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与中国社会转型

——广州讲坛第四十一期

　　主持人：同志们，下午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广州讲坛的学术报告会。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博士周国平老师给我们做人文精神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学术报告。

　　大家对周老师都比较熟悉了解了，应该说我们周老师确实是勤学善思，他用心写出了一部又一部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专著和作品，他的著作大家都比较熟悉，比如说《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尼采与形而上学》，随感集《人与永恒》、《风中的纸屑》、《碎句与短章》，他的诗集《忧伤的情欲》，他的散文集《守望的距离》、《各自的朝圣路》、《安静》，他的纪实作品《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以及《周国平人文讲演录》等，他的译著有《尼采美学文选》、《尼采诗集》、《偶像的黄昏》等。

　　周老师非常善于用散文的笔调写出他的哲学思考，用哲学思考来贯穿他的文学写作，他的作品以独到的视野和崇厚的哲思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周老师还在央视教育频道《百家讲坛》栏目做过“爱的四重奏”系列讲座，相信在座不少人对周老师的作品非常熟悉，也可能还有周老师的FANS，刚才有一位主动要和周老师合影了，很遗憾自己没有带书来。今天把周老师请来我相信大家都非常高兴，我们以掌声欢迎周老师。

　　周国平：谢谢大家。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人文精神与中国社会转型”。因为人文精神这个概念，我们现在谈的很多，到底什么是人文精神，它有什么重要性，尤其在我们这个社会转型时期，它到底重要在什么地方，我想谈谈我的看法。

　　现在中国社会转型，我的理解主要就是经济转型，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这个过程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一直在进行着。但是这个过程中，确实有很多问题，很艰难，转型转的很艰难，你说现在已经实现市场经济没有？当然表面上，很多地方都已经是市场经济了，但是市场经济它本身是非常严格的秩序，这个秩序有没有建立起来？还没有。里面出了很多问题，比如说诚信问题，缺乏诚信，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在这种腐败大家都看得到，可以说是比较广泛的腐败，包括教育的腐败、医疗的腐败，这些是老百姓最痛恨的腐败，这些现象都是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

　　这里面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市场经济，经济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实际上背后应该是有一个思想的指导，一个思想的支柱，我们这方面是比较缺乏的。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搞了几百年，但是他们的市场经济不是凭空而来的，他们是有很坚实的基础，什么基础呢？就是他们长期法治的基础，法治社会。法治社会背后是什么基础？就是人文精神。实际上是古希腊以来的人文精神，作为他们市场经济强大的思想背景。我们在这方面是需要补课的，如果这个课不补，我觉得转型是有困难的。

　　这个问题，我们一百多年前实际上已经遇到，那个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做过一次社会转型，那时候也是试图要搞现代化，当时也是困难重重。开始的时候认为中国主要是一个落后的问题，经济、军事落后，所以老是受欺负，很贫困，受帝国主义的欺负，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经济和军事上赶上去，认为中国主要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问题。但是一个甲午战争，我们强大的海军跟日本比较弱小的海军一打，我们全军覆没，就知道问题不在经济和军事，就开始反思，认为是在制度上，我们制度不行，日本有明治维新，引进了西方的民主制度，我们没有，我们要改变，要搞君主立宪等，政治体制要改变。

　　但是政治体制改变也是困难重重，当时的思想家们、学者们，基本上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的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于国民素质太差了。无论是当时梁启超、康有为，梁启超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人的公共道德太差，最典型是严复，严复这个人对西方是很了解的，在英国留学两年，后来潜心做翻译事业，把西方他认为一些重要的政治学名著翻译过来，而且很西方人接触非常多，他最后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中国人如果国民素质不改变的话，什么都是空的。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根本问题，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国民的明力，是指国民的生命素质太差，明知，是指国民的智力素质太差，明德，是指国民的道德素质太差，要改变这三项，中国才有希望。严复不主张革命，也不主张急急忙忙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引进，因为中国人素质太差了，所以首先要把中国人的素质提高，他主张缓慢的渐进的改良，他最后比较保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实际上他改变中国的愿望非常强烈，但是最后还是很失望。

　　现在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实际上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真正要建设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这个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同时也要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思想上有一系列的转变，我下面要讲这个问题。我所理解的人文精神，主要是西方的人文精神，作为市场经济，他们民主社会思想根源、思想资源的人文精神到底是什么呢？按照我的理解，其实跟严复讲的很相象。简单的说就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这是他们讲的人道主义，在西文里以前我们翻译为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其实都是一个意思，这是西方长远的传统。

　　怎么样才算是尊重人的价值呢？人身上有什么价值？我觉得人身上有三个最宝贵的东西。第一是生命，没有生命什么都谈不上，所以生命是一个人身上非常宝贵的价值。第二是头脑，人是有理性的，有思维能力的，这是人优越的地方，动物是没有的。第三是灵魂。头脑和灵魂是不一样的，头脑是思考，去认识外部世界，灵魂是一种追求，一种内心的追求，一种价值上的追求，所以人不光是认识世界，要对付这个世界，然后维持自己的生存，人不仅仅是这样，如果光是这样的话，人还会感觉很不满足的，他有精神追求，要活的有意义。这种对意义的追求，也是人特有的，我把这种对意义的追求，就是灵魂的追求，和理性是两回事。所以我认为人身上最宝贵的三样东西，就是生命、头脑和灵魂。

　　尊重人的价值，就是要尊重这三样东西，尊重生命的价值、尊重头脑的价值、尊重灵魂的价值。实际上跟严复说的很相近，严复说要提高明力，国民的生命力，这就是生命价值，明知，实际上就是相对于头脑，明德，相当于灵魂。所以下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说人文精神，一个就是尊重生命的价值，我先说这个，然后我把尊重灵魂的价值放在第二个问题来说，我觉得尊重生命价值，和我们转型的关系特别密切。尊重生命的价值，实际上这样一个理念，是一个自由法治社会建立的根据，是一个目的。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法治社会，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都是为了尊重生命的价值。这是我作为第一个问题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我讲尊重灵魂的价值，灵魂的价值实际上谈到一个信仰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社会最大两个问题，一个是秩序的重建，要重新建立秩序，原来是人治，和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是人治，是完全靠行政命令来指挥这个社会的，现在就不能这样了，实际上现在靠人治的话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扰乱，是妨碍了秩序的建立，所以要从人治转型到法治。要重建一种秩序，原来的秩序已经不行了，不能用了，要新建立一种秩序，那么这个法治的秩序实际上跟尊重生命的价值有关。

　　另外一个问题，我想信仰的重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没有秩序、没有信仰，这是非常可怕的。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所以我重点讲这两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涉及到尊重头脑的价值，涉及到文化的重建，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这个问题有时间就讲一讲，没有时间就不讲了。

　　第一个问题，我想讲一讲尊重生命的价值，秩序的重建。我想生命是最基本的价值，这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你只有一条命，只有一次活的机会，死了以后再也不可能，当然有的人相信宗教，可以轮回，或者是可以永生，到天国了。但是我们一般如果没有这种信仰的话，按照我们现在理解，一个人只能活一次，只有一个人生。所以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生命是他最宝贵的东西，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另外，生命是人生所有其他价值的一个前提，你没有生命其他价值都谈不上。

　　曾经有一个学校要搞生命教育，我觉得挺好的，让我题词，我当时就写了三句话，“热爱生命是幸福之本、同情生命是道德之本、敬畏生命是信仰之本”，都是从生命开始的，对生命的态度开始的。怎么样才算尊重生命呢？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要尊重自己的生命，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其实真正尊重自己生命的人并不是太多。怎么样才算是尊重了自己的生命呢？当然一个要珍惜自己的生命，要远离那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吸毒、纵欲、过劳，我就有这个毛病，老开夜车，每天都是两三点钟睡，其实就是在糟蹋自己，我自己也明白，很多有作为的人英年早逝，其实就是累死的。往往我们平时不知道，感觉没有什么，你不会想到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后果一旦来临来不及了，每一个人都应该提醒自己，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我相信一个人的寿命基本上是固定的，你可以活多少年，这是冥冥之中已经确定的，但是要延长是很困难的，但是你很容易把它缩短，你没有活够你的年份，那就是你自己没有珍惜。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我觉得应该要享受生命。你只有一次生命，为什么不享受它？所以人所本来具有的需要、这些本能的东西，都是健康的，是不应该受谴责的，人健康的欲望都应该得到满足。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享受生命？现在许多人不知道怎么享受生命，他们以为他们在享受，其实不是。生命本身的需要和那种物质的欲望其实是完全两码事，生命本身的需要它是很单纯的，相反那些物质的欲望其实是社会刺激起来的，并不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生命的物质需要其实是很有限的。现在很多人在满足自己更多的物质欲望在消耗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生命完全投入到去赚钱、花钱，以为这就是享受，其实我觉得这不是。

　　我自己感觉，人生最享受的，你看比如说爱情，和家人在一起，家庭，那种亲情，这些都是生命本身的享受。另外享受健康，大自然，这些东西，你需要很多钱吗？并不需要很多钱。如果把你一生所有的精力去赚很多钱，怎么消费它们，其实这很累，这和生命本身的享受，我觉得关系不大。中国的道家很讲究这一点，我觉得中国的道家是比较懂得什么是生命本身的东西，什么是外在的东西，他们比较强调这一点。庄子他们说，不因为物质的东西来妨碍自己生命本身的东西，道家是很强调这一点的。这是一个问题，尊重自己的生命。

　　还有一点，就是对自己的人生要负责任，要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这也是尊重自己生命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在社会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有很多责任的，但是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最重要的责任是对自己的责任，对自己人生的责任。你想一想，我在这个世界上只能活一次，我死了没有人能够代替我重新活一次，如果我这一辈子虚度了，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安慰我，说什么都是空的。想到这一点，因为人生的责任只有我能够负，其他的责任，在一定的意义上都是可以分担的，可以转让的，只有一个人对他自己人生的责任，既不可能分担也不可以转让的，完完全全要自己承担起来。

　　想到这一点，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都应该严肃，不能虚度。而且我觉得，人的其他各种责任，其实都是对自己人生的责任为前提、为基础的，我不能想象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是不负责任、无所谓的，怎么过都行，这样一个人会对其他的事情负起责任、对家人负起责任、对自己的下属负起责任吗？不可能。你真正的责任心，就是考虑到这个事情在你人生当中是很重要的，是和你的人生意义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只有这样才会真正的负起责任来。我们往往容易把责任看成是外在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一个单位里当了一个头，你觉得承担一定的责任。你从事了一个工作，你觉得对工作有责任。这当然对，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有时候应该跳出来，应该想一想自己的人生应该怎么过有意义，也许有时候是这样的，你现在做的事情，对你整个人生没有意义，那你应该重新选择，真正从自己人生的意义出发选择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时候你绝对会对这个事情非常负责任。

　　当然了，如果你觉得对你的人生意义非常意义，甚至是一种损害，你应该拒绝，你不应该负那种责任。我觉得应该考虑几点，你怎么样过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整体的考虑，怎么过的有意义，然后安排具体的事业。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我觉得尊重自己的生命，要珍惜自己生命，要享受生命，要真正的享受生命本身的快乐，而不是在生命之外很多负担的东西，去损害自己的享受。还有就是对自己人生负责任，我觉得主要是这几条，是尊重自己生命应该有的几个内容。另外就是尊重他人的生命，尊重别人的生命。

　　人啊，因为是一个生命体，他就有两种情感，一种就是你可以说他自私吧，人都是自私的，比如说英国的哲学家，也是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写《国富论》的，他还写了《道德情操论》，他把问题说的很清楚。他说每一个个人，都是生物学上的个体，作为一个生物学个体，必然是要利己的，因为他作为一个生命体来说，必然是趋利避害、趋乐避苦，对生命有利的东西就喜欢，不利的东西就要逃避，这是一种本能的东西。对这种本能上的东西，你不能做道德上的谴责，说它不对。同时，他又是一个个体，作为个体来说，不管说对别人关系怎么好，怎么爱别人，但是你还是跟别人隔着一道的，你还是一个个体，他的感觉，你去体会也好，但是还不是你的感觉。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比如说一个人你认识，和你关系比较远，他死了，当然你会难过，但是这种痛苦不如你自己牙痛时的痛苦，你想牙痛是多么小的痛苦，你想人死了是多么大的事，但是因为你是一个个体，你的感受，你的小痛苦的感受还要强烈的多。

　　从这一点来说，人都是自私的，都是利己的。那么他说，你就不应该去谴责，应该顺应这个东西，因为人是自私的、是利己的，每一个人他实际上对自己的关心要超过对别人的关心。另外，世界上所有的人对他的关心、其他人对他的关心，也不如他对自己的关心。既然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就让他自己去关心自己好了，我们创造一个制度、创造一个环境，能够让每一个人去关心自己。这是一点。

　　但是人还有另一面，亚当斯密说同情，同情也是人的天性，可以说是第二天性，第一天性是利己，第二天性是同情，人不光是利己的，人还会去体会别人的感情，能够推己及人，看到别人痛苦，然后自己就会感觉这个事落到我头上，我也会很痛苦，人会有这种东西，这是同情心。那么这个同情心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中国的哲学家，还是西方的哲学家，都认为道德是同情开始的。亚当斯密就说，同情是人类所有道德的基础，他把人类的道德分为两大类，一种叫做公正、正义，简单说就是不能对别人做坏事，不能损人，相当于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外就是仁慈，不光是不能损人，而且要帮助别人，别人有了困难，你要去帮助他，对于弱者你要去帮助他，这是仁慈。其实中外哲学家都是有一些共同看法的。

　　孟子也有类似的看法，孟子说侧隐之心人之端也，就是你对别人的同情心，这是人的道德的开端，他说人人都有这样的感情。比如说看见一个小孩，在井边，马上要掉下去了，那时候你心里会非常难受、非常着急，因为什么？因为你是他的父亲吗？并不是。因为你跟他有什么利益关系吗？也并不是，只是推己及人，你会想到自己掉下去非常难受，所以你感觉他掉下去也会非常难受，你要把他救起来。实际上人和动物之间的差别是很小的，就那么一点东西，用他的话来说侧隐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等等，就是很小的一些东西，但是要发展它，发展它人就伟大了，如果那么一点东西，你任它最后没有了，就跟动物没有区别了。

　　同情心也是中外哲学家非常强调的，是道德的开端、道德的基础。那么对于生命的同情实际上就是善良，我认为善良是人一个最基本的品质。一个社会其实从人来说，我觉得从天性来说，人都是善良的，没有那么恶，我相信孟子的说法，孟子是性善论者，人都有善的苗头。但是这些东西，需要一个好的社会环境让它发展，在一个不好的社会环境里这些东西就会泯灭，越来越没有，人越来越不善良，或者说越来越不敢善良，因为善良的人倒霉。在那样的社会里，善良这种品质就会越来越少，同情心就会越来越少。那样的环境，我说这是不适合人呆的地方，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法治社会，我觉得实际上是要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保障人的生命价值。

　　从现在的情况来说，我们现在在善良这个问题上，人和人同情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现在社会的现状挺让人寒心的。这个东西，我自己感觉，如果要追溯它的根源，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文化传统里，对于生命价值的尊重这一点是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的。当然像我刚才说的，孟子也很强调同情，同情是道德的开端。而且你看儒家伦理，我们中国的哲学，它的主体就是儒家伦理，而儒家伦理最强调的就是仁义道德，仁就是讲同情，人和人之间的爱。实际上我们可以想一想，秦朝之后两千年的专制社会，我们社会中有没有这种仁爱，其实没有。老百姓的命是不值钱的，不光是老百姓的命了，无论是什么人，就是达官贵人，在皇帝面前也是命不值钱的，让你死就死。以前封建社会，大臣得罪了皇帝，下场是极为悲惨的，经常是满门抄斩，一杀就是一家人，这是经常发生的事。

　　在专制社会里个体生命价值等于零，一点价值也没有，这里就有一个矛盾，儒家伦理是说人和人之间要有同情、要有爱，可是结果我们这样一个封建制度实际上一点爱也没有，没有同情、没有爱，生命完全没有价值，我觉得儒家伦理本身是有毛病的，所以我刚才说的，实际上人有两种本性，第一本性是利己、是自私、是爱自己的生命，第二本性才是推己及人，对他人的生命也有同情。儒家伦理的问题在哪里？我就觉得它就是对第一个问题，人的利己这种本能它是完全否定的，人都不能爱自己，不能爱自己的生命，不能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如果你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你就是小人。

　　在这个问题上，儒家里我觉得荀子是比较对的，荀子他就说过君子和小人都是好利恶害的，趋利避害，但是君子和小人追求利益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君子是讲道理、守规则的，而小人是不守规则的。他说，人人都还是要追求利益的，但是只有唯利是图才是小人。他的这种观点在儒家伦理是不占主流的。你要有一个同情心，因为所谓的同情心就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如果说一个人他对自己的生命都不爱，他怎么可能去对别人生命发生同情呢？不可能的。一个不爱自己生命的人，实际上我可以说他是一块石头，他不可能对别人有同情心的。如果一个社会里，都不允许每个人去爱自己的生命、追求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每个人的生命价值都是等于零，都可以随便取消，这样一个社会人们对于生命的感觉是麻木的，有一种普遍的麻木，这样的社会必然是缺少同情心的。我觉得这是儒家伦理的一个问题，它否定了利己，没有办法去推己及人了。

　　另外在推己及人时它也有问题，按照孔子的说法，叫做能够从自己的身边了解道理，中国的儒家伦理比较着重就是从自己的家庭、家族、父子关系、家庭关系，把伦理从这里开始。那么这样一个结果，我觉得最后他所说的仁义的仁，归来两条，一个是孝，父子关系，儿子要忠于老子，另外就是忠，父子关系在社会上的一个表现，就是臣民要忠于君主、皇帝。结果整个形成了中国一个宗法等级秩序，皇帝一个人是最高的，就象严复说的，中国那儿有国啊，没有国，整个国都是皇帝的家，皇帝一家的。在皇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奴隶，都是他的子女吧，因为他是皇帝嘛，他是老子，其他人全部就象是一个家族一样，必须要听老子的，父命之子子不得不死，君命臣死臣不得不死，造成这么一个情况，个体生命没有价值。

　　我说中国的人治实质上就是这样，实际上是一个宗法等级制度，这个东西的流毒很重，我们可以想一想对生命价值的蔑视，包括后来的历次运动，都非常严重，那时候人们都是没有安全感的，文化大革命杀了多少人？这些历史已经翻过去了，但是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我觉得没有根本解决，对生命价值的尊重现在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在这样一个市场化环境里又有了新的表现，如果说以前在权力面前生命等于零的话，那么现在在很多场合是在金钱面前生命等于零，为了赚钱完全不顾人命，现在这样的事太多了，包括医院的见死不救，以前那儿有这么多这样的事情，现在特别多，只要你没有钱，没有交够钱，你的病能救活的，但是不救肯定会死的，我就是不收。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农村的穷苦农民，家里有了一个重病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等死，许多别的办法，还有假药、伪劣食品，每年都会曝出几个这样的新闻来。

　　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责任在市场呢？我觉得责任不是在市场。同样搞市场经济的西方很多国家，欧洲，他们没有这样的事。万一出了一件这样的事，那是特大新闻，全社会的愤怒，肯定要追究法律责任。中国有很多世界第一，自杀人数是世界第一，卫生部2003年的统计，每年至少有25万，但是这个数肯定是保守的。其中15-34岁的人群自杀是首位的，而且现在大学生自杀的特别多，北京的大学，五月份，5月8日到17日，十天里，就有五个大学生自杀，有三天是连续的，我看新京报，今天看到的是清华大学的一个研究生自杀，然后第二天人民大学，第三天北京师范大学，三个都是女生。有一个学校，我看到报道，北师大的那个学生自杀以后，新京报的记者就去打电话采访这个学生所读的那个院，艺术和传播学院的院长，院长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听说有这么一回事，具体情况不了解。我心里难受啊，你的学生啊，你就是这么样无所谓的。其中有一个学生自杀以后，也是记者去采访，找他的导师，导师说没有空，我现在在开会。

　　真的大学里的一些现象，我看了以后真的觉得很寒心的，本来学生，你用罗素的话来说，老师应该以学生为目的，绝不允许把学生当做手段，学生就是大学里的主体，你为什么要办大学，你就是为了学生，要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学生来。现在大学里，老师们，哎呀真是忙于自己所谓的科研，就可以拿很多经费，然后让学生给自己办事，辅助自己做一些科研，真正把学生放在心上的人有多少。现在大学里的自杀率这么高，这绝对是和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有关，也和我们现在教师的素质有关，他们推托不了这个责任。

　　我这两天还看到报纸上说一个事。沈阳有一个女孩，16岁，上中学。太饥饿了，老是饿着肚子，后来实在忍不了，到便利店偷了一个面包，然后被老板娘发现了，老板娘就把她抓了。这个学生就求饶，说我实在太饿了，你就原谅我吧，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老板娘说不行，我一定要报告你的学校，后来这个孩子就特害怕，要报告学校她就没有面子，而且可能要处分她，特别害怕就自杀了。留了一份遗书，说知道这个不对，我做了错事，但是我真的太饿了。最后记者就去问那个老板娘，给她打电话，老板娘说我们抓小偷有什么错，死了就死了，她的死和我们有什么关系。真是让人寒心，比比皆是对生命的冷漠。

　　我在北京，别的报纸我不看，因为我在新京报给他们开专栏，我有时候给他们写专栏文章，他们给我订了这份报纸，相当于北京的都市报，我还是会经常翻一翻，这种事情每天都有，凶杀、自杀、老是有这样的事情。也是前不久有一件这样的事，城管去执法，违章建筑，确实是违章建筑，在街旁边，原来的房子旁边又搭了一个裁缝铺，一个外地的女裁缝在那里，城管开着车去拆房子，那个女裁缝就特别着急。当时就求，当然不行了，她就晕倒了，那个房主是一个懂医学的老太太，她一看这个女裁缝大小便失禁了，就知道事情不好，非常危险，就求城管，因为他们有现成的车在那里，赶紧送医院，要不然来不及了，城管说这不是我们的事，我们是执法的。后来这个女房主就在街上拦出租车，出租车都不停，最后她没有办法，就跪在马路中间拦出租车，最后拦上一辆，最后这个女裁缝送到医院，已经没有气了，还是死了。

　　我还看到一个报道，是四川的事情。有一个女的是吸毒的，我们公安部门是掌握她是吸毒者。她有一个三岁的女儿，有一天她把三岁的女儿关在家里，给女儿买午餐吃。出去的时候给警察看见了，警察就把她抓起来了，要把她送去强制戒毒，她就哭说孩子在家里，就让我回去给她安排好，能够让我的姐姐来看她。警察说不行，她说那你给我姐姐打电话吧，警察也不管，最后押送她去戒毒所，路过她的家门口，她哭着要进去，警察也不让。17天之后，邻居闻到臭味，打开她家的门，孩子早就死了。

　　我说这些，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对生命的冷漠，已经是让人很难容忍了。怎么样解决这样的问题，当然开展生命教育是一个办法，现在很多地方在开展生命教育，教育大家尊重生命、爱惜生命。但是我觉得光凭教育不能解决问题，这整个是一个社会环境、社会秩序、社会制度的问题。所以我就说，实际上最后解决的希望，就是寄托在我们能不能成功的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真正的依法治国。

　　西方市场经济它的基础是一个法治社会，为法治社会奠基的理论，是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由洛克、休莫、约翰弥勒、约翰穆勒、亚当斯密这些人所建立的一套理论，这套理论实际上它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要保障生命的权利。建立法治社会，它的出发点就是要保障生命的权利，要保证生命的价值真正得到尊重，要保障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都真正得到尊重，就是要建立这样的社会秩序。要寻求最大限度保障生命权利的社会秩序，这就是法治，法治就是这样的秩序。

　　洛克可以说是为法治社会这套理论奠基的一个人，他在《正负论》里说到，政治社会的目的就是保护天赋人权，就是保护老天给你的权利、给每一个人的权利，这个权利是什么呢？他列出三条，生命、自由和财产。生命是最基础的，你要保证生命的权利，就应该给他自由，真正去实现他生命的价值。你为了保证生命的权利，还要从经济上争取自己的利益，得到的财产要保障财产权，因为生命是要靠财产来维护的。所以他提出这个口号，法治社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些都是天赋人权。

　　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最基本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我读了他们这些人的著作，归纳起来就是两条，一个就是个人自由，一个就是法治，这是两个基本的原则。我刚才谈到亚当斯密对这个东西的论证，他讲的道理就是这样的，每一个人他都是一个生命个体，他都是利己的，所以我们应该顺应他，创造一个条件，来建立这么样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里每个人都可以争取自己的权利，争取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应该是自由的，只要你不损害别人，你怎么样去争取自己的权益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是利己的，他也是利己的，所有的人都是利己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你利己的时候不能妨碍别人利己。你要让每一个人的利己都能够得到实现，那怎么办呢？就有原则了，就要有规则。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争取自己的权利、争取自己的利益，但是不能侵犯他人的利益。利己是允许的，是应该得到鼓励的，但是损人是不允许的，损人是必须禁止的，如果发生了是要受到惩罚的。

　　实际上法治社会的基本道理就是这样的，就是允许利己，但是要惩罚损人。它具体说起来，按照经典的说法，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他的行为仅仅涉及到自己，那么他拥有完全的自由，任何人包括政府，不能对他强制，只要是他自己的事情，任何人不能强制他，这就是个人自由的原则。同样的，任何人不能去侵犯他人的自由，不能去强制他人，这就是法治的原则，规则下的自由，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但是是规则下的自由。规则是什么呢？规则实际上也是根据保护个人自由来的，你不能侵犯他人的个人自由，这就是规则。政府的责任是什么呢？政府就是要保护所有个人的自由，要防止侵犯他人自由的事情发生，如果发生了，政府就要代表法律去进行惩罚，这是政府的责任。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争取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利益，同时不允许对他人进行侵犯，如果发生这种侵犯生命权利的事情，就必然得到惩罚，这样的一个社会，应该说是既充满活力，同时又是非常有秩序的。这样的社会应该说是最合乎人性，所以这就是我对法治社会的理解，我通过读他们的书的理解。

　　法治社会当然要有政府和法律，这些规则最后通过立法机构，制订为法律，法律的执行需要有政府，但是研究法治社会的理论家们特别注意一个问题，法治社会必须有政府，但是政府一旦存在，它就非常有可能去侵犯个人的自由，因为它权力大。法治理论特别重视防范政府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这个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怎么样来防范政府对个人自由的侵犯。个人自由保护需要有政府，但是又容易构成对个人自由的侵犯，怎么样来防范这一点。

　　法治理论强调法律的根本目的是保护个人自由，防止强制的发生，凡是有悖于这个目的的，虽然是立法机关颁布的，也是非法的，法律的核心是保护个人自由。另外强调法律是普遍性的原则，不是针对具体的个人和事情，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没有特权。还强调法律至上，政府必须受法律的支配，为了保证这些原则的实行，所以非常强调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这样才能我们的法制的制订不受行政的干预，同时能够监督政府对法律的执行。

　　市场经济跟法治社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想实际上市场经济它真正的成功，能够建立起一个有秩序的成熟市场经济，是有赖于法治社会的建成，两者是互相依存的。和我们以前的计划经济相对应的是人治，那是完全的人治，完全靠行政命令，行政官员发布指令。那么和市场经济相对应的，必须是法治社会，如果还有人治在里面干扰的话，就会影响市场经济本身秩序的建立，所以市场经济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市场经济不是无序状态，是一种规则下的自由，是一种秩序。主要的规则有两类，在法治社会里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分的很清，私人领域受到法律的保护，公共领域法律要求你每个人都要承担责任，具体到市场经济领域的话，私人领域受到保护的，受到就是财产。所谓的市场经济，就是允许每个人凭自己的能力、凭自己的运气争取自己的利益，怎么发财都可以，只要你是凭自己的能力，是守规则的，你运气很好，发财发的很大都可以，都是合法的。

　　我们鼓励大家凭自己的能力去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这个经济利益最后体现为什么呢？就体现为财产，你就有了财产了。如果说财产不受到保护，可以任意的被剥夺，那所谓的经济自由其实是空话，我非了半天的劲，我凭自己的能力赚来的，你随便可以拿走，所以私有财产是必须要保护的，如果不保护私有财产就没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完全是空的，不存在，不可能维持下去。你看所有的这些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必然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在他们的宪法里。

　　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基本上也已经解决了，我们保护财产，包括私有财产，已经写入了我们的宪法，现在《物权法》终于通过了，原来要不要保护私有财产的问题有争论，一拖再拖，今年也通过了，保护私有财产作为国家的法律已经确立了。当然，这个东西离真正的做到，实践中真正做到，其实还是有距离的。现在我觉得民营企业家其实挺困难的，由于权力的干预，会用各种名目实际上来剥夺他的财产。

　　私人领域里最重要的就是财产，也包括知识产权。公共领域，我想最重要的就是税收，西方国家把税收看成是公民最重要的责任，你必须纳税，不纳税是大罪，必定要得到追究的。当然税收应该是合理的税收，中国的税收制度那么健全起来，这是一个问题，会有一个过程。我看按照国际上的统计，中国税收负担是世界上第二位的，负担很重。

　　公共领域的规则主要是税收，国家拿了税收用于行政、国防、公共安全、医疗、教育、社会救济等等，当然这里面就有一个合理使用纳税人钱的问题，税收如何合理的使用，是不是真正做到了，把这些公共事业做好了，这是政府应该向公共、纳税人负责任的，这也是规则的一部分。另外环境保护、生态保护、资源保护、文化遗产保护、自然遗产保护等等，各种资源的保护，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则。从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些地方其实问题都比较多，保护做的很差。

　　我看一个统计数字，中国环境可持续指数，2005年的统计，144个国家里占到第133位。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的统计，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十个，中国占了七个，中国太原是第一名，北京也在其中。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市场经济要守规则的地方，任意破坏环境，开发商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某些官员勾结起来，破坏环境、破坏文化遗产，这种现象太多了。

　　关于守规则的问题，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问题，梁漱溟说过一句话很到位，他说，在西方公众的事情大家都参与作主，而个人的事情大家都无权过问，而我们中国正好相反，个人的事情大家都有权过问，公众的事情大家都不管。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都没有真正的形成，这几年情况好多了，你想一想以前，改革开放之前，个人的事情那是谁都能管，首先是行政当局，你的上司，有权来过问你的个人事情，什么事情你都要跟他汇报，而且你单位的其他人都可以检举你，完全你私人的事情都可以管你，现在这方面的情况好多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确实，个人受法律保护的个人、私人领域是在逐渐的形成。

　　西方的历史，市场经济秩序是自发形成的，它在那个漫长的过程里，逐渐的形成了一些规则，互相要守信用、等价交换等等这些规则，逐渐的形成了。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就是看不见的手，大家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只要大家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时如果发生了侵害别人利益的事情，就会受到谴责，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慢慢都会守规矩了，形成了一些规则，结果的效果是最好的。市场经济的规则是生长起来的，并不是政府制造起来的，政府的责任是保证这个规则的遵守，惩罚违反的人，为个人和企业从事经济活动、展开公平竞争，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像自由主义哲学家宾塞尔就说过，政府的责任不是为公民提供幸福，政府没有这样的责任，政府的责任是保护人们去追求幸福的自由，你让大家都去遵守幸福的自由，你去保护它，如果受到侵犯的话，就对那些侵犯的人进行惩罚就行了，不要政府自己去提供幸福，你业提供不了。

　　西方长期的传统，尤其是英国，就是政府不参与、不干涉经济活动，就是管裁决纠纷，就是管法律，另外就是收税。政府的情况不一样，中国从秦朝开始就是政府管一切的。在政府管一切这样家长式的管理秩序，完全是人治的秩序下，市场经济的秩序是不可能产生和形成的。我们现在的问题，从清末民初之后，开始搞市场经济，然后解放之后中断一个时期，现在又开始，怎么继续退向前，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从现在的情况看起来，秩序远远没有形成，规则还很不完善，已经有的也没有得到遵守，很多所谓的规则不是规则，而是相反的东西，是一些人治的东西。总得问题，还是政府的权力太大了，像是药监局是特别明显的例子，郑筱萸，现在在审判他，原来是药监局的局长，他下面几个局长都是一窝贪官，这一窝贪官把中国的药品市场搞的乱七八糟，他们居然有这样的能耐。他们上台之后，就开始搞新政，所谓的新政就是地标改为国标，地方没有权利批药，全部是药监局批，然后重新认证，以前认证的都不算数。最后所有的药厂不得不把自己所有的药给他认证，但是要花很多很多钱，几百万一个批文，他通过这个过程，他们自己也受贿。

　　我看到报纸上说，审判他们主要的一个罪名就是玩忽职守，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重新搞批文，在三个月内他们居然可以批十几万的药品批文，怎么可能审查呢？完全不可能审查，最后就是药厂用钱去买，这个药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药厂通过这个过程，很多老药改一个名字，然后提了几倍，甚至几十倍，造成药价飞涨。这些药怎么推销出去呢？厂里面就派出了大量的所谓医药代表去医院推销，给医生回扣、给医院回扣，这批钱最后落在谁的头上？消费者的头上、病人的头上。02年他们上台之后，药价飞涨，看病贵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成为一个怨声载道的问题，其实跟郑筱萸等这些人的做法是有直接的关系。

　　我就想不通，如果说一个法治社会，他们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造成这么大的后果？不可能的。所以这一点，就充分说明我们市场，那种真正的市场经济的秩序、健康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离这个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市场经济成熟的过程，就应该是政府权力逐步受到限制、逐步退出经济领域的过程。事实上，什么地方政府管的少，对经济管的少，那个地方市场经济的秩序就好，就有成效。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尊重生命的价值，秩序的重建，从人治到法治。第二个方面，我想讲一讲尊重灵魂的价值，信仰的重建，或者说是道德和信仰的重建。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我觉得确实也是一个问题，普遍感觉道德水平很低，很多人不讲道德，另外就是缺乏信仰。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根在什么地方？人是应该有信仰的，应该讲道德的，因为人是有灵魂的。所谓人有灵魂，就是说人是有一种精神上的要求，他并不仅仅是要过一种物质生活，像动物仅仅是过一种肉体生活，吃饱了、吃好了，这样过一辈子，在人来说，任何人都不甘心的，按照人的本性来说，是不愿意这样过的。

　　人的这种对精神上的要求，要自己过的有意义，这样的要求就是人的一种灵魂追求。应该可以说是人身上的神性，人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上帝，基督教相信有上帝，其实这是因为人身上有这种追求，有这种神性，这种神性一定有一个根源，所以就创造了一个上帝，必定是有一个来源的，那么这个来源可能就是上帝，这个宇宙同样有精神性的本质，就把它叫做上帝吧。人的这种灵魂的追求，如果用别的东西来解释很难解释，用进化论来解释是解释不了的，猴子怎么变人的，我们可以用进化论来解释，人的大脑怎么产生，也可以用进化论来解释，人的大脑为了适应外界复杂环境，人用自己的头脑去对付，头脑就越来越复杂，最后就形成了大脑。你可以这样来解释，但是人的灵魂追求，怎么样用进化论来解释，没有办法解释。

　　往往是这样的，有精神追求的，对意义的追求看的很重的人，其实从进化的角度来说、从生存斗争的角度来说，往往也许是不利的，一个人太看这个东西，往往在实际生活中会倒霉，不一定是符合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历来的哲学家，西方的哲学家，或者是基督教的神学家，他们想象有一个上帝，有一个最高的精神世界，其实很大的程度上是为了解释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要求，这种精神上的要求。我想一个人，我们不管相信不相信基督教，信不信某一种宗教，但是我们起码要承认这一点，就是人确实有一种更高的生活，比纯粹的物质性生活、世俗性生活更高的生活，人应该也能过那样的生活，不仅仅是过物质生活，这一点我们应该都承认。你承认了这一点，应该说你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人身上的灵魂的追求，人有神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表现在人是有道德的。人身上的这种神性，这种精神上的追求和要求，正是人高贵的地方。我写过一篇文章，人的高贵在于灵魂，这篇文章被中学课本收进去了。关于这个问题，人的尊严、人的高贵，讲的最好的可能就是德国的哲学家康德。康德讲人是有尊严的，人身上是有神性的，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认为人实际上就是两部分，一个部分人是活在现象世界的，作为现象世界的人是肉体，是跟其他的生物差不多的，你是要服从自然规律的，是不自由的，你饿了就要吃，你的欲望都要得到满足，这是生物性的规律，你没有办法，你是不自由的。但是人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人是有灵魂的，人是活在本质世界、本体世界，不光是现象世界，作为本体世界的人是自由的。从哪里看出是自由的呢？他说人可以为自己的行为立法，人自己的行为，他可以给自己的行为立法，你应该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做是对的、怎么样做是错的。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完全是自然来支配他的，但是作为一个道德的人，他是可以为自己的行为立法，而且人为自己的行为立法，和自然的法则往往是相反的。

　　自然法则要人利己，要为自己的利益趋利避害，但是作为道德的人、本体世界的人为自己立的法是要爱别人、同情别人，做的事情要真能符合道德，用康德的话来说，你这个行为，你做的那个事情，如果说全世界每个人都按照你这样来做的话，也都是正确的，这个世界会变的更好，你应该这样去行动。所有的人都按照你这样做法来做，人类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实际上当你做一件事情时，你的行为可以推广，可以作为榜样。从这一点来说，人是自由的，人的高贵就是在于这里。

　　他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命题，就是人是目的，永远不能把人当做手段，他说的人是目的，就是作为本体世界的人，作为灵魂的人。人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比较低级的部分，是生物学上的人，另外还有一个精神的人，这个精神的人是人真正本质所在，这才是真正的人，这个人是目的。你永远不能把这个人作为手段，无论是你对自己来说、对他人来说都是这样，你对自己来说，你永远把自己更高级的部分，更作为人的部分，灵魂的这个部分，当做目的，你不能为了比较低级的部分、生物学的部分、肉体的部分，为了他你就出卖你作为灵魂的部分，你就不要那部分了，把它作为手段了。

　　把高级的部分作为手段去为低级部分服务，你就没有把自己当做目的，就把自己当做手段了，不能这样做。对他人来说也是这样，你要把每一个人都看作是一个灵魂的存在，我们平时很少是这样对别人，互相之间对待，别人是有灵魂的存在，你要尊重他，把他当做目的，你不能把他人作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利益的手段。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实际上把他人作为手段了，而且不光把他人当做手段，你是把人性中高级的，那个好的东西，真正人的部分，作为手段了，你是贬低了所有的人，也贬低了你自己。如果一个人不尊重他人的尊严，你是不尊重所有人的尊严，包括你自己的尊严。

　　真正讲道德的基础，我觉得真是灵魂的高贵，是人的尊严。这一点我们以前强调的很少，我们讲道德，往往容易从意识形态着眼，一些具体的道德规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守纪律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表面的东西，而且在我看来它还不是真正的道德，它是意识形态。真正的道德应该建立在人性的高贵上，对人的尊严这种意识上，这是真正的道德，这是道德的根，人要活的高贵，活出人的尊严。我说的高贵，就是能够意识到，而且在行为上体现出人的尊严，这是一个大写的人，是一个精神性的人，不光是肉体的人。我相信灵魂高贵的人不但是尊重自己，而且一定是尊重别人的，高贵的人有一个特点待人平等，把所有的人看作是有尊严的人，必然对人平等。其实一个人尊重他人，也就是尊重自己，一个尊重他人的人，他在这种尊重中就体现出一种自尊来，体现出一种人的尊严来。

　　高贵这样一个价值，在我们这个时代谈的很少，我们说的高贵都是物质的高贵，豪宅、名车，好像那就是高贵，那算是什么高贵，不过是钱多一些而已。有一些人是精神上的贫民，我们应该做精神上的贵族，做精神上的有钱人。欧洲中世纪等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人首先要活的高贵，你看真正的贵族，其实灵魂上也是很高贵的，他是非常有尊严的。法国革命的时候，当时法国皇帝被判了死刑，路易十六，他的夫人上绞刑架的时候，不小心踩了一些刽子手的脚，她本能的就说了对不起，我觉得这就体现出了一种尊严，我死的时候有一种尊严，我尊重你，这里面正是有一种自尊。

　　相反，如果一个人不把别人当做人看，实际上就没有把自己当做人。我觉得现在就有很多这样的人，有一点钱，有什么了不起啊，开着宝马横冲直撞，这种事情发生很多，宝马车压死人，然后无所谓，好像他是多么高贵似的。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往往用物质来衡量自己的价值，因为他没有灵魂，就认为物质是最重要的东西，其实这种人是很可怜的。

　　我就觉得从道德上来说，人的尊严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都讲中国的诚信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就是诚信，没有诚信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市场经济。中国诚信的缺失是一个老问题了，从我们的情况来说，这个问题其实我跟别人争论过，有一年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做了一期特别节目，讨论诚信问题。当时发了一百份的问卷，给知名企业家，让大家回答一个问题，你认为中国现在最缺失的是什么，大部分人的回答是诚信、信任。做节目的时候，我提出一个观点，我说中国其实缺少诚信不是今天开始的，并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就有这个问题，当时就有人跟我争，我们儒家，孔子的学说里是很讲究诚信的，确实，仁义礼智信，《论语》里就有这样的提法，我也查了一下，《论语》里确实提守信用意义上的“信”，有十几个地方，谈到这个问题。

　　但是，我看那个信，往往是放在忠后面，信这个东西，是服从于等级秩序、服从血缘关系，摆在次要的地位。我自己认为，中国的传统里还是缺少个人的尊严，每一个个体都是具有尊严的，这个观念我们确实是缺乏的。诚信的问题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一百多年前，明末清初当时严复谈的很多，他说中国人往往在一起就喜欢斗心眼，玩技巧，互相之间不信任，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书生去考试，那是科举考试的时候，到了一个考试的地点，场所是宫苑，非常脏，或者觉得考官很不公平，考生都有意见。大家说明天开始我们都罢考，都不要来，大家都说好了，回到家里，第二天他就想，他们都不去，我去，我就不百分之百考上了嘛，到了那里一看，个个都来了，每个人的想法都一样，都觉得别人不会去，自己去。约定的事情，违反了之后自己能够得利益，就必然去违反，没有诚信可言。

　　他说，我们中国人听到别人说他不老实，会骗人，不感到羞耻的。西方人最羞耻的，就是说他撒谎了、不老实，这是终身的耻辱。一个人如果这样被人说很难受，如果是被诬蔑的，是会暴跳如雷的。他说中国人不一样，骂你狗娘养的、他妈的，你会很生气，但是如果说撒谎，他也不会很生气。所以中国以撒谎为本能，为守信用为笨拙，他说结果西方很多好东西到了中国之后，就完全的变质了，比如说公司，公司制度是西方非常好的制度，但是到了中国之后，哪怕是两个人办公司也是互相欺骗。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多西方的哲学家、思想家也有提到过，中国人的诚信缺乏问题。法国哲学家门德斯鸠，在“法的精神”里说到过，中国人的生活以理为秩序为指南，但是他们是地球上最为骗人的民族，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于相信他们，在中国用暴力夺取是禁止的，但是靠狡诈欺骗得到的是许可的，中国人都互相提防，生怕受骗。

　　德国大哲学家韦伯也谈到过中国人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不诚实，中国人之间的一切信任，都建立在亲戚间的信任上。我觉得他最后这句话，真的是点中了中国人的要害，中国人也有诚信的时候，但是这种诚信主要是限于熟人社会，而且是服从宗法关系。我就觉得我们要分析起来，为什么诚信会缺乏，有两个根源。一个就是从制度层面来说，市场经济的秩序还没有形成，我们的诚信以前都是熟人社会，小村庄、小地方、小镇，互相大家都认识，这个时候欺骗别人不好意思，而且你骗了一次，就是这么一个小范围，人家以后不来买你的，你就没有生意了。所以在熟人社会里，我们以前的道德还能管用，宗法关系的道德关系还能管用，但是到了开放社会，大规模的市场经济，你就不能靠这种熟人之间的关系了，你必须要靠规则。

　　这是一个根源。另外一个根源，从文化层面来说，就是人的尊严观念缺失，你说什么是诚信，诚实守信用，也就是说我跟你打交道的时候，我把我的真实想法都告诉你，并且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对他负责的，我一定会做到的，我把我真实的想法告诉你，这就是诚实，而且我一定会对它负责任的，这是守信用。当我对你这么说的时候，我是很自尊的，自己一个有尊严的人跟你说的。什么是信用？就是我跟你打交道的时候要求你把真实的想法告诉我，而且我相信你一定会对它负责任。诚信的关系，实际上是建立在打交道的双方所共有的人的尊严的意识基础上，如果没有这样的意识，就不可能有诚信。

　　一方有尊严，另外一方没有尊严，怎么办？我们现在往往会遇到这样的事？我很有尊严，我很自尊，但是他不自尊，我对他还要不要讲诚信？我说还是要讲，怎么讲呢？就是我告诉他，你是一个没有尊严的人，我不跟你打交道。

　　中国的道德和西方的道德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西方人的道德实际上它是一种宗教，是有宗教背景的，他讲要对上帝负责，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我所有的行为上帝都知道，所以我在上帝面前一定要做得好，哪怕在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上帝监督着我。他是有这样的信仰作为背景的，这是跟西方哲学传统有关系的，他们哲学所谓形而上学，要追问世界的最高本质是什么。而中国的哲学是比较局限于社会的层面，中国最主要的哲学是儒家哲学，儒家哲学可以说整个就是一个道德哲学、伦理学，儒家的道德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样能够维护好这个社会的秩序，这样一个宗法等级的秩序，他关注的是这个问题。

　　中国和西方这种道德的区别，一直是延续下来了，我们哪怕在改革开放以前那个时代，应该说道德的状况没有现在这么乱，那个时候比较有秩序。但是那个时候的道德，其实也是局限在维护当时社会秩序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当时所谓的信仰也是这样的，其实认真的说、严格的说，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个时代，严格说是没有信仰，不是信仰，是意识形态，所谓的信仰，是每一个个人，在人生的意义问题上，为自己寻找到一种最高的意义，它解决的是你的生死问题，比如说面对死亡，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灵魂和肉体的关系，到底人生的意义是肉体的生存还是有更高的意义，精神的意义，这些问题是关系到信仰的问题。

　　但是我们以前的意识形态是解决社会层面的问题，不是解决形而上层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严格来说还不算是信仰。现在到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时代，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我们不能再用意识形态来指导我们的人生了，你用它来继续指导社会当然还可以，它还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指导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信仰的问题我觉得就要交给每个个人了，你每个人要自己去解决信仰问题了，你每个人要自己去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活着到底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个问题，起码表面上没有这个问题，党都给你解决好了，一切交给党安排，你就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吧，以前是这样来解决的。

　　但是现在你如果还这样解决的话，不可能了，当然交给党安排也好，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也好，基本上还是一个社会层面的东西，共产主义它严格的说来不是一种人生观，是一种社会历史观，什么样的社会是好社会，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并不是解决什么样的人生是好人生，是一种正当的应该追求的人生，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而以前我们混在一起了，现在这个问题就显露出来了，需要每个人去追求自己的信仰，去问我到底为什么活着。信仰问题交给了每一个个人，现在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总得来说，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不是退步了，问题暴露出来了，按照本来的意义来说，信仰应该是每个人个人灵魂中的事情，它不应该是一个社会统一规定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遇到这样了一个问题，因为中国没有自己的本土宗教，没有自己形而上意义上的信仰，没有这样一种东西。现在有人说，把儒家修修补补，改造一番，成为现在我们中国人的统一信仰，可能吗？我觉得不可能。首先它就解决不了现代人很多复杂的问题，其次就是可能的话，你真的能统一的话，儒家本身我的看法，它仍然是一个社会层面的东西，不成为解决人生意义的根本信仰，所以我说不可能。

　　我们没有自己本土的宗教怎么办？我就说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个人解决的问题，有的人信了基督教，真诚的相信，也可以，有的人相信了佛教，有的人什么宗教都不相信，但是很严肃的对待人生问题，自己在思考。比如说我，我什么宗教都不相信，但是我在很严肃的思考这些问题。对于我来说，哲学就是一种方式，哲学本身还不成其为信仰，还没有走到信仰这个位置上，但是是走在信仰的途上，思考人生的根本问题，为什么活着。我觉得这样都是可以的，只要是认真的、诚实的，都是可以的。

　　现在这个时代，有一些人信宗教，其实他也不是真正的相信。所以我说有没有信仰，你不能根据是不是相信宗教，信某一种宗教来判断，信宗教的人里有有信仰的人，也有没有信仰的人，不信宗教的人里同样也有有信仰的人，也有没有信仰的人。很多人相信佛教，有些实际上是在谋利益，前几年我到过普陀山的寺庙，那是一个很壮观的佛教寺庙，当时和尚都在那里做法事，中间休息时他们出来，有一个小和尚坐在我旁边休息，我问做法事挺累的吧，他说是啊，赚钱真是挺不容易的。他很可爱，很诚实就说了，他把这个事当做职业了，你可以看到佛教里的一些人，以宗教为职业的人，他们并不是把它当做信仰，真的是把它当作一个谋利的事。

　　我就认识一些和尚，所谓的高僧，他们奔走于权门和豪门之间，为自己谋利益，赚大钱，这样的人真的不少。两年前我陪西藏的一个活佛去五台山，这个活佛从来没有出过西藏，没有到过内地，他终身的理想，他还很年轻，前年29岁，一个很有智慧的活佛，读了很多书。听他的上师说，他是地藏王的转世，他的理想就是要去五台山一趟，前年我的朋友就帮助他实现了这个理想，陪他一起到了五台山。他看到的景象是什么样的景象呢？因为五台山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都有的，这些喇嘛在做什么事呢？有的打手机、有的打台球，真的是乱七八糟。我问他有什么样的感想，他说有两点，第一点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来到了五台山，第二点我不知道这些穿着跟我一样衣服的人，在这样嘈杂混乱的地方，怎么想佛的道理，他说想不明白，觉得这些人不可能这样做。

　　有些人烧香拜佛，有一个很实际的愿望，就是要求佛为他们做什么事、实现他们什么愿望，为中国作家的话史铁生的话来说，他们在向佛行贿，这就不是真的信仰。真正有信仰，你是什么样有信仰，诚实的面对信仰的问题，你就去思考，另外一点，你就是要有做人的原则，你要相信人身上是有神性的，不光是有动物性。你不能亵渎了你身上的神性，不能亵渎了人身上的这种尊严，要有所敬畏，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时间差不多了，两个小时，接下来我们交流吧。

现场观众问答

　　主持人：下面的时间，我们有半个小时提问的时间。

　　现场提问1：在马王堆博物馆我看到一个现象，当时不断有中文提示让游客在拍照的时候不要使用闪光灯，但是有一些外国的游客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没有使用闪光灯。这引起了我一个思考还有忧虑，能不能这样说，有一天在中国的国度发现对自己的文化、文明缺乏一种自豪感，或者说不知道中国的文化到了那里，有没有人到韩国、日本寻找回原本优秀的中国文化？对此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另外在人文精神的道路上，中国人应该怎么样去走，才能做到像是岳麓书院的门联，更大范围来说为中国有才于当今更盛？谢谢。

　　周国平：提出了一个难题，其实也是我的困惑。中国的人文精神怎么发展，这个前景是乐观还是悲观，我想强调一点，我们中国当然有我们中国自然的优良传统，包括孔子的学说里也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就是在精神的这个层面上，我想强调一点，我们不要有太多的民族主义，能够有更开阔的胸怀、更开阔的眼光。实际上不管是哪一个民族最优秀的思想家、伟人，包括孔子，他们思想中的最好的东西肯定是属于全人类的，他是解决全人类的问题，他不是解决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问题，其次好的东西才是解决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问题。那么那些最好的东西，肯定是属于全人类的，我们中国是这样，像是德国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他有一本著作“大哲学家”，里面有一章分析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包括孔子，他认为孔子的这些东西，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包括对人文精神这个问题，我想世界上就象西方人文精神中，我们所缺乏的那些东西，我们把它学过来、拿过来，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自己的优点并不为因为我们去学别人好的东西改正自己的缺点，那些优点就没有了，不会的，我们的优点会更加的发挥出来。所以我们要更加的开阔一些，来看待这个问题。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有你说的那种威胁了，也许有一天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寻找优良的东西，现在实际上已经有这样的趋势了，因为中国的传统，这几十年来被中断了，所以很多东西在日本、在韩国、在台湾可以找到，在我们自己这里反而很少了。

　　现场提问2：周先生您好，有一个问题今天想请教你。记得罗曼罗兰曾经说过，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在看透生活真相之后仍然热爱生活的人，通过您的作品，我想一直在为之奋斗而且走的很远的人。您在探讨人生真谛、探讨人生真相的路上，怎么做到面对种种困惑，做到不愤世、不嫉俗？

　　周国平：我想我还仍然没有做到，仍然还在奋斗的路上。我觉得尼采给我很大的启发，应该说我天性比较悲观，这和我的性格有关，我从小很内向、很敏感。外界受了挫折，就是自己不能发散出去，非常难受，很早就考虑死亡的问题，很早就考虑人生怎么是这么一回事。很早就有绝望的感觉，自从我知道有一天我也会死，变成什么都不存在了，永远不存在了，自从我知道这一点之后，我真的就觉得生活很虚幻，就有这样的感觉。

　　这是我小学的时候就有的感觉，所以应该说我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同时也促使我去进行思考。我和尼采比较共同的就是这一点，就是我不甘心，一方面我觉得人生是很悲观的，在最后的结局是很悲观的，另外一个方面，我真是觉得人生太有意思了，太愿意经历人生各种事情了，这种喜欢我觉得可能不是一种理论的东西，是一种本能，我想还是说明我还是很有生命力的，我还是很享受人生。这两种矛盾的东西，就促使我去思考。

　　我想我其实还是在矛盾中间，一方面我可以说看到了人生的真相，所谓的人生真相，可能就是像尼采说的那样，人生从终极的角度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不过是那么一个过程，个人来说是这么一个过程，活一场，死了不存在了。所有的科学家、哲学家都已经断言，人类是要走下坡路的，最后是要灭亡的，大自然是这么规定的。当然这很漫长，这个时间很漫长，但是是必然的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意义，人生背后的真相确实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想人生就是两个方面，尼采说的那样，这是对人生命力、意志力的考验，当你看到人生的真相，仍然可以无畏的跋涉在虚无的荒原上，这就是一种考验了。最后我想说的，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因为我还是尘缘未尽，还是喜欢人生，生命的本能在起作用，我就是爱这个人生。所以不管最后理论上我看到人生如何虚无，我仍然是爱这个人生，因为这种爱，所以我能保持我这样的状态。这有什么好处呢？我看到人生虚无之后，在我执着喜欢人生、热爱人生的同时，能够保持一种超脱，这可能是悲观的那一面带给我的好处，我再热爱人生，我也看到它是有限度的，因为这个限度，我不会太沉溺于里面，一旦我遇到了挫折、遇到了苦难，我能够跳出来看，不过如此，最后结果是一样的，这一点算不了什么，我能这样看问题，有了超脱的一面很重要，反而可以保持一种比较好的心态，反而不容易被生活打败，反而能够让我继续爱人生，我想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现场提问3：周老师您好，我是广州电台的记者。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我理解，西方的人文观念，它讲的更多是权利，平等、自由等，我们儒家的人文思想讲的更多是义务、规范，比如像仁义忠孝。您觉得在二十一世纪是不是轮到西方社会向东方儒家思想学的时候呢？他们两百多年来解放了人的思想，使人的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但是其实这并不利于社会的凝聚，而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却实现了我们中国几千年的统一，您觉得在二十一世纪是不是已经轮到西方向东方儒家学习了？

　　周国平：我不认为。

　　现在有很多人有这样的说法，说西方文明遇到了危机，要靠东方文化来拯救他们，连我们季老先生也说二十一世纪是东方世纪，我是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我觉得这种看法没有多少的根据。从你说的角度，为什么以权利为本位的文化要让位于以义务为本位的文化，这也根本没有道理。其实，这两种文化比较起来，我觉得以权利为本位的文化是更加的对头。要说社会秩序的问题，其实我认为西方社会很有秩序，比我们更有秩序，社会基础更稳固一些，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有规则，这样的秩序是更好的一种秩序。

　　这个问题，东西方的争论，我是不太同意这种争论的，东方文化好还是西方文化好，虽然我刚才说了很多西方文化的优点、西方人文文化的优点，我的看法就是这样的，人类社会越往前走，它并不是说越靠近西方文化，或者越靠近东方文化，而是越来越把各民族好的东西，把它融合起来，应该走这样的一个方向。实际上也是这样，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的交流最后的结果，是各个民族好的东西，越来越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方向。

　　现场提问4：周先生您好，我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专业的学生，谢谢您的讲座。在第一部分您谈到了建设法治秩序的问题，以及尊重人的价值的问题，请问在我们中国的这种法制进程里，中国并不缺乏法律，缺乏的是怎样执法的问题，其实社会现象给了大家这样一种视觉感觉，就是我们政府，或者说执法人员，他在这个过程里，他的执法是出现了很多问题的，由此造成了对很多生命价值的漠视，比如说几年前很著名的孙志刚案件，我想在您看来，您觉得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官员，他们应该怎样的去平衡这种执法，还有尊重人的价值，怎么样去看待法治与人性的矛盾？

　　周国平：首先法律和法治，我觉得是两个概念。一个以人治为本位的社会，也有很多法律，有立法机关制定一些规则、一些法律，我想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么做的，但是这并不等于是一个法治社会。我对法治社会的理解，它有一个原则，为了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所有个人的自由，这是它的基础，也是出发点、原则。如果说你的法律是违背这个原则的，那这样的法律恰恰构成了对法治的一种威胁，一种相反的东西。

　　你举的例子实际上就有这个问题，孙志刚案件，收容条例，它作为一种法规，它实际上是违背个人自由的原则，所以实际上它不是法治的东西，它是法规，但是不是法治。通过这个事件，很多社会上的学者呼吁，最后立法机关把这个条例废除了。我们生活中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我们慢慢发现它是违背法治原则的，这些东西在慢慢废除，我们在逐渐这样的走，在慢慢进步。作为具体的行政机关来说怎么做，这就要看他的水平问题了，如果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他水平高，应该尽量的把那些违背法治的法规低调处理，因为他是其中的人没有办法，又不能废除它，应该这样来保持自己的一个立场。

　　现场提问5：您好，周老师，我曾经拜读过您的作品，很多都是很认同您的观点，今天很荣幸能够聆听您的思想。

　　我一直有一个困惑，可能这是一个很幼稚的问题，我们人类其实是很偶然诞生的一个生物，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人类究竟活着有什么意义？我们人类活着有没有一种终极的意义？为什么？我也对宇宙学、天文学感兴趣，也有了解，最前沿的科学家，宇宙学权威专家斯蒂芬霍金，地外智能生命体存在的可能性很大，有可能在外星球存在一种比人类更高智商的另外一种生命体，整个宇宙漫无边际，请问您对此有怎样的看法？您研究哲学的最终极目标是什么？谢谢。

　　周国平：这两个问题我都回答不了，所有的哲学家也都回答不了。其实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哲学存在的理由，这是永远的困惑。第一个问题，人类存在的意义，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个人人生的终极意义，这就是哲学要追问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哲学回答不了的，实际上所有的哲学家在终极这个问题上给不了答案，如果给你一个答案，往往这个答案是宗教的答案，他要向宗教求援。光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说，人类的终极存在意义你要找它的话，就要找到一个永恒存在的东西，这个东西要担保人类存在有永恒存在的意义，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哲学家们往往把它说成，就是给你答案的人，他们往往说宇宙是有一种精神本质的，宇宙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的宇宙，你刚才说宇宙是一个物质的宇宙，非常偶然在一个星球上产生了人类，然后必然又把它毁掉，这是物质的宇宙，自然科学的解释。

　　如果要否定这样的解释，就必须要找到一样东西，它是宇宙的永恒精神，否定了自然科学的解释，那么这个解释是什么呢？用柏拉图的话来是一个理念世界，用基督教来说就是有一个天国有一个上帝。只能找到这样的答案，否则你这个问题就是自然科学的问题，是一个悲观的答案。要不就是不给答案，我现在就是不给答案，我觉得两种可能都有，我不知道那一种是对的，我希望基督教、伯拉图的答案是对的，这样我觉得还有一点意思。

　　关于世界，霍金的宇宙学，我也看过一些，我们就不详细讲了，这是一个让人感到很迷盲的问题。实际上宇宙是没有界限的，是永恒的，在哲学上是这么看的。但是霍金给了一个解答，宇宙是有限的，它是有开端的，这个解答我觉得是一个自然科学家的回答，因为他说大爆炸把宇宙以前所有的信息全部吸收了，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以前是怎么一回事，以前就等于不存在，它有一个开端，这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回答。

　　现场提问6：周老师您好，您刚才说人性的高贵和尊严是根，但是现在中国不是知识分子的人还有很多，如果你要向农民解释人性的高贵和尊严，让他来提高自身的道德，你会如何向他解释？我是华南农业大学的学生。

　　周国平：其实很多没有文化的人，包括农民，他们对这个问题，自己已经有很朴素的理解，就是这个人不是人，但是人要像一个人，不能做不是人做的事情。

　　现场提问7：周教授您好，谢谢您的精采演讲和种种教诲。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同志，我想向你请教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我清楚的记得，毛泽东时代甚至于包括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十年动荡时期，中国也不存在所谓新的三座大山，政府公务员和企业职工看病是免费的，大学教育包括农林牧副渔，还有师范大学都是免费的，买房子也不贵。然而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引以为荣，但是相反，在朱镕基时代，我们国家什么都要钱。这一点我就不理解了，经济那么困难，看病不要钱，现在经济高度发达了，反而要钱了。我觉得中国社会的转型，朱镕基转坏了，不是转好了，这个问题请周教授能够给我指点一下。

　　周国平：我也认为近几年转型的过程中，像教育和医疗，完全转错了方向。教育和医疗，在任何国家它的主体都是一个公益事业，不能市场化、不能产业化。但是我们提出了产业化的口号，而且实际上也是这样做了，可是它又是一种畸形的产业化，实际上还是垄断的，医院和教育实际上是垄断的，它利用垄断的优势去产业化，必然是腐败。所以这两年教育和医疗问题，我认为正是最严重的，这种腐败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利益，所以也确实是我们最痛恨的。

　　现在因为医疗呼声实在太高了，开始解决这个问题。教育我觉得动的还不够，其实教育的问题也是非常多，教育怎么能产业化呢，现在开始在做这些事情，但是这已经是几年下来，形成了一个产业链了，现在要解决很困难。我是同意你的意见。

　　现场提问8：周老师您好。我想就您的演讲说两点我的看法，第一赞成你提出的对信仰的构建，大家都知道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宗法社会，是没有信仰的，我不认为中国即将有一个信仰重建的过程。第二，法治社会，在建立法治社会之前是如何促成人的道德问题，你刚才谈到我们要建立怎样的法治社会、建立市场经济，在这之前我个人认为，如果在道德层面没有一个更大的提高，即使建成法治社会，这个法治社会的法律并不是保护人的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是成为一个极端的暴力机关。

　　我的问题是，一直以来我很希望成为像您一样的学者，在我人生的转折之际，很不幸我的恩师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在中国做一名学者，或者要去做学问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们都是被体制化了的。当时，我几乎面临整个人，之前所建立东西的一个崩溃。老师说你们被体制化了，我就无法找到自己的去向，因为我不知道能否有这样一个做学问的，在中国能够进行下去，我很迷盲，希望能够得到老师的指点。谢谢。

　　周国平：第一个问题，其实信仰的问题，我说的重建信仰，并不是说在中国要倡导某一种宗教。中国是没有本土宗教的，佛教和基督教都是传入的，而且佛教从印度传入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宗教的内涵薄弱了一些。我具体就不说了。

　　我就说你最后一个问题吧，体制化，你的恩师怎么能这样对你说呢？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人，一个人被不被体制化，主动权在他自己，在体制内你也可以是一个边缘人物，你可以主动的边缘化。比如说我。

　　现场提问9：我慕名而来，我不想失望而归。我的问题三个层次，第一，我想您对人文精神和中国社会转型，用解题、析题模式来进行总结，使我们心里有一个底，像是写论文第一段的关键语。第二，我看过您写的自转，包括您的北大岁月那一段，我个人的感觉，像这样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转型他存在一个适应不适应的问题，就是所谓适应社会转型的知识分子和不适应社会转型的知识分子，和人文精神关系好像不大，因为在您那个岁月有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好像多的多，但是对社会转型无能为力，包括郭沫若，您是否适应社会转型，或者您认为作为知识分子怎样适应社会转型？像于丹这样适应的，可能是一个知道分子。您觉得这样的知识分子怎么样？最后一个层次的问题，关于文化复兴，或者是文艺复兴的问题，现在讲的镀金运动，或者是汉服运动，这样的文艺复兴会对中国社会转型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谢谢。

　　周国平：我觉得跟恢复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关系，那是在做秀，做中国传统文化的秀。

　　知识分子和社会转型的关系，怎么样一个态度，我觉得这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我不是从每个个体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我是从整个社会的转型和人文精神的关系，那么个人对这个转型是顺应，还是不顺应，我想顺应社会转型是有不同方式的，这就体现了个人的一种追求、个人的一种品位，这很难有一个一律的做法。如果说到知识分子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我想如果真正是有自觉承担自己责任的觉悟，其实他可以做很多事情，包括文化的重建，我今天没有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多了，我就不讲了。

　　最后我说一说你最后一个要求 ，概括一下我的命题。我是这样想的，中国社会转型我们目前主要还是一个经济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做的最着力的一件事。但是，为了能够完成这个转型，我认为必须，第一，在尊重生命价值的基础上，从人治向法治这样一种秩序的转型，要完成这样一种秩序的转型。法治的社会秩序，它的思想基础，就是对每一个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这是第一点，要完成这样的转型。第二，要完成从意识形态向个人信仰的转型，我们以前和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秩序是人治，和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人这种精神生活是意识形态，现在应该完成从意识形态向个人信仰转变这样一种转型，就是把信仰变成每一个个人的寻求，而不是一种统一的要求，要完成这样的转型。

　　这是我今天讲的主要内容。其实还有第三点，在尊重头脑的基础上，完成我们的任务，从实用型的文化向创造性文化的转型，我今天没有说，我就这样表述吧。

　　主持人：好，最后一个问题。

　　现场提问10：周老师您好！我是华南农业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很高兴今天能够听到您的演讲。刚才您提到信仰的问题，讲到中国是没有本土的宗教，我想您看儒家文化，其实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意识当中，您认为不认为儒家文化它是一种宗教？有儒教的说法，还有那么道家算不算中国的本土宗教呢？信仰的缺失问题，中国有信佛、信道教等不同的人，这是很实用的，你信仰它是对它有所求，而西方似乎比较灵空一些，中国人就是比较务实一些，但是为什么我们这种务实的信仰，却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传承呢？谢谢。

　　周国平：我是认为儒家和道家都不成其为宗教，还没有达到宗教这样的一个水平。儒家基本上是一个文明、是一个道德，我对宗教的定义，它是解决终极问题的，不解决终极问题就不算宗教，灵魂所追问的那些终极问题才是宗教，儒家不解决终极问题，是解决社会伦理问题，孔子说生的道理还没有说明白，怎么还想死的问题。道家我也不认为是一种宗教，老子、庄子，尤其是在庄子那里，是带有审美的人生哲学，它也是没有给你解决终积问题，他是把终极问题回避掉、模糊掉，不追问它。到后来道教，中国是有道教，但是我认为是一种迷信了，因为它是想让肉体不朽，真正的宗教是灵魂的问题，但是道教它是炼丹，练各种功夫，做到长生不老，这应该说是一种迷信，而不是一种宗教了。

　　主持人：我知道还有很多同志要提问，所以我只好阻止你了，可以单独再请教。周老师的课讲的怎么样，我再做更多的评价，也是多余了，刚才会场气氛的热烈，大家的掌声和提问，已经做了很好的回答。

　　我们最后以热烈的掌声对周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我们的广州讲坛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编辑：徐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