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解的台湾“三农”问题

李昌平采访陈希煌先生

李昌平（中）参观台湾土改纪念馆时与工作人员合影
感谢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陈德升先生的邀请，让我们有机会花10天的时间，走马观花式的浏览台湾。台湾是一座宁静的森林公园，台湾有一个务实而活力的民间社会，这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但无暇去做深入的了解。我们的兴趣只能集中在台湾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上。
一，台湾农业的三个阶段及对大陆农业发展的启示
——访问陈希煌（原台湾“农委会”主任委员）
70多岁的陈希煌先生，称自己是“根在大陆的台湾本省人”。陈先生是大学的教授，在大陆也有不少“学生”。陈先生在李登辉执政台湾时期，担任过台湾“农委会”主任委员一职，现任“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先生说，在我们拜访他的前一天，吕秀莲也登门拜访——顾得上就问了一下。以下是我们访问陈先生的记录：
台湾400年来一直是被人统治的，台湾的历史多半是受人欺侮的历史。国民党来到台湾的时候，人均生产总值只有160美元。国民党以台湾为基础，建立起政治、经济、军事等独立“国家”体系——主体性，这是台湾400年历史中的第一次。“2·28”事件后，台湾就不谈政治了，努力发展经济和贸易。工业是高资本投入的产业，国民党是选择发展台湾农业开始的。台湾农业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
追求技术和劳动密集效益阶段：
这个阶段大致是1950——1955年。国民党带来了农耕文明，由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开始向技术和劳动密集型农业转向，发展立体农业（水稻、甘蔗、长豆等间作套种），水稻等农作物的产量由1800公斤/公顷上升到3000公斤/公顷以上。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很快就自给有余。
追求价值效益阶段：
这个阶段大致在1955——1960年。这个阶段在继续提高技术效益的前提下，重点发展经济价值高的农作物，主要种植香蕉、凤梨、洋菇、芦笋。粮食产量又有了大幅提升，达到5000公斤/公顷以上，自给有余；经济作物大量出口，“国家”有了外汇积累。
追求市场效益阶段：
这个阶段大致是从1960年开始，主要通过发展食品加工，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开拓国际市场。1963年，洋菇芦笋出口占世界60%的份额。1963年，国际糖产量大幅下降，价格飙升，而台湾却大丰收，一年就盈利400亿美金。糖和洋菇芦笋几乎统治了欧美市场。
由于有了外汇，大约在1965年开始，政府将钱投入到纺织工业、化工业，台湾很快走上了工业化之路，经济起飞了。
80年代后，台湾全面走向经济国际化、贸易自由化。由封闭经济体系升级为开放经济体系。这时台湾农业面临国际竞争，手足无措，农业效率一年不如一年，农民大量转业，农业劳动力由300多万，只剩下现在的60多万。兼业化，专业农民不到6%。
陈先生认为，台湾农业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经验也有教训，现在还面临很大的问题。
陈先生举例说：60年代从国外回来的洋知识分子，70年代在台湾推广综合养殖。几个人养几千头、甚至几万头猪。大规模的养猪，致使价格暴跌，对台湾农民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养猪原本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还是农民调节现金的工具。当综合养猪导致农民家庭现金链断裂后，农村经济一片萧条。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出台了金融补贴政策。再如，70年代，政府动员“上山下海”，在山上大量种植槟榔和水果，量是增加了，但并没有增加农民的收入，还造成环境破坏，政府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纠正错误，至今还没有完全补回来。
陈先生认为，封闭经济体系，是以量为核心的农业政策。80年代后，国外农产品进入，量不能为核心，要制定以效益为核心的农业政策，农业政策不仅要考虑促进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改进管理和营销等等。但当时台湾对此认识不足，农业政策跟不上。直到1990年，才充分认知到小农的不足，政府大力推动“策略联盟”，将“小农”整合成“大农”。政府通过规划区域生产、区域加工、贸易组织，效果很好。最近一些年来，由于政治的因素，政策不连续，台湾农业又面临严重的困境。
“策略联盟”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我没有清晰的概念。陈先生作了举例说明。陈先生说，通过他的研究，台湾社会农产品的价格效益弹性为0.2%。主要农产品一般增产10%，价格会下降50%。2001年，台湾的芒果大丰收，以农会组织为主体的农业“策略联盟”，积极配合政府，将芒果的三级品采购30%（政府补贴一点），不许直接上市（做果汁后再上市），市场上的新鲜芒果价格不仅没有下降，还有上升（因为上市的主要是品质好的芒果）。不仅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收购三级品芒果的“策略联盟”定点加工企业（政府为保护果农利益而定点收购三级芒果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是“芒果价格策略联盟”的组成部分）和农会组织加工企业（台湾乡一级农会一般都有自己的农产品加工厂和农产品超市，必要时都会成为“策略联盟”的一部分）也增加了收益。最近几年，台湾“策略联盟”的作用因为腐败或政府官员的外行等因素影响，而大打折扣，农民增产减收是常见的事。陈先生认为，对农民而言，“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
大陆在推行农业企业化（公司+农户），要特别小心。农业企业化，应该是农民有企业家精神，不是企业家经营农业。大陆推行企业家经营农业，是会出大问题的。一个国家，60%是工业和城镇，40%是农村、农业最好，不是农村、农业越少越好啊！
陈先生说，知识和经验是可以流失的。1950年来积累的农业经济发展知识和经验，到今天基本上都流失了。西洋文化把知识和经验学问化，这点，中国不如西洋。民进党更不懂这个道理了！
对大陆的农业政策建议：
陈先生说，大陆是1975年开始改革的（我没有问陈先生为什么认为大陆农业改革始于1975年），和1949年台湾改革是不同的时代。台湾改革是紧跟世界步伐的，大陆改革时，世界经济水准已经很高了，学台湾一步一步来是不行的，必须三个阶段一起来，三个效益同时追求。高水准技术、管理、营销都要。大陆如果锁国，农业还行，如果开放农产品市场，麻烦就大了。三个效益一起要，一定要发展农民组织，金融制度更要改革。大陆太大，要选择点做，慢慢散开。大陆太大，要搞区域特色互补，在区域互补的前提下，发展食品工业。内部互补很重要，这样可以避免国际冲击。内部互补一定要优先发展，再考虑国际竞争。东部学习台湾，中西部另谋出路。
对于大陆的土地制度，陈先生认为要从公经济和私经济两个方面考量。照顾公私两难。农民集体所有是好的，这是从长远看。已经私有的不要收归公有，私有的要组织化；农民集体所有的，主要是利益分配问题。要对农村不动产证券资本化，土地本身不动，但可以增加产权收益。
陈先生特别强调：要想办法让农民工留在城市，这应该是最基本的国家战略之一。要想把农民工留在城市，就要改革住房政策，特别要将农民工的房子安排在最有增值空间的地方，而不是将有增值空间的地方安排给社会强势人群。只有这样，农民工的财富才会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增长，才有能力留在城里。为了让留在农村的人生活得到同步提升，水权应该归农民集体所有，随着城市化，城市要向农民买水，这样也利于水资源保护。
二、参观土改纪念馆
台湾土地面积36000平方公里,其中三分之二是丘陵和山脉。土地改革以前，60%的农民为佃农,生活在极度困苦之中,土地改革的原则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地尽其利等。台湾的土地改革采取的是“和平和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分为三个步骤: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其成果是使286700户农民受益,提高了自耕地面积。台湾的土改，是世界上公认的成功典范。
坐落在桃园市中山路574号的台湾土改纪念馆也称“国际土地政策研究训练中心”。该训练中心于1968年成立,与美国林肯土地政策学会合作,定期举办训练班,学员以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国家人士居多,中心主要使受训人获得管理技巧和方法,对土地出租、都市发展和规划等内容进行教授。维持台湾土改纪念馆的经费，也来自国际组织。
关于台湾土改，大陆学者有不少的介绍。我这里不重复了，但我这里要重复几个不常听到的观点：
台湾的土地制度，在我看来分三大部分，一部分是农地农用制度，一部分是农地转为非农地制度，另一部分是土地非农用制度。
第一，农地农用制度
土改给台湾农民的土地权利，只是农地农用的权利；农民要出售自己的土地，出售的只能是农地，不能用作非农用。最初的时候，为了保护农民，土地只能优先在临近的农民之间交易，非农民是不许购买农民土地的。农地农用的交易，是免税的。农地只能在农民之间交易的规定，其好处是保证农地买卖按照农村农业发展水平和规律有序进行，这对保护农民和维护农村稳定都有积极意义。这项规定，只是在近些年才有所松动，但交易税率很高。西湖乡的周先生，8年前将3甲（45亩）山坡地出售给城里人（不能非农用，也不能坡改梯田），价值只900万台币，但征税高达300万元。如果是将这三甲地卖给乡里的农民，可以不征税。
第二，农转非制度
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一部分农地必然会转做非农用地，但土地转变用途必须严格按照土地规划执行。从土改开始，台湾就进行了严格而科学的土地规划，土地规划是台湾土地制度的重要组织部分。如果一片农地，规划在五年或十年后转做工业用地或商业用地或公益用地，在五年或十年之内，是不能改变农用性质的。有的农地是在数十年或数百年也不能改变用途的。当农地依法（规划）转为非农用地，将有一半的土地“充公”，等于2亩农用地换得1亩非农地。“充公”的土地主要用于城市道路、绿地、学校、医院等公共建设。
第三，非农地交易制度
农地转化为非农用地，会使土地大幅增值，增值收益分配有严格的规范——“涨价归公”，这也是台湾土地制度的重要部分。台湾的农地和非农地的价格差距很大，一般在十倍以上。我拜访的曾先生，25年前，花400万台币（近100万人民币）买了5亩农地，随着城市的发展，该地已经是小镇边上的农用地了，明年就可以转做非农业用地了。如果转做非农用地，这块地的价值大约为6000万台币。按照台湾的土地制度，曾先生的5亩农地，明年转变为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