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与叔孙通:草根男与儒家文化的奇妙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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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与叔孙通:草根男与儒家文化的奇妙联合

精品荟萃 2010-08-02 15:41:50 阅读6183 评论8 字号:大中

 

刘邦与叔孙通:草根男与儒家文化的奇妙联合

 

■姚传清 宗承灏

 

【载于本刊红版2010年第六期】

 

 

公元前221年,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大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作为法家思想的忠实实践者,秦王朝建立了整套符合法家理论的律法,充分实践了法家的治国理论。但是,正是这个以武力称霸天下,以律法严苛天下,以强大横行天下的秦王朝,仅仅存在了15年就烟消云散。原因何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由秦朝统治者对法家思想的极端发展和法家思想在实际操作中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造成的。

 

法家思想的源头在战火纷飞的春秋战国时代,强调的是中央集权;在四邻皆敌的环境下,它的精神实质是一种战时体制,就是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为我所用。它注重的是眼前的现实利益,就是从眼前的现实政治出发,崇尚权力,主张专制。但是在统一和国家趋向和平的时候,战争的创伤并不能完全平复。对于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来说需要的是休养生息,而不是时时刻刻荷枪实弹。

 

拥有一颗雄心壮志,却缺乏统治经验的秦始皇,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继续在天下统一的时候劳民伤财,征战四方。他坐镇中央,环视四海,伸出两个拳头向南北方向同时打去,对他来说武力征服才是真正的王道。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南方,发兵五十万攻打南越,守五岭,同时发役夫在湘江上游筑石堤,人工开凿渠道来运送粮草,役夫人数也不在少数,还未算进建筑宫殿陵墓的劳力,南征结束以后,南方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并且有相当规模的移民;北方,派蒙恬发三十万军队击胡,同时修筑长城,人数也不低于三十万。法家理论是在战时中央集权体制下,一部分国家不断发生兼并战争中产生的。所以它只具备集权和战时两大特点,也就是非常态下的非常之举。

 

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承担不起政府所要求的义务,不能忍受残酷的社会控制,缺乏统治官员的上下流动和表达民意的渠道时,它离灭亡之日还会远吗?

 

秦国败亡,法家信奉的那一套也失去了市场,儒家正式粉墨登场。儒家从来不掩饰自己对于权力的热衷,这从他们学习的知识中可见端倪。儒家学堂教授《诗》、《书》、《易》、《礼》《乐》、《春秋》六艺,和周代官吏教育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比较,剔除了习武的内容,增加了当代史的教育课程。

 

这传递出一个什么信号呢?就是要求文人以自觉加强自我修养为核心,进而形成一整套文官制度的教学内容。老夫子授学三千,带徒七十二人,声势可谓浩大。他周游列国推广学说,有人提出孔老夫子周游是形式,跑官才是实质。但孔夫子奋斗一生也玩不过一个权力场上的三流角色,各国君主赞其论而不用其人,这也伤透了儒家门徒的心。孔子没有在他的时代成为权力场上的精英,却成为开启中华文化的大儒,只能说是时代的选择。那时候,正是战国纷争时代,儒家的那一套根本不适合战时体制。于是,儒学成了春秋战国时代的“未来学”,“向隅而泣”,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

 

历史是懂幽默的,它总是喜欢跟爱较真儿的人开玩笑。让孔老夫子的三千弟子跌破眼镜的是,最后帮助儒家权力穿孔的却是那个流氓成性的草根族汉高祖刘邦。史载,亭长出生,担任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刘邦,“好酒及色”,豁达大度,善于结交人,属于那种见面熟的圆滑之人。他来自平民,懂得民生的艰难,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从善如流的刘邦善于审时度势,拥护谁,反对谁,拿得很准。招降纳顺,赏善惩恶的那一套也做得很出色。张良是没落贵族的后裔,陈平是游士,大将樊哙是个屠夫,周勃是吹鼓手,灌婴是个卖布贩子,娄敬是车夫,韩信是渔民,彭越是强盗,这些人无论出身如何,地位怎样,刘邦都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至于韩信,一生最怕的恐怕就是刘邦,刘邦两夺军符,两次囚禁韩信,都像老鹰捉小鸡一样轻松。这些天生的和后天磨炼的政治家素质,使刘邦成为一个开明的帝王。

 

秦亡汉兴,民生凋敝,百废待举。儒家开始逐步渗透权力场,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善于审时度势的叔孙通。秦朝时叔孙通已经是待诏博士,应该算是贰臣。在陈胜发动起义后,秦二世召博士咨询将如何处理,众博士处变大惊。陈胜将反或者为盗,这是大患,必须发兵征讨,这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话让胡亥非常不爽。只有叔孙通站出来说,几个“群盗鼠窃狗盗”而已,地方官吏就可以捕捉了。咨询的结果是秦二世胡亥下令将那些主张出兵征讨的博士全部拿下,同时奖励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

 

出来以后,一些人纷纷责备叔孙通“谀”,叔孙通则回答说刚刚脱离虎口,于是连夜逃亡,先投怀王,再投项王,最后降汉。其实,我们不能简单地评价叔孙通是一个没有气节的人,在战乱时代,知识分子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不存在和某个政治军事集团的依附关系,所以叔孙通最后降汉是识时务的明智之举。

 

刘邦是个将草根进行到底的人,文化程度不高,尤其看不惯儒生的那身行头。既然领导不喜欢,那就换身装束。于是叔孙通改穿楚地的短服,在那些顽固的儒生中,有一个人能站出来主动迎合自己,自然博得了刘邦的赏识。据《史记》记载,叔孙通降汉时跟随的儒生有一百多位,可见叔孙通在当时的儒家学者中是具有一定号召力的,这种情况下屈节投靠,没有非常之谋是很难做到的。

 

但非常奇怪的是,叔孙通向刘邦举荐的都是原来当过强盗的人或壮士,儒家弟子一个也不举荐。于是儒生埋怨叔孙通,叔孙通给出的理由是:汉王正在冒矢石打天下,你们只会读书写文章,不会打仗,所以先举荐斩将擎旗的勇士,作为敢死队员,你们要耐心等待,到一定的时间我一定会推荐你们。叔孙通的这席话,并不是满嘴跑火车,而是“心有所定,计有所守”的表现。由于他举荐的人多次立功,刘邦欢喜,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五年(前202年),刘邦已统一天下。叔孙通拿出秦朝朝仪、官制给新皇帝应用。刘邦认为过于复杂,指示一切从简。结果朝堂成了菜市场,群臣在朝廷之上饮酒争功,拔剑击柱,刘邦又觉得这样太没有规矩。这时候善于察言观色的叔孙通不失时机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意去征召鲁地的儒生们,与臣的弟子们共同制定朝仪。这句话说得非常有力度,意思是说:打天下我们儒家不行,治天下你们这些粗人不行,还要靠我们儒家。

 

由此可见,叔孙通已接触到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政治体制的区别问题。秦始皇没有将中央集权制度和战时体制厘分开来,结果秦穷兵黩武,二世而亡。从这个角度出发,叔孙通的观点无疑是权力文化层面上的一大进步。

 

于是,汉高祖请叔孙通制定朝仪,他的训令只有一句话:“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为之。”

 

叔孙通的朝仪草成后,先在野外搭篷演习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请高祖参观演习。高祖看过之后,觉得这种游戏有搞头,就用四个字对叔孙通所做的工作给予评价:吾能为之。

 

这是君主对臣下最高的奖赏,为了给叔孙通捧场,他命令群臣都学习这个新朝仪。

 

汉七年十月,易知易行的朝仪制度在长乐宫正式实行。可以想象,当时的气氛多么肃敬庄重,群臣按尊卑秩序喝酒,叩拜皇帝,没有敢失礼者。朝仪结束,刘邦喜道:“老子今天才体会到当皇帝的尊贵。”尝到皇帝滋味的刘邦于是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叔孙通乘机进言:诸儒生跟自己这么久了,朝仪是大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应该也给他们封官。可见叔孙通虽儒但并不腐,懂得做人做事的进退。于是高祖刘邦将这一百多名儒生全部封为郎官。

 

善于审时度势的叔孙通,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但没有改的是儒家的信念和从政的决心。他的思想和行为务实而踏实,不唱高调,制定朝仪易知易行,因此得到了高祖的青睐和信任。他的行为,使得儒家知识分子陆续进入权力机构,也为儒家进入权力场中心夯实了基础。

 

叔孙通一炮打响之后,儒生们的胆子更大了。他们发现孔夫子周游列国寻找的权力魔杖和政治理想正向他们这些儒家后生靠近。这个发现,让儒生们蠢蠢欲动,陆贾就是其中一个。

 

儒生和汉高祖刘邦有过一次重要谈话,极有深度。刘邦文化水平不高,但有听书的习惯,类似于今天听学者的讲座,所以学者有接近皇帝传播自己思想的可能。但皇帝毕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学生,所以对学者的要求也很高。陆贾在谈话过程中就开始顶撞刘邦,我们知道文化偏低的汉高祖,治国远远高于秦始皇,一方面是他出身低微,了解民生疾苦;另一方面是他能听取不同意见,利于发挥身边有头脑的思想家的作用。像陆贾那样的顶撞,能够容忍和接受,确实拥有着豁达大度的政治家风范。

 

刚开始,陆生时时在汉高祖面前念叨《诗》、《书》,听得高祖耳朵都生茧子了,有一天刘邦实在听得烦不胜烦,指着陆生的鼻子吼道:“老子骑在马上得了天下,要《诗》、《书》何用?”陆生也没回避,反问道:“骑在马上得天下,难道可以骑在马上治天下吗?况且汤武以武力取天下而以文治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过去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代任刑而治,得到天下以后依然不变,终于亡国。假如过去秦国在吞并天下以后,实行仁义之治,效法先圣,陛下安能得到今日之天下?”

 

高祖被陆贾顶撞之后,面有惭色,说:“你试为我写出秦之所以失天下,我之所以得天下,以及古代国家兴亡的道理。”陆贾于是扼要叙说国家兴亡的事迹,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尝不称赞陆贾讲得好,左右皆呼万岁,名其书曰:《新语》。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落实,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从此正式走上权力的舞台。这时候朝廷之内儒家已经渐渐占多数,儒家的理论优势和政治优势在诸如叔孙通、陆贾、贾谊等儒家知识分子的“权力穿孔”下,已经愈益明显了。16岁即位的汉武帝,身边环绕的都是信奉儒家的大臣,受儒家的影响,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儒家的信奉者。年轻的汉武帝能形成独尊儒术的方针,恐怕和这些身边的影响不无关系。

 

叔孙通解决了朝仪问题,使皇帝真正尝到了做皇帝的滋味;陆贾废弃战时体制,采纳中央集权制度,使得汉王朝的权力运作有了自己的国体和政体;贾谊强调德政、教化的作用,废弃了秦法体系,极大地缓和了统治集团和民众的矛盾;董仲舒讲究儒家士风,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良性循环作用。

 

叔孙通能够抛弃儒家的形式,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钻空子,把儒家的影响打入权力机构,可谓用心良苦。通过变成心腹人物,王权背后的权贵,儒家也慢慢按照他们的愿望在改造现实。虽然知识分子放弃自主权,接受了决策者强加于自己的种种限制,但他们恰恰利用这些限制又将自己的政治思想实施出去,可谓一种双赢,及至最后形成了一种睥睨千古的浩荡霸气,天下之大,舍我其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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