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的结构理论问题

              中国社会转型的结构理论问题

     一、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

     社会分层是社会存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显示社会与个体相互关系的坐标。泰坦尼克号在冰海沉船时发生的一系列现象是解释社会结构与社会成员关系的生动例子。就泰坦尼克号事件所处的20世纪初而言，豪华客轮是当时现实分层社会的一个缩影。客轮的舱位被分为五等。从头等舱开始，层次越高，舱位越少，设施与服务也越好，处于甲板以下的第四、第五等舱是客轮结构中的底部，提供的是通铺和较差的旅途服务。有意思的是，当船在沉没时，不同舱位的乘客有不同存活机会。这便是一个浓缩的社会情境，在这里船体的整个结构安排决定了依附在它之中的人生存条件与生活机会。

    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以它强劲的“现代性”战胜原有代表落后生产关系的阶级，而占领着社会的主导地位。

    （二）中国社会结构新特点：两元不平等机制的混合结构

    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结构原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变迁，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及其形成的经济关系结构的转变直接促动了中国社会上层结构的改变。中国现时的社会结构及社会的分层化同样可以通过经济基础变化的函数（功能）关系上来认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一种混合的经济结构正在造成的两元不平等机制作用下的混合社会结构。一方面它具有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科层化等级不平等的基本特点，另一方面，它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市场经济结构自发的竞争不平等趋势。

    集中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一个以政府权力为主导的再分配型的社会结构。这个结构有以下一些已被证明的特点：

    第一，政府及其各个科层部门掌握社会经济资源，集中计划，统一生产，平均分配，资源的调配和使用不是通过市场而是通过长官意志和行政方式。科层不平等是一种刚性的等级不平等，处于等级地位高的群体自然能获得较多的可支配资源，这也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需要产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因，否则执政就失去了合法性依据和基本的执政能力。

    第二，货币与商业化程度很低，各类在业人员的收入极其平均，工资收入被理解为是“职工生活费收入”，一般家庭均无财产可言，民间不掌握社会的物质生产资料。经济发展的实绩效果差城乡居民的生活改善缓慢。

    第三，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的社会目标是平均主义的“去层化”。而作为“去层化”的替代性后果，社会上最重要的社会不平等表现为四个方面：城乡不平等、政治身份不平等、从业单位的行政等级造成的资源与机会不平等以及对知识（即市场条件下所称的“人力资本”）报酬的不平等。

    第四，社会流动局限于以单位系统内部的工作调动与职位升迁为主，一般的社会性交流机会极少，并且存在着明显的家庭出身、政治成分等歧视，像年龄、性别、户主、家庭出身等先赋因素成为阻碍社会流动的主要原因。

    对于开放和市场化改革使整个社会资源的分配使用格局分散化了，市场化的重要特征是商品化，货币成为重要的资源流通符号与媒介。国家采取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允许社会收入差别有合理的扩大。市场化伴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民间开始拥有资本，并独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这样的经济基础改变势必引起社会结构的重组，目前能观察到的发现是：

     第一，完成向货币化和商业化转变，出现消费革命。同时，货币化使资源以商品形式流动，一场静悄悄的消费革命正在进行。消费者自主得以挑战长官做主的社会经济过程。

    第二，组织制度开始分化。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和城市单位体制已经消解，集经济、政治与社会多项功能为一体的全能性组织正在消失，大大弱化了作为整体性的“城”、“乡”劳动者对“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认同。

    第三，市场机制的作用开始全面显现。市场经济特区、直接生产者、和市场联系紧密的产业和从业人员成为改革的首批获益者，知识与经验能力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在增加，人力资本在社会分配中的份额在明显扩大，市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使人们可能得以成功的通道。

    第四，再分配权力持续保持其分层作用。转型使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市场化”，出现了各种被隔离的地区性市场和部门保护性市场，权力“让渡”中的寻租现象随处可见。社会主义多种经济成分（混合市场经济）的同时并存造成混乱经济原则并用，一方面权力因市场的渗透被肢解，另一方面市场因为权力的介入被分割。权力支配作用的延续出现了机构翻牌的“不落空”阶层，不同性质的精英之间的转移成为转轨社会中保持稳定的常态秩序之一。

    第五，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社会情况十分复杂的过渡期里，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缺乏法治环境的支持，而社会关系网络在获取信息、提供信任方面却可以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五组阶层的版块结构

    “精英阶层”。政治精英、企业精英和知识（技术）精英，这三种人士处于同等量级的职业声望和人力资源市场，相互之间易于流动并有密切的人际交流关系（如同学、校友、老同事）。他们在知识、人品、事业成就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均会成为当地社会的楷模，受人尊敬，对全社会具有导向作用。

    人数在不断扩大的“中间阶层”。一般管理人员、办事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是处于社会精英层和直接生产者之间的中间阶层。他们一方面是精英阶层的后备队，另一方面和直接生产者有较类似的市场命运，而且其中一部分来自直接劳动者中的优秀分子。

    “直接生产者”板块。非脑力劳动者

    “主要依靠资本经营收益的“富有者”阶层板块。

     以长期失业者为主的社会弱势群体和社会上一些自立无望的阶层。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上有关社会分层的五板结构只是一个不平等差别结构的类型，而不是等级次序的结构。它表明了这五种类型的社会阶层在收入、社会声望、拥有的权力、文化知识水平、生活方式上会有一定的差异，而且处于同一阶层的人员比较容易取得认同，内部的流动也比较容易，他们相互之间具有比较相同的生活机会。而所有这些差别结构又都是在一定可比较的地区范围之内。因此我们相信，在穷乡僻壤的老区县城和在繁华的东部沿海城市都可以找到这五种板块的不平等结构体存在，只是差别比较的等量级不同而已。

    教育不平等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不平等。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推崇知识、敬重学问的国家。这种对知识的崇拜还包括了对知识分子人格和社会性格的尊重。中国历来的政治传统也较多地依赖于精英治理，而不是注重民众参与。因此在中国，知识和文化程度一直是社会地位的象征，而且和政治有关。各国现代发展的经验也表明，教育改变人生。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年代的社会等级并不森严，而且，中国的等级制度和西方的阶级等级社会有着明显的差别。中国的社会等级制度具有群体等级的特点，即个人是以依附于某一种群体而具有与他人不通过的地位，所谓“无语类聚，人以群分”。中国传统的人群差异一方面具有家族宗法制度和伦理本位社会的特点，同时在等级之间又是一个比较开放、可以流通的系统。中国历史上自秦代废除分封、一统天下以后，基本上没有传承贵族体系，而是以职业为分途。（人们可以注意到，中国历来主要的社会等级是士、农、工、商、隶）当然，单纯的职业声望并不能代表所有的社会差别。但是这种保守的人文传统经过相对开放的职业通途的补充，使社会的不平等既不容置疑，又并非不能改变，表现出极大的弹性。隋文帝建立科举制度后，长达千年的社会流动基本上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国，人力资本的作用一向十分重要。一介书生十年寒窗，求得一纸功名便能改换门庭，而求读的成本也不是很高。中国目前的主要社会不平等表现为城乡不平等，改变这种不平等除了从体制上改变城乡两元结构以外，根本上还是要从教育着手。

    第六伦理

   建立第六伦理，弘扬现代公民公益精神。中国社会的等级制度以礼为纲常，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的人伦纲常关系折射出社会的等级关系。在现代生活中，“五伦”所折射出来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传统社会里，“鸡犬相闻”但可以“老死不得往来”，而在现代社会里，餐桌上的“糕”必定是经过无数人之手的“千人糕”。现代社会的分工和角色分工，使人际关系具有匿名的特征。因此，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迫切需要建立起“陌生人”的社会伦理关系。换言之，现代社会需要在传统伦理的基础上培育起社会的第六伦理，即“社会伦理”，也就是“陌生人”之间的伦理。处理“陌生人”关系的伦理以互助互惠为原则，现代社会才会在注重市场竞争原则的条件下依然充满着爱。社会伦理激发起公民的公益精神，保证社会安全网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