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与流变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社会转型急剧而深刻，反映各种问题、利益、矛盾和诉求的社会思想相当丰富。为了排除干扰，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邓小平发出“不争论”的指示，虽然“万言书”不时出现，“姓社姓资”问题不断挑起，但总的说来争论不在体制内而在民间，思想文化的大格局已经不落传统意识形态窠臼。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与流变发源于人们的独立观察和自发思考，虽不显见于主流报刊，但反映的是真实的存在，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前途和未来社会的走向将有深远影响。
思想起点和80年代的“文化热”
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的背景是中国人民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文革大搞现代个人迷信，法制荡然无存，制造了数不尽的冤假错案，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使国民经济濒临破产边缘，痛定思痛，中国人从最高领导到广大百姓，都决心彻底告别文革。
文革错在哪里，什么原因造成了文革的大破坏和大悲剧？按原来的观念，答案要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所谓“资本主义复辟”中去寻找，若是这样，中国只能走老路。叶剑英、胡耀邦、李维汉、邓小平等领导人从左倾思想的长期统治和文革的惨痛教训中得出结论：应当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叶剑英明确指出，“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他号召说：“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这种认识得到了知识界的共鸣和广大群众的支持，成为全民的共识。
思想解放的道路是长期、曲折的。克服封建专制思想影响、注意防左的方针并未贯穿始终，“反资产阶级复辟”的声浪不时兴起。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文化建设，直接或间接地围绕反封建专制思想残余这个目标，以提倡启蒙和新知识、面向世界为基调展开。
在80年代“文化热”中涌现了许多民间性的思想学术团体，其中影响较大，有一定代表性的团体和派别是，一、中国文化书院，以复兴国学为己任；二、围绕《新启蒙》杂志的理论家，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原貌；三、以自然科学研究者为核心的《走向未来》编委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与方法，努力结合最新科学成果构建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四、以北大和社科院的青年学者为主体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专门引介和阐释当代西方人文思潮；五、《二十世纪文库》等编委会，大量翻译出版西方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等方面的书籍。
80年代“文化热”对各种“主义”（比如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兴趣浓厚，对精神和文化的偏爱大大超过对制度安排的探索，人们追求深刻性、基础性、系统性，而较少表现出对现实性、直接性的焦虑，那时的显学是美学。这可以理解，刚从文革的非人状况下解脱出来，急需弄清楚的是人何以为人，何以安身立命等终极关怀的大问题。
社会转型和思想转型
80年代的改革开放在重重阻力和反复曲折中顽强行进。对国有企业，以放权让利、增大活力、增加效益为主线的公司化、股份化改制缓慢推进；民营企业破土而生，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开始形成；东南沿海一些城市被划为经济特区，成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来自海外的投资逐年增加。
在80年代末的风波之后，改革开放一时面临风云突变的形势。是邓小平到南方视察这一大动作，以及一系列支持改革开放的讲话，强行中止了复旧的势头，改革开放重新获得动力，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滚滚前进。
如果说改革的第一次启动是以理想和历史责任等等为感召的话，那么这第二次启动的动力源是利益。改革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但改革的理想光辉和道义感召力大为消退，特殊利益集团羽翼丰满，社会不公正日渐明显，问“要不要改革”已经没有意义，重要的是“要什么样的改革”。贫富差距日渐加大，医疗、教育、住房、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等方面问题成堆，人们每天面临的、谈论的、争论的都是“问题”，这和80年代大谈“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说80年代的代表作是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和《批判哲学的批判》，那么90年代的代表作是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以及孙立平关于社会阶层分化的若干著作。
如果说80年代的思想文化主流是肯定和追求现代化，那么90年代喧嚣一时的则是后现代主义，它早在80年代就登陆中国，但此时才有合适的气候急剧膨胀。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80年代“文化热”又重新拾起的启蒙、科学、民主、理性等价值被批判和否定，意义、规则被消解，前卫的青年学人不顾中国基本上处于前现代状况的国情，硬要跳过现代，与西方的最新潮流接轨。幸好，这种思潮只时髦了一阵。
如果说80年代的思想文化基调是激进的（以及理想主义的、革命的），那么90年代则有一种批判性反思。有人开始检讨大破大立、天翻地覆的革命的破坏性，欲速则不达的后果，保守、尊重传统等以前被视为负面的价值得到肯定。有人喊出了“告别革命”的口号，有人建议革命党应不失时机地转变为执政党。争论没有结果，但反思肯定有好处。
人文精神的失落引起一场大讨论，有人认为失落的原因是知识分子由于文字狱和种种摧残而导致的人格萎缩、精神的侏儒化和动物化，主流意识形态坚持教条，与专制政治结合的意识形态排斥人文精神，导致思想僵化；有人认为原因是市场化导致的商品大潮、大众消费文化和低俗化；还有人避实就虚、舍近求远地主张人文精神失落始于明末清初。王蒙反对把人文精神的失落归诸于市场经济，认为在中国的近现代，人文精神从来没有被承认，更没有大力实行，“所以我不明白，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如果现在是‘失落’了，那么请问在失落之前，我们的人文精神处于什么态势呢？如日中天么？引领风骚么？成为传统或者‘主流’么？盛极而衰么？”可惜，后来者几乎一致以为，那场讨论已有定论：人文精神失落于市场经济。
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
社会转型期新的问题、困境、诱惑以及压力，使得在80年代具有共识的知识分子立场、观点发生分化，产生对立和争论。
一些人被称为“新左派”是因为，一、他们的思想理论资源完全来自当代西方新左派，如萨米尔?阿明、沃伦斯坦、贡德?弗兰克、爱德华?萨依德、多斯桑托斯和乔姆斯基等，有人的文章和言论常常发表在西方新左派刊物上；二、他们和中国老左派一样，只反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反专制主义；三、与老左派一样，他们肯定毛泽东的左倾做法，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等，号称要继承这笔“社会主义遗产”。
另一方面，被称为自由主义派的人偏重于援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洛克、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的学说，其基本主张简单说来有，一、市场经济，自由、公正的竞争；二、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和财产权；三、宪政与法治，政府权力应该受到监督与制衡。
双方在今日中国几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上都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在回答“社会弊病、社会不公正产生的根本原因”的时候。
新左派认为问题出在市场经济本身，从而要对其批判和抵制；另一派认为原因在于市场没有摆脱旧权力体制的控制，不成熟、不规范，因此出路在于规范和完善市场经济。
与此相关的是对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态度。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立场是，中国应该以积极的、正面的态度来迎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新左派认为这样会把中国纳入不公正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他们中有人说，第三世界国家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只能是一种不平等的发展，甚至是自杀性的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现在的唯一任务，就是开展全球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斗争，等有了一种新的、公平的经济体系之后再参与全球化。
关于中国国情，新左派有人断言，中国现在已经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另一方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性质。
两派的标签都来自西方，面对的却是中国的现实问题。市场经济肯定不是单单具有正面或负面一种作用，关键是有没有比市场经济更有效、更可行的方法？贪污、腐败的主要根源在哪里？长期战斗在反腐第一线的湖南前纪委书记杨敏之的看法很有道理，他说：“我国目前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是依附在旧的体制上的，如果说十年艰辛的话，苦就苦在旧体制的困扰。反腐败实质上就是和旧体制、旧机制的反复较量……总的来说，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体制问题，还要靠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民族主义的崛起
从90年代起，随着一些重大国际事件和国际冲突的发生，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时有高涨，有时达到狂热程度。
民族主义在90年代初乘虚而入，是因为80年代末国内巨大事变和紧接着的苏联东欧巨变，使得有些人感到出现了信仰真空，意识形态上有求助于民族主义的需要。有人主张，“特别应当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应当着重向全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人员灌输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为崇高精神本体的爱国主义政治意识形态。”
一位学者在题为“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的文章中提出，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可以启用以儒家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力与整合的资源。原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的实绩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之一，但还不够，还不具有民族传统那么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
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代表了民族主义情感中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此书把爱国等同于反美，其立论基础是：美国人不但邪恶，而且愚蠢。作者说，大多数中国高中学生对美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了解都比美国大学生还要多得多，美国青年一代堕落的迹象，在吸毒、性爱和电子游戏机背后，已经显现出被人类文明抛弃的端倪。1999年出版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的思路相同，其中说：“中国在过去许多年中，一直力图做一个‘好孩子’，这使得美国这样只懂得力量的国家忘记了中国的实力。”作者建议中国也要做“坏孩子”，不要怕影响国际形象。作者担心的只是“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做‘坏孩子’的阳刚之气，这种社会风气之中的颓废之风亟需扭转。”
2008年3月以来，由于奥运火炬在法国巴黎传递遭到袭击而在国内爆发的抵制家乐福事件，使得极端民族主义浪潮再次汹涌澎湃。抵制风潮起源于一则传言，说家乐福的一个大鼓动支持藏独，事后证明这是谣言。
民族主义的崛起促使一些学者以理性的态度来研究它的作用，有人指出，民族主义具有两面性，在现代中国起的作用是负面多于正面，第一，在为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推动力和为国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时，往往又拒斥、压抑自由民主思想；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的同时，又和排外主义相联系；三，它常常导致认同对象的错置：它用文化主义代替政治原则，使保卫国家落脚于保卫传统文化，它把热爱国家与热爱某一个政党相混淆。还有学者大力提倡一种基于理性、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和“国学热”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一些知识分子、学者热中于证明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基本思想是：西方文明正面临不可解脱的精神和文化危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把世界从危机中解救出来，因此，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是一个代表，他说，每种文明都有兴盛衰亡的过程，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已经好多世纪，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轮到东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了。
他还论证说，中国哲学的本质是“天人合一”观，信奉人类和大自然是一体，而西方思想的核心体现在“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中，主张人类要利用知识认识和征服自然，现代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等等都是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而产生的弊端。他在文章“‘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中说：“我们在目前这危急存亡的时候，只有乞灵于东方的中国伦理道德思想，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东方的伦理道德思想，只有东方的哲学思想能够拯救人类。”其实，季先生在这里曲解了“天人合一”的含义，“天人合一”并不是现代的生态哲学。
当代“国学热”的第一波在1993年发端于北京大学，但受到以正统自居的人士从政治方面发动的大批判，被指责为企图取代马克思主义，因此仓皇消退、无疾而终。第二波复发于10年之后，2003年夏天，在湖南长沙举行了“全国儿童经典诵读经验交流会”，据说当时已有500万个家庭，60多个城市的少年儿童加入到诵读儒家经典的行列；由于“读经”口号的出现以及《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2004年被命名为“文化保守主义年”；接下来，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人大校长为此发表的讲话猛烈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引发争论；此后，关于祭孔，关于是否应该立孔教为国教等等，也有很大的争论。
弘扬儒学的思潮明显包含两种倾向，一种提倡文化儒学，是对半个世纪把儒学完全当成封建主义糟粕加以否定、批判的拨乱反正，主张有选择地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使其在现代生活中发挥一定的维持日常人伦的作用，这是合理和应该的。我们对于传统文化欠债甚多，补课的工作需要大力进行。
另一种是鼓吹政治儒学，“就是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和指导原则来转化中国的政治现实，在中国建立起源自天道性理的合法的政治秩序，使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建立在中国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这种观点反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人一票选举的现代民主政治，坚持区分“上智下愚”、“君子小人”，以及圣人天生教诲百姓，普通人无权运用理性辨析的蒙昧主义。这种荒谬的主张只会给继承和弘扬传统思想文化帮倒忙。
中国的下一步发展还需要思想解放，30年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是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历程，对立和争论带给我们的是丰富与创新。
来源:共识网转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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