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领袖何以成为革命领袖

发布时间：2006-01-27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王泽壮
——西方学者的三种方法论视角
[关键词] 革命；革命领袖；革命学；理论和方法
[摘  要] 西方“革命学”在学科分化和交叉发展的大背景下，对革命的起因、发展、结果以及革命浪潮的形成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有益而全面的探讨，然而对于任何一场革命都必不可少的“革命领袖”的研究却相对薄弱。对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尤为如此。本文参考西方二战后出版的有关著作，简明扼要地介绍研究革命领袖的西方学者如何以三种理论方法（心理学法、心理史学法和社会学法）来探讨促成革命领袖形成的各种要素，并予以简要的评析。
The Making of‘revolutionay Leaders’
——Three Perceptive Approaches by Western Scholars on Revolutions
Wang Zezhu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Jiangsu,China)
Key words：revolution；revolutionary leader；revolution study；theory and perspectives
Abstract：While the study of revolutions in the West had paid focused attention ,systematically and valuably, to exploring the causes,development，outcomes of revolutions and formation of revolutionary waves，among others，attempts to discuss the factors and motivators of  revolutionary leaders and their roles played in certain particular revolutions，etc., were wanting.So it was the case , in particular, with China’s academia. Referring to the newly published monographs concerned by some Western scholars , the author presents in this article three peceptive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the making of revolutionary leaders, and with brief comments on them.
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过许多次重要的革命如法国大革命（1789年）、俄国十月革命（1917年）、古巴革命（1959年）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1979年）等等，而且还有许多被贴上“革命”标签而冠以“革命”的多次重要的政治事件如非洲、拉美一些国家的部族暴乱、军事政变，亚洲一些国家多次发生的超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等。尽管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的革命性政治运动不绝于耳，且20世纪开始以后一些西方学者还专门对革命的起因、过程和结果等进行研究和探讨的所谓“革命学”在学术界还颇为活跃，但是，以革命人物（领袖、骨干和群众）作为专门对象的学术探讨则是相对薄弱的[2]。不过，就笔者目前所见到的西方学术著作来看，仍然值得从其理论方法上进行一番梳理和概括[3]。
根据理论家不同的学术背景和方法论旨趣，我们把革命领袖研究的理论视角大体概括为三种：精神分析法、历史心理法和社会学法。精神分析学派的“革命学”者特别重视革命领袖个体的早年时代和早年时代所经历的心理体验，并视之为革命领袖之所以成为革命领袖的内在动力的源泉。该派学者通过分析领袖人格的内在动力机制，进而宣称他们已经能够做到正确区分和找到革命领袖之于革命行动的内在动力源。所谓历史心理法指的是研究革命领袖时，把革命领袖心理因素和社会历史动力两者结合起来。这一派学者认为，革命领袖的早年时代所体验的心理特征和情绪感受如焦虑、愿望、挫折感、失败感、喜怒无常和变化多端的心理等主观体验都必须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才真正能够理解。心理动机和实际生活体验、记忆、失败以及长期的犯罪感等互相结合在一起就会影响革命者的原动力。而社会学法则主要围绕着领袖人物所具有的独特的、超自然的领袖品质，因而对其追随者具有非凡的、磁铁般的影响力的“领袖魅力”（charisma）这一概念展开论述的。下面，笔者就上述的三种不同的分析视角逐一予以概括性介绍和初步说明。
一
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为德国著名医学家、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依德。他认为支配人的各种心理状态和情绪表征只是人的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冰山一角，起根本作用的还是人的内心深处的潜意识。潜意识可进一步分为“自我”、“本我”、和“超我”三个层次，其中“自我”处于潜意识的最底层，对人的各种心理特征和行为表现具有根本的规范作用。他认为充分认识和理解“自我”，是认识和理解各种不同的心理和行为的关键，是深入到人的各种不同行为背后，真正理解人的内心世界的钥匙。精神分析学派自创立伊始，因其强大的解释功能和新颖独到的认识视角，而迅速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学科渗透。有些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便吸收心理分析学派的理论来研究“领导行为”（Leadership），还有一些学者用这一理论来研究政治人物和革命人物。
不过，弗洛依德的理论被其他学者吸收和利用过程中多多少少都以不同方式加以修正、改造。象美国政治学家赫罗德-拉思维尔(Harold Lasswell)着重研究“政治人”的心理动力。他尤其认为政治人物对权力的高度痴迷乃是政治人物自我感觉能力不足和缺少自尊的一种心理补偿。换句话说，政治人因为其内在的自卑感和自尊心不足便会培养成一种以权力为中心的人格。他首先要获得权力，因为他只有通过行使权力才能使自己的尊严得以维护。能够使政治人物全身心地关注公共事物和政治生活并表现为关注公共利益的正是这一内在的心理驱动力在起作用。拉思维尔还把政治人物的人格分为三类，即鼓动型、管理型和理论型。鼓动型的人格特征表现为把某种事业使命感、强烈的自恋行为和对大众情感偏向的高度依赖性结合在一起。而管理型的人格特征表现为不把个人的需求和动机凌驾于非个人的具体事情上，其最大的兴趣即在于协调各种措施以使其管理活动得以持续下去。而理论型的人总是被各种疑问所困扰，沉缅于各种琐碎的理论论证，属于那种教条主义者。用拉思维尔的原话讲，就是“对自己的高度怀疑再加上对外部世界的的怀疑，而这种怀疑总是以虚饰的追求真理的方式得以缓和。”拉思维尔把参与包括革命在内的各种社会运动的人同样看成是把个人动机“替换”成公共目标的人[1]（pp175-176，263-264）。美国另一位政治学家沃芬斯坦（Victor Wolfenstein）则在拉思维尔的“替换”假说的基础上，更加具体地研究了列宁、托落茨基和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甘地三个政治领袖人物的人格特征。沃芬斯坦说，这三位领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终生对国家这一更大的目标报有敌意。他说，根据弗洛依德的理论，这些反抗现状的“反叛者”，在俄狄浦斯情结的作用下，总是把对抗的矛头对着父亲。他还采用心理学家爱瑞克逊(Eric H. Ericson)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学习信任期、积极自主期,发展主动性期,变得勤奋期、建立个人认同感期、承担社会义务期、显示创造力感期和完善期[4]）来进一步阐述驱使个人走向革命行动的心理动力。爱里克逊的理论认为，人格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存在一个危险期（危机），要想从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顺利完成过渡，则每个阶段的危险期都需要成功克服。沃芬斯坦据此认为，革命动力乃根源于革命领袖人物个人无能力克服生殖状态的危机即俄狄浦斯情结，最终，对于国家目标的反抗取代了作为反抗对象的父亲。沃芬斯坦说：“这种人格的基本特征是基于对政府权威的对立，是该个体持续需要表达他对父亲和政府官员的压迫性行为的攻击性的冲动的结果。对政府具有攻击性冲动使其一生都对政府抱有憎恨情绪。”[2](p308)换句话说，革命领袖总是倾向于把政府视为邪恶的化身，于是乎，政府的一切举措都应该受到毫不犹豫的坚决反对。经过一个时期，对政府的憎恨或反抗行动逐渐演变成不自觉的意识而进入其意识形态，之后，革命个体的所有对于政府的对抗性行为便获得了正当性，因此，反而视自己的憎恨心理和反抗行为是理所当然的。由于个体的革命行为获得了正当的理由，其革命行为便获得了“顺应天意”、“替天行道”等崇高的道义色彩。因此，沃芬斯坦认为，列宁、托洛茨基和甘地三人最终都各自“炮制”了一套自己的革命理论（或者叫革命意识形态 revolutionary ideology）。这些理论又把等同于慈父般的角色如美仑美奂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为每个国民都能带来幸福和自由的民族解放事业等完全置于与“邪恶的化身”如沙皇专制统治、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残酷统治等相对立的地位。沃芬斯坦还分析说，革命领袖所持有的价值观根源于革命领袖在其早年时代，对父亲权威的对抗行为而产生的犯罪感。在早期时代培养和形成的价值观尽管在以后的岁月中随着生活体验的增加和丰富而经历了某种程度的变化，但其基本要素却深深地扎根于这些革命领袖人物的意识之中，终其一生都不会有多大改变的。这种犯罪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在青年期以后的人格发展历程中，根本不可能消除其影响[2](pp82-83)。佛洛伊德曾认为“超我”的发展是发生在个体生活早期阶段，试图内化来自父亲的种种呵斥、厌弃和训诫等禁忌以消解俄狄浦斯情结所带来的结果。之后，儿童便培养一种是非意识（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是非标准、良知），培养了最初的是非判断力，既表现了“超我”，又表现为儿童试图认同并获得父母的赞扬和感情，从而避免来自父母的惩罚和他们的不快。心理学家皮亚杰则认为，儿童在以后的岁月中很可能对来自外在的约束变成态度严厉、立场坚定的反叛行为，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逆反心理。大多数的情形是社会化力量使之改变了对外在约束的态度、看法和认识，以便使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避免了对上述约束采取极端的、绝对的态度。实际上，弗洛伊德曾坚信，个体早年时代的生活经验以及由之而形成的是非观念在成年以后几乎不会发生什么改变，因为这是受到生物学意义上的子—父期待的规律支配的结果。西方学术界经常以甘地、列宁和希特勒等三人作为心理分析的案例和佐证，借以分析和梳理他们的心理（人格）发展历程与他们的社会政治行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尽管他们的早期经历不能完全解释他们日后的动机和野心，但从方法论上来讲，探讨、理解一个人成年以后的思想和行为发生、发展的特征和原因时，除了具体分析当时的特定的历史环境、阶级意识等客观的物质因素外，还把我们的视野拓宽和延伸到种种历史表征之后的精神因素，深入分析和揭示历史主体的主体性因素，应该说，这种思路和视角都是非常独特的。分析革命领袖人物早期的生活经历以及其早期心理状况与他们在成年后的社会政治行为的关系，对我们理解领袖人物的所作所为确实颇有裨益。
鼠年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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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看甘地。甘地出生于印度上流社之家，他的父亲是普尔班德邦的首相，属于包括农民和工匠在内的吠舍种姓。在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背景下，他的父亲拥有非凡的政治影响力。同样，甘地家族也以正直和自立而见称一方。甘地就是在这样一个有五个叔伯及其各自家庭组成的大家族中长大。在这样的大家族生活中，甘地自幼就养成了忍耐、济人和善于群体生活的个性。他在回忆录中称赞他的父亲具有正直、守信、勇敢和乐善好施的品质，但是，同时也具有性情急噪及强烈的纵欲倾向。根据艾里克森的研究，甘地在这样的一夫多妻制的大家族中，是最小的孩子，而且自幼体弱多病，他总是害怕他的父亲，老是觉得自己不配称为“男子汉”，与家族所要求的“男子汉”标准相去甚远。沃芬斯坦在艾里克森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说，“甘地的心灵同时受到服从父亲（以及自己的‘超我’——父亲的道德标准的内化表现）的强烈愿望和以母亲的标准为标准的强烈愿望这两种对立的愿望的折磨。”对甘地来说，他的母亲是正直、圣洁和完美的化身，母亲总是始终如一地恪守印度教所有教规教仪。而对父亲则是既敬重有害怕，可谓敬畏并存。艾里克森说，甘地自幼就受到这两种具有同样的强烈程度但在取向上属于相反的心理倾向的折磨，造成他的幼小心灵中具有强烈的不安感（feeling of insecurity），尽管他在幼年时代也曾表现出独特的优越感和原创意识。[3](p55)
列宁也是出身优越。其家庭被当地人普遍地认为是幸福之家，与当地的居民相处十分融洽。他的父母属于中上流社会，父亲以讲求诚信、态度和蔼、关心他人而在当地很有口碑，在家中还经常陪孩子一起温习功课。家中六个孩子之间发生争吵时，他总是居中调解，让他们心服口服。同样，列宁的母亲也是讲信用的人，且具有很强的机智善变能力，经常给孩子们弹钢琴、唱歌，还为孩子们朗诵诗歌。
据说，列宁就跟他的父亲一样，习惯于为公务经常在外奔波，居无定所。沃芬斯坦说：“其父亲高尚的道德、正直给儿子造成的影响便是儿子列宁极度需要‘超我’，以至列宁在其父亲去世后具有他无法表达的悲伤以及由于父亲的熏陶而无法体验的犯罪感” [3](p56)。父亲的道德标准和界限分明、立场坚定的是非观对列宁以后的革命行动起到了关键的激励作用。
而奥地利人希特勒，与上述两位不同的是，他的早年时代生活十分艰辛，亲身体验过生活单调、物质匮乏的生存困境。由于父亲酗酒成性，家庭中总是充满了争吵和暴力。父亲不仅疏远了母亲，同时也疏远了希特勒。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回忆他的母亲说：“母亲为家中奉献了一切，给我们这些孩子们以持久的关心和爱护。”而对于父亲，他曾经抱怨说，父亲尽管是一个对工作有责任心的国家公务员，在家中却无比冷酷、野蛮，时常表现为心胸狭窄、性情暴烈，动辄对家中其他成员轻则呵斥、辱骂，重则拳脚相加，又不愿为家中承担任何经济责任，尤其是在染上酒瘾之后。字里行间之中，希特勒表达了对母亲的眷念之情，父母两人截然相反的鲜明对比使希特勒自幼便对母亲产生了强烈的依恋心理。而对父亲则抱有鄙夷和憎恨之心。心理分析学派认为，希特勒对其双亲的感情具有二分法的性质（dichotomy of attitudes）。他热爱母亲而否定父亲的心理倾向逐渐变成他的一种潜意识，并在他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表现出来。比如，他称德国为祖国，用的不是德语中习惯使用的阳性词（fatherland），而用阴性词（moherland）。据说，他还喜欢把德语中的一些中性词用成阴性。希特勒以“母邦”称呼德国，憎恨曾经给他带来巨大的“心灵创伤”的奥地利及其首都维也纳，日后他对奥地利施以惩罚，其中多少都隐含着某种对父亲凌辱母亲的恶劣行为的报复意味。他对于他所认为的所谓“奥地利侵略德国”，所谓“贪婪的犹太人对祖国的强暴”，以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对祖国的宰割”，等等这些国家之间政治大事，对作为个体的希特勒本人造成的心理伤害要比一般人强烈得多。所以，心理分析学派的学者据此断言，希特勒能巧妙地利用二、三十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给德国人造成的恐慌和不安的有利时机，把他的个人意志径直地投射到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实际上是他早年所经历的心灵创伤体验所留下的，但一直被当时不适当的社会环境所压抑已久的内心痛苦，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而已[4](pp141-142)。
这些深刻的心理作用曾塑造了希特勒的政治极端主义。可以说，他个人的犯罪感、焦虑感、挑战常规的政治冒险意识以及对于他所臆想的所谓“不公”所持有的道德义愤等等这些心理因素，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决定着德国的命运，并极大地影响了德国的政治、军事未来[5]。
西方学术界以研究革命领袖而著称的美国政治学家穆斯塔法·雷贾伊（Mostafa Rejai）和凯·菲里普斯（Kay Pillips）认为，所有的革命精英在其个人的人格发展过程中，都具有程度不同的或组合方式不一的心理学动力（Psychological Dynamics），并且这些心理动力是逐渐培育和发展的。他们还进一步把心理学动力细分为6种：1）虚荣、以自我为中心和自恋倾向，2）注重精神修炼、严格的道德和宗教自律和讲究美德与品行，3）相对剥夺和社会地位缺失，4）边缘地位、自卑情结和出人头地的冲动，5）显而意易见的俄狄浦斯冲突，6）唯美情趣和浪漫癖性。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们曾对英国革命以后400多年来，全世界29个国家中31次革命运动中所涌现的135位革命领袖人物进行综合研究。他们发现，这些人物获得权力的年龄一般在40岁至50岁左右，通常在青少年时代就接触过革命思想或参与革命行动，他们大都出生或成长在城市或城镇，并且热爱城市生活。就这些革命者的社会地位而言，有大约50%出身于中产阶层，大约30%出身社会底层，大约20%则出身显赫，属于上流社会。他们通常属于主流价值观的持有者，服从主流的伦理、道德和宗教，其中部分人逐渐在成人以后倾向无神论。革命领袖大多数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高达75%的人具有大学、学院等高等教育背景或专业技术经历。促使革命领袖人物采取行动的最重要的环境因素（或者说触媒catalyst）为：1）全国性的危机或紧急状态出现，2）导致被统治者与殖民者直接对抗的反殖民主义冲突的发生，3）国家长期政局动荡或陷入内战或武装的割据势力对国家的统一权威的削弱和打击，如阿尔及利亚、中国、哥伦比亚、古巴、墨西哥、巴勒斯坦、南非、越南等，4）偶然的特殊机会出现。[5](pp99-101)
西方许多革命研究的学者大多公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革命领袖身上，都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共同特质：正义感。换句话说，正是正义感，或者说，对于“正义”和“非正义”的坚强信念才是革命领袖能够一往无前、出生入死地献身革命事业的精神动力。正义感使他们坚信他们的革命行为是匡扶正义、铲除邪恶、替天行道的正义事业。当然，需要说明的是，革命领袖心中的所谓“正义”和“非正义”，首先是纯粹的个人信念，然后才有社会现实中的“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也就是说，现实中的正义与否是以领袖人物的个人认知，以领袖的“正义”、“非正义”为转移的，这种情况在极权主义社会中是极为常见的，是意识形态霸权的自然表现，也是政治权力垄断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必然延伸和要求。
除此之外，革命领袖的革命行动还有其他表现形式的激励因素如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渴望摆脱外来民族统治、压迫和剥削，渴望增加社会财富、提高同胞的生活水平，渴望祖国拥有强大的实力和国际声望等。
革命精英还有一点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即在于，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与社会规范、角色期望、行为惯例的要求相比明显存在着的生理的、社会的或心理特征等方面的差异。概而言之，革命者都是那些在早年生活中深刻地体验过心灵创伤的个体，这是革命者都具有的共同特征之一。其二，革命者的心理体验比一般人要深刻的多，强烈的多，他们更易体验到不安全、焦虑心情和绝望情绪，换句话说，他们的内心感受比一般人要敏感得多。或者是个体的生活中遭遇过打击或挫折，或者由于身体状况不佳而感到无能为力，或者生理畸形，或者是感觉到意志薄弱，或者是非婚生，或者是受到社会大多数恩歧视的少数民族成员。个体早年生活中的遭遇，哪怕有时纯属偶然的，都有可能变成革命的种子，深深植根于这类个体的内心世界，激励和促使他们为了找回自尊以获得心理补偿和平衡。[4]（p143）
二
 
就理论分析方法的侧重点而言，精神分析学派着重分析革命个体的内在心理冲突，而心理历史学方法则把影响领袖个人成长的社会历史因素及政治环境与该领袖人物的人格特征的培养和发展过程结合起来，加以综合性地考察。最早尝试用这一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和探索历史人物和历史运动背后的潜在因素——心理因素的学者是美国政治学家、心理学家艾里克·艾里克森（Eric Erikson）。他把这两门具体研究对象并不相同的学科糅合在一起，力图把革命领袖的内在人格与他所处特定时代历史环境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每个人的生命周期内可以分为8个阶段，每个阶段前后相连，明晰可察，并且随着该个体所遭遇的生活时空的展开，人格的发展响应地受到影响[6]（p6）。在他看来，每个阶段都存在一个明显的“危机”或“转折点”，如果这些危机或转折点皆能成功地度过，那么就会助于个体的人格既充分分化又能全面地发展。与沃芬斯坦在研究列宁、托洛茨基和甘地时，特别重视他们在具有俄狄浦斯冲突的生殖阶段所不同的是，艾里克森在研究18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和19世纪印度民族“圣雄”甘地时，重点放在路德的发育期和甘地成人期各自的“转折点”上。他认为，要理解路德为什么能够成为宗教改革领袖，关键在于分析他在发育期间出现的“认同危机”，如果这一危机能顺利度过，那么就会使其人格得以全面发展。而甘地的问题就在他是否能够为了为后代树立榜样而完成其领袖事业的角色转变或者是完成父亲角色的转变，换句话说，甘地身上存在着“繁育危机”。艾里克孙高度重视个体生活中所经历的某些重要事件，并加以详细说明和分析。
 
艾里克森首先便对路德20多岁时在修道院唱诗班时的一次经历进行分析。他说，曾经有人亲眼见过一次路德仰卧在地上，用德语和拉丁语喃喃地呓语：“不是我”或“我不是”。爱里克森认为，路德的这一反常行为的意义即在于它表明了路德出现了“认同危机”。接着，爱里克森从路德的家庭背景和早年生活状况等方面讲起，详细说明路德的“认同危机”到底是如何出现的。路德的父母以严格要求孩子而著称，而且他的启蒙老师对他也是非常严厉的。路德自幼就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又不合群，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具有反抗外来约束的倾向。不过，有的时候，他也大发脾气，似乎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在爱尔福特大学读书时，对他有重要影响的几个老师对罗马天主教的教条主义都持有激进的批判态度。硕士毕业后，他突然改变对父亲的态度，公然违抗父命，进了一家修道院，潜心研究神学，并在23岁时获得职业牧师的资格。牧师课程的严格训练和俯读仰思的聪颖使他获得了系统全面的宗教知识，更加坚定他的宗教信念，使他能够打着宗教的旗帜反对宗教。路德33岁那年（1517年），开始公开地、坚定地向天主教发起挑战：他在维登堡大教堂的大门上贴上他宣言式的《九十五条论纲》，公开提出通过信众个人的修炼而通向上帝怀抱的终极之路，对传统的教会僧侣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教会等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按照爱里克森的话来说，马丁·路德敏感地抓住并公开地道出了当时数百万人想说又不敢说出的想法，满足了当时普遍存在对罗马教廷的霸权地位不满而又不敢付诸行动的社会心理。路德作为宗教改革的领袖，之所以敢于公然挑战罗马教廷至高无上的权威，其内在精神动力即在于他早年在人生道路选择的问题上敢于违背父亲的意愿的勇敢精神，与当时业已普遍存在的对罗马教廷的积怨这一环境因素相结合，从而使之获得反抗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个人的反叛精神受到周围客观的现实因素的激励和鼓舞，促使马丁·路德成为轰动一时的宗教改革领袖。[7]（p155）
 
在研究甘地时，爱里克森把1918年阿哈姆得巴德纺织工人大罢工事件作为分析甘地领导的非暴力运动发展历程的起点，认为这次事件是甘地首次使用“非暴力”作为反抗英帝国殖民统治的政治斗争的策略，是甘地早年的非暴力思想首次付诸社会实践，因而对甘地的一生来说具有分水岭性的意义。从这次事件开始，甘地利用印度教徒的传统教仪斋戒（禁食）来表达政治意见，即宗教礼仪政治化。自此之后，他在领导以全民“不服从”为斗争手段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时，才正式把他领导的运动命名为“消极抵抗”运动或“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爱里克森认为，甘地以传统的教规教仪为武器的“非暴力”的“消极抵抗”，表明他试图利用这一手段来化解自成人以来一直困扰他的“繁育危机”（the crisis of generativity）。反对英帝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自由的伟大政治事业的正当性首先表现在他的行动得到大家族内大多数人的鼓励和支持，然后又通过使他的政治事业得到全印度国民广泛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得以完全实现。从宏观层面来说，甘地在进行着一项伟大的民族重建事业，而从微观层面来说，甘地所从事的是“自我创造”。甘地对于父亲的犯罪感多年来一直折磨他的良心，随之而产生的沮丧感、绝望感和羞耻感使他致力于通过“集体事业”改变印度人对于英国殖民者的自卑心理，从而借助他人对自己的“集体事业”认同和赞美来克服甘地本人的自卑。通过改变国家层面的政治地位和面貌，甘地同样完成个人人格层面的转换和自我形象的改变过程。这两个层面是同时进行的。爱里克森说，通过对路德和甘地两个典型案例的分析，看出历史环境的人格冲突两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那些大人物总是使历史环境适合自身的心理需要，总是不自觉地根据个人的人格特征和隐性的心理动机对外在于自身的社会历史施加影响。其影响的方式和特征则是以其人格特征为底线和范围的。
 
甘地本人在走向成人的关键时刻，曾经发生过一次影响他一生的重要事件：他结婚的当天晚上，正在与自己的新娘享受床第之欢时，他的父亲在前往参加儿子婚礼的途中不幸遭遇车祸而惨死。对父亲的死，甘地内心充满愧疚之情，一种强烈的犯罪感开始深深地埋藏他的心中。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前，他对自己作为一个印度教居然违反教规而吃肉、说谎、吸烟等不敬行为，已经深感自责。父亲的不幸罹难，使他的道德负罪感日臻严重，以致丧失了正常的理智和逻辑：尽管他父亲的死与他自己的色欲丝毫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他还是把父亲的死归因于自己的肉欲和贪欢，换句话说，他把纯属偶然的外在事件与自己的道德禁忌联系在一起。这些心理因素对他行为方式的影响同时又与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同胞到他的办公室里哭诉种种不幸等事实结合在一起。加之他曾大量阅读过托尔斯泰的作品并深受影响。于是，强烈的个体体验与社会需求相结合，才使甘地逐渐形成自己的政治斗争策略，即通过的示威游行、不合作的消极抵抗等宗教政治化（或者说政治宗教化）方式，表达印度人民的政治诉求。[8]（p213）
三
 
所谓社会学方法，指的是，探讨造就革命领袖的各种因素时，着重分析革命领袖产生的社会土壤，或者说，哪些社会因素、社会条件（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心理的等等）是革命领袖得以产生的不可或缺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被马克思·韦伯引入他的宗教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克利奇玛”（charisma）成为西方学者探讨革命领袖成因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charisma”一词最早由13世纪的教会史学家卢道夫·索恩的著作中出现时，其含义仅为“天赋的魅力”或“受到神启示的领袖”，仅是一神学概念。然而，该词在韦伯的著作中使用时，其含义要比原先的神学内涵要丰富的多。他用这个词来表达“追随者对领袖人物的个人神威或超人的能力、模范品质或天生品格的承认”。[4](p147)也就是说，一个具有摄人魅力的领袖必须是具有与凡人众生相区别的那种超自然的或超人的特质。不过，韦伯只是指出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些领袖人物的被追随者“承认”的“摄人魅力”、“神威”又是怎么来的。领袖人物之所以能获得追随者的神迷和盲从，除了存在着追随者个人的非理性成分外，究其根本还是因为领袖确实做出了超出一般人的业绩。换句话说，领袖如果没有做出令人称道的杰作、伟业、事迹或奇迹，没有获得“魅力”的基础，群众又怎么会崇拜他呢？这么说来，领袖的魅力也不是空穴来风，与生俱来的，也不是追随者完全凭空想象结果。否认这一点，就等于承认领袖魅力是天生的。所以，连韦伯自己也承认：“具有摄人魅力的领袖人物只有通过生活中表现力量才能获得和维持自身的权威。若想做先知，必须显奇迹；要想做军阀，必须立战功。总之，他的神圣使命是使那些追随他的人生活美满幸福，他显然不是上帝派下人间的主宰者。”[9](p328)与传统型的权威依赖于先赋的、神圣的传统，法理型权威有赖于法律和秩序才得以维持不同，“克利奇玛”型权威则根植于领袖和追随者两方之间的“情感归属”，具体地说，就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得以维持，并不一定靠加薪、提拔、或者其他种类的物质性诱惑；真正使追随者心悦诚服的追随着领袖人物，或者使两者之间维持“领导---服从”关系的是领袖所指引的方向和未来事业的使命感和召唤感。这类领袖人物总是表现出惯于超越常规、突破烦琐的制度限制、全面拒斥过去，而且富有浓厚的革新精神和创造欲，善于对未来图景进行勾画、描绘。而这一切在社会动荡时，在混乱时局中，在群众无法把握其命运和未来时，最容易出现。
 
韦伯提出的“克利奇玛”概念已成为西方学者研究政治运动、政治发展和政治领袖的独特而重要的范式，经常用来研究二战以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袖如纳赛尔、苏加诺、恩克鲁马、庇隆等。美国政治学家威尔纳（Wilner）还用这一范式来研究殖民地国家中，摄人魅力的政治领袖人物出现时所伴随的危机状态。换句话说，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紧张、混乱和动荡对个体的生活和安全所构成的压力，不论想象的，还是真实的，都会随着压力强度的增大逐渐达到这样的状态：人们集体地期盼和欢呼全民族的“大救星”、“救世主”。也就是说，“克利奇玛”式的领袖总是与“克利奇玛”式运动联系在一起。[10](导言)美国学者塔克（Tucker）干脆就把两者等同起来：领袖人物为了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实现伟大的社会理想而招募、动员普通群众参加社会政治运动。由于这类政治运动一开始，政治领袖就有清晰明确的社会政治目标，因而从一开始就在群众中树立了先知先觉的启蒙者形象而被群众认可、信奉，群众参与运动是为了继续领袖已经开始的事业。所以，追随者对他所参与的事业的崇高期望、坚强的信念和勇敢的献身精神都源自于领袖人物的先知般的“洞见”和高瞻远瞩的未来景象。领袖人物为他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未来方向的每一步都与他们的幸福和痛楚相关切，因而追随者愿意心悦诚服地充当运动的先锋队，出自内心地对领袖人物抱有无比崇高的敬意。[4](p128)
 
另一位美国学者道顿（Downton）则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克利奇玛”现象产生的原因。他称这一现象属于“心理互换补偿”现象，即通过领袖和追随者两者之间的互换补偿过程，双方都可以成功地互相满足人格需要。他用弗洛伊德和爱里克森的有关理论来探讨追随者的义务感和使命感的来源。他认为，义务感和使命感来源于追随者人格张力，而人格张力又为其本人无能力完美地解决“本我”及“超我”之间的冲突所致。就追随者方面来说，自我软弱是导致心理互换补偿，也就是其高度认同领袖的主要原因。道顿还进一步指出，领袖人物对追随者“克利奇玛”式的感召力来源有二个方面：一为心理距离，即因为追随者在“自我”与“超我”之间设定的目标存在差异而以“自我”取代领袖人物；二是认同危机，即自我理想未完全成功地或未能给“自我”提供适当的认同来面对现实世界，进而产生了诸如“我是谁？”、“我是什么人”一类的自我追问。两种情况皆表明，认同领袖人物有利于追随者缓解自身的焦虑感、紧张感、犯罪感和不安全感，同时又能强化追随者的认同感、自立感和自尊感。换句话说，追随者与领袖人物之间的关系通过有效地调和“本我”和“超我”之间的冲突而有助于培养追随者特有的人格[11](p121)。
 
道顿认为，领袖人物和追随者双方之间的心理互换补偿的基础在于，一方面，领袖人物需要追随者的承认、尊敬和景仰；另一方面，追随者需要角色模式（role model）和异己权威（transcendent authority）。因此，领袖人物总是视追随者赋予的尊敬、景仰甚至膜拜为自己理所当然的一项权利，进而有意或无意地强化了自己“克利奇玛”式品质；对追随者的回报是，他必须履行作为“角色模式”要给追随者带来安慰、信心和安全感，进而变成追随者的代言人等所有职责。追随者需要这样的“异己权威”，以克服自身的心理冲突和困境，而领袖人物在履行他本人“角色模式”的所有职责的同时，恰恰满足了追随者的心理需求。根据双方心理需要的内容不同，道顿又进一步把“克利奇玛”式领袖分为革命型领袖和保守型领袖。两类领袖同样可以满足各自的追随者的心理需要：革命领袖满足了那些追求革命、投身革命甚至准备献身革命的追随者的心理需要；同样，保守领袖满足了那些反对变革、维持现状的追随者的心理需要。据此，道顿得出结论说，克利奇玛式领袖既有可能成为引起变革、造就革命、推动革命的革命性因素，也有可能是维持现状、拒斥变革的保守性因素。[11](pp122-123)
四
 
然而，如果我们细心地对西方革命领袖人物（所谓“革命领袖”即是指那些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和权力斗争的或投身社会改造运动的重要的领导人物）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梳理和把握的话，尽管我们可以勾勒出三种基本方法论倾向，但就笔者所接触到的著作来看，对革命精英、革命骨干，或普通革命群众的分析探讨，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依靠直觉把握和空泛想象的层次上，也就是说，缺少经验分析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全面的理论把握。
首先，任何革命领袖的成功必须具备特定的社会基础和必要条件，缺少某种特定的社会基础和必要条件，任何革命领袖都不可能有所作为。革命的意识形态可以部分地由天才的革命理论家“构建”出来，而且对革命运动的发展有着至关重的影响，但至今还没有哪一场革命运动是某一个革命领袖单独“创造”的。他们必须能够充当普通群众的“代言人”，能够代表大多数群众的心声，舍此，他们同样不可能有所作为。过分夸大革命领袖的主体性作用，忽视制约革命领袖主体性发挥的客观政治历史环境，就会不自觉地陷入唯意志论。要知道，列宁、甘地、毛泽东以及卡斯特罗等这些革命始作俑者尽管他们从早年开始就设计着革命未来、亲身投入到革命事业之中，并且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革命事业的成功与否，但是，他们都经历了自普通的革命者始，以革命领袖终这样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而并非一开始就以革命领袖的面目出现在革命运动中。这些革命精英人物在革命事业的对于早期的革命政党组织和发展和在普通群众的组织、动员和革命思想的灌输和教育等问题上总是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没有他们，革命面貌完全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另外，革命领袖之下的革命干部（骨干）或者说是中层革命人物，直接听命革命领袖的指挥并具体负责具体的组织、动员资源和群众、灌输、协作和纪律实施。他们是革命精英人物和普通群众两者之间的传送带。再者，革命领袖及其骨干对革命进程的实际作用只有通过在革命群众中构建革命事业合理性、正当性以及革命计划、策略等只有在普通革命追随者（群众）得到顺利执行等途径才能发挥出来。
 
其次，在早期的西方思想家眼中，“领袖”首先即指那些“伟大人物”（big man）、“非凡人物”，他们的关注焦点大多集中在领袖人物的非凡记忆、焦急心理、情感方式、品行特征、难以捉摸的脾性和习惯等等领袖特质（traits）。这种看法在古典时代的作品如柏拉图的“哲学王”理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托马斯卡莱尔的英雄观、尼采的超人学说等中都有所体现。另一类早期理论家并不重视领袖品质和伟大人物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而是着意强调社会力量和环境作用对领袖人物形成的必要性。社会结构因素在这一类理论家的眼中是最为重要的，是领袖人物之所以能够诞生的最决定性因素，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以及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还有一类理论家以维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为代表的折中理论，即试图把上述两类理论的精髓论点结合起来加以调和，认为领袖人物的诞生是领袖人物的先天秉性（traits）和社会因素（situation）两方面互相作用的产物[4](p138)。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这一理论占据领袖研究领域的主流地位，无不强调先天禀赋和后天环境两者之间相互作用对领袖人物产生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对领袖研究贡献最大的社会心理学家，大都按照这一思路进行的[6]
 
再次，无论是一般性的社会组织的领袖（leader），还是革命运动过程中诞生的革命领袖(revolutionary leader)，要实现其领导功能，也就是说，领袖为了有效地向其追随者施加影响，使他们按照一定的适当方式组织起来，让他们朝着特定的方向努力，以期达到预定的目标，那么，他必须实施一定的领导行为（leadership）。而领袖要想有效地实施领导行为，除了他必须具有法定的权力影响力之外，还要辅之以非权力影响力，即他的道德品质、勇气、毅力，把握时机、分寸、尺度等。总之，“除了一种必不可少的能力是将实效观念和眼光、直觉或运气结合起来，能够用一种超越理性的方式作出正确的决定外，”领导行为还是“一项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是一种某些人具有，而另一些人缺乏的才能”[12](p415)。
[作者简介] 王泽壮（1969—），男，安徽合肥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比较现代化理论与实践。
 
参考文献：
[1] Horald Lasswel. Power and Personality[M]. New York：Viking 1962.
[2] E.Victor wolfenstein. The Revolutionary personality:Lenin, Trotsky and Ganhdi[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3] Eric Erikson.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M]. New York: W. W. Norton 1968.
[4] Earl Conteh-Morgan.Collective Political Violence[M].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5] Mostafa Rejai and Kay Phillips. Leaders of Revolution[C]. CA: Sage Publications 1979.
[6] Eric Erikson.Children and Society[M]. New York: W. W. Norton 1962.
[7] Eric Erikson.Young Man Luther:A Study of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M]. New York: W. W. Norton 1962.
[8] Eric Erikson. Gandhi’s Truth：On the Origin of Militant Nonviolence[M]. New York: W. W. Norton 1963.
[9] Max Weber.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M].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10] A.R. Wilner. Charismatic Political Leadership[A]. Princeton: Princet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Monograph no.32 1968.
[11] J.V. Downton.Rebel Leadership.Commitment and Charisma in the Revolutionary Proses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73.
[12] 亚当库珀、杰西卡库珀主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C].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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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文“leader”一词，可译为“领袖”、“领导”，两种译法的涵义似乎有所差别，“领袖”强调地位属性，而“领导”则强调行为属性.本文是本着这样理解来使用”领袖”一词的。
[2] 关于西方革命学研究的一般理论、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等，参见拙文《多维视野中的“革命”》，载《史学月刊 》，2005年第4期；郝文杰《‘战后’西方革命理论研究述评》，载《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
[3] 有关革命领袖的形成和在运动中的作用问题比较详尽的探讨，请参阅Mostafa Rejai and Kay Phillips: Leaders and leadership :An Appraisal of Theory and Rearch, Westport, CT: Praeger 1997版及James Macgregor Burns: Leadership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1979版 两本著作。
[4] 译法从章志光主编的《社会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参见该书第54-57页。
[5] 美国学者瓦尔特·兰格( Walter Langer)曾专门研究过希特勒的心理发展史,特别是他的早年时代的心理特征.请参见其著作《希特勒的心灵世界（The Mind of Adolf Hitl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2版。）
[6] 参见章志光主编：《社会心理学》，第13章《领导者与下属群体》，446页—48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不过，社会心理学只研究一般状态下普通组织或群体中的领袖。