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民众的钱包？

近几年来，中国的GDP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增长率。然而，居民工资性收入总额占GDP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贫富差距也不断扩大。与此同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却连年升高，近乎居民工资收入增长的两倍还要多。

民众的钱袋何时鼓起来？

中国居民的钱袋有可能在未来的十年中，变得像日本人那么丰厚，花钱像美国人那么大方吗？中国政府拟实行的一个叫做“收入分配改革”的计划，至少给人们提供了这样的期望。

今年下半年以来，6次易稿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频频被提及，旨在让中国人的钱袋鼓起来的这个计划，被各方认为有望在年内出台。

近几年来，中国的GDP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增长率。然而，居民工资性收入总额占GDP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贫富差距也不断扩大。与此同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却连年升高，近乎居民工资收入增长的两倍还要多。

很显然，提高居民收入的计划，不应只停留在居民的工资性增长上，还要释放那些因为权利被束缚而没有释放出来的公民财富；与政府职能改革、转变增长方式、释放公民权利在内的方案几乎一样重要的是，只有政府紧缩、企业让利、并腾挪出可贵的财产权利天地，中国居民的钱袋才能真正丰盈起来、厚实起来。

财富分配鸿沟深陷

造成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至少有城乡、地区、行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等因素，也跟政府和企业挤占过多资源有关

本刊记者/周政华

大雨倾盆而下。21岁的王永松在取款机里，领到了上个月的工资，1520元。正当他把钱揣进荷包时，一辆宝马车从路边呼啸而过，泥水溅湿了他一身。

冲着远处早已模糊的宝马车骂了一句后，这个瘦削的青年一猫腰，便飞身跑向马路对过的宿舍。雨雾里，一切都迅速地模糊掉。亚热带的广东，所有的事情，都和这天气一样变化无常。

还没进屋，裤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一接通，原来是广州的堂哥打过来的：下个礼拜天堂哥结婚，请他过去喝喜酒。堂哥在一家证券公司上班，年薪几十万，电话里说说笑笑。

对堂哥，王永松只有羡慕。作为广东南海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的员工，从去年5月进入工厂的第一天起，学生时代的无忧无虑就一去不复返了，“钱挣得太少”成了王永松的一块心病。

起初，他还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他站在流水线旁辛辛苦苦干活，却总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快。在没有原因的被剥夺感驱使下，这个初出校门的年轻人，参加了一场全国瞩目的要求加薪的停工运动。

不久，王永松在另外一家民营汽车零部件厂找到了一份新差事，工资多了三百块钱。渐渐地，一种对现实的无力感取代了最初的愤怒。现在，王永松没有选择地成为流水线上一颗有血有肉的螺丝钉。王永松并不知道，一个叫做收入分配改革的计划，在2010年将要出台，并旨在促使像他一样的人收入会出现变化。

那些无法跨越的鸿沟

王永松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家在广东湛江郊区，工厂的同事，快餐店里的老板娘，都喊他靓仔。这个18岁的打工仔最讨厌别人喊他农民工。

在王永松的印象里，农民工是个带有污蔑意味的词儿。出生于广东湛江农村的王永松，对于城乡差别的最初感受，源于小时候的一次走亲戚。

1999年，10岁的王永松，第一次被父亲带到广州大伯家走亲戚。在大伯家，王永松第一次看到了以前只在电视里见到的电脑，大他6岁的堂哥帮他申请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QQ号。

十年前的一趟广州之行，王永松感受到了当公务员的大伯和在老家种田的父亲之间巨大差别。城乡差别的印象深深地烙在了王永松的心头。

那一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显示，全国农村居民收入为城镇居民的收入的两倍多。从那时起，王永松开始明白父亲为何从小教育他“好好读书，以后上大学进城坐办公室”。

“这些年家里三个兄弟姐妹读书，都是靠父亲在广州打工养着。”王永松说，家中的几亩水稻只够得上全家一年的口粮，种田早已不是收入的主要来源。

眼下，家里的三个姐姐分别在珠海和中山打工，而50多岁的父亲，仍然在广州一间小餐馆的后厨里掂勺，肩膀上搭着的一方毛巾，终日为汗水所浸湿。

城乡天壤之别，早在王永松父亲那一代人中就已经存在。王的父亲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当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用奶奶的话说，父亲的那条命是捡来的。父亲读完初中不久就进入大队的生产队，成了一名挣工分的壮劳力。

1949年，当时中国为了发展工业，设立了城乡二元的管理制度，利用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村大量获取工业发展所需的廉价原材料。仅1960年到1978年这十九年间，据不完全统计，通过统购统销，农村为城市工业奉献了3400亿元人民币的价差。

而城乡差距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短暂的缩小之后，到了王永松这一代，又进一步扩大了。

到了2009年，农民三年的收入才赶得上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因水稻卖不出好价，家里的水田面积从十多年前的20多亩，到现在只剩下不到5亩，剩下的都撂荒了。在王永松的父亲眼里，过去十几年化肥种子价格都翻了好几番，可是政府的晚稻收购价还不到一块钱。

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中国的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价格，至今仍处于政府严格调控之下。

眼下，王永松一家从土地获得的收益，主要还是依靠种植业。按照现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规定，中国农村的绝大部分土地不可作为银行贷款抵押。农村集体土地只有通过国家征收转化为国有土地后，才能上市交易，变为资本。不过，中国人民银行今年7月28日，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指导意见》，尝试通过小范围的试点，推动农地抵押。

对于这一点，王永松一家深有体会。在他的家乡湛江，2009年政府新建东海岛新区占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时，每公顷耕地补偿45万元，相当于45元/平方米，而目前湛江的商品住宅均价早已经突破6000元/平方米。国家税务局统计显示，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万亿元，如果把这些钱发放到8亿农民手上，每个人可以分得近2000元。

当除种植业以外的土地增值渠道被切断后，打工就成了农民为数不多的谋生出路之一。

2009年，王永松也走上父亲的打工路。由于英语一直跟不上，严重偏科的王永松念完初中后，就上了湛江当地的一所职业学校。17岁那年，进入广东海南的一家汽车零部件厂，成了流水线上的小工。

在南海工作，收入能够比湛江多出500元。这种地区间的差距，也导致了大批像王永松一样的粤西农民，不自觉地流向了珠三角。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调整了此前的地区均衡发展思路，转而优先支持东部沿海发展，在“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路下，政策、资金、人力等各种资源向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地区倾斜，这些地区依靠加工出口贸易保持了高速增长，并成为中国的财富聚集地。

南海，也搭上了国家政策的末班车。仅南海区狮山镇一地，截至去年末，吸引了两千多家工厂，年产值超过两千亿，相当于中西部数个地级市的经济总量之和。

地区收入差距开始出现。到了2009年，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在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方面，最高的上海市已经比最低的青海省高出两倍多。

这种地区收入差别，也体现在王永松的家乡湛江和省会广州之间。

尽管广东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但是珠三角与粤西之间仍然存在巨大落差。2009年，湛江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为13600元，仅相当广州的60%左右。

城乡和地区差别扩大的同时，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为明显。

2010年，王永松从湛江的一所职高毕业后，和村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成了一名打工仔；而大伯家的堂哥大学毕业后，去了广州一家证券公司上班。

在珠三角，王永松所从事的制造业工人的年平均工资不超过3万元，而王永松堂哥参加工作第一年，其所在的证券公司仅年终奖就发了9万多元，总收入是王永松的6倍多。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各行业间收入水平最高是最低的1.8倍。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9年，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以不到8%职工的人数，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于社会平均工资10倍左右。

消失的基尼系数

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最终带来的是社会严重的贫富不均。

“我是一个彻底的无产者。”工作才一年多的王永松拍拍口袋说，我一分钱存款也没有。

王永松只是中国众多“无产者”的一分子。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根据其2004年进行的一项涉及几个省市的银行储蓄存款分布调查数据推算，前20%的储户占有银行存款的86%，而其余80%的储户只占有剩余的14%。

13亿中国人的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早在二十年前，与王永松相隔千里、远在北京的李实，也产生过类似的疑问。

1988年春，一直想搞清楚“搞原子弹为什么还不如卖茶叶蛋赚钱”的李实，参加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成立的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并开始了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民间收入调查。

这也是中国首次全国性的民间调查。经过五年断断续续的调查，1993年，课题组公布了1988年中国农村基尼系数是0.325，城市是0.233。这一数据，远远超乎当时学界和政府的预料。但据李实回忆，当时社会对于收入分配不公的意见并不强烈。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分析指标，取值在0与1之间，如果超过0.4，便被视为收入差距过大。国际上一般把0.4设定为收入差距的警戒线，认为如超过这一水平上，极易引发社会动荡。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居民间收入分配的差距一直没有过大。收入分配的急剧恶化，首先来自于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由于中国政府决定对数量庞大、效率低下的国企实施“减员增效”，近千万国企职工下岗，低收入阶层人数突然激增。而在之前的开放中，迅速致富的个体户的出现，以及伴随着国企改革中大批中小国企被出售而涌现出来的收入激增的民营企业家，使得这一贫富对比一时间凸现了出来。

而后，地区发展的不均衡，以及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被城市政府拿走等因素，使得国民间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到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当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5，接近收入悬殊的水平。

对此，时任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对外表示，我国的基尼系数虽然超过0.45的国际警戒线，并不意味着我国居民的收入不平等非常严重，因为我国二元城乡体制导致基尼系数偏大。如果单独核算，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都分别低于0.4。

此后，国家统计局再也没有公布过基尼系数，这个用来衡量收入差距的尺子也从各种政府文件中消失。

但学者的研究却从未中断。1988年后的二十多年里，李实一直关注收入分配和贫困研究。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的李实估算，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可能超过0.5。李实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收入差距仍在持续扩大中。

谁拿走了大头？

差距这么大，钱都到哪里去了？

这是王永松一直想不明白的问题。王所在的广东南海区狮山镇境内的2600多家企业，2009年生产了总价超过千亿元的产品，为当地上缴了近30亿元的税收，但是像王永松这样的打工仔，一年的收入通常不到3万元。

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的数据表明，从1993年到2007年，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了20%，但同期，资本报酬比重却上升了20%。与资本回报急速上升相比，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持续走高。

杨重光的研究，或许能够解释王永松的疑惑。

“收入分配差距为什么越来越大？看看这三组数据，答案就在里面。”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杨重光指着自己手抄的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大批财富向政府集中是导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王永松的记忆中，政府收入似乎与自己关系并不大。但现实中，政府税收和民众收入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

国家统计局新近发布的一组数据引起了长杨重光的注意：2010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7.6%(预计全年将超过8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1.1%，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同比增长10.2%。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的研究发现，1951年时，我国民间的消费占当年GDP的68%，政府的消费仅为GDP的16.5%；而到了2007年，民间的消费降到了GDP的37.5%，政府的消费则上升到了GDP的28%。据陈志武的推算，在中国，超过76%的资产属于政府。

政府收入膨胀不仅表现为税收和种种预算外收入的激增，更为隐匿的部分还体现在政府官员灰色收入中。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政府官员的灰色收入总额高达5.4万亿元，比2009年中央财政总收入还要多。

王小鲁认为，庞大的灰色收入来源主要是围绕权力对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而产生的腐败、寻租、侵占公共资金和他人收入、聚敛财富等行为，以及垄断性收入的不适当分配。

这种权钱结合的情形在房地产领域表现最为突出。国家统计局调查资料表明，2007年，中国居民户均60%的财产来自房屋。作为中国居民财产的主要构成部分，房地产也成为国内居民投资理财的首选。

2008年位于上海中心区徐家汇名为帝景苑的楼盘售罄数年后，由股东纠纷引发的举报显示，约400户业主中，50余户曾获得一成以上的折扣，其中22名买家折扣高达三至五成。折扣买家多出自房地、规划、工商、公安等政府部门。

近年来政府查处的官员腐败案显示，涉案官员大都是炒房高手：上海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案发时，这位“炒房局长”拥有27套住宅，市值超过6000万；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戴国森被“双规”时，办案人员从其家中搜查出十多本房产证。

王小鲁认为，权力在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会自发趋向于追逐经济利益，导致对社会的侵占和掠夺，并引发日益严重的分配不公和社会冲突。

谁动了民众的奶酪？

初次分配调整的关键是深化市场体制改革，二次分配的重点是健全和规范收入分配调节制度，政府支出结构调整的关键则在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本刊记者/周政华

四年过去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仍然还是一摞草案，摆在苏海南的案头。

身为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早在2006年，苏海南就已参与中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有关起草工作。

这一年，苏海南所在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保部)在发改委的牵头下，与财政部、国资委共同起草《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也就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这是关乎数亿劳动者钱袋子的改革。怎么改？管用吗？这些横亘在民众心头的疑虑，四年来一直都未散去。由于涉及多方利益调整，方案虽几经修订，却一直没有对外公布。

多年酝酿，一朝提速

对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关注，也是胡温新一届领导集体“重视民生”这一施政特点的体现。

2006年7月，中共中央专门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胡锦涛、温家宝向民主党派问计收入分配改革。次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执政党首次明确提出收入分配改革。

此后，这一方案交由发改委牵头多个部委起草，随后就进入长达四年的闭门研讨。然而，在极端社会事件频发的2010年，距离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改革目标，已经过去三年时间。

而今年频发的极端性事件，则加速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出台进程。

多位发改委、人保部官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今年底出台的可能性较大。

今年6月初，近千名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公司的工人，离开了流水线，聚集在工厂外的篮球场，开始了持续了一周的停工。这些工人月薪不足1800元，仅供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这场罢工最后以加薪500元告终。在接下来的整个夏天，天津、广东的多家制造业工厂均发生要求加薪的停工事件，一度引发海外投资的顾虑。

系列罢工事件，最终促使中华全国总工会在7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力推动在非公有制企业组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工会，工会要突出推行工资集体协商，提高生产一线职工的劳动报酬”。

“工人的权利还得靠自己去争取和维护。”参与收入分配改革征求意见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政府、劳方、资方需要互动。

停工所造成的社会稳定隐患，直接加快了收入分配改革的进程。一位参与讨论的发改委部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今年的调研力度明显加大了。

仅今年4月以来，发改委已先后数次召开有关收入分配的研讨会，国务院研究室、财政部、人保部、民政部等部门均有官员出席。

此间，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还曾分赴浙江、四川等地进行调研；5月，人大财经委又组织收入分配改革调研。7月，《人民日报》不同寻常地刊发了有关收入分配问题的系列报道，言辞激烈地批评当下的收入差距和部门垄断问题。

杨宜勇表示，此次收入分配改革主要目标是遏制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势头，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其主要措施，包括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和落实国企红利上缴制度等。

苏海南表示，无论是从中央规划，还是民众的关注度看，收入分配改革越来越紧迫。

改革知易行难

关于收入分配不公的症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春天的一次会议中曾经点出。

今年2月4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感叹改革知易行难的温家宝特别指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至今仍相对滞后，主要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

今年5月，作为代表工人利益的机构，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发布调研结果称，从1983年到2005年，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了20%。在过去的五年中，全国近四分之一的工人没有涨过一分钱的工资。

这一切，部分源于政府曾经实行多年的“两低于”政策。

1996年，当时的劳动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劳动部、财政部关于改进完善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办法的通知》。这份文件要求，全国各地凡是具备条件的国有企业，“都必须坚持工资总额增长低于经济效益增长、实际平均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原则”。

收入分配改革的初衷，也是要调整这一人为压低劳动力价格的做法。

“在改革开放的前期、中期，强调先做大蛋糕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苏海南表示，但是到了今天，在中国已经进入人均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居民收入、劳动报酬两个比重偏低的情况下，政策恐怕要做相应调整。

如何提高劳动报酬？温家宝在前述会议上也透露了政府的改革思路——“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加强国家对企业工资的调控和指导，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作为国家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被视为是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雏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这份题为《“十二五”期间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与途径》报告称，未来的收入分配改革将从收入分配的全流程着手，初次分配调整的关键是深化市场体制改革，二次分配的重点是健全和规范收入分配调节制度，政府支出结构调整的关键则在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收入分配改革的路径早就明确了。”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关键是如何落实。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推广有阻力

提高工人工资收入的难点，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提高工资之间的矛盾上。

广东南海，也就是今年震惊全国的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公司停工事件的所在地，早在2007年就被确立为广东省工资集体协商的试点，但直到今年6月份，南海市狮山镇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该镇尚未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广东省早在1994年就已经建立最低工资制度。截至今年，已累计九次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至1030元/月，这一水平相当于2009年广州市人均月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按照国际惯例，最低工资应相当于当地人均实际收入的40%左右。

广东只是一个缩影。今年3月全国“两会”上，全总副主席张鸣起透露，全国共有1300万家企业，其中近80%还没有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而全总新闻发言人、宣传教育部部长李守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七成以上职工拥护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制造业的最大优势之一，而无论是工资集体协商还是最低工资制度终将提升工资水平，这对于以招商引资为第一要务的地方政府来说，无疑矛盾重重。

苏海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真正形成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还得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为基本途径和手段。他透露，未来的工资集体协商可根据企业规模，分别采取两种协商形式向全国推广，但不做强制要求。

一种是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协商，也即在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中将推广“温岭模式”。

2003年，浙江温岭市新河镇羊毛衫行业职工因不满工资过低，频频上访、停工，后来多家工厂工人组建了跨企业的羊毛衫行业工会，在当地工会的参与下，与资方代表行业协会开展工资谈判。

至今，新河镇羊毛衫行业的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已进行了6年，职工工资年均增幅5%～12%。后来，温岭市将这一做法向全市中小企业推广，并获中央肯定，称之为“温岭模式”。

“小企业工人少，如果内部单个谈，工人压力太大，所以要采取外部化方式，需地方工会或者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代表几十个小企业的工人与这些企业的资方代表谈，最后达成工资协议。”苏海南表示，“温岭模式”适用于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可以采取劳动者协商代表外部化的方式，采取外部的工会，或者外部聘请的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来代替这些企业的劳动者与资方进行工资集体协商，也称之为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协商。

另一种是企业级工资集体协商，适用于大中型企业，这些企业工人人数众多，一般都建立了工会或便于建立工会，可以由劳资双方在企业内部进行工资集体协商。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型企业的工资集体协商，将主要是落实已有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工会组织和企业代表组织组成的三方协调机制。杨宜勇表示，三方协调机制中，劳动者要积极地维护自身权利，而不能都带着“搭便车”的想法。

但无论是哪一种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均有可能提高当地工资水平，对廉价劳动力“优势”构成威胁。

而与中低收入者密切相关的最低工资标准，预料未来不会频繁调整。

人保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重点是落实2004年颁布的《最低工资条例》，确保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上调一次。此外，人保部对各地上报的最低工资标准，将认真审核。该官员表示，此前限于人力和精力，人保部相关审核较为粗略。

垄断国企红利难上缴

作为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重要突破口，完善垄断企业资本收益的收缴和使用办法，合理分配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利润，预计也将写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但这也是改革难点所在。

一位发改委官员说，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当有人建议国企应该进一步提高红利上缴比例时，一位国资委的领导拍桌子反对，会议气氛一时相当凝重，讨论也随即陷入僵局。

一位接近财政部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未来财政部和国资委将考虑，适当提高国有资本收益的收取比例，并扩大收取范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表明，2009年，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以不到8%职工的人数，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于社会平均工资10倍左右。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长期以来，垄断国企的税后利润没有全民共享，国企利润和国家资源分配的不规范、不透明也成为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之一。

中国国有企业长期实行“统收统支”制度，国企必须要将所获得的利润全部上缴财政，然后再从国家财政获得投资以及弥补亏损所需的全部资金。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后，政府对中央企业采取只上缴税收、不缴红利的优惠政策，时间长达14年。此间，为了实现国企脱困，同期国家财政用于国企亏损的补贴超过3300亿元。

2007年9月，“为完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国务院发布《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目前，红利上缴制度仅覆盖率部分国企。国资委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的中央企业，其资产总额占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的55%。金融企业和铁路、交通、教育、文化、科技、农业等部门所属中央企业，均未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范围，也没有上缴红利。

财政部5月11日公布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情况》显示，从2007到2009年，政府共收取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1572.2亿元，而资本经营支出达1553.3亿元，主要用于国有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等。三年间，约有18亿元左右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其他国有资本收益仍然被国企间的“体内循环”。

前述接近财政部的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目前国有资本收益比例过低，不利于遏制央企盲目投资和国企结构调整的状况，下一步，财政部将继续完善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政策，适当提高国有资本收益的收取比例。

“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具体提高多少，据说目前还没定下来。”苏海南表示，人民有权决定国有企业的利润是留下来扩大再生产还是用于民生建设。现在制度有，但要想办法真正贯彻落实。

灰色收入妨碍税收调节

作为二次分配调节的另一个主要工具，个税改革也因目前个人财产收入不透明而裹足不前。

今年4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到，“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强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这一提法，被视为是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之一。

“个税调整目标是，明显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增加高收入阶层的税负，体现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 参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讨论工作的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应该推进中央早已在文件里写明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这个改革方向上的综合配套改革。

个人所得税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收入增长最为强劲的税种之一，目前已成为国内税收中的第四大税种，占国内收入总额的6.4%，在部分地区已跃居地方税收收入的第二位，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目前，中国实行的个人所得税，采取的是超额累进税率的方法，起征点为2000元，其中工资、薪金超额部分分9档，按5%到45%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2008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总收入为3697亿元，其中来自工薪阶层的贡献1849亿元。个人所得税一度被质疑是“劫贫济富”，高收入不仅没有有效纳入征收范围，原来狭小的中产阶层反而成了调控的主要对象，对收入分配起到“逆调节”作用。

个税改革自2003年被提上政府议事日程，便确立了实现“综合与分类”相结合征收的目标，即个税征收在现行分类征收基础上，逐步引入综合征收模式，将工薪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所得等收入综合征收。

“但由于个人财产收入不透明等诸多原因，个税改革迟迟难以推进。”贾康表示。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研究也表明，2009年中国政府官员的灰色收入总额高达5.4万亿元，比2009年中央财政总收入还要多。目前，这些灰色收入均处于个税调控范围之外。

日本国民是怎么变富的？

本刊记者/周政华 特约撰稿/周浩

1964年的秋天，给新井一二三留下了人生最初的记忆。这一年的10月10日，新井一二三的家乡日本东京，举办了该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届奥运会。

四十多年后，已经成为专栏作家的新井一二三回忆这段儿时岁月时说，“虽然当时我才两岁半，但是全体社会及其兴奋的气氛还是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当时父母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一把比赛信号枪，成了新井一二三和她哥哥整个童年的“头号玩具”，为了收看奥运比赛，家里还特意添置了第一台乐声牌黑白电视机。

新井一二三的童年恰逢日本经济起飞：二战战败的阴霾渐渐散去；东京、大阪两大城市之间开通了东海道新干线，这也是当时世界上首条时速超过200公里的高速铁路；在东京中心区，则完成了首都高速公路网第一工程；电话、双门冰箱、彩电等生活电器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

开启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奇迹的，正是日本政府1960年颁布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下简称倍增计划)。

曾经主管商务部亚洲司对日经贸调研的金柏松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上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遭遇到了总需求疲软的麻烦，但是他们通过实施倍增计划，化解了这个难题，为日本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从“强国”到“富民”

新井一二三出生的前四年，也就是1958年，日本社会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工厂运用新技术生产大批电视机、电冰箱、空调，但是这些物廉价美的生活电器却无人问津，只好大批堆积在仓库中。

商品卖不去，人民又无力消费，失业的阴霾笼罩在整个日本列岛上空。到了1958年3月，日本的失业人口增加到92万人。劳资关系也日趋紧张，在南九州岛三池矿场发生了长时间的罢工。新井一二三父亲开办的印刷厂，也常常一连好几周都没有订单。

此前，1945年到1955年，也就是“二战”结束后的十年间，日本开启了长达48个月的“岩武景气”时期。此时的日本政府发展经济重点是：压低民间消费需求，把尽可能多的资源投向生产，发展出口经济。

但进入上世纪50年代末期后，特别是从1958年开始，日本经济发展遭遇了瓶颈，并暴露出经济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双重结构、过度依赖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即将结束等。

现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金柏松表示，这一时期的日本经济状况，与当下中国的情形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企业普遍实行低成本制造和扩大出口，带来的经济增长呈现粗放状态，这种状况随着人口就业程度接近饱和，企业经营将无法持续。

日本经济学界也意识到“压缩需求，发展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得尽快启动民间消费。

当时担任大藏大臣的池田勇人，经常和一帮经济学家在东京的一家酒吧聚会，就日本未来经济增长的问题辩论。其中以中山伊知郎、下村治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应大幅提升国民收入，刺激内需，这样日本的经济在未来十年才能够继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

中山伊知郎在1959年1月3日在《读卖新闻》提出了“工资翻番论”，认为“收入翻番还可作为政策目标，福利国家应该是日本未来的面貌”。

金柏松认为，这有意无意当中纠正了战前那种引入歧途的“强国论”定位，确立了“福利国家”的未来图景，将日本发展经济引入正确航向，实现了一次划时代转变。

1960年，池田勇人当选执政的民党总裁后，他立即采纳了中山伊知郎等学者的建议，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将这一计划提升到法律层次，改造日本的宏伟计划自此拉开大幕。

池田勇人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主要目标是，通过十年时间，迅速地把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从而谋求实现完全就业，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必须缩小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存在的生活上和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

在倍增计划实施的这段日子里，新井一二三家在东京新宿区神田川边开办的印刷厂，原本只是一个人的小作坊，没几年工夫就雇请了很多员工。

蒸蒸日上的经济形势，令新井一二三至今难忘，“当时差不多每个家庭的收入都直线提高；不是一部分人发财，而是大家一同富起来。失业率几乎等于零，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给上班族保证了一辈子的铁饭碗。人们能够毫无疑问地相信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计划，日本政府是如何实施的呢？

中山伊知郎曾提出，如果将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以上，资方就没有反对提高工资的理由，因此收入翻番可以作为劳资双方共同目标，而达到目标的方式就是齐心合力提高生产率。日本政府在落实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采纳了中山伊知郎的意见。

“这等于逼迫企业放弃粗放式经营，必须转变增长方式”，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金柏松表示，这要求企业依靠科技进步，加大力度自主研发提高劳动生产率。

由此，保护知识产权也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知识产权在日本被普遍视为国家核心利益，司法和执法部门也以严格、彻底的司法、执法行动查处一切侵犯知识产权权益为己任。此举促使日本企业大量投资引进技术并再研发，从而保证了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对技术的需求。

围绕着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日本政府把倍增计划划分为五个方面：充实社会资本；诱导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缓和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安定。

在新井一二三看来，当时人们对于政府的印象也相当不错。尽管日本政府对其经济干预程度深入细致，超出一般预想。在公共计划部分列有详细实施方案，并且还是指令性任务，必须完成。而对民间部分以预测、展望形式制定计划目标，以政府公共行动推动、诱导、促进企业发展。

但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通过行会商会指导、推动、促进企业发展，完成计划，原则上不触及具体企业。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金柏松认为，相比之下，中国的中央政府不得不通过地方政府实行逐级干预，各地执行落实具体政策时不免“呈现丰富多彩状态”，令企业难以适应。好的政策，执行却达不到预期效果。此外，金柏松认为，中国缺乏独立的行会和商会来监督和协调企业间关系，也会导致落后产能迟迟难以淘汰，产业升级受阻。

在国民工资的增长方面，日本政府也采取大量措施，一方面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并规定在企业内部，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倍数严格限制在6到8倍，这无形中就起到了“限高”“拔低”的作用；另一方面，企业内工会每年春天所领导的“春斗”，在劳资双方的谈判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最终形成了科学的工资决策机制。

经济发展以国民幸福为归依

1968年，当新井一二三开始就读小学时，日本已经先后超越法英德三国，跻身仅次于美国和前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强国，倍增计划的各项目标也在1967年宣告完成，比预期提前了整整三年。

从出生到上小学的六年里，新井一二三家几乎每年都会新添一种家电。到1968年，新井一二三的妹妹出生时，家里已经拥有了连续剧中的美国家庭拥有的一切。新井一二三感叹说，对曾经贫穷的日本有记忆的，他们可以说是最后一代。

从1955年到1970年，日本国民平均收入上涨了两倍多，以蓝领和白领为代表的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渐渐缩小。此间，日本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58年日本中央政府施行的年度舆论调查中，72%受访者自认为是中产阶级。

从1960到1970年十年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超过10%。这一年，日本国民财富总额比1955年增长了八倍之多，私人投资比1952年增长了近十倍。

日本国民生活和社会文化各项指标也飞速提升，如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彩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热水器、立体声音响等等普及率甚至达到90%以上，每三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

“日本当时就是利用‘收入倍增’这种明确的时间和数字预期来鼓舞人心。”清华大学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淑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这种预期起到了很好的鼓动作用，获得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1993年高淑娟去日本讲学时，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掀起一场“生活大国”的运动，政府号召要从“生产大国转变为生活大国”，试图大幅提高国民的生活品质，刺激已经稍显萎缩的生产势头。

“生活大国”运动，也被视为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某种延续。“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终的落脚点应当是人，是国民的幸福感与生活质量。”长于中日经济史比较研究的高淑娟认为，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也只是手段，它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民生活品质的提升。

(本文部分参考了日本专栏作家新井一二三的《我们这一代东京人：日本经济起飞的略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