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铁健：瞿秋白何以由领袖成为叛徒？

陈铁健：瞿秋白何以由领袖成为叛徒？时间:2010-07-26 11:20 作者:陈铁健点击:93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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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请来了陈铁健老师为我们做演讲。陈铁健老师，字石之，祖籍浙江绍兴。1934年生于黑龙江安达。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80年代初、中期，陈老师先后发表瞿秋白研究方面论文数十篇之多，在深入研究基础上于1986年出版了饱含他数十年心血的《瞿秋白传》。这本书出版后“标志着对瞿秋白进入了全方位的研究，并开创了为中共领袖人物立传的先例”，陈老师本人也被大家称为瞿秋白研究的大家功臣。
　　陈老师的著作有《瞿秋白传》、《蒋介石与中国文化》（合著）、《绿竹水南集》、《〈多余的话〉导读》等。1978至1996年，与李新老师共同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发表过《重评〈多余的话〉》、《论西路军》、《代人受过的陈独秀》、《北伐漫议》、《西安事变简论》、《AB团肃反之“法理”依据与文化根源》等。今天陈老师为演讲的题目是“瞿秋白何以从领袖成为叛徒？”，下面我们请陈老师为我们做演讲（掌声）。
　　陈铁健：各位朋友下午好！首先要感谢三味书屋的二位先生给我这样的机会，和大家交流瞿秋白这个特殊的历史人物，同时也要感谢在座的各位朋友放弃休息时间到这里参与交流。我要谈的问题是，瞿秋白为什么由一个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变成了文革时期的大叛徒？他的罪名就是写了《多余的话》，《多余的话》被毛泽东钦定为叛徒的自白书。今天，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简单介绍瞿秋白其人；第二，如何看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第三，瞿秋白的悲剧是和刘少奇的悲剧密切相关的，因此讲到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的在路线上、政治上的分歧，由此引发的文化大革命。也要谈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大概是这三个方面。
　　我现在讲第一个问题。瞿秋白是个才子，出生于1899年，于1935年就义，时年36岁。他从1920年开始(当时他21岁)，到1935年，整整16年当中，有12年和共产国际密切相连。他是一个江南的书生，但学历不是很高，因为家道中落家里很穷交不起学费，中学没有毕业。他的母亲自杀以后，兄弟姐妹六个就各奔东西，父亲自己带了一个孩子到山东，以教美术绘画为生。大妹妹带了一个孩子到杭州。瞿秋白先到武汉，然后到北京投奔他的堂兄瞿纯白。16岁之前瞿秋白的生活很苦、贫困，到北京因为上不起好的学校，比如说本来是要进北大，北大的学费很高，但是堂兄没有这笔钱供他，只好到外交部下属的一个俄文专修馆，就在今天东总布胡同（这个房子已经不在了），免费到那里学俄文。“五四”运动的时候，瞿秋白是作为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成为这个学校的领袖，这个时候是1919年，瞿秋白20岁。
　　“五四”运动以后，瞿秋白开始转向社会主义。他以前信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信佛学，希望佛教人间化普度众生给中国人找一条出路。后来还信无政府主义，追求无政府、无阶级的自由平等没有约束的社会。受《新青年》的“科学、民主”口号的影响，还追求民主主义。“五四”运动时期发生了俄国革命，俄国政府发表了对华宣言，取消沙俄时代的一切对华的不平等条约。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空话，但是在当时忽悠了很多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青年。大家认为俄国的国情和中国一样，都是因小农经济导致经济上落后、政治上专制统治的国家，俄国发生新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好像给当时的中国树立了榜样，所以国内一下子很多人就转向了社会主义。当时社会主义的各种门类很多，空想的、互助的、民主的各方面的社会主义，但是相当一部分青年倾向于俄国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所以，瞿秋白倾向于社会主义是受俄国的影响最大的。
　　在这时恰好有一个机会，北京《晨报》要派驻俄的记者，于是有人推荐了瞿秋白。瞿秋白很兴奋，认为是个很好的机会。他这时的思想还是倾向于文化救国，他到俄国去最大的目的还是了解俄罗斯的文化、文学、艺术包括绘画、音乐等方面，他说：“我生来对文学、文艺感兴趣，对政治没有任何的兴趣”。当时同去俄国的还有俞颂华、李宗武，瞿秋白对他们俩说，你们主要做政治方面的采访和报道，我专门做文化方面的采访、报道，同时我也研究俄罗斯的文化。但是到了俄国，人家就看中了瞿秋白，第一是俄文很好，第二是能够接受新思想，俄国的一些东西瞿秋白认为很新鲜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这时瞿秋白的朋友张太雷，也是常州人。常州出了三个革命家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这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上都是很有名的。张太雷先于瞿秋白到俄国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已经是共产国际的党员，就是联共的党员。张太雷1921年的5月介绍瞿秋白加入共产党，那是属于联共党共产国际的党，不是中共，中共那时还没成立，正在酝酿。所以瞿秋白是早于中共一大之前的共产党，1922年的1月才转为中共的党员，他应该是中共第一代党员。
　　苏联的东方大学为中国、为东方培养人才，让瞿秋白去做翻译、助教，自然就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密切接触，所以由这他就开始转向研究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俨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作为共产党员他已经是信仰者，同时又研究它的学理、学说。1922年底，共产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率团到莫斯科参加会议，瞿秋白给陈独秀做翻译，陈独秀说，你跟我回国吧，国内需要人，我们共产党刚刚建立，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尤其是在宣传和理论工作上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于是，瞿秋白就回国。他于1923年1月13日回到北京。到北京之后，一些学术单位希望他去做外交或学术方面的工作，但是他已经应了陈独秀的提议，开始在上海在陈独秀指导下主编《新青年》。这时的《新青年》已经完全转为共产党的刊物，不是以前的追求民主科学的刊物。《新青年》季刊是由瞿秋白主编的，同时他还参与编辑《前锋》、《共产党》这两个杂志。所以瞿秋白回国以后就完全投入中国革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当中。从这之后一直到1931年被米夫、王明一伙踢出中央政治局，踢出中共的领导位置，瞿秋白在这十年当中全部的精力都花在这上面。
　　瞿秋白的遭遇应该说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整个时代的悲剧。1925年中共“四大”，他进入中共中央局，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中共“五大”，他继续做政治局常委。中共“五大”之后，蒋介石清党反共，导致大革命失败。我们今天如何看大革命失败？我只说一句，中国是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为了推行世界革命的战略，在东方战线上重要的阵地。这个革命的失败，主要是莫斯科决策的失误。莫斯科向中国派出了大批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顾问，他们按照斯大林的指示来指挥中国的大革命，从头到尾都是“左”的。我们几十年来一直说是“右”，是因为陈独秀“右”了，所以才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其实不是陈独秀“右”了，陈独秀也“左”了，只是“左”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根子是在莫斯科。莫斯科扶植的是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只是个小伙计，只能在大革命当中做苦力。他们在军事和财政上的支援全部交给国民党蒋介石，蒋介石是由莫斯科培养而武装起来的。蒋介石羽翼丰满之后就对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不客气。他认为，苏联人是在染指中国中东路的特权和外蒙古主权问题，扶持外蒙古的独立实际是使其变成俄国的附庸。在中国建立国共合作，也是为成立亲苏的政权，来维护俄国在东方边界的安全，牵制英国、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完全是从苏联本国的民族利益出发，也就是所谓大国沙文主义。让中国人为它火中取栗去反帝，维护苏联的安全，实现东方战略的目的。今天我们看得清楚，从已经公布的共产国际的档案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
　　当初大革命失败的时候，斯大林把责任完全推给中共中央、推给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大杂烩，没有一个有头脑的人。1927年7月9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中明确的写到：我们以后要用顾问、总顾问把这个大杂烩能够固定成一个政党，就是我们要实行保姆制度，把中共从中央到基层全部控制，没有保姆这个党将一事无成。他们是这样看待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他们认为，是中派、“左”派，有能力和帝国主义抗争，所以要给武器和经费，用顾问来控制它。信中还写到“我们要像挤柠檬汁那样把它挤干，然后再把它甩掉。”其实，斯大林对蒋介石也是同样不信任。总之，苏联对中国人是完全不信任，是一种利用，斯大林的政策就是这样。所以他的马克思主义说穿了是假的，不是本原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改造又经过斯大林的曲解异化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实质就是斯大林主义。
　　1943年5月21日，在通过“解散共产国际决议”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讲了一句真话“无论是马克思、列宁在世，还是我们今天，都不可能用一个国际中心来指导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我们当初成立共产国际的时候，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因此导致了当时革命的失败。”这就是不打自招了，就是说世界革命是一种主观的、速胜的，甚至说是盲动的战略。共产国际曾经主张的“由共产国际指挥各国共产党就把帝国主义消灭。帝国主义已经是垂死的、是敲响最后丧钟的，只要发动世界革命、各国工人阶级都起来帝国主义就完了。”是完全主观的、盲动的对世界革命的估量。最后苏联自己也完了。所以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不能怪中国共产党、不能怪陈独秀，中共、陈独秀都有自己的问题，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再的抗争，四次提出要退出国民党。斯大林说，绝对不能退出，你们都是要为国民党服务。
　　共产国际做出要在大革命时期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定是荒唐的。国共合作初期，在孙中山在世时，两党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在北伐战争的期间，对地主的土地要实行减租减息，是两党联席会议达成的共识，中共方面也有这样的决议，都有档案可查。毛泽东原来也不是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那样激进，把地痞流氓当成革命先锋，农民协会可以在农村里随便抓人、杀人，不是这样的。在共产国际的七次扩大会议之前，国共双方都严守这个共识——减租减息，不能采取暴力的手段从地主手里夺取土地，这是孙中山既定的方针，要实行耕者有其田，但是不能抢，这是对的。后来台湾的土改也是按照孙中山的这个思路，是一种赎买。地主的土地也不是白来的。我经历过旧社会，看到的地主一分钱也是掰成八瓣用的，是攒钱买土地。所以中国的土地情况不同，绍兴模式、麻城的模式、西北的模式、东北的模式、华北的模式都不一样，地主和地主也不一样，有恶霸地主，也有靠自己劳动、自己的经营发家的，而且这不在少数。我们今天重新研究中国的地主阶级、土地问题，和以前的结论有很大的出入。突破这个界限、突破了两党的共识在农村里乱来，这是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的决议，要在中国全面的实行土地革命。是1926年的冬天到1927年的春天。
　　1927年春天这个指示传过来，很多人一下子180度变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中国国民党代表鲍罗廷以前同意主张减租减息，这时就说“两湖的农民运动太沉静，农民都不愿意起来，我们应该利用地痞流氓来发动群众。”这是有文字可查，当时湖北的报纸就是这样报道的。鲍罗廷的一次演讲说“地痞流氓是最勇敢、最坚定、最果断……”后来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也是这样的提法，“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这些人，他们都是农民革命的先锋，把他们发动起来再带动农民起来向地主进行斗争。
　　我们今天如何看待《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矫枉必须过正。当时一定要在农村造成短期的恐怖，不这样做农民发动不起来，土地革命就不能完成。所以中共的“左”的源头是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内，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使党的路线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后来在十年的内战时期，在所谓的苏区里“打土豪、分田地”都是从这里来的。这是很廉价的口号，人家的东西可以随便的予取予夺、轻易的拿来，这最能够发动、煽动群众。所以中共的大革命是失败的，过激的群众运动授人以柄。
　　蒋介石在北伐进军当中对两湖的工农运动非常称赞，两湖的农民运动对支援北伐战争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在多次的讲话中讲到这点。他后来变脸，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农运动把北伐军的后方搞乱了，农会规定不许谷米出境，北伐军的粮饷后勤供给怎么办？“左”派扣押军饷，宋子文那时候是“左”派，扣押了一千三百万军饷不给蒋介石。城市的工人运动过激，工人要双薪、一年要放两个月假、每天四小时工作。随便抓老板、封店，农民可以进城抓资本家游街、游斗甚至杀人、无法无天。所以根子是从这来的，延续到后来的无法无天，其源头在那时已经开始了。
　　今天看当时的瞿秋白是紧跟共产国际、紧跟斯大林的，瞿秋白批陈独秀很厉害。其实他自己也是糊涂，也是摇摆不定的。当时在那种复杂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摇来摇去的，大家都有错误、都有问题。后来瞿秋白说到，当年大革命的错误不要推给陈独秀一个人，我们都有责任。陈独秀作为总书记应该多负一点责任，但是我们都要负。这是实话，所以后来他对陈独秀也很礼遇，陈独秀下台以后瞿照样去看他、尊敬他，自己认为是陈独秀的小学生。
　　大革命之后陈独秀走了，共产国际看中了瞿秋白，因为瞿秋白的理论素养，和共产国际顾问的关系都很好，参加建立中共“一大”的马林说：“中共共产党内最有才华、最有马克思主义水平的就是瞿秋白。”并把瞿秋白推荐给鲍罗廷。鲍罗廷到广州做国民党的总顾问时，指名要调瞿秋白做他的助手，他没和陈独秀打招呼就把瞿秋白调到广州，引起陈独秀、蔡和森很大的不满，说太不尊重我们，怎么可以随便就把我们的重要干部调走。瞿秋白和共产国际以及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关系都很好，加上他本人精通俄语、有很好的中文底子，又懂英文、法文，多才多艺。现存的五百万字著作是他在十年中一边做党的领导一边写的，涉及面很广，除了政论、学说、思想之外，还对新闻出版、文字改革、书法、绘画、音乐、戏曲、金石篆刻样样都精通。在上海大学时，他教王剑虹、丁玲唱昆曲《牡丹亭》，还作画在绸或棉布上，让丁玲和王剑虹刺绣。他对《国际歌》中翻译的“英特纳雄耐尔”到现在都没变。法文“国际”翻译为中文就是两个字，八拍用“国际”两个字撑起来无论如何办不到，他就音译成“英特纳雄耐尔”。从瞿秋白1923年翻译《国际歌》之后，后来的歌词有很大的变动，但是“英特纳雄耐尔”到现在始终没变。瞿秋白是多才多艺的人。
　　瞿秋白17岁得了肺病，1918年开始吐血。有时候高烧，几天不能睡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留下了五百万字的著作。我们现在编的《瞿秋白文集》有十四卷本，其中涉及理论有八本、涉及文学有六本。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文字到现在还没公开的，没有编到《瞿秋白文集》里，所以不限于五百万字，他是很了不起的。
　　瞿秋白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被赶出政治局以后，有三年的时间和鲁迅在上海领导左联，和鲁迅共同推导左翼文学、戏剧、电影包括唱片等文化事业。比他大十八岁的鲁迅认为瞿秋白是知己，并写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联语送给瞿秋白。鲁迅是瞿秋白的长辈，他说，像瞿秋白这样的人我们必须把他抓住，他的论文尤其好，皇皇大论在国内没有第二人。这是1931年两人还没见面，鲁迅就和冯雪峰说，一定要抓住他，以瞿秋白的中文和俄文来翻译俄国的文学、文学批评方面的文章，太合适不过，国内找不出第二位。瞿秋白牺牲之后，鲁迅还有一句话，说“由瞿秋白来翻译《死魂灵》是最合适的，仅仅是这一条，杀他的人就是罪大恶极。”鲁迅这么惋惜瞿秋白实在少见，能被高傲的鲁迅看得上的人不多。茅盾后来说到“左翼文坛两领导，鲁迅瞿霜各千秋。”瞿霜是瞿秋白的小名、别名，茅盾认为鲁瞿他们两个是双峰并列的。瞿秋白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他却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不由自主的在“八七会议”上被共产国际推上了中共最高领袖的地位，他是中共的第二代或者说是第二朝领导人。我们今天说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我想还是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在我之前我们有五朝领袖，第一个陈独秀，第二个瞿秋白，第三个向忠发、李立三，第四个是王明、博古，第五个是张闻天，第六个才是我”，在毛泽东之后是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邓小平、江泽民，然后才传给了胡锦涛，这样顺下来我认为是合乎事实的，我们现在说的第几代不是按照真实的情况来排列的。
　　瞿秋白是不由自主的被推上最高领袖，他说，我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有很多的文人习气，很多绅士意识，比如仁慈、礼让，害怕斗争，不愿意惹事，明哲保身，这些都不适合做政治家，但是推我又不能不做，做了以后又动辄得咎。他是受共产国际代表控制的，做对了说你是错的，做错了当然就更错了。错是从共产国际那来的，但是要由你来承担。大革命的失败第一个替罪羊是陈独秀，“八七议会”引发的盲动错误第二个替罪羊是瞿秋白。盲动的错误执行了6个月，从1927年11月—1928年4月大体上结束。大革命失败，被蒋介石大砍大杀之后，整个共产党都有激进的复仇心理，于是发动“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广州起义”三大暴动，在全国范围铺开，准备夺取上海、武汉、长沙大的举动是在瞿秋白领导下进行的。当时党的状况很危急，以武装斗争、武装的反抗，以进为退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八七会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当时党的状况很困难。我举一个广东的例子，1928年至1932年期间，广东的情况都很糟糕，当时共产党没有经费，大批的人退党、脱党、甚至有人叛变，没有多少人愿意留党。只好去找游民、流氓、地痞，这是在广东省委的文件里明文写的要招这些人来入伙。这些人要生存、生活，要向党要钱，不给钱不办事。党组织只好采取以下五种办法：一是捐，向地主凑捐；二是抢，就是抢富人的；三是勒，勒索；四是绑，绑票；五是骗。广东省委归纳了这五条。在琼崖的地委、潮阳县委、五华县委、东江的特委文件里都能找到这样的一些内容。如何勒索呢？就是把富人的坟掘开把头盖骨取出来要坟主家用钱来赎，这是作为一种经验传播写在文件上。还有就是绑票，绑富家的妇女和儿童，用钱赎、不赎就撕票，在省委的文件绑票还有一个别名叫“捉猪”，把人当猪抓来，然后逼赎。另外就是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但是农民对本村的地主豪绅是敬而远之，绝对不伤害同乡人，于是就利用宗族矛盾、村籍矛盾挑拨和煽动农民的阶级仇恨。省委文件里就明目张胆的用“挑拨和煽动农民的阶级仇恨”，实行村籍之间不同宗族间的械斗，拿起冷兵器武斗，打到另外村子不分男女老少都置于死地。对如何去抢，文件中写到不要限制村民去抢另外村子的财物，要有计划、有组织的从事这样的活动。”可见，那时某些地方的共产党已经堕落到了这种地步。“八七会议”确实是挽救了党，就是把已经涣散的、走投无路的党组织恢复生机，这是瞿秋白的一大贡献。我们今天看这个手段，从人性、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来看真是惨不忍睹。但是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是不得已而选择的出路。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作为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到此为止。这时候瞿秋白只是作为政治局委员，留在共产国际做中共代表团的团长，虽然很重要但是没有实际权力。新的总书记是向忠发，是工人出身。因为当时要改造中共的领导层要把工人阶级的血液注入中共高层，于是向忠发被选为总书记，实际是由莫斯科指定，辅助向忠发的是李立三，实权是在李立三手上。向忠发也不是没有头脑，很聪明也很狡猾，能说会道有一点组织能力，是流氓无产者。他把共产国际领导人“拍”的很好，斯大林看中了他，所以获得了共产国际的青睐，把他扶为总书记。1931年夏天顾顺章叛变之后把他供出来，顾顺章4月份叛变，6月份向忠发就被抓了，他马上下跪叩头表示愿意归顺，但是蒋介石还是下令把他枪毙了。
　　在莫斯科的两年时间，瞿秋白最初状况是好的，他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委员、政治书记处的成员、近东部部长（分管波斯、巴勒斯坦、叙利亚、土耳其和法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久苏联反托派清洗运动开始。瞿秋白在这个时候遭到米夫和王明一伙的所排挤。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部长，又是中山大学的校长，王明、博古、张闻天，包括杨尚昆都是米夫的得意门生。斯大林和米夫认为中国共产党要改造，要有新的血液进入中共的高层，所以就扶植王明这批后起的国际派，他们完全是听从莫斯科的，他们起来就要把老的打掉，瞿秋白就是被打掉的目标之一。在莫斯科清党、处理中山大学风潮时，瞿秋白被撤销了代表团的团长职务，并让他回国。这时正赶上李立三在国内采取冒险行动，要夺取武汉，饮马长江。共产国际于是想到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处理这件事。瞿秋白和周恩来参加了共产国际7月的会议，会上决定要解决李立三的冒险错误。共产国际认为李立三在策略上出现了错误是“冒险”，但在根本路线上和共产国际还是一致，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于是周恩来和瞿秋白8月份回到国内，9月份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很利索的解决这个问题。会上李立三承认了错误、冒险行动停止，撤销中央及各省的行动委员会，恢复中央和地方党的正常的秩序。但是10月份，共产国际又来了指示，明确李立三的路线是从根本路线上、策略上全面对抗共产国际。这个问题严重了，因为此前根据共产国际7月份的决定，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仅仅说李立三是策略上的错误。此时瞿秋白被认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认为，瞿秋白在莫斯科已经犯了错误，是半托洛斯基主义、对共产国际耍两面派。回国又包庇李立三，叫做假批判真包庇。这两个错误是对共产国际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做法。于是承认了错误的李立三被调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李立三反戈一击，说他的错误是受瞿秋白的影响，执行的是秋白主义。张国焘、黄平、蔡和森在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上一致反击，把两面派的帽子全扣给瞿秋白。米夫随即到上海和王明他们串通一气，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把瞿秋白彻底从中共最高领导地位打下来。他们认为，周恩来可用，让他戴罪立功。于是瞿秋白离开中央的领导，每个月给17元生活费。当时上海最好的工人每月可以拿到40-50元，最低的10元上下，瞿秋白17元接近工人收入的中等水平但是偏下。瞿秋白吃药都不够，鲁迅用他的版税资助瞿秋白。鲁迅《二心集》出版拿到版税马上就给瞿秋白210元。遇到紧急情况瞿秋白夫妇就到鲁迅家里避难。那段生活很清苦、紧张，心灵受到压抑。在共产党内，扣上一顶大帽子都已不得了，况且他身上有那么多的帽子。但是瞿秋白和鲁迅在从事文学事业时却是非常高兴，他说，我终于回到文学的家园里，可以在文学的园地里耕耘了。
　　1933年的秋天，又一场在全党、全军肃清瞿秋白影响的运动来了，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把瞿秋白说成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在全党、全军“开展最无情的斗争”。这就叫“狄康事件”。狄康是瞿秋白的化名之一，当时中央的党的机关刊物《斗争》约瞿秋白写文章，瞿秋白对这类的文章早已经不想写，但是碍于面子，有时就当时的形势、政策策略作一些分析，用狄康笔名在《斗争》上写一些小文章，完全是顺应中央的调子来写。但是就是这些文章，有人就从里面挑出了瞿秋白和中央有分歧、违反中央的路线。比如，他实事求是的估量了国民党的围剿大军和中央红军的实力对比，他认为我们应该避实就虚，避开强敌采取有策略的作战。这个观点就被认为“过高的估计敌人的力量”。类似的问题找了一些，于是就认定瞿秋白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逼迫瞿秋白检讨。上海中央局的书记李竹生也是米夫的学生，王明一伙的，在开会时挥舞拳头对瞿秋白说：“像你这样的人应该一个拳头把你从党打出去。”很粗暴。瞿秋白不说话全盘接受，没有任何分辨和不同意见。李竹生不久被捕叛变。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也是这样一再进行检讨，用沉默做一种无声的抗争。斗争结局就是让瞿秋白到即将沦陷的中央苏区，这是一种惩罚。瞿秋白说：“我能不能带杨之华一道走？”瞿秋白从小生活的自理能力很差，而且瞿秋白是身患大病的人，整个的日常生活都是杨之华打理。有一次，瞿秋白的学生庄东晓在杨之华家，杨之华说：“有的人洗手就是会洗一面。”这说的就是瞿秋白。瞿秋白希望带杨之华一起到苏区，但是上边答复说：“杨之华在上海还有工作不能跟你一块去。”在1933年的年底，瞿秋白和杨之华在上海道别，也是他们最后的诀别。走的前一天晚上，瞿秋白拿出10本笔记本，两人每人5本，约定分开以后，把要说的话记在本子上，等见面的时候互相交换看，这5个笔记本如果不够还可以买同样的。当晚杨之华睡了，瞿秋白就围着床踱步，表现出深沉的依恋和难于分离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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