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的震荡—间接反思改革

中国社会转型所导致的严重贫富分化——间接反思改革开放 
中国社会转型的震荡
——从转型社会震荡出的社会分化谈起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能的时代，也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也是一个黑暗的季节；我们的前途有着一切，我们的前途一无所有；我们在一直走向天堂，我们在一直迈向地狱。                                                                             ——狄更斯
狄更斯的这几句话，说尽了一切想说的，也表达了所有期望表达的。同所有的文学作品、新闻报道一样，这些感性的认知合着震撼人心的描述往往将我们拖进彷徨、困惑、苦闷甚至是绝望的深渊。“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或许从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这样的社会现象是无关痛痒的，但对于身处其中、经历着所有的不公、不正、不平来讲的我们，却是无论如何不能等闲视之的。无论是一掷千金的豪奢鄙视着锱铢必较的贫穷，无论是盛誉加身的骄傲俾睨着尊严剥尽的仓皇，无论是父贵子荣的安稳还是代际困窘的挣扎，都让身处其中的我们步步惊心。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处在这落差巨大的风口浪尖，唯恐有朝一日我们自身也轮入万劫不复的凄惨，更因为，我们迷失在这混乱、疯狂、而又繁荣、现代的扭曲，不得其解。心痛是必须的，这是一种敏感的悲情，我们这个时代的必需；然而仅仅是心痛确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动用理性的思维，去努力探寻这人哭鬼叫、天堂与地狱同生的背后的逻辑，这样才能有可能填平我们自掘的墓穴，以避免自作孽的不归路。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早已经融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运转体制。摆脱了闭关锁国的落后，在我们刚刚窃喜尝到了改革的甜头的时候，我们似乎又陷入了另一个无法自控的怪圈。为了适应全球化进程，我们致力于推及政府机构改革和法制建设，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来推进改革和相关的政府职能的转变，努力地适应着新的游戏规则，同时也承受着因此而出现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无论是宏观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社会资源占有状况的差异或是政府与公众关系模式的演变，也无论是微观上的失业问题加剧、居民收入的扩大以及劳资矛盾的新突现，都提醒我们，要想看清楚中国社会出现如此大的贫富差距，就必须搞清楚在世界范围中，中国的不平等现象所具有的同其他国家的相似和相异之处。有了这样的宏观视角，才能避免我们的分析、讨论陷入狭隘、短视的胡同，才能使我们更清晰的透视现象背后的或机制、或文化、或先天性的缺失。如此，当我们想着手改善这种状况时，才不致事倍功半甚至是功亏一篑。
笔者曾经在中国中西部进行系列社会调查的时候，对比在东部，特别是沿海城市走访的情景，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
笔者在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北、湖南、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村进行调查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荒凉、清幽，但是异常畅怀的场景，那是心对心的交流而毫无戒备，是一种岁月残余后的慰藉而成为城市的后花园（马伟茗、杨杰，2006），但是也算一种生命的坎坷锤炼，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车水马龙，没有防盗冷漠，只有云贵高原的胸襟，只有巴蜀大地的海量，只有湘鄂地区的热情，如同红火的辣椒一样，只有晋冀的风采，或许是残余，因为那是“逝去的它者”。（马伟茗，2005）
笔者也在神秘的西藏高原进行发展社会学的原生态研究，或许那是神秘的启迪和淀恋，希图得到心灵和灵魂的回归，远离那喧嚣的世界而走向发展社会学的原生态，但是雪域高原上的皑皑白雪早已随着城市化、现代化和工业化而融化，那神秘也就成为其铁蹄下的一个工具。拉萨到处洋溢着改革的气息，尽管那“改革之风”早已开始吹起。
笔者在青海、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进行走访的时候，看见的是一种心灵的震撼，危及的生存状态几乎是一种原始的再现。为了生存在进行一种冲刺，或者说是一种考验，但是笔者觉得那是一种“经历”。
当笔者“有幸”走到改革的前锋——深圳、广东佛山一带进行调查的时候，来到改革的成功典范，走到北京，看到现代化的大都市下的生灵时，才发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那是一种特别的激动。走到香港，领略了资本主义下的社会状况，那时一种振奋。太多的感受交织在一起，走向狄更斯笔下的“欲罢不能”。
提笔难言，言之不详，贫富悬殊，地区差异，社会分化，阶层屹然，“以史为镜”，是朗朗乾坤，歌舞升平，还是回光返照，尾大不掉？笔者才疏学浅，孤陋寡闻，秉笔难书，恐胡言乱语而混淆视听，又恐知情不言而愧憾终生，今面对社会事实，结合几年来的辛苦调查，认真学习孙立平老师的系列书籍，从《断裂》走到《失衡》，从《现代化与社会转型》走到《博弈》，在应星老师的指导下更加清醒了发展社会学的研究理论及思想，笔者只想“胡言乱语”而得到事实的展述。
一·转型理论中造成不平等的独特机制：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对“发展社会学”词条的定义为：“研究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社会学分支学科。”[1]
孙立平老师在《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中写道：“发展社会学以研究社会发展为己任。对眼花缭乱的变局事先预测和事后解读。”
韦伯斯特在《发展社会学》的序言中写道：“发展社会学不应当仅仅被看成是关于第三世界的社会学。发展研究者首先要接触到的是一般性的题目，包括：1·明白该国在世界社会经济中所有的位置；2·使人们认识到不同社会在经济和文化上所具有的特殊性，在灌输思想的同时，要重视其本身特点对发展的影响；3·必须研究文化与经济这两个方面对社会发展的影响；4·考察社会变迁理论是如何影响政府，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政府的发展计划的。”
王义祥在1995年《发展社会学》前言写道：“如果说，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发展和职能规律的一门学科，那么发展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迁过程。”
总而言之，发展社会学就是以国家社会、文化以及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探讨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模式、战略、方针和途径。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寻找人类社会变迁和发展的一般规律。
孙立平老师指出，发展社会学有两个主要的学术传统，形成两个学术流派。一个是主要面对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现代化理论（theories of modernization）,另一个是主要面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以及后来的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理论（theories of development）。（具体的笔者就不在次赘述）
社会不平等现象其实在不同的社会类型中都有存在，只是体现为不同的逻辑。孙立平老师在其《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中指出，有关西方社会的不平等的理论解释，占据支配地位的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在制度常场面则体现为自由市场以及所提供的自由竞争的机会结构。而在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则出现了诸如库兹涅兹的倒“U”型曲线等更为复杂的理论解释。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情况显然是不同的。中国从属于包括苏联、中欧、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转型国家，遵循的是另外一种全然不同的逻辑。跟上述国家相同的是，再分配的经济体制和对资源的高度垄断，使得社会形成了国家控制一切的总体性社会体制。而当改革开始、转型深入时，总体性社会体制的不断弱化和解体，便使市民社会形成和社会重建的主题相伴而生。对此，新制度主义曾经提出，市场和再分配其实都能导致社会的不公平，也都能在某种程度上弥合这种不公，看是处在怎样的社会制度下。但不管怎么样，承认二者的相互消长是该学派的主旨。
而中国的社会制度，从路径依赖的角度上说，是有着极为独特之处的。它最初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便跟西方现代化社会有了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社会结构的差异。纵使是跟同一个阵营中的国家转型相比，因为没有遭遇政权的变动，而是自始至终保持政权连续性前提下的“渐进式变革”，那么转型时期便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而对转型时期的不平等机制的解释，便也超越了“市场”与“再分配”作用方向相反的结论，有了新的思考角度和视角。
孙立平老师便曾经提出新的假设说，在中国这两种体制的作用力方向是一致的，二者的“齐心协力”造就了中国更甚于他国的社会不平等。同时，也因为政权不曾发生更迭，我们的转型过程便也贯穿着不间断的意识形态的争论。从改革初期关于市场经济合法性的争论、股份制的争论到今天私有化问题的争论，我们的市场转型便凭空多出了一种独特地成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便将新的改革措施或市场因素纳入到原有的意识形态当中，在官方的正是话语中，我们提出了“不争论”，在非正式话语中是“打左灯向右转”，而在民间更是务实的“只做不说”。这些，便导致了对中国的不平等问题的考察，我们不能像对某些转型国家的研究那样，将重点放在对正式制度的程序以及官方意识形态的描述上，相反应该更加注重对非正式运作的关注。
而在更广远的、更现代的对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异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我们惊讶的发现竟然是同现代性紧密相连的。社会主义运动不是与现代性毫不相关的，恰恰相反，社会主义运动是对现代性的一种独特反映，作为文明的一种形态，它用新的框架组合了诸多的现代性因素。如果我们将共产主义看作是一种独特文明，那么转型就是整个文明迈向现代文明的独特之路。[2]当我们如此定义现代和如此看待和定义我们的发展轨迹时，才会明了发生在当今中国社会的独特而又不独特的现象，并一种清晰的超拔视角从这一高度俯瞰一切的不公。当这样的框架被确定后，我们再用显微镜来透视内部的一切时，才不至于有失偏颇。
二·在现代化因素分析下的中国社会：
对于中国社会的变迁和现状，有多种解释角度，而其中从构成现代化主要因素的角度来看待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不失为一种新颖的、强有力的、清晰的视角。换言之，既然我们已经明确现代化的七大主要因素（经济增长、收入平等、政治稳定、政治民主化、社会分化、社会整合、城市化）（孙立平.1990）的排列组合的差异及各因素之间的关系的性质是导致不同国家呈现出迥异的社会特征的原因，那么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中国自改革开放至今的一系列变化的主要视角便是值得借鉴的。
1·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
许多社会学家将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将结构分化的形态作为观察和描述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前，中国社会处在国家控制一切的总体性社会结构中，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既是解决当时的总体性危机、继而进行工业化、实现富国强兵的现实秩序所需，也同时使得一个相对独立的、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的社会不复存在。但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社会已经逐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与国家相并列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3]这便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而其基本形式之一便是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这样的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型社会的转变，以体制改革为根本动因，经历了“自由流动资源”的出现、社会资源的组织与分配方式的变革以及多种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的发育过程，引领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其最显著的表现便是农村工业化的迅速兴起和蓬勃发展导致的农村原来同质均等的社会结构发生剧烈的分化，新的角色群体和组织大量涌现以及城市社会结构从体制边缘向体制中心的分化。
社会的不平等便也发生在这分化的不和谐中[4]，首先是社会结构从等级性分化到团块石分化的转变是的决定社会成员地位与利益差异的原等级要素同个人所在单位同社区发展状况、个人所属职业类别和部门等集团性要素的力量此消彼长的转变。其次，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系统、不同社会群体间在分化速度和分化程度上的巨大差异是造成社会各个层次、各个领域不平等现象的动因。这种不平衡分化同时也导致整个社会原相似同构的社会结构多样化，以及高度整合的三大结构，即收入、权利与职业声望结构的错位，社会成员的各类社会位置间的整合程度也因而大大降低。再其次，由于现阶段我国的社会分化主要是体制变革的结果，而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与调整，从而社会结构分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利益分化，政治因素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利益分化的作用大于功能分化的作用，便是得扩大社会不平等大于增加异质性，改革后中国社会分化种利益作用使得结构的纵向分化快于横向分化。而与此同时，从传统社会的先赋性整合（以血缘、地缘为基础）、改革前的行政性社会整合到契约性社会整合，都没能有效地解决社会分化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相反，[5]因为目前的社会整合明显滞后于社会分化过程，将导致社会生活的种种紊乱；不同性质社会整合形式之间既存在互补的关系，也存在着矛盾；新的社会整合形式与国家层次的政治整合之间如何接轨，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2·社会关系的变迁：
在1949年之前，中国社会中稀缺资源的配置制度是的人际关系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而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再分配经济体制取代了过去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配置制度。而新的资源配置制度将很大程昱影响甚至是决定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的特征。不过孙立平老师在理解克恩豪塞以及弗里德里希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呈现“原子化”状态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所谓的“原子化”一方面揭示了社会联系的薄弱，即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也同时出现了一种庇护关系网络的产生和存在。这种关系网络将个人的忠诚、制度角色的履行与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体现了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之间的纵向关系。这种关系同个人之间的工具性的横向私人关系共同构成了再分配体制里中国社会关系的基本轮廓。
在这里我们更关心的是改革的过程中，是什么成了“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这里的关系指的是工具主义人际关系。[6]文化大革命后经济主义话语形成，使得刚刚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备感疲倦的人们把经济条件的改善当成了优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这种话语正在同“落后就要挨打”的官方话语相结合，给话语本身赋予了极强的支配力量。这也便使得关系的运用和人们对其的追求构成了加剧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助推器。
三·静态微观视角下的中国社会：
以上，我们着重综述了改革后十五年之前的中国社会的一系列的社会结构特征和运作逻辑。而这并不构成发展意义上的关键时期。真正应该纳入到社会学家的研究视野并能对社会不平等现状有明晰展示、对存在于背后的逻辑有详细解说的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孙立平，2005）。对于这一历史时间点的特殊性，已有学者专门做出论述，在此不再赘述。我们关心的是，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哪些新的惹人不解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分层状况有了哪些新的特征；精英集团是怎样凝聚成现今的状况；所谓的底层弱势群体的定义涵盖了哪些不如人的无奈和摆脱不得的制度形塑；我们的社会文化和道德水准何以总是给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慨……当我们能够清晰的解说这些问题，那么对中国社会不平等的语词以及形成的原因便会有相当的了解了。下面笔者就其中的问题作以综述：
1·迈入新的时代：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跨越，数字上仅仅是十年之隔，然而在社会上却足以形成根本性的变革，其中所造成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人目不暇接。常听得老一辈的人指责年轻人的过度奢侈，花钱买些无用的、转瞬即逝的东西，或者能看到他们浑浊的眼光流露着迷惑，面对着光怪陆离的现代，他们的跟进明显的力不从心。然而，又何止是他们，连成为新新人类的群体都会不期然的升起浓浓的失落和伤心，为着干也赶不上的时尚和潮流。这反映在恩格尔系数上，便是耐用消费品对生活必需品的空间挤占和地位篡夺。与之相伴相生的，便是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系列重大的变化。消费已近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成为经济生活的引领。而与此消费模式相关的一系列的制度和结构因素的支撑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正像有些学者描述的那样，我们已经成为了“大众社会的时尚迷狂”（方文.2003）
笔者在这里用消费群体对品牌商品的消费来说明一下消费模式的转变和消费差距，也涉及消费群体在消费中的分层。
我们当下的时代——消费被抬升到至高无上地位的时代，品牌承载的不仅仅是企业产品，对于生产者而言，对消费的管理以及对大众消费需求的营造，成为诸多生产者的运作逻辑；而对于消费者而言，它则是一种消费方向的引导，消费能力的认可和在更深远意义上的不同阶层的差异状态表达。
按常理，品牌，应该呈现的是“物价等值”甚至是“物美价廉”，因为这是其被大众认可，并成为品牌的途径。但在实际生活中，这样的一个逻辑被反向颠覆。品牌的制造被提到了首位，通过其来引发大众的欲望和需求，进而形成了“品牌”是太阳，“消费者”是地球的奇观。经常会听到这样的疑问场景：
“这件白色的小上衣就要三百多？！不就是棉线的两片缝起来的嘛……”
“拜托，你没看这是ONLY的嘛……”
品牌的实际价值时刻都遭受着质疑，但对品牌的追逐却也一刻未曾停止。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传媒业如此发达的今天，对产品的广告宣传，包装得比重日益上升，在打造品牌甚至是名牌的过程中，地位举重若轻。“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竞争环境迫使生产者制度性的去制造需求，满足需求，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对品牌的塑造。因此，当某一品牌被成功推出的前提是宣传消费的大幅度增加时，品牌的价格远远高于实存价值也就不足为奇了。
或许，并不是所有的品牌都关联着泛滥与失控，但当品牌这个词语出现在现代性的身旁时，向“名牌”的倾斜，向离谱的价格展示价值的倾斜已经成了一种必然。因此，品牌所涉及到的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话语也不是显现出来的轻松。当品牌的存在成了一种必然，品牌文化成了一种必须，当品牌的价格与价值的严重不对等成为了一种合理，追逐品牌的消费者便陷入了一种困境，是对品牌“恋恋追逐”，欲罢不能的痴迷和囊中羞涩的矛盾，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畸形文化也流毒于世。这其中，从农村步入城市的群体感受颇深。
农村，是一个无品牌的领域，而农民，也很少存在品牌意识。对于他们来讲，实用是最大的实际，“说那些臭氧层有什么用”。品牌的符号价值在从城市走向农村的路途中被剥蚀，在到达农民眼前之时便和普通的商品一起，被陈列上架，平等待选。但，如今的城乡二元对立正在冰消雪释，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入城中，越来越多的城市文化也随着农民的城乡徘徊而深入到农村。农民们突然觉察到了一直存在于旁观者眼中的自身的“土气”和“老气”。当这种认知内化为农民自身的感受时，对城市文化的向往和模拟便开始上演。农民的孩子考入城市里的大学，感受到的，是迷茫，震惊和效仿的欲望。穿着要时尚，用的东西要有品位，用的东西要是品牌，这一切都挤榨着本就干瘪的钱包。而不为所动，特立独行又是如此困难。于是，相对的贫穷成了致命的弱点。农村孩子们在陌生的环境感受着陌生的文化，陌生的风情，陌生的狂乱，陌生的悸动。一种改变自身，接近品牌的愿望促使着他们向金钱低头，向现实俯首，向差距挑战……而挑战的方式却是如此的不堪：“卖淫嫖娼进入象牙塔，三教九流云聚博雅园”的悲哀在不同的大学舞台同时上演（马伟茗，2003）。因为，品牌的“常维新”阻止了他们一点一滴积聚财富的愿望，他们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来满足这样的需求。恶性循环的品牌怪圈像脱离父母的顽童不再接受他们自身制造者的驯服和控制，于是，一切都开始失控。
当我们静下心来，反思这本不该出现的狂乱与疯颠时，品牌，牵连出的不仅仅是商品，是价值，更多的是他的制造主体的行动逻辑，是隐藏在其后的消费时代的到来和发展口号下的不公正。品牌的制造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品牌汽车，品牌貂皮大衣，品牌羊绒毛衣，这些对品牌的消费欲望，是建立在不可再生资源的迅速消耗和珍惜动植物数量急剧锐减的血泪基础上。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享受这样的品牌消费时，品牌的引导和消费，事实上是为了满足少部分人的奢侈欲望而使大多数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而正常的需要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是同为生物的其他种群的生存空间被挤占，被压缩，被侵略直至灭绝。
面对着这失控的时代，失控的场景，失控的欲求和失控的人们，我们是否该反思我们的初衷，难道就是寻求这样人与自然的双输？我们是否该将对金钱的贪欲，对权力的饥渴这所谓的人性固有的原罪加以限制和约束？我们是否该看到对资源享用的极度不公平，对后果承担的恶性转嫁会造成怎样的怨恨心态和社会不稳？
笔者通过这样的品牌消费描绘，我们可以看到消费方式的转变，而与此同时所产生的是一种社会角色认同和社会地位的获取。
在这样的时代，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支撑而形成的固定的中产阶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自身创造财富的知识和技能，他们的欲望和需求，成为国家和社会追逐的焦点，这便形成了大众时代的孕育成熟，意味着社会关系、社会生产方式的结构性转型。
当然，对中国来说，中产阶级的孕育和成熟是我们期盼的前景，事实则与此多有出入。更确切的说，我们的社会其实是明显的两极社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社会出现与资本主义相类似的符号消费。一方面是中国正在逐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全球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消费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我们曾经提到过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现代性上的殊途同归。转型阶段变成了社会主义文明迈入现代化的独特之路。因此，这新出现的消费结构的变化，变成了迈入关键十年期的最显著的特征。
2·两极社会的忧思：
近年来，通过中西方对比的比较性研究，不少专家学者甚至是中国的国家（这里的国家指的是政府机构，而非通常所说的民族国家）高层都期望中国的社会能呈现橄榄形的社会，以便能有中产阶级作为缓冲来消弭潜在的社会不安和动荡。但事实不无遗憾的告诉我们，我们的社会中产阶级远远未成气候，而且可以预见在现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下，他的成熟举步维艰。我们的社会，正如孙立平老师所说的，是“资源急剧背景下的两极社会”。在改革初期的“平等化效应”时期，我们曾经欣慰的并充满期望的憧憬着“步入小康，共同富裕”的和谐蓝图，但当转型期让拥有优势资源的群体能够捷足先登的占有更多的资源时，群体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来越大，资源逐渐向社会的两极积聚，其中出现的隔阂和空档令人揪心。
笔者认为，在当前中国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并未形成。较之1978年以前，社会底层和社会上层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一点，从连年增长的基尼系数可以看出（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严重超过国际警戒线，达到0.5）。中国仍然处于传统社会的社会分层结构，即金字塔形。极小规模的上层在财富，权力，声望（或者说在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方面）占有垄断地位，而极大规模贫困者，无权者（拥有极少量甚至没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构成了社会底层。
对此，孙立平老师曾指称为“失衡、断裂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的不同部分几乎是出完全不同时代的发展水平，它们之间也就无法形成整体性的社会。一方面，数量不多却占有者几乎绝大部分资源的“富人”阶层出现，而另一方面，城市中的失业者却流离失所、挣扎在生存的边缘。这样的巨大落差会导致的社会问题不言自明。
在《经济视点》2006年第一期中的文章中指出的，贫富分化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一方面便是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有可能危及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2003年以来，我国有数为亿万富翁倒在血泊中：山西富翁李海仓被杀；浙江温州富豪周祖豹被杀；甘肃地产大亨刘恩谦被杀；四川明达公司董事长葛军明被杀……一时间，仇富成了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许多专家和公众认为，当前国人强烈的仇富心理，是由贫富差异过大导致的。这是由于，巨大的贫富悬殊，巨大的心理落差，足以摧毁国人原有的价值体系，随之带来的将是震撼、羡慕、嫉妒、不满甚至是仇恨。究竟是“仇富还是仇为富不仁”？这是断裂社会的预警和悲哀。
在笔者看来，对贫富分化现状产生的原因分析，不仅要从中国在更大的全球化的定位中寻求广阔的视角和开明的眼光，而且在探讨该问题时，必须去触动我们曾被视为禁区的思维死角。改革开放究竟利大弊大？这条道路的坚持前行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我们现在应该采取哪些补救措施来走出真正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这个世界越来越朝着我们曾经鄙视的社会状态前进，更糟糕的是，我们曾经具备的传统文化中的优良美德在被彻底糟蹋和遗弃后，剩余的国民劣根性对这种状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一种莫大的讽刺。而这个社会的正气也在日益消弭，扩散开来的那种专注于个人安康闲逸的社会责任感的淡漠也在滑向自私、自利的冰冷。我们不会感恩，不会将目光投注于公共利益的营造和维护，而是完全溺毙在享受、理所当然的可怕怪圈。如此的状态，贫富差距的任何措施都会在这层社会道德的箭阵中灭亡。
而社会边缘地带的凋敝，尤其是农村和小城镇的衰颓也拉向了两极社会的警钟。中国的民众曾被贬称为是“顺民”，尤其是曾经有描述中国农民的话叫“有粥喝不怕稀”，这虽是农民自身的悲哀，却是国家的万幸。而今，这个忍耐力、坚韧度极强的群体也开始了对社会现实的反抗，被对立极的人冠之以“刁民”。试想，如果不是生活已经到了无奈的地步，他们会如此吗？那些指责农民“吃着肉骂娘”的人可曾想过，农民的收入怎能应付来自各方伸来的剥削的手？他们生不起病，供不得大学生，他们的生存底线已经被压到低的不能再低，却还要面对来自另一极的嘲讽和对自尊的践踏！这样的两极敌视如果不能得到改善的话，积聚的能量中将会造成玉石俱焚的结局，后果不堪设想。
3·精英集团的天堂：
有关精英的转换过程，已经有精英再生产理论和精英循环理论的经验性研究。所谓的精英，是指那些具有特殊才能、在某一方面或某一活动领域具有杰出能力的成员。（王思斌.2003）帕森斯的精英循环理论认为在划分同志精英和非统治精英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社会流动和职业开放能避免由于精英称号与能力之间的不平衡造成的精英衰败。那么便会使社会秩序混乱、国家和社会失衡，并导致社会堕落；或者造成新的精英用暴力颓然过时的、无能的统治者精英。
而撒列尼等人的精英循环理论则指出，在苏联、东欧、中欧等在社会转型期出现整体的不连续性现象的国家，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即是相互独立的，又是可以互相转换的。由于市场转型与政权的更迭同时进行，就大大削弱了过去的权力资本操纵其他类型资本的能力。但是在中国，由于转型期政权的连续性，情况又有着独有的特征。由于经济体制又再分配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没有同时伴随着政权的更迭，因而政治资本的强势地位并没有受到剥削。[7]在此基础上，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精英的形成过程，就表现为，并不是不同类型之间的精英的转换，而是在过去十几年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经营集团。
这个集团的原初资本是他们自己和父辈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权力。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它们都是捷足先登者。所谓的“不落空”现象即由此而来。不落空的几次高潮（20世70年代末的高考、20世纪80年代初的出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官倒”、20世纪80年代末的第三梯队、20世纪90年代初的下海，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买文凭”），成为他们总体性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总体性资本过多的垄断资源，也加剧了社会两极化的发展。[8]与此同时，我们的国家自主性在明显下降。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明显的向富人倾斜，而不是向穷人倾斜；社会中的强势群体（民间的经济力量、重要的垄断部门）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公共政策的制定开始受这个因素的影响。这就使得经营集团成了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资源占有阶层，以至于每当提起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人们便会想起腐败，非法收入等让人深恶痛绝的现象，而也往往会将这些现象的发起者归咎为这一精英阶层的杰作。精英集团同垄断、同腐败、同资源积聚的如此暧昧的关系，也就无怪乎社会其他阶层对此颇有微词了。
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配置机制的多元化，存在合理合法机制和不合理不合法机制，同时资源的配置机制一定会影响人们的基层地位，笔者认为通过非法获取资源和机会的向上流动，在这种不合理不合法的机制下，不但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而且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风气，正如王汉生教授所说：“如果否认这一点，那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过程之中，笔者承认这种不合理不合法的机制，这种通过非法取得资源和机会向上流动的方式会随着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完成而结束，但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状况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笔者认为，邓小平的“蛋糕做大理论”导致了中国改革发展和社会转型的震荡。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发展，国家GDP以每年8个百分点的速度迅速上升，表面上看来这是改革和发展取得的伟大成绩，那么在改革和发展取得成绩的过程之中，哪个阶层是利益受损阶层，哪个阶层又是利益既得阶层，这是很明显的。笔者定义下的社会底层恰恰就是利益受损阶层，而这个阶层占了全国总人数的81.3%，这也是可以想见的。那到底利益究竟落在了哪个阶层，答案呼之欲出。但是有的学者认为说，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之中，社会各阶层的福利都能够得到绝对的增长，根据笔者的调查，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福利却没有增长，特别是前者的福利反而下降，这是发人深省的、值得研究的。
笔者一直认为，中国仍然处于传统社会的社会分层结构，即金字塔形。极小规模的上层阶级在财富，权力，声望（或者说在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方面）占有垄断地位，而极大规模贫困者，无权者（拥有极少量甚至没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构成了社会底层。从陆学艺老先生对中国社会十大阶层的划分及其方法，我们可以看出，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拥有很少量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但这个群体占了全国总人数的12%。产业工人阶层拥有很少量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当然这个群体包含了一个新生的弱势群体——城乡畸形人群体（马伟茗，2003）。产业工人阶层这个群体占了全国总人数的22.6%。农业劳动者阶层拥有很少量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而这个群体占了全国总人数的44%。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几乎没有任何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这个群体也占了全国总人数的3.1%，这四个阶层共占全国总人数的81.7%（3.1%+44%+22.6%+12%），从这四个群体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同质性，那就是拥有极少量的上述三种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而在当今中国，这三种资源的拥有量决定了其在社会的地位，声望和政治权力，包括经济利益。
4·底层社会的哀伤：
对于社会相对于精英集团的另一极，或以群体之名冠称为“弱势”，或以财富占有上说成是“贫困人口”，或以地位而论名之以“下层”。无论是力量上的界定，还是地位上的衡量，不能更改的基本事实便是：他们曾经为改革、为开放、为国家的整体性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现今处于恶劣的生存状态，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也处于无权的、失语的状态。从群体构成的角度看，主要有以下几部分组成：
A贫困的农民：原本寄希望于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从而实现农村的城镇化的计策落空，因为到20世纪90中期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不在，而原本存在的巨大弊端却在此展现。农民的实际收入下降，城市居民的收入却不断提高，造成的城乡差距扩大的鸿沟无法轻易弥补。加之在中国“入世”的境况下，国内大部分农副产品价格远远高于国际市场，农民增收更是难上加难。
笔者认为农村社区的发展无疑是应该从农村经济，既增加家庭收入入手，只有经济基础的顺利解决，才可能走出一条解决农村和区发展瓶颈的新路子，即构建和谐农村社区。增加农业收入早已经在中国占有了庞大的口号市场，但伴随着时间推移和农村困境凸现，增加农业收入是一个重要而无人敢提的口号。因为农业越来越难以增收，产量提高，技术提高，减免税收，农业补贴，生态农业，种种方法都几乎已经穷尽。许多人转向研究别的问题而退出了该领域。
在1978年到2001年的23年时间内，全国人均GDP由379元增加到7517元。按可比价格计算的GDP年递增率达到80.5%。这样长期高速的经济增长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也由134元增及到2366元。23年期间，农村居民个人收入水平年递增率达到7.28%，比城市增长率高。
毋庸置疑，这23年中，农民收入增加并非全来自于农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短短七年时间，粮食生产便出现“三难”现象，即卖粮难，储粮难，运粮难。（杜润生，2003）这种情况下，国家粮食连续三次补贴，形成“天花板上的粮食价格”（温铁军，2002）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业进入了另一种状态，由高速增长到停止增长。农业结构不断变化也无济于事。（杨万江，2003）但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弱质性及其满足社会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重要性，决定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应是出于重压下的基础地位，而应出于保护地位。（徐祥临，2001）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改革开放后的几年内，再加上优良杂交水稻的推广，中国粮食亩产大幅度上涨，水稻亩产由500——600斤迅猛上升到亩产1000斤——1200斤。小麦由亩产300——400斤上升到亩产600——800斤。这种增长的速度是惊人的。但是紧接后来的粮食填饱了肚皮，生于丰富粮食在市场上卖不到一个好价钱。国家为了保障农民的信心和农村稳定，曾三次由国家宏观调控提升粮食价格，保证农业上的积极性。加入WTO后，政府补贴没有了。1997年，北京在农贸市场优质大米1.5元/斤，到了1998年就降低到了1.2元/斤。为了继续提高产量，农业开始大量施用化肥，农药；为了增加农业收入，农业开始向多种经营，生态经营转变，但是市场体制的畸形，导致了转型时农业仍然靠农药，化肥维持产量，保证收入。农民在农业无望之际，开始把目光投向务工行业，于是大量土地撂荒。
而那依靠土地生存的人们，特别是那些缺乏劳动力的家庭很快走向了贫困的生存环境，于是农村中的贫困农民数量在真实中是可观的。
B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农民工是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弱势群体。虽然他们的打工收入确实是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增加，而且对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同时，他们也是以一种不平等的社会身分、以一种外来人的角色尴尬的处市。城市不是他们的根，城市也容不下他们的立足，但因为工作关系，他们却必须拖家带口的安顿在城市。他们的基本权利经常得不到保障，境遇困窘非常。
笔者一直把这个群体定义为“城乡畸形人”，即就是指那些出生在农村社区，接受乡村文化熏陶，在职业素质和教育文化方面落后于城市人群，但是由于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为了生存和生活而走到城市进行务工的群体，但是由于本身的限制而只能在城市里做那些苦累脏得劳动，由于这个群体往返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在城市处于边缘弱势，在农村又处于中心强势，地位的反复巨变，造就了他们的畸形心态和畸形言谈举止。（马伟茗，2003）
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全国经济发展和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形势的出现，作为劳动中的特殊群体之一，他们在改革开放飞速推进，经济建设被摆在首要位置，发展成了压倒性语境下，伴随着风险的利益、经济诱导，中国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贫富悬殊，基尼系数步步升高，而贫穷与落后也推动了社会流动。也是在这个背景下，独具中国特色的民工潮开始在神州大地上奔腾涌起。一向安土重迁的中国农民卷起铺盖，打起行囊，带着几多憧憬，几多希望，离开世世代代生活的故乡，离开那块贫瘠而又令人眷恋的土地，踏上了进城打工的征程。到沿海去，到南方去，到城镇去，到能实现自己梦想的地方去。于是，在中国的版图上，出现了这样一种候鸟群。他们带着对财富的渴望和对经济增长的呼唤，在城乡间迁徙。于是，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这样一个流动大军 —— 移民群体，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因为这一群体的动态发展和静态结构不仅关系到社会流动，社会分层，关系到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当这一群体规模的扩大没有相应的政策措施和组织引导时，会直接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不容小觑。
Ｃ城市里已下岗失业为主题的贫困阶层：用孙立平老师的概念看，失业是人类自己制造的荒谬。“不管是失业者还是就业者，都不能用符合人性的方式享受人类进步所带来的成果。”[9]确实，已下岗人员为主体的新的贫困阶层的出现，是国企改革后出现的困扰中国社会的严重问题。相对来讲，这个群体的人员比农民还不具有生存的保障，所经历的社会心理落差和实际落差更大。
如何从制度安排，政策制定，福利保障等等措施的采取方面改善这些群体的生存状况，是解决不平等状况的重中之重。
5·遗失的“人心”：
同上述现象相关的，也是更深层次的变化便是道德的陷落。说守旧情怀也好，说消极意义也罢，当我们历史传承的传统美德日益被丢弃时，那些从西方舶来的“竞争意识”，“独立意识”，“个人权利维护意识”并不能填补我们心灵的空虚。
笔者下面以乡村教育为例来展现一个“人心”遗失的现状：很明显，在中国现目前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城市的辐射作用不可低估，越靠近城市的人民收入普遍高于远离城市的人民。同时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与教育质量是正相关。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越是靠近城市的学校，其教育质量普遍高于远离城市的学校；于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学校，其教学质量普遍高于经济落后地区的学校！这是被我们广大农民所公认的。
农民外出务工是为了经济利益，当他们在经济发达地区务工时，他们看见了知识的力量，正如培根所说：知识就是权力！（knowledge is power!）他们看到了教育的程度与经济的关系。他们被现代化的科技所折服，西方的现代文明使他们认识到了教育的严峻性。
他们在城市里处境十分狼狈、生活十分困窘，看见都市那些“白领”中产阶层，看见那些腰缠万贯的老板，看见那些腐败的政府干部们，他们就不平衡了(可以定义为一种“失衡”)，于是有了新的想法，那就是寄希望于子女（关于农民进城务工的意义和影响在我的另一篇文章《“城乡畸形人”的展望》里有详细评说）。他们很明白“经济基础对社会一切存在的决定作用”，于是直接或者间接地通过金钱打通各个关节，进而让他们的子女离开那个贫穷的地方，到教学质量相对较好的地方学习，如果钱更多，可以到城市读书，接受更为先进的文化。
在四川调查的时候，一个乡村中学的校长告诉我：近两年内，他们学校有近五十人离开他们学校，到好一点的学校读书，而他们学校一共才五百人，也就是说每年学校流走了近10%的学生！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乡村教育发展的严峻性！学生是学校存在的基础！那位校长还说：如果局势仍然这样发展，市教育局将把附近的三个乡镇中学合并！这究竟是教育畸形发展的尴尬，还是教育的发展前途？
于是乎，在我们现在的乡村学校里，学生们信奉“书中自只有黄金屋，书中只有颜如玉”也就不值得奇怪了。拜金主义广泛传播，乡村教育举步维艰！这值得我们来思考和反思。我们社会教育给我们带来的什么？转型社会在震荡中留下的是什么？
笔者觉得尤其当社会上出现愈来愈多的匮乏人性的事件，携带着“唯利是图”，“枉顾人命”，“见义不为”，“自私自利”的皮毛现世时，我们不免去追忆那平淡、平等、却高尚的年代。而今，任何人之间总是罩着一层冰冷和隔阂，当我们通俗地形容人与人之间的粗鲁不礼貌，“像是欠了他二斗米没还一样，一脸的黑气”。尤其是在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信任的缺失问题，已经引发了诸多的价值混乱，我们的生活也因此而多出了太多的不必要地交易成本。在我们的社会中，由于信任结构的缺失，从而使得社会交易成本加大，进而影响社会经济活动顺利进行。郑也夫曾经指出，在一些地方，秘密社会甚至黑手党的泛滥，是与社会中信任结构的缺失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人们不相信用常规的、法律的方式解决问题，就会转而求助于秘密社会甚至是黑社会。这种文化价值观层面上的变迁所带来的，是一个建立在所有成员相互信任基础上的道德社会的消亡。
四·“九九归一”下的终极无奈：
总之，进入到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一个新的社会出现在人们面前。“高速经济增长之下的普遍萧条感”开始出现并加剧，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断裂愈演愈烈。在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以每年高于7%的速度发展时，我们的社会贫富悬殊的状况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就业的状况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包括治安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的状况也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而且，很明显，即使经济有了较为快速的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不能从中受益。这也是本文立足于分析社会不平等的表现特征、背后的运作逻辑以及未来的演变趋势的初衷所在。而如何解决，注定无法一劳永逸。我们需要时间来减缓改革的这种阵痛，也需要感性的触动和理性分析的结合来为解决措施的制定做出有代价的寻求。
我们的时代，就像文始狄更斯所说的那样，成了两极对立、有着明显分野的天堂与地狱的交合。身处其中，作为成员之一的我们，无法扭动现代化发展趋势的命盘，便也无法超脱时代的局限，在这困窘中寻找出口，尝试着对错，承受着代价与收获。但起码，我们可以将一颗关注的心投注在这现在、将来都威胁社会和谐的因素上，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出自己的爱与给予。在社会状况彻底改善之前，尽可能的减少、降低导致社会崩裂的潜在危险性。或许，“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命题在现今该被赋予新的内涵。
理想的状态是：高远之志不弃，务实关怀不丢，为这自己所关心的，而付出，而奋斗，而牺牲。
我也有我浓烈的爱与心痛，投向，那贫瘠而干渴的黑黄土地，那辛苦辗转而不堪重负的飘摇身躯，那撑起中华却被弃置迤逦的悠悠历史，五千文明。他们是一样的孱弱，一样的失语，一样的劣势。在这光怪陆离的时空中，在霓虹魅影，艳歌曼舞中消蚀着生命。这个世界，渐渐流行一种冰冷，而生存也清晰的展示出它的无奈弹性：
有天为被，地为床的流离失所的坚忍，却恰恰因为那些身居豪宅，拥揽别墅的不满足；
有至亲至情，以血肉之躯延续的生命，却恰恰因为那些穷尽豪侈，奢华糜艳的贪婪无度；
我们的眼睛日益干涸，变得麻木；我们心灵日趋坚硬，不复柔软当初；而我们的思想，早已丢弃了该有的信仰。这二十年目睹的怪现状，太多太诡谲，我不禁怀疑，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了？——对这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的人吃人的惨剧，无动于衷。
那一团团墨色像水蚀般，层层渲染，要把天地拖进漫长冰凉的永夜，让人艰于呼吸。但我却依稀听见黑色尽处，有深夜的伤兽凄厉的长嚎；我也依稀看见一丝微弱的光亮在远处摇曳，忽隐忽现，却始终不灭。或者，这是我们该抓住的，能抓住的，最后的希冀。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杨杰 马伟茗反思与未名湖畔
参考书目：
孙立平，《失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孙立平，《断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孙立平，《博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孙立平，《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王思斌，《社会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三联书店，2003
孙立平：《论现代化诸因素之间的关系》，《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3期
孙立平：《中国社会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问题》，《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徐新，《发展社会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
方文，《社会行动者》，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张行杰，《中国社会年报——震荡中的变迁》，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
张宏发、王文斌等，《中国社会年报——2005版》，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
高士荣、李俊彦等，《中国社会年报——2006版》，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
王进，《中国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李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申延平，《中国农村社会转型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陶东风，《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李培林．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社会心态影响．《经济导刊》，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林彬.杨善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孙立平.李强.沈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和隐患》，《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1]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
[2]孙立平：《论现代化诸因素之间的关系》，《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3期，p39—52
[3]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林彬.杨善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P47—62
[4]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林彬、阳山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p47—62
[5]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林彬、阳山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p47—62
[6]孙立平：《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和隐患》，《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7] 孙立平：《迈向对市场转型事件过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p83—96
[8] 孙立平、李强、沈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和隐患》，《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9] 孙立平：《失业，你这人类自己创造的荒谬》，《断裂》p194
Feedback
中国社会转型所导致的严重贫富分化——间接反思改革开放
2006-07-11 13:18 by
谁说社会要发展就非得进得市场经济改革，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八年中国人收入增长了三倍，而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中国人收入增长了五倍。现在的共产主义村－－河南南街村的成功也许应该让我们换个方向想问题了。改革二十年我们取的成就是很大的，但是，贫富问题我们却没有够处理好，如果，只是对集中经济模式的完善呢，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不要忘记了，时代本身也在发展，有些成就是时代给我们的，而不是个别经济给我们的。
2006-07-11 22:50 by
不得不说，我们都承认在我们主流话语中的改革走入了困境和尴尬之时，南街的奇迹讽刺般的给了我们另一种视角的解读和希望的给予——是关乎现代性和理想社会的。时代是最无法扭控的，在面对它的纷繁或复杂，玄现和倔强时，我们选择了，便要付出代价，便要在时光的风和岁月的水中怔仲着笑泪的痕迹，或欣喜，或狼藉。二十年前的时代，我们抛弃了共产，便也为共产所伤。而今，当时代再次把那个可能的波浪推向沙滩时，或许，是我们的一次机会，来重新捕捉其中的闪光。只是，这次我们须谨慎再谨慎。我们的社会已禁不起侥幸的翻搅，需要的，是沉沉的静待，适时的拔剑。
2006-07-12 00:01 by蜗牛
注意你们的文章很久了。
不得不承认，你们颇有才子佳人的样子，文笔流畅，感情充沛。而且能看得出来，读了很多书，也去过很多地方。你们的表现，让我有很多理由向你们投以羡慕、欣赏甚至敬佩的眼光。
不过，每次读完你们的学术论文，我却常常找不到阅读你们的文学作品时的那种感觉。甚至很多时候觉得找不到北。或许这是由于我们恪守的所谓学术规范本身的陈旧和迂腐吧，但是以你们的才气，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作为一个大你们几届的学长，诚恳的提几点建议，说得不对的地方，还望见谅。
1、学术阅读的视野还应更开阔些。看了你们写的论文的参考文献，一个大体的感觉是，有的文章，读了真是浪费了很多的时光。作为过来人，我觉得本科生应该少读那些杂志文章，多读原典。不要总是试图去“研究”什么，或者热衷于发表社会评论。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任务。你们有高屋建瓴的气势，但还需先站在巨人的肩上。只有这样，你们提出的学术问题，才能既重要敏锐又生动有趣。
2、学术的规范，能看出你们知道了不少。但是写论文不同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很多必要的规定和技巧你无法逾越。当然，我很欣赏那些能用诗化的语言写作学术著作的大家们，可当你尝试着左手太极，右手跆拳道的时候，如何把你们的气和技完美地结合起来，就不完全是才情所能解决的了。
3、我们的身边似乎越来越少看见“狂生”和有锐气的青年了，你们的文字，能让我从中嗅到那种生猛的味道，我很喜欢。但是，有的时候里面还会钻出过于自恋的痕迹。也许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沉迷于自己为自己设计出来的那种形象吧，这本身也不是什么错。
2006-07-12 13:37 by
网民的力量
中国腐败之烈，范围之广，中国检查部门官、纪检监察部门“有点”集体失语。百姓无不摇头叹气——五十年代的共产党员哪去了？是无力回天，大家都没有招了吗，非也。
请看以下二个事件：
1铜须事件：在短短几天内，人数发展到数万人，这些陌生人组队搜寻那名学生的身份和地址，把学生逼出大学，更令其家人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2陈易卖身救母，八分斋出面调查。
这就是网民的力量！这是中国正在兴起的一种称为国际狩猎的现象中最近期的一个例子，是一些匿名网络用户聚集起来对一些真实或想象的道德罪行进行调查并执行处罚。
据资料：中国有一亿网民，二亿只眼睛。他们从事的职业遍布各个角落，街头吧女都可能是网民。如果广大的网民紧盯贪官和（这也是人民监督的一部分），腐败分子当然无所匿形。
或许由网民提供线索瞄准几个贪官，由网民自行调查，并在网上公布其劣迹。彰显公理和正义。就是检查官、纪检监察部门搞不清或不想搞清的问题都不在话下。就是跑到国外的贪官也没有问题——国外也有中国的网民嘛！
“贪官曝光台” 让贪官无所遁形，国家就会有希望。——不知这个药方能不能治治中国的痼疾。
我想网民的重点关注领域和准贪官应该由网民决定。
贪官们贪污的钱财最好不必上交国库（弄不好还不知会让又那个贪官贪走呢）——允许贪官们自己 做善事赎罪。
也许我们就宽容他们一点：正如美国吐出庚子赔款建了个清华大学，让贪污几千万以下的， “主动吐出的脏钱”办干净事。为百姓建几个平价医院、平价学校、廉价住、租房等，表现尚佳的贪官由网民做主自行终止调查。只要他们洗心革面，做善事赎罪，还他们个“清白”。
贪污几千万以上而不悔悟的，在网上公布他（包括正在享受老子贪污成果子女、亲戚）的财产、电话、住房、坐骑、照片和日常行踪的视频形象——这样的贪官我想应该没有隐私可言。
2006-07-12 13:38 by
网民的力量
中国腐败之烈，范围之广，中国检查部门官、纪检监察部门“有点”集体失语。百姓无不摇头叹气——五十年代的共产党员哪去了？是无力回天，大家都没有招了吗，非也。
请看以下二个事件：
1铜须事件：在短短几天内，人数发展到数万人，这些陌生人组队搜寻那名学生的身份和地址，把学生逼出大学，更令其家人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2陈易卖身救母，八分斋出面调查。
这就是网民的力量！这是中国正在兴起的一种称为国际狩猎的现象中最近期的一个例子，是一些匿名网络用户聚集起来对一些真实或想象的道德罪行进行调查并执行处罚。
据资料：中国有一亿网民，二亿只眼睛。他们从事的职业遍布各个角落，街头吧女都可能是网民。如果广大的网民紧盯贪官和（这也是人民监督的一部分），腐败分子当然无所匿形。
或许由网民提供线索瞄准几个贪官，由网民自行调查，并在网上公布其劣迹。彰显公理和正义。就是检查官、纪检监察部门搞不清或不想搞清的问题都不在话下。就是跑到国外的贪官也没有问题——国外也有中国的网民嘛！
“贪官曝光台” 让贪官无所遁形，国家就会有希望。——不知这个药方能不能治治中国的痼疾。
我想网民的重点关注领域和准贪官应该由网民决定。
贪官们贪污的钱财最好不必上交国库（弄不好还不知会让又那个贪官贪走呢）——允许贪官们自己 做善事赎罪。
也许我们就宽容他们一点：正如美国吐出庚子赔款建了个清华大学，让贪污几千万以下的， “主动吐出的脏钱”办干净事。为百姓建几个平价医院、平价学校、廉价住、租房等，表现尚佳的贪官由网民做主自行终止调查。只要他们洗心革面，做善事赎罪，还他们个“清白”。
贪污几千万以上而不悔悟的，在网上公布他（包括正在享受老子贪污成果子女、亲戚）的财产、电话、住房、坐骑、照片和日常行踪的视频形象——这样的贪官我想应该没有隐私可言。
2006-07-12 16:35 by
谢谢蜗牛的批点。（对不起，只能这样称呼，见谅，呵呵）
其实，这也是我们意识到的。只是，一方面我们确实不太青睐理性的表述，总觉得没有特别的深度便会退化成冰冷，拖大；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不擅长这方面的修炼，便也经常找借口拖欠。今日闻您一语中的，着实汗颜。不过，我们会尽量的弥补这方面的欠缺，并，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2007-06-06 19:00 by
笔者才疏学浅，孤陋寡闻，秉笔难书，恐胡言乱语而混淆视听，又恐知情不言而愧憾终生，今面对社会事实，结合几年来的辛苦调查，认真学习孙立平老师的系列书籍，从《断裂》走到《失衡》，从《现代化与社会转型》走到《博弈》，在应星老师的指导下更加清醒了发展社会学的研究理论及思想，笔者只想“胡言乱语”而得到事实的展述。
非常欣赏作者的前几句话‘笔者才疏学浅，孤陋寡闻，秉笔难书，恐胡言乱语而混淆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