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巨人何以成为巨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16 22:07:09
——从《李普曼传》看一个时事评论家的成功之道
李普曼（1899-1974）是20世纪享誉世界的新闻巨人。作为国际问题评论家，他被《美国新闻史》誉为“‘权威’中的泰斗”。（1）他任职《世界报》9年间撰写社论1200多篇；他开设“今日与明日”专栏长达36年（1931-1967）。他于1958年、1962年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让人感兴趣的是，哪些素养促成了他在新闻界“一出生就风华正茂”，并始终居于巅峰状态？哪些因素促成了他时评文章长期保持巨大的影响力？
《李普曼传》中文版1982年面世，这本近900页的著作，详细地展示了一名时评巨擘的成长历程、性格特点、新闻生涯和著作要点，以及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该书英文原名为《沃尔特·李普曼与美国世纪》）。（2）
近些年，中国报媒开设时评版蔚然成风，一大批时评作者也应运而生，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经历一个较长时段的写作，就会产生被掏空的感觉：或者发现可以论出新意的题材渐渐变少，太阳底下再无新鲜事；或者难以突破既成的理论框架，论点因循旧路，陷入老生常谈之中。时评人如何作进一步的突破，阅读这本资料丰赡、观点绵密的《李普曼传》，我们或能获得不少启示。
启示一：主动寻求政治资源，同政界人士积极交往
李普曼出生于纽约商人之家，就读于哈佛大学，受教于哲学家约翰·杜威、乔治·桑塔亚纳等著名教授，同退休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几成忘年交。他是参与社团活动的活跃分子，曾热情探索社会主义、费边主义；他也是静心浸泡图书馆的“铁屁股”，文史哲经典啃了无数。屡遇名师，腹笥丰厚，富有思考能力，这奠定了一个时评人的良好基础。具备前述条件，可以做一个高明的写手，但离伟大显然还有距离。而李普曼却有其独到之处。
青年李普曼进入新闻界未久，就十分注意与人交往，踏破铁鞋寻找政界大人物为伍，以获得更高明的教益和更高的知名度。“从事公共事务报道的记者不能对自己的名誉视而不见。因为名誉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为了了解世界，你必须要与人们交往，而你的名誉则是与人们交往的唯一途径。”这是李普曼1914年7月5日的日记。他在建立个人知名度并利用知名度拓展自己的交际圈方面，很见个性。
20多岁起，他用自己的智慧和魅力，通过不同的人际圈子，主动与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等政界名流建立了日常联系。在《新共和》杂志工作时，他结识了威尔逊总统的政治顾问豪斯上校、美国陆军部长牛顿·贝克等政界人士。他喜欢机敏明达的谈话和聊天，喜欢结识那些思想观点举足轻重的人。这种社交生活的安排，事实上是他工作的一部分。《李普曼传》说他“社交生活多得难以应付”。
为了与政界人物保持合作关系，李普曼有时也会以适当的方式迎合一下他们的虚荣心。1924年，当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E·博拉为重新当选进行竞选时，李普曼主持的《世界报》评论版称赞他是“这个国家国民生活中最有益的和最鼓舞人心的人物。”一份民主党的报纸对一个共和党人推崇备至，委实罕见。频密的合作换来了丰厚的回报：他们常常在幕后策划，李普曼出主意，博拉去付诸实施。博拉还常常使自己的言论与《世界报》协调一致。一家报纸的声音与国家即将出台的政策常常“不谋而合”，在公众中自然容易树立起权威的形象。
他的时评文章使他影响卓著，反过来使那些政界人士高度关注。他左右舆论的能力使他成为一种无法忽视的力量。到五六十年代，他更是成为一名身居新闻界的政界元老，德高望重，众人敬仰。
早先是主动攀交政界名流，后来慢慢倒了个儿。二十年代中期以后，李普曼成为《世界报》的灵魂人物；三十年代后，他成为文章被广泛转载的政治专栏作家。渐渐地，大人物都来找李普曼交朋友，他常常成为政客们的顾问。李普曼不但撰写时评，而且还积极参与政界的谋划：他为政治家们制定战略，向参议员们提出咨询，帮助友人谋求公职，发起支持总统竞选人的运动。改变二战局势的美国《租借法案》即是据李普曼起草的一份计划形成；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的核心内容也是在李普曼的专栏中首先披露。二战中，他是少数享受特殊待遇的新闻人之一，可以在白宫听取机密的简况报告。
1914年春，年轻的李普曼实现梦想，得以和老罗斯福共进早餐。这是他和总统们打交道的开端。六十年代，李普曼频频成为肯尼迪总统的座上客。因政见不同尼克松长期无缘接近李普曼，一旦在1968年总统竞选中受到李普曼专栏文章的支持，他便欢欣鼓舞，立即邀请李普曼到其竞选总部共进午餐，并虚心问计。终其一生，他与12位美国总统有私人交往。
显而易见，和政界高端人士的这种密切交往和深度合作，甚至参与某些领域的政策决策讨论，李普曼可以方便地提前了解政界内幕，判断时局走向，他撰写的社论与专栏文章，准确性与前瞻性自然是大大加强，权威性也有了相当的保证。
通常，时评作者多借助于公开刊播的新闻。但我们得承认，政治领域的权威声音，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府部门，毕竟，政府就是因政治而生。这在古今中外是一致的。对于某种封闭机制运作的了解，往往要从内部才能观察和体验。当然，这并不是说离开这种同高层的交往，人们就无法从事政治观察，而是说，这种交往可以成为一种难得的优势，较容易掌握那些通过一般性观察与推演所无法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观诸中国时评界，由于种种原因，往往囿于新闻圈子内的交往，直接和政界名流打交道的不多。并不拒斥融入政圈，甚至主动同高层政治人物结交，李普曼的某些思路与举措似乎可以借鉴一二。
但一个疑问接踵而来：时事评论家和政界交往，乃至密切合作，其文章就一定能获得高度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如果仅凭从官方拿到幕后消息进行时评写作，新闻人极易受制于官僚机构，成为官方的应声虫和传话筒，成为被动的接受者与刊布者。这在东西方各国有着太多的经验和教训。但李普曼之所以成为李普曼，则在于他是一名有着独立精神的时局瞭望者，他并不随便妥协以求与官方同调，不愿为了“合作愉快”而丧失个人判断。为了某些理念，他甚至坚持己见，向官方高声叫阵，大唱反调。
六十年代，约翰逊在总统竞选时宣称，不会让美国青年投入越南战场，同时，对矛盾丛生的国内政策将加大改革力度。这和李普曼的对时局的看法相当契合。李普曼对此大加赞赏，撰文支持。及约翰逊就职，李普曼被奉为上宾，成为总统宴会常客。此时，李普曼和政府关系之密切，达到了巅峰。但约翰逊后来却一反当初承诺，秘密实施扩大越战的计划，美国政府后来陷入了越战泥淖。于是，李普曼在文章中、在私下会晤中，不断向总统及其幕僚提出他的以非军事手段解决越战问题的“和平攻势”建议。深陷舆论漩涡的约翰逊见李普曼不好对付，便屡屡安抚，希望他保持中立。愤怒的李普曼见政府没有改弦更张的迹象，遂直言批评越战是“一场可怕的精神错乱”，将总统的幕僚们描述成“愚蠢而无知的人”，攻击总统完全沉溺在一种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之中。被激怒的约翰逊也措辞尖刻，反唇相讥，认为李普曼不合情理、老朽昏庸，骂他忘恩负义、懦弱胆怯。《华盛顿邮报》的漫画家赫布洛克就李普曼和总统这一阶段的关系写道：“如果他（李普曼）和约翰逊都生活在托马斯·莫尔和亨利八世的时代，他肯定就会掉脑袋。”
李普曼与政府之间的严重分歧最终使他和总统的关系由蜜月坠至冰点，两人最后因唇枪舌剑而反目成仇。实际上，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李普曼以前也称曾同其他总统对阵作战，关系弄僵以至于同白宫一刀两断。
启示二：定期休长假，广泛旅行访问为自己“充电”，了解前沿高端动态
从李普曼6岁时起，他殷富的双亲就一年一度带他到欧洲作文化旅行。这种旅行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不过，成为媒体从业者之后，他把文化旅游转为政治旅行，几乎每年休假都会出国去和各热点国家的政府官员、记者、消息灵通人士以及老朋友们会晤。随着他作为国际问题专家的知名度的跃升，访问对象也不断由民间到官方，由低层到高端，由外围到核心。
总统府与总理官邸，常常是李普曼的旅行目的地。1929年3月，墨索里尼在他宽敞的大理石办公室门口热情地欢迎李普曼。这次意大利之行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中央集权国家的疑虑。1942年8月，李普曼抵达伦敦，见到了法国流亡政府的首脑戴高乐将军。本就对戴高乐领导的抵抗运动抱有好感，这次畅谈更使李普曼确信，法国找到了一位不负于其高尚品质的代言人。两人的友谊保持终生，李普曼后来是戴高乐定期予以会见的少数记者之一。1959年11月，他到埃及总统纳赛尔府上进行一次长谈。这次会谈，大大地纠正了李普曼的一些观点，后来他在专栏中报道了这次会谈：他一改先前对纳赛尔的“独裁者”印象，认为他“十分富于吸引力、聪明睿智，对这个国家的命运关怀备至”。
这种几乎每年一度（偶尔是半年一度）、为期一两个月的政治旅行一经订出详细的日程表，就是雷打不动。每次旅行，他往往会做很多准备工作。1958年，为了首次的苏联之行，会见赫鲁晓夫，他整个夏天都在猛啃俄国历史。对一些不常去的国家，为加深印象，他甚至还同许多大使和政府官员谈话，并听取中央情报局的情况通报。
旅行，做实际社情民意观察；面谈，增强对政治人物性格作风的体察，这些“行万里路”的举动，对一个政治专栏作家看来是必不可少的。跳出日复一日被文字包围的专栏写作，放长假对政治现场作切身观察，不断充电，无疑是李普曼终生进行政治写作而新见迭出，保持动力澎湃的重要原因之一。
启示三：日常写作之外，不断著书，作理论性深思与展望
日常的专栏和社论写作，往往是就某单一话题进行评述，带有随机性，受篇幅限制，论述往往缺少辗转腾挪的余地。李普曼不满足于此，还借助于长篇著述，将自己感兴趣的重大问题作系统化论述，从而使思考更为全面、深入。他一生出版30多本书，可谓著作等身，除了日常评论的结集外，更有不少专著。这些潜心深思下的著述，常常为他的专栏文章提供独特的视角与观点。
《李普曼传》对他的十余本书作了重点介绍，从中可以看出他著书的一些特点。
政治学理论类。这类书分析美国社会以及国家组织方面的问题，由于兴趣问题，书中纯理论的内容比重不算大，其思考更多带有实践性。包括《政治序论》（1913年）、《放任与驾驭》（1915年）、《道德序论》（1929年）、《良好社会》（1937年）、《公共哲学》（1955年）等。例如，《政治序论》是李普曼的第一本书，当时，他大学毕业未久，该书把弗洛伊德关于人的多重性格的理论首次应用到政治学方面。该书引起不小的反响，给刚满23岁的李普曼带来了一定的知名度，也带来了结交西奥多·罗斯福等名流的契机。这类书多切中当时的社会热点与思潮，常常成为畅销书。
新闻理论类。这类著作涉及的多是新闻的“外部研究”，探索新闻与读者的关系。比如《新闻与自由》（1920年）、《舆论》（1922年）、《幻影般的公众》（1925年）等。《舆论》作为新闻学的经典著作，提出了普通人是否能够对公共事务做出明智判断的问题。该书虽然写于80多年前，至今仍有很大的理论价值，目前中国大陆至少已经有了两种译本。（3）
政治形势前瞻类。这些书多是在一个转型期即将到来之际，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比如《美国的对外政策：共和国的盾牌》（1943年）、《美国战争的目的》（1944年）等。
日常专栏文章往往快捷有余，深度不足，上述这些著作其实构成了李普曼日常专栏写作的重要理论资源。比如，曾成为当时美国畅销书榜首的《美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一个著名的见解：“安全并非建立在抽象的原则之上，而是建立在实力之上。国际会议中的多数票是无济于事的，只有联盟和势力范围才能支配各国的行为。”该观点曾多次出现在“今日与明日”专栏中。
找一个幽静的所在，猛攻几个月，写完一本书，这是李普曼进行长篇著述的常态。比如为了写作《美国的对外政策》，他将每周的专栏从三篇改成两篇，以疯狂的速度写作，仅仅四个月，该书即出版。从多部著述引起的巨大反响来看，他的作品显然以逻辑严密、观点独到征服了读者，并非哗众取宠的急就章。比如《公共哲学》出版于1955年，但在17年前他就开始为这本书做笔记了，从孕育到出生，一部书常常经历了长期思考与打磨。
启示四：虽然有体制的保障，仍需个人对理念的坚守
不少论者在介绍李普曼时说，他是美国的国家级智囊人物。但仔细分析会发现，这和我们寻常理解的政府智囊似有不同。他并非和政府合为一体的御用人士。他可以和官方合作，获得参与国家最高机密的机会，甚至帮助制定起草国家政策，但作为新闻界名流，他又可以独立于官方政策，享有个人判断权，享有自由发言权，在很大程度上，他并不听命于政府，甚至总统也无权干涉他。
毫无疑问，这和美国的新闻体制有关。根据《第一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维护媒体在事先不受限制和不受政府或全国各级法院的惩罚性行动威胁的条件下享受言论自由的历史权利。（4）由这一传统出发，新闻的独立性在美国受到很好的维护。尽管如此，新闻自由的获得并非一劳永逸一帆风顺，面对来自官方的横加干涉，仍然需要新闻人挺起脊梁直言抗争。
1927年，包括李普曼供职的《世界报》在内的一大批报刊不断发表文章，反对美国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总统柯立芝恼羞成怒，命令记者把关于墨西哥问题的报道先交政府审查，然后方可刊载。报界对此十分反感。李普曼就新闻自由问题写了一篇漂亮的文章，严厉斥责了总统，文中说：“由政府官员编排报纸不是美国的习惯，也不会成为美国的习惯。”“人们给柯立芝先生似乎渴望得到的那种报刊起了个名字，即卑躬屈膝的报刊。这样的报刊是从政府官员和大企业的利益中获得灵感的。那些当权的人想看什么，它就登什么，想禁止什么，它就禁止什么。”李普曼是给小报定调子的。在报界的轰击下，在国会领袖和华尔街的压力下，柯立芝最终放弃了对墨西哥的大棒政策。
在法律上，媒体并非政府的附庸，而是社会的公器，也就有可能发出独立的声音。
在媒体与政府打交道的时候，尽管有了法律制度方面的保障，但新闻人在具体的名、利、官职等方面仍受到不少诱惑。在采访便利方面的诱惑更是随处可见。比如，西奥多·罗斯福常常召开非正式的新闻发布会。那些写了总统有异议的报道的记者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场外。（5）所以，独立的新闻品格，终归还是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和坚守。
晚年的李普曼曾警告同仁说，权势人物是消息的主要来源，然而又是“各种偏爱、特权、荣誉和自重的施舍者。”“新闻记者不可避免地要左右为难，他们既要‘追求事实真相，尤有必要和有诚意同权威人物保持良好关系。’”
在和官方打交道时，李普曼常常保持着一份审慎。秘密实施扩大越战计划后，为防范来自舆论的攻击，约翰逊政府的决策层对媒体实行了隐瞒。感觉到不对头，李普曼对政府越来越疏远，不再依赖官方所谓的机密情报来了解越战真相，而更多通过一线记者的“另类”报道和私下交流获悉战争的确切消息。在约翰逊和李普曼之间关系尚未恶化时，有一次他曾经很恼怒地谈起李普曼：“每次我把我的椅子挪得离这家伙近些，他总是把他的椅子又挪开。”——这与其说是一个写实的场景，倒不如说是李普曼作为新闻人的一种警惕和自觉，他始终提醒自己和政界保持某种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状态，虽然他有时也会在官方的种种恭维中，陷入总统和政府的罗网。
按照社会标准，对待朋友要“以忠取人”。但李普曼作为一个新闻记者，认为忠在他同政治官员们的关系中无关紧要。换句话说，李普曼更忠实于自己的新闻判断，而非忠实于某位人士，哪怕他是国务卿、他是总统。这种只相信真相和真理而为此不向任何势力屈服的精神，是这位新闻界巨人获得公信力的最大优势。
李普曼富有判断力和影响力，富有建设性，所以，能被官方纳入智囊，为最高层献计献策。他坚守自己的理念，从业于媒体，挣钱于市场，所以，能独立于政府，发出有别于官方的声音。
李普曼没有选择一条权力之路，而是选择作了一个权力的旁观者。从经历来看，他之所以能进行卓有成效的观察，能发起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能推动国家一些政策的修改，并不仅仅是运筹于书房之中，其成功的秘诀——如果有秘诀的话——一是对政治现场的贴近观察乃至亲身参与；二是周期性的国际旅行访问，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自我充电；三是通过长篇著述，对一些前沿问题作理论的原创性思考。
中国有句俗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李普曼不但做到了这一点，他还著作了万卷书，几乎每年都行了万里路。观诸国内时事评论，更多的是坐而论道，由于无法对政治现场作切身的观察，文章多是对现象对政策的阐释，前瞻性明显不足，预测性尤为缺乏。就此而言，当今的时评作者，可从新闻界老前辈李普曼身上学到很多。
注释：
1、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著 展江、殷文主译：《美国新闻史》第368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9月版。
2、据说，由于当年大陆没有加入版权公约，新华出版社于1982年7月出版的罗纳德·斯蒂尔著《李普曼传》并没有联系作者引进版权。欣闻中文版权的《李普曼传》今年初已获得作者授权，出版工作正在进行中，亦一可喜可贺之事。http://www.mindmeters.com/showlog.asp?log_id=4515。
3、两个版本分别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和华夏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林珊译《舆论学》。
4、《美国新闻史》第360页。
5、《美国新闻史》第245页。
李普曼（1899-1974）是20世纪享誉世界的新闻巨人。作为国际问题评论家，他被《美国新闻史》誉为“‘权威’中的泰斗”。（1）他任职《世界报》9年间撰写社论1200多篇；他开设“今日与明日”专栏长达36年（1931-1967）。他于1958年、1962年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让人感兴趣的是，哪些素养促成了他在新闻界“一出生就风华正茂”，并始终居于巅峰状态？哪些因素促成了他时评文章长期保持巨大的影响力？
《李普曼传》中文版1982年面世，这本近900页的著作，详细地展示了一名时评巨擘的成长历程、性格特点、新闻生涯和著作要点，以及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该书英文原名为《沃尔特·李普曼与美国世纪》）。（2）
近些年，中国报媒开设时评版蔚然成风，一大批时评作者也应运而生，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经历一个较长时段的写作，就会产生被掏空的感觉：或者发现可以论出新意的题材渐渐变少，太阳底下再无新鲜事；或者难以突破既成的理论框架，论点因循旧路，陷入老生常谈之中。时评人如何作进一步的突破，阅读这本资料丰赡、观点绵密的《李普曼传》，我们或能获得不少启示。
启示一：主动寻求政治资源，同政界人士积极交往
李普曼出生于纽约商人之家，就读于哈佛大学，受教于哲学家约翰·杜威、乔治·桑塔亚纳等著名教授，同退休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几成忘年交。他是参与社团活动的活跃分子，曾热情探索社会主义、费边主义；他也是静心浸泡图书馆的“铁屁股”，文史哲经典啃了无数。屡遇名师，腹笥丰厚，富有思考能力，这奠定了一个时评人的良好基础。具备前述条件，可以做一个高明的写手，但离伟大显然还有距离。而李普曼却有其独到之处。
青年李普曼进入新闻界未久，就十分注意与人交往，踏破铁鞋寻找政界大人物为伍，以获得更高明的教益和更高的知名度。“从事公共事务报道的记者不能对自己的名誉视而不见。因为名誉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为了了解世界，你必须要与人们交往，而你的名誉则是与人们交往的唯一途径。”这是李普曼1914年7月5日的日记。他在建立个人知名度并利用知名度拓展自己的交际圈方面，很见个性。
20多岁起，他用自己的智慧和魅力，通过不同的人际圈子，主动与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等政界名流建立了日常联系。在《新共和》杂志工作时，他结识了威尔逊总统的政治顾问豪斯上校、美国陆军部长牛顿·贝克等政界人士。他喜欢机敏明达的谈话和聊天，喜欢结识那些思想观点举足轻重的人。这种社交生活的安排，事实上是他工作的一部分。《李普曼传》说他“社交生活多得难以应付”。
为了与政界人物保持合作关系，李普曼有时也会以适当的方式迎合一下他们的虚荣心。1924年，当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E·博拉为重新当选进行竞选时，李普曼主持的《世界报》评论版称赞他是“这个国家国民生活中最有益的和最鼓舞人心的人物。”一份民主党的报纸对一个共和党人推崇备至，委实罕见。频密的合作换来了丰厚的回报：他们常常在幕后策划，李普曼出主意，博拉去付诸实施。博拉还常常使自己的言论与《世界报》协调一致。一家报纸的声音与国家即将出台的政策常常“不谋而合”，在公众中自然容易树立起权威的形象。
他的时评文章使他影响卓著，反过来使那些政界人士高度关注。他左右舆论的能力使他成为一种无法忽视的力量。到五六十年代，他更是成为一名身居新闻界的政界元老，德高望重，众人敬仰。
早先是主动攀交政界名流，后来慢慢倒了个儿。二十年代中期以后，李普曼成为《世界报》的灵魂人物；三十年代后，他成为文章被广泛转载的政治专栏作家。渐渐地，大人物都来找李普曼交朋友，他常常成为政客们的顾问。李普曼不但撰写时评，而且还积极参与政界的谋划：他为政治家们制定战略，向参议员们提出咨询，帮助友人谋求公职，发起支持总统竞选人的运动。改变二战局势的美国《租借法案》即是据李普曼起草的一份计划形成；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的核心内容也是在李普曼的专栏中首先披露。二战中，他是少数享受特殊待遇的新闻人之一，可以在白宫听取机密的简况报告。
1914年春，年轻的李普曼实现梦想，得以和老罗斯福共进早餐。这是他和总统们打交道的开端。六十年代，李普曼频频成为肯尼迪总统的座上客。因政见不同尼克松长期无缘接近李普曼，一旦在1968年总统竞选中受到李普曼专栏文章的支持，他便欢欣鼓舞，立即邀请李普曼到其竞选总部共进午餐，并虚心问计。终其一生，他与12位美国总统有私人交往。
显而易见，和政界高端人士的这种密切交往和深度合作，甚至参与某些领域的政策决策讨论，李普曼可以方便地提前了解政界内幕，判断时局走向，他撰写的社论与专栏文章，准确性与前瞻性自然是大大加强，权威性也有了相当的保证。
通常，时评作者多借助于公开刊播的新闻。但我们得承认，政治领域的权威声音，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府部门，毕竟，政府就是因政治而生。这在古今中外是一致的。对于某种封闭机制运作的了解，往往要从内部才能观察和体验。当然，这并不是说离开这种同高层的交往，人们就无法从事政治观察，而是说，这种交往可以成为一种难得的优势，较容易掌握那些通过一般性观察与推演所无法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观诸中国时评界，由于种种原因，往往囿于新闻圈子内的交往，直接和政界名流打交道的不多。并不拒斥融入政圈，甚至主动同高层政治人物结交，李普曼的某些思路与举措似乎可以借鉴一二。
但一个疑问接踵而来：时事评论家和政界交往，乃至密切合作，其文章就一定能获得高度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如果仅凭从官方拿到幕后消息进行时评写作，新闻人极易受制于官僚机构，成为官方的应声虫和传话筒，成为被动的接受者与刊布者。这在东西方各国有着太多的经验和教训。但李普曼之所以成为李普曼，则在于他是一名有着独立精神的时局瞭望者，他并不随便妥协以求与官方同调，不愿为了“合作愉快”而丧失个人判断。为了某些理念，他甚至坚持己见，向官方高声叫阵，大唱反调。
六十年代，约翰逊在总统竞选时宣称，不会让美国青年投入越南战场，同时，对矛盾丛生的国内政策将加大改革力度。这和李普曼的对时局的看法相当契合。李普曼对此大加赞赏，撰文支持。及约翰逊就职，李普曼被奉为上宾，成为总统宴会常客。此时，李普曼和政府关系之密切，达到了巅峰。但约翰逊后来却一反当初承诺，秘密实施扩大越战的计划，美国政府后来陷入了越战泥淖。于是，李普曼在文章中、在私下会晤中，不断向总统及其幕僚提出他的以非军事手段解决越战问题的“和平攻势”建议。深陷舆论漩涡的约翰逊见李普曼不好对付，便屡屡安抚，希望他保持中立。愤怒的李普曼见政府没有改弦更张的迹象，遂直言批评越战是“一场可怕的精神错乱”，将总统的幕僚们描述成“愚蠢而无知的人”，攻击总统完全沉溺在一种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之中。被激怒的约翰逊也措辞尖刻，反唇相讥，认为李普曼不合情理、老朽昏庸，骂他忘恩负义、懦弱胆怯。《华盛顿邮报》的漫画家赫布洛克就李普曼和总统这一阶段的关系写道：“如果他（李普曼）和约翰逊都生活在托马斯·莫尔和亨利八世的时代，他肯定就会掉脑袋。”
李普曼与政府之间的严重分歧最终使他和总统的关系由蜜月坠至冰点，两人最后因唇枪舌剑而反目成仇。实际上，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李普曼以前也称曾同其他总统对阵作战，关系弄僵以至于同白宫一刀两断。
启示二：定期休长假，广泛旅行访问为自己“充电”，了解前沿高端动态
从李普曼6岁时起，他殷富的双亲就一年一度带他到欧洲作文化旅行。这种旅行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不过，成为媒体从业者之后，他把文化旅游转为政治旅行，几乎每年休假都会出国去和各热点国家的政府官员、记者、消息灵通人士以及老朋友们会晤。随着他作为国际问题专家的知名度的跃升，访问对象也不断由民间到官方，由低层到高端，由外围到核心。
总统府与总理官邸，常常是李普曼的旅行目的地。1929年3月，墨索里尼在他宽敞的大理石办公室门口热情地欢迎李普曼。这次意大利之行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中央集权国家的疑虑。1942年8月，李普曼抵达伦敦，见到了法国流亡政府的首脑戴高乐将军。本就对戴高乐领导的抵抗运动抱有好感，这次畅谈更使李普曼确信，法国找到了一位不负于其高尚品质的代言人。两人的友谊保持终生，李普曼后来是戴高乐定期予以会见的少数记者之一。1959年11月，他到埃及总统纳赛尔府上进行一次长谈。这次会谈，大大地纠正了李普曼的一些观点，后来他在专栏中报道了这次会谈：他一改先前对纳赛尔的“独裁者”印象，认为他“十分富于吸引力、聪明睿智，对这个国家的命运关怀备至”。
这种几乎每年一度（偶尔是半年一度）、为期一两个月的政治旅行一经订出详细的日程表，就是雷打不动。每次旅行，他往往会做很多准备工作。1958年，为了首次的苏联之行，会见赫鲁晓夫，他整个夏天都在猛啃俄国历史。对一些不常去的国家，为加深印象，他甚至还同许多大使和政府官员谈话，并听取中央情报局的情况通报。
旅行，做实际社情民意观察；面谈，增强对政治人物性格作风的体察，这些“行万里路”的举动，对一个政治专栏作家看来是必不可少的。跳出日复一日被文字包围的专栏写作，放长假对政治现场作切身观察，不断充电，无疑是李普曼终生进行政治写作而新见迭出，保持动力澎湃的重要原因之一。
启示三：日常写作之外，不断著书，作理论性深思与展望
日常的专栏和社论写作，往往是就某单一话题进行评述，带有随机性，受篇幅限制，论述往往缺少辗转腾挪的余地。李普曼不满足于此，还借助于长篇著述，将自己感兴趣的重大问题作系统化论述，从而使思考更为全面、深入。他一生出版30多本书，可谓著作等身，除了日常评论的结集外，更有不少专著。这些潜心深思下的著述，常常为他的专栏文章提供独特的视角与观点。
《李普曼传》对他的十余本书作了重点介绍，从中可以看出他著书的一些特点。
政治学理论类。这类书分析美国社会以及国家组织方面的问题，由于兴趣问题，书中纯理论的内容比重不算大，其思考更多带有实践性。包括《政治序论》（1913年）、《放任与驾驭》（1915年）、《道德序论》（1929年）、《良好社会》（1937年）、《公共哲学》（1955年）等。例如，《政治序论》是李普曼的第一本书，当时，他大学毕业未久，该书把弗洛伊德关于人的多重性格的理论首次应用到政治学方面。该书引起不小的反响，给刚满23岁的李普曼带来了一定的知名度，也带来了结交西奥多·罗斯福等名流的契机。这类书多切中当时的社会热点与思潮，常常成为畅销书。
新闻理论类。这类著作涉及的多是新闻的“外部研究”，探索新闻与读者的关系。比如《新闻与自由》（1920年）、《舆论》（1922年）、《幻影般的公众》（1925年）等。《舆论》作为新闻学的经典著作，提出了普通人是否能够对公共事务做出明智判断的问题。该书虽然写于80多年前，至今仍有很大的理论价值，目前中国大陆至少已经有了两种译本。（3）
政治形势前瞻类。这些书多是在一个转型期即将到来之际，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比如《美国的对外政策：共和国的盾牌》（1943年）、《美国战争的目的》（1944年）等。
日常专栏文章往往快捷有余，深度不足，上述这些著作其实构成了李普曼日常专栏写作的重要理论资源。比如，曾成为当时美国畅销书榜首的《美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一个著名的见解：“安全并非建立在抽象的原则之上，而是建立在实力之上。国际会议中的多数票是无济于事的，只有联盟和势力范围才能支配各国的行为。”该观点曾多次出现在“今日与明日”专栏中。
找一个幽静的所在，猛攻几个月，写完一本书，这是李普曼进行长篇著述的常态。比如为了写作《美国的对外政策》，他将每周的专栏从三篇改成两篇，以疯狂的速度写作，仅仅四个月，该书即出版。从多部著述引起的巨大反响来看，他的作品显然以逻辑严密、观点独到征服了读者，并非哗众取宠的急就章。比如《公共哲学》出版于1955年，但在17年前他就开始为这本书做笔记了，从孕育到出生，一部书常常经历了长期思考与打磨。
启示四：虽然有体制的保障，仍需个人对理念的坚守
不少论者在介绍李普曼时说，他是美国的国家级智囊人物。但仔细分析会发现，这和我们寻常理解的政府智囊似有不同。他并非和政府合为一体的御用人士。他可以和官方合作，获得参与国家最高机密的机会，甚至帮助制定起草国家政策，但作为新闻界名流，他又可以独立于官方政策，享有个人判断权，享有自由发言权，在很大程度上，他并不听命于政府，甚至总统也无权干涉他。
毫无疑问，这和美国的新闻体制有关。根据《第一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维护媒体在事先不受限制和不受政府或全国各级法院的惩罚性行动威胁的条件下享受言论自由的历史权利。（4）由这一传统出发，新闻的独立性在美国受到很好的维护。尽管如此，新闻自由的获得并非一劳永逸一帆风顺，面对来自官方的横加干涉，仍然需要新闻人挺起脊梁直言抗争。
1927年，包括李普曼供职的《世界报》在内的一大批报刊不断发表文章，反对美国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总统柯立芝恼羞成怒，命令记者把关于墨西哥问题的报道先交政府审查，然后方可刊载。报界对此十分反感。李普曼就新闻自由问题写了一篇漂亮的文章，严厉斥责了总统，文中说：“由政府官员编排报纸不是美国的习惯，也不会成为美国的习惯。”“人们给柯立芝先生似乎渴望得到的那种报刊起了个名字，即卑躬屈膝的报刊。这样的报刊是从政府官员和大企业的利益中获得灵感的。那些当权的人想看什么，它就登什么，想禁止什么，它就禁止什么。”李普曼是给小报定调子的。在报界的轰击下，在国会领袖和华尔街的压力下，柯立芝最终放弃了对墨西哥的大棒政策。
在法律上，媒体并非政府的附庸，而是社会的公器，也就有可能发出独立的声音。
在媒体与政府打交道的时候，尽管有了法律制度方面的保障，但新闻人在具体的名、利、官职等方面仍受到不少诱惑。在采访便利方面的诱惑更是随处可见。比如，西奥多·罗斯福常常召开非正式的新闻发布会。那些写了总统有异议的报道的记者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场外。（5）所以，独立的新闻品格，终归还是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和坚守。
晚年的李普曼曾警告同仁说，权势人物是消息的主要来源，然而又是“各种偏爱、特权、荣誉和自重的施舍者。”“新闻记者不可避免地要左右为难，他们既要‘追求事实真相，尤有必要和有诚意同权威人物保持良好关系。’”
在和官方打交道时，李普曼常常保持着一份审慎。秘密实施扩大越战计划后，为防范来自舆论的攻击，约翰逊政府的决策层对媒体实行了隐瞒。感觉到不对头，李普曼对政府越来越疏远，不再依赖官方所谓的机密情报来了解越战真相，而更多通过一线记者的“另类”报道和私下交流获悉战争的确切消息。在约翰逊和李普曼之间关系尚未恶化时，有一次他曾经很恼怒地谈起李普曼：“每次我把我的椅子挪得离这家伙近些，他总是把他的椅子又挪开。”——这与其说是一个写实的场景，倒不如说是李普曼作为新闻人的一种警惕和自觉，他始终提醒自己和政界保持某种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状态，虽然他有时也会在官方的种种恭维中，陷入总统和政府的罗网。
按照社会标准，对待朋友要“以忠取人”。但李普曼作为一个新闻记者，认为忠在他同政治官员们的关系中无关紧要。换句话说，李普曼更忠实于自己的新闻判断，而非忠实于某位人士，哪怕他是国务卿、他是总统。这种只相信真相和真理而为此不向任何势力屈服的精神，是这位新闻界巨人获得公信力的最大优势。
李普曼富有判断力和影响力，富有建设性，所以，能被官方纳入智囊，为最高层献计献策。他坚守自己的理念，从业于媒体，挣钱于市场，所以，能独立于政府，发出有别于官方的声音。
李普曼没有选择一条权力之路，而是选择作了一个权力的旁观者。从经历来看，他之所以能进行卓有成效的观察，能发起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能推动国家一些政策的修改，并不仅仅是运筹于书房之中，其成功的秘诀——如果有秘诀的话——一是对政治现场的贴近观察乃至亲身参与；二是周期性的国际旅行访问，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自我充电；三是通过长篇著述，对一些前沿问题作理论的原创性思考。
中国有句俗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李普曼不但做到了这一点，他还著作了万卷书，几乎每年都行了万里路。观诸国内时事评论，更多的是坐而论道，由于无法对政治现场作切身的观察，文章多是对现象对政策的阐释，前瞻性明显不足，预测性尤为缺乏。就此而言，当今的时评作者，可从新闻界老前辈李普曼身上学到很多。
注释：
1、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著 展江、殷文主译：《美国新闻史》第368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9月版。
2、据说，由于当年大陆没有加入版权公约，新华出版社于1982年7月出版的罗纳德·斯蒂尔著《李普曼传》并没有联系作者引进版权。欣闻中文版权的《李普曼传》今年初已获得作者授权，出版工作正在进行中，亦一可喜可贺之事。http://www.mindmeters.com/showlog.asp?log_id=4515。
3、两个版本分别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和华夏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林珊译《舆论学》。
4、《美国新闻史》第360页。
5、《美国新闻史》第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