路前行，便将自己信得过的人，一一安插到各个学校。他派教会学校毕业、又倾向国民党的牟干臣和牟德亭来校任教，两牟思想反动，对进步师生冷嘲热讽。李植庭安排学生制作了许多木头帖子，上书“打倒汉奸牟干臣、牟德亭！”、“两牟滚出学校去！”并高呼口号，迫其离职。后来，又来了一个张德五，李植庭又动员学生借球场纠纷，将其驱逐出校。
其实，调李植庭到东城根小学任校长，这里面还大有文章。宋宪章自有他的打算，他用的是一箭双雕之计：一则借李植庭的威望平息学潮；二则借此机会，把李老调走，也好把他的心腹安插进第八小学，即所谓掺沙子，防止学校形成倾向共产主义的铁板一块。果然，很快宋宪章把国民党员刘协奎派来担任校长。刘协奎到校后，培植、拉拢自己的亲信，监视盯梢进步教师，在大会上肆意恐吓教师学生不准参与非法活动，散布反政府言论。学校里人心浮动，一时不知所以。李植庭本来就担心他离开学校后，新的领导群体，一下子应付不了突然的变化，又听说了学校里的混乱情景，他很着急。他展转托人活动，通过朋友的关系，把李梦先调入八小。李梦先，崔家庄人，共产党员，1935年师范毕业，其父李锡朋是崔家庄的庄约，为人正派，是党的可靠朋友。他的调入，使八小壮大了进步的力量。他来到学校以后，在学校成立了农民夜校，教群众识字，唱革命歌曲，宣传抗日理论和党的政策方针。为了让大家了解国内国外的消息，派人到济南买来收音机，架设高音喇叭，每天晚上都收听广播。李植庭在星期天回家时，就到学校转转，问问学校情况。当他看到这种热烈的情景后，非常高兴。在这种情况下，刘协奎的嚣张气焰也稍微收敛了一些。
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以寿光党组织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坚决反对“何梅协定”和“华北事变”，支持党中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许多共产党人参加了地方选举。李植庭被选为第七区区长。他利用区长的身份，做了大量有利于国家人民的工作。
1937年，发生了“七七”芦沟桥事变。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全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消息传到寿光，引起全县人民的极大震撼。各地的党员和广大爱国师生立即组织起来，运用集会、游行、街头宣传演讲等形式，响应党的号召，支持党领导的抗日爱国活动。寿光县委把握时机，教育并引导农民和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团结抗日，保卫中华”等口号，响彻全县，使各阶层群众受到鼓舞，工农兵学商群情激奋，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8月，在寿光党组织的倡导下，国共合作在寿光县城成立了寿光县各界抗敌后援会，并创办《大众报》，以便借以推动抗日运动。共产党员张文通受县委委托参加了“抗援会”的领导工作，李植庭成为各界抗敌后援会的成员；抗敌后援会曾通过《大众报》经常报道各地民先和学联的活动情况，转载《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等文章，为“唤起民众，共赴国难”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1937年9月，杨涤生奉省委指示，来寿光传达省委关于“各地党组织以支部为基础筹集武器，建立武装，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10月，张文通参加了在博山召开的研究迅速发动武装起义问题的会议；11月，寿光县委又在牛头镇召开扩大会议研究了有关起义的具体问题。12月29日，各路抗日武装齐集牛头镇，正式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并向全国发布“八支队抗日宣言”。寿光县立第八小学毕业出校和在校学生纷纷报名参加。崔家庄有百余人参军，李文、李廷奎、李梦先、李登坦、李鸾金等人都成为队伍中的领导和骨干力量。从学校搞到的枪支更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武器。在“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号召下，李植庭带头将家里一匹茄皮色的大骡子献给八支队；并以区长身份号召全区人民支援抗战，同时，还向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支队发了贺信。后来还有许多在校读书的学生，受到抗日热情的感染，在八支队从胶东归来征战鲁南时，投笔从戎，加入到抗日队伍中去。1985年曾有过不完全统计，仅崔家庄从八小参加革命，成长为师厅级以上的干部就有13人，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李植庭老先生的培养。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之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热潮，但寿光县以宋宪章为首的腐败官员们却乘机大发国难财。一方面紧急催逼百姓交粮纳税，一方面又把眼睛盯住了羊角沟的盐业，他们与国外洋行相勾结强征农民的车辆到羊角沟拉盐运到益都、昌乐等车站，卖给国外盐商，从中牟取暴利。1937年年底，宋宪章的两个官差来到崔家庄，要庄约李锡朋安排20辆大车运盐。崔家庄充其量也不过10余辆大车，且大多是牛车，李锡朋哪里去调用20辆车呢？在官差的逼迫下，李锡朋只好领着他们挨门挨户地查找。官差嫌李锡朋办事拖拉，动手打了他。在这种情况下，村民李树桐上前与官差理论，和官差发生了争执。官差又打了李树桐，李树桐忍无可忍，被迫还手。李树桐长得五大三粗，又是武术高手，官差哪里是他的对手，三拳两脚就把两个官差打了个落花流水，只好灰溜溜地离开崔家庄，交差去了。第二天，宋宪章派武警把庄约李锡朋抓去，关进监狱。在这种情况下，村里派人找到在东城根小学担任校长的李植庭，让他想办法把李锡朋救出来。李植庭马上去找宋宪章，对宋宪章说：“崔家庄一事让你生气了，实在遗憾。但那个打人的人，本来就是个疯子，外号‘痴圣’谁不知道？他在村里打人是经常的事，你何必为他生气？我看，这次要不是李锡朋把疯子赶跑的话，事情恐怕还要严重的多。李锡朋并没有过错啊。”他接着把话题一转，说：“今天崔家庄来人说，昨天，有匪兵占了村，四门设岗，催着要找庄约李锡朋，再找不着人，就要放火烧村。为保崔家庄村民平安，还是把李锡朋放了吧。”宋宪章听说崔家庄来了匪兵，想想时局已经乱得不成样子，只想着逃跑，也就无心再为些屑小事纠缠，也就送了个顺水人情，答应放了李锡朋。经过李植庭的斡旋，李锡朋终于逃过一劫，安全回到了崔家庄。
1939年8月，寿光成立“寿光县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李伯衡为主任，李植庭为副主任。
1939年1月，日寇进犯寿光县城，并占据羊口。7月份在县城设县公署和维持会，各区设区长，还组织了县保安大队在全县安据点多处；崔家庄北3里的王高村也设了据点。日寇梦想采用“以华制华”的手段，达到它吞并中华的目的，以高官厚禄的许诺和屠戮全村的威胁，诱迫有声望的社会名流出面为其效劳，李植庭当然也在被诱逼之列。1939年年底，敌人派员劝说李植庭，被李植庭断然拒绝。1940年2月8日，正是庚辰年的春节，驻扎在王高据点的日寇突然派兵包围了李植庭家的住宅，一面“大兵压境、兵临城下”，一面假惺惺地声称“恭请李植庭先生出山，共商政事”。但正巧先生并不在家，经庄约李锡朋与之周旋，方始退兵；隔了不久，第二次包围了他的宅院，没找到李老，便抢走了他家的所有能拿走的财产；第三次来，便在他家的房屋上放了一把火，经众人抢救，才未造成严重损失。1940年，2月14日，日寇再一次围住了他的住宅。李植庭当时躲藏在他的一个学生家里，所以敌人仍然没有找到他，于是悻悻离去，临行前，留下警告说，明天他们还来，如果再不就范，将洗劫全村。李植庭陷入了深深的焦急和痛苦之中。他考虑：他绝对不能出卖良心，卖国求荣，为敌效劳，帮助敌人欺压残杀自己的同胞，成为汉奸而留千古骂名；他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全村父老乡亲因他而受到伤害。于是情急之下，顿生自杀之念——宁死不能折节，即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回到家悄悄地拿了一条绳子，到自家的磨屋里实施自杀。他的异常行动被他的次子文光发现，才没有造成恶果。这件事惊动了家人和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听说后也前来看望、劝慰。他的一位同学劝导他说：“植庭啊，生死大事，怎可如此轻率？实在不行，先答应下来，从长计议也未尝不可。”李植庭铁青着脸回答说：“当汉奸，那是既背叛祖宗、又愧对乡民的奇耻大辱，岂可擅为？孟子曾经说过，‘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这就是我目下的境遇啊！”此后，由于家人一直形影不离的跟踪保护，他才没有走上绝路。平静下来之后，他想出走，先逃到亲戚家里躲避一时，看看情况再说。晚饭以后，他把家人招呼到身边，对大家说：“鬼子叫我做事，我决不能干；我不答应，鬼子不会饶我。我没有其他办法，只有逃出去，不让敌人找到我；我走了，鬼子可能会对家里人下毒手。我走以后，你们也锁上门投亲告友去吧。”当夜，李植庭便到了寇家坞他的岳父家里。第二天，全家人也分头逃至各地。
对于李植庭的处境，党组织也很关注。就在出逃之后，李文受组织委托找到李植庭。李植庭是李文的本家叔父，见面后，李文先是亲情的问候，随即转达了组织对他的关切。李文向他简要分析了局势，国民党是无心抗日，专事反共，制造了一系列的摩擦和惨案。日伪合流是我们面临的严重形势，我们必须唤醒群众，团结广大人民与敌人周旋战斗，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最后他说：“以您的爱民之心、救国之志，还有你那崇高的声望，到根据地去，是大有作为的。即使是死，为国而死比之自杀，轻重何如，不言自明。”李植庭说：“我大半生追求救国救民，义无返顾；而今外族入侵，国难当头，我岂无赴难之心？只是年龄大了，怕无济于抗敌之事，反成累赘，故犹豫至今。”李文反问他说：“论年龄，范明枢比你如何？”李老说：“当然范先生更大一些。”李文说：“范老先生还是十分活跃的人物呢，你就不要有什么顾虑了。”于是他们两个一起上路去了牛头镇。
三、参议生涯  功勋卓著
1938年5月，中共清河特委建立，寿光县委隶属于清河特委领导。
1940年5月20日，张景月2000余人进犯王高。我军二营和寿光独立团与之战斗至30日，将张景月部击退，取得重大胜利。李人凤、景晓村、杨国夫主持在王高召开庆祝大会，李植庭在大会上讲话，祝贺指战员英勇作战取了得胜利，并号召广大军民团结一致，共同战斗，取得更辉煌的战绩。
在抗日斗争的实践中，寿光县委深深地认识到，团结各阶层基本群众，全民参与、同仇敌忾才是取得斗争胜利的保证，建立民主政权才能领导持久抗战。1940年6月6日至6月9日，寿光县解放区首届参议会在牛头镇召开，全县有150余名各界代表与会。会议由大会主席团主持，主要议程是：⑴选举正副参议长，建立县参议会；⑵选举县长和县政府委员，成立寿光县抗日民主政府。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方法进行选举，李寿岭（中共寿光县委书记）当选为寿光县参议会议长；李植庭和赵寄舟当选为副议长；刘季清当选为县长。选出的县政委员有：郑子惠（代理民政科长）、侯连三（财政科长）、李牧林（代理建设科长）、刘贯一（代理文教科长）、黄高峰（代理军工科长）。李伯衡被选为动委会主任。
1940年12月上旬，清河区工、农、青、妇、文各界代表大会在博兴县纯化镇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历城、章丘、齐东、邹平、长山、青城、高苑、滨县、桓台、博兴、蒲台、临淄、广饶、益都、寿光、潍县等县，还有军队和后方生产两个单位，共有代表280余人。会议持续20余天。会议任务一是成立清河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 (简称"各救会")，结果刘群、夏戎当选为“各救会”正副会长；二是选举成立清河区第二届参议会，结果李植庭当选为议长，刘群、刘冠甲当选为副议长；同时决定清河区专员公署改为行政主任公署，李人凤担任行署主任，下辖清东、清西、清中三个办事处。随后，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和行署主任李人凤祝贺李老当选，并要求老人发言。李植庭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号召全区军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顽强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去争取最后的胜利。他的讲话全文，被登载在12月23日出版的《群众报》第四版上。报纸还以《抗战老人》为题，专门介绍了李植庭老人的革命事迹，说他在会上讲话“苍颜白发，激昂慷慨”，赞扬他“忠于民族气节，不怕任何困难，敢于为大众利益牺牲一切，值得我们模仿与学习”。
清河区参议会和清河区行政主任公署是清河抗战人民的最高权利机构。行政主任公署负责全区抗战的行政领导，参议会负责制订全区的施政纲领与各项法规。李植庭老人被选为参议会的参议长，他知道身上所肩负的任务有多大分量，他暗下决心，决不辜负清河人民对他的信任和期待。
1941年的4月，寿光、广饶等县蝗灾严重。李植庭以七十多岁高龄，步行察看灾情，一方面向清河专署汇报受灾情况，请求帮助；一方面和群众一起，积极想办法灭蝗。利用挑沟的方法，将蝗虫幼虫集中起来，实施捕捉或掩埋；趁清早飞蝗飞不起来的时候，进行集中捕杀。经过奋战，减轻了农民的损失。
1941年4月，他又在牛头镇创办抗日小学，除正常教学外，还向学生进行形势和共产主义教育，经常组织学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学校办得红红火火，受到广大群众的赞许和欢迎。
1941年7月1日，日军第六旅团山田部队集结日伪军5000余人，扫荡清水泊根据地。抗日军民及时转移，李植庭跟随清河区党委机关随军转移到利津东部的八大组（永安镇）。刚到八大组的时候，那里还是一片茅草地，荒无人烟。大伙只能自己动手掘毛坯，垒砌简陋的小屋，甚至掘地窖居住。李植庭也亲身参加了建村的劳动，老当益壮，从不服输，受到大家的好评。李植庭居住的房屋，是用土坯垒成的三间三门草房。在草房的墙壁上，挖出一个三角形的窟窿，就算是窗户；用荆条打成地铺，叠放着一卷薄薄的破被褥。而且，这么小的房子，还有他的警卫员范德州和另外3个人同住，更何况这里还是住宿和办公、吃饭三位一体的处所。居住、生活条件的确艰苦，但老人却生活得很愉快。他常对人说：“在这样的时期，生活艰苦一些，怕什么？战士们在前方餐风宿露岂不更苦？毛主席为了革命，还住窑洞，我们就不能住土屋？抗战时期，比的是贡献，比的是出力，不能比吃比穿；只比享受，那是低级趣味。不是我们革命者的生活态度。”
1941年元旦，他发表“新年祝词”，用笔写下下面一段话：“团结广大群众，普遍武装青年；建强民意机关，扩大抗日政权；发动新生力量，克服时局危险；反对投降妥协，制止挑拨内战；准备反攻到来，争取胜利明天。英勇奋斗！恭贺新年！”下面是李老的署名和时间落款。这段话后来被刊登在《群众报》上。
1942年春，由于日寇扫荡和国民党土顽封锁，物资供应匮乏，生活十分困难。为了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抗日民主政府指示，积极开展经济建设，组织机关、群众开荒生产。李植庭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身体力行，参加开荒活动。他常说：“劳动不但可以收获粮食蔬菜，也能收获成熟的思想。古语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参加劳动，可以让我们体会到劳动的艰辛，知道劳动成果来之不易，就能养成尊重劳动并尊重劳动人民的感情，也可以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劳动还能锻炼人的体魄，培养人适应环境的能力，真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他在驻地附近开垦了荒地，种粮种菜，管理得井井有条，粮菜季季丰收，受到大家的称赞。
1942年8月19日到20日，垦区首届参议会在垦一区一村小学召开，行署主任李人凤给大会送了贺幛，身为清河区参议长的李植庭也长途奔波，亲临大会进行指导。
在八大组生活的这一段时间，他朝夕与党政领导相处，参与学习党的文件，阅读中央领导的文章；不断参加群众集会，深入基层联系群众，了解群众的心声。他对党的政策方针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抗敌救国，不谋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党派的根本所在；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1942年7月1日，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21周年的时候，他在《群众报》上题词：“21年来，你无日不在为反帝反封建而努力斗争！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已成为团结各阶层人民的核心！在破晓前的黑暗里，犹如一座光明的灯塔，照耀着千百万人，走上自由解放之路！”热情洋溢的题词，是这位老人发自肺腑的心语，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之情，也表达了广大军民的由衷情感。
1942年10月4日，博兴县参议会开幕，陈竹村参议长讲了话，张竹天县长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告全县人民书《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会议选举常子韶、王囚、陈竹村、景晓村、相炜、李植庭、霍俊青、阎冲、郑恩普、贾佐卿、崔硕星等为出席清河区第三届参议会的委员。清河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李植庭以饱满的热情，认真地履行着自己的工作职责，并且依然坚持参加生产劳动。1943年7月23日的《群众报》第一版上，曾发表过赞扬李老劳动事迹的报道，标题是《李参议长劳动种植》，原文是：“清河区临参会李参议长领导驻地议员，努力参加生产。现李议长年71岁，但精神矍铄，颇称健康，并对开荒生产之倡导不遗余力，并以身作则。据记者目睹，李参议长自今春即亲自下手种植的2亩菜园，现各种蔬菜、瓜、玉薯、大豆等，都已青葱肥大，满园无一空隙。李参议长每天除处理公务、接见来客外，其余时间即在菜园中拔草、锄地、捉虫、移植。其他驻会议员亦在李参议长之率领下，努力参加生产。”不久，他被评为劳动模范。
1943年春，李植庭看到从个抗日根据地迁来垦区的烈军工属子女无处上学，便建议办一所学校，于是他接受清河行署的指令创办了实验小学，他被推举为名誉校长，林青任教导主任，齐秀三任总务主任。学校的学生主要是行署机关、军区机关的公务员，耀南剧团精简下来的小演员，前线负伤的战士，以及从各抗日根据地迁来垦区的烈军工属子女等；马跃南和马晓云司令员的子女、行署主任李人凤的儿子都在这所学校上学。学校不但学习文化，也学习政治，还参加劳动生产。学生享受供给待遇。
秋天，李植庭把他15岁的孙子李培仁送到部队上参加了革命。那时侯，李培仁年纪小，杨国夫司令员对他喜爱有加，让他和自己睡在一盘大炕上；李培仁曾经抚摩着杨司令的光头说：“和尚晚上不点灯，是这样吗？”杨司令笑笑，用手指头点着李培仁的额头说：“你这个调皮鬼！” 隔了不久，部队首长决定把李培仁送进学校上学。所以，他便从清河行署来到李植庭的住处。李植庭很高兴，对他说：“你年龄还小，先到实验小学上学吧。好好学习，学好了，再上前线打鬼子。”两天以后，景晓村政委来到李老住处，拉着李培仁的手嘘寒问暖，嘱咐他好好学习。李植庭用自己种植的蔬菜招待景政委，不好意思地说：“我没有鱼肉招待你，只有萝卜、豆角，全是亲手种的，也算别有风味吧。”景政委说：“我能吃上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亲手种植的菜肴，真是受宠若惊啊！”于是二人都笑了。
李培仁到学校后，见别人有钢笔，便缠着爷爷要，李秘书出去买来一支黑色国权牌钢笔，说是最好的。李老听了，对培仁说：“你小孩子家，不能用最好的钢笔——就跟李秘书换着用吧。”培仁乖乖地把笔交给了李秘书。
1943年3月，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6月，乘共产国际解散之际，指示特务假冒人民群众团体，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7月调集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准备闪击延安。在国民党操纵的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通过了反共的决议案。共产党及时地揭露了蒋介石的罪恶阴谋。消息传到清河军区，群情愤慨，形成了各界人民纷纷反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浪潮。李植庭在各种大会、会议上代表人民大声疾呼，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制造内战的图谋，拥护共产党，支持八路军。并在当年的“八一”纪念大会上，发表了激昂慷慨的讲话。8月7日出版的〈群众报〉在第一版上刊载了他讲话的报道。标题是〈垦利县各界人民纪念“八一”举行制止内战挽救危亡大会〉，副标题是“临参会李参议长号召拥护共产党八路军”；文章说：李议长登台讲话。他首先从历史指出，国共合作，革命就取得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人民就陷入无限痛苦的深渊，中华民族就濒临灭亡的危机。他说：“我们的任务，怎样去维护我们老百姓的利益。现在我们在敌后，还能不当亡国奴，生活并且改善了，这些利益是谁给我们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吗？不是的。他们早跑掉了，剩下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地方上，不是发国难财，就是投降敌人，成为敌人的帮凶。假若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我们的利益就无法维护。共产党、八路军是我们的救星，我们誓死维护共产党、八路军！”他又说：“民主政府努力改善了民众生活，改善行政机构，为了什么？为了爱民！国民党反动派要进攻边区，破坏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从1941年到1943年，清河区抗日战争的形势十分严峻。日寇对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一年比一年频繁，一次比一次残酷。他们实行所谓“囚笼政策”、“蚕食政策”、“三光政策”、“强化治安”等手段，妄图瓦解、消灭我抗日力量。仅1943年，日伪军千人以上的扫荡就达10余次，其中万人以上者4次。政府机关经常要随部队转移。那时侯，交通条件很差，行军都是步行，李植庭老人已经七十岁，很多时候都是也和其他人一样，靠双脚艰难跋涉，但从来没叫苦过。
在1941年的时候，我们的部队曾在益、寿、临、广四边战斗中，缴获了临淄大汉奸“一眼六”为他父亲买的一头毛驴。清河军区的领导研究决定送给已经70岁的李植庭作为代步之用。李植庭从博兴到垦利就是骑着它行军的。不过，在一般情况下，他很少骑它，有时候，就把毛驴让给身体病弱的同志或机关里的干部子女骑；别人劝他：“你这么大年纪了，比不得年轻人，还是骑驴走吧。”他总是说：“我虽然年龄大些，但身体尚好，不能搞特殊。”1942年，日寇频繁扫荡，机关经常要转移行军，年轻人尚且十分劳累，何况李老年事已高，自然非常疲惫。上级考虑到，如果是短途转移，骑毛驴未尝不可，但长时间或远距离行军，毛驴就难于应付。为防止掉队，从后勤处调来一匹大马作为李老的坐骑，把毛驴交付司务处，专门用做驮运炊事用具。但李植庭不答应，不管别人怎样说，就是不接收大马。饲养员急得没法，就对他说：“这是上级的命令，你总不能不服从命令吧；何况，我如果把马牵回去，会挨批评的。”李植庭说：“你回去，就和上级说，是我这个倔老头不收，与你无关。你就说我的理由是，老人怕骑马，马又高又大，性情暴烈，不仅上下困难，而且一旦跌下来，让人受不了；骑毛驴，上下都方便，即使掉下来，也跌不厉害。我可以向上级保证，在行军中绝对掉不了队。”他冲着不知如何是好的饲养员笑了笑，接着说：“上级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不需要马，而骑兵和通讯员又正需要马，送给需要的单位去用，这不是物尽其用、“马得其所”吗？”饲养员没有办法，也只好回去向领导复命。
1943年1月，日伪军集结12000余人，对我广饶、博兴、蒲台根据地和垦利根据地以及清西军分区的高苑、青城根据地进行合围扫荡。机关工作人员奉命转移。李植庭和警卫员老范在转移的过程中，遇上情况，便钻到成片的荆条棵里，为防止暴露目标，把驴栓在离他们较远的树墩上。经过很长时间的周旋，天快黑了。等他们去找驴子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1943年11月份，敌人集中抽调26000余人，、1000多辆汽车、10多辆坦克、10数架飞机，对清河区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机关、学校奉命转移。李植庭不愿意给领导和其他人添麻烦，就和勤务员范德洲一起步行上路。当时，李植庭的孙子李培仁在实验小学上学，便也跟随爷爷一起走。他们艰难跋涉来到十分偏远的“十五村”，住在一户百姓家里。这是一个三口之家，住两间草房，很拥挤。他们只好在地上打了草铺睡觉。当地没有甜水，只好用咸水煮豇豆吃；从八大组出来的时候，曾带了5、6斤馒头干，准备供给年老的李植庭用餐，但李老一看，东西不多，便拒绝独自享用，坚持压成碎末做汤，大家一块喝。因为喝不上甜水，几天以后，他的嘴上开始起泡结痂。老范和培仁只好到野地里去挖苦菜，以求为其败火。一天清晨，他俩在挖苦菜时发现草尖上结着一层白霜冰，放到嘴里感到甜甜的。于是他俩回去，拿一只碗来，轻轻地摄取白冰。但费了好大劲，也只弄到一点点，拿回来，给李老喝。李植庭说：“费这么大的事，也不好解决问题；不要去了。”房东看他们一时不能适应这种生活环境，也很着急。他想了想说：“这样吧，向南2里，有一快草地，里面有一眼小井，说不定能弄到甜水。”按照房东的指点，老范和培仁果然找到了小井，但严格地说，那只是一个水洼，深不过三指，用草叶沾水尝尝，是甜的。他们用碗舀水倒进水罐，半天也就弄到两碗水。回来大家都很高兴。可是第二天再去，水却不多；老范心急，把水洼挖深了些，流出来的水却是咸水了。李植庭吸烟，没有烟叶，让他俩出去弄来一些晒干的芝麻叶，李老吸得有滋有味，直夸他俩能干。半月以后，清河军区副政委刘其人和海防大队的领导找到李植庭，关心地询问了环境和生活，并说：“军区首长委托我来看看你，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尽管提出来，我们一定解决。”李老说：“这家房东很好，照顾得很周到；这里的生活也没有困难，请首长放心。”刘政委又说：“根据情报判断，敌人暂时还不会撤走。军区的意见是您最好还是转移到小清河以东为好，那里相对安全些；待平静一些，我们再接你回八大组。你看如何？”李植庭点点头，说服从领导的意见。刘政委再一次嘱托李老说：“南去，各村都住有敌人；你要注意不能走村庄，而且最好是晚上走。到了小清河边，我会派人接你的。”然后他转过头来嘱咐老范一定要保护好老参议长，便告辞去了。当晚，李植庭等三人从十五村出发南行，不敢走大路，只能走荒草地和盐碱地，黑灯瞎火，深一脚浅一脚地摸黑前进。看看远处，鬼子在村里点燃着一堆堆柴火，象鬼火似的闪烁。不敢说话，不能吸烟，而且又累又困，一夜跌跌撞撞，穿越过敌人的封锁线，走了50多里路才到了小清河边，在一个村子村头，有人把他们找到，安排住进一家农户。老范和培仁都累得够戗，李老却不说一句累。房东用白色的高粱面儿，为他们蒸了窝头，歉意地说：“没有白面，委屈你们了。”李老说：“谢谢了，不必客气。”李老真的饿了，他吃得很香，竟然吃了两个窝头。随后，他们又转移到寇家坞，住在李植庭的岳父家里。敌人扫荡21天后，他们才得以回到八大组。
1943年，由于形势恶劣，没有能够召开议员大会，但李植庭作为参议长并没有放弃参议会的正常工作。从他在1944年1月18日写给于处长的回信中，可见一斑。信的全文是：于处长：来信收到，敬悉一切。我们清河区临参会在1943年中，因本区斗争形势紧张，未开议员大会，只先后开过三次驻会委员会议。兹将其讨论之议案，略述如下；至于本会议员之成分出身及各阶层的人数各占多少，因过去无此项统计，故不能答复。附上最近一次例会记录，请参考！
1、 号召克服官僚主义，改造村政，并制定了惩治贪污条例及惩治贪污暂行办法。颁布施行了；并督促政府改造了部分的村政。
2、 号召保障人权、地权、财权、政权；制定了保障人权条例，修正地权补充决定及敌人扫荡时盗窃案件处理办法等。颁布施行了。
3、 号召拥军拥政，屡次在报上披露文章说明意义及办法，并制定了优待抗属条例、抚恤军人条例。颁布施行了。又号召广泛开展民兵，造成民众性的游击战争。
4、 组织了清河区行政常务委员会。
5、 号召全区人民、部队、机关、团体生产节约，救济泰山、太行难胞，并督促政府安插难民。
6、 号召全区人民对敌展开宣传战，展开政治攻势，并积极备战，以免遭受无谓损失。
7、 号召人民配合政府展开对敌货币斗争，制定伪造及法币本位币处罚办法。颁布施行了。
8、 号召1944年大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9、 讨论加强民主建设，普遍掀起民主运动。
10、普遍推行文化教育。
11、讨论优待日本、朝鲜、台湾士兵与侨民的办法，通知各县去做。
12、 提出省议员候选人名单，通知各县选举。
下面是敬辞、签名、印章和时间；另有四行补充材料。从这份汇报信中，就可以看出，即使是在时局紧张的非常时期，李植庭也依然认真履行着参议长的职责，一丝不苟地做了大量工作。
1944年1月，清河地区与冀鲁边区合并，成立渤海区。李植庭被选为渤海区参议长。
7月，灭共建国军第八团司令王道起义，回到革命阵营。中共渤海区党委、渤海军区在广北牛庄召开了欢迎王道部队光荣反正大会。杨国夫司令、景晓村政委、刘其人副政委和王道司令都出席会议并讲了话；李植庭也代表渤海区人民致词，对王道部队起义表示热烈的欢迎。
1944年李植庭在渤海行署驻地，除认真履行职务职责之外，依然积极参加劳动生产，博得广大群众和机关领导和同志门的好评，处处都传诵着他老当益壮、躬身耕作的佳话。秋天，当他忙碌着为秋季作物追肥的时候，《渤海画报》的总编王干同志采访了他。王总编被他的行为和精神深深感动。回到报社，迅速组织新闻报道，刊发了李老在田间施肥的三色石印新闻画；并配有四言诗一首：
渤海行署，生产立功。出栏送粪，帮助春耕。一齐下手，不分官兵。李老议长，七十高龄，领头猛干，能说能行，象个青年，劳动英雄。满头大汗，一脸笑容：“为民服务，其乐无穷！”同志感动，百姓欢迎。学习议长，艰苦作风，加油加油，猛打猛冲，全庄送粪，三天完工！
1944年8月，利津城得到解放。他非常高兴，第二天，便急忙进城进行宣传，号召人民不要听信敌人的谣言，拥护政府的法令政策，维护生活秩序，安心生产。隔了两天，杨国夫司令从利津到八大组机关驻地。政府通知机关学校组织群众到村外欢迎。到了驻地以后，杨国夫司令专程去探望李植庭。李植庭老人热情地接待了杨司令，握着杨司令的手说：“杨司令在前线运筹帷幄，指挥有方，可谓捷报频传，如今又打了大胜仗，既鼓舞了部队官兵的士气，又激发了人民的抗日热情。我代表全区人民感谢你，欢迎你！”杨国夫司令高兴地说：“谢谢——但这其中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啊；地方政府和人民的支援，才是胜利的保障啊！”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1945年3月15日，李植庭已经74岁，渤海行署各机关和当地群众举行盛会，为他和其他8人祝寿。渤海区党政领导人在祝贺他生日的同时，赞扬他崇高的革命精神，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在1945年3月19日出版的《渤海日报》第一版上作了详细的报道。标题是《行署各机关与当地群众给李参议长和8位同志祝寿》。原文是：[本报讯] 3月15日上午10时，渤海行署在驻村渤海区参议会为李参议长及8位抗战老人集体祝寿。首先，由行署李人凤主任致开幕词，将李参议长的生平向大家简单的介绍；李参议长是寿光人，今年七十四岁，清朝同治十年生人，生辰是旧历二月二（就是今天），家中很穷困，从小念书。战前热心教育事业20多年，曾有些人称他为当代的武训先生！战前曾种过10年地，抗战以后积极参与抗战与人民解放事业，被人民选为清河区的参议长。清河区与冀鲁边合并为渤海区以后，改任渤海区参议长。李参议长今年虽然是七十四岁了，但几年来，他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和青年们一样天天东跑西颠，流了汗，出了力，有很多建树，很值得我们给他祝寿了（鼓掌）！他领全场高呼：我们敬祝李参议长身体健康！我们庆祝李参议长万寿无疆！我们庆祝李参议长领导我们穷人翻身！我们庆祝李参议长领导我们实现民主政治。。。。。。接着，杨国夫司令和各村代表给寿翁们献花。李参议长的胸前挂的花满满的，帽子上、肩膀上、背后都满满的。李参议长站在花丛中喜得合不煞嘴（台下、台上掌声、口号声）。渤海区党委代表刘其人同志致辞：“我们给李参议长祝寿，要学习李参议长的精神。第一，李参议长思想是进步的，始终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的，战前就帮助革命青年们工作，战后为着人民解放事业用尽了心血，他代表着老百姓们的意见，在参议会里，研究与制定行署所执行的各种政策法令（如减租减息等），他是老年的典范，青年的榜样。他第二个光荣特点是：只要为老百姓的事从来不辞劳苦，不避风雨。他住在垦区，周围村庄里的人有问题就找他解决。对解放区人民更关心，去年听到利津成立县府，马上从八大组赶去参加，他是真能代表千千万万人民的参议长。第三，李参议长是劳动模范，他以身作则地种了许多地，参议会机关吃的菜全是自己种的，不用公家一文钱。种的粮食差不多够全机关吃的。他是庄户人代表，从来是勤苦的。我们要响应李参议长与行署的号召，好好生产打粮食。第四，李参议长是教育家，教出学生千余人。他办的是庄户学，教育劳动人民的子弟，不教育学生升官发财，他教育学生不忘本。因此，他的学生为人民办事的特别多。给李参议长祝寿，我们要大量开展国民教育。第五，老议长有勤俭的美德，勤苦种地，省吃俭用。这是庄户人的美德，我们要学习他。李参议长天天学习，他口口声声说，中国亏着出了个毛圣人（鼓掌），他天天研究毛主席的著作。他的方向是毛主席指出的方向，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是劳苦群众解放的方向。。。。。。”李参议长非常谦虚地说自己是老无用，大家祝寿我有些不敢当。要以一息尚存，为抗战不容懈怠之意志，好好监督政府为人民、为穷人解放事业奋斗到底，向大家致谢。号召大家要起居有时，饮食有节，努力参加生产劳动，使身体健康，打出鬼子去，军民有饭吃。他又说要好好生产，必须打破障碍——封建势力，必须实行查减，反贪污反恶霸。
1945年4月，他再一次在生产劳动竞赛中成为公众注目的人物。4月10日出版的《渤海日报》第一版刊登了他的生产计划，标题为《李议长订出生产计划》全文是：渤海参议会驻会人员今年机关生产首起模范，于目前在李老议长的领导下，召开会议，正式订出生产计划，确定今年要做到全机关人员的菜金、津贴、办公费等完全自给，并拿出一部分补助抗战经费。按他们现在只有三人，作出如下具体计划：种洋姜2000棵，蓖麻子1500棵，番瓜309棵，芝麻3亩，花生2亩，菜2亩，棒子3亩，瓜类半亩，棉花2亩；养猪2头，养羊3只，。共计种地16亩，估计能收益9000元。并提出以人数和产量的比例向各机关团体挑战。”真的是天道酬勤，到了秋后，老天没有辜负他的勤奋，他获得了出奇的好收成，超额完成了他的计划。12月24日，李老被选为劳动模范，并出席渤海区劳模大会。第二天，《渤海日报》第一版上对此作了报道：“渤海区参议会李议长讲话中，首先说明自己当选模范的光荣，继之号召大家回去大大推动生产，真能起火车头的带动作用。全场高呼，响应李参议长的号召，多防线，多织布，多打粮食，军民有饭吃，有衣穿。”
1945年春，日寇已经处于日薄西山的境地，在寿光的日军只有三、四十人，控制着几百汉奸龟缩在城里苟延残喘。寿光大部地区被土顽张景月部所盘踞，他们认贼作父，勾结日寇死心塌地地反共反人民，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寿光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4月中旬，渤海军区为解群众于水火，发起讨张战役。军区和行署布告公布张逆景月之罪状，号召各界人民行动起来，配合讨张行动。李参议长挺身而出，发表了《告寿光同胞书》，历数张景月投靠日寇、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呼吁全县民众支援军队，奋起战斗，向张逆讨还血债；并要求我指战员与地方民兵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全歼凶恶顽匪，拯救寿光人民。原文刊载于1945年4月22日《渤海日报》第一版。全文如下：
李参议长告寿光同胞书——号召铲除叛国投敌的汉奸张景月
张逆景月已从勾敌反共反人民，走上公开叛国投敌，而成为祸国殃民的大汉奸了。抗战八年来，张无时无刻不在为抗战民众相对立，无时无刻不在与敌伪共谋进攻、破坏、摧残抗日力量。张逆一手制造成的累累血案与滔天罪行真是言之令人发指，闻之令人寒心；尤其寿光人民在其直接统治压榨之下，所受之灾难痛苦，更非笔墨所能尽述。
谁也不会忘记1940年1月刑家茅坨惨案，张贼亲率其特务营，冒充八路军，把寿光六区刑家茅坨包围，把自卫队团长宫泉找出，，然后令其自卫团集合，说要讲话。当这些抗日保家乡的自卫团员集合起来时，屠杀的枪声开始了，当场就有宫泉、宫学尧、刑方修等87人毕命。这些人死后，张景月连他们的尸体也不饶，用铡刀铡成数快或砍成肉泥，塞入三眼水井里，连一头毛驴（是一头黑骡子）也砍了头塞进了井口。这就是贼子张景月一手造成寿光人民永世难忘的“刑家茅坨惨案”。
1941年1月，益（寿县）北抗日干部正在朱鹿开会，突然被张贼的二团团长徐振中配合敌伪来包围了。刘旭东、李寿岭、鲁村、陈庆祥等16个抗日干部被驱入一个地洞内，用火烧死了。房东陈鸣甫也同时遇难。村民陈复升则被用木棍打死。还有五个抗属亦惨遭屠杀。这就是益北人民至今提起来声泪俱下的“朱鹿事件”。
按日本人和张景月的说法，凡属于八路的、抗日的，都应杀死。可是，未出娘胎的胎儿有什么罪呢？也被他们杀死了。去年5月，徐振中又在朱鹿杀死七个老百姓，其中一个叫李桂英的少妇，因丈夫抗日被杀。她肚子里有一个不满7个月的胎儿也剖腹抓出来砍了头。1941年3月，刘家河头抗日战士刘秀英之妻被张贼四团六连绑去，在三座楼庄西头，将该妇割了乳房，挖了眼睛，投入井内，又连向井内掷两个手榴弹，最后还把井填了。张景月可算是毫无人性的野兽之流！
1942年5分区4连连长的家属全家被张贼特务队杀光。他的哥哥被点了天灯，他的父母被剥了皮，他的两个侄子也被杀，他的老婆被赶走了。他的土地、宅子被张贼部下霸占分赃了。同年，我一烈士遗属，也遭其残害。试想，我抗日军人何罪？我烈士遗族何辜？竟遭张贼这种毒手。凡有良心血性的中国人，能不怒发冲冠？能不义愤填膺？
总之，张逆景月在国民党失败主义的“军令”、法西斯主义“政令”指示下，今天已由勾敌反共反人民的投降派而一变成为公开叛国投敌的大汉奸了。他今天已成为伪南京政府六方面军的“上将”了。他八年来加害于渤海人民的灾难，比之日寇的野蛮兽行，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对寿光人民，他把弥河两岸制造成人间地狱，使寿光人民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田园荒芜，性命难保。张贼一日不死，人民一日不宁，这笔血债非使张贼偿还，绝不罢休！一年来，我亲自接到家乡的同胞父老要求讨伐张贼的函件不下数百件，我都一一转达军区了。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一向是维护人民利益的，一定义不容辞，毅然兴师，况军区、行政公署所接之请命讨张函电纷纷不绝，不可数计，故讨伐张逆景月，不仅是寿光人民的要求，而且是渤海人民的愿望。
我寿光县的同胞们！民兵队员们！自卫团员们！现在已是时候了，武装起来吧！拿起你们的棍棒和菜刀，拿起你们的土枪土炮，起来干哪！和这叛国投敌残害人民的大汉奸张景月算算总帐，八年他加害人民的每一笔血债，今天都要叫他偿还。叛除这个祸害人民的民族叛逆，使寿光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把人间地狱的寿光变成完全抗战民主的寿光。
在张逆手下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家属们，我以70多岁的抗战老头子，以乡亲的关系，善意地希望你们，使你们的父兄子弟想尽一切办法，逃出火坑，再不要使这汉奸的罪名熏染你们的家族了。抗战的人民和八路军民主政府一向是本着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汉奸张景月用人民血汗建筑起来仗以残害人民的乌龟壳，今天老百姓要叫它变成张贼的大坟墓。枪弹炮弹是没有眼睛的，唯一的道路就是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逃出这个汉奸的死窝，使张逆变成孤犬寡贼，交给人民来审判他。
亲爱的同胞们！时机到了，再不能迟延了！只要我们武装起来，战斗起来，渤海军区会支援我们的，我们决心要让这个祸国殃民、罪恶滔天的贼子张景月，永远死在人民的愤怒里！大家团结起来，军民团结起来，解放寿光人民！”
讨张战役打响之后，李植庭在后方组织发动群众积极支援前线，把军用物资和生活物品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而且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奔赴田柳战场，与指挥人员住在一起，鼓励部队作战。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5年8月13日，在我方强大的攻势下，伪顽据点终于土崩瓦解，田柳又回到人民的手里。人们奔走相告，传递着胜利的消息，沉浸在狂喜之中。就在这个时候，李植庭随部队回村探望家人和广大乡亲，激动得热泪盈眶。
李植庭老人回到家里，田柳战役的总指挥杨国夫同志听说以后，非常高兴，马上到李老家去看望他。李老的二儿文光买了一个大西瓜，送到客室，想给杨司令吃，但警卫员不让吃。杨国夫司令笑了，说：“这一位不是外人，是李老议长的儿子，不要紧的。”他们一面吃西瓜，一面交流着各自的消息，谈得非常投机。
1945年8月13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驻会委员会与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将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改称为山东省政府，山东省临时参议会改称为山东省参议会。经过充分的准备，于1950年3月在济南召开了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与会各方代表共518人。根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的有关规定，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举行大会期间，设大会主席团，由65人组成；设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4人；另外设立文电起草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会。根据《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暂行政治条例》第十条规定：本会议休会期间，设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由本会议选举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及委员若干人组成之。李植庭和郭子化、杨涤生、赵一萍、藏克家、许世友、王道、王祝晨等64人被选为委员。
与田柳解放的同时，传来了令人振奋的大好消息，9月2日，日寇无条件投降了。全民欣喜，举国沸腾。
李植庭和全国人民一样，也十分高兴；但正如中共山东分局向全省党组织指出的那样，“敌人虽然宣布投降，但还未放下武器。蒋、敌、伪合流，国民党企图独占抗战胜利果实，并正在调动大军，准备向解放区进攻。这是目前的基本特点。。。。。。”审视当时形势，他又不无忧虑。他说：“在我古稀之年，终于能亲眼看到日寇彻底失败的下场，又一次看到人民用行动验证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真理，真是一大快事，一大幸事！但看当前的形势，我们还不能过分乐观，还必须提高警惕，防止国民党蒋介石制造内战！”1946年新年到来的时候，他在元月1日出版的《渤海日报》上，发表了《告全区同胞书》，引题为：迎接1946年，标题是：李参议长告全区同胞书；全文如下：
1946年降临了！八年抗战，我们遭受了巨大损失，我们怎样弥补这一偌大损失？我仅提出下列主见作为我们全区人民1946年努力方向，请全区800万同胞，以百倍努力去实现它。
一、 支援前线，打退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迫使敌伪放下武器，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现在我们痛定思痛，这八年的战争灾难，是谁给我们的？一方面是日寇侵略，另一方面是国民党一贯采取反共反人民的错误政策，勾结敌伪，延长了战祸，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灾难。日寇虽然已投降三四个月了，但国民党反动派，仍想独吞胜利果实，调动大军联合敌伪向人民进攻，不让我们受降从事和平建设。他们还在幻想叫我们祖祖辈辈死在战争的深渊里。我们为争取胜利，保卫胜利果实，必须最后努一把力，支援前线，帮助我们的解放军，迅速迫使敌伪放下武器，从敌伪手中夺过我们的资财，打退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弥补战争损失，争取和平早日到来。
二、 普遍彻底地执行减租减息与查减，使广大劳苦人民得到翻身和解放。过去我们对这一些虽也有了不少成绩，但仍是小手小脚，偏于一隅，很多地区的很多群众，仍然呻吟在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之下，过着牛马奴隶生活。我们要在今春切切实实地普遍掀起减租减息与查减运动，使新老解放区的广大群众，获得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翻身。都提高生产热情，弥补战争损失，改善其生活。
三、 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在过去一年中，因为我们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有的部队、机关已做到了除公家供给粮食外，其他费用全部自给。群众生产范例也非常之多，即以广饶岳家村为例。。。。。。这事实证明了：只要组织起来进行生产，没有不胜利成功的。1946年内，我们应更广泛开展生产，多组织合作社、插伙组，扩大成绩，纠正偏向，就能医治我们在八年战争当中所受的创伤，走向和平建设的坦途。
四、 厉行节约，为长期建设打算。我们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注意节约，不论吃的穿的用的，都要时时警惕不要浪费。我们全区800万人，每人每天节省一角钱很简单易行，每天即可省出80万元。日积月累是很应重视的。
五、 响应山东省黎玉主席的号召，迅速详细地调查登记八年战争中我们各方面的损失。以便要敌赔偿及要求享有盟邦救济物资的优先权，反对国民党发国难财，发胜利财，独吞胜利果实。
我们全区同胞，如能在1946年内完成这些工作，我们虽在过去的八年受些战争损失，但在我们万众一心的共同努力下，一定克服一切困难，弥补这一损失，迅速转入和平建设，共享自由平等、幸福快乐、丰衣足食的生活。
谨祝
民族解放敬礼
并祝
新年健康
下面是署名和时间 。
正在这个时候，禹城的守敌在我强大的攻势下，缴械投降。李老率渤海区各县人民代表冒着风雪严寒，跋涉几百里到禹城前线劳军，把全区人民的祝贺和感激之情带到部队，给全体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当时的《渤海画报》刊文报道了劳军的情景。李植庭在寒风的吹拂中，向广大指战员发表热情的讲话，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配有当时管办〈渤海画报〉的王干同志的石印图象插图，画着李老那矍铄而坚强的身影，长长的胡须在寒风中飘动；战士们因受到鼓舞而欢笑、鼓掌，似乎还能听到那震耳欲聋的掌声。在画面的旁边，是王干同志署名铁流的新体诗，标题为〈劳军〉：
劳军
用胜利的战斗——
歼灭禹城的拒降敌人，
迎接胜利的新春——
1946年的来临！
第四前线的指战员们，
在心头记稳：
我们是人民的解放军，
我们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为了人民。
忠于民主和平团结的人民事业。
在最前线浴血奋斗，
是光荣，是兴奋，
没有疲劳，只有欢欣！
我们努力是应该的，
收获也是伟大的。
我们赢得了胜利，
也赢得了和平！
可是——
全渤海区的人民，
都正以无比的关怀，
惦记着我们——
真正人民的解放军。
“庆祝和平，庆祝胜利，庆祝新春，
胜利哪里来？
和平哪里来？
是共产党英明领导，是解放军苦斗的功勋！”
一县又一县，
一区又一区，
一村又一村，
从后方到前线，
劳军！劳军！劳军！
老议长李植庭，
七十五岁高龄，
冒着大雪，冒着冷风，
冒着二百里长长的征程，
率领着各县的人民代表，
还有劳模会上的劳模英雄，
从惠民后方，
赶到津浦前线，
慰劳人民的子弟兵；
鲜明的旗帜——
人民领袖毛泽东。
动人的词句——
解放军是人民的救星！
这是人民的意志！
这是人民的心声！
祝捷大会，
人海人山，
是庆祝胜利，
也是庆祝新年，解放军和人民，
兴奋！
狂欢！
李老议长，
站到主席台前，
掀起花白胡子，
笑了！
慈祥的面貌，
漫长的音调，
没有几句陈言，
愿与渤海军区共勉，
“我们胜利了！
但是，
不该骄傲，
更不该自满！
还有更大的斗争任务，
等着我们去努力实现！
努力！
努力！
加油！
军民团结不怕难！
去年！
今年！
明年。。。。。。
总是一年强一年！
民主、团结、和平建设，
胜利属于咱。”
1946年元旦
脱稿于津浦前线
1946年3月，李植庭老人的孙子培仁在家人的催促下，打算回家结婚。老人考虑机关工作忙，不想回家。他便写了一封信交给培仁，让他带回家，告诉家里人，把培仁结婚的事全部委托给他们。但领导不同意，决定让他们爷俩一块回去，并且说“这也是一项政治任务。渤海军区的马千里司令还送了一幅喜幛。
日寇无条件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便试图挑起内战，消灭人民武装，以便实行其独裁统治，但因为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都反对内战，呼吁和平，还一时难于实施。他们一面调集军队做内战部署，一面假惺惺地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主席飞赴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心里十分清楚，蒋介石邀请谈判的背后有其不可告人的阴谋，但为了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们党对和平的迫切期待，为了人民要求实现和平，要求休养生息，毛泽东主席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毅然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从8月29日到10月10日，经过43天的艰难谈判，终于签署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了包括国共两党和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有关军政方面的五项决议。为了继续营造一个和平的假象，蒋介石决定要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我解放区也选派代表参加。1946年4月1日的《渤海日报》对渤海区选举国大代表的情况作了报道：
渤海区国大代表选举大会的第二天，进行选举。首先由选举委员会提出渤海区部分候选人有马宝三、李植庭等5人；河北部分候选人有刘格平等4人；然后是候选人一一表态，李植庭表态时，态度严肃，语言简洁，掷地有声，他说：“如果大家推选我为代表去参加国民会议，国民党进行任何威胁、利诱、暗杀，我都不怕，我一定为人民争民主，争和平，奋斗到底！”
选举结束之后，主席宣布渤海区山东部分的国大正式代表是：马宝三——83票，李植庭——81票，冯基民——79票，马千里——79票。当选的国大代表略历都作了介绍，李植庭的略历为：李植庭，寿光人，75岁，从民国二年起，为民主的教育事业奋斗25年；事变后，组织抗敌会；1939年冬被选任清河区参议会参议长，现任渤海区参议长。1946年4月4日，选举国大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由李参议长致闭幕词。他说：“今天是大会胜利闭幕的一天，但也是艰难困苦开始的一天，800万人民的重托，已放于我们的肩上，要我们坚决地去替他们争取彻底的民主改革。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既不怕赴汤蹈火，又不惜委曲求全，忠实执行人民意见，决不辜负渤海父老兄弟姐妹们的期望。。。。。。”他在临沂停留数日，应邀参加了山东大学在“五四”青年节那天举行的开学典礼，并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他严厉谴责国民党阴谋破坏民主团结和挑起内战的罪行，号召广大师生团结起来和全国人民一道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受到全体师生的高度赞扬。会后，山东大学的学生和渤海区的同乡齐集渤海区国大代表驻处敬献了绣着“民主长城”四个大字的锦旗。李老在接受锦旗时，勉励同学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彻底改造世界观，在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革命斗争中贡献一切。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终于露出他狰狞的真面，公然撕毁重庆谈判协议、政协决议和一切停战协议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尽管他还假惺惺地宣称1946年11月将在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但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那只不过是一场骗局，在他们一党包办的态势下，其他任何党派也只能是摆摆形式而已。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都拒绝参加，认为参加伪国大是“落水”，是“坠入妓院的火坑”。李老当然也毅然拒绝“落水”而返回渤海区。
1946年8月，李老的孙子培仁被调往前方机关兵站工作，到李老处告别。正遇上渤海军区剿匪总指挥马千里同志也在李老处交流有关剿匪的事宜。李植庭老人让培仁见过马老，马老说：“结婚未久就奔赴前线，确实是残酷了些。这笔账只能记在蒋介石头上。我们会向他讨账的。”李老很认真地说，“到了前方，一要提高警惕，二要听从指挥。”然后又谆谆告诫说，“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不要让领导操心；还要团结同志，学习同志们的优点。不要想家，我们时刻都记挂着你。”
李植庭当年一手筹办的寿光县立第八小学，在长期的动荡中，遭到敌伪的严重破坏。学校里的很多教室和其他设施，甚至被拆运到张景月部驻地用于建设军营、机关或学校。1946年4月，渤海区党委为表彰李植庭为人民办学和在革命工作中的突出业绩，特意批准在原寿光县立第八小学的校址上，重建学校，并命名为“植庭学校”。中共寿光县委和寿光县人民政府对植庭学校的重建十分重视，把它和烈士陵园、道口弥河大桥并列为三大过程。政府委托教育科长李力群亲自来到崔家庄，召开了筹建预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寿光县第七区区长李华，崔家庄村长李希太、支部书记李文新、农会会长李相林。李力群首先通报了寿光县政府关于创建植庭学校的经费解决办法，原则是基本由政府划拨，差额可自己想办法解决。经讨论决定，建房所用檩条、砖石、和门窗等来源有四：将被敌伪拆走的部分木料砖石重新从尚家庄、王里拆迁回来；其次是把尚家庄敌人公署中的部分房屋毁掉，将砖木和铁栅栏运回；再是拆掉张景月部伪团长苗思九家的一处房子和王高一处汉奸区长的宅子及鬼子楼；还有垒村的一个兵围子，也可以拆掉用其砖木。至于土坯、绳经、秫秸、麦秸、石灰等物则由附近村庄凑集。瓦工和木工，每日每人报酬为8斤小米，由政府拨款中支付。小工由附近三村摊派，义务出工。同时，决定成立“学校筹建委员会”并初步确定人选。学校筹建委员会由李华担任名誉主任，李子庚任筹委会主任，主持具体工作；下设委员多人：李世清担任会计，李文烈担任木工组长，朱营先担任瓦工组长；李文俊、赵子彪分担其余事务；李文献负责伙食，粗粮、细粮各一半，保证饭菜供应。随后，寿光县政府又选派教育科的张志群同志来到崔家庄工地，参与设计、施工等工作。李植庭也亲自坚持在第一线，跑前跑后，处处操心。经过50余天同心协力的辛勤劳动，一座崭新的学校终于在6月底竣工。学校大门南向，配备有铁制的门楣和栅栏；前行40米高耸着巍峨的门楼，匾额上是由当时的寿光县县长张竹天题签的“植庭学校”四个大字，淳朴稳重，倍觉亲切。再向后就是三排教室和大礼堂以及其他设施，计有教室33间，办公室8间，伙房3间，大礼堂5间，门楼一座；院墙、厕所一应俱全。8月，即开始招收学生200余人。李植庭兼任学校校长，张志群担任副校长，主持学校工作。开学的那天，县委书记刘东海和李植庭、张志群都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1946年6月，面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严峻形势，国共两党势必在政治影响和意识形态上展开一番较量。为了更好地稳定民心、团结群众，党组织考虑以他的声望和影响，恢复他的党员身份更有利于争取民意，便决定恢复他的党籍。渤海区党委对此进行了严肃而认真的讨论。李植庭原本于1926年由李汾水介绍入党，工作非常出色。但由于后来的一场误会而停止了组织生活。经过当事人的证明，误会被解除。按说事情已经过去，却又因为根据当时的形势，党组织指示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工作。20年来，他时时用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实践也证明了李植庭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恢复他的党籍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正因为多年来，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曾经影响过许许多多的人，如果一旦公开他原本就是共产党员的真情，很可能会有很多人有一种受骗的感觉，影响不好；反过来说，如果让他以七十五岁高龄入党，则会有更多的正面影响。于是决定由景晓村和周光武作为介绍人，介绍李植庭重新入党。
1946年11月1日，《渤海日报》第一版刊载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原文如下：
渤海参议会李植庭议长
七五高龄加入中共
中共华东局电慰批准
[新华社山东30日电]渤海解放区75高龄之李植庭参议长，近曾申请中共渤海区党委转中共华东中央局，请求批准其加入中国共产党。顷悉中共华东局已于10日来电批准，并致电慰勉。李老在其入党申请书中称：“我生于前清同治十年，现已75岁，纵观了几十年来施政爱仁者，除共产党外则颇乏其人了。”他历数清朝之君昏臣暗，丧权辱国，人民生计日蹙，社会习尚败坏之情形，及民国初期之袁世凯窃国害民等事实后，写道：“在中国人民战败日寇后，热望能看到独立、和平、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出现。谁知道国民党内反动奴才，又与其美国‘父皇’勾结，发动全面内战，企图镇压人民力量。故我以坚毅之决心，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愿在中国共产党与毛主席之领导下，为反内战、反侵略的全面彻底胜利而拼此老躯。”
人们被这条消息所感动，所振奋，对李老免不了啧啧称赞：“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改变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土地政策，即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以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5月中旬至6月初，陈毅在山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华东局高干会议，研究贯彻执行“五四指示”问题。渤海区党委副书记王卓如等参加了会议。7月，渤海区党委在惠民召开县委书记、县长、县农会主任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和华东局高干会议精神。8月，渤海区党委发出《关于开展群众工作的指示》。9月1日，又作出《关于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决定》。9月中旬，景晓村在渤海区党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了题为《坚决实行耕者有其田，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的报告。10月1日，渤海区党委又刊出《关于大胆放手贯彻土地改革的指示》的文章，提出要把剿匪反特工作和土地改革运动结合进行。11月，渤海区党委发出〈关于年底全部或大部完成土改，给各级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各级党委放手发动群众，调动广大农民保卫土地、支援战争的积极性。于是，一场改变农民命运的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对于土地改革，李植庭从内心里赞成。年轻的时候，他就曾经为一户占百户之田而慨叹过，为有田者不参加劳动、劳动者却没有自己的土地而不平过。当孙中山先生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时，他为之激动，为之鼓舞。而今，中国共产党要实行土地改革，他当然举双手拥护。他的家庭，人均拥有的土地，并不属于最贫困的，而是处在中等水平。但他以共产党员大公无私的胸怀，去面对党的方针政策，表现得十分坦然。就在渤海区党委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和华东局高干会议精神以后，他了解到他的家乡也在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他毅然给本村农会写去一封信，坦陈心迹，表现了一个革命干部的光明磊落。信的全文如下：
农会负责同志们：
这次土地改革，不仅是穷兄弟们在经济上翻身，也是在政治上翻身。事变前，我也曾在村中、区中做过事。那时我是一个旧社会的人物，不民主的现象、旧统治的作风亦在所难免。求你们告知全村、全区群众，如对我有意见时，快通知我，我即马上回籍，听凭群众批评、惩处，那就是教育了我，成全了我，我是极端感谢的。至于家属的土地、财产，亦均由农会处理。现在，我正投入土改复查运动，和驻地穷兄弟爷们站在一起，暂不能回籍，向父老兄弟们请教请罪。很抱歉！
此致
敬礼
李植庭
七月二十九日
1946年10月，寿光县和羊角沟市分别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出席渤海区参议会的参议员。寿光县的李植庭、李又生、李象才、杨树、王瑞亭当选；羊角沟市朱龙飞当选。1946年11月1日，渤海区参议会在惠民召开全区议员大会，寿光县当选的议员李植庭、李又生、李象才、杨树、王瑞亭和羊角沟市的朱龙飞都出席了会议。会议选举产成了渤海区第四届参议会，李植庭当选为议长，刘冠甲、周砚波为副议长；李人凤为行署主任，并选出行政委员13人。
1947年1月1日，《渤海日报》发表了元旦社论，标题为《一年之计》。社论开门见山地开列了渤海区人民面临的三大任务：一是支援自卫战争，争取胜利；二是贯彻土地改革；三是由第四届参议会决议的开展大生产运动。
支援自卫战争，最重要的一环当然是动员参军。此前，李植庭一直在土改工作组，贯彻执行土地改革政策。他虽然年逾古稀，但工作热情不输青年，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风雨无阻；走村入户了解土改情况，不辞辛劳。从而获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啧啧称赞。他所承担的土改复查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便考虑到即将到来的春节前后，正是动员参军的大好时机，于是李植庭很快形成了新的计划。
1947年春节前，他回到阔别已久的崔家庄。崔家庄是老根据地，人民素质好，觉悟高，对共产党八路军有着很深的感情；而且，渤海军区第三分区十五团团部，正驻军于崔家庄植庭学校，他便与团部商议让十五团官兵同全村村民共度春节，借以形成良好氛围，掀起参军高潮。
李植庭在崔家庄最有人缘和声望，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因为他事事处处都是模范和标兵，参军也是如此；他不但自己以七、八十岁的高龄，依然坚持在战争的风烟中，奔走呼号，而且还于1943年他把自己的孙子培仁送进部队，1946年又让孙子培元参加了革命。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啊！
春节之前，他和十五团的指战员一起，在学校大门精心扎制了松门，大型牌匾悬于门的上方。匾的正面，是“欢度春节”四个大字；大字上面由折纸镶嵌，竖立的折纸两面，形成不同的文字：从左面看，可见“朱德门”三个大字；从右面看却又是“泽东路”三个大字，非常艺术，令人称绝。十五团的战士们还认真地组织演练了大型的叠罗汉等文艺、体育节目。大年初一那天，崔家庄的村民和十五团的官兵各自表演了戏曲、歌咏、文艺、体育等节目，过了一个丰富多彩、其乐融融的春节。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李植庭与大家见面，博得了大家的欢迎与喝彩。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首先回顾了解放以后我们政府所做的一切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强调，过去，我们穷苦农民一直生活在别人的唾沫里，今天才成了社会的主人，天是我们的；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劳动人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实现了多年来的梦想，如今，地也是我们的。然后他把话题一转，说：“我们的敌人，却不甘心他们的失败，而是作垂死挣扎，企图把我们的胜利果实夺回去。国民党反动派要进行反扑，扬言要进攻解放区；我们山东就是他们要进攻的重点。面对这种形势，我们答应吗？当然不答应。怎么办？我们要拿起枪杆子，和他们斗，打垮他们的进攻，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有血性的青年朋友们，报名参军是你们的神圣职责！全村父老姐妹们，送子参军、送郎参军是你们的光荣任务。我们不能上前线的人要在后方努力生产，拥军优属，不让前方的战士有任何牵挂。让我们同心协力，保卫解放区，保卫家乡，保卫胜利果实！”他的讲话，受到所有在场官兵、干群的热烈欢迎，全场群情激昂，呼声震天。春节之后，崔家庄有15位青年报名参军，走上了战斗第一线。
1947年1月6日，《渤海日报》第一版发表了题为《渤海区一年来的政绩》的评论文章，这其实就是在渤海区四届参议员大会上的一份报告。报告从民政、财政、粮食、实业、工商、教育、卫生、公安司法、交通治黄（河）等11个方面回顾了一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对参议会的议长议员门给予很高评价。是的，从清河区参议会到渤海区参议会，李植庭老人一直担任参议长，在他的记忆里，不管是清河区参议会还是渤海区参议会曾经多次受到过山东省参议会的表扬，是全省地方参议会的一面旗帜；而省参议会那可是全国的楷模。1942年春天，刘少奇来山东检查工作，在临沭县听取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省战工会主任李竹如和省参议会马宝三议长汇报工作时，就曾经对省战工会和参议会的工作给予过肯定和鼓励；1943年，山东省参议会首届二次会议在鲁南召开时，毛泽东曾经为大会发来贺电称：贵会坚持敌后，艰苦奋斗，不屈不挠，为民族伸正气，为全国做榜样，凡属国人，莫不钦佩。这是对省参议会的评价和表彰，其实也是对全省各区参议会的肯定。
渤海区的形势一天天好转，到1948年，渤海区的管辖范围已经包括沧南、泺北、清河、垦利四个专区，共有东光、盐山、南皮、宁津、庆云、乐陵、吴桥、商河、临邑、济阳、惠济、陵县、齐河、德县、德平、禹城、平北、平原、齐禹、河西、章历、齐东、邹平、长山、高青、桓台、临淄、博兴、寿光、益都、广饶、惠民、阳信、滨县、蒲台、利津、垦利、沾化、无棣、海滨等40个县和德州、羊口两市的广大地区；总面积约计54962。5平方公里；有人口9018060多人；设有小学7172处，完小229处，在校学生290552人。
1月22日的《渤海日报》发表了以〈开展1947年大生产运动〉为标题的文章，阐述了大生产运动的意义和方针，认为1947年将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而要保证战争的胜利，就必须保证战争物资的供给，要保证战争物资的供给，就必须开展大生产运动。在论述了“如何开展大生产运动”之后，文章特别强调，要从领导干部做起，解决思想上存在的轻视生产劳动和对生产与战争的关系认识不足的问题。并再三强调要领导带头，积极参加生产实践，并运用积极分子开展运动，掌握典范推动大生产。李植庭 一向是生产劳动中的老模范，当然积极响应。他考虑到在大生产运动中，军属、烈属缺乏劳动力的问题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不好不仅在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而且还会成为前线指战员的后顾之忧，影响到战斗力。他组织了机关里的几个同志，深入到军属、烈属多的村子，动员有劳动力的农户和军属烈属组成互助小组，还经常性地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使全村中烈属、军属的农副业生产搞得井井有条，获得大丰收，没有一户军属烈属因为缺乏劳动力而荒废了耕作，获得大家的一致好评。李植庭被渤海区授予“拥军优属模范”称号。
1947年1月1日的《渤海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一年之计”的文章，明确标明第四届参议会的决议实际上是渤海人民给予政府的任务；主要为：1、支援自卫战争，争取胜利；2、贯彻土地改革；3、开展大生产运动。为了贯彻执行这三大任务，李植庭老人随渤海行署居住在阳信县农村。有一天，他的在华东兵站部第五兵站处工作的孙子李培仁从惠民城东官窑村到他居住的地方看望他，恰好因为省参议长范明枢病逝不久，其灵柩还存放在村内，省副参议长刘民生前来探看情况，正好在李老处交流工作，李老首先让他的孙子向刘民生敬礼。刘议长很高兴，热情地询问培仁的工作、生活情况，夸他很有出息。李老听了说，“你刘爷爷是鼓励你上进呢，好好干，听从领导安派。”随后又问培仁，“你们那里遭受过敌人飞机的轰炸吗？”培仁回答说“去过几次，人们都躲藏在村头的壕沟里，敌人的飞机在天上转了半天，没有发现情况，也就飞走了”，李植庭老人神情凝重地说，“敌人向我们叫板，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提高警惕，多学点儿防空知识。敌人来了，不要乱跑。重要敌人发现不了目标，也只能是胡乱射击，我们就可以减少伤亡。”
1947年4月，联合国救济署委派代表傅莱和巴乃德，到渤海区考察日寇发动的侵略战争给解放区人民造成的灾难和联合国增援的救济物资使用情况。景晓村和李人凤、李植庭代表军队、政府和广大民众接待了他们。联合国代表对他们的工作非常满意，尤其对李植庭以七十多岁的高龄竟然不辞辛劳，做了大量艰苦而细致的具体工作，深表钦佩。会见之后，他们合影留念。
1947年3月15日，国民党阴谋以水代兵，水淹解放区，悍然违背国、共、联三方关于黄河应该先复堤、后归故的协议，在没有复堤的情况下，堵复花园口口门，使滚滚黄河水淹没了解放区大量良田，惠民、滨县、蒲台境内的黄河大堤出现险情。而侵占黄河南岸的国民党军队乘我黄河之危，派遣军队和特务袭击、捕杀我抢险员工，破坏河防工程和抢险物料，并派飞机进行轰炸。在这种情况下，李植庭参议长义愤填膺，愤怒声讨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号召沿河人民积极抢险、复堤自救。鼓舞了沿河人民的斗志，坚定了沿河人民战胜敌人的决心。
1947年7月，国民党海空军向山东解放区实施包围；8月，国民党保三师3000余人在所谓“西风部队”的配合下，向寿光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保三师占领了寿光城及寿光大部地区。崔家庄的干部群众纷纷向黄河以北地区转移。敌人进村以后，对全村进行了疯狂掠夺和破坏，粮食、财物被掠走或毁坏，鸡狗鹅鸭悉被宰杀，甚至掘第三尺，连任何可能埋藏财物的地点都不放过；尤其是烈属、军属家庭，损失尤为惨烈；抓人、杀人同时进行，把崔家庄变成了地狱。植庭学校遭受到了毁灭性破坏，门窗被砸烂或者被拆走，许多教室被除去房顶，门楼上的装饰物毁坏得一塌糊涂。李植庭老人听到这个令人痛心的消息以后,心中十分难过，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的秘书在旁插话说，“学校被砸烂了，拆走了，以后我可以再盖更好的。”老人接话说，“是的，会有那一天的。”
当年9月，党中央提出“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口号。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敌人展开反攻。10月底，寿光大部重新得到解放。
1947年9月底，李植庭老人在阳信县农村布置土改任务，恰好代理渤海行署副主任的李文也到阳信传达土改政策，他们共同在主席台上就坐。主持人开玩笑说，“今日你们爷俩来给大家宣讲政策，是谁先说说呢？”李老说，“论亲情是爷俩，论工作职务，他却是我的领导，当然是李文先讲。”会后，他的孙子李培仁来看望他，他问培仁怎么又来看他，培仁说是因为他随华东后勤部业务训练队来这里进行“三查三整”运动的。李老又问培仁：“最近的土改运动，你要好好学习政策。对家庭情况不能随便一说，要认真对待。”稍微停了停，又问培仁，“你知道我们家是什么成分吗？”培仁回答说是贫农，李老说，“你说得不对，应该是中农；回去后要在表格中改正过来。”
1947年10月8日，渤海区党委召开土地会议，传达贯彻7月17日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精神。但当传达完学习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后，大会主席团突然改组，将渤海区党委主要领导人景晓村等排除在外，并立即转入对景晓村、李人凤、李震等人的所谓揭发、批判斗争。特别是康生来到渤海区参加土地会议并控制会议领导权之后，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大搞极左，对渤海区党组织和干部队伍极尽丑化诬蔑之能事，全面否定渤海区土地改革运动和锄奸反特工作取得的成绩。同时还以“宗派主义”的莫须有罪名，对全县60多名干部进行了批判。李植庭对康生等人的罪恶行径，十分愤慨。但在那种情势之下，也无能为力，便以到各县考察为借口，离开渤海区的驻地惠民。
他回到崔家庄以后，一刻也没有停闲，马上到区政府和村公所商量修复学校的具体措施，他说：“发展教育，培养卫国、建国人才，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急迫任务。其他工作固然重要，但‘一年树谷，百年树人’啊！教育相对更加紧迫，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修复学校。”并毅然拿出自己的所有积蓄，资助修复工作。与此同时，他马上与村里的干部和文化界人士商讨，组建文化短期补习班，让那些迫切要求学习而又无处就读的学生有读书的机会。笔者就曾在这个学习班学习过，而且确实受益非浅。如今回忆起来，犹倍觉温馨。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李植庭几乎每天都忙碌在修复学校的现场，指挥协调，甚至亲自下手参与。到1948年初，学校修复工作终于大功告成。学校恢复之后，从1948年开始招收学生，学校开设初级小学4个班，高级小学5个班，另外增加补习班一个，共有师生600余人。麦收以后，他又启程返回渤海区。
李植庭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从小养成了勤俭朴素的好习惯，一向提倡节俭，厌恶追求奢华之风。参加革命队伍之后，只求奉献，不事索取，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他可以把自己应得的报酬，全部拿出来为大家办公益事业，一点儿也不心疼；而对于生活的要求却非常低。1947年秋，山东解放区正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的重点进攻。山东的解放军战士，为避开国民党主力部队的锋芒，暂时集中于黄河以北的狭小地区，各个村镇都住满了解放军战士，有的村庄的战士人数比全村人口还要多。人一下子多了，吃粮、吃菜自然成了问题，甚至有时水都喝不上。机关的同志们为了让作战部队吃上饭菜，自己有时断炊，几天吃不上一顿菜。李老坚持和群众同甘共苦，和大家一样时常吃不上饭菜，身体渐渐消瘦下来。领导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保证他的身体健康，叫炊事员到群众家里，买了几个鸡蛋做给他吃。当炊事员把做好的鸡蛋端到他面前时，被他谢绝了。他说：“面对暂时困难，需要我们团结起来共同承担，我也是共产党员，我没有理由搞特殊。别人菜都吃不上，我能咽得下着鸡蛋吗？”随后，他又劝慰炊事员说：“已经做了，还是送给有伤病的战士吃吧，他们养好伤病，可以上前线打仗。我在后方，暂时有困难，能吃上南瓜就不错。你就给我煮南瓜吧。”炊事员给他煮好好南瓜以后，端过来看着李老吃得很香。他点上一袋旱烟和李老拉呱。李老对炊事员说：“革命就得要吃苦，‘不受苦中苦，难得甜中甜’啊！我们今天多受点苦，将来我们人民大众就可能多享点福。吃苦为革命，吃苦为人民，苦得值。”
形势好转以后，他到行署去参加一个会议。大家都很尊重这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炊事班的同志拿着菜谱让他点菜，想按他的要求为他做菜。他一看笑了：“还点什么菜？我是来开会的，这又不是下馆子。大伙吃啥我吃啥，我不能闹特殊。”炊事班的同志们婉言相劝说：“你上了年纪，和青年人不同，有些菜象酸的、辣的、硬的吃不了。你就按自己的口味点几个菜吧！”他说：“我是庄稼人出身，吃粗拉菜惯了，最爱吃的还是番瓜、豆角子。”
他唯一的嗜好是抽烟。但他对烟叶的要求不高，只要有的抽就行。在困难时期，没有了烟叶，他就检拾丝瓜叶或是芝麻叶吸。别人给他香烟，他谢绝；别人扔掉的香烟把，他有时也拾起来捻碎放到烟斗里吸。友人告诉他说：“你是领导，这样有失大雅，显得寒碜。”他说：“节约是一种美德，废物利用有什么丢面子的？我不怕别人说闲话。”
1948年9月15日，华东野战军发起解放济南的济南战役，经三天激战，敌人西线的第一道防线被彻底摧毁，守敌大部分被歼灭。国民党第八十四师吴化文部，暴露在华东野战军的主力部队第三纵队、第十纵队和鲁中纵队的火力攻击之下，面临着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吴化文于9月19日率八十四师官兵2万人以及保安第八旅的一个营前线起义。交出了飞机场，切断了敌人的空运支援，使攻城战斗顺利完成。战斗结束之后，李植庭代表渤海区900万人民在历城王舍人庄接见了吴化文，对吴的弃暗投明义举表示赞赏和欢迎，祝贺他从此走上了一条利国、利民、利己的光明之路；希望他在新的路途上用行动写下战斗的诗行。
1949年，李植庭老人虽然还担任渤海区参议长，但在崔家庄生活的时间比较多，对植庭学校的工作十分关心。当时，寿光县人民政府曾经把在土改中没收的朱泮藻的40亩地，交付植庭学校由全体师生种植，一则把收入作为学校的办学经费，二则落实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办学方向，从而解决学生生产实验田的问题。土地离学校将近5公里，但每当到田间劳作的时候，李老也总是与师生一起步行前往，积极参与劳动，受到广大师生和当地群众的称赞。
1949年的秋天，杨国夫司令路过山东，还专程前来崔家庄看望了李植庭老人。对他热心于教育事业的壮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李老为革命创办教育，虽然年近80，依然壮心不已，令人敬佩啊！”
李植庭老人只要在崔家庄住，总是吃住在家里，工作在学校。别人问他：“你是渤海区的参议长，如今来家休息，在家里吃，在家里住，你何必还得天天为学校去操那么多心？”他说：“我是国家的人；吃的是人民的，穿的也是人民的。我不能光考虑我自己的事。我还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不能在渤海区工作，就应该在家乡做些事。何况，学校不是还写得很明白吗？那可是挂着我的名字啊，我怎么能不为它操心呢？”
1949年10月，学校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决定排演歌咏、秧歌、小放牛和大型歌剧《解放》，利用春节期间的会演和走村串巷，向广大群众宣传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李老听了非常高兴，立即拿出150多万元（当时一万元在1955年兑换新币一元；下同，不再另注。）钱让学校用来买所需乐器、道具等器材；并亲自跑前跑后张罗，使筹备工作十分顺利。在排演过程中，一有空便到现场去，但大多时间都是静静地参观，从来不多说话；有不同意见，就在排练之后与有关师生商量，提出修改意见。春节期间，大型歌剧《解放》在本村和邻村演出中受到广大群众的好评，又在区乡会演中获奖。受区乡领导的委托，剧团到全县许多大村宣传演出，李植庭总是自带干粮，拄着手杖，步行随宣传队出发，向群众发表讲话，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号召大家搞好生产，积极支援前线。师生和剧团全体同志都不忍心年已78岁的老校长步行随团出行，提议让老校长坐在拉道具的大车上赶路，他怎么也不答应。他开玩笑说：“老黄忠八十三岁不说老，我还差得远哪！”然后他一板正经地解释说：“战争年代，我行军惯了，走这点路不算什么；你们都是学生，没受过苦，你们能行，我怎么能落下风？”有一次，到30里地外的西陈和周家庄演出，拂晓上路，天寒地冻，沟沟坎坎，往返60里地，回来时要走夜路，大家劝他就不要随团去了，他不肯，依然坚持要去。一位副校长以保护道具为名，让他在坐车上，他也不干，还是步行跟随。演出前，他向全村父老讲了话，声音洪亮，铿锵有力，没有丝毫疲惫之态。戏台前的老少爷们儿都被他的精神所感动，报以热烈的掌声，掌声三起三落，持续了很久。
1950年2月，山东省《大众日报》派记者前来崔家庄，找到李老，了解他的办学经历，试图为批判武训寻找依据。李植庭接见了他们，但表达了不同意批判武训的意见。他认为，在旧社会，政府对教育重视不够，武训作为一个乞丐，能够认识到教育的作用和意义，行乞集资，为创办教育奋斗一生，应该受到社会的肯定和人们的尊重；尽管在做法上有不当之处，也应该是美中不足，大局是不该否定的。何况，他的做法，对后人的集资办学不失为是一种启发，我们还应该感谢他呢。两位记者听了他的话，也表示同意和理解。
1950年2月22日，寿光县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因为当时县府机关设在田柳庄，所以会议的会址安排在崔家庄植庭学校。
四、回归教育  老骥伏枥
1950年3月，在济南召开了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根据《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暂行组织条例》第十条规定：“本会议休会期间，设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由本会议选举主席1人，副主席若干人及委员若干人组成之。”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是康生；副主席是傅秋涛、马保三、李澄之、王深林。委员有：谷牧、赵一萍、臧克家、杨涤生、李植庭等64人。李老分管教育工作。面对当时大好的政治形势，深深感到革命教育对新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他顾不上年老体迈，不辞辛劳，四处奔走，了解各地恢复教育的情况，积极提出兴办教育的建议。
1951年，他回到寿光，邀请各界人士和政府有关负责人商讨创办寿光中学的问题。与会的同志纷纷发表意见，认为寿光的经济情况已有明显好转，群众生活大大改善，生活安定了，心情舒畅了，送子女求学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已经有很多学子，因为本县没有初中，只好外出到阳信、索镇、北镇、潍坊、益都或者昌乐等地求学，群众要求创建中等学校的呼声越来越高，寿光县自己创建学校的条件，已经成熟，异口同声的赞成创办初级中学。寿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根据群众的要求提出倡办县中的议案，并委托李植庭到山东省政府提出申请报告，最后经山东省教育厅批准，决定创办寿光中学。李植庭多次到省政府和财政厅争取财政拨款，筹集到部分款项。回到寿光与县政府协商后，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各界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采取集资的办法，再筹集了一些资金。
7月18日，寿光县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政府驻地上口村召开。作为省政协委员的李植庭和昌潍专署副专员张福堂参加了会议。会议选出了常务委员会，杨星五当选为主席，李又生、王成武为副主席。会议还选举成立了寿光县处理反革命罪犯审理委员会和寿光县中学筹备委员会。贾振英被选为处理反革命罪犯审理委员会主任，王立欣为副主任；李植庭被选为寿光县中学筹备委员会主任，钟声、曹锡元为副主任。他接受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委托，亲自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开始了设计和施工。经过艰苦的努力，寿光中学终于在文庙建成，并于当年招收学生。
从1946年植庭学校建成以后，李植庭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学生的进步和成长，植庭学校的很多学生陆续考入各地初中，凡是家庭有困难的学生，几乎都曾经得到过李植庭老人的资助。李敬民、崔秀贞、李兰惠、李臣等好多学生都接受过他的经济支援；而且资助的标准与他的孙子李培信完全相同。李培信今年也已经76岁，从教育岗位上退下来已将近20年，身体尚好，长期坚持参加劳动；和他的祖父一样，十分勤谨俭朴，生活要求很低，但对孙子的教育投资，却舍得花钱，毫不含糊。说起当年求学时期的往事，他总是滔滔不绝，“祖父对我要求非常严格，每学期给别人多少钱，就给我多少钱，他总是说我不能搞特殊。当然，在所给的一定的学习费用之外，我有时候也缠着他撒娇要钱，买这买那，如果买个本子、买支铅笔，他还能够答应，如果所要的东西，他认为是超出了一般消费水平的话，他决不会答应的。”他若有所思地接着说，“我参加工作以后，有一年，我被安排在台头教学，离家远，我想买辆自行车，跟祖父说，祖父说和我一样的人很多，人家没有自行车能行我也应该行，拒绝了。我常想，祖父帮助别人上学舍得花钱，给自己的孙子买自行车却这么吝啬，心里觉得很委屈。后来，我理解了祖父的良苦用心，他用近乎残酷的管教，目的是把自己的晚辈培养成人；他就常说，寒门出豪俊，纨绔少伟男；人可以不成材，但不能不成人。我现在这种平常的心态、勤俭的习惯都是在年轻时培养起来的，，受益终生啊！”那些在求学时期曾经接受过李老赞助的人，现在大都已经是七十岁以上的老者，但回忆往事，依然心存感激而感喟不已。
李尊然于1950年秋考入益都中学，因为家庭劳力不足而中途辍学。村里的许多长者颇觉惋惜，纷纷议论应该动员他的父母让其复学；李老听说以后，便匆匆赶到李尊然家里，对他父亲说：“你家里出个学生，是你的光彩，也是全村的光彩。你不能因为眼前的一点困难，就草率地决定退学，耽误孩子一生的前程。全村父老都盼着孩子有出息，为全村增光，你可不能让大家失望啊！有难处你就说，我们大伙来解决。”李尊然的父亲听了，也觉得此事做得欠妥，说：“经济上倒也没有太大难处，只是他哥哥在部队，他弟弟还小，我和他母亲年纪大了，需要他帮把手啊！既然大伙都关心孩子的前途，我就是再难，也不能辜负了大家的美意，那就让他回校上学去吧。”李老说：“那好，以后有什么难处，你就找我，我帮你解决。”“一个多月没上学校了，学校还能要吗？”李尊然的父亲担心地说。李老说：“这样吧，我给学校写封信，恳求他们收下就是。”在李老的关怀下，李尊然又重新回到学校，继续他的学业。
这段时间，他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虽然担任着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职务，但除了参加会议之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崔家庄，他从不在学校里吃、住，但却天天在学校里为教育操劳，对植庭学校的大事小节他时刻记挂在心上。1951年，植庭学校所招进的第八、九级学生，有许多人来自营里或古城等地。学校原本没有学生宿舍，外地学生的住宿问题，都是由自己解决，或找亲戚，或托朋友，住在农户。而今，外地的学生多了，再靠住民房已经难于办到，必须新建学生宿舍。于是他跑前跑后找有关人员进行协商，亲自设计图纸，亲自筹集资金和物料。当时，村子的西南角有一座残破的大门，就坐落在学校的大门右前侧，既无用途，又不雅观；他跟村里的负责人商量，将其拆除，把能用的材料用于建学生宿舍。村委派了两个人帮助拆除，他也亲自到场参与清理砖块。随后，他又派人到孙云子村请来了一位姓郭的建筑师傅，负责施工建房。经过月余的操劳，40间学生宿舍终于投入使用。宿舍为砖木结构，基座用砖垒成，再上面为土坯，屋顶为木架、秫秸和麦草；面积不大，每舍安排两人。
他闲不住，一有闲暇，便四处察看。看到需要整修的设施，能自己动手修理的从不麻烦别人，总是悄悄地修理好；学校大门内东侧，有一口水井，井口用砖砌成。天长日久，砖块破碎，在井口干活，容易发生意外，李老便亲自下手，将旧砖清除，垒上新砖，修整一新。如果自己的力量不够，就建议学校领导安排人整修。看到教师在办公室办公，他从不打扰，一旦教师有空闲，就走进办公室与教师交谈，嘘寒问暖；谈及学生，他一再告诫教师要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学业上要严格要求，生活上要关怀体贴，宽松管理，不要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和上进心。
1951年年底，李一凡老师接到上级调令，要到杨庄东北角一处农场附近的第十六中学任教。李老考虑到那里地处北洼，风大严寒，便将自己的一件猞猁皮为里、青士林为表的西式皮袄交给他，说：“这是猞猁皮袄，它的御寒性能比狐狸皮袄要好。你要到北洼教学，比我更需要它，就送给你吧！”李老师推辞不得，只好满含热泪接过来，带着它去了新岗位。后来，李老师应调到留吕任职，才又亲自将这件满蓄着亲情的皮袄送还给李老。
1952年春，学校计划扩大招生，李植庭老人又开始筹建新教室。象过去一样，从图纸设计、筹措资金、筹备物料，到聘请建筑师傅，几乎全部由他自己承担起来，月余完工，在两排教室的西头，各增添两口6间教室。
1952年秋，植庭学校需要扩大图书馆，而当时学校资金短缺，心有余而力不足，李植庭老人慷慨解囊，出资1200000元，购置了百余册参考用书。他还特别嘱托学校领导：“只要是学生需要的书籍，你就买；我支钱。”1954年，学校配合形势教育，需要组建宣传队，老人又拿出1300000元购置了军乐。同时，还在本村创建了农民夜校，让那些年龄已大、不能再进学校学习的青壮年和那些忙于家务没有时间上学的家庭妇女参加学习，提高政治和文化水平。
为了提高教师的业务文化水平，他建议学校开办“星期天进修学校”，即每个月的前三个星期天规定为教师进修时间，聘请文化程度高的老师为其他老师讲课，最后一个星期天归个人支配；对于聘请教师所用的津贴，他一直坚持与学校共同承担。
植庭学校虽然已经创建多年，但因为学校的东南角和西北角各有一家农户还在学校范围之内，学校方不起来，影响扩建和观瞻。在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李老又开始奔波，以求圆满解决。李植庭老人首先到东南角这家与户主商量，新建一处宅院，包括三间北屋、院墙和角门，让农户居住，要求农户搬出旧宅。经过反复而细致的工作，终于取得成功；西北角这一户人家，是一个年长的寡妇，无须大的宅院，李植庭老人便把自己家的一处闲宅院让老妇人居住，也搬出旧宅，学校院墙才得以方正圆满。
学校的西面，有一块撂荒地，因原来是庙地，故而村民俗称“庙荒子”。这块荒地归崔家庄所有，但闲置多年，学校便在西墙上开了便门，体育课上常用作操场。1952年底，村里李姓家族打算要在荒地上建家祠。李老听说后，心里犯了嘀咕：阻拦吧，不好干预过多；听任村里安排吧，花钱不少，用途不大，而且崔家庄是杂姓庄园，修建一姓的家祠难免会带来许多麻烦，不如另寻一条出路，做到两全其美，不留后患为好。他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修一座厅堂，中间设置隔扇，每年春节期间，正值学生放假，村民可用于祭祀活动；平时，则用作会议室，为学校教育教学服务。所用资金由两方同出。后来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厅堂并没有兴建，事情也不了了之。但从他对这件事的处理上，可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宽广。
他很善于接受新事物，对社会上出现的新思潮、新观念从不盲目固执己见，一味反对，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理解，对那些有益民生、有利于移风易俗的做法，坚决支持。1954年，当时的校长姜泮渠与已经毕业离校的学生恋爱，很多人不理解，颇有微词；而他却认为，婚姻自主，既然是自由恋爱，双方自愿，别人就不能说三道四。他主动主持了他们的结婚典礼，并祝贺他们同心同德，共同进步，互尊互爱，白头偕老。而今，两位老人都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休，姜校长已八十有四，回忆起这段经历，还记忆犹新，无限感慨。
1954年，农业合作化已经开始起步，有些村庄已经办起初级农业合作社。正好李尊然从北京交通部干部学校放暑假回家，李敬民和李兆坦也分别从曲阜师院和寿光中学回家过暑假，李老便把他们三人叫到跟前对他们说：“农业合作社是新鲜事物，是大势所趋，我们村也必然要走这条路。你们趁暑假期间的空闲，到外面走走看看，访问一下已经办起合作社的村庄，也搞一个初级合作社章程，以便办社时参考，你们说怎么样？”他们三人走访了好多村庄，终于制订出了《初级农业合作社章程（草稿）》，为以后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提供了依据和便利。
1955年1月，山东省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在济南成立，李植庭老人被选为山东省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下设提案、学习、文史资料、祖国统一联谊、经济科技、文教卫生、社会政法等7个专门委员会；共分13个工作组。李植庭被分在教育组。教育组共11人，即：万春圃、孙东生、孙东阁、陈文彦、沈百贞、李植庭、杨德斋、胡惇五、隋灵碧、傅宝瑞、綦际森。李植庭虽然已经是84岁高龄的老人，但他工作热情依然不减当年，整日为振兴发展教育事业而忙碌着。对于寿光的教育建设，更是时刻记挂在心上。
寿光中学建成以后，要求进入寿光中学读书的学子越来越多，学校面临扩大规模的压力；但学校受原有地理位置的限制，已经不可能向外扩展，所以不得不从文庙迁址于寒桥。迁到寒桥以后，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依然不能满足寿光县教育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李植庭于1956年，经与昌潍专署以及寿光县委县府协商，获得了各级领导的支持，决定创建寿光县第二所初级中学。
1956年春，李植庭以筹建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开始了建校的具体工作。首先是选址。当时对于学校建在什么地方，大体有两种意见：一是牛头镇，二是崔家庄。李植庭仔细对比两者的条件认为：牛头镇是八支队诞生的地方，群众基础好；当年李植庭曾经在那里创建过实验小学，后来在实验小学的基础上创办了抗日小学，办学条件不错。但崔家庄一直是老根据地，群众基础不弱于牛头镇；那里有植庭学校，办学条件也不弱于牛头镇。尽管有人说牛头镇地土广阔而崔家庄土地相对紧张，但从水质、交通、地理位置以及发展等方面来看，崔家庄的条件都比牛头镇优越。大家的认识逐渐趋向一致，决定把校址选在崔家庄。但具体地点又出现了好多争执。一开始，选在植庭学校的西侧，那是一块空闲的庙地，但地方嫌小，没有发展余地；又考虑建在崔家村的西北部，那里地域广阔，但又交通不便；最后考虑建在村前，那里各方面条件都好，唯一的难处是，处处是各个家族的祖莹，按当时的观念、习俗认为，谁家的坟茔遭到骚扰，动了风水，将对整个家族产生极坏的影响，所以选址受到了很大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李植庭毅然决定，学校就建在他家的祖莹地上。他说：“创建学校，造福万民，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我们的先人通情达理，不会不支持后人的公益事业；为了他们的子孙，他们一定会同意迁移新址的。”有李老带头，其他几个祖莹同样受到影响的家族也积极响应，表示同意迁坟。学校选址工作顺利完成。随后，他把具体施工任务交付于王九奎、马效禄、孙育三等同志，组成筹建委员会，具体分工负责，有条不紊地开始工作。随后，邀请昌潍建筑公司具体承担工程施工任务。不下半年，大功告成。一座初级中学拔地而起。学校占地64市亩，建房96间，容纳学生600余人。当年招生，开始了正规教学工作。原来的寿光中学，改称寿光县第一中学，这处学校被命名为寿光县第二中学。
创办初级中学的同时，他对植庭学校的建设一直记挂在心上。1957年，由于原来所耕种的朱泮藻的土地被政府收回，分给了附近的群众耕种，学生没有了参加劳动的场所。植庭老人考虑到学生不能光知道读书，更应该学会劳动，在劳动中培养其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感情，故而又拿出560元为学校购进生产基地3市亩。学校又有了自己的生产基地，学生不但可以学到真正的知识，而且培养了高尚的情操和无产阶级世界观。同一年，李老根据学校需要，又拿出580元，购进了大量教具、图书，并买了照像机和自行车，拍摄了大量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生产劳动的照片，搞了大型展览；还增添了炊事用具和办公桌、椅。同时，又出资在新扩的校基上种了大量的树木和花草。在这期间内，李老为学校建设共计拿出1300余元。
他不仅关心教育，也非常关心农业生产。1956年秋天，崔家庄一带，发生了严重的虫灾。李植庭号召全村父老行动起来，投入灭虫工作；为激发全村父老的灭虫热情，还拿出自己的工资，花钱购买虫蛾。
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已经形成高潮，按当时的要求，各家各户都要把家里的钢铁制品上缴，学校也接到通知，必须把大门上的铁栅栏交付炼钢小组。校长很为难，去请示他，他虽然也不理解，但考虑到学校不能影响大局，便对校长说：“既然是运动需要，又有上级的通知，我们只能照办。”
到了秋天，要创建共产主义集点小学，植庭学校只留高级班，初级班全部迁移到东头村。崔家庄在校读书的小学生不能通校，必须到东头村寄宿，很多人带不出铺盖，植庭老人又拿出360元，买来布匹，分与30多名家庭困难的学生，为其增添被褥，使他们免于辍学。
1959年5月27日，山东省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共有委员425名；由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会、农民、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合作社、工商业联合会、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教育、新闻出版、医药卫生、对外和平友好团体、少数民族、归国华侨、宗教24个界别和特别邀请人士组成。
本届委员会期间，省政协设立了提案审查委员会、学习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医药卫生、文化、教育、工商、民族、宗教、华侨、社会等9个工作组。其中文史资料委员会设立了政治、经济、军事、文教4个史料征集研究小组。李植庭老人仍然分在教育组。他依然为教育事业不停地奔波着、奉献着。
1959年初到1961年秋假，植庭老人又拿出100余元补助学生，拿出80余元筹备校庆。1961年年底，植庭又拿出200余元，新购置一批教具。1963年冬，慰问教师，重在解决生活上的燃眉之急，还是李植庭老人出资赞助。
李植庭老人为了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到底自掏腰包投入了多少钱谁也已经不能说得清楚，但我在1982年搜集李老的有关资料，准备撰写他的生平事略时，却以外地在植庭学校的图书室里发现了一个陈旧的档案袋，里面装着几张稿纸，其中一张蓝格的稿纸上记录着一组数字，恰好就是李植庭老人从1950年到1963年为办学投资的情况。我把稿纸上的内容展示如下：
李植庭同志为办学投资情况
增修校舍        630元        1950。2
扩校基          520元        1951。3
增图书          120元        1952。8
买军乐          130元        1954。4
补助困难教师     80元        1954。5（谭蕴才等人）
买炊事用具      250元        1956。3
买树苗           42元        1957。3。8
买劳动生产基地  560元        1957。4。12
买办公桌        120元        1957。8。22
买图书          180元        1957。10。3
增设教具        400元        1957。11。5
补助困难学生    360元        1958。10。25（学生被褥）
买栅门           86元        1958。12。13
奖励学生         50元        1960。3
慰问教师         30元        1961。6
买教具         201元         1962。6
筹办校庆        80元         1963。6。6
共计          3859元
这张表上的数字，显然已经进行了折算，也就是说，1955年以前的数字，每万元折算为1元。我们已经不可能了解，这张统计表是在什么情况下、由谁去统计填写的，也不知道这张统计表是否已经上报有关领导单位，但从这张表上可以看的出来，它是真实可信的，许多内容的时间都详细到了日子；再从李老所捐资内容来看，大到扩大校基、购买学校生产基地，小到购买树苗、书籍，他都无一例外地自掏腰包，对于困难教师和学生，他也尽力资助，这种大公无私的高尚风格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恐怕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我想，如果那些虽然腰缠万贯，但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人，读了这些内容，在瞠目结舌以后，将会羞愧的无地自容。
李植庭老人资助学校、教师、学生的事很多很多，实在不胜枚举，如果有一天，几个人在一起闲谈，那些曾经在植庭学校上学的人回忆过去的学生生活，都可能颇有感慨地说出令人感动的故事。田润玉就曾回忆说，有一次，他做值日，扫教室外的院子，李老看他没戴帽子，就问他说：“这么冷了，你怎么没戴帽子？”其实他家里并非没有帽子，只是不愿意戴，但怕人说他爱俏，就顺口说是买不起帽子。结果第二天李老就给他买来一顶帽子。至今说起来还觉得自己撒了谎，心存愧疚，但对李老总有一份特殊的敬意。
1963年12月30日山东省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第一次会议在济南开幕。共有委员448名；由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无党派人士、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会、农民、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合作社、工商业联合会、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教育、新闻出版、医药卫生、对外和平友好团体、少数民族、归国华侨、宗教24个界别和特别邀请人士组成。
本届委员会的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设置同第二届。李植庭老人还是名列教育组。这一年，他已经是92岁的高龄，却仍然以饱满的热情从事着革命工作，他这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令与会人员和社会各界群众赞叹不已！
1964年2月20日，这位追随革命、献身革命并把整个生命都奉献于教育事业的老人，在他的老家崔家庄因病医治无效而溘然长逝。我们的国家和党失去了一位碧血丹心、忠贞不渝的战士，我们的民众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平易可亲的长者，我们的师生失去了一位播撒文明、忘我无我的师表。广大群众和师生闻讯后无不为之垂泪哀悼。寿光县党政领导和全县人民怀着悲痛的心情前来悼念；政协山东省委员会由刘仲益等24人组成治丧委员会；24日为其举行公祭和安葬典礼。马效禹副县长以沉痛的心情致悼词之后，刘仲益代表政协山东省委员会虔诚地敬献了花圈和挽联，挽联上以端庄的字体书写着大家的心声：上联概括评价了他辉煌的一生，下联表达了领导和同仁们的心情和意愿：
李植庭委员千古
毕生勤俭自持始终热心教育愈老弥坚忠于党方期更多培植下几代；
一旦撒手归去闻讯悲悼同深咸愿急起赶上去积极体现遗志慰英灵
政协山东省委员会敬挽
同时，他在政协的领导、同事和各界友好也怀着悲痛和敬仰的心情，敬献了花圈和挽联；王云生、于勋忱、陈梅川、傅健吾、马巨涛、王子彬的挽词是：
抗战前办学校培育革命种子；
参战后为革命团结群众力量。
曲溪、陈纪明、陈竹村、张浩、刘冠甲、李劲的挽词为：
勤一生俭一生勤俭一生；
教到底学到底教学到底。
五、万人景仰  精神永存
1964年4月，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李植庭为革命烈士。李老走了，永远地离开我们坦然地走了！但是，他的身后还有他哺育、教育的一代代子孙和后人，还有他呕心沥血培养起来的学生们曾经有过的功勋和正在谱写着的诗章。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看到一份用毛笔工整书写于1929年的小册子，记录了寿光县第八小学第一级、第二级学生名单，还有当时职教员一览，可知他这两级学生中就有地厅级以上干部侯荫南、侯连三、李汉臣、马贯三、崔次丰、崔庆昌、李文池、马良谦等多人。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李植庭先生一生到底为革命培育了多少人才！已经永远离开我们的革命先贤，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而现在还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奉献着自己青春的他的学生，谁又能说得清楚呢？他们将继承李老的传统和遗志，在革命的征途上写下闪光的续篇，延续着李老的崇高精神。
长期以来，很多国家党政领导干部，经常来到崔家庄植庭学校或者村前的寿光市第二中学参观考察，借以缅怀李植庭老人；很多已成长为国家党政、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他的学生，撰写回忆文章缅怀他们的老校长、老教师，或者来到他的雕像前鞠躬致敬，表达对老师的感激怀念之情；改革开放之后，定居国外和港、澳、台的原植庭学校的学生，也经常有人借回乡探亲之机前来悼念这位功勋卓著的老校长，表示自己的敬仰。有些居住在国外的同事或学生，不能亲自前来，便通过书信表达他们的敬仰怀念之情，还有的人委托回来的朋友到学校拍摄几张照片带回去，借以聊解对家乡的思念，并缅怀他们所尊敬的老人。
他的名字和事迹被收入《寿光县教育志》、《寿光市文史资料》、《寿光县志》、《潍坊党史。人物篇》、《滨海春秋。第三辑》、《博兴县志。大事记》、《渤海垦区革命史》、《垦区——山东战略区的稳固后方》、《山东省省志。人物篇》等史志书籍；甚至在吉林、黑龙江等省市文史资料中也刊载了李植庭老人的动人事迹。
1985年，他被收入《全国教育界名人大辞典》。这部词典是经过一级级政府严格把关、层层遴选定下来的，非常严肃，决不象现在一些词典编辑者那么轻率。他是寿光市唯一的一个被收入这部辞典的人；也就是说，只有他，才有资格享受这份令人羡慕、令人敬仰的殊荣。
由于他是寿光市第二中学的创始人，寿光市第二中学对他更是敬重有加。为了永远怀念这位革命先贤和为教育奔波一生的老人，寿光二中决定辟建广场，为其竖立雕像。在寿光县各级领导的关怀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寿光市第二中学于1993年9月举行了李植庭同志雕像落成庆典大会，以隆重的仪式将李植庭老人的全身雕像安放于学校办公楼前的广场上。雕像用汉白玉精雕而成，高6点5米，雕像的底座上镌刻着由原寿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本诚题写的题词：“学界良师  人世楷模”。
这方广场，被命名为“植庭广场”。李植庭老人的雕像巍然屹立于广场，启示着全校师生为社会主义事业不懈求索。每当周一的早晨，全校师生就会集聚在植庭广场上举行升旗仪式，然后是国旗下的讲话，由领导、教师或者学生宣讲我党、我军的革命斗争历史，缅怀先辈，激励后生，表达自己为国家为民族而奉献青春的决心。
学校还专门编印了《李植庭先生雕像落成纪念册》，把李植庭老人的一生经历介绍给广大师生。
因为当年建校时占用了李植庭老人的祖茔，他家族中所有人的墓穴，或者搬迁，或者铲平，只有他本人的坟墓被保留了下来，位置就在学校的后操场里。学校曾经于1985年、1996年两次修墓，第一次加固了坟基，第二次垒起了花墙；2006年又为植庭墓重新整修，将原来的石碑，改换为大理石碑，并为墓碑修建了大型八角墓碑亭。
在学校的校史展室里，有介绍李植庭老人的专题展板；在学校创办的校报上，有“植庭园”专栏。学校校志的首篇就是李植庭同志生平事略简介。
学校把植庭广场和植庭墓地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场所，经常向学生宣讲李植庭同志的革命事迹和工作生活中的动人故事，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每年清明节期间，总是组织师生到植庭墓前悼念、缅怀先烈，祭奠植庭烈士并为之扫墓添土。同时附近的田柳初中、田柳小学、崔家小学也经常前来悼念先哲或为之祭扫。学校门前的公路，也被命名为植庭路。
雄杰英气千古壮，先烈风范昭后人。李植庭同志的高贵品格和高尚情操将永远教育和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征程上不懈追求；李植庭同志的光辉将永远映照着后来人前进的路径。
人生是有限的，贤哲仁智，也挣脱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但在无尽的春夏秋冬的交替中，却有不老的灵魂，却有不死的精神；世世代代，人们将永远铭记和怀念这位德高望硕的革命老者和教育家
李植庭先生年表
1871年3月 （清同治十年农历二月），出生于寿光县城北崔家庄。
1878年（清光绪四年），入私塾从师于冯毓芳先生。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辍学并即从事塾师教学。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辞去塾师职务。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离家去东北铁岭，又进学校教学第一次接触《笔算教学》。
1912年（民国元年），从东北回到家乡。
1913年（民国二年），入寿光县单级养成所王高分所学习。
1914年（民国三年），回村集资办成崔家庄初等小学。
1915年（民国四年），带领村民拆毁村东娘娘庙神像，将庙堂整修成教室，办起崔家庄高等小学，并命名为“双凤学校”。被拥戴为校长。
1915年秋，将废弃多年的三关庙整修为学校，将双凤学校初级小学分流出去。
1923年，在娘娘庙扩建双凤学校，将三关庙部分学生迁回。
1925年，延聘张玉山、马香圃（即赵一萍）等共产党人任教员，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并积极掩护他们进行革命活动。
1925年，申请并被批准由县里派兵护校。
1926年5月，由李汾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年底，帮崔家庄组建农民协会。
1927年，共青团寿光县委在双凤学校建立。多次会议在双凤学校召开。
1927年，经赵一萍联系，李植庭出面  从潍县广文中学聘请杨玉霞、杨爱莲二位进步女教员，开设了女生班。
1927年，帮助崔家庄组建同乐会。
1927年，保卫学校的士兵被招回。因军阀混战，双凤学校遭破坏。
1928年4月，掩护锄奸的孟庆东同志躲过敌人的追杀。
1928年冬，中共寿光县委在双凤学校召开党员代表大会。
1929年，搬迁校舍重建学校。学校改名为“寿光县立第八小学”，仍任校长。
1932年10月，帮助党内同志逃离敌人追捕，情急之下未及向组织汇报而动用了党费，被怀疑有经济问题，从而停止了党组织活动。
1933年，“ 经济问题”被澄清。经党组织指示，自此以民主人士身份参与社会工作。
1933年，组建国术馆，并任馆长。
1934年4月，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在寿光县县长宋宪章的陪同下到“八小”视察，他负责接待。何思源非常满意。临行，何思源和宋宪章各拿出20元大洋赠与学校。
1935年4月，陈少敏从青岛到天津路过寿光，在崔家庄“八小”做演讲；植庭带头为之捐献路费15元。
1935年，，出面找宋宪章要回被戴某勾结官府查抄去的3条枪并设计赶走流氓地痞戴锡之一家。
1936年4月，带领教练王修章和队员李廷奎、李登坦、李鸾金等10数人参加寿光县武术比赛，包揽前三名，受到县长宋宪章和群众好评。
1936年7月，被调任东城根小学任校长。
1936年秋，调共产党员李梦先任八小教师，并组织抗日宣传队宣传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4月，李植庭被推举为第七区区长。
1937年，被中共寿光县委邀请参与“寿光县抗敌后援会”的组织工作。同年，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在牛头镇起义时，他利用区长的合法身份全力支援。并将家里的大骡子捐献给八支队。
1937年12月，组织人教训了进村横行的官府差役，并巧妙与宋宪章周旋，终于平息事端。
1939年，参加寿光县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工作。
1939年，日军曾以高官厚禄诱请他“共商政事”，被他严词拒绝。
1940年6月，在王高庆祝反张胜利大会，李人凤、景晓村、杨国夫参加。李植庭在会上讲话。
1940年6月6日，寿光县第一届参议会在牛头镇召开。李寿岭被选为参议长，李植庭被和赵寄舟被选为副参议长。
1940年，清河区第一届参议会在益、寿、临、广四县边区成立，其被选为参议员；同年底，在博兴淳化镇清河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有历城、章丘、齐东、邹平、长山、青城、高苑、滨县、桓台、博兴、蒲台、临淄、广饶、益都、寿光、潍县等县到会280人，选出议员150人。李植庭被选为参议长。在会上做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并发表在12月23日的《群众报》上。
1941年春，寿光、广饶等县罹患蝗灾，他步行察看灾情，一方面向清河专署汇报，一方面帮助群众灭蝗。
1941年，清河军区将一头小毛驴（在四边一次战斗中的战利品）赠他代步；
1943年日寇对垦利扫荡，在转移中丢失。
1941年在牛头镇创建抗日高级小学。
1942年，他亲自参与劳动修建地窖、土房，亲自参加劳动生产，被评为劳动模范。
1942年7月，在《群众报》上为建党二十一周年题词。
1942年12月，《群众报》第四版以“抗战老人”为题介绍其事迹。
1942年2月，清河区行署在博兴县纯化镇建立清河师范学校，邀请李植庭担任校长。
1942年年底，在《群众报》上发表新年祝词。
1943年春，在垦利县永安镇创办渤海实验小学。
1943年7月 23日，《群众报》发文介绍其劳动事迹。
1943年8月，在“8。1”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讲；《群众报》在8月7日发表讲话全文。
1943年11月，敌人重兵合围垦利区，他领着范德洲、李培仁辗转出逃至十五村，然后转移到寇家坞崔姓亲戚家。
1944年，被选为渤海区参议长。
1944年7月20日，王道部反正起义。召开欢迎会，杨国夫司令和景晓村政委在会上讲话；他代表渤海区人民致辞表示欢迎。
1945年春，发表《告寿光同胞书》，全文载于4月22日《渤海日报》第一版。
1945年，渤海军区、行署机关为李植庭等10人祝寿；杨国夫、李人凤等人到会。
1945年8月12日，利津城解放。次日，他进城宣传。
1945年8月15日，解放了田柳。他随部队回村探望父老乡亲，激动得泪流满面。
1945年，被清河行署授予“劳动模范”称号，《渤海日报》发文介绍其事迹。
1945年9月2日，在《渤海日报》上发表《告全区同胞书》。
1946年元旦，到禹城前线劳军；铁流同志写诗记其事登于《渤海画报》。
1946年3月，其孙李培仁结婚，时任渤海军区剿匪总指挥的马千里送来贺帐一帧。
1946年4月，以山东解放区渤海区代表的身份，被选为出席南京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后因国民党发动内战，解放区代表未出席）。
1946年5月，渤海区党委为表彰其办学和参加革命的功绩，批准在原寿光县第八小学的校址上重建学校，并命名为“植庭学校”。
1946年11月1日，第二次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春节，他回村与驻村的渤海第三军分区十五团团部同群众一起过节。并向群众讲话，鼓舞了广大群众的参军热情，全村15人参军。
1947年春，《渤海画报》登文配画，宣传其事迹。
1947年3月15日，李植庭参议长义愤填膺，愤怒声讨蒋介石堵复花园口口门、水淹解放区的罪行，号召沿河人民积极抢险、复堤自救。
1947年，与景晓村、李人凤一起接待到渤海区考察战争给解放区人民造成灾难和救济物资使用情况的联合国救济总署代表傅莱和巴乃德，并与之合影留念。
1947年10月，为抵制饶漱石、康生的错误做法，离开惠民回家。
1948年，解放济南，吴化文投降。在历城王舍人庄由他代表解放区9000万人民接见了吴化文。
1949年8月，回到崔家庄，动员群众掀起参军高潮，全村有9名青年参军。
1949年，从惠民回家看家，主动参与学校工作并出资创办文艺宣传队。
1949年秋，杨国夫路过济南，特意转道来崔家庄看望李植庭。
1950年2月，山东省《大众日报》派记者前来了解他的办学经历，试图为批判武训寻找依据。李植庭接见了他们，但表达了不同意批判武训的意见。
1950年3月，被选为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分管教育工作。
1951年，创办寿光中学。
1954年7月，组织李敬民、李兆坦、李尊然到本县有关村庄考察农业初级合作社并写出《初级农业合作社章程草稿》。
1955年，被选为山东省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1956年，创办寿光县第二中学。
1958年，出资为30多位寄宿学生置办被褥。
1959年，被选为山东省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1963年，被选为山东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
1964年2月，在崔家庄逝世；时年93岁。政协山东省委员会刘仲益等24人组成治丧委员会，24日举行公祭；寿光县副县长马效禹致悼词；政协山东省委敬献花圈和挽联。同年，被追认为烈士。
1985年，其名被收入《中国教育界名人大词典》。
1993年，寿光市第二中学在中心广场安放其花岗岩雕像。
后  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植庭老人的嫡孙培元和培仁曾经与我商讨过为老人写传的事。但那时侯，我们都还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搜集材料；而且要写传，就必须有资金投入，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难题，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我们曾经有过约定，尽量多地积累有关老人的历史资料，以备一旦有了条件，去完成这个心愿。遗憾的是两位长兄未能等到为老人写传，便相继谢世，抚今忆昔，岂不令人感慨系之！
去年春天，政协寿光市委员会委托我为李老写传以之作为专辑出版，我欣然接受。但是一开始我门就深深地体会到，植庭先生的传记因为晚写了10年，我们不得不面对教人难堪的难题：在这10余年的时间里，曾经和李植庭老人共同生活战斗过的老领导、如杨国夫、景晓村等老同志都相继去世，有的虽然健在，但思维反应迟钝，不要说请他们写一点回忆的材料，就是题副字也已不可能。在这种困难的境遇下，我们只好到滨州、惠民和济南等有关单位寻求帮助，在济南文史博物馆和政协山东省委员会领导同志的热情帮助下，我们得以接触了许多有关李老生活工作的文字、图片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行文的依据。之后，我们在本县又走访了博物馆等许多部门和许多老领导、老同志。按照手头掌握的资料组织文字，进展比较顺利，去年4月份开始动笔，到5月底便完成了正文的主体框架和“李植庭先生年表”部分；但毕竟掌握的资料有限，总觉得文字单薄。然而，写传不是写小说，靠的是事实，而不是想象和臆断。经过政协审稿以后，为了少留些遗憾，又通过媒体面向社会征集有关的文字、图片、实物资料，获得了不少宝贵资料。整理附录部分花费的时间较长，机械工业部老干部工作委员会主任景晓村同志已经于1994年8月9日乘鹤西归，题字乃由其夫人王梦林代笔；河南省直机关事物管理局行财处处长张志群同志因病卧床，题字是由他口授，而由夫人代笔完成的。曾经试图找几个李老的学生写点儿回忆文章，也因为年龄的原因，进行得并不顺利。赵一萍将军于1982年所写的回忆文章也因为人事代谢的原因，再也找不到了，这些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写传的过程中，还有一段小插曲，因为要筹备建校50周年庆典，我所在学校要求我写《寿光市第二中学校志》，我只好将手中的《传略》暂时放下。今年8月，《寿光市第二中学校志》终于付诸印刷，我才又重新整理书稿，9月份，《李植庭传略》终于得以付诸印刷。
寿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曹光华主任，曾经说我是“为李植庭先生写传最合适不过的人选”，我完全理解他的意思：论公，我是植庭学校的学生，对植庭其人不可能没有一些了解；论私，我是李植庭先生的本家孙子，对他应该有比别人更多的接触和更深的理解。但我自知辜负了大家的期待，我奉献于读者面前的这本传略，与广大读者期待的水平相去甚远——不是因为耽于懒惰，而是因为能力不逮。
传记是一个人风雨人生的记录，其实质内容完全是这个人用实际行动做出来的，作者的任务只不过是客观地整理、记录他所做过的实事罢了。从这个角度上说，足够多的材料是写好传记的基础；客观而真实地整理、组织材料则是写好传记的关键。传记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人物活动的轨迹，他的所有活动只有放在那个特定的背景下，才能突显出它的特殊意义，所以准确地把握时代背景是写好传记所必须遵守的原则。我没有掌握更多的资料，我缺乏梳理材料、组织材料的能力，对那个年代又理解不深，这恰好是我没有写好传记的原因。
写传是集众人智慧、靠群策群力才能完成的群体工程，一本传记融聚着许多人的劳动和艰辛。在行文过程中，我们曾经翻阅了《寿光县志》、《寿光党史》、《寿光市人大志》、《寿光教育志》等大量文献资料，曾经得到过济南文史博物馆、政协山东省委员会、政协寿光市委员会、寿光市档案局等单位的大力协助；田同军馆长为查找资料和翻拍照片付出了无数心血，曹光华主任从筹划到出书一直操劳；特别应该提到的还有李敬民同志，他为搜集有关资料，不顾年迈体弱，曾经几次到滨州、济南出访，多次与老领导、老同事电话书信联系，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李贡金和李福亭则几乎参与了搜集材料和有关活动的全过程。值此出书之机，特别向他们以及关心和助益这本书的所有领导和师友致以由衷的谢忱。
最后期待了解那段时间历史的前辈对本书中的不足甚至错误提出批评和订正，以免以讹传讹，贻误后人。
作者  谨记
2006年9月
作者：李尊然 男，汉族，生于1936年12月31日，山东寿光市田柳镇人。
早就知道在我工作的地方有一位大人物，生于斯，葬于此。他的一生轰轰烈烈，也遭受磨难。早听说他的侄子就是现在活跃歌坛的景冈山，他的儿子是中创集团的总裁。还知道他过世时将毕生的积蓄一半捐给了家乡的小学，一半留给了伴他革命一生的妻子。
昨天，去该村看土地整理项目，经过他老人家的墓地，我怀着无比敬仰的心情拜谒了他老人家。他的墓建在半山腰，据同行的人说这里的风水是请先生专门看了的，非常的好。不过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山下就是景家的老坟地，景晓村之所以没有和他的祖辈葬在一起是因为他临终有个遗言，过世后要把他的骨灰的三分之一葬在家乡，革命了一辈子没有回家几趟，葬他的墓地应该看到他的村庄。这个说法比风水说更令我值得相信－－一个老革命是不会相信风水说的，虽然葬他的墓地确实看上去很讲究。
从生平简介中了解到：【景晓村】 男，(1917-1994)，历城彩石乡人。曾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读书。193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济南乡师支部书记等职，1937年后，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兼青年部长，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秘书长兼青年部长，参加了省委直接领导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历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兼秘书，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第一师第一团政委、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二支队政委，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政委，中共鲁东南特委书记，清河特委书记，清河地委书记兼妇委书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军分区政委、中共清河区党委书记兼八路军清河军区政委、中共渤海区党委书记兼八路军渤海军区政委、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政委等职。1948年，遭受饶漱石、康生等人的诬陷和打击，被错误地撤销职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山东省委报请中共中央撤销了对他的错误处理决定，予以彻底平反。1948年后，景晓村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调研室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业部副部长，第一机械工业部局长、部长助理、第二重型机器厂党委书记兼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司长、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二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农业机械部常务副部长等职。曾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人民政府顾问。1994年8月9日在北京逝世。景晓村的夫人王梦林根据其遗愿，将他多年的积蓄5万元捐赠给家乡的宅科小学，作为奖学基金支持教育事业。
同行的一个本村人说，他老人家革命了一辈子，为国为村都做了贡献，让后人景仰。但是他的同族的分支后代确实很不争气，同族的三家子人争抢他老人家留下的房子。让景老的妻子很是气愤，想尽了办法调和，打算把老宅也捐给学校，但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纠纷。几家子打仗打官司好几年，到现在一个气得得了癌症，一个气得把肠子截去了一大节，争来争取为的啥哪。
目视景老的墓冢，听着近乎可笑的故事，我心情异常的复杂。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在景老的坟头点上三只烟，深深的三鞠躬，算是对他老人家革命一生的最大景仰。
华东军区关于景晓村撤职的命令。大意包括：
“渤海军区政治委员景晓村，出身地主，有牢固的地主思想，平时领导上表现极端严重的家长制度宗派主义与官僚主义作风，毫不关心部属与基本群众的疾苦，自进行土地改革以来，坚持富农路线，包庇袒护地主富农，阻止与妨碍群众土改运动，同时纵容放任部属，镇压群众土地斗争，以致发生赵寄舟等惨杀村支书的罪恶事件，该员身为政治委员，不仅不保护土改的贯彻执行，反而站在地主富农立场，违反农民利益，阻碍土改运动，实属严重错误，着将该员撤职，以昭警戒。此令”。“任命张晔为渤海军区政治委员”。“任命刘格平为渤海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与此同时，景晓村被撤销了区党委书记职务，张、刘继任区党委书记和第一副书记。
景晓村（1917－1994），原名景幕达，1917年10月出生于山东省章丘县（历城区）宅科村一个农民家庭里。景晓村幼时深受父亲爱国思想的影响，从小就知道很多天下大事，萌发了爱国爱民的思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北平（今北京市）等地的学生组织请愿团到南京请愿。当时，刚考入章丘县立第三完全小学的景晓村与师生们听到这一消息，也自动组织起来到集镇、农村进行游行示威，宣传抗日的主张。他用演讲、演出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1933年夏，景晓村在县立第三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济南山东省第一乡村师范学校（简称济南乡师）。到了省城后，他视野变得开阔了，接受进步思想的机会更多了。他与同学编辑出版《求生》和《齐鲁先修》，积极参加学生进步活动。1935年10月在乡师地下党支部书记赵健民同志的介绍下，景晓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12月9日，震动全国的北平“一二九”学生救国运动爆发了。消息传到济南，广大学生立即响应。景晓村组织和领导了济南的这次学生运动，成立了乡师学生救国会，组织学生准备罢课和游行示威，但被山东的韩复榘国民党政权镇压下去了。
1936年5月，景晓村任中共济南乡师地下党支部书记。他率领乡师党员和进步同学，利用多种形式，在学生中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组织学生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署假期间，受中共山东省委的委派，景晓村以省委组织员的身份到博兴、寿光、益都、临朐等地巡视工作，帮助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同年秋天，任省委巡视员。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景晓村从济南乡师毕业后，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后。大批平津学生撤到山东，一些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人士要求在山东参加抗战。景晓村根据省委的指示，组织撤到山东的学生成立了平津流亡学生会和民先山东省队部。与此同时，景晓村还根据省委的指示，在济南、泰安接待了大批被释放出狱的同志，对他们进行安置慰问，向他们介绍抗日斗争形势，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唤起民众的抗战热情，组织他们到各地区参加抗日游击队的发动工作。1938年1月1日清晨，中共山东省委在泰安县徂徕山大寺，组织发动了徂来山武装起义，将起义部队命名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景晓村任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一团政治委员，负责部队党组织的建设工作。同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山东省委改称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景晓村任省委秘书长，兼青年部部长。1938年8月，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建立鲁东南特委，景晓村任特委书记，同时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二支队政治委员。特委建立后，景晓村和司令员刘涌等特委一班人率第二支队由莒县、沂水地区，向诸城、日照等地发展，曾数次重创顽军刘黑七部，不久就统一了鲁东南地区党的领导，扩大了抗日力量，提高了战斗力，开辟了滨海北部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9年3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决定调景晓村到清河地区任特委书记。6月6日拂晓日伪军3000余人将三支队驻地牛王庄团团包围，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在突围时壮烈牺牲。马耀南的牺牲和多次战斗的失利，使景晓村、杨国夫一致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改变斗争策略。为此，景晓村在向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建议中指出：三支队在胶济路南的部队，迅速返回路北，与路北部队和特委机关会合，趁青纱帐季节，集中力量，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他的建议得到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政治委员朱瑞的同意。
1939年9月上旬，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中共清河特委改称中共清河地委，景晓村任地委书记。12月，宣布成立清河区军政委员会，景晓村任书记，统一领导全区的党政军工作。
1940年5月5日，清河区参议会召开，景晓村当选为参议长。同年10月，中共清河区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博兴纯化镇召开。会议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撤销中共清河地委，成立中共清河区委，景晓村任书记。11月，清河军区成立，杨国夫任司令员、景晓村任政治委员。
1941年，日本侵略军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在其占领区内推行以战养战的政策，频繁地“扫荡”和“蚕食”清河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疯狂地向我军进攻。面对严峻的形势，以景晓村为首的清河区党委和清河军区，领导根据地军民采取坚决斗争的方针和相应的斗争形式，对敌人的“扫荡”、“清剿”、“蚕食”给予坚决的回击。同时，精兵简政、裁减机关冗员、划小行政单位，在根据地全面开展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动员开荒生产，加强党、政、军和抗日群众团体组织建设。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清河区党委和清河军区决定，派遣部队和工作团，积极向黄河入海口一带及黄河以北地区发展，开辟垦区，建立垦区根据地，打通清河区与冀鲁边区的联系，建立起了可靠的抗日后方。
1944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将冀鲁边区与清河区合并，建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渤海区，同时成立渤海军区。景晓村任渤海区党委书记、渤海军区政治委员。1944年7、8月间，渤海军区部队在景晓村、杨国夫的指挥下，对日伪军发起了夏、秋季攻势作战，策反寿光县的“灭共建国军”1600多人，攻克利津县城。不久又发起全区的秋季攻势，先后攻克乐陵、临邑、南皮（属河北省）三座县城和沾化、青城的大部分地区，共歼灭日军和汉奸队5000余人，创造了渤海区抗战以来前所未有的重大战果，并巩固和扩大了渤海与胶东区、鲁中区的联系。
1945年对日大反攻，景晓村与杨国夫率领渤海军区部队，作为山东军区的第四路大军对津浦路沧州至济南段及胶济路西段之敌展开进攻，解放了渤海区腹地的全部县城，从东北方向逼近济南市。至此，渤海区发展成为西起津浦铁路，东到渤海之滨，北至天津，南至胶济铁路，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县城41座，人口1100多万的解放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景晓村与渤海军区司令员袁也烈、副政治委员周贯五指挥部队在德州地区消灭拒不投降的日伪军，领导渤海区军民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大举进犯，亲自参与组建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领导渤海区军民开展了剿匪反特、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大生产等群众运动，加强了解放区建设，使渤海区成为支援解放战争的巩固的后方基地。
1947年10月28日，在渤海区召开的土地会议上，景晓村遭到饶漱石、康生的诬陷和打击，先后被撤销了中共渤海区党委书记、渤海军区政治委员和十纵队的职务等，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1948年6月，景晓村调离渤海区，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华东局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1950年2月，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1951年8月，任华东工业部副部长。1952年11月，任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四局局长。1956年6月，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助理。景晓村参与了机械行业建国初期和“一五”期间大规模的恢复发展工作。
1958年7月，景晓村任第二重型机器厂筹备组组长、厂党委书记兼厂长。1960年4月至6月，由于景晓村坚持实事求是，讲真话，对1958年的“大跃进”和浮夸风等“左”的做法持异议，又被错误地戴上右倾的帽子，再一次遭到诬陷和打击。1963年初，景晓村调离第二重型机器厂，回北京，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65年5月至1968年8月，景晓村任国家一机部技术司司长。
“文化大革命”中，景晓村被强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罪名，关进“牛棚”进行隔离审查。他从“牛棚”获释出来后，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8月，景晓村由“五七”干校调回一机部任重型通用局局长。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景晓村得到彻底平反。1979年3月，景晓村任农业机械部常务副部长、党组成员，为推动农机工业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1982年6月，景晓村退居第二线，任机械工业部老干部工作委员会主任，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此期间，他受机械部党组委托，历经十年，完成了《当代中国的机械工业》、《当代中国的农业机械工业》等系列史书的编辑任务，为机械、农机行业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他还积极参与了山东党史、军史资料的编纂工作，为党和人民抢救和保留下来一批珍贵的史料。
1994年8月9日，景晓村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77岁。他在病危弥留之际，还嘱托夫人和子女：丧事按中央规定，一切从简；将夫妇二人一生的积蓄的一半，捐献给家乡兴办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